前言
一 细节?真实?偶然性
本书所讲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的历史，叙事时间上接《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年）。那本书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政治史。本书从仁宗养子英宗委屈纠结的即位开始，一直讲到哲宗初年司马光含恨离世。
荒唐的英宗四年给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伤害，财政困难加剧，官僚集团裂隙横生。作为英宗之子，血气方刚的神宗因而背负了为父亲和血统“正名”的责任，必欲“大有为”。开疆拓土、治礼作乐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财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趋赴，以向圣意所在”， 施展理财之术，创为青苗、免役诸法，以朝廷而行商贾之事，与富民争利，多方敛财，乃使国库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边事业。王安石与神宗先后相继，变本加厉，“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自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相至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驾崩，十六年间，“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成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异论相搅”的宽容风气，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敢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中。“危辱时代”即将来临。司马光抗争不得，自熙宁四年（1071）起，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还朝主政，更化调整。司马光对于“神宗的官场”缺乏基本认识，对追随者毫无约束意愿，对国家的实际状况缺乏调查研究，对政策调整缺乏通盘考虑，无队伍，无手段，无能力，无经验，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浊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解释详后），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时代”。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调节社会矛盾、应对内外打击的能力。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是的，我要讲的，是一个有关衰亡的故事，是北宋的政治文化由盛转衰的历史，而司马光是贯穿其中的叙事线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历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尽人皆知、题无剩义，实际上人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从开头到结尾的简单轮廓，至于特定开头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结尾的，中间过程如何，“相关各方”的选择如何，彼此间是如何互动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现时代史学研究者的任务，我以为，就是通过扎扎实实的研究，尽可能地揭露细节，通过细节展现过程，接近真实。
十六个月的“司马相业”，导致了后世对司马光评价的两极分化，爱之者视之为悲剧英雄，不吝赞美；恶之者斥之为顽固保守，大张挞伐。认识分歧冰火不容的双方，却拥有共同的认识前提，那便是，这十六个月的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细节”却告诉我们，在执政的最初九个月当中，司马光其实是“什么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领导集体人员构成新旧力量对比悬殊，司马光一派处于绝对弱势。其次，神宗元丰改制所创造的“三省宰相制”给司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间极其有限。元丰新制把宰相府一分为三——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俱为宰相，按照政务处理程序分工，中书取旨，门下复核，尚书监督执行。三省宰相中，中书省长官负责上奏皇帝听取最高决策，稳定拥有议政权，实际上把握着“政治的权柄”；而司马光只是门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吕公著是尚书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轮不到他们说话。最后，司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抛开体制、另起炉灶的能力和意愿——太皇太后是政坛新手，初学乍练，缺乏经验；司马光骨子里尊重体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样的魄力。这就是“司马相公”的体制困境（本书第32章）。
九个月之后，神宗旧相中最具影响力的蔡确、章惇外放，高层人事调整结束，理应提倡和解，打破新旧间的芥蒂心结，从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时代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官僚，集中力量致力于政策调整。然而，大宋朝廷却无力完成这一转变。太皇太后在“政治实习”的过程中，与台谏官之间建立了更为紧密的信任关系。台谏官的年辈和职务特征让他们更倾向于从教条出发，非黑即白，夸大对立，鼓吹仇恨。在台谏官的引导下，太皇太后的核心关切转向了自身权威的维护；对于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经不再信任无间。司马光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无力的境地。吕公著、范纯仁极力主张和解，却无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诏书”终于出台，但却删去了最关键性的内容，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在政策调整方面，司马光的政策主张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评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确”蒙住了眼睛的朝廷却选择“站在司马光一边”。被政治纠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选择，已经无法因应政府和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北宋政治，除了可耻的堕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结局。
以上种种，唯有进入细节，才能“看见”。然而，进入细节之后，我们难免会由衷感叹“偶然”对历史发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与英宗的关系，倘若英宗是仁宗亲子，或者倘若仁宗对英宗的承认来得不是如此艰难被动，那么，英宗朝及以后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比如，倘若张方平的父亲不是那样长寿，偏偏在儿子被任命为副宰相之后离世，那么，以张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担当起整顿财政的责任来，而王安石也就未必会获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无子是偶然，张方平丧父是偶然……无数偶然的碰撞，最终铸成了实然，这便是我们看见的历史。
二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倘若只是揭露细节、展示“偶然”，本书传递给人的信息则未免太过悲观，仿佛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隶——当时人逆来顺受，后来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后，还存在着非偶然的结构性因素，这便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统治的长治久安为最高目标，追求一个“稳定”——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两个“安全”——朝廷国家的统一与安全和皇权的安全。为达此目标，王朝政治的“理想状态”应当包括下列内容：第一，国家制度的设计倾向于地方、部门、机构、个人的分权制衡，以确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权。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对社会的频繁骚扰和过度压榨，以“不扰”为善政，皇帝与朝廷国家必须承认并敬畏社会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第三，在政治运作中，一方面，皇帝应当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于任何利益群体（比如后宫、外戚、宦官；权臣；勋贵；强藩），并具有良好的判断力，兼听独断；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够有效地辅助皇帝治理国家，这种“有效的辅助”不仅仅是作为行政官员承担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缺失，提醒皇帝统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隐患，防患于未然，弭患于已发，消除小矛盾，避免大冲突。
以上述标准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第一，国家制度设计精良 ，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第二，政策制定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所谓“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 第三，批评纠错机制实施有效，这套机制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最好成绩”的政治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能够被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北宋政治的三项核心特征——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追求国家-社会平衡的政策倾向，以及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之中，制度设计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或者说惰性；政策倾向与批评机制的稳定性则是脆弱的，影响其稳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权力。来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绝，都有权拒绝；他的任何荒谬决定，只要坚持，臣下都不得不执行”。 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皇权实施强制性约束。作为皇权的行使者，“皇帝”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时间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续，和空间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间统治者，皇帝代表着包括朝廷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江山社稷”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应当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选择和决定——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权力让他可以任意妄为、打破一切制度和传统的约束；当然，这样一来，皇帝本人、朝廷国家以及整个社会，都将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具体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过“具体的皇帝”来表达，行使皇权。如何让“具体的皇帝”更接近于“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战。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应当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国家与社会利益平衡原则，避免个人私欲的过度膨胀；“抽象的皇帝”还应接纳士大夫对皇权的约束，对批评采取开放态度，承认这是一种正向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让“具体的皇帝”做到这些呢？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传统的熏染、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士大夫集团特别是宰相大臣的引导。当然，教育不是万能的，“具体的皇帝”的具体遭遇所造成的具体心理状态，会影响甚至逆转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枢密院分掌军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与枢密院合称“二府”，二府长官构成了广义的宰相群体。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则参对而议政事，出则监督而董是非”，同时拥有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和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 因此，不管是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还是对于批评机制的维护，宰相的想法、说法与做法都具有风向标的作用。作为士大夫集团的领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导、规谏皇帝；作为政府首脑，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纳批评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导、规谏皇帝的权力与责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经典、天意人心与祖宗法度对皇权施行约束。这种约束，就其本质而言，属于非强制性的道德约束。因此，作为一个整体，士大夫必须展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或者更确切的说，集体的道德败坏会使士大夫丧失约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体道德败坏的标准，不是个别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这个群体是否陷入“恶性分裂”。 所谓“恶性分裂”，指士大夫群体分裂成为利益集团，集团利益超越朝廷国家的整体利益，成为影响个人与群体政治选择的决定性因素，集团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甚而至于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现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单等。一旦陷入“恶性分裂”局面，“忠义廉耻”必然变成虚伪的口号，士大夫必将跌下道德制高点，沦为权势的奴仆；而皇帝也将失去超越性，不得不与更善于玩弄权势的集团结合。一个王朝也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即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首先，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在朝廷国家的目标与社会利益之间追求平衡的政策倾向消失了。 不管变法派如何标榜“摧抑兼并”、“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 ，但是神宗的府库里积攒下来的钱物是事实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户部尚书李常算过一笔账，“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 总计达一亿贯以上。而这是在神宗对西北用兵、开疆拓土、长期消耗之后剩下来的钱物。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至于新法推行人员的违规操作对当地社会造成的损害，王安石的态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问其“实利”多少，“功状”如何。处理程昉淤田“广害民稼”案，处理王广渊在京东强制推行青苗贷款案，皆如此类。
其次，王安石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北宋士大夫群体的“恶性分裂”出现在哲宗亲政以后，然论其根源，则必上溯至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反对“异论相搅”，主张“一道德，同风俗”。在王安石的纵容鼓励下，神宗不再承认批评是一种正向的力量，斥之为“流俗”，理直气壮地拒绝约束。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 天变没什么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对变法的言论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还有什么是可以约束皇帝的呢？王安石还告诉神宗，“上身”即是“祖宗”（第13章），“活着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听命于太庙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彻底“解放”了，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
神宗朝的专制，按照时序，首先表现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专制”；然后表现为“皇帝的专制”，宰相沦为高级秘书。南宋政治中特别突出的“权相”现象，即滥觞于此。这两种专制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专制。正如刘子健先生观察到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
最后，以逐利为目的的政策倾向，斤斤计较的赏格罚条，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其极端典型是神宗御笔亲题的“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 的吴居厚。如学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 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 一时烟消云散。
神宗与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叹为天意。这天意的背后，是君臣间共同的思想基础——王安石与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响。南宋的李焘作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位之前，神宗曾亲自抄写《韩非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我希望让学术的回归学术，以朴素的历史学态度来观察“王安石变法”——把它“回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结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从“现在”看过去显得非常“先进”、“具有现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额信贷、免役法像现代税制，然其本质却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历史时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释就必然是“不伦不类”的。 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提”出来，用现代的逻辑去解释、包装，这种做法，是打着历史的旗号反历史，必须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国家政策，政策要实现，必须作用于社会。因此，要评价新法，必须看它在当时的实施效果，包括对朝廷和对社会两方面的效果。总体而言，新法具有强大的敛财功能，与民争利，“富国强兵”。但是，综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难断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对宋朝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破坏；个人认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对于宋朝最大的损害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专制，士大夫参政空间被极度压缩，批评纠错机制失效，腐败横行，朝廷国家因而丧失了因应内外打击的能力。国破家亡的惨剧虽然发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却在王安石与神宗。
三 作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隐藏在诸多偶然事件的背后，这些偶然事件和活动于其间的各色人等推动着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构成了本书的主体。选取不同代际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为线索探寻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变轨迹，这是我为自己选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径。北宋的政治代际可以粗略地分为五代：与太祖共同创业者为零代，赵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于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为第一代，代表人物为寇凖和他的同年们；范仲淹及其同辈政治家为第二代，他们活跃于仁宗、英宗两朝 ；司马光、王安石属于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导了国家的命运；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苏轼、苏辙兄弟和“奸臣”们——章惇、曾布、蔡京。我选择的第一个研究和写作对象是属于第一代的寇凖（已出版《千秋是非话寇凖》，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二个就是司马光（已出版《司马光和他的时代》，生活书店，2014）。在写作方面，我为自己设定的写作目标是：第一，吸收熔纳既有的专题研究成果，体察“当时常识”，力图构筑整体性的历史场景。第二，尽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实地叙述人物选择及其命运。第三，文字叙述力求“光滑”顺畅，内容的选择则坚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史学基本原则，史料依据、学术讨论部分埋入注释，以免影响普通读者的阅读感受。以上三原则，本书继续贯彻。相较于前两部，本书正文用了较大篇幅对“史料”进行辨析处理，因为这些辨析处理，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那个时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当然以宋人所遗留的“文字”为首选。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类。第一类，南宋人编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的《东都事略》。这类文字，虽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却是史学撰述。第二类，宋代官私历史记录，官方记注比如皇帝的“实录”、宰相的“时政记”、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种私人记录，比如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马光传——《司马光行状》是司马光的学生苏轼在司马光死后不久受司马家委托所作。相较于第一类，这类文字更接近“事发现场”， 理应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类，当时人的诗文奏议，这类文字产生于“事发当时”，即便后来或有删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则上，生产时间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传递真实。然而，事实上，“文字”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却要复杂得多。在很多时候，“字面所展现的”与“实际所发生的”甚至可以南辕北辙。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实”。
作为“文字”的生产者、主要消费者和“文字”意义的阐释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并重视“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们抒发情感、表达思想、谋取功名、干预现实的工具。“文字”还是士大夫之间政治斗争的武器和战场。哲宗朝以后，伴随着士大夫的“恶性分裂”，“文字”中的战斗也越发惨烈。《神宗实录》在太皇太后摄政时期已经修成。元祐六年（1091）三月四日，举行进读典礼，首相吕大防“于帘前披读。未久，帘中恸哭。止读，令进”， 场面感人。然而，哲宗亲政之后随即推翻重修。绍圣元年（1094）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为“《实录》所记，类多疑似不根，”请求重修；旧录“尽书王安石之过”，新修则“请以王安石《日录》载之《神宗实录》”。 “《旧录》本用墨书”，绍圣年间重修，在《旧录》上删改，“添入者用朱书，删去者用黄抹”，由此形成“《神宗实录》朱墨本” ——原本清楚的墨迹上朱书黄抹纵横，就像是一场大战之后尸横遍野的战场。南宋高宗时，在“朱墨本”的基础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实录》。三种《神宗实录》，今皆不存。然而，透过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我们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剑影。
我们所接收的和使用的，就是这样一批带有强烈意图的“文字”。我试图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实。苏轼的《司马光行状》、《司马光神道碑》、《王安石赠太傅制》，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书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读。执政初期即具呼风唤雨能力的司马光，即出自苏轼笔下，而那显然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苏轼特别强调的神宗对司马光的特别知遇，同样也无关事实，而是苏轼的“建构”，这大概是苏轼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满了赞美，但仔细阅读并与苏轼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对，便会发现苏轼的皮里阳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刻画了一个刚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见并试图打击异议人士的“司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后人对于晚年司马光的认识，然而，联系写作时间，便会发现苏辙的真实用意——他要尽力撇清兄长与司马光的关系，以求自保。排除“书写”的偏见，才能接近真实。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