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记录了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城市经验的历史。它带读者踏上整个欧洲大陆的城市和城镇之旅，寻找塑造了这些不可磨灭的欧洲城市景观的发展模式，重点关注建筑环境、标志着连续性和变化模式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以及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过渡。本书将欧洲城市的故事直接编织到更广泛的历史结构中。它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20世纪90年代，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Sloterdijk）将欧洲定义为带来现代性—包括其最好和最坏特征—的历史和精神单元。19世纪和20世纪，是欧洲城市熔铸现代性的关键阶段，它们构成了一个不连续的时期，对理解欧洲城市社会至关重要。欧洲的城市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垂直的“涓滴”效应建构的：现代模式在重要首都形成，并通过城市等级制度向下流动。城镇是现代性的“接受者”，被以西欧地区现代模式发生的进程来衡量。城市的位置（离西方的首都）越远，进入现代世界的时间就越晚。区域性的变体被视为西欧现代生活模式的外围衍生品。除此之外，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地方性的故事可讲。本书摆脱了这样的观点：首都城市引发了现代城市社会和文化的出现，而西方以外的周边城镇或城市在现代性到来之前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文化。我的目标是打破这种叙述，将现代性从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分散到更广泛的城市领域。这辨识出现代主义在地理历史空间中形成的高度复杂的、往往是矛盾的性质，以及当地城市文化对现代转型方式的影响。这需要对欧洲的城市进程进行重新描绘，不是把东欧和南欧的城市作为封闭的落后地区，而是作为具有高度生产力和全球网络化的、有其自身的现代主义倾向性的地区来对待。城市从来不是被困在强加给它们的信仰体系中的静态社会—无论是奥斯曼帝国、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令历史学家甚感懊恼的是，那些生活在过去的人很少按照分配给他们的简单类别行事。他们能够有多种观点和身份，特别是当他们生活在城市时。
与其谈论经典的垂直视角，毋宁强调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水平与空间分层。这些都是不那么单一的，而更多的是与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以无数方式互动的混合过程。与其将社会和文化形式归类为“前现代”或“现代”，并且关注“增长”，书里毋宁突出城市世界的流动性和复杂性。这避开了严格的社会阶层分类，而突出了流动的社会和族群景观。即使是小城镇也是现代转型的实验室。本书研究了城市之间社会文化的来回传播，以及整个欧洲的城镇如何通过自己的乡土实践和历史来解释现代性。这常常产生出一种不稳定的、有时是矛盾的城市混合体。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城市文化和社会的连续性与它们的蜕变同样重要。书里试图理解这样一些城市形式—现代性试图压制它们，但这些形式仍然存在并被吸收到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复杂性中。它参与了关于记忆和现代性的辩论，并探索了城市转型的多元性。本书探索了现代城市文化和社会是如何在本地经验和来自重要首都城市及其他城市的影响下，扎根并开花结果的。
因此，本书中没有真正的关于城市现代性的同质化观点。相反，我在寻找城市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异质性和矛盾性，让城市经验显得前卫和不稳定。无差别的城市经验是不存在的。一个庞大而单一的欧洲，也是不存在的。说到这里，欧洲城市系统也有一个内部的动态特征。这些特征和身份体现了一种欧洲的城市经验，一个更深层次的结构和历史的统一，在漫长的时间里，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不断重塑。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否存在一个欧洲的城市，如果存在，它的特点是什么？是什么让一个城市成为“欧洲的”？鉴于21世纪初的全球化的巨大影响，这是目前吸引学者们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显然，单一的欧洲城市类型并不存在：欧洲城市有许多，城市现代性是多元的。从整体上看，欧洲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地理区域。它由山脉、谷地、河流组成的自然景观，不一定与公认的文化边界相接。其政治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任何一种区域分类法都是模糊的、有漏洞的。欧洲的区域概念—中欧、东欧、波罗的海沿岸或巴尔干半岛—是不固定的文化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这些地方已经被命名和重命名，它们的范围像手风琴的风箱一样被扩大和缩小。区域想象力充满了刻板印象以及社会和族群的包容与排斥的权重。抛开这些棘手的地理挑战，即使是欧洲的“概念”也是一个持续的发明，这个术语可能掺杂着偏见和殖民色彩。
鉴于这些复杂性，我们如何定义欧洲的地理环境，并勾勒出整个大陆的城市发展轮廓？“冷战”时期对“西方”和“东欧集团”的看法，是已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失的人造概念。中欧和中东欧现在已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地理想象。城市在定义这些景观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说到底，欧洲的城市边界是什么？我们应该把圣彼得堡（St.Petersburg）和莫斯科（Moscow）列入欧洲城市吗？大多数文本都会如此，有些还将伊斯坦布尔（Istanbul）也列入其中。如果我们把敖德萨（Odessa）和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包括在内，我们是否应该把第比利斯（Tbilisi）［1］和巴库（Baku）［2］作为欧洲城市？是否有波罗的海城市或地中海城市这样的存在，我们是否可以说它们的城市化进程是因地而异的？本书试图将欧洲城市史与这些争论联系起来。
我选择不把欧洲定义为一个具体的地理实体，也不把欧洲城市定义为地缘政治的边界。相反，我在寻找整个欧洲城市系统的关系谱。这并不意味着在欧洲地图上叠加某种类似克里斯泰勒式
（Christaller-like）的中心地理论。但我是在不同的尺度上处理地理问题，而不是通常那样按照“国家”逐一处理的。我关注的是地方、区域、各地间的特殊性和相互关系。本书旨在将城市深深地嵌入欧洲的地理学中。我在这里更多是将布罗代尔（Braudel）的理论思想作为试金石，强调历史区域和区域文化、语言和习俗、地理和地形、海洋和河流系统，以及贸易、移民和社会文化传播的联系。这些在现代是如何演变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全欧洲和全球的城市网络，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实践？与这种更具包容性的地理方法相关，本书不仅关注首都城市，还关注在现代演变的密集的欧洲城市网络。它将城市地区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甚至村庄网络带入关于欧洲城市生活的对话之中。
19世纪后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是最早定义欧洲城市的人之一，2他的定义基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政治自治的遗产。对韦伯来说，欧洲城市是一个政治社区，是一个以中产阶级（Bürgertum，或称bourgeoisie）为核心的独特市民社会。欧洲城市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从乡村和封建社会边界脱离的一个世界的感觉。城市成为社会和文化创新的场所，因为它们是独立的。它们变成了现代化的象征。对韦伯来说，一旦它们被纳入民族国家，这种变革能力就会下降。尽管如此，市民社会的这一遗产，还是起到了对抗私人利益和无节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作用。市政治理代表整个城市采取行动。一个强大的公共行政机构，为集体提供基本服务和
交通，为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和建设的监管提供了保障。这些管理结构在19世纪的健康和卫生运动以及对林荫大道的热情中清晰可见，在20世纪的市政社会主义项目中也很明显。最终，这种欧洲城市市民社会的传统将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的支柱。
我的方法结合了帕特里克·勒加莱斯（PatrickLeGalès）和阿纳尔多·巴尼亚斯科（ArnaldoBagnasco）在《当代欧洲的城市》（CitiesinContemporaryEurope）中的研究成果，其中提出了欧洲城市系统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城市肌理的密度和紧凑性、欧洲城市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政治独立的遗产、城市增长的共同形态，以及强大的城镇规划传统等特点。城市体系的相对稳定性构成了欧洲城市最鲜明的一个特征。个别城市的重要性有升有降。它们因战争、社会和经济混乱而壮大或萎缩。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发展普遍从地中海城市转向北欧的城市。发展最快的城市是政治首都。港口城市作为重要的城市门户脱颖而出。但更广泛的欧洲城市体系几乎没有变化。最大的大都市，伦敦和巴黎，在2000年仍然耸立在其他城市之上，就像它们在1815年那样。只有少数城市，如柏林（Berlin）和华沙（Warsaw），是后起之秀。中小城市和城镇有着成功适应变化的悠久历史。它们吸收了无尽的技术变革、社会经济转型和政治动荡。欧洲的城市体系反映了过去的情况。它是极其一致的，这反映在建筑环境中。大多数欧洲城市拥有清晰可辨的环形发展模式，从古代的核心区，到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扩张，再到现代的增长，可以从多层公寓楼、绿树成荫的环形大道、火车站、博物馆、剧场和歌剧院中看出。
本书非常注意强调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城市经验，这些地方长期以来在城市历史学术研究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打开了欧洲城市发展的视野。本书探问，当我们抛开异国情调、封锁和“迂回停滞”的叙述，不将东欧和南欧的城市经验贬低为二手货，而是将其本身正常化时，欧洲城市的概念和想象会如何变化。前述西方的地理认知由来已久，“冷战”的语境又将其加剧。自18世纪“发现”东欧以来，该地区一直只被视为西方的比较对象，并被描述为城市发展缓慢乃至滞后的地区，只有在表现出西式现代化时，才被认为是在“迎头赶上”。
本书避免了将东欧或南欧作为他者地区的静态类别。它考虑到了这些空间定义和边界的发明性质，描绘了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流动性的城市地理学。它假定，区域之间的关系是更加开放的，即使在“冷战”时期，中东欧与欧洲和全球的联系也非常牢固。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中东欧充分参与了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1848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年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1968年的学生运动，以及1989年的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失利。欧洲各地的城市暴露在世界市场、移民、信息和通信流的影响下。
我也避开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城市的类型学。学者们对社会主义城市是否有其特有的特征，以及在东欧剧变后这些特征是否转变为后社会主义特征进行了长期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及其私有财产的首要地位与在东方国家几乎垄断了城市发展之间的区别。根据这一论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城市发展的模式。甚至围绕后社会主义城市的辩论也是围绕着中东欧是否正在变得“更像”西方而展开的。我的目标是避免把东欧想象成一个独立的、遥远的、在柏林墙倒塌后突然开放给人们发现的未知世界。
相反，本书强调在19世纪和20世纪指导欧洲现代化和城市发展的治理传统。这种公共管理和监管，无论是在西方城市的公私混合规划项目中，还是在社会主义城市中，都是欧洲城市发展的显著特色。一方面，它塑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城市肌理，这在19世纪的林荫大道或20世纪末的现代主义住宅区中是明确无误的。这些都是完全控制政府的社会精英们所造就的城市进步标志。另一方面，现代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它是不平衡的，在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景观的互动中呈现出独有的特征。庞大的城市发展计划是在帝国和全球化、国家建设，甚至区域和地方叙事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些影响以同步的、复杂的方式在城市世界中共存和互动。地理环境也很重要。在西欧，有各个版本的福利国家。即使是苏联领导的统一现代化，也迅速分解为各国形式的城市发展。在这里，社会主义与其说是城市性的独特表现，不如说是一个较长历史进程中的40年阶段。重要的是，这也是我所寻找的欧洲城市经验中深刻的结构性统一的一部分—欧洲的城市精英设法保持权力，支持现代化和工业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公共住房和社会议程。欧洲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20世纪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变体。
挑战在于，将欧洲城市经验的这种深层的结构统一，与城市中所证明的多元化和不连续性，以及城市现代性所采取的多种区域形式相结合。一旦我们将东欧和南欧更具体地纳入城市历史的结构中，我们就可以说，全球贸易和移民模式以及全球知识和信息转移比学者们以前设想的要更复杂，开始得更早。通常情况下，与欧洲城市有关的全球化，被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英国和法国（以及德国）的殖民主义现象来研究。全球化是与国家建设息息相关的。然而，在19世纪早期，东欧和南欧的城市，是通往地中海、东方和其他地区的全球门户。对整个欧洲的城市地理的广角观察强调了移民和族群群体的混合，这一直是欧洲城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欧洲的大熔炉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轨迹。货物、食品和奢侈品的生产和贸易分散在村庄、城镇和城市中，
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俄罗斯帝国的波兰领土上。从地方网络，到全球贸易和帝国对外的联系，城市系统是多尺度的。这种全球一体化，并不一定要等到工业化、铁路或现代基础设施的到来—尽管它们显然能对时间和空间产生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与传播脉络，以比学者们所认为的更复杂的方式，在欧洲的城市和城镇中流动。我抛开了东欧只是被帝国“殖民”的概念。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1］之间的信息、人员和文化的流动，创造了丰富的、复合的城市场所，其边界或边境地区的复杂性，既是国际的，也是本土的。西地中海地区也是如此。
这些充满活力的城市文化，是如何作为世界性的媒介，又如何塑造了“欧洲”气质的流动身份和对这一身份的忠诚的？本书认为，这种世界性的身份，是从贸易、人的迁移和融合、文化流散和富有创业精神的社会中产生的，它们广泛存在。世界主义并不是复杂的首都城市的特征，也不比地方城市高级。相反，我把霍米·巴巴（HomiBhabha）和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Chakrabarty）6对世界主义的看法纳入其中，认为世界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混合，将各种身份和传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文化的大杂烩。这是一种分层意识和身份，以及社会连带关系的一部分，是人们在无数的城市空间内发展和实践出的。人们归属于一张地方性的、区域性的，以及帝国和全球范围内的关系网。城市人对侨居他国和与人共享生活空间的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一般来说，中东欧和南欧的城市比西欧的城市更早、更有力地展示了这些特征。它们领先于趋势，而不是落后于它。这种类型的城市环境不待民族国家和首都城市的到来，也不局限于社会精英、西方或其他地方。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城市都是相遇的空间。本书敏锐地注意到政治领土转移和战争、工业化、经济和环境危机以及社会和族群侨居造成的移民潮。人流进出城市，跨越边界，面对敌意，融入都市环境。谁属于某个城市，谁有权在那里生活，这些都是有争议的问题，既有社会阶级的，也有族群框架的。这种动荡，这些移民潮，实践中的包容和排斥，与工业革命或城市规划一样，都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对于构建如霍米·巴巴等学者所描述的大杂烩式的世界主义至关重要，这种世界主义崩溃为彻底的不容忍时，也是欧洲城市经验的一部分。
事实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世纪欧洲城市的历史都遵循着历史学术研究的杰出遗产中所阐述的主题。然而，20世纪城市发展的路标却有些模糊。更有甚者，欧洲的城市历史文本按惯例只略为涉及1945年后的城市。7我意在平衡19世纪和20世纪的叙述。在论述过程中，书里在通常关于工业革命的叙述外，增加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阐述，将对城市经济文化、商业实践模式的讨论推进到20世纪。关于这一时期作为消费场所的欧洲城市，有很多优秀的学术研究。本书的重点也是作为生产场所的城市，其生产的产品，特别是电力、汽车、化工和消费品，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们在城市中每日的生活体验。本书还编织了20世纪末的城市历史。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代欧洲最重要的城市化浪潮发生在1945年之后，我们有必要将其纳入对欧洲城市发展的全面叙述中。传统的城市体系扩大了。在欧洲，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农村面貌的地区变成了城市。这种影响是深刻的，就像1968年的抗议活动、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欧洲围绕着一种共同的城市社会和文化重新编织的过程。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对欧洲城市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去殖民化和媒体革命也是如此。
本书对视觉景观和视觉文化给予了特别关注。叙述围绕着城市空间、地形和建筑环境的多元性，以及产生标志性的和知名度较低的欧洲城市形象的视觉文化。参照这些视觉标记，我对城市的演变和生活经验进行了调查。它们揭示了城市的生活故事。土地和水、城墙、市政大厅和博览会、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街头节日和抗议活动、街区、工厂和仓库、百货商店和电影院、郊区住宅区和高速公路，这些都成为故事的材料。我的目标是将优秀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新一代年轻学者的研究成果）纳入现代主义的复杂而开放的特征中，并将城市的建筑环境和空间视为拥抱这一论述变化的契机。重点是围绕这个想象力的视觉剧场和它在我们对城市历史的理解中所发挥的作用而编织的叙述形式。任何这类讨论，都需要对个人感知、社会阶层和族群结构间的相互作用保持敏感，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一个人的观点。
本书以“过客”（passant）或穿越城市领域的旅行者的视角作为叙述线索。这种对欧洲城市的“观看方式”，在城市景观中寻找过去，为理解城市文化和社会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不是19世纪的闲步漫游（flnerie），也不是男性特权的资产阶级观点。它不是一种观光式的凝视，也不是对欧洲历史建筑和纪念碑的编目。“过客”的视觉记录最初是由文化评论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提出的，并由文学评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8进一步发展，以寻找城市景观中可见和未见的东西。它考虑到“当时”和“现在”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考虑到对历史的批判性评价。“过客”的视角显示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现代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欧洲城市被表现和想象的方式。它在内容上是文化的、审美的、人种学的和物质的。它有重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视觉和文学作品充分发挥了这种对日常世界和某一特定地点的特殊性的挖掘。我依靠它们来表达人们在城市中“旅行”和生活的感受，以及这些经历所引起的感官反应。旅行者的身份也让人们对城市之间的网络和流动，以及整个欧洲城市地理的社会文化传播形式有了特定的认识。
本书在所有章节中都定格考察了各个城市的历史。我很清楚选择特定地点耗费笔墨所存在的障碍，以及对不同城市的探讨存在差距。有时，对某一特定城市地点的观察力会加强；有时，描述的质量就有一种草率的、未完成的感觉。希望本书能避免这样的陷阱：要么在欧洲四处游荡，跳进每个城镇的故事，要么较少深入到微观历史的复杂细节中。我希望在这本书中发现的城市的数量和种类，有助于理解其历史积累，并改变我们整体看待欧洲城市化进程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