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晚明江南市镇开发过程中家族冲突的现象。通过三个具有戏剧冲突性的历史事件（何氏因科名断层，被新兴杨氏借命案逐出何家市；钱氏屡遭“诬告”，凭财势与暴力完成横塘河圈地；徐氏内部嫡庶相残，兄弟阋墙，最终血脉凋零、市镇易名三大事件）将赋役重压、棉业勃兴、人口迁徙与资源争夺编织成理解晚明基层社会的“冲突模型”，揭示家族矛盾既是地方权力重构的导火索，也是江南三角洲开发史的微观注脚。
——编者按
虎斗蛟腾：晚明江南的家族纷争与权力结构洗牌
除了来自州县的赋役重担，区域间的家族矛盾和家族内讧也是常见的挑战。这些冲突会影响家族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能反映地域社会的历史进程。
何家市的何氏家族，在明末遭遇了其他家族的冲击。何氏最兴盛的时期为何钫、何矿兄弟中举入仕的嘉靖、万历年间，此后，子弟科名不继，家族呈衰落之态。至何矿的孙辈，只有何君立一人，他性格骄纵，少习举业未有成。 何家市中此时有杨氏家族崛起，家资日渐雄厚，已经与何家不相上下。“一山难容二虎”，两大家族互相“不悦”，恰逢杨氏中一名役夫因故死去，这名役夫恰好曾经是何家的奴仆，这一渊源被有心人利用，制造谣言，故意激怒何君立。何君立果然一激即起，“集人娖队执械往”，抢砸了杨家。杨氏诉诸官府，何君立最终“不胜，走四千里”。
钱氏的家乘中常可以看到族人被“诬”的记载。如第二十二世钱校，即“尝为仇家所中，被逮，榜笞惨毒，见者股栗”。第二十三世、钱泮的三弟钱洽，也曾被“里中少年”诬告，但告状之人很快得病而死，便没有了下文。
嘉靖年间，钱岱的祖父钱昇，因为支持县令捕盗，得罪了豪宗，而遭陷害致死:
嘉靖中，濒江之里盗窃发，而依豪宗为城社，里中噤莫敢谁何。 邑大夫孟公白之当道，请诘盗而以属公。公抗言曰:“治盗易耳，奈盗主何?”孟公曰:“主为谁。” 公曰:“不意今者近出巨族。”孟公始难之，既而张目向公曰:“子不庇奸而我何容纵冠。”公于是廉盗之主使、羽翼，及出入往来，悉籍记之以上孟公。 孟公披籍索盗，盗无脱者，而豪卒腐心于公，思有中公矣。 会奸民负租者，公往征之，而与其子溺，会豪曰:“此足以死公也。”遂以诬公。
不久，钱昇的季弟钱庶，中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遂为兄长“倾身求解”。也许因为刚刚考中，且举人的资格尚不够强大，所以并没有将兄长解救出来。四年后，钱庶考中进士，力图再次斡旋鸣冤，但钱昇忽然去世。
这些“诬陷”的记载，均出自钱氏一方的记录，很遗憾另一方的资料如今已难以获得。 暂且搁置“诬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些记载确已提示了一个事实，即在明代中叶之后的地方社会中，相邻、相近区域间不同家族之间常常存在各种矛盾、冲突。
中岛乐章曾研究过明代徽州地区茗洲吴氏宗族遭遇的诉讼纠纷，其中发现吴氏与其他家族的纠纷频繁起来是在16世纪以后，嘉靖年间尤为显著。中岛认为“明代后期乡村秩序的全盘性混乱之中，宗族间的对立，恐怕也因而日趋深刻化了吧”。除了成化、弘治以降整体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秩序的混乱，江南三角洲开发的历史进程，应当也影响了钱氏的生存环境。 如前所述，相关研究已经指出，15世纪中叶之后，江南三角洲的开发重心向东部高乡转移，人口也有向这一区域迁徙的趋势。虽然有蓬勃发展的棉业经济为基础，但集中的开发情势下，环境资源、生活空间的争夺当是不可避免的。 如第二十二世、禄园支钱祀，意图从祖居的奚浦市向南发展，至横塘河一带，置办土地、扩大经营，却引发居住在横塘一带的大族的不满和抵制，令钱祀不得不强行开垦:
横塘诸豪禁诸疆，以不得相籍，力以持公(指钱祀)，公暮夜抵诸父兄所，语之故，期旦会横塘。 明日耦耕千人，耰锄棘镢千具，牛百头，一朝而原隰释释。 豪乃咋舌罢去。
尽管借助父兄的力量，很快完成了土地的垦殖，但横塘的大族没有善罢甘休，他们合谋不支持钱祀的粮长工作，双方一度械斗:
公(指钱祀)为田赋长，豪相约不输一钱。 公乃悉召会父兄襜衣大帽，乘怒马，人持银铛，收捕诸不偿国赋者。 豪闻之，亦集里中暴子弟以御我。 我数行数止，豪不支，日醵饮。 费意小懈，公袭而驰之，缚渠魁六人诣郡县。 六人向公叩头，约请输为众先， 愿勿系送郡县吏。 公乃罢， 遣之。 余豪尽戢输恐后。
生活在横塘的大族极力排斥新迁入的家族力量，很大可能便是出于维护自身生存空间的目的。 所幸钱氏人丁、财力雄厚，才最终帮助钱祀站稳脚跟。
区域间的家族矛盾，有不同的导火线和表现形式，其中的原因自然多样复杂，但这一时期三角洲高乡地域的密集开发背景，不应被忽视。濑川昌久便有研究指出，宗族间的对立或纠纷，毋宁说是起因于开发已经有一定程度进展的地区，围绕有限资源展开的社会性竞争的激化。
家族内讧方面，最为严重和戏剧性的，当属徐氏家族中徐昌祚、徐鼎祚兄弟。 这一家族悲剧还被徐复祚写进自己的戏曲中，更平添了知名度。学界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已有基本的梳理。事情经过大致如下。
老徐市的“市主”徐栻，与同邑望族瞿氏关系密切，遂将女儿嫁给了瞿景淳的长子汝稷。 不料，女儿在瞿家行为不检。 隆庆三年(1569)，瞿景淳去世，在汝稷为父亲守丧期间，瞿徐氏与汝稷之弟汝夔发生了叔嫂不伦之事，几年后被瞿家休，返回徐家 因祖母的疼爱，被休的瞿徐氏，在徐家别院而居，且颇有私财。徐栻只有一子尚德，尚德共生六子，其中徐昌祚、复祚为妾周氏所生，鼎祚最幼，为继室安氏所生。徐复祚有言:“吾母以宽，安母以严，性行既若冰炭，而宵小辈复各诪张其闲，以幸博笑，由是而嫌隙稍开矣。”可见，嫡庶之分、正妾之别，早已埋下了兄弟之间攻讦的根由。
昌祚年纪最长，又独得祖父的恩荫，入仕为官，但他性情不善，“为人忮懻多欲，而又狎匪人。每对人辄盛气，稜稜岳岳，锋利而岸削，即处卑幼，未尝不凌轹其长上，及小便利则又含垢以趋之，以故都不得宗族乡党誉”。 万历十九年(1591)，昌祚夫妇贪图被休姑母瞿徐氏的财产，以另立媒约相骗，制造姑母私奔的假象，并残忍地命人将姑母沉河淹死。 此丑事一出，民间便传言纷纷，甚至有人撰写《徐姑传》《杀姑传》《沉姑传》等文，四散于乡里。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昌祚已罢官居乡约五年之久，其时逢分家析产，异母弟鼎祚为争夺家产，欲陷害长兄，于是“借口于杀姑，又罗致十二大罪，揭之当道”。
至此，徐家兄弟的同室操戈开始愈演愈烈:“鼎祚欲重兄罪，乃摭第三兄杀父隐恶，并证入昌祚案中。昌祚称冤不服。鼎祚与诸族人怨家交相诬引，构成大狱。”同年八月，昌祚被逮入狱。鼎祚又派人到狱中行刺，昌祚最后自刎。复祚为替同母兄报仇，“有书讦鼎祚，刻送通邑”，用舆论的力量和因果报应的说辞反讦。鼎祚不胜压力，精神恍惚，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亦死。
徐家的这一桩兄弟相煎，给家族声誉带来十分负面的影响。民国年间昆山藏书家赵诒琛在刊刻徐复祚的《家儿私语》时，仍然微词于徐氏家族:“复祚之兄弟，其行如此。当时之戚族亦凶人多，而善人少。成人之恶，唯恐不力。此三子者，实为无德行之人耳。”万历末年徐昌祚死在狱中后，徐姓家人也逐渐搬离新徐市，到清代前期，连“徐”姓也被从市中抹去，更多的时候以旧有的“董浜”为名，称董浜新市。
——节选自杨茜《市镇内外：晚明江南的地域结构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