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谁，在白天取决于光线，在夜晚取决于梦境。
疫情把人的活动半径裁去了一圈，兽走进了人让出来的地盘。兽和人都在新的边界线上试试探探。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女人和狐狸的合影：女人意识之外的狐狸，狐狸视线之内的女人。
疫情修订词典，改变审美，让一切粗鲁变得合理。
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较真，每一代都鄙夷前一代较的那个真。前一代算什么东西？都是些没有一个毛孔的榆木古董，为一些毫无意义的芝麻鸡毛烧脑烧心。但倘若前人不较他们的那个真，还会有万里长城吗？
我冲进卫生间，哗哗地开着凉水洗脸。她有她的死穴，我有我的。我不知道她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我的是什么。我不能去碰她的，她也不能来碰我的。伤害面前人人平等。
错误不是智慧之母，错误只引向另一个错误。
我爸曾经很可爱，把我的每一种淘气都解释成天分。后来他变得面目可憎。在可爱和可憎之间，只隔着几张银行存款单。发迹是人世间最残酷的破坏性试验，没有人可以从发迹中安全脱身。
母亲是拿来逃离用的。我突然想起了一句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话，心像被针轻轻扎了一下。我们生养了儿女，却要在他们情绪的窄巷里踮着脚尖走路，生怕碰飞了他们。可是无论我们如何小心翼翼，他们终将离我们远去。
老人其实都是孩子，像孩子一样健忘，却比孩子更能记仇。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欢喜病，每一个遭遇它的人脸上都没有愁容。
迟暮的记忆是破旧的木桶，里边装的是一辈子的阅历。活得太久，桶装不下，就一层一层地往外溢。最先溢出的是今天，然后是昨天，留在桶底的，是永远不会溢走的前天。那是烙在一个人骨血里的童年和少年。他的前天和Mary的前天不是同一天，它们是两条平行线，一直并排却永不交叉。他们不需要共情，也不需要理解，他们只需要倾听。失忆的世界不再匆忙，他们可以忠诚地奉献给彼此每一天里每一个醒着的时辰。不再有会议需要参加，不再有项目需要完成，不再有儿女需要拯救，不再有爱情需要修复。失忆的世界里没有斤斤计较、睚眦必报，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自给自足、永无磨损的快乐。
他们没有昨天，他们也不会有明天，他们有的，只是永恒的今天。
通往天堂有许多扇门，其中的一扇叫阿尔茨海默病。
我不知道我是否救了她，但我知道我肯定已经杀了她。
那些整天拿原生家庭说事的人全是白痴。按正态分布，我们是顶尖的百分之一的好父母。她在她亲娘的肚子里时就已经是狼， 她生下来本来是要在狼群里活下来的，我们偏偏把她抱到羊圈来。 这是我们唯一的错。
只有最亲的人才伤得了你，刀子捅起来最顺手，不需要防备，因为他知道你总在那里，且不会还手。
做父母的大约都想控制儿女的行踪，却又不敢走得太过，怕得罪了儿女。控制和得罪之间的距离太窄，一口气没喘匀就越线了。
云催生雨。云和雨。云雨。小雨，连你俩的名字都带着这样隐秘的暗示和联想。是天意吗？天造就的，天毁灭。
那个男人或许活到一百岁也成不了好丈夫，但他是一个过得去的父亲，一个在众多女人的怀抱里依旧努力为女儿腾出手来的父亲。
我也许还会回到多伦多，也许永远不会。我也许还会见到Lillian，也许今生永不再见。我并没有刻意对Lillian撒谎，至少在我拍着胸脯的那一刻，我是真心的，就如同那些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我爱你”的男人，在奉上九十九朵玫瑰和一枚钻戒的那一刻，也是真心的。
狐狸最终为我们打开了赵忠祥没有完全打开的门，门里其实并无奥秘。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早已知道却不肯面对的现实。人兽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过是两个寂寞女人一厢情愿的臆想。狐狸记住的只有食物，而不是给予食物的人。狐狸对一切喂食者一视同仁。
王钰则还待在原先那家华人媒体，只是身份从雇员变成了老板。用阿陶的话来说，是炒股炒成了股东。王钰当年还有个办公室，现在她一个人在地下室办报，偶尔找个临时助理，从前的收入叫底薪，现在的收入叫利润，永远战战兢兢地趴在亏损线上，随时预备着落水。
程爷的屋子从外表看跟前次没多大变动，依旧低矮，依旧破旧。但凡一样东西烂到了骨头，也就再无可烂之处了。门楣上贴着一张“民族脊梁”的红纸，色泽新鲜，显然不是王钰从前见过的那一张了，只是不知从那一张到这一张，中间还换过多少张。
那回见程爷，是一次精心的预谋。老板从一个位于纽约的亚裔文化基金会申请到一笔专门支持北美华文媒体的经费，需要完成一个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调研写作计划。计划内容是书写北美军人在东方战场和中国人携手作战的经历。老板收了钱，把活儿派给了王钰。正值焦头烂额找头绪的时候，王钰突然在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里看到了程爷的故事。程爷参过军，接受过美国人的训练，打过日本人。程爷的经历严丝合缝地对上了基金会的每一项要求。于是她一趟飞机飞到中国，兜兜转转找到了程爷。程爷是她的一篇命题作文，一份课堂作业。
可是，她亏负程爷了吗？程爷在脑子还没烂透的时候，经历了一个高光时刻，出演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好戏。程爷不是龙套，程爷是正儿八经的主角。只是程爷不知道她的班子是个草台班子。程爷用不着知道。真相杀人。程爷的记忆筒仓如今已经满了，盖了盖，上了锁，不会再打开，不会再添新的内容。她在盖子合上的前一刻，往筒仓里放进了最后一样物品。那是一支火把，叫程爷走进永夜时带着一片光亮。
早在王钰之前，程爷已经被好几家媒体写过了。这家和那家，援引的都是同一个范本，各添些油加些水，是体积膨胀了的通稿。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原因，过程，该有的新闻要素都有。他们搭造了一副完美无缺的骨骼，唯独少了些血肉和情绪。血肉和情绪是她一点一点挤牙膏似的从程爷的记忆窄巷里挤出来的。
在程爷身份曝光之前，他已经好多年没在人前说过话了，舌头已经锈迹重重。生锈的过程是缓慢的，今天一个点，明天一块斑，日积月累。而除锈的过程却像魔术，只需要几盏镁光灯。程爷是识文断字的，读过中学。这也是当年训练班挑上他的原因之一。这些年里，舌头虽然没派上大用场，眼睛和耳朵却还没废，依旧能观六路察八方。自从门前有了车马，程爷也学会了说场面话。
其实程爷的故事早已被人说过了，程爷人生的那个截面已经被锯下来，像一圈带着年轮的木头，摊晒在互联网上，经过了千万双眼睛的拂扫。那些写程爷的人都讲了同一个故事：浙南芦安县有个叫程高远的年轻人，十八岁那年辍了学，奔赴国难。因为机敏勇敢，被挑选参加美国人办的特种战术训练班。训练班所在的县城被日军占领，他化装成商会头目，把炸弹藏在礼品中，只身前往日军驻地，心怀殉国之志，一举炸毁了指挥中心，而且平安脱身，毫发无损。
这是一个英雄的故事。英雄离天很近，她踮着脚尖也够不着。她想写一个她够得着的故事。赴与不赴，国难都在。在头顶，在脚下，在前，在后，在左，在右，一抬头一伸手就碰上了，没人躲得开去。那个叫程高远的年轻人像一只缠在蜘蛛网里的昆虫那样，被缠进了国难里，于无奈之中做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后来县城里来了日本人，训练班驻地随时面临暴露的危险。长官命令那个年轻人只身去县城执行任务，炸毁日本人的驻地。一个人行动方便，行事进退更灵活。训练班几十人，单单选上他，不仅是因为他机敏，射击精准，有一副牛马一样的肠胃，会说当地方言，更紧要的是，长官发现他的眼神很特别，无论怎样逼视，都不会躲闪。年轻人似乎不知道何为害怕。
等他回到训练班驻地，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众人见到他，仿佛见到了鬼。他丢了一只鞋子，浑身湿透，衣服滴滴答答地淌着水，在泥地上流成一条散发着隐隐臭气的小溪。一屋的人只听见他上下排牙齿格格地相撞，却问不出一句话来。这一路到底发生过什么？他是怎样走回营地的？他完全没有印象。他没冲洗，直接扎进被窝，倒头便睡，整整睡了一天。醒来后同宿舍的人告诉他，他一直在说梦话，不停地问：“我死没死？”
他们都错了。爹娘错了，学堂的先生错了，训练班的长官和战友也错了。年轻人不是不害怕，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害怕。
这就是一个卷在国难中的寻常人的故事。寻常人在不寻常的时代里做了一件寻常日子里想都不会想的事，寻常人身上便有了非同寻常的光亮。有光是因为有裂缝，裂缝里透进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