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重访敦煌和千佛洞
在沙漠中度过了艰苦的两个月后，人畜都特别需要休息，再加上我要为计划中的考察做各项准备（这也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在敦煌县休整了8天。我计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主要考察北山戈壁那个广大的荒芜山区南边和东边的沙漠地带。要走的路程很远，而且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些地区大部分是没有水的，所以只能在炎炎盛夏来临之前才能有效地进行考察活动。于是我更急于马上安排好钱款、向导和要补充的物资等事宜。
我上次来过之后，中国发生了革命，共和国政体取代了清王朝。但看起来，敦煌这个宁静安详的中国西部重镇的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我从前工作过的这一地区的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图68、69）。但熟悉的县衙门里却换了人，我很快就感受到了这前后两个人的不同。以前的县官是我的老朋友——博学的王大老爷，他对我的工作充满学者般的兴趣，在当地条件和有限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还很乐于帮忙。取代他的则是一个“少年中国”的代表，不仅懒散，而且还抽鸦片，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也毫无兴趣。他穿了一套很不像样的欧式服装，以此来假装对“西方学术”很尊敬。但应该感谢上天的是，敦煌现任的军事长官是个好人。我1907年交下的好朋友、结实而充满活力的林大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不能再给我热心的帮助了。他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高升——却是升到天堂去了。但幸运的是，接替他位置的商大人也是一个很和蔼的武官。1907年当我第一次踏入万里长城之内时，他就像真正的嘉峪关守备似的热情欢迎我。这次在他的帮助下，我终于为考察员们的小分队另外弄到了向导和骆驼，我是希望把这些小分队单独派出去的。
这时当我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除了在纯粹的文书工作方面，我现在这个身材瘦弱、没精打采的“文人”秘书——可怜的李师爷，比起那个忠诚而性格热切的蒋师爷来是何等逊色。在衙门的私人事务中以及所有与商人、劳力、向导等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都十分想念前一次旅行中的那个无与伦比的中国助手。没有了他，我只得亲自处理所有金钱方面的琐碎而复杂的问题——你会觉得奇怪，这里的付款方式仍是那种称银子的古老办法，还得把从新疆带来的成分很不纯的阿克天罡（新疆制式银圆——译者）熔铸成银条。这不仅意味着浪费了很多时间，对我的忍耐力也是严峻的考验。
相比起来，和我们在米兰雇的那些骆驼的主人及阿布都热依木结账就容易些了。有了租来的骆驼，我们自己的骆驼才没有遭到损失，而且仍能再走下去。而在罗布沙漠进行的考察中，阿布都热依木那些极好的骆驼是我们的顶梁柱。他们这些人将很快动身，沿山道返乡。但在他们走之前，我让阿布都热依木这位强悍而永远乐观的猎手告诉我，他知道的关于库鲁克塔格地区的一切信息，下一个冬天，我打算把考察工作扩展到那里。阿布都热依木不仅事先告诉了我们信息，还一口答应随时可以帮忙。我给拉尔?辛格指定的考察计划后来之所以能顺利完成，可以说他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但在敦煌停留的那些天里，最占据我脑海的是绿洲东南那个著名的千佛洞石窟以及那个封闭的石室。1907年我有幸从封闭于石室中的公元11世纪大批文物中取得了为数极多的古代手稿和绘画。我清楚现在是别想再得到那么多宝藏了。但令我真心高兴的是，到敦煌的第一个早晨，最早来拜访我的人竟是那个瘦小古怪的王道士。就是出于他虔诚的热情，石室才第一次被人们发现。由于他的谨慎小心，这些财富才得以供研究者使用，对此我十分感激。双方重新交往之后，我欣慰地获悉，我们之间曾进行过的小小交易，尽管不可能长期不为人知，却一点也没有损害这位好心的道士与敦煌的信徒们之间的关系。
1907年，王道士出于疑惧之心，不肯把一部分宝藏交给我，并进而交付给遥远的大英帝国的什么搞学问的博物馆看管。我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已经指出了这部分宝藏的命运如何。在我本人去过后一年，伯希和教授设法看到并且查验了石室藏品中剩下的部分。凭着他渊博的汉学知识，他从丰富的手稿中精选了不少，并经由北平将其带走了。这引起了都城北平的中国当局对这个古老图书馆的注意，于是下令把宝藏运往北平。这个命令执行得十分粗心，实际上几乎是毁灭性的。对此我在喀什噶尔与和田就已略知一二，因为在那些地方，有一些是出自千佛洞的零散的佛教经卷，辗转落到了一些中国官员的手里，有几次他们还把经卷拿出来给马继业先生和别的人看过。在敦煌，没过多久，就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汉族朝香客，拿着好大一摞手抄卷子找到了我，想急于脱手。这些卷子也是出自千佛洞石室。他只收到了一点钱，便急着回去再拿更多的卷子来。由此判断，这种东西在当地市场上并不是稀罕物。
王道士愤慨地向我讲述道（他的愤慨之情是很有道理的），经兰州府转发的命令到了之后，他精心看护的石室中的手稿，被粗枝大叶地打成包裹，装上了6辆车运往敦煌县衙门。他声称中央政府给他的庙拨了很大一笔钱作为补偿，但钱款早被层层衙门中那些缺钱花的人侵占挪用了，他自己根本没见到一两银子。车从敦煌衙门出发之前耽搁了一段时间，当地人抓住这个方便的机会，在这些古老经卷离开本地之前，纷纷无偿地为自己攫取“纪念品”。我后来在肃州（今甘肃酒泉——译者）和甘州（今甘肃张掖——译者）又通过购买抢救了一些千佛洞卷子。它们表明，在防范松懈的押运车缓缓地向遥远的北平去的路上，偷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不少卷子被带到了新疆，而且一路上在不同的衙门都有人拿卷子给我看，我还曾从地位卑微的汉族雇工手里买到过。由此很容易想见，流失的卷子有多么多。
因此，我更有理由感到庆幸了，因为王道士不仅热忱地邀请我去千佛洞，而且在后来一次来访的时候，还谨慎地向我传达了这样一个暗示：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的古代手稿并没有被拿光。我敢肯定，我要是去千佛洞，他不仅会向我展示那个大新佛龛和客房等建筑（他自豪地称，这些都是他用我施舍的马蹄银建的），而且会亲自向我展示他从官方手下救下来的东西。官方的干涉本意是好的，但实在是执行得太失败了。
我尽量按时完成对未来考察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我抽空又去了月牙泉那个闻名遐迩的圣地一次。那个美丽的小湖是由泉水补给的，奇异地隐藏在绿洲南边的高大沙丘之中。它是大自然的一个奇观。敦煌当地人把它和俯瞰着它的鸣沙山看成是一个应该朝拜的圣地。公元938年穿过敦煌去往和田的中国使团就已连篇累牍地说到了这个地方，约350年之后的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它。关于古代和现代其他提到这里的文字以及与鸣沙山类似的自然现象（“鸣沙”使这里在中国远近闻名），在此我只提一下亨利?尤尔爵士和科尔迪耶教授，对马可?波罗写“唐古特省”的那一章所做的笔记，以及寇松勋爵最近的著作。在提到此地的汉文资料中，还应该加上《敦煌录》。这是我从千佛洞石室中获得的唐朝末年的一篇文章，吉列斯博士把它翻译了过来。11 这篇记载敦煌地区逸闻趣事的作品对鸣沙山的描述很准确，可见作者对当地是很熟悉的。
《敦煌录》中提到了一个没有被沙子盖起来的神秘的洞，指的是月牙泉所在的高沙山之间的那个奇怪的洞。该文还说绿洲以南有一个全被高大的流沙丘覆盖起来的地区，我们的考察证实了这个记载是正确的。
遗憾的是，我在敦煌停留期间，没能证实一下每年在月牙泉举行的节日庆祝究竟是在哪一天。但我记得，它是在六月的第一周左右，与《敦煌录》中说的端午节（五月五日的龙舟节）是一致的。根据《敦煌录》记载，在这一天城中的男女老少都爬上鸣沙山的几个最高处，然后成群地滑下来，使沙子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在此我无法深入讨论流沙堆积起来的这些巨大沙丘有什么有趣的自然特征。在党河河口和千佛洞谷地之间，南山最外端的分支伸进了绿洲之中，这些分支上布满了这样的沙丘。沙丘有几百英尺高（图70、71、72）。在此我简单提一下，人们应该注意到，沙丘的位置和疏勒河下游谷地中的盛行风向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我曾反复说过，盛行风主要是从东边和东北吹来。这种风很可能是由空气的对流引起的。对流作用把来自北山高原和北山与南山之间高地上较冷的空气，推送到塔里木盆地地势最低的部分，在那里春夏两季空气升温很快。
党河以及它东边的众多河滩从南山光秃秃的北坡携带下来很多沉积物，风吹在这些厚重的沉积物上，这就是敦煌绿洲以南辽阔的小山上布满了高大沙丘的原因。但有可能，风蚀作用也在不停地往这些沙山上添加着细粉尘。我的观察已经充分证明，整个疏勒河下游谷地，尤其是安西以下，都有风蚀作用存在。从地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敦煌河河道深陷，河水常年由冰雪补给，水量很大。这条河阻挡了流沙，使其无法向西扩展。但在南湖绿洲西边又有一条堆积在山脚下的巨大沙丘链，也是由同样的风吹成的。它沿山脚延伸，一直到能俯瞰疏勒河尾闾的一个地方。再往西我们可以分辨出堆在山脚的沙丘地貌仍在继续，那就是拜什托格拉克谷地南侧的高大沙丘。过了谷地后，它与库木塔格的大沙丘连在了一起。在吐鲁番盆地中我们也发现了极为相似的例子，那就是南山西端的外缘小山脚下堆积的高大沙丘,但那里沙丘的规模要小得多。
我找好了向导和更多的骆驼，以便拉尔?辛格和穆罕默德?亚库卜能分别沿山里和疏勒河河道进行考察，然后再同我在安西会合。做好这些工作后，我于4月2日离开敦煌城到千佛洞去。凛冽的东北风一路伴随着我们。所以当我看到千佛洞那个圣地仍像冬天一样荒凉时，我并没有感到吃惊。浅渠上结着冰。在这条沙漠谷地的谷口处，渠中的小溪流消失在宽阔的砾石河床上。灰蒙蒙的空气里飞满了尘沙，那砾岩山崖和两侧的沙坡更加显得极度荒芜。
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了我，并带着真心的自豪之情，引我参观了我7年前离开这个圣地后他出于虔诚之心修的各种新建筑。在发现了大批手稿和绘画的那个洞窟对面，现在建起了一座宽敞的客舍，还有一组佛龛，龛中放着俗丽花哨的彩绘大泥塑像。附近是一个很平整的花园，其中有小果树、成行的马厩、砖窑等。这些都表明，这个瘦小的道士一心想着能按照他的想法，使这个古老圣地恢复它的光辉和它对大众的吸引力。他告诉我，新客舍主要是用我1907年捐的银两修建的——当时我带走了所选取的东西，就是用这些银两作交换的。但实际上，我当时给他的马蹄银数量并不多，他现在赞扬我的话似乎有夸大其辞的成分。但这暗示着，他希望我再一次在交易的基础上施舍银两，这个暗示对我是很有利的。王道士保存着一本记录施舍情况的精致的红色账簿，他急切地把这本账簿拿给我看。我可以肯定，我以前历次捐的款项都如实记在那上面了。
我回到这个地点的第二天就得到了令人欣慰的证据：王道士曾在敦煌向我暗示，他所藏的古代手稿并没有全被拿光，他的确是言之有据。第一天我重访了大部分较大的石窟以及它们精美的壁画和泥塑。我已答应王道士去拜访他，第二天我就去了。他现在的储藏室（以前就是他的住处）是一个凿在岩石中的佛龛。在那里他取出了两个大箱子，箱子里塞满了保存得很好的手稿卷子。我迅速翻阅了几份卷子。它们的字体看起来都比较工整，纸张也很好，看起来属于那些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大多数是唐朝以来的佛教典籍。1907年，王道士之所以最不愿意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一半也是出于宗教上的顾虑。
毫无疑问的是，所有这些工整的经卷都曾经过伯希和教授之手。我上次走后一年，伯希和教授这个专家把大宝库中剩下的所有东西都迅速查阅了一遍。他精选出来的东西大体上是所翻阅的手稿包裹的三分之一。可以肯定的是，他把能找到的所有非汉文的卷子，还有那些一眼就能看出其特别价值的汉文卷子都拿走了。所以，我并不指望王道士煞费苦心留到最后的这些卷子中会有什么价值特别大的。不管怎样，我似乎仍应尽力，把王道士手中的所有汉文手稿都弄过来，以免他保护不周，将来再造成丢失和流散，并使它们能供西方学术界将来研究。
不出所料，为此目的进行的谈判是漫长而令人心烦的。我上次来过之后，王道士在一次次交易中已获得了经验，已不再有宗教上的顾虑和对其他世俗问题的疑惧了（他上次就是因为这些顾虑而十分难缠）。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此后的来访者付给他的钱款唤醒了他精明的商业头脑，使他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手中所持之物的市场价值。因此，他最初给每本卷子开出的价格似乎太高了，大约是1907年10月蒋师爷拿走的那么多东西的单价的四倍。现在他想出手的这些卷子几乎都很大，而且保存特别好，这无疑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开价。
要想让这个无知的王道士意识到，卷子的学术价值并不是由它们的块头和保存状况决定的，得需要蒋师爷那样机敏而又很有策略的人才行。尽管现任的这位没精打采的接替者并不能在这些事情上给我什么实际帮助，我最终还是设法和王道士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协议。我应该交出500两银子，而他应该把他收着的全部570份卷子都交给我。这些卷子装了五个箱子才运走，每匹马只能驮一个箱子。由此可以想见卷子的数量有多大。
1920年，在吉列斯博士的负责下，这些卷子连同我在第三次考察中所获的其他手稿资料，都被送到了大英博物馆一个安全的临时保存处。我这位博学的汉学家同行最初将手稿迅速翻阅了一遍后，证实了我的想法：大多数卷子的确是汉文佛教典籍。我1907年从千佛洞石室拿走了数以千计的汉文手稿，吉列斯博士正在给它们编目，这个漫长的工作他已经干了好几年。只能等他做完这项工作后，我才能仔细看看这次拿来的卷子。根据他向我提供的信息，新获的卷子中有的很古老，是公元5—6世纪的。
王道士储藏室中的两大箱子手稿是不是他保存下来的全部东西呢？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上次走后，伯希和教授和橘瑞超先生相继来访以及有点学问的中国古董商们的探问，都使王道士认识到，千佛洞石窟在考古学上的名气正在向外传播。这使他对那里的其他“旧东西”也注意起来。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王道士这位自封的千佛洞监护人，把一些看起来很古老的泥浮雕版弄了下来，拿到了储藏室中，想以此来讨好将来某个来自远方的拜访者。当他把我交换“库藏”手稿的钱款郑重登在了账簿上之后，为了表示他的热情，他把这些大小不一的浮雕版拿了出来。关于它们究竟出自何处，我不得而知。王道士说，他是在我上次走后做清扫工作时，在一个石窟的沙子中发现这些浮雕的。但我认为他更有可能是从一些装饰性的泥中楣上把它们抠下来的，我记得，千佛洞中部最顶上那一排中有个大石窟，那里就有泥中楣。
在这些浮雕版中，有一类雕的是禅定佛。雕得很粗糙，敷彩的风格也是模式化的，千佛洞许多石窟墙上的装饰性菱形花纹就是用这种风格涂的颜色。其他浮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雕的都是位于三瓣状拱中的人物，但大小和题材有所不同。这些浮雕中肯定用了模子，而着色的细节部分则不同。从人物的整体风格看，似乎是唐以后的作品。
还有几组小浮雕大概也是唐以后的。它们呈圆形或梨形，只有约2英寸宽。材料是未烧过的黏土，是用模子做出来的。雕的是施定印的佛，身边或身后是佛塔。这几件小浮雕上都出现了婆罗米文字。从类型上看，它们很像安西上游万佛峡石窟中的大量浮雕。从形状看，它们是作为捐献来的还愿品被保存下来的。我讲到麻扎塔格的佛寺时，曾提过这类东西。
做过这些交易后，在我回到长城线之前还有一点时间，我就重新拜访了千佛洞数以百计的石窟中最著名的那几个。令我欣慰的是，我知道伯希和教授在千佛洞停留的几个月里，不仅在现场做了专门研究，还在一个训练有素的职业助手的帮助下，拍下了一组完整的照片，这才算得上不负那里具有极大艺术价值和考古学价值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我已得知他们这些详尽的资料即将出版，而且由于时间限制我的考察十分仓促，因此我只是尽量看一看我第一次看过石窟壁画后写下的简单笔记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我已经记录了这些后来补充的要点，所以在这里我只简单说一下。粗粗看过之后，我发现石窟的基本状况发生了不少变化。主石窟群的北端是王道士的修复活动最频繁的地方。很多墙被新粉刷过了，盖住了原来的古老壁画，还出现了大量难看的新泥塑，说明王道士虔诚的修复活动进展得很快。石窟群中部的情况则没有这样令人沮丧。他做了不少工作来清扫通往最底下一层石窟内厅的通道。先前由于堆积了流沙，加上外面的地面在逐渐抬升，通道被堵住了不少。而且，以前人们要想到上面一层那约50个石窟去，只能通过岌岌可危的木梯子，或是更不稳当的走廊。现在他在每两个石窟间的石墙上直接开凿了通道，这样到石窟去就容易多了。但这个办法虽然简单，却是毁灭性的。在开凿通道的过程中，位于通道两端的壁画都被无情地毁掉了。
但有几个地方的迹象表明，还有一种危险威胁着窟中的壁画，因为不时有人想把壁画上那些最引人注意的细节部分刮下来。那肯定是某个参观者出于收集古物的热情干的。好在他没弄多久就放弃了，因而也没有引起当地想弄到古物卖的人的效仿。石墙上的砾岩是十分坚硬的，还凹凸不平，所以要把画在灰泥上的壁画完整地弄下来，比弄塔里木盆地或吐鲁番遗址的壁画要难得多。在塔里木盆地或吐鲁番，壁画后面的厚泥是涂在平滑的土坯墙、篱笆墙或天然土上的，只要细心并有技巧，壁画是可以同墙面分离而不致遭受太严重的损害的。所以我们可以指望，千佛洞壁画将会比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石窟中的壁画命运要好些，不会遭到缺乏经验的人的破坏——不管他们是业余文物爱好者还是想牟取暴利的当地人。
我曾亲身体验过，要对付绘着画的灰泥背后的砾岩是多大的一个难题。主石窟群最北端有一个不足9英尺见方的小内厅（我将其编为Ch.II.a号），那里墙上的壁画十分精美。那些壁画用壁画技法绘成，风格和工艺都与我在千佛洞看到的其他墙上的画明显不同。出于种种原因，我认为应该从这件作品中弄点样品下来，以供专家研究。通往内厅的窄通道两侧，有用同样画法画成的单幅小画面，由于其位置靠近外边，已经遭受了损坏，它们似乎正合我的意。但想把它们弄下来却十分困难。灰泥中含有不少石灰，很薄，特别硬，紧紧地贴在后面的砾石墙面上。尽管我们已十分小心，但在把它们弄下来的过程中，仍难免在画面上造成了不少破损之处。但破裂之处在灰泥片上留下了清晰的缝，所以我还是抱了一线希望：但愿经安德鲁斯先生那双训练有素的手修复后，人们从这些小画面中，能看出内厅本身保存完好的精美壁画中那自由流畅的构图和细腻的线条。
我此次重新朝拜千佛洞这个圣地，获得了这么多具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东西。我还要简单提一下，约6个月后，当远在吐鲁番时，我从奥登堡先生那里得知，他带着一批训练有素的艺术家和技师来到了千佛洞。他的目的是在俄国——当时还是帝国——科学院的赞助下，对石窟中的绘画和雕塑进行全面的研究并拍照。这个消息使我十分高兴。在这位杰出学者的负责之下，取得的资料对所有研究中国艺术和佛教造像的人来讲，都必定具有极高的价值。但愿他们的资料能尽快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