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读刘邦
自古以来，刘邦名声不算好。一般的读书人，提起刘邦，总对这“无赖”多感不屑。如此情形，古今皆然；早在当年，陈平就对着刘邦直说，“大王慢而少礼，士廉洁者不来”，廉洁之士，对他还真是倒尽胃口。即使日后大事已成，天下一统，都还有狷介的高士对刘邦“慢侮人”的恶行深恶痛绝，最后，竟愤而“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譬如著名的“商山四皓”）。读书人嫌恶至此，当然，是刘邦咎由自取。
不过，虽说读书人（尤其廉洁狷介之士）与刘邦如此犯冲，但古人也曾言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尽管刘邦如此可厌，却仍有些长处，很可以让这些读书人借鉴的。譬如，刘邦知言。
“知言”看似容易，其实不然。《孟子》一书高谈“知言、养气”，谈得精彩；然而，他老夫子是否真做得到“知言”二字，却不无问题。我这么说，道学家当然会不高兴。不过，你看孟子雄辩滔滔、议论纵横，很轻易就能将对方给压倒；他所自诩的“知言”，其实更多是这样的言语交锋与论辩分析；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到“知言”，却必定得先善于听人说话，再与人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这一点，孟子恐怕就很难做得到。我们读《论语》，从孔子与时人言语之中的清风徐徐、一团和气，看得出孔子的确善听。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顺”，意思是，一听别人说话，字字句句，知情解意，无有隔阂。如果听人之言，可以听到全然无隔，这就是“知言”。然而，我们读了《孟子》全书，却很难想象孟子可以如此和悦、如此安静从容地听人娓娓道来，更甭说与人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我们总觉得孟子急着要表达意见，也急着要说服别人。早在孟子当时，人们就质疑他过于好辩。好辩之人，其实离“知言”二字，多半遥远。
至于刘邦，平日散漫，好狎侮，极无礼，不时就开口骂人（读下一段，便可知）。表面看来，这似乎和孔子的清风徐徐、一团和气大相径庭。然而，真到了关键时刻，刘邦一旦认真起来，不仅无比正经、出奇冷静，甚至比谁都还虚心。别人听不进的，偏偏他就能；别人千阻万隔的，他却丝毫无隔，一下子就了了分明。这本领，就是知言。
譬如，那回刘邦受围荥阳，形势一片紧急，说时迟，那时快，韩信就在这会儿派遣了使者请立齐地“假王”；刘邦一听，直觉是趁火打劫，不禁怒火中烧，当场大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你）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陈平与张良一听，知道这一骂，必误大事，遂急忙“蹑汉王足”，附耳上前，才几句，刘邦马上省悟，旋即又改口再骂，“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嘿嘿！在那般危急、那般盛怒之下，换成你我，可能虚心听得进一旁的劝谏吗？我们有办法像刘邦如此不假思索、瞬间转化吗？
再譬如建都之事。当年刘邦灭项羽，即皇帝位后，本来就打算长驻雒阳，至于左右大臣，亦多主张定都于此。若按现代人“专制”或“民主”的想法，无论是独裁，或是多数决，甭管怎么说，似乎都该留在雒阳才是。岂料，只因张良一席话，分析得极中肯綮，句句在理，刘邦才听，便颔首频频，于是，幡然转变，完全不管对沛县老家多么魂牵梦萦，也不顾自己原先的想法，更不理会什么多数人的意见；他说改就改，毫不拖泥带水，立马迁都长安，“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请注意“即日”二字）。这样地果决，这样地干脆利落，正缘于他知言的能耐。刘邦如此虚心，是骨子里的虚心。这与他平常好说大话、吊儿郎当的模样，看似完全矛盾，但事实上，却是相反而相成。
与刘邦迥然有别、彻底颠倒的，当然是项羽。项羽平时，“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甚至“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那模样，简直就是温良恭俭让。可是，同样讨论定都时，也有人力劝关中，但项羽却啥都听不进，只撂下一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必定要回返彭城，任谁劝都没用。这还不打紧。后来，有人看不过去，遂讥讽项羽急躁短视，有如“沐猴而冠”；项羽一听，大怒，直接就把这人给“烹”了。如此残暴，又如此执拗，如果对照他平日恭敬慈爱的姿态，当然也大有矛盾；但是，这的确也是相反而相成了。
与项羽不同、却颇有相通的，是历代某些“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当然，他们不可能残暴如项羽，但在骨子里，却常常有着项羽般的执拗。这些读书人，平日貌似谦恭，也自诩虚心，甚至动辄标榜修养的工夫，可是，一旦到了紧要关头，却经常死咬不放，比谁都还偏执。如此偏执，多半缘于他们喜高言、好议论，总言语滔滔，轻易就可自圆其说，更不时会自我欺瞒。他们如果连自己都欺瞒得了，那么，别人的言语，又怎能听得进去？
这样的偏执，更根柢的原因，是他们过度“是非清楚”与“善恶分明”。向来，他们总自居道德的制高点，一拗起来，俨然都成了真理与公义的化身，动不动，就标榜“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这“大是大非”的旗帜下，他们当然要把自己的偏执解释成“择善固执”。于是，道德感越炽烈的读书人，常常越偏执，也越难劝得动，更离“知言”二字越是遥远。结果，我们就看得到，北宋有新旧党争，两造的“道德君子”，总是各持己见，总是相互倾轧；他们都是廉洁之士，可他们也党同伐异得最为彻底。因此，我们也看得到，清朝末年有群自诩“清流”的翁同龢者流，他们成日空谈大义，成日讥弹干实事的李鸿章；他们满嘴天下国家，却整天意气用事。这些“君子”也好，“清流”也罢，一直都在“择善固执”，但是，也一直都在误人与误己。
读书人之狷介，本是可敬可佩；他们的道德感，更是美事一桩。但这可敬之美事，稍一不慎，却可能沦为不自知的执拗。“择善固执”与“执迷不悟”，本只一线之隔；炽烈的道德感与极度的偏执狂，原也只一步之遥。如何避免异化，其实是门极大的功课。如何学会真正的“知言”，更是每个读书人都该面对的课题。孔子“六十而耳顺”，境界确实高了些，一时之间，其实也难以企及。但至少，我们先放下原来的不屑，慢慢平心静气地参详“无赖”刘邦，琢磨他“知言”的本领，这倒是个简易的办法！
“拼爹”与“靠爸”
西安有份杂志，问我“拼爹”的问题。台湾不说“拼爹”，说“靠爸”。
刘邦当年，一向就是“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才瞬间，便可与市井之人稍无隔阂的。这样的无隔，借用台湾女作家朱天文的说法，是像个“速溶颗粒，当场融于对方，融于情境”；作为“速溶颗粒”，刘邦最惊人之处，是在于他既能“融于市井走卒之间，又不可思议能融入张良者流”。若纯纯粹粹聊聊天、谈谈话，甚至只是演演戏地搭个腔，这当然不难；可真要同时融于市井走卒与张良者流这迥然有别的二者，老实说，极度不容易。正因极不容易，那聪明绝顶的张良，才会叹息言道：“沛公殆天授！”
刘邦出身民间，又状似无赖，更偶得天幸，因此，才修得这“速溶颗粒”的能耐。其中，民间的出身，是个基础；这样的基础，使他有如禅僧所说的“体露金风”或者庄子所说的“浑沌”般地雨露风霜、天生地长，于是，日后逢人遇事，每每充满了弹性；即使遭困受挫，也总能百折不挠。如此充满弹性与百折不挠，使刘邦屡败屡战、屡仆屡起，心中毫不挂碍，总像个无事之人。这恰恰与他的对手项羽那样地暴然而兴又骤然而亡完完全全地相悖相反。遥想当日，项羽败走，一路疾奔至乌江，那乌江的亭长正舣船（舣船：拢船靠岸）以待，只待渡过江水，项羽就可重回江东，徐图再起。可是，项羽望着那一汪江水，想起那五年的霸业，再想起江东故土，顿觉百转千回，真要往前渡去，竟是举步维艰、万万不能呀！“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是呀！项羽出身贵族，自有其身段，更有其面子问题。作为将军世家之后，项羽当初才二十出头，便已光芒万丈；数年后，更“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这样地不可一世，转眼间，却只落得兵败而逃。此时此刻，真让他这样地奔回江东，究竟颜面何在？看到父老，又有“何面目见之”呢？
是的，乌江边的项羽，前思后想，除了自刎，确实也别无选择了。换言之，他贵族出身的背景，固然使他有条件在极短时间内暴然而起，可到最后，如此出身的种种身段与面子问题，却也将自己逼到无以转圜。他的出身，造就了他，也毁掉了他。
所谓“拼爹”，或者，所谓“靠爸”，不也如此？
不过一败
项羽刘邦之事，两千多年了；世人言之不尽，也思之无穷。我是个乡野之人，读史书，一如刘姥姥逛大观园，只觉得眼花缭乱。但是，看他二人之起起落落，倒让我想起了自己一桩小事。
那是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贺伯台风侵台，引发空前的自然灾难，也带来台湾社会偌大之撞击。有感于斯，我写了篇一万两千字的长文；下笔前、完稿后，一直都心绪激昂、澎湃汹涌，久久不能自已。后来，将稿子寄给了两家报社，当然，都退稿了。一则我当时毫无名气，再则写得也不能算好，三则又实在写得太长，任谁都不该用的。过阵子，我总算想通了，心境也已然平复，对于刊登之事，便没那心思了。倒是我中学时代的导师，深觉可惜，屡劝我稍事剪裁，修成短篇再投。提了几次，我却是意态阑珊；最后一回，我只淡淡言道，“其实我不想这么早成名。”
当时，我二十八岁。而今想来，这话，算得上是桩小小的洞见吗？
回到项羽刘邦。项羽是贵族之后，先祖“世世为楚将”。一般而言，世家子弟识多见广，起手便高，若加上“才气过人”（司马迁言项羽），在风云际会之时，便常常骤然而兴。项羽初起，年方二十四。自古英雄出少年，项羽正是不世出之少年英雄。且看他巨鹿之役，先杀了“卿子冠军”宋义，威震诸侯，又率楚兵破釜沉舟，军士们一以当十，呼声震天，不仅大破秦军，还让作壁上观的诸侯各军“无不人人惴恐”；既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如此项羽，何等豪情，又何等英姿！短短三年内，他引领各路诸侯，一举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如此成就，《史记》说，“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当时项羽，远远还没三十！
此时此刻，项羽岂止意气风发，又岂止年少得志？但是，这么叱咤风云，不过才又五年，项羽竟急转直下，垓下受围，旋即又乌江自刎。噫！何兴之暴也，又何亡之倏也？可叹他自矜自伐，四顾无人；身旁的高手，连个范增也留不住。可叹他执念甚深，即使垓下突围，仍执着于“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仍念念于自己万人莫敌之能耐，都不忘证明自己轻易就能斩将刈旗。唉！都什么时候了，还要逞能？！
项羽是才情过多，遂被才情所执。项羽又是成名太早，遂为名声所缚。他的死，是死在乌江自刎；他的自刎，又因没脸见江东父老。他的家世、他的名声，都成了甩不掉的沉重包袱，至死不得解脱。这样的才情、这样的身世，固然让他暴然而起，让他年纪轻轻就登上绝顶；但也正因如此，当年轻的项羽独立孤顶时，也就只能目空一切；除此之外，他没机会领略呼吸吞吐，也不知如何回身转圜。他的人生有起无落，一旦落下，就只能粉身碎骨。
刘邦不然。刘邦在起事前，年近半百，却几乎一事无成。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总被老爸嫌为“无赖”。即使当个亭长，闲来无事，也就狎侮一些僚吏，寻寻开心吧！县吏萧何于是笑他，“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爱说大话的刘邦，却又胸无大志，从不像项梁（项羽季父）时时刻刻都是宏图远虑与多有谋略。亭长刘邦，不过是“好酒及色”；喝了酒，囊空如洗，便赊赊账；店家讹他，将酒账又多记几倍，他也不在意。
这般被嫌弃、被笑话、被当成冤大头，刘邦压根不当回事。天生之豁达，再加上半生之际遇，使得他凡事都无可无不可。这般无可无不可，看似吊儿郎当，又看似漫不经心，但事实上，却有其根柢之大气与元气。
因为大气，所以刘邦素来宽厚，故而在起事群雄中，楚怀王独独许他进军关中，遂成日后汉王大业。又因为大气，故刘邦海纳百川；论运筹帷幄，他不如张良；论后勤补给，比不上萧何；论战必胜攻必克，更远远不及韩信；但“无甚才能”的他，凭其胸襟，凭其气度，却能将这天下第一等俊杰尽纳彀中，开创了亘古未有之新局。
刘邦的元气，更是惊人。当年曾国藩讨太平军，多有挫折，上奏战果时，原说“屡战屡败”，后又改“屡败屡战”。这一改，固然好，但终究经过了一番转折。若是刘邦，凭其根柢之元气，屡败屡战，本属当然，连转折都不必。在他看来，颠踬踉跄，原属寻常；回过神来，也就得了。正因老被嫌弃、被笑话、被当成冤大头，使他在呼吸吞吐之间、回身转圜之际，都毫不执着，也毫无挂碍。对中年以前一直无籍籍名、两千年来名声也未必多好的刘邦而言，人生起落，一如花开花谢；而沙场争战，即使输得再不堪、逃得再狼狈，那都不过，就是一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