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在绵延几十年的文化生涯中，钱锺书贡献了一批戛戛独造的学术著作和精妙绝伦的文学作品。世事的沧桑和人生的风雨没能阻断他文化生涯的绵延，相反，在学术文化上，钱锺书始终保持着挺进的犀利锋芒，以他全部的著作创辟了一个深刻而独特的现象学式的话语空间。中西浩瀚淹博的现象观念，在其间交相生发、立体对话，从而凸现出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钱锺书的话语空间在对人类文化本质的认识与阐明方面获致了一种哲学的突破，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宗师与文化大师。
钱锺书坚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散为万殊，聚则一贯，中西文化虽然思想方法、话语模式不尽相同，但决定事物的“理”则基本一致。此“心”之能“同”，同于此“理”；此“理”之能“同”，同于此“物”；“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水性如一，故治水者之心思亦若合符契。……思辩之当然，出于事物之必然，物格知至，斯所以百虑一致、殊途同归耳”。所以，钱锺书始终面对的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同时，也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解构。他在对中西文化的解构中探源溯流，洞幽烛隐，破解话语，贯通衔接，抉发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希求别创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生面。在论述《左传正义》时，钱锺书专门论析了“和”与“同”的关系。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生面是解构剔除了腐朽落后的文化因子，吸收了中外有益生动的文化精义，融汇中西，打通古今的崭新境界，充分体现了钱锺书卓越的文化史识。它
也再一次证明，解构不是简单地对结构的分解，对体系的破坏，并不仅仅意味着击垮系统，而且意味着“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如果你喜欢也可以说成是凝聚起来的可能性，这不一定是系统化的”。这种开放性的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念，其实已经涉及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问题，为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思考文化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尺度。借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一个术语，我们也可以说，钱锺书所关注的正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和杂交性。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商讨不是绝对的对某一方的否弃，而是将对立或矛盾或统一的成分予以会通。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是势所必然的，这种碰撞无论是敌对性的还是互补性的，都是一种话语实践。它们在表征层面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差异，决不能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中的既定的种族属性和文化属性，因为文化差异的社会表现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持续不断的商讨行为。我们应该放弃普遍化的认同，而寻求多元文化语境中的相对认同；不一定要扭曲自我的文化，一味地去求得全球化的虚假的认同，“在某一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和而不同，应该是多元文化时代中我们应有的文化认同策略。
正是始终秉持着这种比较文化与文化对话的原则，钱锺书才总是坚持“异域语可参”，旁征博引、汇通中西，在中外文化的对读中寻求跨文化的共同规律。钱锺书还更多地用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以形成于一种文化系统中的话语来分析处理形成于另一文化系统中的话语，或者结合传统的理论与现象，展开双向或者多向的阐发，以便使我们可以对自己的文化话语回过头来另眼相看。这种另眼相看总是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无论钱锺书征引的西方文化现象多么丰富，西方话语多么玄奥，最后总是为了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话语产生一种新的认同。钱锺书在《说“回家”》中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道家和禅宗，每逢思辩得到结论，心灵的追求达到目的，就把‘回家’作为比喻”。西方也有相似的比喻。中西比喻的相同，表示出人类思想和推理时一种实在的境界，“回是历程，家是对象。历程是回复以求安息；对象是在一个不陌生的，识旧的，原有的地方从容安息。我想，我们追思而有结果，解疑而生信仰，那些时的心理状况常是这样”。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与文化话语来说，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也完全可以使之产生新的认同与“回家”的感觉，这正是文化对话中双方互为主观的结果，它体现了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理性精神。换言之，文化对话不仅是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基点，也是一种有益于现代生活与现代社会的新的理性精神的表达。
文艺心理学虽然早在古希腊就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奠定了基础，也历经漫长的发展历史，但作为系统化、专业化的文艺心理学却是伴随着心理学的独立而出现的，几乎与现代心理学保持了同步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文学艺术作品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心理材料，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另一方面现代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又不断刺激文学创作实践，给予作家艺术家以巨大的启示。文学与心理学已然呈现出相伴相生的状态，两者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文学是心灵的外化，是对人的情感心理的表现，而心理学正是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探究。两者都关注人文事件中的动机和行为，关注神话的创造和符号的运用。正如钱锺书曾加征引的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视觉艺术心理学》中所说，无论作家、理论家是否承认或意识到他们“正在从心理学中受益”，“他们自始至终都是在实际应用着心理学，—不是家传的，便是其他人留传下来的”。关于文学创作与心理学的关系，韦勒克和沃伦也曾加以辨析并指出，“对一些自觉的艺术家来说，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但心理学本身只不过是艺术创作活动的一种准备；而从作品本身来说，只有当心理学上的真理增强了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它才有一种艺术上的价值—简而言之，如果它本身就是艺术的话，它才有艺术的价值”。在此基础上，韦勒克和沃伦提出了文学心理学的定义：“可以指从心理学的角度，把作家当作一种类型和个体来研究，也可以指创作过程的研究，或者指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心理学类型和法则的研究，最后，还可以指有关文学对读者的影响的研究（即读者心理学）。”应该说，韦勒克和沃伦的这个定义涵括了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内涵，文艺心理学就是运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阐释文学艺术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它既研究文学艺术家的个性心理结构，也研究文学创作的心理过程；既注重文学作品的心理分析，也分析文学接受的心理效应。这些方面恰恰也就是钱锺书文学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然而，无论中西传统史学如何追求真实性，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依然与真实性如影随形，文学与历史之间依然显示出内在的紧密联系。一方面，文学叙述的虚构性是有限度的，它要揭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就必须要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事件作为叙述的基础；另一方面，历史书写的真实性也是有限度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史料、修史目的、意识形态立场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使得历史书写的虚构性在所难免。历史的真实性是“是这样”的问题，而历史的虚构性则是“应该怎样”的问题，诚如钱锺书所说，历史上“‘是这样’（is）和‘应该怎样’（ought）两者老合不拢。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通常说‘历史的教训’，仿佛历史只是严厉正经的上级领导或老师；其实历史也像淘气捣乱的小孩子，爱开顽笑，捉弄人。有机会和能力来教训人，笑弄人，这是历史的胜利”。因此，新历史主义重新发掘历史的虚构性，将文学与历史等量齐观，互通无间。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只能属于一定的历史，而历史又只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历史只能是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重写的文本。传统的历史主义在文学批评实践上坚持历史和文学之间的清晰界定，将历史看作文学的稳定背景，勾勒出一幅历史线性发展与文学演进同步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