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镇江近代司法档案辑考·诉讼文书卷》由绪论及上下编组成，上编包括五章“诉讼文书”，下编为三则原始案例。上编由“警察诉讼文书”“检察官诉讼文书”“推事诉 讼文书”“当事人诉讼文书”及“律师诉讼文书”五部分组成，五部分诉讼文书的次第组合，即警察—检察—推事—当事人—律师，涵盖诉讼程序的全过程，体现了辑考者的独特匠心。清末民初，近代诉讼体系逐步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渐趋成熟，警察的侦查、检察的起诉、法官的判决、当事人的诉求以及律师的辩护，通过本卷的布局串联，形成比较完整的诉讼链条，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大体显现。阅读本卷，透过典型案例，有助于深入了解近代中国的诉讼。
关于传统诉讼制度向近代的过渡。时间跨度上，搜罗最早的诉讼文书为咸丰九年（1859年）丹徒知县的民事诉讼判词，最晚的为 1948年的相关诉讼文书，纵贯近一个世纪，有传统的继受，也有近代的转型。如本卷上编第三章的丹徒知县判词虽系“抄件”，却为咸丰九年的判决，传统判词的表达，如“索诈钱文”“受贿徇情”“殊堪痛恨”“显系扛架，亦属不合”“本应深究”等，以及判词的口吻，纯为一人法庭时的判官手笔。当事人的诉讼文书，则有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抱告状及保状各一份，其系同一案情的两份文书：一为子女不服从教养忤逆尊长，家长行使《大清律例》赋予的“送惩”权，请求官府“重责收押，俟其悔过自新”，再由家长“禀请核释”，官府同意收押； 一为该逆子被收押半年后，其父生病卧床，思子心痛，其母亲年迈，无人侍奉，乃由其母邀同亲属、邻居向丹徒知县申请保释，逆子承诺“悔悟”，不再“忤尊滋端”，知县这才堂谕放人。两则文书记录了一桩完整的诉讼案情：家长的送惩权，县衙的收押义务，家长申请保释的权利，是《大清律例》“子孙违犯教令”条款有效施行的记录。以往判例判牍中所见家长送惩的多，而申请保释的少，该文书保留了这方面记叙。还有一份宣统三年（1911年）的民事诉讼文书：尽管当事人状告被“劣董”孙某敲诈勒索、争取人身自由，几乎声泪俱下，但江苏高等审判厅一纸批文“本厅为江苏全省最高审判衙门，越控之诉不便违章受理”，驳回诉讼请求——新式四级三审诉讼程序创设之后，程序正当得到极好的体现。（参见本卷上编第四章《王老三上诉状》）
关于检察职能经历的传统到近代的过渡。在传统社会，州县衙门接到刑事案件报案后，均须在第一时间由知县带领仵作、书吏人等临场勘验。时至清末，检察厅已然成立，新型检察官幼苗初长，近代法医尚待养成，勘尸验伤一类的工作只能由检察官操刀，完全担起了传统仵作的角色。如1912年1月26日镇江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接报来到命案现场，所作验尸报告表述为“验得该尸年三十三岁……经检验员如法相验唱报，委系生前受枪伤身死，余无别故”。（参见本卷上编第二章《江苏镇江地方检察厅办理命案报告（孙景元枪杀人）》）验尸过程及报告用语，与传统仵作勘验并无二致。民国以后，法医角色才慢慢出现，随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颁布，检察官主要负责决定刑事起诉或不起诉，指挥司法警察或法医协助侦查勘验，由此彻底消除传统县官、仵作等延续的痕迹。（参见本卷上编第二章《江苏镇江地方法院检察处不起诉书》《江苏镇江地方法院检察处再议处分书》、第四章《朱克钰等抗告状》）
关于地方法院的设置。近代中国基层司法的改进，是整个司法改革的“老大难”问题，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初等审判厅、县知事兼理司法，到南京政府时期的县司法处、地方法院等几个阶段，至1947年10月全国尚有66%的县份没有设立地方法院，仍由配有承审员的县司法处审理案件。从本卷所辑档案可知，江苏省江浦县，虽与首都南京仅一江之隔，与位于镇江的、其时已是江苏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的距离也不过顺江半日可至，可是直至1946年，如此紧邻“京畿”的首善县属，竟然还维系“县政府兼理司法”之制，一应具体司法事务仍由司法处承审员经办，县长仍兼掌检察，行政与司法的界限模糊不清。（参见本卷下编案件举要二《兼理司法江苏江浦县政府审理单》《兼理司法江苏江浦县政府点名单》《兼理司法江苏江浦县政府刑庭侦查笔录》《江苏江浦县政府兼理司法事务押票回证》）其他偏远县属设立地方法院的滞缓，由此不难推知。
特种刑事诉讼文书尤其是涉及汉奸罪的诉讼文书的荟集，也是本卷的一大特色。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惩治汉奸条例》，江苏高等法院镇江分院以其独特的区位及审级优势，受理了大量汉奸罪案件。本卷相关案例从兼理司法的县政府的侦查、捕捉、传讯，到向一审法院——高等法院或高等法院分院的移送文书，再到审理和判决文书，均有完整的流程记录。
除此以外，尚有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诉讼文书，如女律师杨璞真为王徐氏、王于氏因田产纠纷撰写的上诉状，字迹清秀柔美，端庄紧凑，颇具女性书法风格。（参见本卷上编第五章《律师杨璞真撰上诉状》）民国时期，女律师参与诉讼逐渐兴起，比较著名的有郑毓秀、史良、沈仪彬等，近代镇江出现女律师代理诉讼（即杨璞真律师）系在1931年，与上述三人大致同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镇江在司法建设领域的地位。
本卷其他特征所在皆有，不再赘述。借此机会，再就目前司法档案资料的整理模式略陈孔见，就教于“辑考”作者及方家同仁。目前司法档案整理研究大致有四种模式， 一是完全按原档案存放单位的卷宗，整体扫描成图片模式，或供内部使用，或出版面世。优点是能原封不动地展示档案全貌，读者按需从中选用；缺点是档案存量有多有少，整理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出版成本有高有低，少量的可以公开出版，海量的则一时难以问世，想利用者只能申请获准到相关整理单位内部查阅，手续烦琐，十分不便。二是选择性扫描。由整理者根据自己的辨别，从众多档案中选择自认为“有价值”的部分，归类拍摄或扫描，将图片整理后出版。优点是能保证档案原貌；缺点是经过整理者的删选，对整理鉴别者而言，固然是有价值的，那些“无价值”未被选录的档案，在另类需要使用者眼中，可能就是“有价值”的材料，却无法阅读原件，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而且以图片尤其是彩图影印出版的，占幅大，成本高，定价贵，普通读者购阅，两可之间，往往踌躇。三是整理者将原始档案分类抄录整理，转成现代文字排版付印。优点是实际容量大，定价一般适中，文字容易转换成电子文档，使用便利；缺点是经过整理者的转手抄摘，原档案字体的辨认校勘的精确度难以保证，再行核对原档，难度甚大，既存的讹错可能将错就错，或顶多以“存疑”标识。四是根据既有司法档案进行辑考，融整理、考证及研究于一体。优点是根据编辑者的导读提示、观点引导，读者能迅捷把握档案内容要点，直奔主题，选择感兴趣或所需要的资料阅读利用；缺点是辑考文字与档案图片相杂，文字的逻辑系统性和图片的原始完整性均存在展示不足的可能。以上几种模式各擅胜场，也各有短板，全凭阅读者相机抉择，取舍由己。
囿于篇幅所限，本卷所录仅是镇江近代司法档案中诉讼文书档案的一小部分，但其通过择选和考证诉讼文书档案，考察特定地区诉讼状况的尝试是成功的。本卷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档案为主，但其中少量的晚清诉讼文书档案弥足珍贵，为了解传统诉讼向近代转型的一些特征提供了视窗。故此，本卷所选档案用“少而精”来形容，当不为过！
张仁善
202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