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女人》是一部集中于个体的十七世纪欧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以微观史学代表人物著称的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通过流传于世的回忆录、自传、著作等历史文献，梳理了十七世纪欧洲三位女性（商人格莉克尔、训导者玛丽、艺术家兼博物学家梅里安）的人生经历，进而研究十七世纪的社会历史，是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史、社会史著作。其中，格莉克尔写下了七卷本带有教导训育色彩的回忆录，玛丽写下了诸多的书信和自传，梅里安留下的则是昆虫和植物的博物学著作以及大量的水彩画。她们都不是一举一动都为我们熟知的女王或贵族女性，而是生活在欧洲、北美和南美的“边缘地带”。作者根据她们的回忆录、手稿等，重构这三位身份差别甚大的女性的生活，展示了十七世纪女性生活的多样性。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她们三位身处“边缘”的普通女性，却微微撼动了那个坚不可摧的男性世界。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加拿大历史学家，新文化史、微观史代表人物。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于1959年获得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主攻欧洲近现代史领域。现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与人类学客座教授、中世纪研究教授。她的著作最初聚焦于法国，之后逐步拓展、延伸至欧洲其他国家、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其最受赞誉的著作《马丁·盖尔归来》目前已经被译成24种语言并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2010年，她被授予挪威郝尔拜奖（Holberg Prize），称赞她为“当代最有创造力的史学家之一”；2012年她被授予加拿大总督功勋奖。另有《档案中的虚构》《行者诡道》等多部重要作品。

序　幕

与上帝争辩

新世界

蜕　变

结　语

注　释

致　谢

在这部非凡的著作中，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汇集了三位 17 世纪欧洲女性，她们在“边缘”过着大胆而有成就的生活。戴维斯着手证明，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工作中，这三位女性不仅为全体女性开辟了新天地，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们在道德上也优于同时代的人。——《多伦多星报》

戴维斯选择的这三位不是缪斯、情妇或贞洁烈女，这打破了女性传记的常规边界，书中的三位主角都是具有独特才华和自我转变欲望的人物，并拥有实现目标的坚强性格。——《独立周日报》

通过对17世纪三位女性的密切研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重建了历史，既填补了早期现代女性史的概念框架，又对其进行了挑战。《边缘女人》的重要价值在于其精确追踪受访者在多个领域的生活：从修道院到新边疆，从家庭到市场，从田野到绘图板……戴维斯这一细致入微且引人入胜的叙述，不仅重建了她们的生活，也为女性揭示了一系列被历史叙述边缘化的社会、精神和文化世界。最后，它打破了早期现代女性史中最明显的框架——家庭、车间、教堂，并为其传主的探索、反思和身体体验提供历史空间。——《历史研讨会期刊》

戴维斯的作品一直超越时尚潮流，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交流。戴维斯给我们呈现了三位早期现代强大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困境与我们自己的困境并无二致。早期现代历史学家坚持父权制无处不在，而戴维斯则向我们展示了辛勤工作、养家糊口的女性，她们从未沉浸在母亲的角色中，也从未因为妻子的身份而被抹杀。戴维斯所写的一切都源于对近来关于女性写作和历史人类学的大量理论著作的慎重、批判性考虑：她的文本中没有任何这些理论的碎片。对于戴维斯来说，历史学家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她的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写历史的方式，不会用直接的论证或解释来束缚读者，而是试图激发想象力。这是一本让人难以忘怀的书。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关于旧世界与新世界之间、男女之间、母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新思考方式；以及对历史学家所可能涉足领域的大胆开拓。——《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17世纪的欧洲，当女性离开家庭、工场和教堂，离经叛道的她们面临怎样的命运？

格莉克尔·莱布，离经叛道，擅长经商，撰写了七卷本的自传。

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在新世界开垦精神与物质的荒原。

玛利亚·梅里安，艺术家、博物学家，每日研究她心爱的毛毛虫。

《边缘女人》中的三位主人公，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

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

突破“正统”，揭示被历史叙述边缘化的女性世界，打开理解世界历史的一扇新窗

《边缘女人》挖掘了历史上的无名之辈，为我们理解早期近代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埋首档案、回忆录、自传，乃至账本、画作，在戴维斯巧妙的叙述中，我们了解了关于早期近代欧洲生活的更多信息，远超一般的“正统”历史书写。

和《奶酪与蛆虫》一样好看，《马丁·盖尔归来》作者、微观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重磅力作

非专业读者也能读懂的历史学著作，即使相隔几个世纪，我们与她们仍然面临同样的困境。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加拿大历史学家，新文化史、微观史代表人物。2010年，她被授予挪威郝尔拜奖（Holberg Prize），称赞她为“当代最有创造力的史学家之一”；2012年她被授予加拿大总督功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