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踏上独立音乐之路
2014年，当我背着行囊，从东京飞回北京，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不管未来会怎样，我都准备好了。
首先我准备好了一笔钱。这个是基本的生命线，包括我在北京的生活费以及录制专辑的所有经费。在日本工作这两年，每个月都存下了积蓄，不知不觉这笔钱可以够我做点事情了。
我做音乐确实没有跟父母要过一分钱。拿着他们好不容易积攒的那点钱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来试错，我不敢，也不想。自从我开始在东京上班，就没有再花过他们的钱。再往前倒数，自从我开始到北大读硕士，拿着一等奖学金，住着学校宿舍，吃着学校食堂，生活开销很少，就基本不再需要家里的经济支持了。
毕业后在东京工作那两年，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多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月的收入是人民币两万块的样子。这对一个刚刚步入职场的文科生来说，已经很高了。记得当时我在北京面试的一家大型国有出版社，毕业生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五千块。好处是这样的体制内单位可以给北京户口，可能这对于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是个诱人的选项。没有户口，在北京做很多事情都很麻烦，包括以后孩子上学。但这对当时只想去外面看看的我来说，没有太大吸引力。
另外，还要得益于现代电脑技术在音乐领域的普及，使得录制专辑的成本大大降低。以前的话，录制一张专辑是普通人不敢想象也无力负担的成本。光那些大型的录音设备，估计就要一百万人民币吧。所以以前都是唱片公司来负责做歌，拿着投资人的钱，包装艺人。
到了今天，只要有一支话筒，一台电脑，一把吉他，就可以录歌、混音、制作母带。门槛降低了，所以独立音乐人可以存在。可以自发录歌，可以不受唱片公司的束缚，自由度高了很多。
这也是我在东京看到的独立音乐人制作音乐的方式。他们不仅给了我艺术上的启发，我也从他们这学到了做音乐的很多可能性。不只有通过公司选秀这一条路。
我知道自己不是比赛型选手。在学校参加十佳歌手大赛只是一种初步的小尝试。学校的比赛还比较单纯，外面的比赛掺杂着更多复杂的元素，比如资本运作。
而且我擅长的不是嘹亮的高音，舒适的位置更多是在中音区。别说比赛了，我这样的“零起点”选手，没法和在艺术学院经过四年专业训练，甚至从小开始训练声乐技巧的专业选手相比。我只是野生的，自己唱着玩。
我不想让别人来决定我是否可以“歌唱”这件事。也不是一次比赛的成绩好坏，就说明我适合或不适合走这条路。音乐对于我不是梦想，只是一种决定。
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弹琴的时候，有意无意之间，总是有很多旋律冒出来。就像是顾城说的，你是苹果，就不要憧憬橘子。我没有憧憬过橘子，我的音乐旋律告诉我，就长出苹果本身的样子就好。
这些旋律就是我的苹果种子。
我决定辞职回国，正是因为这些准备好了的“种子”，也就是未经打磨的作品。包括我写的那些歌词和旋律，还有我为诗歌谱的曲。
这九首歌里面，其中有五首是给诗歌谱曲。诗歌分别是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的《春的临终》，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火车》，中国诗人北岛的《一切》、西川的《夜鸟》和田原的《枯木》。
选诗很国际化，得益于旅日诗人田原当时给我的一份诗单。当我问他，可不可以推荐一些诗歌给我时，他欣然发来了自己的这些选诗。而就在里面，我遇到了这些诗歌。关于和他的遇见，以及他引荐给我他的诗人好友北岛、西川、谷川俊太郎，让诗人们第一时间听到我的谱曲版本的故事，会在后面关于这张专辑里具体讲。
我准备好了面对未来的所有可能。也包括作品做好发出，可能会石沉大海。如果今天再让我回看当时的决定，不得不说是一种很大的冒险。
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学校接受教育，在大学和硕士期间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而我突然想要唱歌，要用自己的短板来试图谋生。
但我不会后悔。因为那一刻，我没有别的选择。那时候我只想把自己的旋律录制出来，做成歌。这些旋律的种子只想发芽，只想破土而出。我不想埋没它们。也不想埋没自己的可能性。
我知道自己不做这件事情，就不知道接下来为什么而活，不知道每天活着的意义。也许这就是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