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来编了一册关于书的文集，本拟名为书话集，想起唐弢先生在《晦庵书话》中对书话的阐述，乃是“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并被热爱书话的朋友奉为圭臬。作为也曾自以为写过几册书话著作的作者，我读唐弢先生的这个对于书话的定义，感觉颇有道理，但对比时下各种书话作品，却总是觉得不是滋味。由此想来，书话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可以看作是关于书的纪事，关于书的闲话，关于书的掌故，以及关于书的趣闻，这也便是唐弢先生所说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对于热爱写作的朋友来说，写作书话，其实并不是难事，难的是有无这“一点事实，一点掌故”。真正的书话写作，其实并非人人可为，而是掌握这些“事实”与“掌故”的作者，他们或者是编辑家、出版家、藏书家，甚或是极有情趣的文人学者。而由此，书话，也才能成为他们在闲余之际所写的一种特别文章。我以为很少有专门的书话家，因为关于书的“事实”与“掌故”毕竟是有限的。作为藏书家的黄裳先生，晚年就常常会为写文章没有材料而苦恼。书话作为一种文体，又因为这“一点”的缘故，多是短的，很少长篇大论；又因为“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则又是言之有物和活泼可读的，而绝不是材料堆砌的八股东西。
谈起书话，首先想到《晦庵书话》。那么，不妨先来谈谈这一路的书话写作。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也是著名杂文家，而他的另一个醒目的身份，则是新文学版本的收藏者。唐弢的新文学版本收藏极为丰富，现代文学馆的藏书，或有半壁为其捐赠，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专门印制了《唐弢藏书目录》作为纪念。因为这几种特殊的身份叠加，让唐弢在写作书话时，能够游刃有余，谈书作文颇如囊中取宝，而先生又总是平静而克制的，那抒情的气息是淡淡的，令人如闻清香。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神采。继承唐弢新文学书话写作衣钵的，是供职于《人民日报》社副刊的编辑家姜德明先生。姜先生对唐弢先生是极为追慕的，除了大量收藏新文学书籍之外，姜先生还善于交游，且还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姜先生的散文写作十分活跃。此外，姜先生早年还专门研究鲁迅，并就此曾写过一部研究鲁迅的书话作品，与唐弢先生的研究，亦有承接之意。无论是唐弢先生，还是姜德明先生，他们的书话写作，都是建立在对现代文学史料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由此使得他们能够对掌握的材料迅速做出精准判断，从而写出一篇篇隽永有味的短文。我把唐弢和姜先生，看作是藏书家一路的书话家。
或许是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太有名气了，追随者众，但有大成就者少。黄裳曾写过一篇《拟书话》，便是对唐弢的书话体文章的仿写。作为著名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按说可以就此写出一大批的“书话”作品来的。但我理解，在黄裳的心中，这个“书话”是有特别的含义的，乃是属于唐弢和新文学版本领域，故而他的这篇《拟书话》，所谈也是难得一见的新文学珍本，而他或也有将自己的谈古书文章与此作以区别的。黄裳是著名藏书家，主要收藏明清珍籍善本，他的关于藏书的文章，却少以“书话”来命名。作为藏书家，黄裳最有代表的谈书文集，一本为《书之归去来》，另一本应为《来燕榭书跋》，这两本书都是他人难以写来的。前者写他收藏古籍珍本的经历，有得书的喜悦，又有失书的沉痛，颇有“沉郁顿挫”之味。得书之作，有《西泠访书记》《姑苏访书记》《湖上访书记》等多篇，皆为云霞满纸的好文章。失书之作，则有《书之归去来》等多篇，还有篇谈他购读《药味集》后又意外的失而复得的故事，堪为奇事。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藏书家的记人文章，写过一系列谈坊间书贩的文章，谈人亦谈书，别有一种风味。《来燕榭书跋》是黄裳用文言写“题跋”笔记，读来颇感文情俱胜，亦可当一种书话来看。
藏书家写书话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若是能够有一支妙笔，则能如岩中花树一般，寂寞的藏书生涯也变得灿烂起来。作为藏书家代表的书话家，除了黄裳、唐弢和姜德明，最为著名的，还有收藏古籍的郑振铎、阿英、叶灵凤、周越然等名流前辈，其中以郑振铎的《西谛书话》最为可看。郑振铎在抗战中，与虎狼之辈争夺典籍，乃是真正的“虎口夺食”，用他的话来说，便是“劫中得书记”，这劫难是民族文化的灾难。后来黄裳写他在“文革”中的失书与失而复得的事情，乃是又一种“劫中得书记”，可谓异曲同工也。郑振铎能够写得一手极漂亮的文章，而他又总是不掩饰自己哀乐，得书之幸与失书之痛总是跃然纸上。当代藏书家众，能如郑振铎和黄裳这样写写藏书闲话的，却是寥若晨星。其中可以推举的，则是京城的韦力和谢其章二位，两位都是有名的民间藏书家。韦力先生以中国古籍版本收藏享誉，谢其章先生以收藏现代人文期刊著名，两人也均是著作等身，其中韦力先生的《得书记》《失书记》与谢先生的《搜书记》《搜书后记》，堪为佳品。《得书记》与《失书记》多写拍场上的得失掌故，是颇为好看的。而《搜书记》和《搜书后记》则是一位民间藏书人辛苦辗转于冷摊的记录，其中的喜怒哀乐，读后令人扼腕。
谈以“书话”为名的著作，除了《晦庵书话》，另一本书话名作，应该是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周作人是现代以来读书极为博杂的文人，他的著作如《夜读抄》《书房一角》《秉烛谈》之类，均显示出浓浓的书斋气息，但以“知堂书话”来命名，实为锺叔河先生的手笔。其实，锺先生的这个命名并不准确。周作人作为极有书卷气的文章家，创造了一种特别的“抄书体”写作范式，成为一代文体大家。但周氏的读书随笔，很少写关于书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可以列举的，仅有《东京的书店》《厂甸》《旧书回想记》《我的杂学》《陶集小记》些许篇章。我曾有意搜罗周氏关于买书、藏书、写书的闲谈文字，成一册真正书话著作，并拟名为《苦雨斋书话》。周作人的这种读书文章，我称为文章家的读书记，追随这种特别的写作的，最为称道的有北京的谷林、苏州的王稼句和定居纽约的张宗子，前者的代表作为《书边杂写》，后者的代表作为《看书琐记》，张宗子的代表作则是《书时光》。当今关于读书随笔的文章可谓满坑满谷，难以列举，虽然不能列在狭义的书话行列，但我以为这样的文章也是很难写好的，如要写得隽永有味，更是难上加难。
锺叔河先生编选《知堂书话》，已成为当代读书随笔的经典文本。而锺先生作为编辑家，除了大半生为周作人编选文集之外，还曾主持“走向世界丛书”，更是影响巨大。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生为书操劳的编辑家，锺先生并未出版过一册以“书话”为名的集子。后来偶读锺先生的书信集，得知先生早年曾有过一册《念楼话书》，而未得出版。我有幸得锺先生允诺，重操此事，并终成一册。《念楼话书》是一册关于书的书，更是一册编辑家的书话书。在此书的出版选题中，我曾这样写道：“本书为著名出版人锺叔河先生的随笔，分为四个部分，一为‘书人书事’，二为‘“走向世界”及其他’，三为‘周作人的书’，四为‘读书一束’，分别选录锺先生的书话、读书笔记和序跋文字的代表作，展现锺叔河先生在寻书、读书、编书、写书等方面的成就和追求，将生平经历与编书生涯编织在一起，是其人生和创作精髓的全景展现。”此外，我还为此书写有推荐语，称此书为“一位著名出版家专门谈书忆旧的精选文集，一本向《知堂书话》致敬的书话著作，一个可以快速而全面了解一位著名出版家人生历程的窗口，一册可以反复咀嚼耐人寻味的散文选本”。
诸如锺叔河先生这样的编辑家书话，坊间也有不少，但如锺先生这样成绩显赫、经历坎坷而又百折不挠者，则是寥寥无几。在《念楼话书》的编后记中，我有这样的感慨：“锺叔河先生一生经历坎坷，所幸与书为伴，成果多玉汝于困苦之中。”锺叔河先生获得自由以后，立即投身到编辑出版事业之中，而他的幸运在于，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而得以大显身手。而锺先生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以及其他诸多好书，有开风气之举，对于推动时代的思想解放具有重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新时期文化的复兴与繁荣，与锺叔河这样一大批的出版人和编辑家有着重要的关联，他们所写的书人书事也是最为值得关注的。其中，南有锺叔河，北有三联书店的范用，但范先生似乎并不善写书话文章。我最为关注的，则是一册由范先生编选的《爱看书的广告》，体例特别；后继者沈昌文先生，出版过一册《阁楼人语》，是主编《读书》杂志的絮语闲话，也算是一本特别的书话。作为编辑的扬之水在三联《读书》杂志供职十年，写过诸多的读书随笔，如果要算书话的话，她的日记《〈读书〉十年》也是特别，其中买书、读书和编刊的闲话掌故，俯拾皆是。
无论是藏书家的书话，还是编辑家的书话，我都将之称为“文人书话”，因为他们兴趣广博，性情可爱，文笔雅致。他们的书话文章，我均称为文章家的书话。与之相对应的，我想应是学者书话，而这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学者因买书、读书和写书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多是就其研究领域而闲闲写来，其中不经意间又谈及诸多关于学问的点滴心得，涉及学林掌故，又读来令人痛快，这是文人书话所不具备的特点。这样的书话著作，也是极多的，我所留意且欣赏的，则是北大的辛德勇先生和浙江大学的应奇先生，前者研究古籍版本和历史，后者研究政治哲学，都是尽精微而致广大。辛德勇先生谈书的书，颇为繁杂，但若以书话来论，首推他的一册《蒐书记》，其中最为有趣的，又要算上《东洋书肆记》《大东购书漫记》和《东京书市买书记》等篇章，写其在日本访书的经历，有事实，有掌故，有见识，更有其犀利洒脱的性情，是十分难得的书话佳作。关注应奇先生，乃是读他的一册《北美访书记》，后来又陆续搜集多种，直到最新出版的《读人话旧录》，虽然所谈都是我并不熟悉的政治哲学类书籍，但他对书的痴爱，买书的热情，乃是心有戚戚焉。
关于书话的书，并非我的这篇短文所能阐述一二的。诸如对于英美书籍的访求和收藏，除了上面谈到的那册《北美访书记》，关于访求域外典籍的书话佳品，我还知道有董桥先生的《绝色》、王强先生的《书蠹牛津消夏记》、潘小松先生的《书国漫游》、马海甸先生的《我的西书架》、刘柠先生的《东京文艺散策》等，都是令我大开眼界的。可惜我对域外书籍少有研究，读他们的书，就只能叹为观止了。对于这些书，我无法领略其中的“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更多的只是感受他们笔下的“一点抒情的气息”。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供职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我一直认为能在图书馆工作，真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博尔赫斯曾说：“天堂应是图书馆的模样”，但我想说，能有这样的话语者，大都不是真正的图书管理员，而多是一个图书馆的漫游者。故而我能读到写得很好的图书馆员所写的书话，只有一册沈津先生的《书丛老蠹鱼》。沈津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室工作多年，又曾受教于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他对书的喜爱与见识，以及他在海外的见闻与掌故，写来都是有趣亦有料的。
如此这般的一番粗略地梳理，再来回看我写就的几本谈书的书，虽然有一册也曾冠名“书话”，但实际来看并非藏书家的书话，也并非编辑家的书话，更非有所专攻的学者书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爱书人的读书文字罢了。其中的大多文字，都是我写的读书随笔、书人闲话和访书笔记，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文章写得轻松和耐读一些。而我所谈的书，也都是一些寻常的书籍，并非难得一见，故而也没有离奇的访书经历，更没有稀见的资料掌故，在我更为重要的是一种书缘与人缘的“抒情”。周作人的文章《结缘豆》，其中有这样的读书人语：“……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怅怅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能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几颗豆豆，吃过忘记未为不可，能略为记得，无论转化作何形状，都是好的，我想这恐怕是文艺的一点效力，他只是结点缘罢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把周作人的散文作为范本，更把这些嘉言作为勉励，我也愿以此与同好者结缘。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