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试析索尔仁尼琴创作中的继承与创新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是苏联作家中令人瞩目的一位。他的一生，起落无常，毁誉参半。写作为他赢得殊荣，“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借着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活动又迫使他流亡国外，客居异邦。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在西方好评如潮，长盛不衰，被誉为“具有全球性的魅力”。在他的祖国，则是戏剧性的遭遇：初涉文坛，片刻辉煌；之后，受到批判，长期被禁；直到1990年，他逃亡西方十六年后，他的祖国，掀起了异乎寻常的“索尔仁尼琴热”。
一
纵观三十多年来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引起的一系列反响，无不与时代休戚相关。1962年发表处女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见《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癌症楼》，姜明河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是苏共中央批准的。小说引起轰动，得到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赞赏。1965年这部小说受到公开批判，这时赫鲁晓夫已下台。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热”的形成，则与苏联解体有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急骤变化的社会、动荡不定的政局、分崩离析的苏联历史，造成了错综复杂、忽冷忽热的索尔仁尼琴现象。
了解索尔仁尼琴现象的背景，就不难理解索尔仁尼琴一生，为何忽而雄踞荣誉之巅，忽而堕入诋毁的深渊。究其根源，他乃是一个政治标识，时而是幌子，时而是旗帜，时而又是靶子。大多数时候，他因鲜明的政治倾向，博得西方人的喝彩，遭到国人的唾弃。甚至远在中国，到了1992、1993年间，因其政治色彩，仍为评论家所不齿。
我以为，索尔仁尼琴作为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其作品屡屡被人视为政治工具，却罕有人从文学角度加以研究，不啻是索尔仁尼琴的悲剧。作为国际性文学大奖得主，却几乎被所有的文学评论家忽视，这种反常也许是20世纪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大失误。
作为一个研究者，笔者欲从文学批评角度，分析索尔仁尼琴前期创作的两部小说，探讨其艺术上的成败得失，阐述索尔仁尼琴创作与传统文学、20世纪文学的关系。
索尔仁尼琴主要著作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第一个包围圈》《古拉格群岛》和《红色车轮》等。如果以他被逐出境的1974年为界，可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成就为高。他的才华在早期的两部小说中表现得较为充分。这一点，是许多人的共识。甚至严厉批评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评论家也承认他早期创作有较高的艺术性。
在中国，最早公开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集的漓江出版社，在推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六辑时，编入了索尔仁尼琴卷。其中收入的也是索尔仁尼琴早期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这个中译本1991年问世，为中国读者了解方兴未艾的“索尔仁尼琴热”提供了一个窗口。本文引文皆出自于该译本。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以下简称《一天》)，以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劳改生涯中的一天经历，概括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劳改营生活。小说抨击了残酷、野蛮的看守制度，鞭挞了专横凶狠、贪婪自私的管理人员，对蒙冤受屈的舒霍夫及其难友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癌症楼》(1968)，讲述的是患者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肿瘤医院留医治病的故事。展示了一群癌症患者不同的命运、各异的性格。通过他们性格的形成、人性变异，剖析了社会病灶毒瘤。警示后人：官僚主义和个人专制是社会机体之癌，正严重危害苏联人民的正常生活。
两部小说问世后，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究其底里，在于小说惊世骇俗的内容、振聋发聩的思想。作品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敏锐的嗅觉、充满挑衅的好斗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勇猛。这一切，给人带来异常新鲜与兴奋，震慑了广大读者，激起了文坛千重浪。
索尔仁尼琴以其檄文似的小说，触及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试图揭开一页沉重历史。一段隐晦的岁月，在索尔仁尼琴笔下曝光。他成功地扮演了思想家和批判家的角色。《一天》和《癌症楼》中，他力图超越时代，审视现实，针砭时弊，反思历史。
于是，我们目睹了舒霍夫在劳改营中艰辛难熬的一天。这一天，平淡无奇，是舒霍夫漫漫囚徒生涯中短暂的一瞬。从早晨五点到晚上十点，起床、吃饭、出工、劳动、收工、入睡，都是琐屑的小事，可处处充溢着生存的磨难，灵与肉的炙烤。起床慢了点，就被凶狠的看守塔塔林抓去，惩罚擦洗值班室的地板。出工走出营区大门，挨个被搜身。同室的难友，一位海军中校布伊诺夫斯基看不下去，愤而指责“你们没有权力让人们在冰天雪地里脱去衣裳！”一句话，竟被罚关十天禁闭。在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砌墙，极不容易，可检查员德尔来了，还要百般刁难，甚至为了一张油毛毡，扬言要让104小队队长、一个蹲了两期监狱的犯人丘林再蹲三期。收工回营时，全体犯人必须忍饥挨饿，再接受一次长时间的点名、检查。劳累了一天的犯人，渴望的晚餐，不过是一盘清汤。到了晚上脱衣上床后，却还要光脚板跑到走廊里应付晚点名。
索尔仁尼琴在短短的十七个小时里，注入了大量的信息。他以高度凝练的手法，集中反映了犯人的苦难、不幸、可怜、无助，看守们的冷酷、无情、麻木。《一天》以一不长的篇幅，集结了许多罪恶：欺凌、压迫、奴役。不人道的看守制度残害犯人，扭曲了犯人的人性，也使看守们堕落成非人。作者以客观冷峻的目光，对大墙内的人们作理性的扫描和深刻的透视。他笔下，大部分犯人是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的。有的因为富农出身却跑去参加红军，有的因为信仰基督教，有的小时候被父母带到瑞典长大；还有的曾当过战俘，就被怀疑是间谍，被以叛国罪论处。透过舒霍夫等人的冤案，作者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癌症楼》，索尔仁尼琴再次触及血淋淋的历史，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病友的遭遇，再次抨击了肃反扩大化及一次次清洗，使成千上万无辜者蒙冤受难。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个三十多岁的青年，有过不平凡的经历。曾经是一所大学物理系学生，卫国战争爆发，毅然休学从戎，参加了红军，征战七年。最终因与友人通信时议论了斯大林，被定叛国罪，被捕入狱。七年苦役后，又被流放。直到身患绝症，奄奄一息，才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到肿瘤医院就医。他已经失去了自由、青春、健康，可更残酷的是“激素疗法”后，他还要“失去体会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命运对他过于残酷，但受无情的命运摆布的又何止他一个。同病房的费德拉乌就是又一个典型。这个忠心耿耿、公而忘私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冒着滚滚的蒸汽，钻进高温的锅炉内。但因为他是日耳曼人，最终难逃流放的厄运。
《癌症楼》中，作者还痛心疾首地指出：官僚主义犹如毒瘤，正危害社会健康的机体。一些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窃居领导职位，迫害高尚正直的人们。作品中的喉癌患者鲁萨诺夫就是集官僚主义、腐败贪婪于一身的典型。此人为了个人的飞黄腾达，无耻地捏造罪名，陷害同事、领导、朋友，手段极其卑劣。这类邪恶之人，正是社会机体沉疴所在。作者通过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之口，指出积重难返的社会，需要一场大变革，切除社会机制上的病灶毒瘤。
无疑，索尔仁尼琴力图以其作品诊疗时弊，解剖社会，评判历史。他俨然是一个时代的判官。是什么原因，使索尔仁尼琴萦回于曲折的苏联史，沉吟在一代人的噩梦里？
在苏联作家中，索尔仁尼琴是较为独特的一个。他的创作，无论取材、手法、风格，都与苏联主流文学相悖，他背离了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尽管他的前辈及同龄作家，大部分都成为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吹鼓手、新社会的歌者。索尔仁尼琴却从未有过豪情万丈、意气风发的革命情怀，更不曾壮怀激烈、纵情欢歌、高奏颂曲。究其原因，恐怕与他特殊的人生遭际有关。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1918年，父亲是旧俄军队里的军官。他尚在母腹中，父亲已战死德国。他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养中长大。母亲以微薄的中学教员薪水供他上学，完成了高等教育。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他应征入伍，奔赴前线，两次立功受勋。1945年2月他在前线被捕，原因是与友人通信时议论了斯大林。以叛国罪被判刑八年。劳改期满后，又被流放三年。1956年获得自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正值青春年华却身陷囹圄，待到重返人间时，已是中年。这段坎坷，使索尔仁尼琴过多地看到了生存的磨难，更多地感受到人性和社会的黑暗面。囿于自身的苦难，他怎能不切齿痛恨现行制度的弊端，诅咒司法制度的荒唐，以及动辄刑讯、草菅人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十月革命后诞生，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中长大的索尔仁尼琴，不曾歌颂苏维埃政权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由自身的厄运，联想到祖国的命运。他以小说主人公多舛的人生，再现一代人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苦难，描摹出一个多难的民族，一个悲剧时代。这就使他的作品得到了升华，读来有一种历史沧桑感。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取材于现实，他的人物，都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但其作品内涵，远离苏联文学，肖似俄国19世纪文学，与古典大师托尔斯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们，息息相通，一脉相承。
索尔仁尼琴摆脱了苏联文学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羁绊，却承继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他延续了果戈理们锋利的批判精神，也继承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抨击社会罪恶，揭露不人道的司法制度戕贼人性，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自由，毁掉美好的生命。最终他把许多的罪恶，归咎为统治者的专制。这一切，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惊人地相似。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儿子。他的《一天》和《癌症楼》，与俄罗斯文学传统有血缘关系。几乎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所有的特点。
索尔仁尼琴像果戈理那样，以鹰隼似的眼光，洞察入微，在平凡琐屑中，揭示人生与社会的本质。在舒霍夫的苦役生活中，在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留医过程中，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小事、琐事，折射着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窥见作者挚爱多难的祖国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又似列夫·托尔斯泰。科斯托格洛托夫入院时濒临死亡，出院时大步返回人间，徜徉于闹市街头。经历了肉体康复，也是人性复归、爱情复苏的过程。令我们想起托翁笔下那些个“复活”的人物，诸如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之流。
索尔仁尼琴的创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为接近，取材上有惊人的相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常涉猎牢狱生活，擅长犯罪心理的揭示。索尔仁尼琴也长于描写集中营生活，常摄录囚徒心理。所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犯，大抵真有罪，杀人行窃者多；而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囚徒，大半是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者。所幸的是，索尔仁尼琴早期两部小说中，虽然表现了同样深厚的人道主义，毕竟还没有陷入宗教泥淖。他既不像托尔斯泰鼓吹“爱的学说”或“勿以暴力抗恶”，也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悲天悯人，普度众生，成为虔徒。但也必须指出，小说中他虽未直接鼓吹宗教，但对那些虔诚的信徒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索尔仁尼琴生活在20世纪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长大，最终却不得不从古典作家那里捡起自文艺复兴以来，已被西方资产阶级用旧了的、磨损了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种历史的反动，也许正表达了索尔仁尼琴面对矛盾纷纭的现实所产生的无奈、困惑和迷惘。
其实，西方评论家们心悦诚服、拱手奉上了诺贝尔文学奖，又何尝不是对索尔仁尼琴创作中所表现的人道精神的嘉许和褒奖。他的创作，符合西方文学的一贯精神。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学弘扬的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无怪乎他在西方受到热烈欢迎。这种与西方文学精神上的默契相融，也预示着索尔仁尼琴终将抛弃共产主义信仰。定居美国后，他果然成了苏联社会主义的敌人。
四
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思想上继承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艺术上博采广收，兼容并蓄，集古典传统和现代技巧于一身，融入了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派的特点，塑造了一群读者似曾相识的人物，他们有着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
首先，作为19世纪文学的后继者，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近似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小人物”。他与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们一样，对沦落底层、穷愁潦倒的人们倾注了深刻的同情。但比起19世纪的“小人物”、诸如马车夫、看门人、学徒、小公务员们，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更为不幸。舒霍夫、科斯托格洛托夫们，不仅难以温饱，备尝艰辛，还丧失了行动的自由。他们沉冤难洗，在牢狱中苦煎苦熬，即便能服满刑期，也未必能获释。他们和“小人物”一样，饱经沧桑，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万般无奈，唯有忍耐。但是，他们又不同于“小人物”的委琐、可怜、可悲。如果说“小人物”是忙于低头觅食的掉了毛的母鸡，舒霍夫们则是关在笼子里的雄鹰。前者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后者吃饭穿衣是为了活下去。前者赤贫，从经济状况到心灵世界，都一贫如洗，只能逆来顺受，无力地呻吟着，往往皈依上帝。而科斯托格洛托夫们，虽也行囊空空，一无所有，嚼着粗糙的囚粮，吃着医院免费食品，但他们的胸中，跳动着火热的心，乐观、豁达。在粗茶淡饭中，他们享受活着的乐趣；在繁重的劳役中，他们发挥着生命的创造力。舒霍夫喝粥连碗底都用面包皮擦净、吃掉。科斯托格洛托夫吃羊肉串，细细地回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都以生之乐趣，滋润着读者。
其次，索尔仁尼琴作为生活在20世纪的作家，有意无意地受到了20世纪现代派影响，他所塑造的人物，与现代派文学中的形象有着某种相似。第一，都处在被动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条件、谋生手段、生存方式。舒霍夫们身陷囹圄，只能在大墙内、病床上苦苦讨生活。第二，在不同程度上，人性扭曲，性格变异。舒霍夫的乖张、狡黠、殷勤、识时务，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暴躁、凶猛、怪戾粗鲁，都是厄运所致。第三，与现代派人物相似的是，索尔仁尼琴的主人公们，虽不是浑浑噩噩之辈，却同样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不知何处是归宿，不知何时是归期。明天同样渺茫，未来同样不可预测。正像等待戈多的人们，不知戈多是谁，戈多何时到来。舒霍夫就陷入这样的怪圈，渴望刑期到头；却又不知道这个期满了，会不会还要再蹲一期，像队长丘林那样。科斯托格洛托夫也有同感，在第九章结尾处，写到送一个出院等死的病友时，他感慨“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在他看来，癌症楼有如监狱，而且是终身监禁的死牢，“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种无归属感，不安全感，是现代派文学的主题之一。所不同的是，索尔仁尼琴的主人公，虽有迷惘、困惑，却无虚妄，也不绝望。
再次，索尔仁尼琴虽承袭了古典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也多少受到了现代派影响，但他毕竟还是苏维埃土壤中长大成熟的，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熏陶，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酷似“小人物”，逼肖“现代人”，却又高于“小人物”“现代人”。从本质上看，他塑造的还是苏维埃人的形象。
虽然索尔仁尼琴没有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去创作，没有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视为自己的使命。未能写出为社会主义建功立业的英雄，也没有描写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工农群众。但他写出了社会主义曲折道路上，因历史原因，受到委屈、饱经风霜的苏维埃人形象。他们虽九死犹未悔，仍挚爱生活，关心祖国前途。舒霍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都是红星照耀下长大的一辈，在德寇入侵时，都曾投入军队，为祖国而战，后来都蒙冤入狱，但仍忧国忧民。这两个人物身上，或许可以窥见作者对祖国的深情。他也遭受过厄运，可对国家和民族，依然表现了拳拳赤子心。正如瑞典皇家学院给索尔仁尼琴的授奖词中所说：“他和他前辈作家各各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象征性地表达了自己对俄罗斯苦难的沉思和对俄罗斯母亲的挚爱。”
五
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文学上的集大成者，创作中所表现的社会观、价值观、审美意识，都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而他的小说艺术，更值得探讨，研究。
第一，索尔仁尼琴截取生活的横断面，善于结构，精于取材。
有如列夫·托尔斯泰巧用开放式结构，索尔仁尼琴截取了舒霍夫囚徒生涯中的一天，概括其一生。在短短的十七个小时中，浓缩了个人的厄运，民族的苦难，历史的曲折。集中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触及了肃反扩大化、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法律问题、个人专制问题。索尔仁尼琴在早期这两部小说中，表现了以小窥大、凝数年于一瞬、由个人及全体的卓越高超的写作技巧，呈现凝练、简洁的风格。
第二，象征和隐喻，寓意深刻。
以癌症楼比喻监狱，比喻时代，比喻社会。用致命的“癌”象征苏联社会已被个人专制、官僚主义压迫。社会要进步，人民要自由，就必须清除社会机体上的恶性肿瘤。以科斯托格洛托夫“欲望和激情全部复归”象征生命力的勃发和顽强，是任何磨难也磨不掉的。索尔仁尼琴善于通过象征和比喻，化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形象。使一切他所描摹的事物生动地刻入读者脑海。如他写死亡就用了这样的句子“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白色被单的死神在他前方耸立着”。写到社会变革，历史转折关头，作者又通过科斯托格洛托夫感觉到：“好像是在极深极深的地底下，某处的地质岩层发出了咕噜噜的响声，只是在自己的范围内产生了轻微的颤动；可这一下子却震撼了整个城市、医院，乃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病床。”索尔仁尼琴就是这般准确、传神地写出了主人公看报后，从最高法院人事变动中，敏锐地预测到社会变革即将到来。
第三，人物塑造上，多种手法交替便用。
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那里，接过了真实性、典型化的方法。正如别林斯基论俄国“自然派”时所言：“所描写的人物和其现实中的范本逼肖。”索尔仁尼琴的主人公们，带有作者强烈的自传色彩。舒霍夫和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际，同时概括了在肃反扩大化中遭无辜清洗的一代人的典型命运。
这些人物，作者在塑造上，还多少借鉴了现代派“非英雄化”的处理方式。他的主人公，既无法预知厄运，也无力抵御政治灾祸。大难临头时，被迫承受，含垢受辱。但比较现代派笔下的“现代人”，他们没有挣不脱的精神危机，也没有荒诞不经的言行，甚至濒临死亡，也不悲观绝望。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不幸与祖国多难相关联。所以面对灾难，坦荡自若，乐观豁达。正如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言：“我之所以快活，是因为我对各种损失都习以为常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们，与“现代人”不同，有理智，重情感。他们身上勃发旺盛的生命力，焕发着美的光彩。科斯托格洛托夫对女医生薇加和卓英卡的爱恋，是原始本能激起的高尚情爱，他的激情中又不乏自制。这种爱情清纯可人，有融融的诗意，温馨的魅力。甚至一些次要人物的描写上，寥寥几笔，也能勾勒出光彩逼人的形象。费德拉乌就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他因为日耳曼血统，被清除出党，遭到流放。可他认定自己永远是党的人，把党证保留了十四年。他对党的忠诚，至死也不会改变。这样的形象，无疑具有极高的美学意义，蕴含着悲剧英雄的特质，悲壮、崇高，令人肃然起敬。因此可以说，索尔仁尼琴笔下的正面形象，是真正的人。他们是苏联文学人物画廊中特殊的英雄。
第四，索尔仁尼琴擅长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惟妙惟肖，逼真传神。
最绝的要数舒霍夫“喝粥”和科斯托格洛托夫“啃羊肉串”。舒霍夫面对粥盆，心想：“此刻应该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吃上，一定要把粥的那层薄薄的表皮揭下来，小心翼翼地送到嘴里，再转动舌头慢慢品味。”吃完后，他“把手伸进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的那块没有冻硬的半圆形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它去抹沾在盆底和盆边上的燕麦粥糊。抹到面包皮上之后，就用舌头去舔，然后再抹，再舔。最后，饭盆像洗过那样干净，连一点粥的痕迹都没有”。舒霍夫吃粥前的心理活动，吃粥后舔尽盆子的举动，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令人读后感到辛酸，充满同情，但又有几分敬意。这种富有感染力的细节描写，使读者与人物靠近了，感同身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细节的真实，既让人领悟到大墙内生存的艰辛，条件的恶劣，又使人对能凭智慧多弄出两盆粥的舒霍夫产生出几分佩服。
小说在心理描写上也很有特色，有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又不乏意识流手段。比如科斯托格洛托夫入院到出院的过程，是生命回归的历程，也是健全心智、复苏情感的进程。他对薇加和卓英卡的恋情，多么感人。把一个远离女性世界的流浪汉，渴望温柔，向往爱情，又不愿放纵自己的矛盾心理，淋漓尽致地披露在读者面前。恰到好处地用了潜意识、梦境、幻觉、回忆、内心独白甚至书信等方式，表现了主人公流淌不息的心河，春潮涌动的爱情。
第五，悲怆冷峻、阴郁凝重的基调，丰富多彩、跌宕多变的语言。
两部小说以牢房、病室为故事场景，以苦役、流放、监禁、疾病、死亡为主要内容，自然就蒙上了阴沉凄凉的幽暗色彩。但在沉重悲怆阴郁的主基调中，偶尔也有明丽的亮色，时有鲜活的语言。作者有时表现出诗人的特点，赋予他的主人公盎然的诗意。科斯托格洛托夫爱情片段，无异于优美动人的爱情诗。诸如“青春的热血流遍了他的全身”“今天她仅仅以贪婪的、火热的嘴唇，就带着他在高加索山脉上遨游了一番”。小说的沉郁基调中，时时也有悦耳之声。有时是极为抒情浪漫的，有时是哲理深刻的。
总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癌症楼》，表现了索尔仁尼琴早期的创作特色，他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也吸取了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精华，又融入了现代派文学的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深沉、凝重、悲怆、冷峻。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