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南京历史文化的通俗学术型著作。其从著名历史人物之一——水利专家汪胡桢入手，挖掘了其水利专家身份之外的另一重身份——房地产精英。本书以大量的史料为基础，梳理了汪胡桢在南京“黄金十年”建设时期组建的乐居房产公司及其开发的房产，并重点对其中的几个“新村”进行了调查探访，从建筑本身、所涉人物及历史事件等方面还原了这些“新村”的旧貌，一定程度了反映了南京民国时期的繁华一面。

尹引，南京地方文史研究者。与友人组建“微南京”人文工作室，编录有《南京愚园文献新编》《宁墨公诗集》等。

前言

上编 汪胡桢的多面人生

不忘初心的“一代水工”

求真务实的水利教育家

土木工程学翻译家

死而后已的出版家

中编 汪胡桢的房地产事业

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实践

进军房地产业之前

从合作建房到公司运作

乐居房产公司发展始末

下编 乐居房产“新村”探秘

良友里初试身手

梅园新村美名扬

桃源新村的联排公寓

复成新村——幸存的经典

消失的竺桥新村

后记

前 言

目前研究城市文化大都集中在理论探讨层面，个案研究相对缺乏，而我们认为研究城市文化，应该要研究一些相对较小的社区或街区，并尽可能地深入。

复成新村是南京重要的近现代建筑风貌区，北临常府街，南邻绣花巷，西接申家巷，东至马路街，由四十多栋民国建筑组成，是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社区，虽地处闹市区，却相对独立，自成一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们发现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单纯从建筑角度来研究复成新村，对于小区整体的历史，特别是单体建筑的历史及其主人身份的研究和确定，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而且还经常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门牌号码混淆不清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考证门牌号码和确定户主身份入手，由此来逐步深入挖掘这个社区的历史。

经过近一年的研究，我们初步考证出了民国时期复成新村的门牌号码，进而探明了每栋建筑背后所“隐藏”的主人身份，对这个社区的历史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我们觉得可以把这个个案研究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用书的形式呈现出来，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参考，同时也把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心得展示出来，与研究城市文化的同道作一个交流。

因此，本书的核心内容是对复成新村门牌号码的考证和户主身份的确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每栋建筑的主要历史作简要的梳理，尽可能给每栋建筑提供一些基本的研究线索。至于每栋建筑的详细历史，则需另作专门研究。

在此特别说明一下：本书涉及的门牌号码以及人物众多，民国时期和现在的门牌号码又出入较大，故在文中附有新老门牌号码对照表，便于读者阅读，也便于读者对名人故居、历史陈迹“按图索骥”。同时在结构安排和表述上，“中编”按民国时期的门牌号码顺序进行编排，一一对复成新村的建筑进行介绍，便于读者对其开发脉络有个初步了解，所提及的门牌号码也遵从民国时期的编定顺序；“下编”主要谈复成新村的现状，故文中提及的门牌号码则以现在为准，这主要是考虑如果再延续“中编”的表述，恐引起读者理解上的混乱。当然，待读者仔细阅读过本书，对全书的整体结构以及新老门牌号码的对应有所了解，就会更明白，也会对复成新村的“陈年旧事”越发感兴趣。

张元卿 尹引

2018年 2月 28日

1927—1937年是南京民国政府大兴土木的十年，也被人们称为“黄金十年”，同时也是时局动乱的一个时期。而汪胡桢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偶然投入到南京的房地产开发事业中，将自己的“新村”建设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他与他所创建的金陵房产建设社、乐居房产公司，先后开发了良友里、梅园新村、桃源新村、复成新村、竺桥新村等一系列“新村”，成就了很多经典，给南京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民国建筑。

正如作者所说，这些“新村”是从民用建筑和居民社区回看“首都建设”的标本，不仅是难得的建筑遗产，也是难得的城市人文遗产。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新村”早已不再“新”，大都淡出人们的视野，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当年的辉煌早已不复存在，实在是一种遗憾。于是作者写作这样一本小书，通过汪胡桢的这段房地产开发经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了这些“新村”的原貌，旨在使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老建筑得以浮出水面，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当中，以期引起大众对南京民国建筑的更多关注，为其他学者专家研究和还原南京城市历史，提供另一种思路和可能。

整体考证民国时期梅园新村门牌号码

在城市老建筑、老街区的研究中，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很重要的问题，即门牌号码的认定。只有门牌号码是准确的，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的主人身份才有可能得以确认，从而使得这些历史建筑成为这座城市中明确的历史“定位点”。

老建筑、老街区，特别是民国的老建筑、老街区一般都有统一的门牌编号，这些编号在民国的不同时期都有一些变化，比如抗战胜利后很多城市开始更改沦陷时期命名的街道名称，同时这些街道和建筑的门牌编号也有一定的变化，有的是全部更改，有的是局部变动。1949年后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这就提醒现在的研究者，当你在进行城市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看到一些老建筑的门牌时，不能简单地把看到的门牌号当作这个建筑的唯一代码，甚至把找到的历史资料都归到这个代码之下。因为门牌号码也有自己的历史，可能有过多次变动。这就要求研究者首先要确认看到的门牌是哪个时期编的，对于民国老建筑，首先要确定现在看到的门牌是不是民国时期的老门牌。如果没有做这个认定工作，在整合历史资料时往往会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而且会直接影响对这些建筑和街区的认识及定位。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可知，民国时期梅园新村有 55号，也就是说起码有 55个门牌号码，而现存最大的门牌号码只到 52号，由此可见现在的门牌号码与民国时期已经有偏差。

梅园新村纪念馆的史料陈列室里有一张“梅园新村纪念馆导游图”，还有一座“梅园新村及周边环境”的微缩模型。对照导游图和模型，再结合实地考察的资料，我们对民国时期梅园新村的门牌号码做了推断。

目前，梅园新村能确定的民国门牌号码为17、18、30、31、35号，以此为基础，我们又对其他号码进行了推断。

“梅园新村纪念馆导游图”中“史料陈列室”所在的位置，在“梅园新村及周边环境”微缩模型中显示为两幢联排住宅，而从梅园新村现存的门牌号码看，史料陈列室东边还有两幢联排住宅，门牌号码分别是 1—4号和 9—12号，但中间的 5—8号和之后的 13—16号却消失了。由此推断，“史料陈列室”所在位置原本的两幢联排住宅，门牌号码可能就是 5—8号和 13—16号。

“梅园新村纪念馆导游图”中“周恩来图书馆”所在的位置，在“梅园新村及周边环境”微缩模型中显示为四幢单体别墅。而从梅园新村现存的门牌号码看，缺失了 19—21号、

梅园新村纪念馆导游图

25—27号六个门牌号码。现在的“周恩来图书馆”，看似为一个整体，但实地站在稍远的地方望去，会发现其是由几栋建筑改造而成的，依稀可见其中靠西的两栋为联排建筑，

梅园新村及周边环境微缩模型图

图书馆总体占据了六个门牌号码的体量。由此初步判断周恩来图书馆占据的正是 19—21号、25—27号这六个门牌号码。

现存的梅园新村 22—24号为联排住宅，28—29号也为联排住宅，但这两幢的门牌号码是按自西向东的方向编排的，与前面的排法不一致，由此推断可能是后来重新编排过的。

现存的梅园新村34、40、41、46、47号并不是民国建筑，又如现在的梅园新村 38号院内有两幢楼房，后面的门牌号码虽然连贯，但感觉和民国时期已经不同。

由于梅园新村17、30、31、35号定位明确（17、30、35号为中共代表团住地，31号为监视中共代表团的特务住所），那么 31号西边的两幢则为 32、33号，而 35号西边的两幢便为 36、37号，这相对容易推断。但 37号之后的门牌号码推测就较为困难了。

朱其清的儿子朱滞在《穿越百年认识朱其清和中国无线电事业的发展》一文中谈到“抗战胜利不久，全家人就返回我们南京梅园新村 40号的家”，并提及“周恩来同志的中共南京办事处就在我家隔壁”。

那么，朱其清的“梅园新村 40号”是在 17号隔壁，还是在 30号或 35号“隔壁”呢？由于 17号与 30号、35号有点距离，且是工作人员的住所，我们判断朱其清家靠 17号的可能性较小，而 30号和 35号是紧挨着的，故在 30号和 35号之间做进一步推断。

我们判断朱其清的 40号靠 30号更近一点，极有可能就是现在的 38号右侧。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梅园新村 30号为周恩来的住所，且占地面积比 35号大一倍以上，也是国共谈判时各方关注的焦点，故其所提及的“周恩来同志的中共南京办事处”更可能是指 30号。二是现在的梅园新村 38号与 30号背靠背，相当于隔壁关系，而朱其清与汪胡桢、林平一都是最初良友里的住户，后来又一起搬到梅园新村，居住环境肯定较良友里更好一些，林平一的 18号、汪胡桢的 30号、朱其清的 40号，恰恰均是靠路口较好的位置。三是朱其清是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主任，无线电专家，也是全国电气工业的总负责人，41号（现 38号左侧）为资源委员会保管处，42号（现 39号）为电力及机料采购专家张延祥（任职于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的住所，朱其清选择与之邻近的位置也是合理的。

推断过程复杂而琐碎，就不再一一详述了。总之，结合手头有限的资料，我们对民国时期梅园新村的门牌号码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测，并绘出如下示意图，期待与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一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