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古代
我把“洞穴奇案”当至宝一般拿回中国古代，请来孔、孟、老、庄、商、韩团桌围坐，帮忙掌眼。孔、孟拿起“洞穴奇案”，皱着老眉略看了看，仍放回原处，露出狐疑而纳闷的神情。商、韩连碰一下的兴趣都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假的！”老、庄则干脆打起了哈欠。
以上便是我在中国古代碰的钉子。
我的工作程序是：仔细翻查先秦诸子，将与本案稍有联系的词句划出来。其中，法家的结论最直截了当：既然违反法条，就应当依法论处。管你山崩海啸掷骰子无线电工程师医生神父社会契约大螺旋内战……富勒精心设计的一切细节，在法家眼中全成了毫无意义的幺蛾子。
儒家的态度稍微暧昧一些，但也无非颠来倒去几个“情理法”之类的空洞概念。归根结底，仍是“法无可恕，情有可矜，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案情的总体架构，在儒家眼中有一定意义，体现了情理法的冲突，但也仅此而已。甚至儒家经典与本案关联最大的一句话，也许是：“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你们上有老，下有小，不好好在家父慈子孝享尽天伦之乐，非要跑到那么偏远、那么危险的山洞里去干什么呢？不仅令家人担心，还浪费国家资源，简直自作孽不可活！
道家则与本案像两条平行线，望到世界尽头，也看不到交叉的可能。
也许是我学力有限吧，也可能中国古代的“法学”确实技不如人吧，也可能中国古代的思想属于“实用理性”，对这种玄虚的思想实验不感兴趣吧。我这样想着，姑且将本案束之高阁，开始了法律史学的读硕与读博生涯。正确的典范犹如锋利的剃刀，将一切不符合学术训练的异想天开剃成一片不毛之地。“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荒唐念头自然也无从幸免。但它不着急，它深根宁极，耐心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
在后来的读书中，我逐渐发现：“思想实验”并非西人的专利，也是中国古人常用的办法。不过古人的思想实验大多比较简单，近似“譬喻”。以《孟子》为例。孟子为了说明人心皆有“不忍人之心”（仁之端），用十个字设计了一个精巧的思想实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字数很少，却有四个设定：“人”，是主体的限定，因为这个思想实验探讨的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地方；“乍见”，是时机的限定，突然看见，第一反应，没有权衡利弊的余地；“孺子”，是对象的限定，最单纯的小孩，还没有作恶的可能与复杂的经历，也就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抽象的人；“将入于井”，事情的限定，千钧一发之际。这个思想实验逼出的真相是：“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当此之际，间不容发，扪心自问：人（即便忍心如商鞅、韩非）的第二反应，可能是事不关己、拒绝施救，但第一反应是不是“怵惕恻隐”呢？
再比如，孟子的弟子桃应曾设计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在二十一世纪初还引发了哲学界与法学界的激烈讨论：假如天子舜的父亲瞽瞍杀人，法官皋陶要捉拿瞽瞍，舜身兼公的天子与私的人子双重社会身份，应当怎么做？这就是著名的“窃负而逃”的思想实验。
甚至于有些学派的立说基础，就是思想实验。例如孟子极力抨击的杨朱，其学说早已失传，其学说立足的思想实验却脍炙人口：“拔一毛以利天下，为不为？”思想实验的价值，不在于设计者的解答，而在于提问能否衡量出各个学派的分歧与高下。杨朱的回答（不为）虽然被孟子排击，但并不影响提问的质量。此外，名家的思想实验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之类，更是数不胜数。
到了魏晋玄学兴起之际，人们已经十分擅长通过虚拟法律案例，来研讨实际的法律难题。《晋书·礼志》记载：西晋有个男子，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违反婚制先后娶了两位嫡妻。先娶的妻子死后，后娶的妻子的儿子不知应当遵守何种丧礼。中书令张华就“造甲乙之问”，也就是虚构了以甲、乙、丙为主角的典型案例，来探讨这个难题。与真实案例不同，虚拟案例（甲乙之问）中的人物、情节可以根据研讨需要，随意增删变更。传世所谓“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例，大多呈现“甲乙之问”的形态，未必不是“造甲乙之问”、虚拟思想实验的产物。
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并非不擅长虚拟思辨、两难取舍的思想实验。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对“洞穴奇案”没有兴趣？或者换个思考角度，他们对什么“奇案”感兴趣？
思考至此，豁然开朗。古人感兴趣的“奇案”，非常容易找到。就以汉代《春秋》决狱为例：子不知对方是生父的情况下蓄意殴打，或者子为救父而失手误殴，是否适用“殴父枭首”的汉律？养父藏匿犯罪的养子，是否适用“匿子不当坐”的法条？丈夫殴打婆婆，媳妇杀夫，是否构成犯罪？后妻杀夫的情况下，前妻之子杀后妻，是否构成“弑母”？……类似案例，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共同特征也一目了然——人伦。
中国古人的法律兴奋点是“人伦”，尤其是不同层次的人伦价值的冲突。困扰古人的法律难题，无论“嫂溺，叔是否援之以手”（礼仪与人性冲突），“舜父犯罪，舜怎么办”（天子角色与人子角色冲突），“拔一毛以利天下，为不为”（私利与公利冲突），都是不同层次的人伦价值之冲突。而最两难的冲突，就是家父与国君的冲突。中华法系最引人入胜的内核，包括复仇问题、亲亲相隐问题，无不是这一核心冲突的外显。在朝廷的大议之中，开疆拓土、理财兴利，常常虚应故事、敷衍了事；一旦涉及人伦，朝臣个个如打了鸡血，梗着脖子直言进谏。北宋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因过继而即位的皇帝应当对生父执何种礼仪，在现代人看来甚属无谓的繁文缛节，满朝文武却视如国之存亡的大事，进行旷日持久的激辩，甚至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
假如把这些问题作为法律“奇案”来拷问西方的哲人，他们会怎样回答呢？
嫂溺，叔援以手吗？当然。
舜父犯罪，舜怎么办？申请回避。
丈夫殴打婆婆，媳妇杀夫，是否构成犯罪？构成。
后妈杀父，杀死后妈是否构成“弑母”？构成故意杀人罪，“弑”只是修辞，没有法律意义……
中国古人看来无比艰难的法律“奇案”，在西方学者眼中大多简单得令人困惑。正如中国古哲面对“洞穴奇案”，近乎集体失语。“放之四海而皆准”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易地而皆然”倒是真的。
西谚有云：“甲之佳肴，或为乙之毒药。”套用这个句式，甲之奇案，或为乙之扯淡。奇案，是特定法文化的产物。奇案之奇，来自特定法文化独有的价值冲突。当奇案从特定法文化的意义脉络之网中拔出，孤零零地投入另一个法文化之中，“奇”也就隐没不见，而徒显其“怪”了。
所以，富勒的“洞穴奇案”并非用以衡量一切法文化成色的试金石。恰恰相反，“洞穴奇案”是为现代西方的法律文明量身定制、精心织就的。“洞穴奇案”的一切细节，都是这个法文化的产物，都符合这个法文化的审美，所以能令西方各个法学流派啧啧赏叹、拍案惊奇。
“洞穴奇案”是“富勒陷阱”的井底之蛙。
想通了这一点，当年的念头终于破土而出。不过，不再是“假如洞穴奇案发生在中国古代，将会得到怎样的审判”，而是——
假如为中华法系编织一个自己的洞穴奇案，将会有怎样的案情？
有趣的是，当我萌生这个念头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
——节选自秦涛《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