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为一部经济学研究专著，立足国际视野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大维度对经济发展规律与各种陷阱进行剖析，针对当前逆全球化现象与国内各种结构性矛盾，提出具有创见性的解决方案与应对策略。对于国际经济发展环境问题，该书以地缘经济视角对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经济发展与矛盾焦点进行分析，用趣味性的语言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与没落更替的原因。对霸权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睦邻”思想进行对比，展望世界和平发展的未来。

郑荣华，经济学家、著名智库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城市增长与产业集聚理论，现为浙江大学经济学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科学学院特聘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客座教授等。著有《城市的兴衰》。

前言

第一部分 地缘经济与新旧动能转换

第一章?霸权主义与地缘经济 3

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6

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6

群雄争霸 29

第二章?新霸权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37

新霸权主义 37

人类命运共同体 44

第三章?第四次工业革命 55

谁来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56

国家意志力 61

狭路相逢勇者胜 68

“三大链”的挑战 77

第四章 全球性债务危机 86

用货币不“信用” 88

第四次债务危机 93

额外剥削与霸权货币 97

第五章?全球疫情下的经济复苏 100

经济衰退 100

供应链危机 102

滞胀 106

第二部分 全球趋势与应对策略

第六章 社会重构与“大政府”回归 113

国际秩序加速演变 114

疫情加剧社会分化 119

“大政府”回归 124

第七章?“双碳”大周期与能源革命 131

“双碳”大周期 132

第三次能源革命 137

重塑产业新格局 143

第八章 以“双循环”应对大变局 150

“双循环”的战略意义与历史实践 152

“内循环”的推动力 160

“外循环”的手段与货币工具 165

第九章 构建“国内大循环经济”三大维度 173

促进产业内部循环，提高抗风险能力 174

促进“三产”融合循环 181

促进供需市场循环 191

第三部分 级差地租与城市增长动力

第十章 马克思级差地租与城市、产业边际分析 199

马克思级差地租的观点 200

城市级差地租与传统级差地租差异 204

级差地租在城市发展中的边际效用 208

第十一章 城市级差地租的形成与革新 239

XOD 模式下城市经济理性或非理性增长 240

土地财政的因循与革新 257

樊笼与革新 268

第十二章 城市增长弹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275

公共投入边际效用递减与结构性过剩 276

全要素生产率与城市增长关系 284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增长弹性分析 296

第四部分 产业转型方法与路径

第十三章 本土市场效应与产业集聚意义 313

本土市场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314

产业集聚的条件与方式 323

第十四章 产业转型、路径与干预 340

为什么要产业转型升级 341

制造业发展趋势 354

产业转型升级路径与精准干预 363

第十五章 区域产业转型、增长及孵化 397

区域产业形成过程及规律 398

如何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413

“孵化器”的演化、模式和意义 431

第十六章 产业孵化与实例分析 447

产业孵化的“合肥模式” 448

长三角产业发展与竞争分析 479

其他地区产业发展模式 499

后记 509

前言

三年前，我从企业转到高校从事教学工作。这样一来，便为创作提供了方便。一方面有更多时间去完善自己的研究，把碎片化思想梳理成理论体系并结集出版；另一方面由于政务班的培训课程，我与各地各级政府接触较多，为自己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信息反馈。教学工作对我来说，有时候是一件孤独甚至落寞的事情，正因为这种思绪的偶尔存在，我变得特别敏感，对真相的探索、对逻辑的思考、对未来的憧憬更为积极、主动。

我是从事宏观经济学和城市增长理论研究的学者，所以在教学工作中常常会去倾听那些来自基层的心声，他们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职位虽有高低之分，但表现出对工作的积极性及对知识的渴望一般无二。刚刚从事教学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把自己的思想、认知与学生分享、交流是最主要的工作，毕竟自己在发达城市从事过较长时间的经济工作，对城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经验和见解。可时间一久我便发现两个问题：其一是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与学生工作中的现实需要存在较大差距，因为每个区域存在不同的要素禀赋，如果用一个特定区域的实践经验或传统经济理论去指导不同区域的发展，显然有些不切合实际；其二是学生的认知被传统经济模式固化，很难走出藩篱，对外部价值链与内部增长动力的认知往往停留在狭隘的官本位思想层面，或者处于极端的自我否定之中。这便使我萌发了去写一部从宏观到区域振兴、产业转型，再到要素集聚与孵化等的系统性的著作的想法。这部著作延续了我写《城市的兴衰》的习惯，跳出了固有的理论体系，完全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梳理、分析、总结经济兴衰背后的地缘经济、城市增长、产业转型等之间的逻辑。

1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叫大溪沿的村庄，村里各种物资主要由供销社或每周上门一次的货郎担提供。供销社主要供给生活日用品及耕种所需的农资产品，而货郎担则供给妇女儿童热衷的小杂货品，比如女人的头花和梳子，小孩的糖果和玩具。所以，货郎担对于我来说是微观经济的启蒙。

印象最深的是鸡毛换糖，鸡毛是村里的要素资源，糖果是来自外部的产品供给，两者形成的交易关系既是供给也是需求，比如货郎担需要村里的鸡毛作为供给，而村里的孩子也是需要糖果、食品作为供给，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双向流动，给一个简单的交易过程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鸡毛或鹅毛的供给受传统节庆影响，端午节、重阳节是村里最为隆重的节日，家家户户杀鸡宰鹅，这样一来供给量在特定时期就非常充足。货郎担在节庆日后的几天来到村庄，摇着拨浪鼓喊着“鸡毛换糖”，村里的小孩便拎着鸡毛一拥而上。货郎担在集中供给的情况下意识到买方市场更具有主动权，所以就会降低糖果兑换羽毛的比率，以降低羽毛的供给价格。这就得出一个结论：羽毛供给越大，换取糖果时的价值就越小。有些小孩拿到糖果犹豫不决，有些小孩在家长的陪同下质疑换取的数量不足，而货郎担总会轻描淡写地喊上一句：“没糖了，不换，不换了！”于是， 又有一帮人挤上前愿意接受更少的糖果来兑换。于是，前面那些犹豫、质疑的人便只能悻悻地接受了交易条件。母亲常问我：“为什么不和其他孩子一样接受鸡毛换糖的条件？”我说：“鸡毛不会坏，等村里没有多少鸡毛的时候再拿去换。”母亲听到我说的话，总会骂上一句：“你这孩子鬼精鬼精的！”事实如此，村里的鸡毛变少只是一个周期性问题，只要抵住诱惑熬上两周，就能换到更多糖果。当然鸡毛的增值部分并非货郎担的折损，而是那些急于兑换的人所产生的贬值部分为我提供了价值转移。

2

我父亲曾是一名从事夏布（苎麻编制的布匹）交易的商贩，从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风光了好一阵子。早年他用 6瓶“全良液” 从乡镇企业办换得一本业务员工作证，然后凭借“同志”的身份在全国各地跑买卖。他从老家农民手上收来夏布，然后揣着工作证把货物卖给大城市的供销社，以此赚取差价，成为县里第一批“万元户”。后来父亲的“工作证”失灵了，也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韩国和日本对夏布的需求量很大，于是跑到了改革开放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去找客户。当他在旋转餐厅转了三天之后终于碰上了做外贸的韩国人，从此开启了他的高光时代。直到 1998年，当我认为自己或许是个“富二代”的时候，父亲的生意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出口货物一去不复返，他陷入了“破产”危机。那一刻，我听到了第一个宏观经济名词“金融危机”。我很纳闷儿，金融危机与我父亲的货款有什么关系？父亲说，货给了别人，对方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破产，所以货款就收不回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意识到外部环境变化与内部生产、交易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后来我才知道那次金融危机已是世界现代史上第二次大规模金融危机，早在 20世纪 70年代就已经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此后几乎每 10年就爆发一次金融危机。自从 1971年美国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元便与黄金脱钩，美元成为凌驾于信用之上的“信用”货币，各国的货币发行效仿美元，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当货币沦为强国政治与利益集团攫取利益的阴谋工具时，危机便像早已准备好的陷阱，随时等待猎物的光临。在此环境下，泰国、俄罗斯等国家纷纷陷入金融危机，所以这样一对比，父亲不过是沧海狂澜中的一叶扁舟而已。

3

小时候看的第一部小说是《三国演义》，书中忠义、信义、情义、道义如同一段段慷慨壮歌，读来令人热血澎湃。但是里面的阴谋、狡黠、无知、贪婪、懦弱也让人唏嘘不已。我的外祖父是一位民间风水先生，讲起话来有些故弄玄虚的感觉。据说一本《三国演义》被他读了数十遍，我常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诸葛亮那么聪明也没有帮刘备一统天下？”外祖父每次都故作神秘地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是时机未到却烛尽光穷。”我一脸“鄙夷”地看着他，只当他是职业习惯。长大之后，觉得这个世界比起小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世界如同一张巨大的面具，面具下面一层扣一层的还是面具，有看似慈眉善目的，有看似刚正不阿的，有看似满目狰狞的，也有看似一脸邪魅的……各种表情五花八门，难分真伪。在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的兴衰看似是正义或暴力引发的更替，但更多的是制度与经济层面上的因循守旧，导致国家最终难以承受外来的狂风暴雨及内部的矛盾冲击而衰亡。

翻开历史的宏伟篇章，自哥伦布 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文明与野蛮这张相互交织的大网便延伸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在讴歌人类璀璨文明与孜孜探索精神的同时，却发现背后尽是杀戮与暴虐。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欧洲殖民者在他发现美洲大陆后携带枪炮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疯狂的屠杀，血雨腥风中数千万人的生命灰飞烟灭。几个世纪以来海上硝烟不断，西方列强每一次发动战争似乎只有一个目的：抢夺资源，控制海上贸易。从 15世纪到 20世纪，世界海洋霸主之争分为三个阶段：15、16世纪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世纪，17世纪是荷兰的世纪，18、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之后海洋霸主地位被美国长期把持。

西班牙是海上第一个霸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曾自豪地说：“在我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鼎盛时期，西班牙殖民地遍布各大洲，面积超过 3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今俄罗斯领土面积的1.75倍。当然，西班牙的崛起除了因为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还得益于其“乱伦”式的政治联姻。但是这种联姻关系并不绝对可靠，一方面是“诸侯国”一旦出现暴政就会引发革命直至蔓延到整个政治体系。荷兰是反西战争中的最大胜利者。西班牙对“诸侯国”的暴政引发了荷兰等省份起义，1581年尼德兰等省份起义，正式宣布废除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统治，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省是起义省份中最大且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便称为荷兰共和国。到了 1609年西班牙无力再战，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因此，荷兰逐渐接替了西班牙成了17世纪的海上霸主，同时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到了 17世纪中期，荷兰被称为“海上马车夫”，海洋贸易造就了荷兰的极度繁荣。但此后，荷兰逐渐丧失了先辈们的开创动力，享受安逸，深陷“荷兰病”之中。让荷兰人引以为傲的资本优势在欧洲持续战乱中也丢失了，最终荷兰被英国击败，失去了海上霸主地位。英国之所以能取代荷兰成为新的海洋霸主，主要是因为拥有完整的生产体系与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形成有效且大规模的供需市场。英国在当时无论是手工业生产还是国内消费市场都领先欧洲各国，尤其是绝对的市场规模让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想得罪英国而失去固有市场。相比之下，荷兰除了是经济强国，并没有可以遏制他国的手段。到了 18世纪，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再次成就大英帝国的辉煌，也助长了英国海外扩张的野心。从 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短短 40多年时间，英国由一个经济殖民大国逐渐向军事殖民大国转变，打破了东西方力量平衡，中国因此经历了百年之屈辱。从表面上看，清政府是败在英国人的枪炮之下，但实际上是败给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此后美、德两国开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河，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之后再次引发群雄争霸的局面，世界战争不断，哀鸿遍野。工业 1.0让英国成了“日不落帝国”，工业 2.0让美、德、日等国瓜分了世界红利，工业 3.0美国再次掌握主动权，成为“世界领袖”。中国已经错过多次工业革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之际自然会奋力直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之一，也是国家意志力的体现。

4

货币充当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不仅与物质相互关联，还与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捆绑在一起。从现当代历史的演变来看，美国通过美元锚定石油以后，把这个世界搅得“天翻地覆”。1998年，美国一个 60多岁的老头凭“一己之力”引爆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场危机给亚洲带来的灾难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对政治、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破坏。泰国政府因为这次危机被推翻了，

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府被推翻了，日本桥本龙太郎下台了，俄罗斯一年之内换了六届总理。此后若没有中国出手相助，亚洲将可能陷入经济大萧条。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对这个叫索罗斯的老头充满好奇。索罗斯在泰国经济风雨飘摇之际将自己的量子基金抵押给泰国银行，借出大量泰铢，然后转身就抛售转换成美元。当市面上的泰铢暴增的时候就出现了贬值，这正是索罗斯想要的效果。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像卑鄙的债务人希望债主早点死掉，以此来逃避偿还。有人把泰铢假设为一头猪，索罗斯向养殖户（银行）借了一头猪（泰铢），答应一年后还一头半猪给养殖户，养殖户因为有利可图便把猪借出了。但是索罗斯知道借来的一头猪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在一年内还出一头半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猪贬值才能还上。所以索罗斯把借来的猪抛售给市场，换成 1000美元，然后四处喊话，说猪瘟就要来了，赶快卖啊。市场在“噪声”干预下

开始恐慌，所有人都排队把猪（泰铢）换成美元，这样一来猪（泰铢）就开始贬值，原来可以卖 1000美元的猪只能卖出 400美元的价格。索罗斯再花 600美元买进一头半猪还给养殖户（银行），所以净赚了 400美元。如此一来便引发了金融海啸，给泰国带来了 1412亿美元损失，而当时泰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不过 1136.76亿美元。同时这一场金融海啸还冲垮了 58家泰国银行，数量占泰国金融机构的一半以上。泰国股票市场也缩水 70%，导致超过万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高达 270万。

当然索罗斯并非神人，他只是依托美元霸权地位，利用他国制度缺陷与资本的逐利之心，实施了一场势在必得的阴谋。美国自 1971年宣布终止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美元与黄金脱钩。虽然从“金本位”向“信用货币”转变提高了经济调节效率，但由此也带来了货币无限供给的现象。流动性过剩加大了全球债务规模，所以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就意味着与客户之间的交易无需通过等额黄金兑付，这样一来信用货币扮演的角色就更为丰富，除了用作交易凭证，还兼具投资与掠夺的属性。1998年之后，全球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美国也是危机中的受害者，但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却是危机中的受益者，因为美元“绑架”了石油，这就意味着美元成为全球性生产要素，只要控制石油供给就能助长美元的话语权，同样只要保持美元的全球地位就能控制石油价格。所以，无论是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还是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其根本目的是控制石油资源，而石油资源的背后是美元向外输出的全球霸权主义。

这个世界有三件事能促进全球大变革：一是规模化战争，二是技术革命，三是大流行病。虽然新冠疫情致死人数远低于历次大瘟疫或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但由于国际社会长期积累的矛盾，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新冠疫情“共振”等因素，疫情成为世界大重构的分水岭。

从2020年到 2022年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活动出现“放收循环”周期律。世界各国似乎都有束手无策的感觉。为了稳就业促经济，一些国家一方面采用“直升机撒钱”的办法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通过操控地缘政治矛盾，以此分化世界合作而从中获利。世界局势风云变幻，为了应对这一现象，中国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模式，以自力更生的意志与开放合作的态度重构价值链。但是，前路漫漫，这必将是一条荆棘大道，只有咬紧牙关，砥砺前行，方能柳暗花明。

5

小时候村里有一户人家，村里有 10%的人口是其三代内的直系亲属，有 60%的人口与其是五代内的宗亲关系，再加上邻村三代内的表侄关系，可谓大户人家。

有一天，这户人家的一个孩子想做油条生意。对于从未有过油条制作经验的他来说无疑会面对激烈的竞争，但是他还是决定去尝试一番，这种底气主要来自他家族为其提供的规模市场。他第一次做出来的油条是小镇里最差的，路过的行人驻足观望后便离开，只有几个亲戚慷慨购买。后来他干脆把卖不出去的油条送给了村里的宗亲食用，并表示自己刚刚尝试，以后会越做越好。第二次做出来的油条比第一次好，一些宗亲为了支持他的生意也纷纷购买，反正自己人消费的是一份心意。第三次做出来的油条比第二次更好，但水平还是达不到同行竞争者，他便选择了低价销售，那些想吃油条又倾向于价廉的人开始动心了，而宗亲们在油条质量相差不明显的情况下也会选择照顾自己人的生意。他在亲人的包容和支持下技术不断提高，直到与竞争者的水平相差无几。在同等产品质量下，他自然拥有绝对的市场占有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产业发展过程

中本土市场的重要性。如果这家油条店一开始没有家族宗亲的支撑，可能就会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了。

消费虽然是一种理性的决策行为，但在不承担较大代价的情况下往往会掺杂错综复杂的情感元素。比如一种归属感、一种青春的回忆、一种爱国情绪等，有了这些因素就可以建立起一种潜在的包容性。正是因为这种包容性的存在，为企业或产业发展争取了向上攀升的机会和时间。纵观中国一些品牌，在发展初期与国外同等产品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但因为情感元素与价格敏感度等因素，依然拥有较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这为企业向更高的价值链攀升赢得了时间。但是情感不是永恒不变的，在一定时间内能发挥作用，如果超过了情感赋予的感性决策和信任周期，就会逐渐失灵。所以，在产业发展初期，发挥本土市场作用是竞争格局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2020到 2022年，世界经济面临过度竞争与疫情肆虐的双重压力。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 4.4%，相当于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跌幅的7倍，为 20世纪 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各国相继采取管制措施，限制人员货物流动，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下降 9.2%。所以疫情绝对是一只“黑天鹅”，重创全球经济，并引发了全球秩序大重构。在疫情期间一些大国陷入保守主义和自顾倾向，导致国际合作呈现貌合神离的复杂局面。而对于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应该如何，更是众说纷纭，管得太多与管得太少都会面临各种失灵的窘境。国家治理问题不能站在片面的经济角度去解释，经济只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内容，如果用经济思维去解释国家综合治理就会陷入极端主义思维。比如几百年来人们一直习惯用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政府对国家治理的问题。这就相当于拿了一条围巾当帽子，裹在头上又重又热，然后大家都在数落围巾的种种缺陷，但是脖子却很郁闷，这围巾明明是我的，你们讨论围巾与脑袋的关系干吗？事实就是如此，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更适合在经济范畴内讨论，不能延伸到社会治理领域

去讨论，不然就会出现脑袋与脖子抢围巾的现象，讨论再多也没有意义。

卢梭说，“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适合于一切国家”。国家因文化、制度、信仰、社会的差异存在多样性。我们不能偏激地认为哪种制度是完美的，所以必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调适自我。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都有其优越性，也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就可以兼收并蓄。从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防控效率来看，“大政府”的优势得以有效发挥，保障了人民与国家的基本安全，备受世界关注。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将可能出现“大政府”与“大社会”共治的发展模式，这也许就是对善治的最好解释。

6

在马克思地租理论中，地租差异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者，以及土地的地理位置、生产环境决定了土地产出能力与投入成本，所以在不同的生产环境下，付出等量的劳动及相关要素，会出现不同的地租收益（产出收益）。这是在农业生产中的一种规律，也是马克思级差地租 I的一种假设。二是通过对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不断追加投入，创造土地的各种溢出价值，从而为土地租赁者创造超额利润。这个利润通常被转化为地租，即马克思提出的级差地租Ⅱ。对于级差地租Ⅱ的理解不能片面化，无论是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从生产效率层面上来说，都应该鼓励去创造级差地租Ⅱ，不断提升土地的产出价值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进程，驱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革命等。但是，级差地租的形成往往伴随着资本化垄断现象。随着级差地租概念的扩大，城市扩张成了级差地租的主要载体，城市需不需要采用级差地租Ⅱ？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在土地供给垄断与产权国有化的背景下，要创造级差地租收益就必须注意投入与产出对社会大众利益分配的影响。否则级差地租收益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下就会向垄

断部门、资本部门和中介部门倾斜，危及社会稳定，影响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城市地租得以全面释放，各种类型的地租层出不穷，有协议租赁形式的仓储用地或产业用地，也有房地产开发形式的挂牌出让用地，还有城市改造中集体组织的开发用地，等等。政府部门作为土地的产权方，扮演的角色是土地供应商或是土地租赁方，从一级开发转为二级开发，其根本目的就是更高的土地级差收益，或者说是让土地创造更高利润来满足城市运营的需要。人们通常把城市地租称为“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以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投资，并通过土地产品的转化实现地租或级差地租收益的，从生产逻辑来看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是，如果土地财政被异化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过度商品化或泡沫化现象。过度商品化指的是利用土地的垄断优势进行土地已有价值的溢价出售，并以此形成长期的路径依赖，导致其他经济活动或生产组织萎缩或是萧条。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尽量摆脱土地财政的樊篱，从城市地租向产业地租转变。产业地租主要由土地出让金收入、土地交易税费收入、产业转化后产品交易税收收入等构成。城市的级差地租收益与产业地租收益相比，级差地租收益更为直接，在第一阶段获利最

大，但会影响资本非理性流动。在超级地租的影响下会出现从众行为效应，社会资本与家庭资本都会向房地产业领域流动，导致投资和消费均出现结构性失衡，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阻碍非房地产领域的消费，给经济生态体系带来极大破坏。

一般情况下，“土地经济”是政府通过对公共品供给来促使地租价值最大化。暂且不说“土地经济”的好与坏，就从公共品供给的角度来看，无效供给或低效供给不仅消耗了公共财政，还导致潜在利益输送与边际效用价值递减等现象。书中对政府公共品无效供给或低效供给的定义主要围绕供给价格过高、供给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展开论述，提出城市公共品投资要避免功利化思想和政治化的现象。

7

在土地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下降，以及城市蔓延等情况下，城市的增长弹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此情况下，提高城市全要素生产率至关重要。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指标，从宏观经济学的原理来看，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资源的持续投入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持续投入并不代表可以无限供给，资源本身是没有循环能力的，当产出“利润”无法满足持续投入的成本时，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失灵”。所以，我提出了通过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制度改革、数字化变革和金融集聚等手段来提高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通过理性、科学的手段引导“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变，以此来规避经济增长的“空心化”现象。产业财政是一个复杂且系统性的工程，要实现产业财政必须面对多重拷问。如，是否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抢占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如何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政府如何通过产业集聚、集群等手段来实现区域产业崛起？产业集聚、集群需要怎样的条件和途径来实现？在产业孵化和创新集聚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会通过对产业振兴的底层构架与外部动力的分析来逐步揭示产业发展错综复杂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一般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制度创新为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与制度的支撑，使产业突破现有制度束缚，获得更大发展机会和市场优势；二是通过财政补贴或税费改革支持产业发展，以此来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三是产业发展的基础配套，政府为特定产业投入硬件或软件设施来满足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降低企业投入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当然，道理容易讲，落实到执行层面远比讲道理难，在本书中我尽可能以中观和微观视角阐述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方法和途径。在产业发展部分，我提出了产业集聚、产业集群、产业创新三大维度。产业集群是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要是错过了产业集聚的窗口期，就要在产业集聚和产业创新上做特殊设计，以实现弯道超车。

产业集群和产业创新具有“孪生”属性，如果没有打下产业集聚的基础，那么产业集群就必须通过创新来驱动。这就好比两条腿走路，一是做大做强细分产业规模，通过各种要素条件引致相关产业向特定区域集聚。而将其称为集群，说明产业内部成员的合作分工更为密切，相互的依存度更高，因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会更大。二是做大做强创新链，创新链是在产业链基础上通过要素持续投入培育出来的技术创新。这就像一粒种子脱离母本之后经过人工栽培逐渐成为一株小苗，然后找一块好的土地，在阳光、雨露土壤及技术辅助的作用下逐渐成长，最终成为一棵独立的大树，然后围绕大树再进行新的繁殖、栽培，最后变成一片新的森林。这片森林就是新的产业体系。

所以产业集群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做强做大某一项产业，更是通过某一产业的精细化培育形成更多的创新链，然后通过创新链孵化出更多的产业链，如此循环来实现区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会通过对中国产业发展的代表性区域和城市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厘清制度、方法、路径等作用下的产业振兴之路。

记得母亲在弥留之际讲过的一句话：“孩子，不要害怕，前进是最好的退路。”我想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会有面对猎猎寒风或雷雨交加的时候，这是发展的周期，也是成长的代价，所以必须坚定信念，砥砺前行，因为前进是最好的退路。

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个体诉求形成个人意志。国家意志是个人意志的集合，具有诉求整体性、行动统一性和执行公共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国家意志必然是整个社会意愿的体现，也是人民所期待的目标追求。所以，正视困境，走出樊笼，必能迎来辉煌与强大。

癸卯仲夏于大溪沿观莲居

编辑推荐一：

《经济的兴衰》是一部多角度解读世界经济格局与未来应对策略的著作。全书由世界经济发展背景与中国地缘经济主张、应对策略展开论述，从宏观角度勾画出当前世界大国竞争格局。作者指出，当前逆全球化、第四次债务危机、供应链危机等正席卷而来，机遇也在悄然酝酿。谁能在这次危机中抓住新一轮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的风口，就意为着谁能在下一个阶段引领全球经济发展。中国已错失前几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今后能否实现逆风翻盘，在此一举。

作者据此详细剖析了中国为抓住此次机遇提出的“双碳”、“双循环”、《中国制造2025》计划等蕴含的发展信号，整理出中国的经济优势和现存问题。作者还以经济学理论和国外成功案例为依据，从中观、微观角度总结国内城市经济增长遇到的城市蔓延、土地供给和需求能力下降、公共投入边际效用递减等问题，提出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变的新思路；进而从产业发展角度出发，给出产业集聚、集群、孵化、创新链打造等一系列发展方式，指出其实现条件、路径，以及政府在其中应起到的作用，并对以合肥、杭州、苏州、佛山、长沙等城市为代表的现实案例及数据进行解读，对实现城市精明增长、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编辑推荐二：

《经济的兴衰》中，作者重述了15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各个强国的关键操作，提醒我们，工业生产一旦对全球供应链产生绝对影响，就会转化为商业资本势力，为霸权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掠夺提供支撑。当前我们已经走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是不可逆的发展方向，中国如果不能在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中跻身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高端环节，就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被低端“锁定”，长期处于低端及低利润循环之中。因此，作者强调，提高创新水平、加强科研投资和科研力度、打破技术壁垒等，以实现产业革命，将是中国解决现实问题与展望未来的重要出路。

从创业孵化到产业孵化

中国“孵化器”项目从数量上来看已经足够多了，小到众创空间、双创示范基地，大到国家级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大大小小的“孵化器”数千家，算是名副其实的“孵化器”大国。但是从孵化成果和质量来看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有的“孵化器”呈现“空心化”，有的则成了“二房东”角色，还有的始终在低端徘徊，所以有必要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引导技术孵化、创业孵化逐渐向产业孵化过渡。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1年工作要点包括：要提升创业孵化机构专业化服务能力，在重点领域推进产业“孵化器”和“加速器”建设，引导创业孵化行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安徽等地也明确提出产业孵化，将创孵平台打造成产业创新平台已成为区域发展的重点战略。

“ 产 业 孵 化 器 ” 也 称 为“ 企 业 加 速 器 ”（Modern Enterprise Accelerator，简称MEA），与企业孵化器、技术孵化器、创业孵化器等相比，其根本区别是关注系统性、全局性、战略性，改变了过去碎片化的要素供给体系，形成一个目的性更强，产业逻辑更为缜密的结构体系。一般情况下，产业孵化器的设计是依据区域产业目标而形成的，区域政府根据辖区内的生产要素和产业基础、目标体系进行产业链设计，并形成等级划分，依据产业等级与重点攻关项目展开一系列资源整合，形成政府资源、企业资源、高校/科研机构资源、中介服务资源等多螺旋模式的创新生态体系。产业孵化器的运作方式一般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构建“联合创新平台”。顾名思义，“联合创新”是通过多方主体的核心力量相互交叠形成的多边关系，各方主体在共同目标和机制下形成强大的“共振效应”。其最大的特点是精准、高效，因为在共同的目标作用下能形成一种潜在的共识，集中力量解决焦点难题，进而使技术转化为一个个“楔子”，插入产业链环节中的各个薄弱环节，促进产业链不断向高端环节攀升。在此过程中，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中介/金融等联合主体必须相互配合，密切合作，形成“多螺旋”组织。（如图 15-4）

以合肥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为例，这家具有市场和行政多重属性的机构在过去的 20年时间里为合肥产业发展创造了诸多奇迹，是合肥产业集聚能力的重要支撑。从运作主体上来看，研究院是由当地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属地相关企业及不同形式的金融机构联合组成的，政府发挥行政的力量为运营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同时也以公信力作为信用背书，整合资源。高校及科研机构通过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支持实现技术研究与成果转化，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中介或金融机构在政府的信用背书下为重点企业提供资金贷款、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资金或相关知识的支撑。企业是技术的需求方，也是技术向价值转化的平台，是实现价值及价值回报的核心主体，通过政府的制度红利得到技术与资本的支持，从而实现更大价值收益，进而把价值收益转化为税收反哺政府。所以，各大主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共生关系。当前，“联合创新平台”已经成为各区域政府实现赛道升级、产业集聚的重要手段。

二是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流程。从区域发展现状来看，产业转化虽然对经济有依赖，但经济也并非产业转化的绝对因素。因为从生产组织来看，从产品设计、研发、转化，再到生产、流通、销售各环节是高度协同的关系，在同等条件下如果能充分利用整合优势，并把优势发挥到最大作用，就能形成溢出价值，就能形成竞争优势。合肥从区域经济角度来看，一直是长三角乃至中部省会中较弱的城市，但是从 2012年以后，合肥市的产业集聚能力越来越强，并在 2020年进入万亿级城市序列。

回顾合肥市的发展，关键因素是有效发挥了技术转化向产业转化的作用。从创新集聚走向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是要打通组织流程，否则再强的经济实力也发挥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比如浙江省，从经济规模与国家科研院所的数量来看都位居全国前列，但是一直以来基础研究转化，以及科学装置与尖端突破比较薄弱，其中的原因各有说法，但有一个原因各界已基本形成共识，那就是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的流程不畅。导致这种不畅的原因通常有两种。一是研究目标不明确，研究人员的成果供给与区域产业不匹配，导致研究成果向外部流出。这一点西安的高校或研究机构表现较为突出，很多研究成果不能属地转化，只能流向其他地区。研究目的不明确从本质上来看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也就是属地高校/科研机构不了解区域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区域产业与属地研究部门沟通不畅导致信息不对称。二是区域政府罔顾产业发展逻辑，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没有及时整合资源，导致高端产业失去了升级的动力。在此背景下，浙江省采取了及时补救措施，在 2017年 9月份成立了之江实验室。之江实验室是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

团联合成立的，三方按照 5∶2.5∶2.5的比例出资。这是浙江省创建的第一家混合所有制新型研发机构，目的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集群的整条通道，期望能够成为科研领域的高能级开放平台，承载浙江省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

从浙江省的现状来看，相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浙江省在科技创新上一直存在明显的短板。之江实验室围绕前沿科学设立基础类研究项目，针对“卡脖子”技术进行重点攻关，目的是补齐浙江省的科技短板，为创新能力提供重要支撑。之江实验室的建设虽然只比合肥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晚了 5年时间，但却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 2016年前，逆全球化现象还没有全面爆发，全球化分工与国际合作为技术溢出创造了条件，一些高精尖领域在这一阶段获得了较大突破，大大缩减了区域技术转化周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持。但是到了 2017年 1月份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加大了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通过国际合作获得技术溢出这条路基本被堵死，所以此后的产业发展道路几乎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技术创新上，这对于实验室或“孵化器”发展来说显然增加了难度。所以，之江实验室的定位与合肥中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的定位有所不同，之江实验室聚焦区域产业优势，通过网络信息、人工智能、互联网计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整合发展来实现突破。

从创业孵化到产业孵化，最大的区别就是技术赋能，前者倚重成本赋能，后者更倚重技术赋能，基于中国产业现状，一方面要通过制度优势促进创业孵化，另一方面要集区域力量甚至是国家力量来促进产业孵化，所以高端技术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这一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都一样，比如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德国亥姆霍兹研究中心等都承载着国家使命，依靠大协作和高强度支持实现协同创新，最终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优势高科技产业的集约化发展和壮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已步入以跟踪为主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急需以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布局一批体量更大、学科交叉融合、综合集成的国家实验室，优化配置人财物资源，形成协同创新新格局。”

——选自郑荣华《经济的兴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谁来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

2017年 8月 18日，美国对中国发起了“301调查”，此举已引发 各界对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的担忧。事实证明，此后几年，以美国单边发起的中美贸易冲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所谓“301调查”是美国依据《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第 1301－1310节的条款进行的调查，主要含义是：保护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利，对其他被认为是贸易做法“不合理”“不公平”的国家进行报复。而事实更为复杂，正如美国各大媒体所引美国官员的发言：“美国对华发起 301调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掀起贸易战，而是阻挠中国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依据美国“301调查”，美方因中国“侵犯”美知识产权，对未来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行业进行制裁，具体分为十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这十大领域与中国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所列的十大领域完全吻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美国发起单边贸易战的实质是对中国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打击。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是多维度且深层次的，最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经济与安全两个方面。

工业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主要从生产效率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创造了有效供给。传统理论认为，有效供给是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相适应的状态，是产品的供需平衡。而在物资供给相对充裕的今天，生产方商品除了满足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相匹配的条件，还要通过大数据去寻找潜在消费市场，去创造新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机，过去是通信工具，现在是一台电脑或一个机器人的概念，它无时无刻不在收

集主人信息，然后为主人提供各种方便，甚至是决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消费行为、消费心理、浏览轨迹等都会在各大服务平台得以体现，包括购物、出行、娱乐、学习等信息都会被一只无形的手捕捉到，而后经过大数据算法形成用户画像。用户越多意味着流量就越多，用户画像越是清晰，越能实现精准营销，实现有效供给。

可以说，在以大数据为驱动的工业时代，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也是商品流通中的传播媒介，更是可以被持续挖掘的消费市场。大数据有时候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自己。你想要什么？你可能想要什么？大数据都会很积极、很精准地推送给你。譬如你在一个平台上搜索或浏览过什么内容，平台就会形成你的人物画像，通过数据分析及算法给你推送相应的内容，从而满足平台的潜在利益需求。这样在商业竞争中就可以获得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这种优势会随着规模与时间的积累产生裂变，从而打破边界，形成垄断。当然，企业垄断是一个国际共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会鼓励本国企业形成内部市场的垄断，这对经济生态体系是一种破坏。但站在国际视野上，一个国家要创造贸易顺差就必须在全球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过去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产能与成本方面，而现在的竞争优势体现在技术领域，体现在数字化所创造的有效需求上。人们基于商品提供的效用而去消费，这就是有效需求。当一件商品拥有足够的价值时，人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得到它。如果一件物品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什么理由去购买。从主观价值角度看，人们需要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与自身需求的匹配性。那么怎么知道自己设计的商品能与消费者产生匹配性呢？过去是靠商品创造者的经验，或设计师的大胆尝试，而现在是靠用户数据收集与计算实现定制化供给，这样不仅降低了投入风险，还增强了客户黏性。比如苹果手机，通过终端用户使用数据的反馈不断改善技术短板，提高用户的体验感，这样就减少了用户的流失，扩大了市场占有率。在工业 4.0时代，商品自身就是一种信息媒介，具有双向传送的特点，因此一个国家的商品销售规模越大，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比如前面说过的智能化手机，销售规模越大形成的用户画像就会越多，对用户的了解就会越深刻，从而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与潜在需求去提高产品的价值，也可以根据用户的数据反馈搭建上下游产业链。

当然，并不局限于手机，可以说绝大部分智能化产品都具备信息双向传送功能。比如一台顶尖的医疗检测设备卖给医院，就意味着数据的触手有可能伸向千千万万的病患，通过病患的数据反馈，帮助设备制造商校正或提升设备，也可以为制造商开发新设备提供数据支撑，甚至可以把数据卖给制药企业，用来生产靶向药品。医疗数据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国际网络安全治理的重点。美国 Bitglass公司的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医疗保健数据泄露事件数量呈两位数增长，受影响的人数超过 2600万，与 2019年的数据相比，2020年美国的医疗保健数据泄露事件增加了 55％以上，造成 599起违规事件，影响了超过 2640万人。数据泄露有网络黑客的攻击，也有智能设备的自动“攫取”。所以，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智能产品不仅具有盈利的商品属性，还兼有信息传播与信息攫取的媒介功能，必然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技术竞争，触发供应链、价值链及销售市场的全面“战争”。

另外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地区人口的行动轨迹、消费行为、意识形态变化等被另一个国家掌握的时候，就会给一个地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引起当局者的不安。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的推进，人类将进入物联网时代，这就意味着智能化设备具有感知、分析、决策的能力，所以一个公司或一个国家的智能化产品销售规模越大，分布越广，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就越强。

抢占先机

自 2013年德国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正式提出构建信息物理系统，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的工业 4.0战略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便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要知道，德国的崛起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工业革命密不可分。所以世界工业大国为了抢占发展先机也紧随德国的步伐。美国重申《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于 2015年提出了《机器人新战略》。在此背景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也在 2015年制定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出中国制造业要尽快实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目标。

显然，中国提出“智能制造”的战略目标触动了西方大国的敏感神经。在西方大国眼里，中国是一头睡醒的雄狮，庞大的市场规模与全品类工业制造能力一旦实现转型升级必然引领世界发展。欧洲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抱着复杂的心态，其中既有中欧贸易带来的现实利益，又有欧洲大国地位的失落之痛。目前，欧洲内部对华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种是反对中国崛起，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另一种是选择左右逢源，对自身有利的就选择沉默，无关自身利害的就与美国一道对中国横加指责；还有一种是支持合作共赢，接纳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积极作用。即便如此，美国依然不满意。先是发动所谓“301调查”，对中国信息技术与高端制造领域进行打击，由此中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便拉开了序幕。而后美国又率“五眼联盟”成员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对中国各种抹黑，甚至联合抵制并打击中国的 5G发展。实际上，无论哪一种战争，最后拼的都是实力与意志力。

从实力上来看，中国制造业目前虽然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但中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自身需求可以有效破解市场危机，为工业制造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创造机遇。打个比方，一个人患上感冒，如果吃进口药 24小时就可以治愈，吃国产药却要 30小时才能治愈，但是结果发现国产药依然卖得比进口药好。原因是什么呢？首先，一般感冒并不危及生命，以治愈速度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并不能成为市场的焦点；其次，存在成本与感知的矛盾，进口药价格会高出国产药多倍，以此换取提前 6小时的无症状治愈并不被大众接受。所以，当技术没有出现迭代性超越时，市场对价格的敏感度依然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更何况，中国已经是工业全品类生产国，尽管在众多高科技领域还落后于美国，但可以通过其他要素禀赋加以弥补。截至 2022年，中国依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掌握了完整工业链的国家，在全世界 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有 220多种产品产量第一。当前中国正向高质量的城市化迈进，其背后需要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支撑，每一个产业背后都是万亿级的市场，这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动力，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机会。

另外，从国家意志力层面看，中国已经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给国家与民族命运带来深远影响，所以不可能轻易放过这次机遇。同时中国自身发展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路口，产业革命是中国解决现实困境与展望未来的唯一出路，所以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是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如今，中国已经成为欧盟、东盟等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中国技术与产品的认可度也逐步提高。美国单边主义的逆全球化行为虽然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会鞭策中国人继续为民族崛起而奋斗。

——选自郑荣华《经济的兴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

重塑产业新格局

“双碳”目标是不可逆的，2030年力争实现碳达峰，2060年努力实现碳中和。但是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就必须面对两个阶段性的问题，这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碳达峰的本质是“精明增长”

第一个阶段是碳达峰，中国从 2019—2022年碳排放总量平均稳定在 98亿吨，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国家 20世纪 70年代的数据分析，如果能持续 5年保持稳定状态，那么实现碳达峰的可能性就很大。当然，如果仅仅为了碳达峰而碳达峰那就失去了发展的根本意义，因为任何一种衰退都会导致比环境恶化更为严重的代价。真正的碳达峰是有前置条件的，而并非“拉闸限电”那么简单。碳达峰的本质是“精明增长”，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与技术进步的发展方式转变过程的。所以在第一个阶段需要通过清洁能源使用、低碳生活的消费方式、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造与创新来实现。

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球碳排放主要来自能源发电与供热、交通运输、制造与建筑业三个领域，分别占比 43%、26%、17%，也就是说只要针对这三个领域的产业进行重构就可以降低全球碳排放。对此，需要依靠清洁能源、低碳生活、产业转型、创新金融四大理念来支撑。在这四大理念的背后是一个个庞大的产业体系，也正是产业的新格局。

清洁能源产业体系

清洁能源的产业体系是基于非化石能源的产业链，风力发电、光伏产业、氢能、核能等构建了新能源体系。

因此，首要环节是新能源的制造端。与风力、光伏、氢能等领域相关的产业将迎来发展机会。其中在光伏领域，中国在“十四五”期间将实现年均光伏装机容量 70—90GW的规模。这背后将带动电池、硅片、组件等产业发展。同样在“十四五”期间中国规划风电装机 2.9亿千瓦，每年预计新增装机量超 0.5亿千瓦。这背后也将带动相关材料企业、零部件制造商、风电整机制造商和风电运营商等的发展。在储能电池应用上，宁德时代、比亚迪、亿纬锂能已经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在未来，氢能又将促进新的储能革命，带动新的产业体系。

第二个环节是负责传送能源的特高压。中国国家电网表示，在“十四五”期间将年均投入超过 700亿美元，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庞大投资规模背后是产业集群的崛起。

第三个环节是消费，也就是新能源的应用市场，比如新能源汽车。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整体销量为 136.7万辆，在整体汽车销量中的渗透率为 5.4%，发展空间巨大。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 350万辆，同比增长 1.6倍。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的不断提升，海外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

低碳生活创造有效供给

低碳生活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种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绿色建筑、智能化家居将开创一个全新的消费市场。

传统建筑全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 50%以上。以建筑数据为例，2018年中国建筑全过程的碳排放总量为 49.3亿吨，同时建筑全过程能耗总量为 21.47亿吨，所以要实现“双碳”目标就必须推进绿色建筑发展。这对建筑产业链来说无疑是一次重构的机会。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在2020年出台了《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目标是到 2022年城镇新建建筑中绿色建筑面积占比达到70%。

同样，对于智能化家居来说这也是一次产业发展革命。智能化家居除了满足舒适方便的生活需求，还实现了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有数据统计，2016—2020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已经由2608.5亿元增至 5144.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8.51%，如果再加上延伸产业链，则已经突破万亿元。

当然，低碳生活方面的产业还有很多，随着技术不断成熟，产业迭代速度将越来越快，消费规模也将越来越大。

“双碳”目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经历了 20世纪 90年代的“追逐阶段”和 21世纪初开始的“大而不强阶段”，而从最初面临人口红利丧失与产能过剩的压力到今天面临环境、成本与市场的压力，都说明中国产业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构建了新的价值链，并且呈不断攀升趋势。中国虽然拥有全球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在世界价值链中仍处于中低环节，而中低环节又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是成本高利润低，产值很大但创造的利润价值却很低，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随时出局的风险；二是高能耗低收益，传统制造业的特点就是消耗大量生产要素，不利于“双碳”目标的推进，或者说“双碳”目标的推进不利于传统产业的发展。由此可见，转型升级成为必然的途径。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带动新的产业体系。比如说装备升级将带动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等众多产业链的发展，同时也将带动集成电路、关键元器件、信息通信设备、工业软件及新型显示器等产业的发展。高端装备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基本保障，是引领企业产品向全球高端产业链攀升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说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引擎。

“双碳”开启一个新时代

“双碳”将开启一个绿色金融、碳捕集与封存产业的新时代，对于绿色金融来说是一个“新纪元”。从资本规模来看，“双碳”发展将释放巨大的投资规模。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实现碳中和目标将会为中国带来约 138万亿元的投资机遇，其中 2021年至 203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 22万亿元，2031年至 2060年的绿色投资需求约为 116万亿元。这对于金融行业来说是一场全新的“革命”，意味着投资与产品结构将发生重要的变化。

银行将从高碳资产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低碳产业转移。从 2021年开始各大商业银行已经开始调整信贷资产布局，将有限的增量信贷额度向低碳行业倾斜，在“发、输、储、用”各个产业环节部署金融业务。过去金融机构的产品相对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热门的信贷领域，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银行也开始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比如推动能效融资、林权融资、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融资、国家储备林等产品的创新发展。在“双碳”背景下，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评估也从过去的质押物评估向 ESG评估模式转变。ESG（一种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是一个评价体系或评价工具：E代表企业对环境的责任，是企业的一种担当与合法体现；S是企业对社会或员工所行使的责任，比如企业生产伪劣产品、不重视员工合法权益等行为都将纳入评估体系；G是公司内部治理的情况，包括股东与经营团队之间的关系等

因素。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讨论公司治理关系，而是阐述“双碳”对ESG的影响。欧美国家已经把“双碳”与企业环境责任法律化，并形成统一的标准强制执行。所以金融机构要对企业进行投资或信贷，就必须对其进行 ESG的评估，而评估的首要目标就是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的责任。截至 2023年，中国虽然还没有全面执行 ESG评估模式，但这必然是一大趋势。2016年，中国证监会出台政策，要求重点碳排放行业的上市公司必须在年报中披露碳排放情况。随着有关法律及各部委“双碳”政策的陆续出台，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将披露碳排放信息，并履行减排义务，这将倒逼企业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双碳”的发展规律

我们来关注一下“双碳”的发展规律。根据分析，产业转型越快，碳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就越快。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就是碳排放峰值，之后便呈下降趋势。从发达国家碳排放的数据来看，碳排放总量下降趋势越明显的国家，第三产业占比就越高。把英国 1970年到2005年的碳排放数据与产业增长数据进行对比会发现，第一产业和第三产增长越高其碳排放量就越少。比如 1970年英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就是因为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到了 56.6%，此后数十年的波动也跟产业结构有密切的关系。法国在能源危机爆发后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与升级，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推动了工业自动化与信息产业等领域的发展，从 1974—1979年的数据来看，法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先是持续上升，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工业自动化不断完善，碳排放便在 1979年到了峰值，之后就呈下降趋势。再分析美国、日本、德国等碳排放数据，其逻辑基本相同。所以中国要完成“双碳”目标就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尽快实现产业数字化发展，通过数字化赋能提高企业效率，降低能耗。

当然，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不仅关系到产业结构调整，还关乎社会经济的治理体系，以及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多方面影响。从内部环境来看，截至 2022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总量的 30%，位居第一，这说明中国资源型、高耗能产品占比依然较高。同时由于中国人口数量之大，第二产业比重之大，要想在 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就意味着要在其他协同领域加大调整强度，这种脱胎换骨式的改变，无疑要经受强烈的阵痛过程。从外部环境来看，碳达峰国家不断改变环境规则，这种有意和无意的行为让发展中国家难以调适。比如 2021年，欧盟开始执行每公里 95克二氧化碳的乘用车排放标准，达不到要求，超标 1克按实际销售量罚款 95欧元。对于车企来说，如果动力系统不做出巨大革新，就无法进入欧盟市场。

欧美国家通过碳交易、碳税、碳配额、碳标签等，不断叠加规则给发展中国家设置门槛，以此来收割道德制高点下的环境红利。中国面对全球化发展，一方面要适应欧美发达国家的变化节奏，另一方面要打破旧格局建立自己的新规则。中国在“双碳”的道路上必将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但另一方面也是摆脱长期以来各种矛盾的最佳机会，无论与环境有没有关系，中国都必将去面对。既然如此，那就破釜沉舟。

——选自郑荣华《经济的兴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