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献卷帙浩繁，是解读中国历史的重要依据。以往的中国历史研究大多基于档案、实录、政书等而关注上层政治的生态，继而有围绕个人文集、信件、奏章而关注“士的生活”的视角。而民间文书作为重要的基层文献，为人们提供了关注平民生活的视角。民间文书主要是传统社会时期的行会、个人、家族、祭祀机构、书院等在不同场合形成的契约、书信、日记、杂字、唱本、醮科题本、祭文、合同等各类在纸质或其他轻便材质上书写的文字记录。中国版图广大，五千年的历史是一部大移民、大开发与大变迁的历程。因此民间文献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每一个地区的民间文献都是基层平民记录下的地方开发历程，同时每一个地区历代文献的数量也是窥探该地发展状况的依据。
岭南地区以其地理位置和族群特点而独树一帜，在中国历史上走出了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轨迹。岭南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区”，与其说是中原南迁的士子对新环境不熟悉而产生一种心理隔离感，不如说当地基层社会处于长期“失语”状态，即因生产力不足，民间未能较早地形成系统的文献。传统社会时期，岭南地区农业开发最早，文教施行最早的地方莫过于桂北及珠三角一带，当地存世的宋元石刻成为岭南地方文献最早的记录。及明一代，随着农业开发的成熟，上述两个地方存世的纸质文献则更为丰富，成为了日后民间文献搜集、整理与研究的重点对象。
流域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石，在珠三角与桂林府之间，有一个较为广袤的区域——西江流域，它是珠江流域的重要部分，又是沟通两地的重要交通通道，且是古代安南进入中国南方的“贡道”一段，其占据了岭南的大部分版图。西江流域山水交汇，从清代开始成为广西的核心经济区，也被很多方志认为是“俗同中州”的土地。关注西江，了解西江，是解读岭南的重要视角。
一、西江流域民间文书征集所关注的区域
西江流域区域范围认定多样化，有不同依据。一种定义为从广西梧州三江口到广东三水思贤滘口为西江流域范围，一种定义则是相对于东江与北江的珠江三角洲以西广大河流水系均可划分为西江流域范围。结合地域共同体视角，民间文书征集的范围更趋同于后者。
因而，汇编选择的地点呈现出流域一横南北两纵的特点：1.梧州1、苍梧2、藤县为西江流域干流的主要府县；2.贺县（今贺州）、昭平、钟山、富川、怀集3等为西江北岸支流的州县，与南岭走廊交汇；3.岑溪、容县4为西江南岸支流的州县。
二、西江流域民间文书搜集与整理思路
西江流域民间文书汇编的结集出版，是西江流域民间文书十余年搜集、整理工作的一个缩影：对于西江流域民间文书的搜集在二十世纪末即已开始，当时呈现多头并进，公私收藏的格局，多是秘而不宣。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间文献研究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散落各地的民间文书有望在得到机构和私人的妥善保护保存下与世人见面。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从二〇一二年开始进行契约文书的整理工作，并持之以恒地关注散落于民间的各类文书。经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牵头，多方机构与个人参与，促成此批民间文书得以结集出版。其主要来源包括：梧州学院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十年来征集的部分契约文书，余天佑个人收藏契约文书，李义凡个人征集契约文书，苍梧县文物管理所征集民间文书，岑溪市文物管理所征集民间文书。
目前发现的清代、民国时期民间文书，种类多样，不同标准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1.从立书主体看，有赤契（红契、官契），白契（私契），尾契（契税单）三种；2.从立书内容来看，有房契，田契，地契，山林契，塘契，坟契，遗产分割契等十来种；3.从立契交易方式看，有死契，批契，活契（典契、当契、换契、补契、赎契、添契等）三大类；除此之外还有较为少见的民间祭祀文书；4.从立书时间看，自明朝天启年间至新中国土地改革后分配农民土地，可以分出九个不同时间段。整理工作的第一步则分别按上述四类标准对 九百来份契约文书进行分类，以便于下一步考察其体例。
民间文书种类以田产交易的契约为主体，盖因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对土地的经营占据了民间社会经济活动的主流。因此，围绕着对土地的物权确立、产权流动、物权继承、经营权与财产权的分割成为了民间文书的几个重要主题。
三、西江流域民间文书中的地方性知识特征
“地方性知识，代表着一个地方在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生存智慧等方面的独特性，是一个地方独特的‘文化标识’。”1在总体体例和社会意识框架下，各地的民间文书拥有自己各自的地方性特点。而此次结集出版的西江流域民间文书包含着一些这样的特点：
（一）首先展示了桂东南山区的林木与土地经营契约，由岑溪市文物管理所多年来收藏的三百余份民间契约文书首次问世，其主要包括田地买卖与山林买卖方面的契约。岑溪作为桂东南一个较为偏僻的县，有黄华河连通北流河接浔江，山地为岑溪县主要地貌。由于在梧州历代经略中，其经常处于边缘地区，方志材料较为稀缺。此次当地民间文书的问世，相对岑溪以往较为空白的文献史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同时也是梧州地区民间文献搜集与整理的重大进展。在岑溪文书中，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林木交易文书占据了当地文书的重要份额，契中载林木种类的信息，可窥探清前期岑溪山区的林木经济状况，这是桂东南农村经济史的重要资料。二是首次展示了关于桂东南民间信仰的存世绢书，岑溪市马路镇中林村邓公庙存世乾隆五十九年邓公爷圣述绢书，为当地罕见的绢书，平时锁在神龛之下，仅在特定时刻与场合出示，其以道教与民间神话的叙事方式记述邓公爷生平。邓公崇拜是桂东南山区的民间崇拜，仅在岑溪与容县等地流传。
同时，本书展现大量容县文书，容县与岑溪均为桂东南典型的丘陵地区，两地又是广西华侨重要的祖居之地。存世的容县文书以田产交易为主，杂以房屋交易、祭祀文书等。光绪《容县志》谈到，“吾邑士敦行农，力田务本多而逐末少。”2大量容县田产交易文书的出现正是对当地这一风气最有力的反映，岑容两地的契约文书大量集中于晚清及民国时期，田地的大量流转体现出桂东南丘陵的农耕社会在晚清时期基本进入了开发的“内卷期”，丘陵无法再辟“膏腴之地”。无独有偶，岑溪存世的两方晚清禁止榨切米粉的碑刻，透露出商品经济发展下，农业生产更趋于内卷，促使地方士人对此忧心忡忡。而容、岑两地以黄华河、北流河连通西江大河，利于交通，是两地山区的特点，这恐怕是两地成为侨乡的重要因素。
（二）此次结集出版的文书，反映出岑溪壮田3的交易情况，这是桂东南地区文书中首次呈现的少数民族田产交易文书。壮田，为明以来分配给屯守当地的狼壮兵士用以糊口的田地。进入清代，地方官府在征收田赋种类中，壮田也被列入科征范围。狼兵曾是影响岭南历史的重要力量，其曾在明中期至清初盛极一时，因当时朝廷对两广防务建设后被大量征调。“在明朝中后期，大量狼兵东进驻屯各地，并受田耕种，以致在后期，狼兵被直接称为‘耕兵’……”4壮田文书的出现对晚清壮田运营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材料，也揭示出桂东南壮族的土地经营在其狼兵驻屯色彩消失后逐渐进入了小农经营的阶段。
（三）除了农村社会的民间文书外，本书也收入市镇运作的文书。民间文书常见于农村社会，盖因农业经营涵盖了当时中国经济生活的绝大部分，而鲜见市镇生活的痕迹。而此次出版的文书中展示了梧州城区与苍梧县的契约，该类契约的特点在于房屋交易居多。而苍梧县戎城镇的房产交易契约中还附带着当时的城区平面图，在近年来所出版的民间文书中，这是较为鲜见的一种类型。除了梧州与苍梧县存在大量房屋交易契约外，岑溪文书也出现了一例光绪时期樟木街房屋交易契。
在清以来的商品经济影响下，西江流域发展出大量流域市镇。在市镇中，土地经营不是基层生活的主题，地权变动的内容被居所占有权取代。在商品经济占主流的市镇当中，房屋不是仅仅供居住的空间，同时还是可用于商业交易的空间。而民国时期房屋交易契书中，绘图技术服务于土地权交易的情况已十分成熟。为房屋交易而制作的房产登记文书，成为了近代市镇管理的重要史料。
（四）展示了个别稀见纪年方式的契约文书，这是西江流域在中国历史变迁中所产生的一些独特轨迹。历代王朝的更替在岭南地区的表现较华北与江南尤为不同，以明清更替为例，西江流域是南明与清较量的重要战场。崇祯在煤山吊亡后，明朝的统治秩序依然在西江流域延续，而清兵攻占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灭后，西江流域的基层社会奉在福州称帝的隆武皇帝为正朔。这一证据在怀集县的两份南明年号的契约“隆武元年十二月怀集县钱成金退约契”“隆武元年十二月怀集县黄镇台卖秧地契”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此两份隆武时期的文契是两广境内较为稀见的南明年号的文书。
终清一代，政府在治理西江流域的时候充满了纠葛，尽管没有明朝时候大量瑶、壮族群参与的地方动乱，但在这片土地上，清廷的治理始终要面临不服统治秩序的民间秘密团体和中外交通的问题。由于基层不服统治的力量较国内其他地区要强大，虽社会环境上较为改善，但官府仍认为西江流域地方局势严峻，并未完全视之为“内地”，“（户部）又议准广西巡抚杨锡绂奏称，前准部咨，以桂、平、梧、浔、柳、郁等六府、州所属均系内地，非沿边可比，令将民壮裁汰。但查该处就粤西而论，不过烟瘴稍减，谓之内地，其实均有瑶、壮，密箐崇山，甚为险要。现存民壮，并非冗役，应照旧存留。”1清代统治在两广进入尾声时，民间社会迅速出现了与清政权统治划分界限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公文中较少出现，而在文书中可寻觅其轨迹。“昭平县梁积月等补田契”中就出现了“黄汉纪元四千六百有九年”（即一九一一年）的纪年方式，这种采用汉族本位思想的纪年方式在存世两广契约中属于较为稀见的实例，但这一实例也反映了晚清西江流域民间社会对清廷存在着一股排斥的思潮。
（五）契约中反映了粤桂跨界垦辟的历史现象，此次出版的文书大部分集中在粤桂毗连地区，两广山水相连，除了粤商西进行商定居外，不少广东农人也向西垦辟。垦辟的移民一般经梧州往平南、桂平、南宁等地进发，开拓桂中平原。值得一提的是现存的岑溪文书中则反映出相邻的州县农人跨界购田垦辟的现象，“王佐忠兄弟卖田契”中出卖方就在广东良平垌村居住。
（六）民间文书研究的难点之一在于文书书写反映了当时人民基于有限文化认知上的一些语言习惯，这让文书在释读上产生了很大难度，同时也是可供开拓研究的一个话题。除了契约中一些俗语词表达外，文书中也产生了俗字书写。太平天国官印书、文书、碑石刻中，大量使用了广西方言字，这对民间文献的整理和校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地民间文献大量使用了有自己地域性特征的俗字，有相当俗字形体与今天的简化字并不同形或近形，值得进一步探索。
本次结集出版的九百余份文书，为西江流域民间文书系列的第一部分，这九百余份文书作为抛砖引玉的开始，以祈日后为学者、专家研究粤西地区社会经济、历史、语言、文化提供可资参考的第一手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