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为一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学术著作。“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启超挽联中的一句，提纲挈领地点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推动了中国的现代转型。书稿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梳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包括他对西方哲学与新史学的译介；第二部分聚焦梁启超的人际网络与影响圈，如严复、胡适等；第三部分探讨梁启超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趋势。书稿试图从几个侧面，呈现梁启超的生平与思想。

黄克武，1957年生，牛津大学东方系硕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著有《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研究》《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等。

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 1

第一章 导论：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一、前言：“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

二、有关梁启超学术思想的一个争议

第二章? 铸造国魂：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

一、前言：从列文森“儒教已死”的辩论谈起

二、“方死方生”抑或“更生之变”？

三、铸造“国魂”：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国民”思想

四、“中国不亡论”与“国性说”：梁启超的“文化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五、余论：“游魂说”与“新启蒙”

第三章? 宋明理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阳明学

一、前言：儒家传统与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二、梁启超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心有所主而兼容并蓄：阳明学与梁启超思想的取舍问题

四、小结

第四章? 诸子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墨子学

一、前言：清代墨学的复兴

二、《新民丛报》时期梁启超的墨子学

三、20世纪 20年代梁启超的墨子学

四、小结

第五章? 西方哲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与康德

一、前言：梁启超著作中的康德

二、学者对梁启超译介康德之评估

三、从“カント”到“康德”：梁启超对康德中国图像的建构

四、梁启超对康德思想的阐释与评价

五、小结

第六章? 熔铸一炉：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

一、前言：清季的“新史学运动”

二、实证史学、道德知识与形上世界

三、熔铸一炉：新康德主义与佛儒思想会通下的新史学

四、对梁任公史学思想的评价——代结论

第七章 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宗教与迷信的再思考：以 严复、梁启超与《新青年》的辩论为中心

一、前言：20世纪初有关灵学的争论

二、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中国灵学研究的兴起

三、上海灵学会的“科学”宣称：科学、灵学相得益彰

四、中西灵学之融通：严复对科学、宗教、迷信关系之思考

五、《新青年》对灵学之批判：科学与迷信之二分

六、思想的延续：梁启超与科玄论战

七、小结

第八章 结论：梁启超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

附录：略论梁启超研究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序：我与梁启超研究的因缘

一、学术渊源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梁启超的文章，在中学国文课本中就曾读过好几篇他的文字，例如《学问之趣味》《敬业与乐业》《最苦与最乐》等。从中学历史课本中我还知道了他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但那时对他只有很简单的印象，知道他的文字很感人，是和康有为、章太炎、严复、胡适等人齐名的一位学者。我买的第一本梁启超的著作是1973年文化图书公司（台北）印行的《梁启超全集》（其实是一本选集），还在上面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痕迹。后来又买了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1983年版）与《饮冰室专集》（1978年版）。

一直到赴美读书，进入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班，从1992年开始，我才在墨子刻教授的指导以及张灏、张朋园等先生的协助下，比较系统地阅读梁启超的作品，并写成我的第一本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在此过程中，我的指导教授墨子刻先生对我研究梁启超深有启发。有关墨子刻先生的生平与学术贡献，可以参考我所写的《墨子刻先生学述》一文，以及我为他所编辑的中文论文集《政治批评、哲学与文化》。

1992年在墨子刻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研究梁启超。

我研究的重点是梁启超思想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文本《新民说》。1992年，我趁着修课的机会完成一篇大约50多页的文章。墨先生看了不太满意，要我更系统地分析二手研究的成果，以及梁氏思想的内涵与转变，再将梁启超的调适思想与谭嗣同（1865—1898）的转化思想以及孙中山的思想做一对比。于是我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与墨先生往复讨论，再修改、扩充、增补，在1993年初写出十多万字的《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的初稿。

书稿写完之后，我寄给两位我很尊敬的梁启超专家指正，一位是张灏先生，一位是张朋园先生。后来两位张先生都给我回了信。

张灏先生大体赞同我的观点，但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梁任公思想中民族主义的一面。他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中国情怀，反对帝国主义，关心“中国往何处去”，梁启超那一代更是如此。后来我看他的作品与访谈才更为了解此一情怀。1959年张灏先生到美国之后，阅读了中国30年代的作品，“发现了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的意义”。在1960年代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曾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而“左”倾，终于“在海外找到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不知不觉地进入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一旦发现了群体的大我，个人小我也无所谓了”。从这个角度他回观历史，而看到转型时期是民族主义通过新的制度媒介在中国广为散播的一个时代。张灏先生的梁启超研究与此一心境有密切的关系。他断言：“早期的改革者因而开启了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在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变得更明朗，就是他们把民主融化在民族主义中，而看民主不过是民族主义中的一项要素。”张灏先生此一想法深受史华慈有关严复研究的影响，至1980年代他开始思索“幽暗意识”的问题后，才逐渐有所转变。

张朋园先生也在1993年两度回信给我，他比较肯定我的著作，原因可能是因为他长期研究“立宪派”，而且他和李泽厚一样认为我们应对以“革命典范”为中心的论点加以反省。他说：

你的大文《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我拜读了一遍。正好出版委员会要我审阅，我就先睹为快了。我非常细心地读你的大著，告诉老兄，我完全被你说服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回想我三十年前讨论梁的思想，那时受的训练不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也没有今天那么周密，加上当时的研究环境十分简陋，我自己的见解，想起来就汗颜，你不批评我，反而使我不好意思……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3月3日）

他又告诉我：

你谈近年来对梁启超的研究，我读了有进一步的体会，我很高兴你也对梁有兴趣……我们对梁启超的了解尚不够全面，他写的东西太多了……要是有大量的人力也投入研究梁，他的地位必定可以提升起来。 （《张朋园致黄克武函》，1993年4月4日）

在两位张先生的支持下，拙作在1994年2月问世。这本书出版之后，我立即开始有关严复的研究计划。我花了近十年的时间来从事这一项研究，2001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2008年我的英文书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又写了《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再后来将我的严复研究整合成《笔醒山河：中国近代启蒙人严复》一书，202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严复研究的主旨即在呼应上述梁启超研究一书中所强调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会通中西”的理想时，儒家传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思想史研究上，我最感谢的是墨子刻先生，正是他对我研究梁启超、严复思想的指点与鼓励，使我从一个初学者，渐渐登堂入室，了解其中的精髓。他不但为我的两本中文书、一本英文书撰写序言，大力推荐，而且有一次他还跟我说：“你的梁启超的书写得比张灏好，你的严复的书写得比史华慈要好。我很为你感到骄傲。”

这可能是恩师对我的溢美之词，鼓励我将来能“青出于蓝”。不过我真的很感谢他过去二三十年来对我的帮助。简单地说，我有关晚清思想史的研究继承了墨先生在《摆脱困境》一书中的理念，并尝试提出与史华慈、张灏等两位近代思想史名家不同的一个解释。

二、追寻启蒙者的身影

我在写完梁启超的专书后，又开始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本学界做梁启超研究的同好切磋、交流，访问梁启超生前在各地留下的踪迹。这些经验也逐步拓展了我对梁启超思想的认识。

1993年11月底，在张朋园先生的介绍下，我首次返乡，到中国大陆的广州参加“戊戌后康梁维新派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不但有机会与各地学者交流，达到“以文会友”的目的，而且走访了南海、新会的康梁故居。我对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开始了我与大陆学界的交往，并赴各地探访与梁启超相关的史迹，而对他的一生有了更多的认识。

位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的梁启超故居是他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在1989年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整个建筑群建于清光绪年间，是用青砖、黑瓦建造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由故居、怡堂书室、回廊组成，是富有当地特色的民居建筑。梁启超的祖父与父亲都有志于仕途，但祖父仅考上秀才，父亲连秀才都没有考上，因而对梁启超寄予厚望。他在此地接受传统教育，熟读四书五经，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1889），获得了“神童”的称号。隔年他认识了康有为，这时康尚未中举，然而见识远远超过了梁启超。任公说康先生“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三十自述》），使自己“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清代学术概论》），在万木草堂与学海堂接受各种思潮的洗礼，“乃杂遝泛滥于宇宙万有，芒乎汤乎，不知所终极……学于万木，盖无日不乐”（《南海先生七十寿言》）。这一次我亦走访了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的康有为故居与他曾潜心修学的西樵山。南海与新会的访问之行让我对康梁师徒有了更具体的认识。

1896年梁启超主笔上海《时务报》，1897年11月到次年3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熊希龄之聘赴湖南时务学堂任教。康有为还劝谭嗣同“弃官返湘”与任公合作，在湖南开展维新活动，“大倡民权”。这一时期是梁启超的思想最为激进的阶段。他借由康有为的“三世之义”“大同之说”来求变，又通过传教士的译书来学习西学。时务学堂的学生须先将《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明白其中微言大义，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以了解“变法”的重要性。任公在此培养出一批杰出的人才。后来时务学堂师生联合发起自立军及护国军等救国运动，影响深远。2004年我与张朋园先生应耿云志先生的邀请赴湘西吉首大学参加“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研讨会”，本书的第二章《铸造国魂：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就整理自在这个会上发表的演讲。会后，我与张先生坐火车赴长沙访问，周秋光教授带我们参观了岳麓书院，还去看了1922年梁启超重游长沙时所书“时务学堂故址”的纪念碑。时务学堂是今日湖南大学的前身，是在湖南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也是湖南近代教育史的开端。

25岁时梁启超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14年，在此期间，他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通过日文书刊打开一个新的学术视野，使他对中学与西学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对梁启超与明治日本关系的深入挖掘，要归功于京都地区的日本学者。在1993年广州的研讨会上我认识了狭间直树、斋藤希史、竹内弘行等日本学者。后来因为张朋园先生的关系，我了解到日本“关西学派”的学者在狭间先生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梁启超研究会”。这群学者于1993—1997年间研究梁启超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过程和内涵，并于1999年之后，先后以日文、中文和英文出版其研究成果，肯定“梁启超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向现代化的推动者”。

狭间直树等人在筹组这个集体研究时，因缘际会，能够一方面研究梁启超，另一方面翻译丁文江、赵丰田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工作从1993年开始，主要的参与者有10人：岛田虔次、狭间直树、井波陵一、森时彦、江田宪治、石川祯浩、冈本隆司、高嶋航、村上卫、早川敦等京都大学教职人员。此外，也有关西地区对此课题有兴趣的学者参与。

2003年底，我赴京都搜集资料，曾在石川祯浩先生的邀约之下，有幸参加了梁启超研究会《梁启超年谱长编》翻译小组的第三百多次例行聚会。日译本在2004年由东京的岩波书店出版，共5卷。此一翻译本因为增加了许多注释，又精确解读了许多人物背景与典故，学术价值甚高。这种对学问的执着很能反映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学问的特点。

我也在赴京都大学访问时多次参观了梁启超研究会所收集的梁启超曾阅读过的日文书籍。他们不但编辑了一个详细的书目，也尽可能地收集纸本图书。在京大有一个书柜，陈列的就是他们所收集到的梁启超著作中提到的各种日文书籍，其中有许多文本都是世界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后来狭间先生也慷慨寄赠好几种重要史料与我，本书第三章《宋明理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的阳明学》的写就即参考了狭间先生所寄赠的《松阴文钞》《节本明儒学案》。

1997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狭间直树教授来台北访问。其间，他发表了题为《梁启超研究与“日本”》的演讲（后刊载于《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对梁启超与日本学者吾妻兵治的“善邻译书馆”进行钩稽，指出此一译书馆的出版品是梁启超西学知识的重要来源。狭间先生强调我们必须掌握中、日、西三方面“知层”板块之间的嵌合关系，才容易厘清梁任公有关中国现代化之构想的底蕴。

狭间教授也邀请我与张朋园先生参加了1998年9月10—13日由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傅佛果教授主办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本书第五章《西方哲学的现代诠释：梁启超与康德》的雏形，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文章。

总之，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的十余年间，我与日本学者的接触拓展了我对梁启超在1898—1912年间流亡日本时期思想的认识。和日本学者较不同的地方是，我认为日文书刊无疑丰富了梁启超的知识来源，但他并非单纯地吸收新知，而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这些来自日本的西学。此一论点在本书中亦有详细的论析。

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使我想要追踪梁启超在日本的史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汤志均的《日本康、梁遗迹访问》（《文物》1985年第10期）与夏晓虹的《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有关梁启超的部分。夏晓虹的寻踪几乎涵括了梁启超在日本活动的主要地点。我只去过东京近郊的横滨。

1906年，有一位华侨富商麦少彭先生（广东南海人）将他在神户郊外一个叫“须磨”的地方的一栋别墅“怡和山庄”借给梁启超及其家人，梁氏从东京搬到神户。梁思成说，这栋别墅有一个大花园，连着一片直通海滨的松林，住在此地可以同时听到波涛声与松林中的风声，梁启超于是将之命名为“双涛园”。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离开神户返回中国，于1914年定居天津，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的马可波罗路旁购买空地建宅，自己设计了一栋砖木结构的意式二层小楼。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斋则建于1924年，位于故居楼的西侧。2001年天津市政府斥资重修，并在此地建立了“梁启超纪念馆”。2003年10月12—16日，我受邀参加了由天津梁启超研究会召开的“纪念梁启超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去天津开会，也借此机会参观了梁氏故居，对这两座外观漂亮、气势雄伟的欧式小洋楼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1993年我赴广州开会，认识世界各地梁启超研究的同好，又进而认识梁氏后人，并走访启蒙者留在各地的遗迹，这也算是用行动印证了董其昌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吧。

三、重新挖掘梁启超的学术思想

在过去三十多年间，我写过有关梁启超的一本专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与多篇论文。2013年5月我曾在台北做过一场公开演讲，题目是“文字奇功：岭南才子梁启超”，那一次演讲的海报一直贴在我办公室的门口。这个演讲主要介绍我对梁的整体认识以及他身后的各种评价。在这之后我很想写一本有关梁的书，但是却一直延宕下来。其实在市面上已经有不少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大致有两个类型。一类是介绍梁的生平事迹，如李喜所、元青两位先生的《梁启超新传》，以及许知远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另一类是从梁启超的师友关系来展现他的交游网络、社会关系及一生的变迁，例如解玺璋的《梁启超传》。这二者各有优点，前者以时间轴为中心，叙述任公的一生发展，对其一生的变化有较为清楚的呈现；后者则打破时间的序列，以任公与几个重要人物的交往，来编织他的一生。我觉得这两类书都对读者了解梁启超有所帮助，但是也都有一定缺失，读完之后我们除了认识梁启超流质多变、跌宕起伏的一生，并不易产生一个清晰的图像。这缘于上述的传记在任公学术思想方面剖析得都不够深入，而学术思想才是他一生的灵魂。

在现有的梁启超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之中，有两个人的著作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第一是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一书中有一章谈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第二是我的老师张朋园先生所写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

不过萧公权与张朋园两位先生都没有深入探讨梁启超的学术思想，这是我想要撰写此书的重要原因。

以上所述是我研究梁启超的因缘，以及对他一生概括的认识。现在梁启超的作品好像已经不那么吸引年轻朋友的注目，而我觉得他的作品有如一个矿藏，值得人们深挖。的确，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缺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所批评的“封建遗毒”），然而也有其精致、优美而感人的地方。梁启超正是中国文化精华的一个化身，他的作品是从传统中绽放出来的现代花朵。

本书的主书名“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任公挽联中的一句话，全联是“中国新民，平生宏许；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我觉得其中的“文字奇功”四个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出了梁任公一生的成就。简单地说，他意识到自己身处“两头不到岸”的“过渡时代”，因而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成功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本书的主旨在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了解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过程。在此过程中，梁启超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索中国的独特性，来建立新的学术典范，而最后归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魂”的现实关怀。直至今天，这无疑仍然是一个“未竟之业”，有待吾人继续努力。梁启超的思想深邃复杂，本书只能呈现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我热切地希望读者能通过拙书而了解梁启超，并进入他的思想世界。今年是梁任公诞辰150周年，谨以此书向这位启蒙先驱致以最深的敬意。

黄克武

2023年5月20日于南港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删节。）

梁任公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先驱，他集中了那个时代的矛盾与冲突，也是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发源地。作者作为台湾研究梁启超思想的权威专家，毕30年之学术功力，深入梁任公的思想深处，考察其与中西文化的源流关系，开拓了梁氏研究新的层界。欲知晓梁任公，请从读本书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许纪霖）

以往对中国近世知识分子的评价，极易趋于两极，或认定其“激进”，或想象其“保守”，即使如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往往也被作为激进革命党之对立面加以简单定位。本书取“调适”而非“转化”的独特视角，重新勾勒出梁启超思想诸多中西交错的复杂面相，有别于当下学界之陈论，颇具洞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杨念群）

梁启超以他的如椽巨笔纵横驰骋于清末民初舆论界，启迪、激荡国人的心灵。黄克武先生此著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度地展现了梁氏灵慧而进取的学术探索和精神世界。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欧阳哲生）

“文字奇功”是胡适写给梁启超挽联中的一句，提纲挈领地点出了梁启超一生的成就——以“惊心动魄”的文字继承旧传统、引进新思潮，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作者以此作为书名，足见其对梁启超的赞赏。

毫无疑问，梁启超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启蒙先驱之一。然而从学术思想层面，现当代很多学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学术兴趣虽然广泛，却思想肤浅、驳杂，没有深刻的内涵。黄教授却不以为然，他说：“有些朋友喜欢问我，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是的，他对梁启超的定位是“思想家”。这也是他30年如一日对梁启超思想进行研究之后得出的有力结论。在这本书中，黄教授以这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据，涵盖了梁启超在阳明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方面面的思想成就，挖掘其著作中的学术价值，为梁启超思想正名。

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对梁启超的认识可谓浅薄。最初的认识来自那篇大家耳熟能详的课文《少年中国说》，其激励作用延续至今。后来对他的了解也不多，更多限于他的个人经历和生活情趣等方面，对他的著作阅读仅浮于表面，缺乏深度思考。而通过黄教授深入浅出的解读，我得以用心重温梁氏那些经历时间检验的作品，真正走进这位启蒙先驱的思想深处，一窥他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世界。

都说“文如其人”，对一个人最好的了解方式就是阅读他的文字著作；而要真正读懂一位学术思想家，或许还需要一位领路人。于我而言，在读懂梁启超这条路上，黄教授就是那位领路人。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

生活有趣才有价值：梁启超的“趣味”人生观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欢问，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这是因为我多年沉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构新国家、新国民的构想，从阅读中我感觉到梁任公的文字说理清晰、透彻，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说的话，都是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

黄遵宪说得最好，梁任公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说任公的文字对许多人产生了“鼓舞奋发”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著作影响深远。严复对他的评价是：“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929年胡适写给梁任公的挽联则说“中国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这些看法都是对任公的一生很贴切的评价。他的思想有如深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清溪，明白透彻而发人深省，难怪清末民初之时人们誉之为“言论界的骄子”。而且，他不但“坐而言”，又能“起而行”。他以无比的热情推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希望能建立一个富强与自由的理想国度。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也都认识到梁启超的影响力。诚如萧公权所说，“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因读他的文字而得着启示”。深入研究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梁启超］……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梁任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力乃是毋庸置疑的。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不但因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且与他渊博的学问有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和严复、胡适类似，都是学问渊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内沉浸于纯知识领域的“专才”。这种“通才”很类似陈澧、曾国藩、钱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学”，这种学问“将‘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 。梁启超和严复、胡适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他们以学术研究来“修己治人”，不但能够依赖学问来“安顿身心”，更借此关怀中国的现状，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严复、胡适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之学”。

我认为梁任公渊博的学问源自他的个性及人生观。在个性上，胡适说任公心直口快，“不通人情世故”，有着“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的个性，绝不是一个“阴谋家”。这种有一点“任性”的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从他与友人的书信可以看出来，梁启超的休闲时光主要花在饮酒、抽烟及打牌上，“相与痛饮”“大醉而归”，是屡见不鲜的，而打牌一次十几二十圈也是常有之事。同时，梁启超也常常熬夜，或是打牌，或是读书写作。胡适一直到晚年还常和人提起：“任公绝顶聪明，惟用心不专，起居无节，兴之所至，无论打牌读书，往往夜以继日，饮食不离牌桌书案。”

由此可见，梁启超兴趣十分广泛，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饮酒、读书都是真性情的表现。当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还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学”的阅读、教书与写作，以及由此而培养出的渊博的学问。这应该是源自他以“趣味”来追求知识的人生观。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因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如果趣味干竭了，活动便会停止。

梁任公认为，凡人必须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价值，否则每天哭丧着脸，生命便有如枯木或是沙漠，了无生趣。那么什么才是人生的趣味呢？宋朝名相王安石曾经在一本叫《字说》的书中解读每个汉字的意思，书中有些是穿凿附会，但是对“趣”的解释则很到位。他说：“人之趣在步履间，随所得而取之，故趣字从走从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人生若能边走边取而有所得，便是有“趣”。此处所说的“取”或“得”，更确切地说，或许是指一种成就感或进步感。梁启超所说的“趣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每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而时有所得。这种不断努力，企图攀登生命之高峰的过程，真是再有趣不过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认为我们不但要在成功之中感到趣味，也要在失败里头体验趣味。这是因为失败比成功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1923年他的弟子徐志摩要与妻子张幼仪离婚，另娶有夫之妇陆小曼，梁任公写了一封长信劝他，说道：“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孔子赞《易》，无取以未济终矣。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他的最后一句话“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真是充满了无穷的智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失败与挫折中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大概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然而在梁任公看来，从成功与失败之中体会生命的趣味仍然不算最高境界。因为有时趣味之可贵，正是在超越上述利害、得失之心之后，以一种“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超然心态来面对生活。

出于这样的原因，梁任公反对美国以“功利算计”为原则的“实利主义”教育，认为追求学问要胜过实际的利害得失。他说：“她［美国］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

总之，他认为读书、做人都不应过于功利、过于现实，有时不实用以及与得失无关的东西反而可能有大用。因为得失主要是关心事情的成功与失败，然而成败常常是相对的，从一方面来看是成功的，从别的方面来说也可以是失败的，或是有些事现在看来是成功的，将来却发现其实是失败的。上述所谓“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心态，就是说在读书、做事的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抛开，一味埋头埋脑、趣味盎然地去做，这样才能体会个中的真味。孩子们其实最了解这个道理。我们问小孩为什么要玩游戏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好玩”或是“为游戏而游戏”。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然而要注意的是，梁任公说有些事情开头时很有趣，但愈做愈没趣，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就不能算“趣味”了，例如赌钱、酗酒、纵欲等等，开始有趣，结果却常常无趣。（他也免不了做过这些不该做的事。）如果要问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梁启超认为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学问的趣味”了。

这种对纯知识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比较盛行，中国文化之中相对来说却不甚发达，我们总爱提出“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高论，好像不能载道而致用的东西便没有价值。梁任公认为这样的想法并不算真正了解学问的趣味。中西伟大的学者以毕生之精力做出伟大的成果，而其动力往往是一种超越实用的求知欲望，也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欲望有点像鸦片烟瘾，一定要天天做，不做不行。所以他劝人每天一定在正常的劳作之外，腾出一些固定的时段，来研究自己所嗜好的学问，每天这样做，就可发现学问的趣味有如倒吃甘蔗，愈往下吃，愈得好处。

梁任公以过来人的经验指出，具有此一态度，一定会被你所钟情的学问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这时就尝到学问的甜头了。正是这种对知识与学问的热忱使他能够将自己锻炼成“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的确，要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回避梁启超的影响。

（《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第一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