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有删节）
王柏华
狄金森生前或许从未想过她在创作一种被称作“信封诗”的诗，甚至从未想过“信封诗”（envelope poems）这个词，其实在本书英文版封面的书名里，也没有出现“信封诗”的字样；正如编者沃纳在一次访谈中所言，“信封诗”只是一个方便的简称，而她宁愿称之为“信封之作”（envelope writings），或者更准确地说，“信封上的书写”（writings on envelopes）。“书写”（writings），无论英文还是中文，既指写字或写作，也指字迹、笔迹、作品等，而书写当然离不开必需的书写工具和材料，如笔墨纸张。
狄金森这批写在废旧信封上的手稿首先引发了物质文化研究方面的兴趣。现代公共邮政系统于19 世纪中期刚刚在美国成为现实：写信人把写好的书信放入事先买好的信封上，贴上事先买好的邮票（二者皆为工业制品），送交邮局或投入街头邮筒，等待邮递员和邮政马车运送到收信人手中。虽然信封古已有之，但在公共邮政系统中流通的信封，作为一种信息媒介，当时仍是一件新事物。而把信封当作一种纸张，也就是写诗的物质材料，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种偶然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事件或实践。狄金森把52 个文本片断或草稿写在事先从旧信封上剪裁下来的纸片上，而这些杂七杂八、形状各异的旧信封纸片居然得以幸存，无论从其书写年代还是数量上看，这些文本物质档案都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
然而，这一切对于诗歌文本的内在价值而言是否重要？这些“信封上的书写”原本混杂于大量零散的狄金森手稿档案（总计3507 件）之中，现在由两位编者挑选出来，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类别编为一册，俨然成为一个子集或别集。这未免令人怀疑，它会不会只是一种新的研究热点创造出来的概念，只是一种赋魅冲动的产物？虽然“信封诗”让狄金森的读者感到兴奋好奇，但会不会让狄金森本人也感到吃惊呢？
这些正是我最初听闻狄金森的“信封诗”时冒出来的一连串疑问。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13 年，当时我正在芝加哥访学，同时忙于翻译一部狄金森传记，并初步尝试进行研究工作。我内心隐隐地认定，这个概念未免小题大做了：诗歌的真正价值难道不是那超越了一切物质载体的诗歌本身，反而是那具体的物质载体吗？正如沃纳在《逃脱路线：狄金森的信封诗》中所言，狄金森的晚期诗作大多写于“凑合的、易碎的载体上”，它们似乎具有“超脱于一切文本之外的生存能力，这样或那样的文本不过是其暂时的寄寓之所而已”。可是，当一位朋友和同事把《绚烂的空无》放到我手上时，我顿时被书中的一幅幅信封图片震撼了。
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我开始思考更多的问题：狄金森对她的书写材料是否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她对保存和出版自己的创作究竟有何打算？这批“信封上的书写”是否与信封的实用功能所负载的象征意义（既是私密的又是流通的）相关？她把信封裁剪或拆分成形状各异的纸张，以便随手写诗，是否有意借用信封纸张的视觉特征彰显诗歌的内在意义？无论如何，“信封诗”的概念大大敞开了狄金森的写作场景，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抒情诗的边界和圆周。
正如后现代杰出诗人苏珊·豪所言，阅读狄金森的信封诗就是“在滑动的纸片上滑动”，即使中译本不得不使那些原本零散错落的诗行归顺于排版需要（这是一个令译者感到尴尬和无奈的选择），读者仍可以任由自己在页面的不同区域之间来回滑动，因为这部《绚烂的空无》提供了无数“滑动的纸片”，包括信封原图的页面（正面和背面）、编者的转写，以及各类索引，借助这些彼此照亮的小径，每个读者都可以重新想象狄金森的“写作之面”，激活你自己的“阅读之景”。
本书的编者沃纳曾于2014 年应邀参与“狄金森合作翻译项目”（《栖居于可能性：艾米莉·狄金森诗歌读本》于2017 年出版），与周琰女士合作，由周琰主笔，先期翻译和阐释了狄金森信封诗11 首，她们的工作为本书提供了有益借鉴，特此感谢。沃纳教授多年来致力于狄金森手稿研究，思维敏锐，视角独到，在学界颇受瞩目。近三年来我们共同参与艾米莉·狄金森国际学会（EDIS）理事会和评奖委员会工作，与她的多次交流让我所获甚多。感谢她多次抽时间愉快解答我的各种提问并对中译本的排版设计表示赞赏和理解。
尽管我和编辑、设计师对文字内容和各项排版细节反复推敲核对，但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