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欧洲各民族的形成。在理论上，批判地概述了主流现代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同时借鉴建构主义的方法，建立新的学术分析框架；在历史叙事上，勾勒出前现代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向的脉络，演绎了一段从古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再到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民族竞争史。作者聚焦于民族主义发展史的三个关键时期，开展深入的专题研究，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话语、中世纪晚期神圣罗马帝国权力更替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宗教改革时期民族主义与教派分化的关系。

本书重新诠释了欧洲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并由此表明，只有理解了前现代的政治、学术和艺术，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政治语境中民族主义的力量所在。

作者｜[瑞士]卡斯帕?赫希（Caspar Hirschi）

瑞士弗里堡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教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现为圣加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著有《民族的竞争：中世纪与现代之交德意志荣誉共同体的构建》《丑闻专家，专家丑闻：一个当代问题的历史研究》等。

译者｜X. Li

美国佐治亚大学法学硕士，现从事写作、翻译、设计和插画等工作，译有《迷信与暴力》《价格革命》《无尽的盛宴》等。

插图列表 001

序 001

1　引言 001

1.1 从天然有机体到人工制造物 005

1.2 与现代主义主张斗争—— 一场败局？ 011

1.3 将建构主义翻个底朝天 014

1.4 是古代的影响，还是复古思想的力量 020

1.5 民族主义：历史学术的推动者？ 024

2　现代主义范式：强项和弱点 029

2.1 没有民族主义者的民族主义 032

2.2 强项和缺点 034

2.3 “虚假”的建构主义者构想的虚假社群 038

2.4 现代主义的短视和“传统的发明” 043

3　新型民族主义理论的基础 049

3.1 如何描述民族？ 051

3.2 平等和多极化 056

3.3 民族：失败的帝国主义的产物 059

3.4 对荣誉和自由的竞逐 064

3.5 定义 068

4　因爱相杀、为爱而亡：共同的祖国 072

4.1 西塞罗和理想爱国者的构建 077

4.2 禁欲主义之爱 085

4.3 政治因爱国而扭曲畸变 089

4.4 爱国主义从共和制向元首制的顺利转变 092

4.5 中世纪：尘世天堂去又回 094

4.6 层出不穷的新以色列和新罗马 097

4.7 法学家：国王的爱国公民 102

4.8 帝国和教廷的降格 105

5　荣誉的争夺：中世纪晚期欧洲各民族的缔造 116

5.1 社团荣誉：中世纪大学中的“各部族” 119

5.2 从具体到抽象的共同体：康士坦茨会议上的“部族” 122

5.3 民族荣誉的新维度 133

5.4 民族荣誉：荣誉经济过热的征兆 143

5.5 如何衡量一个民族的地位？ 147

5.6 民族荣誉：荣誉经济过热的补救措施 151

6　民族主义对边界和语言的转化 155

6.1 作为政治空间结构（space）的“口音” 158

6.2 “亚当是个日耳曼人” 162

6.3 净化德意志的语言（以及德意志人民） 165

6.4 浪漫民族主义的有限原创性 174

7　人文主义者的民族主义 178

7.1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创新的复古精神 181

7.2 将法国人斥为蛮族，亦即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战胜现实的方式 214

7.3 帝国的独立支持者：德意志的人文民族主义者 230

7.4 民族主义的孤立与同化的相互依存 236

7.5 德意志——（尚未）文明开化的民族 240

7.6 德意志——真正的民族 252

8　德意志人民的德意志皇帝 272

8.1 引入民族归属作为选举标准 275

8.2 普遍仇外情结的影响 282

8.3 从德意志英雄到西班牙侵略者——皇帝查理五世的变形记 286

9　民族和教派 296

9.1 马丁?路德的德意志民族 300

9.2 新教徒的真正民族对阵天主教徒的文明民族 312

9.3 非教派化的民族论调的延续 316

10　结语 320

10.1 民族主义和教派化的原教旨主义 322

10.2 古代博学政治家的现代遗产 325

10.3 尾声 331

注　释 332

参考文献 360

索 引 374

翻译参考用书 400

译后记 403

序

1963 年， 政治学家卡尔曼· H.希尔维特（Kalman H.Silvert）编辑了一部关于“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文选，书名不太好理解，叫作《期待的民族》（Expectant Peoples）。尽管此书使希尔维特成了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先驱，但这本书当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并且早已被遗忘。在前言中，希尔维特提出了一个崭新的问题，此后将会不断被重复提到，答案却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还要写一本关于民族主义的书”？

如果连身处20世纪60年代初的学者都不得不为再启民族主义研究的新篇章找出若干理由，那么如今，在成百上千的书稿得以出版的时代，这种压力该有多大？答案多半是“确实非常大”。没有哪位学者能摆脱此压力。然而，这并非坏事。再度为民族主义著书立说，依然有着充分的理由。

本书给出的理由简短而直白：我相信是时候重新开始研究民族主义了，而本书有助于促进这项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主导该领域研究的，是80年代出版的几本书。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们从这些著作中获益良多，尤其借此极大地拓展了他们的研究领域，但是，因其研究立足于流行语胜于理论的连贯性，偏重粗略史论而缺乏对第一手资料的考证，他们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相信，如今效法这类研究已得不偿失。

本书将民族主义的崭新理论论据与关于其起源的全新历史分析相结合。通过这种做法，试图说服理论狂人（多为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接受有凭有据的历史论断的价值，并且说服顽固的实证派（多为历史学家）认可理论工具的价值。然而，首要的是，本书会号召该领域的学者重新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融入民族主义研究之中。

我明白，出版本书，是一项雄心勃勃甚至胆大妄为的任务。本书的反响，可能像给了作者一张通向历史编纂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无人之境的单程票，应者寥寥。不过，鉴于当前民族主义研究的状态，我认为值得冒这个险。如果本书有助于打破当前民族主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框架，那么它的基本目标也就达到了。此外，如果它还能够推动一些学者采纳和拓展其研究方式，那么，就算是马到成功了。

与我之前于2005年在德国出版的、关于该主题的《民族的竞争》（Wettkampf der Nationen）相比，本项研究所涉范围更广，而篇幅却更小。它囊括了更加广泛的理论论据，增加了进一步反映民族荣誉的内容，并且更为详尽地分析了政治角色—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渴望而未曾企及的角色。最终，它包括三个新增的部分：（1）古罗马的爱国主义精神，（2）语言的民族主义转型，（3）现代早期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关系。

由于本书涉及大量有关本论题的第二手文献，我不得已只引注了作为立论依据、信息来源和明确评论根据的著作的标题。我认为多数读者喜欢阅读可读性更强的图书，而不是引注堆砌的长篇大论，也无意弄清我本人的确切阅读范围。有兴趣的读者大可去读我的德文论著的注脚。

至于第一手文献，我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因为它们是我的方法和论述的基石。本书大量引用了古代、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文献，从公开演说到法律著述、王室敕令、政治诗歌、宗教手册、人文主义史籍和通信。这些文献大多是用拉丁文写成，另有大量的古德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文献。本书给出的英文翻译出自本人手笔或这些文献的英文译本（我偶尔会对译文稍加改动，以适应起承转合的需要）。为了使阅读流畅，只有在能够使某个论点更有价值的时候，我才援引原文。

除了书面文献，我还引入了图像资料，它们的作用不只是插图而已。每张图片都附有描述性图说，点明该图片对于说明正文论点所起的作用。图说之间彼此相连，形成了其自身的叙事逻辑。

用外语写一本书，令人极为兴奋，同时也有点担忧，仿佛一趟充满异国情调的旅程。一张精致的地图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因此对于能找到土生土长的向导，我感到很幸运，他们对英语这门语言知根知底、驾轻就熟。当我引喻失义、离题万里时，他们的援助尤其必不可少。安德鲁·里斯顿（Andrew Liston）协助编辑了初稿的章节，凯瑟琳? 休斯（Katherine Hughes）则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以令人肃然起敬的敏锐眼光确保了措辞的准确，同时避免了论断的不完整。

本书大部分手稿完成于2007年到2010年间，当时我在剑桥大学的卡莱尔学院研究生院（Clare Hall, Cambridge）做研究员。在这所独树一帜的学府中，我在社交和求知方面都大受其益，我和家人都感到这是一个理想的落脚之地。感谢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wiss National Foundation）慷慨资助年轻学者的研究项目，我们得以租用了一间漂亮的校园公寓，被更加美不胜收的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Institute）的花园所环绕。

在这段时间，我得以在剑桥大学历史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同时参与现代欧洲历史研究课题小组的工作（这属于我的另一项正在进行的项目，是关于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官方专家与公共批评家的研究）。感谢这个小组的每周研讨会，我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点子，其中一些用在了这本书里。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在2007年秋季学期组织的一系列关于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研讨会尤为有趣。

蒂姆还在其他许多方面为推进本书的撰写做出了贡献。他支持我当初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的初始申报，后来对最初几章的评论于我大有助益，并且他最终阅读了整部手稿，为最后的修订提供了可贵的建议。每次拜访他的办公室，我总是满载良言忠告而归，外加一包可爱的童装—他的孩子们已穿不下，而我的孩子们即将用得上。

历史系的另一位童衫提供者兼智囊，是尤林卡·拉布莱克（Ulinka Rublack）。我初来乍到时，她给了我机会，让我在她的研讨课上向学生们介绍我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见解。结果，这开启了我们兴致勃勃的交流，尤其是探讨了民族形成过程中精神和物质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2007年初，当我为跻身卡莱尔学院研究员而参加面试时，亚历克斯·沃森（Alex Watson）作为委员会的一员，询问我将会如何区分前现代和现代的民族主义。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作答的，但是无论它多么令人满意，三年后，我有幸获得亚历克斯的首肯—他答应阅读我的手稿。我非常感激他的评论和指正。

在我完成和出版本书的过程中，下面这几位人士给予了我种种专家级的协助：巴塞尔大学图书馆的多米尼克·亨格尔（Dominik Hunger）送来了现代早期木刻和雕刻的精美复制品；安德里亚斯·豪瑟尔（Andreas Hauser）对如何打造插图的标题给出了有用的建议；手稿的一位匿名评阅者帮助我澄清了一些关键点；最终，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伊丽莎白·弗莱德–史密斯（Elizabeth Friend-Smith）极其耐心地和我讨论了本书的副书名及标题长度问题，并使书稿得以顺利付梓。

对于本书及其他一切，我亏欠最多的人是我的妻子玛蒂娜·施劳里（Martina Schlauri）。她舍弃了瑞士的一份稳定工作，肩负起养育孩子的重任，好让她的丈夫得以在英国学术界一试身手。在本书逐渐成形期间，她生下了我们的次女约瑟芬（Joséphine）以及三女玛蒂尔达（Mathilda），她们的降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夫妻和长女夏洛特（Charlotte）的生活。多亏玛蒂娜，家庭生活中相知相携的经历与我在学术研究中孤独的追求相得益彰。不过，在这些多姿多彩的年月中，我最幸福的时刻，是难得的与玛蒂娜走出家门、双宿双飞的周末时光。

这是一部大胆而犀利的作品，它为趋于惨淡的民族主义历史辩论注入了勃勃生机。卡斯帕·赫希独到的论点是：民族是由中世纪晚期的知识分子在捍卫若干主权国家、反对普世帝国的残余势力的过程中构建的。这必然会引发争议，并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一个在欧洲共同身份认同的构建中至关重要却又长期遭到忽视的因素。

——罗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牛津大学现代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

如今我们拥有了这本书对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及现代早期欧洲民族身份认同和争论的透彻研究和详尽解析。现代民族主义理论家们将不得不回应卡斯帕·赫希的有力挑战，因为很多支撑着他们的学术作品的假设已经被赫希的论据动摇了。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极富学术价值和重要创见。

——艾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 Roshwald），乔治城大学历史学教授

最近读过的关于民族主义的书中，有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Caspar Hirschi教授的《民族主义的起源——从古罗马到近代早期德国的另一种历史》（The Origins of Nationalism: An Alternative History from Ancient Rome to Early Modern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这本书讨论了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古渊源，认为中古时代所继承的古典遗产之一罗马帝国主义，为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准备了营养和温床，而且文艺复兴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其实就是最早的民族主义者。这个研究对古典、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连续性进行了新的诠释，给我的启发之一就是，如果民族主义是在罗马帝国主义传统之内孕育生成的，那么民族主义传统自身也并非不可能作为一个母体，孕育生成一种新传统，作为对民族主义的叛逆、否定、扬弃和取代，成为人类社会的新价值、新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从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母体中，也可以孕育出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新历史学。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全球化浪潮席卷下的后民族时代，本书似乎不合时宜，然而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却让本书越来越引人注目。

1.本书挑战了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三大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传统的发明》《民族与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颠覆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主义。

2.作者拒绝现代西方学术界长久以来对待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严厉审视西方学术与政治权力的共谋关系，着力考察前现代欧洲政治、学术和艺术，在古典时代、中世纪和现代之间建立了新的历史联系。通过探讨民族主义的起源，重构了前现代欧洲的历史图景，为全球民族史研究夯实了基础。

3. 本书分析了两条线索，即古罗马政治遗产的传承与西方基督教化进程；讨论了三个专题，分别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民族发明、神圣罗马帝国权力更替中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及宗教改革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种宏观总论与历史典型案例相结合的研究，深刻揭示了西方文明的根基和推动其历史发展的核心要素。

西方现代史学中民族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变迁

民族主义的概念一直是现代历史学中的主要论题。然而，历史学家们看待和呈现它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世纪，由于当时生活的急剧变化，过去越来越被看得支离破碎并且与当前割裂开来，而民族依然被认为是贯穿欧洲历史的主导因素。它们被描绘为拥有独特兴衰史、秉性和特质的集合体，在所谓主要历史舞台即国际政治上彼此互动。现代历史编纂学将“变革”作为历史的根本力量引入，同时却将民族看作一个稳定的整体，而“变革”被推定为非直线性的，民族则被认为是从古代的一粒种子长成了现代盛放的繁花。这是必然之事，凌驾于万事万物的历史相对性法则之上。

民族的这种形象，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浪漫主义理想塑造的。浪漫主义设想了某种与现代社会“机械式”结构相对立的天然有机的共同体。尽管浪漫主义的热潮褪去了，这个观念却保留了下来。它如此绵延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是历史记叙中的一种维持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没有它，历史恐怕会显得支离破碎。另一个原因是：它将历史的巨大领域划分成可以掌握的组成部分，无须额外的解释，因为民族被当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呈现。还有第三个原因，可能是民族对于现代历史学家自身的用处：作为民族主要的著书立传者，历史学家们得以垄断俗世布道者的位置—教导市民并向统治者建言，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更深层的身份认同和职责所在。历史学家们以往从未享有过这个时代和这般身份下如此重大的公共影响力以及在政治上的分量。

于是，民族拥有了作为辩证地制衡历史编修核心规则的砝码的功用，难怪其功能如此历久弥新。即便它威胁到所谓历史客观性，也还是屹立不倒。20世纪初，欧洲主流历史学家们，比如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和比他年轻却几乎旗鼓相当的同行奥托·辛茨（Otto Hintze， 1861—1940），依然不认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有什么意义，因为“民族对立”会使双方缺乏互相理解的共同基础，故而他们没有理会“那种想要召开历史学国际研讨会的主意，认为它荒谬可笑”。

学术和政治都必须经历巨变，历史学家们才会不再将民族的概念看成仅需滋养呵护的天然有机体，而是将其当作一个尚需解构的人造产品。当然，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民族之形成过程的批判性研究并非无迹可寻。事实上，曾有过一些精辟的论著，比如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1882 年的讲稿《什么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 以及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1882—1964）1926年的《民族主义论文集》（Essays on Nationalism，中译本为《世界历史的教训： 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秦传安译， 北京： 中华书局，2022 年。）。然而，这些著作只是例外，并且在出版了很久之后才日益获得关注。

从政治上说，两次世界大战后，重新考虑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的地位，有着空前的紧迫性。有趣的是，战后几十年，历史学对民族的描述依然大同小异。民族依然被描述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关键力量，从中世纪早期到现在都是如此；唯一重大的变化是，它们这时被看得既十分有建设性又极具毁灭性。因此，有人尝试基于有关不同类型民族的陈旧观念，区分两种对立的民族情感。一些历史学家将防御性的、温和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咄咄逼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区分开来，将前者看作一种现代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将后者看作对民族国家的病态赞颂。另一些人则遵循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 1891—1971）对于公民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更宽泛区分，“公民”意指西方的、领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理性的和兼收并蓄的，而“文化”则意味着东方的、种族的、独裁的、非理性的以及排外的。至少对于英、美、法国的学者而言，既然发现了这样一则简洁而令人沾沾自喜的解决方案，就能够一如既往地继续书写各民族的历史了。此外，这种对民族情感的双重标准，在冷战的新局面下也同样行之有效。许多西方国家的主要历史学家得以继续扮演民族布道者的角色，并维持着公众影响力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度正统性。

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冷战进入漫长的解冻过程时，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主流观点才开始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历史学在方法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促进了新方法的运用。旧式的政治历史学，在理论上遭遇了更加精巧细腻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学的挑战，而关于民族的“天然有机”属性的譬喻式措辞，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依靠历史领域之外的学者们，比如政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创造性地引入一个崭新的、有启发性的视角。这些学者中，有些早已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比如，20 世纪50 年代的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1912—1992）、60年代和70年代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但是他们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方才被广泛地阅读。这些人士（以及当初曾加入他们之中的多数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怀疑甚至消极否定的态度常常来自其个人经历。卡尔·多伊奇、厄内斯特·盖尔纳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生于1917年）都是犹太人的后代，于两次大战之际在布拉格长大，为躲避纳粹而流亡到英国或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生于1936年）则有着信仰新教的爱尔兰籍父亲和英国籍母亲，他出生于中国，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曾在英国的剑桥大学求学。他们的个人背景，不仅有助于他们质疑对民族自然属性的普遍假设，而且使他们远离民族布道者的学术角色。

尽管现代主义者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有显著不同，但他们能够运用一种新的高明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自此一直主宰着民族主义研究的领域。它基于两个主要论点：根据“现代主义”的导向，民族是一种绝无仅有的现代现象，直到18世纪末甚至19 世纪方才出现；而根据“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阐释，民族不是由“客观”标准比如共同的领土、语言、习惯、祖先、命运等形成的，而是由对于这些标准的共同信念形成的。在安德森的著名构想之中，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并且如盖尔纳所言，它们是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这些理论的巨大成功必然与他们的独具创意、智慧卓绝，以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呈现的优雅风范息息相关；然而，要不是他们同时也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目的，所有这些很可能都不够：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政治上的左派而言，现代主义方法的出现是对民族人造属性的确认，表明了它在历史上难以捉摸的形象，它新近才被发明出来，且很快就被人遗忘。霍布斯鲍姆甚至毫不客气地将现代主义者的成就看作民族主义开始衰落的标志。“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引用黑格尔的话评论道，“只有在黄昏时才翩然起飞。”

历史学家们从未展现出多少预言家的才能，所以无怪乎民族和民族主义顶住了所有关于它们将会迅速衰落并最终消失的预测。相反地，2006年的一份关于33个国家（包括多数西方国家）的民族自豪感的统计研究得出结论：1995—2004 年，多数国家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了。尽管这项研究本身的重要性有限，其结果却似乎是真实的。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陆面临着南斯拉夫战争中出现的多重民族冲突，这让西欧人难以置信，目瞪口呆，惊恐得束手无策，并呼唤美国人来帮忙。接着，2001 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遭受的恐怖袭击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激发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美国文化依然受到友邦和敌人的模仿，其民族主义精神的死灰复燃迅速感染了其他国家。

尽管有这些进展，现代主义方法仍然是至今20年来民族主义研究中的主流理论框架，这格外值得注意，因为该研究领域在同一时期，既在范围上也在数量上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同时，连偏好强大民族纽带的学者们也大多接受了建构主义的叙述方式并开始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使用建构主义方法，而他们的目的是展现民族主义文化的创造性及其促进身份认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