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俗乡例证史 以民间文献证史
——“福建文书系列”序
在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发展中，业师傅衣凌教授无疑是最早以现代学术方法研究民间文献的先驱。1939年他在福建永安县黄历乡发现一大批民间契约文书，仔细研读后，写出了在学术史上影响深远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这部著作，是他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奠基者的“开山之作”，揭示了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研究的现代学术意义。直至晚年，他还一再提起那段难忘经历的学术启示：
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乡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
傅衣凌先生所利用的那数百份明代嘉靖年间至民国的民间契约，是他逃避敌机轰炸时，无意间在黄历乡一间老屋被废弃的箱子里发现的。这个细节在提醒后起的研究者，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存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等待着有心人去发现和研究。这也就是傅先生提倡“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要“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的缘由。近百年间，几代学者餐风宿露，孜孜不倦，终使传统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公开出版，由附庸而成大国，渐入当代学术主流。而当年老一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八闽乡土，更被证明是传统民间文书存留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福地”之一。近年多种规模恢弘的福建民间文书集成陆续出版，包括侨批、碑铭、族谱、契约等，发覆探赜，弥足珍贵。而黄清海先生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策划的“福建文书系列”，也将在数年间陆续付梓，预期编纂出版150巨册，可谓煌煌大观，真的是嘉惠学林。
我因为侨批研究与清海先生交往多年，钦佩已久。他是知名的侨批收藏家与研究者，出版过包括《闽南侨批大全》在内的多种侨批资料集成和研究著作，在侨批收藏与研究的学术圈里享有盛誉。而2021年出版的《闽台粮户执照汇编》，更让学界关注到他在各种类型的民间文书收藏方面的功夫与努力。因受邀为本书作序，笔者有机会了解整套书的编辑计划，知道该书收录从明末到20世纪90年代400年间福建的近10万份民间文书，包括白契、官契、红契、诉状、版串、粮户执照、阄书、婚聘、族谱、家书、侨批、账簿等等类型，涉及田地、房产、山地林竹、农具等的买卖佃典行为，以及民俗、信仰、法律、海外移民等社会活动，内容丰富翔实，史料价值很高。难得的是，编者对这些文书按地方归户编辑，尽力保留资料生成的历史脉络，为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
我们知道，近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学术进展之一，就是大量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这样的工作，不仅仅具有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抢救”物质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仅具有学术积累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越来越相信，在大量收集和整理民间文书、地方文献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的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将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建立于更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的关键环节之一。正如已经出版的许多著作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学术界已经发展出一套较为系统的解读乡土社会各种资料的有效方法。这种或许可被称为“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独具特色的学问和方法，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或汉学家都没有完全掌握和理解的。近年人文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话题越来越受重视，关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也被视为达致这一具有深刻政治意涵的学术取向的必由之路，而其最基础、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应该从系统搜集、整理、研究民间文书并训练更多的年轻学者解读民间文书开始。如果能够真正读懂这些海量存留而又长期被学术界普遍地“视而不见”的文字，兼具同情心和学术理性，去理解其所蕴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鲜活场景与辩证意义，对于传统中国地域社会的运作实际和民众的生存状态，一定会有前所未有的感悟与理解。这也就是“福建文书系列”的学术价值所在。我们相信，近年同类型的传统民间资料集成的整理出版，预示着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有可能进入一个更加别开生面、更为深刻辩证、更具思想深度的新阶段。
也正因为如此，在眼下这个阶段，年轻一辈的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研究者，更应该关注的是下苦功夫，坐冷板凳，以老一辈学者“皓首穷经”那样的学术态度，去认真地研读、解释浩如烟海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书,努力“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提出新的学术思想。如前所述，20年来许多原来不入“正统”历史学家法眼的文稿钞本、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被搜集、整理、出版且数字化，前辈学者常常遇到的稿本借阅不易、海外资料搜集困难、民间文书散落私人手上等备受困扰的问题，应该已经大大缓解。我们在为资料搜集、出版工作成果丰硕感到欣慰，对包括黄清海先生在内的许许多多有心的收集者、收藏家的辛劳和贡献表示感激的同时，一定要加倍努力，回到制度史和学术史的脉络，下更大的苦功，认真研读、诠释这些来之不易珍贵资料，脚踏实地又胸怀大志，不要辜负了前辈的期望。
1944年福建协和大学出版傅衣凌先生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傅先生在这部具有开创性意义著作的“集前题记”中，强调民间文书的收集和整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价值，指出在进行“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时，应“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反对“以偏概全”的错误，表达了建立中国社会经济史“总的体系”的追求，颇具概括性地呈现了青年傅衣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说，研读民间文献，一定不要忘了在深厚学术史背景下的思想建构，学术研究最终还是要“出思想”。这一理念傅先生终身未改，直至晚年仍再三强调。
希望各位读者在翻阅这部规模巨大的资料集成的时候，欣赏和感佩之余，更要不忘学术研究的初衷，能够结合田野调查，用心解读且有真正的收获。
是为序。
2023年元宵节
于广州康乐园永芳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