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卡佛的说法，当我们谈论“企业家精神”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这本书出色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呈现了一个丰富而多面的“企业家精神”观念。

本书沿时间顺序，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至今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理论，囊括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奥地利等国的思想学派，并将其分为三大传统：芝加哥传统（奈特–舒尔茨）、德国传统（冯·屠能–熊彼特）和奥地利传统（米塞斯–柯兹纳–沙克尔）。作者从中提炼出了12种企业家角色（功能），阐释了企业家“是谁”以及在“做什么”。同时也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企业家”为什么自1960年代开始从经济理论逐渐消失了。

在企业家精神正在重塑经济学的当下，这本书将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种历史视角，推动这个进程；同时让社会各界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这对个人的工作与事业或许也有所启发。

作者：[美]罗伯特·F. 埃贝尔，奥本大学企业家研究方向的拉塞尔基金会荣休教授，美国经济学史学会前主席。他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以及最近的宗教经济学方面，著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秘密起源：杜普伊与工程师》《基督教市场》《经济理论和方法史》等。

[美]阿尔伯特·N. 林克，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技术转移期刊》主编，曾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下的创新与竞争力政策委员会副主席。他的研究重点是创新政策、大学企业家精神和研发经济学，著有《作为企业家的政府》《创新政策经济学》《发明与创新的经济理论》《创新、企业家精神与技术变革》《美国服务业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和技术政策》等。

译者：熊越，工学硕士、经济学硕士。译（含合译）有《纯时间偏好利息理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入门·米塞斯思想精要》《通缩之问》《卡尔·门格尔的经济课》《福利国家之后》《鲜活的经济学》。校对有《奥地利学派的大师们》《资本及其结构》。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前言 1

序言 3

第1章 企业家精神的史前史 11

第2章 早期法国学者的贡献 21

第3章 英国思想学派 49

第4章 德国传统 69

第5章 早期新古典观点 79

第6章 来自美国的观点 103

第7章 约瑟夫·熊彼特 125

第8章 超越熊彼特 143

第9章 企业家与企业 167

第10章 结论 181

书名、文章名、期刊名中英文对照表 191

人名中英文对照表 195

参考文献 201

译者序

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书。本书的第一个版本《企业家：主流观点与激进批评》——柯兹纳口中“开创性和一流的努力”（第1页）——于1982年出版之后，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有了日文版。相比之下，这本中文版（翻译自修订、扩充之后的2009年版《企业家精神理论史》）比原版晚了40多年。

这也是一本适逢其时的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而对企业家精神的全面理解对于坚持改革至关重要。另一方面，随着“对企业家精神学术领域的兴趣激增”（第2页），国内的专业企业家精神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这本两百多页的小书浅显易懂且精准扎实，既有助于社会各界了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又有助于为专业研究者提供一种历史视角，“使他们能够扎根于经济理论的历史层面”（第2页）。

因此，当这本重要著作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得以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时候，我是感到欣喜和荣幸的。

人们通常认为，爱尔兰裔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在经济理论中引入了“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这个词来自拉丁文动词in prehendo-endi-ensum，意为“去探索、去看、去感知、去认识和去实现”。在今天，企业家精神这个多少有些拗口的外来词正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在新闻和书籍中读到它，在讨论中使用它，却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说出它的含义。借用卡佛的说法，当我们谈论企业家精神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如伊斯雷尔·柯兹纳所说，企业家精神曾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领域”（第1页）。在曼昆厚达800多页的流行教材《经济学原理》中，“企业家”一词只出现了寥寥几次，除了在案例中表示身份以外，几乎没有实际作用，而“企业家精神”一词更是从未被提起。厚达900多页的权威教材《微观经济理论》（俗称“MWG”）同样如此。

然而，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企业家精神却并非一直这样不受重视。经济科学“最初关注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对经济进步如何产生的解释”（第3页）。作为经济进步的发起者，企业家在这个时期自然不会遭到遗忘：在坎蒂隆、魁奈、杜尔哥、屠能、曼戈尔特等早期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学家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企业家从经济理论中消失了。在一个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的世界中，企业家的决定是无足轻重的，协调问题已被消除，“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留下企业家行动的空间。”（第91页）对此，威廉·J. 鲍莫尔富有文采地感叹道：“理论上的企业是没有企业家的——丹麦王子已经从对《哈姆雷特》的讨论中消失了。”

面临这样的局面，本书两位作者做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颖回应。他们没有加入针对现状的批判队伍，也没有发起正面进攻以让企业家重回经济理论，而是另辟蹊径梳理了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尤其是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的经典文献，以收集历代大师已经表达出来的见解，从而“保留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第6页）。

虽然“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可能几乎与该主题的学者一样多”（第11页），我们的两位作者还是设法从中提炼了12种最重要的功能。不过，他们没有肯定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书有可能因为避免对被考察的观点做出判断（尽管难免涉及一些隐含的判断）而显得缺乏重点。埃贝尔和林克的做法是稳妥的，但正如柯兹纳所建议的：“如果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就明确说明他们自己对企业家精神本质的正面立场，然后从他们自己表达的这一立场的有利位置着手评价或检验各种历史观点，那可能会更好。”毕竟，读者们会期望听到两位作者自己的想法。当然，这种希望作品更上一层楼的建议不应该被视为一种批评。

今天的企业家精神研究已发展为更加精细和复杂的跨学科研究，“是当今至少三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焦点，并且它可能在更多学科（例如心理学）中变得突出”（第4页）。但是，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它不必为没有介绍这些后续内容而受到指责。在此意义上，本书并不过时，也不会过时。我希望十年、二十年之后，它还能为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提供价值。

熊越

2023年6月

企业家的十二种形象——《企业家精神理论史》序

纵观整个思想史，企业家的突出地位及其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与经济活动的动态与静态表现交织在了一起。经济科学——始于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最初关注的是一个动态问题，即对经济进步如何产生的解释。因此，亚当·斯密给他写于1776年的杰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起了如此生动的标题。在经济科学的起步阶段，企业家作为对产品和资源市场的运作至关重要的经济主体而出现。起初，有关定义和解释企业家及其作用方面的进展是停滞不前的；实际上，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在斯密之前完成的，而斯密混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这个问题。卡尔·马克思延续了研究资本主义动态的古典传统，不过他主要研究的是资本家，因此企业家精神的概念此后逐渐淡化。

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发展，传统经济学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思维模式来发展，而是将自己重新塑造成一门研究如何有效分配稀缺资源的科学，而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主要是静态的。在随后的几代人中，企业家的作用被忽视了，因为经济学家努力在均衡框架内完善和扩展经济理论。在此期间，企业家精神成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与该领域的其他内容相比，它关注领导的性质和特征。企业家在经济学中仍然很重要，但只有在研究范围涉及到经济发展时才重要。

在20世纪，与企业家精神最密切相关的名字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围绕扰乱均衡的企业家动态、创新行动，构思了《经济发展理论》（Schumpeter, 1912）。这引出了“熊彼特式的企业家”这个说法，它默认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企业家，他们可以从事不同的活动。然而，很少有研究来确定这些其他活动是什么，以及哪个经济主体对这些活动负责。

最终，企业家引起了管理学的注意，后者被迫找出企业家和经理之间的区别。因此，企业家精神是当今至少三个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焦点，并且可能在更多学科（例如心理学）中变得突出。可以预期，研究企业家精神的这种多管齐下的路径将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比如“谁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是什么？”以及“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然而，还没有出现这样的共识。

企业家精神这种被割裂的本质是一个惊人的反常现象，它伴随着对该主题学术和实践兴趣的急剧增长。约瑟夫·熊彼特于1932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46年，他与亚瑟·科尔一起创办了企业家史研究中心。第二年，迈尔斯·梅斯为哈佛商学院的188名学生开设了可能是美国的第一门企业家精神课程。（Katz, 2003）从那时起，高等教育中的企业家精神的增长一直是显著的。到21世纪初，已有近20万名美国学生参加了企业家精神或小企业课程。目前，有1600多所院校开设了2200多门关于该主题的课程。（Katz, 2003）此外，根据全球企业家精神中心联盟的数据，还有着超过150个有关企业家精神的大学研究中心。

知情人士推测，对企业家精神教育的需求将超过对训练有素的大学教师的供应。报名企业家精神课程的学生不仅来自传统的商科和经济学专业，也来自科学和工程领域。此外，现在属于企业家精神范畴的主题也越来越广泛。商业企业家精神课程中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政治企业家精神和学术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了。

在供应方面，企业家精神博士项目的匮乏加剧了合格教师的短缺。（Katz, 2003）为了满足对企业家精神教育的超额需求，许多机构正在招聘新的商业与管理学教师和/或兼职教授来讲授这门学科——通常专注于小企业。填补这些空缺的讲师通常来自商界而非学界。随之而来的指导倾向于强调“动手”的商业实践和具体问题，而不是概念问题或历史先例。结果，在满足此时此地的迫切需求的同时，企业家精神的思想史也被牺牲掉了；或者它只是成为普遍的反历史偏见的又一个受害者。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有可能关于企业家主题的所有历史视角都将丢失。

我们写这本书是为了保留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我们的阐述源自经济学（而非社会学或管理学）的角度，因此它并不主张其方法具有全面性。本书按年代顺序追踪了经济文献中的企业家，以便为当代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各种著作和学说提供一个更有益的视角。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根据18世纪至今的经济文献所揭示的那样，回顾了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性质和作用。

这种调查在几个方面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它显示了一个概念的含混性质，而由于熊彼特的重大影响，该概念已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我们将了解到，除了熊彼特的企业家精神概念，还有其他的企业家精神概念。实际上，纵观历史，企业家拥有过许多种形象，发挥过许多种作用。我们的历史调查也说明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经常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将了解到，经济理论难以吸收一个核心概念，而该概念在社会和经济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我们的历史调查将依照古往今来一些伟大经济学家的想法，揭示企业家精神的许多不同方面。历史上的经济学文献给了企业家不少于十二种身份。我们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详细探讨这些身份中的每一个。但首先我们要揭示我们将遇到的各种主题。

1. 企业家是承担与不确定性相关的风险的人。

2. 企业家是提供金融资本的人。

3. 企业家是创新者。

4. 企业家是决策者。

5. 企业家是行业领袖。

6. 企业家是经理或主管。

7. 企业家是经济资源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8. 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

9. 企业家是生产要素的雇主。

10. 企业家是承包商。

11. 企业家是套利者。

12. 企业家是资源在替代用途中的分配者。

很明显，它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重叠。一些作者强调不止一个特征。一些观点是相互竞争的；一些是相互补充的。总之，企业家是一种难以把握的人；总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难以把握的活动或心态。然而，当我们考虑这个列表时，我们惊讶于其对企业家是一个动态的而非被动的经济主体的大量强调。经济主体的主动性（dynamisim）不是一件小事。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题为《动态资本主义》的文章（发表于2006年10月10日）中，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S. 菲尔普斯比较了西方两种盛行的经济体系，即自由企业与社团主义。他总结说，只有前者提供的开放、鼓励和灵活性，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来自企业家的新商业理念。菲尔普斯将主动性定义为：经济体在提出被认为在技术上可行且有利可图的创新想法上的丰裕程度——简而言之，经济体在商业成功创新方面的才能。因为竞争与企业家精神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可以很容易地在“企业家经济”和“社团经济”之间进行对比。

放眼美国以外的地方（甚至是美国境内的某些地区），人们所遇到的主要是针对菲尔普斯所颂扬的那种动态资本主义的敌意。例如，为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欧备受谴责？原因无疑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中一个原因似乎是：许多知识分子无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正如菲尔普斯所指出的，今天的街头抗议者似乎将商业等同于既得财富，因此他们认为给商业以宽容度就等于增加了旧财富的特权，加剧了收入差距。这些批评者所说的“企业家”是指银行或工厂富有的所有者，而对于熊彼特来说，它意味着这样一个新来者，他向着既得财富逆流而上，从以前不存在的机会中寻找新的利润，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消费者过得更好。显然，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观念之战中，知识结构很重要。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我们需要探究历史记录所揭示的企业家的性质和作用吗？

企业家精神的史前史

企业家的功能可能与易货和交换制度一样古老——如果它的名称没有那么古老的话。但只有在经济市场成为社会的一个侵入性元素之后，这个概念才变得至关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尽管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在经济理论史上一直是一个神秘而难以捉摸的形象。

在企业家精神研究达到成熟阶段之前，我们必须能够回答两个简单而关键的问题：（1）谁是企业家？（2）他做了什么让他与众不同？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远非明确。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行为和非企业家行为之间的区别通常是模糊的。且这个概念的历史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或重视。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可能几乎与该主题的学者一样多。约瑟夫·熊彼特在其简明扼要的《经济分析史》中详细追溯了该主题的历史，但这个故事的很多内容他没有讲。书籍和期刊文章零碎地处理着这个问题。企业家精神被不同学科（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剖析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了其碎片化的本质。

如前所述，本书以其经济学视角为界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的历史也不过两个多世纪。这使它成为社会科学、商业和管理领域中的老政治家，但在人类活动史上却还是一个婴儿。早在亚当·斯密于1776年形成和构建经济学之前，关于企业家精神性质的信息就已源源不断地涌现，但在这一早期阶段，最异乎寻常的是对企业家精神性质的记录一片空白。

商人和冒险者

早期的经济思想敏感地察觉到了这一事实，即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且行动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领导者和追随者。无论现在定义多不明确，企业家才能始终与领导者的素质密切相关。除了皇室成员外，企业家通常会出现在商人或军队的行列中。军事领导人尤其够格，因为战争通常因经济原因而起。在战斗中制定和执行成功战略的将军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并有望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

古代商人通过与军事领袖不同的方式，也使自己和他们的财产承担风险。确实，在早期，交易者和冒险者的功能通常合并在一个人身上。例如，马可·波罗是一位冒险者，他寻求建立通往东方的重要贸易路线，而东方是一片拥有许多新奇产品的土地。即使是不那么四处游荡的商人也习惯面对诸多风险。然而，商业上的勇气并不等同于战斗中的勇气，古代哲学家看不起商人。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承认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但又不认为他具有崇高的使命。相反，他必须被时刻留意，以免因其过度的热情和贪婪而让社会遭受损失。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赚钱这一行为本身分为家政管理和零售贸易。他认为前者是必要的和光荣的，但后者则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谋取利益的方式。

当然，古希腊对维持现状的关注，部分是由于将经济活动解释为一种零和游戏，其中一个人的收益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思想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根据这种观点，贸易对提高社会的总体福祉没有任何帮助。数百年的市场经验本应教会我们情况并非如

此，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想法在当代社会中仍顽固存在。今天，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然怀疑利润（即对成功企业家精神的回报），这部分是由于西方长期以来将生意人等同于妖魔的传统。

商业组织的早期形式

强调人类决定在经济活动的策略属性中的重要性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盛行的商业组织类型。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贸易规模较小；然而，资本要求是最重要的。资本家和商人冒险者之间的联系取决于他们所签订的合同。大约从1000年开始，根据被称为“穆图阿”（mutua）的合同，即贷款由不动产严格担保，以20%的利息借出资金已成为习惯。在12世纪后期，最常见的商业投资形式是海上合伙，这是一种旅行和投资伙伴之间的合作协议，其中支付的利息通常较高，但海难和海盗的风险由出借人而不是商人承担。根据雷蒙德·德罗弗的说法，旅行伙伴总是踏上危险的海上航行，处理实际的业务，冒着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却只获得了四分之一的利润，而四分之三的大部分都给了投资伙伴。作为解释，德罗弗评论说，资本家获得了更高的回报，因为“生命是廉价的，而资本是稀缺的”。

在13世纪欧洲最活跃的贸易社会威尼斯，最流行的合同被称为“合伙”（colleganze，其他地方称为“康孟达”）。通过这些合同，资本家可以通过向代理人承诺四分之一的利润来雇用代理人，或者一个有进取心的商人可以将其他几个人的投资集中到自己手中。在14世纪，商人和冒险者可以通过一种被称为“当地合伙”的合同形式，根据市场利率的条件获得资金

。随着贸易的扩大，资本有时会集中于一个完整的商业合伙企业（“公司”，compagnia）中。

人们预计此类安排中的资本成本将反映发生的风险量；事实上，古代的贸易文件普遍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弗里茨·雷德利希在中世纪对高利贷的禁令中找到了资本高回报的解释。教会的禁令禁止中世纪的商人在一些贷款市场上借入资金并支付合理的利率。但某些类型的商业合同不受禁令的约束，包括合伙和海上合伙，因此，企业家们被宗教制裁强迫在教会批准（或至少不禁止）的安排中寻求信用。随之而来的对商业资本供应的限制可能导致利率上升。

中世纪的经济作者主要是在教会的支持下写作的神学家。德罗弗声称他们对伦理的关注严重限制了这些作者对某些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家精神）的兴趣。邓斯·司各脱和圣贝尔纳迪诺是例外。他们同意商人有权获得风险补偿和劳动报酬，尽管数额受到“公平”的限制。圣贝尔纳迪诺还强调了优秀商人应具备的品质：他们必须对风险有良好的判断力；他们必须充分了解产品质量、价格和成本；他们必须注意细节；他们必须准备好承受艰辛和各种风险。

产权与企业家功能

回顾古代和中世纪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文献——尽管这种文献可能是稀疏的——可以收集到两个要点。首先，商人-冒险者在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其次，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在克服风险和/或法律与制度约束方面的表现。本书其余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风险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因此，我们有责任谈谈法律因素和制度因素。

企业家（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在一个本身经常屈服于企业家努力的制度环境中工作。也就是说，有些“政治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改变制度结构和实践。政治企业家精神不是本书的重点；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在调查的早期阶段认识到制度在塑造企业家活动和奖励方面的重要作用。下面的历史例子强调了这一点。

涉及风险承担和个人主动性的企业家精神，其早期表现存在于中世纪的包税实践中。在中世纪社会，包税人（tax farmer）是成功竞标到以王室之名征税的专有权的人。每个竞标的金额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与竞标人对他可以收取的税款的评估相关。对于将税收外包出去的君主来说，好处是他知道自己的收入并能提前收到这些钱。包税人所面临的风险是，他收取的税收收入可能少于他为特许收税权所付的钱。当然，如果他收取的金额超过了他的出价金额，他就会从差价中获利。包税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果再仔细调查，可能会发现甚至更古老。

包税的实践有助于解释产权所有权和这些权利的保障如何影响企业家的行为。激励每个企业家行动的动力是获得利润的机会。但盈利虽然是必要条件，却并不是企业家活动的充分条件。企业家还必须得到合理的保证，即他可以保留他合法获得的企业家利润。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制度实践将倾向于鼓励高水平的企业家活动，特别是（1）一个允许平等获得企业家机会的自由和开放的经济，（2）对合法获得的财产所有权的保证，以及（3）建立（1）和（2）的制度实践的稳定性。

或许包税作为一种企业家活动的盛行和长久存在是由于财政企业家相对于商人–冒险者享有更大的保障，后者的财货会遭受火灾、盗窃、风暴和其他破坏，并且他的利润不会始终体现他在监督或管理上的勤勉。

一个概念的演化

弗里茨·雷德利希坚持认为，一方面，在商业企业中，资本提供与管理和战略决定同等重要，因为这三者都是商业成功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他说道，“当我们在特定情况下看待单个企业时，这三个功能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暂时成为‘最主要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说类似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承担风险是最早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主题之一。但随着有限责任法律概念所产生的新商业组织形式的建立，企业家精神的风险承担功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随后，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对创新的强调开始超过企业家精神的其他方面。第三波企业家理论——至今仍波及现代经济文献——强调在一个趋向均衡的框架中感知和调整的重要性。

“企业家”一词在经济学的史前史中并不经常出现。这是一个源自法语的词，在18世纪得到了普遍使用，但并不精确，《萨瓦里通用贸易词典》（1723）将企业家定义为承担项目的人；一个制造商；一个建筑大师。企业家一词的早期形式“entreprendeur”早在14世纪就出现了。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该术语最常见的用法是指政府承包商，通常是军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政府承包商。

中世纪典型的企业家，通常是神职人员，是“负责伟大建筑作品 —城堡和防御工事、公共建筑、修道院和大教堂的人”。直到12世纪末，发明家、计划者、建筑师、建筑商、经理、雇主和监督者的功能都结合在企业家的概念中，但风险承担和资本提供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随着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封建主义，执行艺术和技术功能的人与承担一项重大任务的商业方面的人之间出现了更清晰的区别。

第一个缩小这个术语的含义、为其注入精确的经济内容并赋予其分析突出地位的作者是理查德·坎蒂隆，他是18世纪的生意人和金融家，他对这个主题的看法将在下一章讨论。坎蒂隆的著作是企业家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当我们开始讨论他的主题时，重点已经完全放在了在市场经济中完成事情的纯商业方面。

后记

从一开始，企业家精神的功能就与资本的可用性以及与商业企业相关的风险交织在一起。这种联系最终导致了资本家和企业家角色的混淆，这反过来又阻碍了对企业家精神的全面和明确理解。因此，正如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看到的，企业家的概念不断地被重新发明以适应个别经济学作者的目的。此外，如果不彻底了解市场如何在一组给定的财产权中发挥作用，就很难对企业家精神有正确的评价。

本书种种令人惊叹的优点使它成为开创性的卓越之作。未来在这方面的所有著作，都必须站在这本书的肩膀上。我们几乎无法再要求更多了。

——伊斯雷尔·柯兹纳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竞争与企业家精神》作者

很少有这么多的知识被压缩在封面和封底之间，而且还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德维坚迪亚·特里帕蒂

印度管理学院艾哈迈达巴德分校商业史和企业家精神讲席教授

“印度商业史之父”

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历代学者总结的12种企业家形象。每个读者都可以反观自己符合其中几种。也可以尝试改变自己，以求拥有更多的“企业家精神”。这里面还藏着许多好书，按图索骥，可以发现许多“企业家精神”经典，比如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本书搭配张维迎教授《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阅读，效果更加。只有理解了前人阐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有“重新理解”。正如作者所说，“除非你知道你去过哪里，否则你无法知道你将要去哪里。从智识的角度来看，这本书试图让读者了解我们去过的地方。”

今天的街头抗议者似乎将商业等同于既得财富，因此他们认为给商业以宽容度就等于增加了旧财富的特权，加剧了收入差距。这些批评者所说的“企业家”是指银行或工厂富有的所有者，而对于熊彼特来说，它意味着这样一个新来者，他向着既得财富逆流而上，从以前不存在的机会中寻找新的利润，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消费者过得更好。

坎蒂隆打破常规，强调企业家的经济功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实际上与坎蒂隆的企业家精神概念无关。企业家的行列里挤满了各个社会阶级的人。他甚至将乞丐和强盗都认定为企业家，只要他们敢于冒险（即面临经济不确定性）。

在坎蒂隆的世界里，关于未来的信息不仅是未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知的。虽然保险公司倾向于承保按可预测频率发生的指定风险造成的损失，但它们通常不为判断错误提供保险。然而，坎蒂隆的企业家经常被要求运用他们的商业判断力，如果他们猜错了，他们就必须付出代价。

坎蒂隆的企业家必须冒险，但不一定是金钱意义上的资本。他似乎很欣赏现代的人力资本概念，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坎蒂隆引用了商业（烟囱清扫工、运水车）、艺术（画家）和科学（医生、律师）的例子，提到了“不需要资本来成就自己的自我劳动的企业家”。他甚至将乞丐和强盗列为企业家。

坎蒂隆对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描绘具有明显的供应侧重点。他的企业家不会通过新的生产或销售技术来创造需求；他只是听从了经营方法领袖（地主）这个阶级的指挥。因此，企业家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提供适当的财货或服务，以满足预定的消费者需求。为了产生预期效果，他必须向前看。他必须警觉，因为当特定的供应和需求不匹配时，该理论要求企业家立即采取行动。但是坎蒂隆的企业家并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创新。

坎蒂隆注意到农村与巴黎的价差所创造的利润机会，断言只要它们能够覆盖运输成本，企业家“将以低价购买村庄的产品，并将它们运到首都［城市］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即使是像这样的纯套利行动，对企业家一方来说，也涉及不确定性。套利者可以感知到产品在一个地方以一种价格出售，而在其他地方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但如果他先买后卖，他必须小心。交易不是即时的，在此期间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将看似确定的利润变成亏损。

按照萨伊的说法，一个企业家必须能够估计客户的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他可能缺乏对科学的个人知识，他可以靠雇用他人而避免弄脏自己的手，但他不能缺乏判断，因为没有判断， 他可能会“以巨大的代价生产出没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