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基础的限制，东北地区与中原相比，还算不上中国开发历史悠久的先进区域。时至清代中期，这里“仍是被呈‘人’字形的柳条边所隔离开的三块特色分明的经济区，即辽宁境内的农耕区，吉、黑游牧狩猎经济区和内蒙古东部游牧经济区”；大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才随着“移民禁令逐步解除，东北地区自此走上了近代农、工、商业开发之中”。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东北亚邻近国家之间原本宁静的地缘格局发生了剧变，域外的欧美列强也参与其中。结果，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但被俄国侵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而且还在不平等条约的胁迫下，陆续对外开放了牛庄（实为营口）、大连、奉天府（今沈阳市）、安东（今丹东市）、大东沟（今东港市）、凤凰城（今凤城市）、新民屯（今新民市）、通江口（今昌图县）、法库门（今法库县）、吉林府（今吉林市）、宁古塔（今宁安市）、三姓（今依兰县）、铁岭、辽阳、长春、哈尔滨、珲春、齐齐哈尔、呼伦、爱珲（今黑河市）、满洲里、绥芬河、葫芦岛、局子街（今延吉市）、龙井村（今龙井市）、头道沟（今和龙市）、百草沟（今汪清县）、海拉尔、洮南、锦州30个通商口岸，占中国近代对外商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成为当时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这些显著的时空巨变，直接触发了中外各界对中国东北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等各层面的关注与探索，也产生出大量的文献和著述。除中国官方和民间修纂的东北各省府州县地方志书，一直觊觎中国领土和市场的俄国、日本和英国，也纷纷组派各类情报机构和人员，调查和搜集中国东北各地的政治、军事、产业、贸易、交通、文化等信息，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外文调查文献。如俄国人对中东铁路沿线的勘探调查、日本关东宪兵队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系列调查、英国人掌控下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等，在考察视角和内容取舍方面都各具特色，填补了中文文献的不少数据空缺，史料价值相当珍贵。因此近年以来，中外学界对该类外文调查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如火如荼。永超教授译编的《近代东北口岸经济社会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正是其中颇富价值和特色的成果之一。
由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并主要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和地方税务司的中国近代海关，基本职能是掌管对外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统计，兼管航船停泊、引水、灯塔和航标维护、航道疏浚、气象观测、疫病检测，并办理近代邮政、准领事业务、华工出国、清偿赔款、国际博览会等。而且，为及时掌握中国各通商口岸与腹地的进出口贸易和社会经济情况，中国近代海关还从1859年到1949年间，采用西方国家的海关理念、调査方法与统计技术，精心编制了一系列进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建立了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形成了包括原始文档和出版物在内的海量的中国近代海关文献。出版物又分统计系列（Statistical Series）、特种系列（Special Series）、杂项系列（Miscellaneous Series）、关务系列（Service Series）、官署系列（Office Series）、总署系列（Inspectorate Series）、邮政系列（Post Series）7个类别。其中的统计系列，是出版物中份额最大的部分，有贸易统计（Trade Returns）和贸易报告（Trade Reports）两种形式，前者以数字为主，后者以文字为主，先全国总述，再各关分述。其内容早期只用英文撰写，后来英文和中文并用。其类别又有月报、季报、年报，重要海关如江海关、粤海关还有日报和旬报，并以年报为主。后来，又增加了十年报告（Decennial Reports）。
中国近代海关文献中的“十年报告”，从1882年开始到1931年结束，每10年为1个时间段，由各主要口岸的分海关编写上报，最后由海关总署汇编成册，一共形成了1882—1891、1892—1901、1902—1911、1912—1921、1922—1931共5期。其中1882—1921年的前4期，全部用英文写成，1922—1931年的第5期，则有英文和中文两个版本。“十年报告”的内容，以文字叙述为主，数据统计为辅，力求全面反映该口岸城市及其关区范围内的贸易、航运、税收、金融、人口、移民、港口设施、邮政电报、农业、矿业、工业、铁路、司法、教育、卫生、物价、灾疫、陆海军、报刊等内容，宛如当地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当然，不同口岸和不同时期的“十年报告”，体裁类别和编写内容也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有所差异，以更符合当地的发展实际。而东北地区的近代海关“十年报告”，则既跟关内各海关相融相通，又各具特色内涵。
在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近代口岸当中，得以纳入海关总署统计系列并单列分海关“十年报告”的，从西向东、由南到北，分别有牛庄、大连、安东、大东沟、龙井村、珲春、奉天、吉林、哈尔滨、爱珲10个口岸，占当地对外开放商埠总数的三分之一，无论是开放时间、延续时段还是空间区位等层面，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充分反映了中国东北地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丰富历史地理内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其中，因应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而开埠的牛庄，既是东北地区近代意义上的第一个通商口岸，也是带领环渤海地区走向世界市场的三大先锋商埠（牛庄、天津、芝罘）之一，它的开埠标志着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到来。首先，它在开埠后的半个多世纪内，一直是东北地区南部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是东北近代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同时，牛庄分关拥有“十年报告”5个阶段的全部文本，贯穿了清末民国时期东北历史经济地理的全过程，发展内涵最为完整。再者，虽然东北近代通商口岸的数量众多，但大部分都是在日本主导下而开放的，其对外贸易对象也主要是日本及其殖民地市场。而牛庄则是在英国主导下开放的，其进出口贸易对象则主要是欧美各国及其殖民地市场，空间内涵更为广阔。牛庄1882—1891年的十年报告，是对当地外洋贸易、税收、鸦片、兑换、货值、人口、地方改善、河流、助航设施、灾难、科举成就、教育、自然特征、本地航运业、海关巡警、军事、传教、公会、展望19个类别的基本介绍。而1912—1921年的十年报告，则拓展为对贸易和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水路—港口—航道、灯塔及助航设施、邮政和电报、行政机构—省议会、司法—警察—监狱、农业、矿藏和矿产、制造业、铁路和道路、教育、市政和卫生改善—博物馆—医院、移民、物价—工资、饥荒—水灾—鼠疫—霍乱—其他时疫、陆军和海军的变化、本地报纸、革命和满族的衰落、贸易萧条和繁荣、抵制日货、内战、治外法权26个专题的系统性梳理，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明显增加，且记载务求精准，视角科学独到，史料价值明显。其他口岸的“十年报告”也各具特色，兹不一一列举。
我与永超相识二十多年，目睹了他大学求学、复旦读研、海关学院任教的曲折历程、刻苦精神、辉煌业绩，既感慨万千，又欣慰无比。特别是近十几年，永超在东北近代经济地理、海关史研究、海外名著翻译、国家课题科研等方面，所不断取得的系列骄人成就，更奠定了他奋然前行的深厚根基。
永超教授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富了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和海关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积淀，也因应了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当下的新时代，中国经济步入自主发展对外贸易的良性轨道，他的新作《近代东北口岸经济社会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也一定能够为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提供新的实证基础和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