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五千年，本书论述了自神话时代、阿契美尼德王朝、萨珊王朝、穆罕默德时代早期，直至16世纪第三帝国覆灭的波斯航海史，内容涉及航线开发、海上贸易、海洋战争等，解析波斯民族对大海的认识、心理与情感。书中运用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多国文献资料，结合图像、建筑、钱币等实物研究，论证波斯人与海洋的密切联系，探索真正的波斯航海历史，由此折射出五千年来波斯的民族、政治、外交、经济等发展历程。

哈迪·哈桑（1896—1963），印度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文学博士，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波斯语系教授，一生致力于波斯历史研究。

徐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考古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北方民族考古。

序

前　言

第一章　神话时代的波斯航海史 ? 002

第二章　阿契美尼德王朝航海史 ? 016

第三章　萨珊王朝兴起前波斯与东方的贸易史 ? 052

第四章　萨珊王朝航海史 ? 070

第五章　波斯航海史——穆罕默德时代早期 ? 116

第六章　10—16世纪的波斯航海史 ? 148

第七章　波斯文学的证据 ? 184

前 言

我认为，真正的波斯航海史还没有写出来。虽然材料过剩， 但偏见扼杀了探索。一个又一个作者宣称，波斯人惧怕和憎恶大海，这正是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和威廉·文森特伯爵的观点。寇松勋爵认为波斯海军是个笑话；赛克斯爵士，他的看法通常是严谨和冷静的，但他对波斯人的航海活动的理解几乎是矛盾的。这些是历史学家直接根据史料的判断，他们质疑波斯人在海上的统治力。其中最大胆的学者说：“波斯从来就不是一个海洋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印度洋上的波斯舰队，甚至在波斯湾也没有；在地中海，他们的海上力量总是由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或埃及人构成。”然而人们意识到，甚至在这一页的墨迹未干之前，这些文字就已经过于宽泛和大胆了。一个脚注补充解释了这一点：“笔者所指的是军舰，而不是商船。”因此这个问题就被搁置了。其他的注释不足以阻止这种泛化：该说的话没有说，看法的转变出现在少于十几页之地方。R.H.梅耶尔在他对15世纪印度简介的第二页上说，“波斯人似乎对海洋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然而在第十页时，他开始“考虑一个更合理的关于波斯航海的概念”了：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早期，波斯人表现出对海上贸易的极度厌恶，在帕提亚帝国覆灭之后，才开始对其重要性和价值怀有更为合理的想法。从经常出入波斯湾各港口的印度小商人那里可以得知，从那里到马拉巴尔和锡兰的航行安全和快速，他们的船只每年都在此航线进行航行，因此，为了换取钱币和他们本国的一些商品，他们不仅把印度的昂贵产品带回家乡，而且他们把能够在锡兰买到的中国产品带回家乡。通过这条航道，君士坦丁堡的富人可以消费大量来自印度的产品；鉴于此，加上一些其他原因，埃及贸易遭受了几乎等于毁灭的萧条……波斯人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取得了成功，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将地理位置上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以至于在古代就从中国输入锡兰的全部丝绸贸易最终落入了他们的手中。

既然波斯的船只每年都从波斯湾港口航行到马拉巴尔和锡兰，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海洋产生难以抑制的厌恶感呢？不一致和矛盾之处是经常相生相伴的两部分，概括解释这一切是历史学家的最终目的。

整本书试图将传说与历史、虚构与事实区分开来。既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证据，在得出结论之前，先对证据进行筛选。参考文献来自各处，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欠罗林森教授、肖夫先生、费琅先生、劳费尔先生和皮尔斯少校的人情。印度图书馆的局限性使我无法使用伯希和教授的著作，也无法充分利用夏德博士对汉学的贡献。因此，在本卷中，没有涉及波斯人在里海中的航行。

在我的支持者中， 最令我高兴的是我的大学副校长穆罕默德·穆扎姆米卢·汗爵士，他一直对我的工作感兴趣，现在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可以成为伦敦东方研究学院的丹尼森·罗斯先生的学生。我的朋友J.查普曼先生是加尔各答帝国图书馆天赋异禀的图书管理员，他送给我许多书，前副校长萨希布扎达·阿夫塔布·艾哈迈德·汗律师、仰光大学道格拉斯·哈默教授和G. H.卢斯教授、利顿图书馆助理图书管理员巴希尔·丁先生，以及A.S.特里顿·阿·库赖西教授、A. M.谢里夫教授、A.B. A.哈利姆教授、A. A.梅蒙教授和E. C.迪金森教授，他们的爱和同情让我受宠若惊。我很难说自己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因为我欠朋友的太多了。我还必须感谢霍尔木兹·丁肖爵士、苏丹·艾哈迈德爵士、乌马尔拜·钱德拜先生和法德卢·丁先生对我的帮助，但没有比孟买大学、迈索尔大学和海德拉巴大学给我的帮助更大的了。在那里，通过奇曼拉尔·塞塔尔瓦德爵士、布拉詹德拉纳特·西尔爵士和纳瓦卜·海达尔·纳瓦兹·江爵士的帮助，我得以在波斯文学和文明的某些方面进行扩展。最后，我必须向道迪博拉社区的最高主教赛义德纳·瓦·马瓦拉纳·塔希尔·塞夫丁陛下表示感谢和感激。教皇陛下是与埃及杰出的法蒂玛哈里发联系在一起的第五十一位教皇，他的前任最初来自也门，在那里他们拥有苏丹的头衔。

我的妻子在准备索引方面对我帮助很大，我博学的朋友，大英博物馆的J.阿兰先生，阅读了论著初稿，并向我提供了阿契美尼德钱币的模型：其他图版是经有关当局，特别是大英博物馆和印度办事处的许可复制的。

HADI HASAN

哈迪·哈桑

东方研究学院

伦敦，1928 年6月

选自[印度]哈迪·哈桑：《波斯航海史》，徐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海洋孕育文明、联通着世界，百千年前的波斯与海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本书用老辣又兼具浪漫的笔力、丰富多彩的史料、严丝合缝的论证再现了五千年波斯航海历程。以王朝分期划分篇章，根据史料特点，每章围绕一个重点去展现波斯的海上活动，或与航线开发有关，或与贸易交往有关，或与海洋战争有关，并不局限于单论航海。整本书阅读下来，关于波斯的政治、地理、贸易、技术、文学、种族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寻获干货。在神话、游记、图画、诗歌的应接不暇中，犹如设身处地一般，行于海上丝路，体会到波斯与海洋的爱恨纠缠。

本篇主要论证在8世纪作为“波斯人”的“波斯”与中国的航海贸易依然频繁，这些涉及中国的史料，反映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一隅，也触及了政治对海上贸易的影响。与这一节所选内容类似的，是第四章里对中国文献中“波斯商品”的辨析和澄清，原来中国文献里的波斯商品指的不是出产于波斯的商品，而是波斯商人所带来的各国的商品，可见，在公元4世纪，波斯商人在航海贸易中的枢纽作用。

——编者按

谁是“波斯人”

与我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记载的“波斯”是不是与伊朗同名的地名，而是义净、金刚智和鉴真记载中的“波斯”到底是伊朗人还是非伊朗人。正是在此，劳费尔的论点是最薄弱的。事实上，劳费尔的书中并没有谈到金刚智关于波斯的记载，但他谈论了另外的两个人：

公元742年长江沿岸的扬州有一个和尚名叫鉴真，航行到日本，在航程中于748年也到过广州。我们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所摘录他的日记的短短一段里看到这样的话：“广州珠江有婆罗门、波斯及昆仑人（马来族）之估舶无数。”这作品里的这一段我手边没有，不过毫无疑问它所说的三个国家：婆罗门、波斯和昆仑就是《蛮书》里所提的那些国家；讲的不是婆罗门教，而是在缅甸边境的婆罗门国和人民、缅甸的边境的波斯和马来亚的昆仑。因此可看出八世纪前半叶，马来亚波斯人是操行航海业的民族，和中国人在广州做交易。所以在海南岛的南岸这位旅行者所发现的据称为波斯人的居住地就是马来亚波斯人的一个殖民地。从这情况看来，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义净在公元671年在广州乘搭的是否是波斯船？那船驶往苏门答腊岛的三佛齐，在马来亚海里行驶；我还是认为这里所说的是马来亚波斯，而非伊朗波斯。[ 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 年，第469—470页。]

但如前所述，《旧唐书》指出，在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一起劫掠并烧毁了广州。从波斯与大食（阿拉伯人）的联系中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涉及的波斯就是伊朗波斯。因此，如果波斯人在公元758年在广州，那么他们肯定早在十年前也已经在广州了，就像佛教高僧鉴真记载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在公元671年在广州见到一艘波斯船的主人了呢？仅仅因为她要航行到马来亚水域吗？[ S.比尔（S.Beal）：《玄奘的一生》（life of Hiuen-Tsiang），伦敦，1911年，第39 页。来自江宁地区的玄太法师似乎跟着一艘波斯船前往南海。玄太法师来自新罗，另外，泛舟南海的实为两名不知名新罗高僧。见《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太法师者。新罗人也。梵名萨婆慎若提婆（唐云一切智天）永徽年内取吐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礼菩提树详检经论。旋踵东土 行至土谷浑。逢道希师覆相引致。还向大觉寺后归唐国。莫知所终矣。……复有新罗僧二人。莫知其讳，发自长安，远之南海。泛舶至室利佛逝国西婆鲁师国。遇疾俱亡。——译者注]

此外，劳费尔否认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中国有来自伊朗本土的波斯船只。但他自己又同时承认，在伊斯兰教崛起后，在远东出现了“真正的波斯船只”[ 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70 页。]。这一观点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所有正在讨论的年代（758年、748年、717年和671年）都是伊斯兰教兴起之后。[ “只有在伊斯兰时期，真正的波斯船只才出现在远东。”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页、第470页。]然而，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基于推理——1908年伯希和教授在敦煌藏经洞里找到了慧超的记载。这一证据确凿无疑，劳费尔先生本人已经承认，这是公元8世纪波斯航海活动的最佳证据。[ 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芝加哥，1919年，第4页。]夏德教授说：

这份文献后来消失了，可能从未在中国读者中传播过，名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我们现在拥有的只是开始和结束丢失的一个片段；但是，尽管如此，这个碎片是对我们认识在中文史料中记载的亚洲国家的最有价值的贡献。在文本中，旅行者说他是在开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从印度返回安西 [ 指安西大都护府，此时设在龟兹。——译者注]的，在这里居住着中国人。这一日期相当于公元727年。[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三十三卷，安娜堡，1913年，见夏德《神秘的拂菻》（The Mystery of Fu-lin）一文，第202—204页。]

现在谈谈慧超的实际证据，有以下关于波斯的细节：

又从吐火罗国（托卡里斯坦Tokharestan）西行一月至波斯国。此王先管大寔（阿拉伯人），大寔（阿拉伯人）是波斯王放驼户，于后叛，便煞（杀）彼王，自立为主。然今此国，却被大寔（阿拉伯人）所吞。衣旧着宽氎布衫，剪须发。食唯饼肉，纵然有米，亦磨作饼吃也。土地出驼、骡、羊、马， 出高大驴、?布、宝物。言音各别，不同余国。土地人性，受与易，常于西海泛舶入南海。向师子国（锡兰）[ 锡兰岛被称为萨兰迪布，是当地对僧伽罗德里帕（Sinhala-dwipa）的别称，又称“狮子 岛”，即有狮心的人。] 取诸宝物，所以彼国云出宝物。亦向昆仑国[ 从上面引用的两本经文来看，昆仑一定是一个马来亚国家。夏德认为它与非洲的东海岸有关，那里是索法拉，盛产黄金。但索法拉并不是黄金的唯一产地；马来亚的塔因昆（Ta-yin- k’un）也产黄金（supra, p. 99）。]取金，亦泛舶汉地（中国），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土地出好细叠。国人爱杀生（牛），事天，不识佛法。又从波斯国北行十日入山至大寔国。彼王不住本国，见向小拂临国住也。为打得彼国，彼国复居山岛，处所极罕，为此就彼。土地出驼、骡、羊、马、叠布、毛毱，亦有宝物。衣着细叠宽衫，衫上又被一叠布，以为上服。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女人亦着宽衫。男人剪发在须，女人在发。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手把亦匙筋取，见极恶，云自手杀而食，得福无量。国人爱杀，事天（真主安拉），不识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 《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三十三卷，见夏德《神秘的拂菻》一文，第204—205 页。]

这段史料的分析揭示了几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首先，波斯人“天生就热衷于商业”。这本是由科斯马斯和普罗科匹厄斯的证据独立建立的结论。其次，波斯人乘船到锡兰寻找宝石。这一信息也在十年前，即717年金刚智航行时被披露过。第三，购买“丝绸制品”驱使波斯人直接航行到广州。这是费琅建立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波斯人习惯在西海和南海航行。这一事实表明，波斯人的航海活动在公元727年达到顶峰，因此，它一定早在这个日期之前就开始进行了。由于这些原因，我倾向于相信早期穆罕默德时代的波斯人航海活动只是萨珊波斯时期航海的延续，正如费琅先生所说，波斯人是阿拉伯与远东贸易的发起者。

因此，在波斯和阿拉伯航海史上，公元758年都是特别重要的一年。758年，波斯人在中国的数量足以烧毁一个相当于广州大小的海港，也正是在公元758年，第一次获得了阿拉伯与远东海上贸易的记录。[ 根据夏德和柔克义的推测，“阿拉伯人似乎早在公元300年就在广东有了一个定居点或殖民地”（《赵汝适及十二、十三世纪的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第4页）。唯一引证的事实是：“从婆罗门的南部边境，莫莱（Mo-lai）到武拉（Wu-la），所有（这些）都是绿海的东岸（海洋的阿 拉伯名字）。因此，它的意思是整个印度西海岸”（《赵汝适及十二、十三世纪的中国与阿拉伯贸易》，第6 页、第12 页）。]在我看来，阿拉伯人在这一贸易中占优势的确凿证据表明，在史料中第一次记录下他们来到中国的一百二十年后，阿拉伯穆斯林仍然只是商人，与景教商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犹太人共享广府（今天的广州）。尸罗夫的商人阿布·赛义德·哈桑

（Abu Zaid al-Hasan）说 [ 尸罗夫的哈桑：《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见雷诺多《航海交流史》（Relation des Voyages），

第二卷，巴黎，1845 年，第62 页。]：

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Baichu）[ 或者更确切地说，Babshu。]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 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武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 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几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 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谈水。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公元878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amdan，长安）的京城。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Mudhi，成都），在那里设置了行宫。[ 起义发生在唐僖宗统治时期（公元874—889年），根据中文史料的记载，800万人丧生，血流成河！]这样，叛党的天下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势力越来越大。黄巢所追求的，只是为了破坏一切城市，屠杀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是那种抱有野心，想要独揽一切大权的人物。他的目的只实现了一部分，所以时至今日，中国的事态依然停滞不前。[ 《中国印度见闻录》，苏莱曼和阿布·赛义德·哈桑文章的英译本，见E.勒诺多（E.Renaudot），伦敦，1733年，第41—43页。]

一件小事，可能会伤害一个受伤的人，公元878年，中国农民起义导致阿拉伯的贸易暂时瘫痪，这对琐罗亚斯德教商人来说是致命的，他们在波斯帝国被推翻后，又幸存了几个世纪。当法律和秩序恢复，中东恢复与远东的贸易时 [ 根据马苏第的说法，大概是在11 世纪（写于回历336 年，公元947 年，重写于回历345 年， 公元956 年；Meynard, Vol.I，第308页），来自巴士拉和中国的船只在箇罗（马六甲=Kerah或Kra）相遇。“在古代，中国船只驶往阿曼岛、尸罗夫、法尔斯和巴林海岸，到达乌布拉和巴士拉，来自这些地方的船只也与中国直接贸易；只是在秩序不再值得依靠之后。他们才开始在这个中间点贸易。”]，波斯人走了，大食人也都走了。[ 我在这里引用的“波斯”一词，限定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因为波斯穆斯林直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路线后才逐渐丧失竞争力。]

选自[印度]哈迪·哈桑：《波斯航海史》，徐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