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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尽的盛宴:饮宴人类学与考古学 (英)香里·奥康纳(Kaori O'Connor) 著 X. Li 译
历史人类学的博物馆奇妙夜
ISBN: 9787559857323

出版时间:2023-05-01

定  价:88.00

责  编:梁桂芳 刑天辉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文物考古

读者对象: 历史爱好者

上架建议: 历史/文物考古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276 (千字)

页数: 320
图书简介

《永无止境的盛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从人类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社会的盛宴。本书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方向,关注重点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的西欧,转向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亚述和阿契美尼德波斯、早期的希腊、蒙古帝国、商代中国和平安时期的日本。往昔的帝国通过文字和文物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们看到,宴会是人们展示阶级、地位和权力的竞技场,贵族和盟友谈判的舞台,资源调动和分配的场合,取悦神灵的手段,也是身份认同出现、融合和毁灭的地方。

作者简介

香里·奥康纳(Kaori O'Connor),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高级研究员。专注于通过结合考古手段与历史学而研究物质文化、时尚和食物人类学。著有《英式早餐:国宴档案与食谱》,2009年荣获苏菲·科尔饮食史奖。

图书目录

第一章 引言:盛宴之邀

文化/物质转向 005

关于食物和宴请的早期人类学研究 007

食物和饮宴研究在历史和考古学界的出现 014

消费与后来的食物、饮宴人类学 018

人类学:功能进路 020

人类学:文化进路 021

人类学:结构/符号进路 022

食物:仪式、神话、符号和神明 024

作为礼品和祭品的宴会 026

迈向综合化 027

共赴盛宴 031

第二章 美索不达米亚:追求丰饶

前世今生:美索不达米亚往事 036

面包和啤酒 038

“一抔尘土中的恐惧” 043

美索不达米亚众神的工作 050

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庙和宫殿经济 052

喂饱众神 055

从神庙到宫殿—乌尔的盛宴 061

宫廷膳食 065

第三章亚述人和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人:

盛宴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馈赠帝国 082

波斯人、希腊人和“垂废” 085

智慧之主的国度 088

豪摩(Haoma) 090

波斯波利斯的王权 092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廷和国王的餐桌 097

阿契美尼德饮宴的回归 110

第四章 希腊人:现在让我们赶紧赴宴

迈锡尼序曲 114

“英雄时期”或“荷马时期”的宴会 119

献祭和烹调 123

几何风格时期和古风时期的宴会 128

古风时期的会饮 135

古典时期的盛宴 142

第四章欧亚大陆:蒙古—建立在酒饮上的帝国

第五章

蒙古人 162

第六章 中国:中式宴会的隐秘历史

“中国”食物 191

周代的饮宴 200

龙骨 209

宴请祖先和造神活动 217

第七章日本:设宴梦浮桥外

“日式”料理 232

武士之宴 235

跨越梦浮桥 246

平安时代的背景 247

看不见的食物和难以捉摸的筵席 254

第八章尾声:盛宴之后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序言/前言/后记

引言:盛宴之邀

倘若庆贺新生儿命名(Amphidromia)的宴会已经开席,门上怎能不挂花环,探出的鼻子怎能闻不到美味?因为此时应按风俗烤香来自半岛的切片奶酪,烹煮浸在油中晶莹发亮的卷心菜,炙烤几块肥美的小羊排,拔下斑鸠、鸫鸟和雀鸟的羽毛,同时狼吞虎咽地吃下墨鱼和鱿鱼,小心舂捣蠕动的水螅,并饮下一杯杯未过分掺兑的醇浆。

—厄庇普斯的《革律翁》,引自阿忒奈奥斯的《宴饮丛谈》

(Epippus in Geryones, in Athenaeus IV: 370c-d, in Garnsey 1999: 128)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最著名的公共艺术殿堂,其高大的大门两翼矗立着40根石柱组成的柱廊,式样仿效普里埃内(Priene)的雅典娜神庙和忒俄斯(Teos)的酒神狄俄倪索斯(Dionysius)神殿,顶端的山形墙上雕刻有古希腊时期的人物形象,他们象征着文明的进程(Mordaunt Crook 1972)。这座博物馆旨在收存各个文化的珍宝,它们记录着人类从远古走向现代的进程,在高悬的穹顶下,被永远笼罩在柔和的阴影中;这里厅室相连,巨大的楼梯以不可阻挡之势螺旋上升,将我们引向那些来自许久之前和千里之外的物件。700万件争奇夺目的藏品或陈设于基座之上,或展示于箱柜之中,任凭时光荏苒。在它们的面前,连时光也得折服退让—古希腊人的双耳喷口罐(kraters)和基里克斯陶杯(kylixes,一种双耳、浅口的有脚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银制容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地区乌尔城(Ur)的黄金碗,中国商代的青铜鼎,日本的漆器,等等,都被贴上博物馆的标签,吸引人们注意其优美的形状、高雅的色泽和精巧的纹样。展品仿佛在宣告这形形色色的就是“艺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普遍本质与缩影。但,果真如此吗?

如果不将这些物品视为“艺术”,你会看到什么?尽管它们如今空空如也,被剥去了自身的功能和处境,但它们都曾是盛放佳肴美馔的餐具,是能倾倒出精选佳酿的酒壶,是插着吸管供人啜饮、装点着黄金和青金石的高大啤酒罐,是堆着如山高的水果和蛋糕的大浅盘,是雕有饮宴场景的圆筒印章,是描绘了在宾客间奔走如飞、衣襟飘起的仆从形象的雕带。充塞这座博物馆的不是“艺术”,而是无数幽灵般的盛宴的一息尚存。

盛宴!没有几个词语能蕴含如此多的期盼和欢欣,其中又混杂着来自通俗理解的隐晦内涵和联想,2010年版《牛津英文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将“盛宴”定义为:为向某人致敬或标记宗教/世俗纪念日而举行的、令人愉快且具有庆祝意义的事件;与某地相关的节庆;为若干宾客举行的豪华饮宴或娱乐活动;具有一定公共属性的宴会;一顿不同寻常的、丰盛而可口的饭菜。然而,这就是“盛宴”前世今生的一切吗?

大英博物馆以及世界各地其他大大小小同类机构的藏品显示,宴会和宴请是“世界范围内社会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Dietler and Hayden 2001 b: 2),是贯穿每个历史时期的全人类共通之处。然而,尽管宴会普遍存在,但对过往宴会(尤其是前现代欧洲以外地区的宴会)细节的了解却只限于高度专业化的学术领域。博物馆管理者喜欢说“每件物品都讲述了一个故事”,但就宴会和宴请而言,更恰当的说法是“每件物品都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博物馆里的饮宴器具是在怎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底下被使用的?这些古老的宴会是什么模样,它们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不久之前,这些都还不被认为是严肃的学术问题。直到20世纪60年代,除了研究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学者(Wilkins 2012; Wilkins, Harvey and Dobson 1995; Halstead and Barrett 2004; Gold and Donahue 2005)和经济历史学家以及民俗学者(Scholliers 2012: 59; Scholliers

and Clafin 2012)之外,研究古代史的历史学家往往对食物、酒水和饮宴缺乏兴趣,这一点“已被他们自己无声胜有声地证实了”(Bottéro 2004: 2)。不过还是有例外的,尤其是法国历史学家、亚述(Assur)专家博泰罗(Bottéro),他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饮食,翻译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食谱,其中汇集了名贵的菜肴,堪称宫廷烹饪的典范(2004, 2001, 1999, 1995, 1987, 1985)。还有分子考古学家帕特里克·E. 麦戈文(Patrick E. McGovern)(2009, 2003; McGovern et al. 1995),他追索种植葡萄酿酒的起源及惯例,并为酿酒厂和文化遗产活动重现古代佳酿提供建议,尤其是曾出现在“弥达斯王的葬宴”(King Midas’s Funeral Feast)上的美酒。博泰罗和麦戈文都将饮食置于更宏大的社会和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他们的菜谱让过去的饮食能被重新制作出来、供人享用,给这个领域增加了新的维度。不过总的来说,食物和宴会即便真的被提及,也只是历史的注脚。

文学作品则另当别论。希腊和罗马时代古典作品的断章残简充满了如本章开头那样的描述,而下面这段话来自欧洲最古老的烹饪书,公元前4世纪生活在杰拉的阿刻斯特剌图斯(Archestratus of Gela)所著的《奢华生活》(Life of Luxury),原文是韵文,这里以散文形式呈现(Wilkins and Hill 2011):

盛宴之中,人们总是用丰饶大地上的各色鲜花制成花冠,点缀头上;用蒸馏提炼的香水轻抹头发,并终日遍撒没药与香薰的细末,它们是来自叙利亚的芳香果物。而当你饮酒时,这些美食被送到面前:用莳萝、味道很强的醋和串叶松香草烹煮的母猪腹肉和子宫;煨烤而成的鲜嫩禽肉,以及任何当季的食材。

(Archestratus, fragment 62 in Wilkins 2014: 181)

然而,包括该书在内的无数著作都被视为文学作品,或在某些情况下被当作医学资料而不是历史文献。在文学分析中,食物不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而是隐喻,是道德和价值的载体,自成一套论调,远离历史和日常生活。点明享乐的危险和批判奢侈无度是反复出现的主题。

这种观点融入了西方文学传统并成为内在的文化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它在学术上体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忧惧心理:醉心于研究食物和饮宴会导致著作被视为一种“时髦的消化不良”(Dietler and Hayden 2001b: 2),失之肤浅、琐碎。霍尔兹曼警告说,以食物为中心的通俗分析,会让对品味的研究降格为单纯研究“美味”,只能逢迎西方“享乐主义者”的感官(Holzman 2006: 164),而萨顿(Sutton)则提醒说,虽然赞美食物值得称道,但使研究不至沦为“享乐主义”—通过奢侈放纵、感官刺激、暴食等一切方式无节制地追求欢愉—的牺牲品十分重要。实际上,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倡导节制和简朴生活,他认为社交比单纯的吃喝更有价值,他说:“在张罗饮食之前,我们应先寻找同食共饮的伙伴。因为形单影只地进食与狮和狼的生活无异。”

然而,对“享乐主义”一词的曲解和误用已成痼疾。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对谢拉特所谓“没有矫饰和贪婪的乌托邦世界”的学术憧憬(Sherratt 1999: 13),和被埃利亚斯界定为欧洲布尔乔亚式对于名流精英的光鲜、“放纵”的不满(Elias 1983),这种态度出现于近代早期并长久以来妨碍着对于宫廷社会的研究。在鄙薄和反对的阴云底下,博物馆里的宴饮器具被剥夺了语境,变得喑哑无声,仅作为“艺术品”展示也就不足为奇了。总之,宴会“被当作琐碎或不重要的活动,与更严肃的问题并不相干”,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社会的途径,它一度是“几乎完全遭到忽视的关键因素”(Hayden and Villeneuve 2011: 435),直到发生了如下变革。

名家推荐

读了这本书你将再不会以老眼光看待博物馆里的文物。所有那些在古代伟大筵席和庆典中使用的大锅和杯子,碗和广口杯,都在香里·奥康纳这本引入入胜的书中获得了生命。

——蕾切尔·劳丹,《美食与文明:帝国塑造烹饪习俗的全球史》作者

《无尽的盛宴》极为精细、富丽和迷人。宴会在奥康纳处并不只是一些事件和活动,而被当作经济与文化的基本要素来讨论,奥康纳修正了我们对饮宴的动力和共食行为的理解。

——玛丽 C.博德里,波士顿大学

香里·奥康纳提醒我们,分享食物与政治联盟的形成(与解体)、不平等的结构、宗教实践的出现,以及生命本身的哲学紧密相连。

——丽贝卡·厄尔,华威大学

编辑推荐

“宴会”真的是一种过于复杂又过于迷人的现象,其中聚集了太多的人员、物资、事件和社会动力,它令与宴者同时感到欢愉和焦虑。而本书的好处在于它既能令读者从文明的高度理解古代人为什么要举办宴会、为什么要如此举办宴会,又能提供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小知识——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权贵不喜欢用吸管饮酒,再如日本人尽可能回避提到食物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神的呕吐物。在“最大”与“最小”之间灵活地游走而不荒废任意一端,可能这也是人类学叙述的魅力所在吧。

精彩预览

1241年基辅陷落之后,蒙古人入侵东欧,两名方济各会修士分别造访了新蒙古帝国大汗的王庭。第一次旅程(1245—1247)的主角是教皇英诺森四世(Pope Innocent IV)的使者柏朗嘉宾(John of Pian de Carpini);第二次(1253—1255)则是鲁布鲁克的威廉修士(William of Rubruck),代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King Louis IX of France)。他们的任务是:抗议蒙古大军的劫掠破坏行为,并请求他们罢手;了解蒙古人是否可能被归化成为基督教徒;观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以便评估未来的威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记录了正开始席卷整个大草原的社会和烹饪变革的早期阶段。

在深入草原之前,柏朗嘉宾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附近受到蒙古西部前哨部队的接待,住在拔都亲王(Prince Batu)的营地中,他是成吉思汗之孙和金帐汗国(Golden Horde)或称钦察汗国(Kipchack Khanate)的领袖。拔都是除大汗之外最有权势的蒙古王公,生活相当优越,身边环绕着在对欧洲的军事行动中掳获的战利品。拔都接待来访者的帐篷洁白、宽敞,用亚麻织成,它曾经属于匈牙利国王。在一群全副武装的门卫和官员的陪同下,拔都在帐篷中接见了这位修士,他在帐篷中与众妻子中的一位一同坐在架高的座位或王座之上。柏朗嘉宾记载道,“他的兄弟、儿子和其他地位稍逊者都坐在中间较低的一条长凳上;其余的人坐在后面的地上,男人在右,女人在左”(Carpini in Dawson 1955: 57)。在这样的情境下—因为他从未拜访过大汗—修士被安排坐在帐篷左侧或者说从属的一侧。后来,当被引见给大汗后,他就坐在右边的观众席或集会者席位上了。除了君王和贵族的王座和长凳之外,帐篷中唯一一件家具放在中央靠近门的位置—上面放有盛酒的金银器皿的桌子。帐篷分为右边和左边,男女各占一边,地位体现于座位高低和位置,而一张饮酒用的桌子占据了中央和媒介的位置,这在整个草原的各个层级中都是如此。

柏朗嘉宾几乎立刻被拔都准许去谒见远在东方的大汗,而他的困苦经历由此真正开始了。尽管两位修士旅行的时间相差8年之久,拜访了不同的汗王,并且采取了不同的路线,柏朗嘉宾从俄罗斯出发,而鲁布鲁克从阿卡(Acre)出发,但其记叙却是相吻合的。在他们拜访大汗的漫漫路途中,两位修士都和向导一起生活了数月,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蒙古人在欧洲人的眼中十分奇怪。就像鲁布鲁克所说(Jackson and Morgan 1990: 71):“当我来到他们之中,我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柏朗嘉宾则将他们描述为“与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一样”,有着“扁平而小的鼻子,小眼睛和直直立起的眼皮”—指的是亚洲民族典型的内眦赘皮。他们将头发“留得长长的,跟女人的头发一样”,编成两个辫子,分别绑在双耳之后,露在束腰外衣外面,长及大腿(in Komroff 1929: 28-9)。他们报告说,蒙古人骑的马比欧洲马更小、更快、更吃苦耐劳,每个人都有若干匹马,至少5匹,以确保总有新的坐骑。除了用在作战、劫掠和运输中,修士们还提到将马作为食物来源,提供马奶、肉和血(Levine 1998)。马最初是作为食物被驯养的,这是蒙古人饮食的核心所在,此外,马还提供皮和毛,可以穿着和使用。马是草原上的基石,对社会、经济和烹饪生活而言不可或缺。正如民族史诗《蒙古秘史》所言:“没有马,哪有蒙古人?”

与斯基泰人类似,大草原上没有长久存在的城市。蒙古人是流动的,在冬季较温暖的地区和夏季较寒凉的地区迁徙放牧(Rubruck 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他们住在圆形毡帐中。根据鲁布鲁克的说法,小型帐篷可以迅速拆卸并由牲畜驮运,而较大的固定帐篷—有些直径达30英尺—则由车轴大如船桅的牛车运输。骑在马背上的两位修士会喜欢相对舒适的蒙古牛车。此外还有载着成箱财物的较小的货车,以及堆满辎重的大车。修士们注意到,在征战或迁徙时,骑马的男人会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后面是女人、儿童和牛车载负的财货,随行的还有牛、绵羊、山羊和马,有时还有蒙古骆驼。在对大车的管理上,修士们也提到了社会角色的性别分化—在《蒙古秘史》中,这一点十分明显地贯穿了蒙古社会的方方面面。大车由女人驾驶。一个女人足以驾驭二三十辆绑在一起的大车。她坐在领头的大车上赶牛,绑好的大车和牛群跟在后面,行驶速度对于沿途驱赶畜群十分便利。除了驾驶大车,女人还负责支起和收纳可移动的帐篷、挤牛奶、搅拌黄油、搜集食物和制作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物品。这种分工解放了男人,让他们能够放手狩猎、劫掠和战斗,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环境开发和社会组织模式。女人也能骑马和射箭,儿童也从小就开始学习这两项技能。

修士途经的这个国家不宜农耕但适于放牧,柏朗嘉宾这样写道,尽管有“酷烈的空气”和“惊人地变化无常”的天气在肆虐。夏天,这里极度炎热,并且会突然电闪雷鸣,冰雹倾泻而下。其他时候,“寒风如此猛烈,以至于有时男人无法骑马……(并且)我们常常不得不匍匐在地上,因漫天沙尘而目不能视”(Carpini in Komroff 1929: 28)。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人口处于迁移之中,食物供给不稳定,用餐要看机会而非定时进行,这些都被修士们的亲身经历所证实。

柏朗嘉宾描述道:“我们早早起身,一直行进到夜晚都没有吃任何东西,而且我们常常很迟才到达宿处,导致晚上根本没有时间进食,原本应该在当晚吃的东西到早晨才给我们。我们常常更换坐骑,因为马匹绝对不缺,我们骑得飞快,决不停歇,马匹能跑多快就跑多快。”鲁布鲁克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我们只有到了晚上才拿到食物,”他写道(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141),“他们早上会给我们一些喝的东西或(做成汤的)黍米,晚上则会有肉—羊肩和肋排—以及能喝多少就有多少的肉汤。”然而,这貌似贫乏的食谱对于西方人而言实为不祥之兆,他们担忧即将遭到来自大草原的侵略。柏朗嘉宾(in Komroff 1929: 30)报告说,蒙古人“非常吃苦耐劳,而且当他们断食一两日之后,他们就唱起歌来,并且欢乐得仿佛已经填饱了肚皮。在骑马时,他们能忍受严寒和酷热”。并且鲁布鲁克发现,“当我们喝了足够的肉汤时,我们就完全恢复活力了,我认为它是最有益健康的饮品,特别有营养”(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141)。

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所看到和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违背了欧洲的烹饪和饮食规则。因为中央大草原几乎没有树木,从精英阶层到底层的每个人都靠牛粪和马粪生火取暖并烹饪肉食,因为他们有“很多牲畜,例如骆驼、牛、绵羊和山羊……他们所拥有的公马和母马的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Carpini in Komroff 1929: 29)。修士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燃料。当穿越开阔的野地时,鲁布鲁克注意到他们有时必须吃下半生不熟的肉,因为无法积存足够的牲畜粪便用于生火。起初,柏朗嘉宾轻蔑地称蒙古人什么都吃—狗、狼、狐狸和马,甚至老鼠,而鲁布鲁克则提到了土拨鼠和榛睡鼠。但当他们经历饥饿和极端条件时,修士们转而赞赏这些补给资源的重要性,它们曾养活了年轻的成吉思汗一家人,并且当情况艰难时可以仰赖。浪费食物被严格禁止,据说源自成吉思汗,但可能早很多。动物的每个部分都被吃掉或派上些用场,骨头在剔出骨髓后才喂给狗,洗餐具只是在肉汤中涮一涮,然后洗碗水又放入锅中,既是因为丝毫不可浪费,也是因为水在大草原上是一种珍贵资源。没有立刻烹饪的肉被剁成细条,并在太阳下风干,以备未来之用。肉干重量较轻,易于运输,并且放在大锅中一煮便是一道肉汤。黄油也被储存起来,女人把牛奶煮熟,从中提取黄油结成凝乳,随后将其在太阳下晒干,直到变硬为止。当冬季来临,他们将干黄油块放入皮囊,倒入热水,反复搅动,直到凝乳溶解,复水成酸奶。

普通人不使用桌布或餐巾,把油乎乎的手在裤子上或草上擦一擦了事。他们“没有面包、香草、蔬菜或任何其他东西,除了肉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他们吃得很少,其他民族几乎无法靠这么点吃食生存”(Carpini in Dawson 1955: 16)。上菜的方式极尽简朴,不过仍会努力显示出偏好和地位:“他们中的一个人将食物切成小块,而另一个人用刀尖插住它们,分给每个人,一些人较多,一些人较少,取决于他们是否想对其表达以及表达多少敬意”(Carpini in Dawson 1955: 17)。鲁布鲁克也给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记载。“他们用一头绵羊的肉就能养活50到100人,”他宣称,“他们将肉切成很小块,放在一只盘子上,旁边放着盐和水,因为他们没有别的调味料……并且给旁边每个人一两口食物,这取决于就餐的人数……主人自己首先取用他想要的。”(Rubruck 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75)

蒙古人与斯基泰人类似,他们对于流食的偏好胜过固体食物,不仅肉汤无所不在,还有若干种奶。用柏朗嘉宾的话来说:

只要有马奶,他们就大量饮用;他们还喝羊奶、牛奶、山羊奶,甚至骆驼奶。他们没有葡萄酒、麦芽酒或蜂蜜酒,除非其他民族提供。此外,在冬季,他们没有马奶,除非是富人。他们用水煮黍米,并且煮得很稀,不能吃,只能喝。他们每个人早晨都喝一两杯,白天不再吃东西;但到了晚上,他们都能分得一点肉,并且喝下肉汤。但在夏季,鉴于有大量马奶,他们很少吃肉,除非恰巧获赠,或是在打猎时捉到一些鸟兽。

(Carpini in Dawson 1955: 17)

马奶酒是这样酿造的。在应季时的早晨挤出马奶,然后将新鲜马奶搅动到起泡发酵,并形成黄油。将黄油取出,刚刚发酵的浑浊并略有酸味的马奶就能够饮用了。“人喝完它之后,舌头上会留下杏仁奶的味道,并且体内涌起一种愉悦感”,鲁布鲁克写道(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81)。另外一种经过净化过的马奶酒,或者说黑马奶酒,是专为精英阶层酿造的。马奶被搅拌到所有固体物质都沉积在搅拌器底部,只留下干净、甜美的液体,这是非常珍贵的,它被鲁布鲁克描述为“一种着实怡人的饮品”(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82)。蒙古人每天消耗的马奶酒数量巨大。拔都亲王有30个离他自己的营地一天路程的小营地,每个营地都提供了3000匹母马的马奶以制作普通马奶酒,另外还有用来制作黑马奶酒的。在冬季无法获得鲜奶时,蒙古人用大米、黍米、小麦和蜂蜜制作饮品,而葡萄酒则是从远方运来的,但是“在夏天,只要他们有马奶酒,就不在意其他任何食品了”(Rubruck in Dawson 1955: 97), 并且他们特别注意避免喝纯水(in Jackson and Morgan 1990: 83)。13世纪20年代的中文文献也显示出蒙古人对奶制品的依赖,“其为生涯,止是饮马乳以塞饥渴”(Chao Hung, meng-ta pei-lu[ (宋)赵珙《蒙鞑备录》。] in Buell, Anderson and Perry 20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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