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的旅德随笔集。作者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足迹遍及德国多个地区，搜集了大量德国历史资料，对其文化有深入体悟。书中每篇文章均以亲身经历、具体事件或人物为发端，生发开去，追昔抚今，以通俗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德国历史中的大小事件和重要人物，每每富有戏剧性，并配入大量历史图片和实地拍摄的照片，力求为读者全方位提供形象而生动的德国信息。本书既可作为通俗的文史哲类读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文化旅游的向导书籍。

孙小平，1954年生，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数年，后赴德国求学，获德国汉堡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0年于复旦大学任教，现主要从事中德两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 1

众神居所，生死因缘 / 34

枪口前举起双手的男孩 / 60

“女武神行动”与所多玛的义人 / 75

想要回家的好人 / 94

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 / 111

JEDEM DAS SEINE / 130

踽行孤影 / 151

阿尔卑斯山逃生记 / 189

我感受着痛苦的馈赠 / 207

被绊倒的是人的心灵 / 216

“我与死亡有个约会” / 233

我的心牵挂着那垛孤独的城墙 / 249

你的墙垣常在我的眼前 /275

德意志是个伟大民族，百年震荡，大起大落，为世界史上仅有。八千万人悲欢离合，生生死死，纵有莎士比亚再世也难道其万一。

小平在那块土地上生活了四十年，可谓“知德派”。我跟他多次游历德国，每一次他都“别有用心”，让我有意外收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13年初冬从柏林去汉堡，途经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车停处，先让我抬头看。此前刚去过乌拉尔山，寻访世界唯一仅存的“古拉格”真迹，在关押索尔仁尼琴之类的铺板上平躺过一会。也去过布达佩斯“恐怖之屋”（Terror Háza），在纳吉被枪毙前的地下“站笼”里竖立片刻，体验过一次。恐怖与丑陋，我已见惯不惊，但他那一次让我抬头看，着实意外，至今难忘。那是用铁条打出的一条标语：“劳动创造自由”（Arbeit macht frei）！这句话既熟悉又意外，熟悉不必多言，意外是它的原出处竟是30年代的纳粹集中营，而且是以黑铁拼成大字，焊接在纳粹集中营的门栅上！这一次他终于出书，嘱我作序。我想利用这一机会把他诸多“用心”事先说穿，好让读者朋友有个思想准备。

一，战败是德意志重生之路。

20世纪30年代纳粹崛起，横行欧洲，德国内部健康力量有反抗，终于被镇压；外部绥靖主义盛行，英法民主国家步步退让。在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德意志走上一条浴火涅槃之路：只有让邪恶力量自食其果，在它挑起的对外战争中彻底战败，才是德意志摆脱绝境，转向正常国家的必由之路。

百年德意志所经历的政治变迁，几乎是一张教科书级别的政体清单，举凡人类能够设想的各类政体，它一一不漏：威廉二世的君主专制，一战战败后的魏玛宪政，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二战战败后国土分裂，东部实行苏联斯大林体制，西部既有可隶属“第二国际”的英占区工党式社会民主主义，也有可谓古典自由主义的美占区市场经济，两德统一，最终归于联邦德国的波恩宪政。在这份政体清单中，时间窗口打开过两次，且都是因为战败：前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在君主专制的废墟上建立了魏玛宪政，因内部软弱和1929年经济危机导致纳粹上台而解体；后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在纳粹暴政的废墟上建立了联邦宪政，延续至今。区别在于，前一次发源于内部，因自身发育不够而失败，后一次来源于外部，盟军的打击犹如刮骨疗毒，彻底铲除本民族内部健康力量难以为敌的专制毒瘤，由外部移植入民主宪制，至今未败。

假设一个德意志人生于1900年，终于2000年，上述教科书清单中各类政体，从民主到专制，再从本书所述“不法国家”死里求生，这位百岁老人都经历了一遍：魏玛时期任文职，服务于这一民主政体；30 年代加入国防军，无法忍受纳粹“军党国”体制，多次参与谋刺希特勒，最后参加本书所叙“女武神行动”。百年震荡，尽收眼底，当本民族内部所有的健康力量无以为继，最后出现的局面是“健康无力量，力量不健康”，他该作何想？

或许，他迟早会想起列宁主义的那一著名论断：“革命的阶级在反动的战争中只能希望自己的政府失败。”面对这样一个邪恶政体，本民族不能自救，那就只能让本国政府战败，借助外部文明力量将它打翻在地，一次不够，那就两次，两次不够，那就三次，总有一次，本民族内部健康力量会绝处逢生，高呼“我们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并推倒那堵柏林墙！何谓浴火涅槃？无浴火，则无涅槃，浴火在先，涅槃在后。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社会与民族才能重生，意大利如此，日本如此，德意志更是如此。

二，反思迟早会来，德意志从战败之后第二代人开始。

中国读者比较熟悉1968年西方青年左翼运动，如法国“五月风暴”、德国“红军旅”等，狂飙突进，夺人眼球，过后则如雨过地皮湿，并未留下建设性成果。与此同时，历史的另一页我们却绝少介绍——德国 68 年人的“厨房问责”。

中国读者熟悉战后阿登纳时期的经济起飞，但很少人知道这一时期也是德国“沉默的一代”。众多纳粹官员进入阿登纳体制，担任要职，民众则陶醉于物质丰裕，满足于经济起飞的政绩，却对此前的历史讳莫如深。检察官鲍尔特立独行，坚持追问“沉默的一代”的历史罪责。以1968年的学生运动为触点，激发起全社会的追责与反思，青年一代在家中追问父母：在纳粹德国犯下滔天罪行时，你们知道吗？你们做了什么？

这样的对话多半是在家庭之内发生，故名“厨房问责”。也因为是家庭内部的对话，不像街头暴动那样激烈，当年并无轰动效应，但在德国战后的社会建设尤其精神重建中留效长远。如果没有这一全民反思，整个社会仅满足于经济起飞之政绩，“沉默的一代”衍生为“沉默的二代”“三代”，德意志在精神上很可能会重蹈第一次战败之覆辙：我们仅仅是战败，而不是在精神上饱受奴役。因战败而承受的浩劫，被经济业绩抹平，直至全民失忆，最后为某一僭主或极端势力所蛊惑，德意志再次成为战争的温床。倘若如此，德意志只有“浴火”，没有“涅槃”，今日获得的文明社会与国际尊重，将无从想象。

饶有意味的是，当年“厨房问责”的有形成果如今落实于足下：青年志愿者们寻访当年遇难者遗迹，在他或她的门前路面，铺设一块铜牌，铭刻遇难者名氏与生卒年月，提醒路人停步于此，留意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德国人将此称为“绊脚石”。这种“绊脚石”于 2010 年曾在上海世博会参展，万千展品花团锦簇，我以为最具精神品味的展品，就是德国馆这块普普通通的“石头”。可惜，当时传媒全体出动，连篇累牍，迷醉于花花世界，就是没人注意到这一块“石头”。今有小平之用心，在书中补述这一课，释我十年之遗恨，填补了大众认知的空白。

三，全民反思也有争论，如阿伦特就艾希曼审判案提出过“平庸之恶”，这一概念能否成立？

依我之见，这一概念貌似深刻，其实是一次思想误导，可谓“脑雾”。战后全民反思，人人都应参与，在这个范围内，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无大碍，且有助于精神重建。但有两个界限似应留意：从哲学进入法学层面，罪恶就不是人人有份，“平庸之恶”作为抽象概念应在此止步，此其一；进入法庭追责，涉及罪犯之主动为恶，与胁从者为求生而表现的怯懦，“平庸之恶”不应进入追责控辩，此其二。阿伦特语不惊人死不休，一时“脑雾”，跨过了这两条界限。

这一“脑雾”可能与她早年吸吮海德格尔那一“毒鸡汤”有关，据说她后来有歉悔，可谓“反思之反思”，这是值得尊敬的。小平是在德文媒体中看到这一歉悔的，我在国内始终未见。

问题是即使有报道，中国知识界也未必理会。与此相关的是，她在另一本书中把极权主义起源说成“现代性”所致，把古已有之的极权主义在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技术翻版，说成是“现代性问题”，更可见海德格尔的影响。阿伦特早年受海德格尔误导，此后有反思，一时未能反刍尽净。但在中国知识界，文学能力强，思辨能力弱，能接受阿伦特的“脑雾”，却难以接受阿伦特的反思。海德格尔那些说法在中国还很时髦，动不动就是“在”（Sein）、“存在”（Dasein）、“人诗意地栖居”（dichterisch wohnet der Mensch）。阿伦特已经反刍，虽未吐尽，国人却甘之如饴。

综上所述，德意志之所以有今天，与战败、战败之后全民反思、反思中有思辨，息息相关。此时读读小平这本书，听他讲讲那些人那些事，或许有所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还确实有那样一块来过中国的“石头”。

余不赘，是为序。

■ 十四段二战德国的风云往事

全书由十四篇篇幅不一的文章构成，它们事实上是十四段惊心动魄的二战德国往事。这些故事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回应以及扣合，同时也被笼罩在历史迷雾下，很大程度上不为读者所熟知。作者旅德四十年，足迹遍布德国，在游览韦尼格罗德古城、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观赏吕讷堡石楠草原等地的途中，作者利用大量的史料，发挥史学的想象力，辅以大量图片、照片，拼凑出了故事的全貌。其中所涉人物既有当时德国叱咤风云的名流，亦有黯淡得几乎不可见的小角色，他们各自的命运将他们带到同一个历史时空当中，演绎了一出出悲喜交加的剧目。

■ 风光景致与人文历史的完美交融

本书是一部以旅游见闻与感想作为楔子的历史随笔集，作者于行路中不止沉浸在或旖旎或巍峨的景观中，还试图深挖潜藏在其下方的历史沉淀，使自然风光增添了一层厚重的历史纵深感。缘此，读者既可将本书作为通俗的人文读物，也可以用作德国文化旅游的指南参考。

■ 叙述手法多样，可读性强

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易懂，亦不失斐然的文采，大大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而在叙述手法上，作者时不时利用闪回、拼接，补充交代了人物背景和社会背景，丰富了可读性。

■ 反思战争与人性

叙事与绘景不尽是作者的全部意图，揭示战争的残酷、命运的无常，暴露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善与恶，警醒世人避免重蹈纳粹德国的覆辙，这些皆是作者的用心之处。凡作者所述之事，无一例外都在向读者传达，即使是在乾坤颠倒的年代，并非所有人都曾与暴虐的利维坦同流合污，世上依然有熠熠生辉的良知存在。此外，作者也对历史中个人命运的纵横交错、险象环生多有感慨，“在历史长河中，个人的命运亦如扬花飞絮，随波逐流，渺小无助，因果无常”。

被绊倒的是人的心灵

——“绊脚石行动”侧记

步行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城市的人行道上，如果用心注意一下脚下，会发现被上海人称为“弹格路”的拼石路面中常常出现金黄色铜面石块，铜面上镌刻有文字，一般是以“这里曾住有”（Hier wohnte）起首，之后是当年的居住人姓名、出生时间、被抓走的时间和死亡的地点与时间等信息，也有当事人确切死亡信息不详，在其最后消失处之下以三个问号结束的。这些铜面石块是一个民间发起的项目，用以纪念在纳粹暴政下被杀害或被迫害致死的众多亡灵，被称为“绊脚石行动”或“金色绊脚石行动”（Die Aktion Stolpersteine）。

“绊脚石行动”的创意构思源于1947年出生在柏林的艺术家冈特·德姆尼希（Gunter Demnig）。绊脚石（Stolpenstein）是十厘米见方的混凝土块，朝上的一面贴嵌了镌刻有纪念文字的黄铜板，亦有长条形的，被称作“绊脚槛”（Stolperschwelle）。绊脚石一般铺设在遇难者生前住所门前的路面上，与铺路石平齐。目前，已经有超过七万五千块绊脚石被铺设在德国和欧洲其他的国家。2019年12月29日，德姆尼希在巴伐利亚的梅明根（Memmingen）铺下了第七万五千块绊脚石。

1990年，适逢纳粹德国驱逐犹太人五十周年，居住在科隆的德姆尼希注意到了科隆当年一千名吉卜赛人被驱逐的历史。德姆尼希认为，驱逐这批吉卜赛人的行动是纳粹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预演。德姆尼希驾驶着用于市政建设的路面喷涂机，在马路路面上喷涂他自己调制的色彩斑斓的涂料，从当年吉卜赛人的居所到他们被集中的位置，再到他们被运去波兰的科隆多伊茨火车站（Bahnhof K?ln-Deutz），在科隆市区的地面上划出了一道长达十五公里、灿烂绚丽的彩线。德姆尼希之所以选用绚丽的色彩来描述这段历史，是因为他考虑到当时那些被驱逐的吉卜赛人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他们对驱逐行动并不抗拒，甚至在谎言的诱骗之下还会主动配合，然而大多数被驱逐者最终死在了波兰的集中营。随着时间的消逝，德姆尼希喷涂的彩线也在路面上褪色消失，于是他收集了不少黄铜片，钉在彩线的残痕上，以使这条“死亡之线”的痕迹不至于被时间抹去。德姆尼希在钉铜片的时候，一位过路老太太问他在干什么，还称赞他的手工活干得漂亮。“这条路的一端是吉卜赛人的居所，另一端是他们死去的集中营。”戴姆尼解释道。“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这位老人年纪很大，应该经历过大屠杀时期，但却对此十分惊讶，“我在这里住了许多年，从没有听说过邻居里有吉卜赛人。”

通过和老太太的对话，德姆尼希突然醒悟，他在城里马路上画的彩线很难说明什么。在遇难者曾经生活过的社区，他们的痕迹已经被抹去了。“如果奥斯威辛是终点，起点就是遇难者自己的家。他们的名字应该被带回家！”把遇难者姓名带回家的念头激活了戴姆尼希的“绊脚石行动”的灵感。

1990年10月，德国吉卜赛人协会（Rom e.V.）向科隆市政府申请将当年吉卜赛人被纳粹驱逐的路线列为被保护纪念物，并在沿线使用金属路石作为标记。科隆市政府对此不置可否，通过不停讨论、反复论证的合法程序，市政府终于成功使其无疾而终。1992年12月16日，是帝国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见本书《那片天粘地漫的紫色》）下达驱逐吉卜赛人的《奥斯威辛法令》（Auschwitz-Erlass）五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未经当局许可，德姆尼希将一块带有纪念铜板的石块镶嵌在科隆市政厅前的路面上，铜板上的铭文是《奥斯威辛法令》的起首文字。这一明显具有挑衅意味的行动收到了效果。科隆市政府尽管很不愉快，称之为“非法”，但是并没有对之采取措施，反倒表示出了容忍的态度。在当时的媒体报道中有人将之称为“绊脚石”，此乃“绊脚石”名称之滥觞。

随着对受害族群的关注日益扩大，德姆尼希发起了“绊脚石行动”，他的原初计划是要在全欧洲为六百万被杀害的犹太人铺设六百万块绊脚石，不过，一旦进入计划的实施阶段，骨感的现实使德姆尼希发现自己面临一系列困难，对这个“自大狂之欧洲艺术项目”（Gr??enwahn-Kunstprojekte für Europa）根本无从下手。困惑之中，科隆安东尼特教堂的库尔特–维尔纳·皮克（Kurt-Werner Pick）牧师启发他说：“也许你不能从一百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

位于科隆市中心的安东尼特教堂是科隆的第一个新教路德宗教堂，有支持和援助具有历史担当意识的艺术家的传统。德国表现主义雕塑家恩斯特·巴拉赫最重要的作品《悬浮天使》就是通过安东尼特教堂得以保存和传世（见本书《死亡也并非所向披靡》）。

1994年，德姆尼希制作的首批二百五十块绊脚石在安东尼特教堂向公众展出。1995年1月4日，还是未经当局许可，德姆尼希将首批绊脚石铺装在科隆的街道上。1996年5月，德姆尼希参与了在柏林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举办的“艺术家调研奥斯威辛”（Künstler forschen nach Auschwitz）的艺术展览。在展览期间，德姆尼希未经当局许可，再次在柏林的奥拉尼恩街（Oranienstra?e）上铺装了五十一块绊脚石。

1997年7月19日，在奥地利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服务中心的努力下，德姆尼希得到萨尔茨堡市政府许可，在萨尔茨堡旁的圣格奥尔根镇（St. Georgen bei Salzburg）首次合法铺设了两块绊脚石，以纪念约翰·诺比斯（Johann Nobis，1899—1940）和马蒂亚斯·诺比斯（Matthias Nobis，1910—1940）兄弟。诺比斯兄弟并不是犹太人，但他们的信仰要求信徒不得接触武器，因而不得当兵。1935年3月德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后，信仰与国家法律发生直接冲撞。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诺比斯兄弟拒绝服兵役。1939年11月23日，德国发动波兰战争后近三个月，诺比斯兄弟等一批信徒被帝国战争法庭以“腐蚀战斗力”（Wehrkraftzersetzung）罪名判处死刑。1940年1月，诺比斯兄弟在柏林先后被纳粹当局处决。

战后，因为拒服兵役的确触犯了当时的法律，这些遇难者的身后命运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绊脚石的铺设以及萨尔茨堡市政府将诺比斯兄弟界定为“抵抗运动战士”（Widerstandsk?mpfer），结束了长期的困惑和干扰，使死者安息，生者足诫。

2000年，德姆尼希终于获得科隆市政府的许可，得以在科隆合法铺设绊脚石。之后，局面被打开，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加入“绊脚石行动”。除了绝大部分欧盟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也先后加入。截至2020年初，共有二十六个欧洲国家加入行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德国馆中有专门的“绊脚石行动”的实物展示和场景播演，德姆尼希本人也曾到世博会举办讲座、接受采访，宣传绊脚石理念。

绊脚石被称作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去中心化纪念物”（die gr??ten dezentralen Mahnmale）。德姆尼希经常引用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当一个人的名字被忘却时，这个人才算真正被遗忘”这一警句，通过把死者的名字带回家乡、带回故园、带回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社区的行动，以此反对失忆、反对遗忘。德姆尼希以“绊脚石行动”表达他对设立中心纪念场所或纪念碑的质疑。在每年的某几天，会有政治人物、社会名流到场献花圈致敬，但是对大多数民众来讲，这些纪念场所往往只是走过、路过、看到过而已。而当在你居住的街道上有绊脚石出现，叙述遇难者已知或未知的归宿，你会惊惧地感知到，遇难者就是你曾经的邻居，罪恶就曾经发生在你的身边。

“他们被带走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在他们被带去的集中营里，他们被编号关押，名字被变成了一串数字，他们被凌虐、被屠戮，却卑微得不能说出自己的姓名。绊脚石的作用不仅是把他们的名字带回家，当人们俯身弯腰阅读绊脚石上的文字时，也是人们对遇难者象征性的鞠躬致敬。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有一个孩子天真地问德姆尼希，绊脚石是不是真的会绊倒人？德姆尼希回答说，人当然不会被绊倒，被绊倒的是人的心灵。

因为“绊脚石行动”的成功，德姆尼希获奖无数。2006年10月，德国总统授予德姆尼希联邦十字勋章。然而对绊脚石的争议也没有平息过。影响巨大的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前会长夏洛特·克诺布洛赫（Charlotte Knobloch）女士曾经表示，将遇难者的名字摆放在地上任人践踏是不能容忍的做法。她尖刻地指责“绊脚石行动”的支持者是当年将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凶手的后代，是一帮“纪念凶手”（Gedenkt?ter），其中的潜台词就是：你们的父辈曾经是凶手，现在你们又要来纪念，让遇难者的名字再次被践踏被亵渎。因为克诺布洛赫女士的激烈反对，有不少德国城市抵制“绊脚石行动”。比如在慕尼黑只允许在私人宅地上铺设绊脚石，曾经在街道上铺设的绊脚石被去除，原先制作好的数百块绊脚石因为没有市政当局的许可，只能临时堆放在慕尼黑音乐戏剧学院。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处于慕尼黑“邪恶三角地”的慕尼黑音乐戏剧学院，其建筑前身是著名的“元首行馆”（Führerbau），亦即希特勒当年在慕尼黑的官邸，1938年《慕尼黑协定》就是在此签订的。

反对“绊脚石行动”的缘由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房屋主人顾虑门前的绊脚石可能导致房产贬值的，也有害怕因为绊脚石招惹是非甚或招致新纳粹分子袭击的。但是，与克诺布洛赫女士的观点相左，即使在犹太人中，支持“绊脚石行动”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不少城镇，绊脚石的铺设往往伴随着法律争讼。在北威州克雷费尔德（Krefeld），因为当地的犹太人协会支持克诺布洛赫女士的观点，反对铺设绊脚石，导致了一场民意公投。根据公投结果，双方作出了妥协：如果物业主人与遇难者家属同意便可以在物业前公共用地铺设绊脚石。斯图加特州法院（Landgericht Stuttgart）曾对当地的一个绊脚石民事诉讼案作出判决，认为绊脚石不会对个人的房地产带来损害或造成贬值。之前北威州法院也驳回了科隆一起认为个人不动产因为绊脚石的铺设招致十万欧元损失的诉状。这些判决后来在众多争讼案中经常被作为支持“绊脚石行动”的判决成例来引用。

2018年，德姆尼希在德国南部临近博登湖的辛根（Singen）为已故德国共产党主席、被纳粹杀害的恩斯特·台尔曼一家三口铺设绊脚石，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辩论。台尔曼是土生土长的北部港口汉堡人，从来没有到过辛根，其女伊尔玛（Irma Th?lmann）于1940年因为婚姻迁往辛根居住，后因受父母株连被纳粹当局在辛根逮捕，与母亲一同被关押在集中营直至战争结束。战后台尔曼母女因为台尔曼的福荫在东德均身居高位，尽享天年（见本书

《我感受着痛苦的馈赠》）。2018年，德姆尼希在伊尔玛当年的住所前为台尔曼三人分别铺设了三块绊脚石，尽管台尔曼并没有到过辛根，其妻罗莎只是根据后世的“考证”，曾经在辛根与女儿同住过数月，而且母亲和女儿并没有死于纳粹之手。纪念台尔曼家庭的绊脚石在辛根市议会激起争议。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责骂为台尔曼一家铺设绊脚石是“记忆独裁者”（Erinnerungsdiktatur）的决定，而时任联邦司法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后任德国外交部长）则公开反击道：“你叫得越响，就越证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绊脚石！”

“绊脚石行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捐助和“认领”，个人或集体交纳费用后可成为石块的“领养人”。有趣的是，由于北威州税务局的介入，如何对绊脚石的性质进行界定在全国范围引起了热议。2010年税务检查后，德姆尼希接到税务部门通知，称绊脚石是大规模生产的铜质指示标记，不能作为艺术创作作品对待，原定对艺术品所征收的7%的优惠增值税率不合理，因此不仅要将税率提高到对普通商品征收的19%，德姆尼希还必须补交过去十余年的税率差额，约为十五万欧元。随着德姆尼希将这则通知公之于众，全国各大电视台和各大报刊均有专题专栏报道，对当局形成不小的压力。很快政府就作出妥协，表示放弃对税率差额补交款项的收取，但今后将对绊脚石征收19%的增值税。德姆尼希将这一妥协称作“丑闻”，依然不依不饶地通过法律途径和媒体渠道抗争，直至北威州财政部长亲自给他打电话，宣布收回增税决定并对绊脚石作出如下定义：“绊脚石行动被认为是集约型艺术创作（Gesamtkunstwerk），因此增值税率仍旧保持7%不变。绊脚石不应被单个看待，而是一个整体，是正在成长壮大的艺术纪念形式。”

2008年10月8日，德姆尼希在捷克布拉格为十六岁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少年彼得·金兹（Petr Ginz，1928—1944）铺下了绊脚石。彼得的父亲是布拉格的一位犹太商人，母亲没有犹太血统，父母亲为志同道合的世界语者，而世界语当时并不被纳粹政权待见。彼得自幼聪慧，堪称神童，从八到十四岁间已经模仿法国科幻作家儒勒·凡尔纳的风格写了《从布拉格到中国》、《阿勒泰山的男巫》、《地心之旅》、《一秒环球》和《史前来客》五本小说，现在尚有《史前来客》存世，小说还附有彼得自己创作的插图。彼得的求知欲极强，对科学有特别的兴趣。在父母的影响下，他还能流利地讲世界语。

纳粹占领捷克之后，根据反犹太人法，年满十四岁、有二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彼得于1942年10月被关进了距布拉格北部约一百公里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是纳粹用来宣传其“善待”犹太人的窗口，特别在早期，营内的气氛相对宽松，生活条件也相对人道。为了缓解国际社会方面的压力，纳粹政权常常邀请国外名流媒体前来集中营参观，作为犹太人在纳粹治下被善待的实例样板。在集中营里，彼得仍然保持着对知识的饥渴，堆满了从被抓进集中营的犹太人那里查抄来的书籍的图书馆则给他提供了求知的条件。彼得在集中营和几位同住编号L417监房的小伙伴们冒着巨大风险编辑出版了期刊《Vedem》——意为“我们来引导”，每逢周五出版，坚持了两年。在集中营里彼得还编过世界语–捷克语词典，写过小说散文。其中一篇文章《漫步特莱西恩施塔特》，对集中营里的各色人等、建筑甚至焚尸房都有描述，极具史料价值。彼得尽管年幼，然情商甚高，在一首怀念布拉格的诗里，彼得将布拉格称为“在石头间的童话”。他非常想念布拉格，但是却知道布拉格并不想念他，在诗中他告诉布拉格自己不能回到布拉格的原因，因为他像一只动物一样正被关在笼中，读来令人心碎。

1944年9月，彼得被转押奥斯威辛集中营。9月28日，在到达奥斯威辛的当天，彼得在毒气室遇害。在离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时，彼得把他的大部分文章和画作交给了1944年被抓进集中营的胞妹埃娃（Eva，1930—2022，后更名为哈娃·普雷斯布格尔［Chava Pressburger］）。埃娃活到了战后，彼得在集中营时期的作品因而得以保存。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前，彼得有写日记的习惯，遗憾的是，战后这些日记一直不知所终。然而在2003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人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运作和安排。

2003年，参与美国航天计划的以色列宇航员伊兰·拉蒙（Ilan Ramon）将要执飞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拉蒙为以色列空军上校飞行员，祖父等家人死于纳粹之手。拉蒙向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表示，希望带一件大屠杀纪念品进入太空，纪念馆推荐了彼得·金兹的画作《从月亮上看地球》。2003年1月16日，拉蒙携带一幅《从月亮上看地球》的复制品升空。2月1日，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重返大气层时机毁人亡，而这一天正

是彼得·金兹的七十五岁冥诞。

除了这一令人心悸的巧合，更匪夷所思的是，拉蒙的牺牲间接导致了彼得日记重见天日。如前所述，彼得在集中营时期之前的文字以及日记等已经佚失不可寻。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以后，举世震惊，各国媒体密集报道有关信息，其中自然提及了拉蒙的命运和彼得·金兹的画作。反复出现在媒体中的彼得·金兹的姓名引起了一位与金兹家族相识的老人的注意，他想起了在他位于布拉格十二区家中的阁楼里存放的那些文字和图画手稿，经过鉴定，居然就是佚失的彼得在被关进集中营前所写的日记以及其他文字作品和画作！在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支持下，埃娃整理出版了彼得从1941年9月18日到1942年8月9日的日记，书名为《我哥哥的日记》。2007年4月，彼得日记英文版《彼得·金兹日记（1941—1942）》问世，引起巨大轰动，被认为是继《安妮日记》之后最重要的二战见证人资料。

2018年，哥伦比亚号悲剧发生十五年后，拉蒙的遗孀由大屠杀纪念馆获赠重新复制的《从月亮上看地球》，她将之交给即将升空的国际空间站第56远征队（ISS-Expedition 56）的宇航员安德鲁·福伊斯特尔（Andrew Feustel），福伊斯特尔在于2018年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从空间站播放的视频中向地球展示了《从月亮上看地球》。因为彼得对太空的向往和憧憬，小行星50413以彼得·金兹命名。

2021年6月28日，在汉堡的首饰街（Schmuckstra?e），七十四岁的德姆尼希为十三位被纳粹政权迫害致死的华人铺下了绊脚石。这是德姆尼希在汉堡铺下的第六千块绊脚石，也是“绊脚石行动”首次成规模纪念被纳粹政权迫害而死的华人。

首饰街位于汉堡著名的红灯区，在皇帝地窖夜总会（Kaiserkeller）处与大自由街（Gro?e Freiheit）呈丁字形衔接。这里因为是披头士的青涩岁月蹉跎之地而名扬四海，每日来此寻踪问“祖”的歌迷摩肩接踵，然而并不为人所知的是，首饰街和大自由街一带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区。19世纪后期，随着世界航海业的发展，不少在远洋轮上打工的、来自广东和浙江的华人滞留港口城市汉堡，逐渐形成了汉堡唐人街。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探底，货币暴贬，吸引不少侨居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华人携带外币来到汉堡置业定居，最兴盛时汉堡华人人数曾经超过两千。纳粹上台以后，因为与国民政府有不少经济和军事来往，投鼠忌器，一直没有对唐人街下狠手整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对德国宣战，使得在德华人陡然陷入险境，机灵点的已经选择逃离德国，但还是有不少人对德国人的“文明”抱有期望，滞留于此。1944年5月13日，汉堡盖世太保和警方发起代号为“中国人行动”（Chinesenaktion）的大搜捕，抓捕了约一百三十名华人，主要罪名为持有和倒卖外汇，扰乱国家经济秩序——根据当时的德国法律，私人不得持有外币。被捕的华人分别被关进劳改营或集中营，至少十七人死亡，幸存者于1945年被英军解救。战后，绝大多数心有余悸的华人均逃离汉堡，加上汉堡司法当局对个别滞留华人的赔偿诉求不予受理，认定“中国人行动”为正常的警察行动，无涉种族歧视，导致汉堡唐人街的历史几乎被遗忘。近年，在汉堡民间团体和汉堡市政府的努力和干预下，从解放汉堡的英国陆军的档案中确认了十位遇难华人的身份，从首饰街的圣保利档案协会（St. Pauli Archiv e.V.）确认了三位死者的身份，加上已经在首饰街7号为一位于1944年11月23日被盖世太保刑讯而死的吴姓华人铺设的绊脚石，已有十四位死于纳粹暴政的华人的姓名被添加进德国的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之中，成为这个伟大的民族对自身罪恶历史的反思和忏悔的组成部分。

数年前，我们在汉堡举行上海–汉堡神学交流平台年会，议程中有在汉堡圣乔治区与清真寺的互动活动。那天是汉堡宣教学院的同事尤特引领着大家穿过圣乔治区，尤特的先祖是法国的胡格诺派基督徒，在历史上饱受迫害。途中，已有准备的尤特把大家引领到一条人行道，指给我们看地面上的三块绊脚石。尤特请我为大家念出绊脚石上遇难者的信息，尽管我对绊脚石并不陌生，但此时此刻方才意识到，当人们在各种场合高声诵读被害人的姓名时，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临风当哭，一时竟无语凝噎。“奥斯卡·路德维希·米歇尔松曾在此居住，1904年出生，1943年被驱逐，消失于奥斯威辛”，“汉娜·弗拉切·米歇尔松曾在此居住，婚前姓氏希尔施，1882年出生，1938年（被驱逐至）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1943年被驱逐，消失于奥斯威辛”……我尽我的所能高声诵读了这些信息，在北德深秋的淅沥寒雨中。在圣乔治区的街边，我们低头辨读绊脚石上的文字，如同在向遇难者鞠躬默哀，我们围成一个圆圈，似乎是在守护着这三块绊脚石，石面上是他们的姓名。

古代犹太人在他们的经典中特别强调姓名的永恒性和神圣性：“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无论在殿中还是在墙内，无论是神意还是天意，死者会被记念，苦难会被记念，罪恶也会被记念；被凌虐者为圣，被迫害而死者为圣，神圣的名号就在你的脚下。投足行止，当不能忘，当不敢忘，天下同此敬畏之心，因为这是死者永远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