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春天，当全国人民还没有从失去周总理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我由基层部队调到济南警备区宣传科工作。回到了家乡济南，我有了许多闲暇的时间，可以走亲访友。我已经记不起来那是个什么日子了，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位老先生家。这是第一次真正地让我感到了震撼。他的房间很小，但是放满了各种古玩，特别是瓷器。对于我这样一个菜鸟，老先生没有慢待我，给我讲了许多古玩圈的轶事。玩古玩这件事是有极强传染性的。我就这样被传染了，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这以后，我开始关注古玩，特别是陶瓷艺术品。在 70 年代，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十分神秘的，在平常人的眼里似乎特别不可理解。第二年我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给我的教育，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同时对于我的这个爱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使我知道了应该怎样从事古陶瓷的研究。好在我的朋友多，在北京，在天津，在上海，我都有许多的朋友。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开始走访各地的收藏家。这些藏家多半是岁数很大的老人，这些藏品他们守了一辈子，特别是熬过了“文革”，极为不易，他们将这些藏品视作珍宝。但是再好的东西也要换钱，因为生活所迫。我开始从这些藏家手中购买我喜欢的陶瓷，好在我当时在部队的工资较高，还有些积蓄。那个时候还有兴趣逛地摊，比如北京的潘家园，天津的沈阳道，上海的城隍庙等。当然逛地摊对一个收藏者来说也是必然的。说实在的，在地摊上我没有买过什么特别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多是在藏家手中，被他们仔细地收藏保存着。那时还有一些条件，可以在各地古玩商店买一些东西，那时古玩店发奖金没有钱，你给他送钱会受到欢迎，甚至会打开库房，让你进去挑选东西。虽然这里的东西价格稍贵，但在70 年代的时候，即便贵些，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值得的。到 80 年代就奔赴各地搜购珍奇的官窑瓷器，当时我已经调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在北京的时间多了，认识了更多的朋友，还去过李翰祥先生家。80 年代末，我离开了部队，转业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就在这时，我加入了中国古陶瓷学会，并且参加了高安的青花瓷研讨会。90 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将我引来了深圳。在深圳无法搜购古陶瓷，我这个爱好的资源渐渐变得稀缺了。于是，我开始投入精力从事古陶瓷的研究，从兴趣爱好转为学术研究，我走了很长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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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代前期瓷器的研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就今天的明代前期的陶瓷研究现状来说，还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 2019 年举办的两场空白期陶瓷的展览，一场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组织的，一场是上海博物馆组织的。两场展览汇合了诸多馆藏，展览的器物相当丰富，并且还有许多是景德镇御窑厂出土的官窑瓷器残片的复原件。但是两场展览都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缺陷，就是都没有将空白期三个朝代（正统、景泰、天顺）的器物区分开来。说的是空白期，人们要看的，也恰好是三个朝代的不同之处。但是这些展览恰恰没有给人们的这种期盼以回应，这正是展览最不成功的地方。这说明以目前的研究水平还难以进行准确的分期。
第二，研究明代前期陶瓷，最绕不过去的阶段就是空白期。在空白期中，三朝各不相同，都有自己的特点。怎样认识它们，应该是研究明代瓷器的人必须掌握的。正统时期的特点是改造窑炉，能够烧造较大的器物了。当时烧造的大缸，可能是明代以来最大型的器物了。直到今天，即便有传世品存在，人们也不敢承认它，通常是当作仿品来看待。笔者曾在山东烟台看到一件体型硕大的罐，口沿已经损坏，打了铁锔子。东西被许多人
看过，通常不认为是过去的东西，认为明代生产不出那么大的器物来，这是对正统时的御窑厂没有真正了解的缘故。另外，天顺时期也是真正值得重视的。历经磨难蹉跎的英宗，在南宫夺门之变后很快稳定了政局。并且将很大的精力放在发展经济实力上面，不然不会有成化开局时的国力。天顺时期极其重视御窑厂的瓷器生产，重新派中官前往监督。因而这一朝的瓷器，特别是天顺后期的瓷器，已经发生巨大的改变，与过去的正统和景泰时期完全不同，瓷胎变得轻薄，瓷器釉面更加肥厚白皙。使用国产平等青料，改变绘画方法，这些都为成化青花开出崭新的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天顺御窑厂的官窑器物极其少，原因是人们将这些类似成化的官窑器物，统统归于了成化朝，名目是成化的无款官窑。其实这些没有款识的所谓成化器物，正是天顺御窑厂所生产的产品。包括耿宝昌老先生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在香港拍卖回的那件青花蕉叶纹人物图的盖罐，应该也是天顺晚期的极其精美的作品。即便不是成化的东西，也丝毫不减低那件盖罐的极高价值。
第三，随着明代瓷器研究的深入，有些问题其实早就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不继续保持原有结论。例如高安元代窖藏，其中有一件釉里红四面开光的罐，这件东西明明是洪武时期的东西，而且当时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就已经明确指出，这件东西应该是洪武时期的。但是直到今天，高安博物馆仍然以元代窖藏作为命名。人们知道，在逻辑上，元代窖藏是不可能存在着洪武时期东西的，但是洪武窖藏则是可以存在着元代青花的。陈友谅大败以后，景德镇已经在朱元璋的势力控制之下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 年）到洪武初期所生产的瓷器已经具有与洪武时期相似的特征了。如果使用热释光技术鉴定，那个窖藏确实是元代的，那么我们今天对于洪武瓷器的认识和识别标准就应该彻底更改。其实这种改变对于我们研究洪武瓷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四，洪武时期的陶瓷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今天人们的认识仍嫌不足。洪武陶瓷最大的成就是颜色釉瓷器的烧制成功。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成功烧制两色釉的瓷器，只有洪武一朝。有外蓝釉内釉里红，有外红釉内蓝釉，有外褐色釉内白釉等多种釉色，器物内壁还有如同元代的印花龙纹。这些两色釉器物十分美丽，而且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洪武时期高超的制瓷工艺。可惜这些宝贵的瓷器目前存世量极少，而且大多数保存在
国外，这给我们认识洪武时期的两色釉造成一些困难。洪武时期是颜色釉瓷器烧制十分成功的时代，对后世影响深远，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现在人们看待洪武时期，往往看到的仍只是釉里红和青花瓷，这是远远不够的。
第五，永乐时期的青花瓷和甜白釉以及鲜红釉瓷器，都是明代前期烧制得最好的瓷器，但是今天多被遮盖在宣德的成就之下了。因为宣德瓷器大多具有款识，便于识别，具有广泛的声誉。但是与永乐瓷器相比，宣德的瓷器无论瓷胎还是釉色，都比永乐稍差。宣德的瓷器胎体厚重，釉色偏灰，由于釉层较厚，出现层层橘皮釉，这其实是宣德瓷器的最大缺点。今日人们嗜痂成癖，反而追求这种橘皮纹。宣德瓷器与永乐瓷器相比，差
距不是一丁点儿，更不要说甜白和鲜红釉瓷器了。因为永乐瓷器具有款识的较少，所以人们对于永乐瓷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珍视，是非常不应该的。永乐的颜色釉继承了洪武的优点而有所发展，所以才产生了鲜红釉这种极品，包括甜白釉也是永乐的要比宣德的好。我们应该改变观念，给永乐官窑以更高的评价。
第六，讲到颜色釉，不能不说元代的蓝釉器。目前人们将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看作是国宝，但是元代是没有真正蓝釉器的。当时所谓蓝釉，其实是以一种钴蓝料水，如同绘画青花一般在瓷器生坯上涂布，再将填白的龙纹之外的空隙全部以钴蓝料水涂抹，然后统一罩上一层透明釉。一眼看去，确似蓝釉白龙。但是，透过覆盖在上面的透明釉仔细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钴蓝料水涂抹的笔痕，以及生坯上面的小毛刺颗粒和诸多
划痕。如果是将钴蓝料掺入釉水中，上述这些东西都将难以看到。元代施行的是匠役制度，那时他们将吉州窑的窑工迁移到浮梁瓷局。这些会绘画的工匠，使用色目人从西域带回的苏麻离青钴蓝料在瓷器上绘画，产生了著名的元青花，并且使用这种方法绘画填地制作了钴蓝釉下蓝彩白龙纹梅瓶。元代的所谓蓝釉，充其量只能称之为釉下蓝彩或祭蓝釉，而非蓝釉。另外，如果说元代就已经成功烧制了蓝釉器物，那么为什么没有使用同样的方法烧制出高温铜红釉呢？其实，颜色釉瓷器是洪武时期才烧制成功的，先是蓝釉器烧制成功，然后是红釉器烧制成功，进而烧制出了两色釉的器物。
第七，目前国内大多数人还是将元代的苏麻离青料与永宣时期的苏勃泥青料混为一谈，认为二者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其实是大错特错。苏麻离青料来自伊朗，是西域料，而苏勃泥青料则是郑和下西洋后，由苏门答腊等地带回来的南洋料。二者完全不同。西域料的发色翠蓝，其中铁分子含量过高而流动性很大，容易形成较大的铁锈斑。而苏勃泥青虽然含铁量也较高，但仍低于西域料，故而在烧成的瓷器上仅限部分析晶，其铁锈斑星星点点，呈线状和点状，不会出现大片的锡斑。而且南洋料的呈色与西域料也不同，能够认识这一点，才能够分辨出一件器物究竟是元代的还是永宣的。明代前期这 120 年，从洪武到成化，历经朝六代皇帝，究竟生产了多少官窑瓷器，目前没有文献资料，已经难以说清楚了。只知道宣德年间一次就下令烧造了 44 万件之多。景泰和天顺时期也没有停烧，故而当时烧造的瓷器当不下二三百万件。但是经过近 600
年的时间，能够有幸保存下来的传世品，其实是极其有限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大约保存有近 3000 件，其中宣德时期有 1900 件，成化时期约有 700 件。目前收藏在海外各大博物馆的同时期藏品，不到 1000 件。大陆保存约 1000 件左右，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老藏家捐赠给各大博物馆，变为公共收藏的。据不完全统计，大约还有 1000多件属于个人收藏，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保留在国外藏家手中，还有一部分保留在国内藏家手中。通过对存世的瓷器进行追踪搜索，可以大致知道今天传世品的收藏状况。
我从收藏清代康雍乾时期的官窑瓷器，到花费极大心力来研究明代官窑瓷器，这中间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里我要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在 25 年前，我在山东烟台的一位朋友那里买到了一件青花瓷瓶。这件瓷器上面锯口，下面磨底，没有款识，但是这件东西看上去，应该是件明代的老器物。二十多年来，我带着这件器物，走遍大江南北，走访了国内众多享有知名度的鉴定专家，请教他们如何看待这件器物。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有说民国仿的，有说清代康熙的，有说明代早期的。这些答案让我无所适从。这促使我不得不自己独自进行学术的探讨，我必须自己去寻找答案。后来通过研究，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明代天顺时期的青花长颈瓶，使用的是平等青料，是官窑的器物。它与成化器物的重要区别是，在瓶子的肩部装饰有四个小小的铺首，而这种装饰在成化器物中是没有的。后来这件东西在我这里玩了 20 年后，又到我的朋友那里去旅行了。
如何真正认识明代前期瓷器，目前在古玩圈里，依然是一个难题。因为能够上手的真正明代前期器物其实是非常少的。更不要说景德镇仿古，早就把明代前期瓷器作为重点仿制品了。
本书写作从筹划到杀青，大致经历了十多年时间。2008 年我从公务员岗位上提前退休，开始了这一写作计划。其间搜集材料的时间用得最多，特别是搜集那些藏品归属和藏家资料。之所以称本书中的藏品著录为“不完全”，那是因为还有许多器物资料我没有能够搜集到，另外，有些东西藏在私人藏家手中，他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重要藏品，故仅能就我所掌握的情况进行著录。本书第十章著录的器物总数约在 4000 件，应该是明代前期传世瓷器的大多数了，希望这份资料可以为所有喜欢明代瓷器的朋友提供一个有用的参考。将来如果还有机会增订修改或者再版时，希望能够将其陆续补充完善。在这些年中，我的许多老朋友和师长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使我能够得以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作。我始终感激所有为这本书做出过贡献的朋友。惜需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为不妨碍读者阅读，只得一概略去，但是对于他们默默的贡献，我永远心存感激。申宁谨此叩首以谢！
刘申宁写于深圳西丽湖畔
2020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