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自传与性别研究及其他的合集。自传部分，主要收录有《张我军、张光直与我们家》《虎口余生记》等篇章，除了自述家世和幼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外，还详细追述了求学、治学经历。性别研究及其他部分，主要包括《中国文化里的“情”观》《道在何处》《在爱字交会》《何谓男女双性》等篇章。在对明清女性文学的研究中，孙康宜惊喜地发现了男女两性间的互补与合作的独特文化现象，纠正了西方性别理论一味强调“差异观”的偏颇。

孙康宜，美国著名华裔汉学家。原籍天津，1944 年生于北京，两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1968 年移居美国，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荣休讲座教授，曾获美国人文学科多种荣誉奖金，中英文著作多种。2015 年4 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

辑一　走出白色恐怖 / 001

序言　从吞恨到感恩

——见证白色恐怖 / 003

作者自序 / 014

第一章　张我军、张光直和我们家 / 018

第二章　“二二八”的联想 / 028

第三章　6 岁 / 033

第四章　雪中送炭恩难忘 / 042

第五章　探监途中 / 049

第六章　父亲的故事 / 054

第七章　母亲的固守 / 058

第八章　出狱 / 063

第九章　骨灰的救赎 / 069

第十章　在语言的夹缝中 / 078

第十一章　大舅陈本江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 / 088

第十二章　虎口余生记 / 111

第十三章　红豆的启示 / 121

第十四章　两岸的受害者 / 134

第十五章　务实的拓荒者张绿水 / 149

第十六章　最后一张卡片 / 156

第十七章　台湾女子典范陈玉銮 / 161

第十八章　Moses、Charlotte 与我 / 168

第十九章　女儿16 岁 / 175

第二十章　大弟游绿岛 / 185

第二十一章　父亲的手 / 189

【附录】作者成长年表和有关事件 / 194

辑二　性别研究及其他 / 205

中国文化里的“情”观 / 207

关于女性的新阐释 / 213

20 世纪90 年代的美国女权主义 / 225

《花花公子》的常春藤盟校风波 / 235

何谓男性“自我认同”的危机？ / 238

我看江青自传 / 244

周蕾论中国现代性 / 253

“末恋”的风行意义 / 256

贝多芬的“永远的爱人” / 262

今夏，你看过“冬天”没？ / 265

《霸王别姬》里的情痴 / 270

爱在何处？ / 274

“道”在何处？ / 278

在“爱”字交会 / 282

新的选择——我看今日美国女权主义 / 285

一个女导演的杰作：《钢琴课》 / 290

关于老妇少夫的“杜拉斯”现象 / 295

“梦露邮票”的文化意义 / 308

海德格尔的情人汉娜?阿伦特 / 311

“政治正确性”的不正确言论 / 318

多元文化与“政治正确性” / 325

从比较的角度看性别研究与全球化 / 327

何谓“男女双性”？——试论明清文人与女性诗人的关系 / 345

末代才女的乱离诗 / 357

性别与经典论——从明清文人的女性观说起 / 383

“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 / 399

於梨华笔下的性骚扰 / 405

女性、女性主义和唐璜症候 / 410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 419

两个美国女人的故事 / 425

朝花夕拾惜余芳 / 433

女诗人的窗口 / 439

记白先勇来耶鲁放映《最后的贵族》 / 447

“奇迹”：小猪和蜘蛛 / 455

灵魂伴侣——从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说起 / 459

战争的代价——谈电影《硫黄岛的来信》 / 465

杀人祭的启示——看电影《启示》有感 / 470

虹影在山上 / 476

“爱”的毕业典礼 / 483

道德女子典范姜允中 / 487

寡妇诗人的文学“声音” / 492

传统女性道德力量的反思 / 513

与芦苇谈《图雅的婚事》 / 528

传统读者阅读情诗的偏见 / 534

在美国听明朝时代曲——记纽约明轩《金瓶梅》唱曲大会 / 547

美国学生眼中的张充和 / 561

张充和的《古色今香》本事（选录） / 569

张充和的《曲人鸿爪》本事（选录） / 588

玩而有志张充和 / 609

与时间赛跑——悼念充和 / 614

辑三　访谈录 / 617

《南方周末》朱又可采访 / 619

附　录 / 637

《孙康宜作品系列》校读后记 / 639

简体增订版致谢词

孙康宜

拙著在繁体版《孙康宜文集》基础上，增订为《孙康宜作品系列》五卷本能在中国出版，首先要感谢《南方周末》的朱又可先生，因为是他把拙著介绍给多马先生的。听朱又可先生说，多马一直想出版我的作品，对我来说当然很高兴。

能认识多马先生乃是我个人的一大荣幸。最奇妙的是，虽然彼此没见过面，但发现双方的观点一拍即合，仿佛遇到了知心人。尤其当初在偶然间见到他和我的好友顾彬（Wolfgang Kubin）的合照，感到多马的面孔甚为熟悉，颇为震撼！后来发现多马办事敏捷，富判断力，凡事充满创意，令我十分钦佩。所以此次拙著《孙康宜作品系列》能顺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完全靠多马先生的持续努力，在此我要特别向他献上感谢。

同时，我也要感谢好友徐文博士，为了这套简体版，她特别为新加的数篇文章重新打字，并为我完成作品系列的繁简转换。今年她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当访问学者，在极其忙碌之中，还不断抽出时间协助我，让我无限感激。此外，我的耶鲁学生凌超博士［目前执教于缅因州的贝茨学院（Bates College）］多年来一直不断给我各方面的帮助，这次又为这套作品系列题签，令我终生难忘。住在费城附近的李保阳博士，帮我校阅全部作品系列五卷，原稿总字数近170万字，合计1914页，校改条目共1329处，并为简体版作品系列撰写“校读后记”，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

对于台湾秀威资讯的发行人宋政坤先生的授权，以及郑伊庭、杜国维等人的帮忙，我要表达衷心的谢意。同时，我也要感谢从前繁体版文集的主编韩晗教授，他为整套书的初步构想做出了。

这套作品系列五卷本将在我的出生地—北京编辑出版，令我感到特别兴奋。尤其在目前全球遭受巨大冲击、合力抵抗疫情的艰难期间，能得到出书的些微安慰和喜悦，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2020年5月12日

写于美国康州木桥乡

耶鲁大学献给孙康宜教授的荣休致敬辞：

孙康宜教授，台湾东海大学文学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自1982年起任教于本校。孙教授您是中国古代文学专家，精研诗学，并于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文化理论、美学等领域创获丰硕。您勤于著述，笔耕不辍，至今已出版8 部英文专著（含编辑）、30部中文著作，以及上百篇学术论文。您早年的英文专著《词与文类研究》《六朝诗研究》《情与忠：陈子龙、柳如是诗词因缘》使您晋升为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权威之一，也为您赢得世界性的赞誉。令人欣羡的是，这些为人称道的起家之作仅是您成果累累的学术之旅的开端。

除了个人的英文专著及大量的中文著述外，您还编纂了多种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论集：您与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合编《明清女作家研究集》，让我们得以认识众多此前明清默默无闻的女诗人的作品。您与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合作，出版《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辑译了自汉朝至20世纪130多位女诗人的代表作。您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合力编纂了在中国文学研究场域中堪称别树一帜的《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涵盖3000年、明白易晓的中国文学史，不仅学者专家获益良多，一般读者也喜得入门津梁。这林林总总的著述，为学人、读者打开了进入中国文学世界的大门，惠人良多。

在此向您致敬之际，还要特别提到您艰难的人生路途，以及您的克难、超越精神。您在《走出白色恐怖》一书中忆述，在时局动荡之时，令尊携家口自北京迁居台湾，四载以后，因白色恐怖遭国民政府逮捕，自此身陷囹圄，长达10年。令尊入狱时您才6岁，您俩再见到面时您已16岁。与此同时，您的祖父留在中国大陆，历经亲人离散之苦。您熬过了这些磨难，最后来到美国，开始了另一段漫长的、曲折的人生之旅。您先是取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及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最终于本国最优秀的学府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您在本校长期任教，并在行政工作上贡献良多，如您曾担任东亚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您在教学上成就杰出，曾获颁 DeVane 教学研究奖章。众所周知，此一由全美大学优秀生联谊会耶鲁分会所颁授的教研奖项乃本校至高荣誉之一。

在此，为您以中文或英文著述，在文学、学术上所做的重大贡献；为您作为学者及教授为耶鲁大学做出的竭诚奉献；也为您感人励志的人生经历——从一个备尝艰苦的小女孩，浴火重生而终成首屈一指的学者、教授，以及在本校社群中深受爱戴的一员——“耶鲁”向您致上最挚诚的“谢谢您”！

——耶鲁大学（严志雄 译）

性别与经典论

—从明清文人的女性观说起

不久前，我曾在台湾讨论过如何建立文学经典的问题，最后终于选出了30部经典作品。在一篇题为《看！以台湾为中心的文学经典》的文章里，诗人陈义芝曾说，经典的建立乃是人文价值的建立。同时，他讨论到如何突显台湾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至于选择经典的方面，他也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7本新诗经典的作者全是男诗人，蓉子、林泠难道不能相与颉颃？”这就牵涉到评价经典的准则问题，也把我们引到了性别问题来了。而这两个息息相关的题目也正是目前欧美世界文学批评的研究重点。

性别与经典的问题始于人们对于多元文化的关注。所谓“多元”就是从不同的性别种族和族群来重新评价各种文化的表现和传统。多元文化的新趋势很大程度是受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现代社会日趋复杂而多元的自然反应。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有关文学经典的重新考虑的问题，也就是陈义芝所说的“不可能毫无争议的问题”。在当今文学研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以男性经典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文学观有改写的必要，因为所谓的“传统经典”并不能代表人们的“普遍经验”（universal experience）。这样的挑战的声音自然引发出一连串有趣的问题，例如：怎样的作品才能成为文学经典之作？经典之作的可读性如何？评定文学经典的美学标准为何？经典之作和次等作品的分别何在？一部经典之作应当涵盖人类的普遍经验，还是代表特殊人群的文化意识？

许多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女性主义批评家先提出来的。她们多数认为经典的形成完全是出于权力的运作；是独霸的夫权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作家的成就。但另外有一些批评家却认为经典的形成与权力或政治无关。总之，这一方面的争论不少，也无形间促成了大家对经典的兴趣。

自从研究明清文学以来，我一直对性别与经典论的概念感兴趣。我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仅仅在300年间，就有2000多位出版过专集的女诗人。而当时的文人不但没对这些才女产生敌意，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还是女性出版的主要赞助者，而且竭尽心力，努力把女性作品经典化。明清文人这种维护才女的现象实在很特殊，至少与19世纪的英国很不相同。当时英国产生了许多女性小说家，但男性批评家基本上对她们抱着敌视或嘲讽的态度。是什么原因使得明清文人拥有如此特殊的“女性观”？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今天把性别与经典论放在明清文人文化的上下文中来进行讨论。

这里所谓的“文人文化”是相对于当时的实用文化而言的。在这个文人文化中，其中一个最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文人普遍地向往女性文本。在某一程度上，这个现象也是当时文人厌倦了八股文及其他实用价值的具体反映。他们大量整理女性文本，为女诗人出版各种不同的选集，使得妇女诗词顿时成为热门读物。我们可以说当时的“女性研究”其实是明清文人对理想女性的向往的一种产物。他们一方面深深感到自己的边缘处境，一方面也对被历史埋没的才女赋予极大的同情。所以，当时许多文人不惜倾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收集和整理女诗人的作品。从政治上的失意转移到女性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例如，明末清初一本女性诗集—《红蕉集》的编者邹漪就说：“仆本恨人，癖耽奁制，薄游吴越，加意网罗。”所谓“恨人”就是怀才不遇、内心感到不平的文人。他们从收集女诗人的作品中得到安慰及成就感，以至于其爱才心态无形中成了一种“癖”（也就是英文所谓的obsession或addiction）。所以，邹漪说“癖耽奁制”，意思就是说，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女性的作品中。著名诗人王士祯的哥哥王士禄也在他的女性文学选集《然脂集》中说自己“夙有彤管之嗜”，所谓“嗜”就是“癖”的意思。后来，清代的文人也继承了这个晚明的文人传统，例如以提拔女诗人贺双卿著名的史震曾在他的《西青散记》一书中，屡次说自己是个“感慨人”，其实就是“恨人”的意思。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在情趣的追求上，完全忽视了功利的考虑。他说：“人生须有两副痛泪，一副哭文章不遇识者，一副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这些文人之所以如此重视才女或佳人，乃是因为他们在才女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翻版。他们同样是一群崇尚美学和爱才如命的边缘人，他们中间有很深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在曹雪芹的《红楼梦》里也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所谓“边缘”当然是指相对于政治权力的主流而言的。虽然从政治的权力而言，这些明清文人自认为边缘人或“多余”之人，但从文学艺术的方面来看，他们却常常是一些走在时代前端并向传统经典挑战的主要人物。有趣的是，正是这些边缘文人把一向处于边缘地位的明清女诗人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有趣的是，目前不少西方文学评论家也认为，把边缘引向主流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断地强调边缘文学的重要性，不断地扩大文学的视野，而渐渐把边缘与主流合而为一。

明清文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女诗人的地位的呢？他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把边缘和主流逐渐混合为一的策略。首先，他们强调女诗人传统的悠久性及重要性。为了证明这个大前提，他们从最具权威性的经典选集《诗经》说起，他们强调《诗经》里有很大部分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例如，邹漪在他的《红蕉集》的序言里就说：“《三百》删自圣手，《二南》诸篇，什七出后妃嫔御、思妇游女。”大意是说，《诗经国风》里的《周南》和《召南》，有70%的诗歌是女性的作品。虽然这样的论点并无实际的根据，而且似乎有把虚构和史实随便鱼目混珠之嫌，但既然这个新的经典论很管用，此后几乎所有文人都沿用这个说法。而且既然《诗经》是孔子编订的经典选集，明清文人也就很自然地把他们整理妇女诗词选集的工作视为重建文学经典的活动了。就如西方文学批评家温德尔哈里斯（Wendell Harris）所说，“所有文本的解释都靠约定俗成的阐释策略来维持”，明清文人所用来提高女性文学的方法就是这种凡事追溯到《诗经》传统的“约定俗成”的策略。

另一方面，明清文人也把女诗人的作品放在《离骚》传统的上下文来看待。例如，1618年蘧觉生编订的女诗人选集《女骚》就反映了这种态度。在《女骚》的一篇序言里，著名学者赵时用强调文学里的“变”的作用；因为自从《诗经》的风雅篇以来，诗歌的风格与内容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无疑是在说明，文学经典的范围是不断在拓宽的。言下之意就是，女性作品也应当作为新的文学经典的考虑之一。

这样的策略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六朝文学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所提倡的经典论。在把《离骚》提升为新的文学典范的过程中，刘勰所用的方法正是强调“变”的重要性。所以他说，他撰写《文心雕龙》的主要目的不仅在呈现文之心如何的“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而且还要说明它是如何“变乎骚”的。他所谓的“变”就是创立新的文学准则的意思。在《文心雕龙》里，《离骚》首度被视为纯文学的一种典范，而刘勰特别强调的正是屈原的“变”的文体，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很像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所用来形容莎士比亚的陌生性（strangeness）。

我们可以说，明清文人在提拔女诗人方面所做的努力实在不下于刘勰在《离骚》的经典化上所付出的苦心。有不少文人决心要把收集和品评女性作品作为毕生的事业。为此他们想出了许多把女性诗歌经典化的有效策略。其中一个策略就是以上所说的凡事追溯到《诗经》与《离骚》等古代经典的策略。他们不但要显示出一个古老的传统是如何在现代诗人身上（不论是男是女）运作出那般巨大的影响力的，而且也要证明现代诗人是如何创新，因而改变了这个传统，拓宽了文学的视野的。这样的策略其实也是历代文人一向熟悉的文学经典策略，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

但另外一个比较富有创新的策略，确是明清文人的一大发明：强调女性是最富有诗人气质的性别，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本身具有一种男性文人日渐缺乏的“清”的特质。明末诗人钟惺就在他的《名媛诗归》的“序”里把女性的本质和“清”的美学联系在：

若夫古今名媛，则发乎情，根乎性，未尝拟作，亦不知派……唯清故也。清则慧……男子之巧，洵不及妇人矣！

后来这种把“清”视为女性的属性的言论慢慢地成为明清文学评论中的主流了。“清”被说成是一种天地的灵秀之气，也是女性诗歌优越的主要原因。所以，明末著名学者葛征奇说：

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

编撰《古今女史》（1628年刊本）的赵世杰也说：

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

此外，《红蕉集》（清初刊本）的编者邹漪也曾重复地说：

乾坤之气不钟男子，而钟妇人。

后清朝雍正年间致力于收集女性作品的范端昂更以“高山则可仰，景行则可行”的态度来看待女性作品里的“清”的素质：

夫诗抒写性情者也，必须清丽之笔，而清莫清于香奁，丽莫丽于美女……举凡天地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行，国风汉魏以来之一字一句，皆会于胸中，充然行之笔下……而余终不能忘于景之仰之者也。

总之，作为一种美的属性，“清”成了明清文人用来提拔女性文学的主要策略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古代中国，“清”的价值原来是十足地男性化的。清与浊对立；清为阳刚，浊为阴柔。《易纬乾凿度》上说：“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庄子天地》释文所引）这种带有性别意味的清浊之分颇能令人联想到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在她的《性面具》（）一书中所谓的阳性的 Apollonian和阴性的Chthonian之分。一般说来，“清”在中国古代大多与男性的道德价值有密切的关联。这是因为，古人相信在祭祀中神灵最喜欢清洁的供献，即所谓“清供”，如清酒、鲜花、香草、美玉等，而且献祭者也须沐浴、斋戒，以一种清静的身心状态参加这种仪式，以讨神灵的欢心。所以，在这层意义上，“清”的正面价值实源于原始的神性。后来才有所谓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于是人们就把自然界中给人以清洁之感的东西和男性的高尚品质联系在一起了。所以，他们称高洁之士为“清士”，优秀之人为“清才”。伯夷就被孟子称为“圣之清者也”。

到了魏晋的时代，“清”逐渐与名士阶层中盛行的清谈之风连在一起。作为一种男性美质的特征，“清”已兼具善与美的意义了。它既代表男性的内在美，也代表外在美。仅就《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人物品藻，与“清”有关的词汇就有20多种，如清畅、清通、清远、清疏、清鉴、清和、清朗、清虚等。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发现“清”所表达的道德和审美观念已经变得更加丰富而形象化了。例如，以盛德之风著名的王衍被形容为“岩岩清峙，壁立千仞”。而那身长七尺八、风姿特秀的美男子嵇康则被人称赞为“萧萧肃肃，爽朗清举”。仅只《赏誉》一篇就有以下一些明显的例子：

12.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

13.王戎目阮文却：“清伦有鉴识，汉元以来未有此人。”

14.武元夏目裴、王曰：“戎尚约，效清通。”

28.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

38.庾公犹忆刘、裴之才俊，元甫之清中。

65.桓后遇见徐宁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真海岱清士。”

71.有人目杜弘治：“标鲜清令，盛德之风，可乐咏也。”

100.殷中军道右军“清鉴贵要”。

104.世目谢尚为令达。阮遥集云：“清畅似达。”

152.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

154.司马太傅为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罗罗。”

由上面的引文可见，清的美质是魏晋名士最欣赏的一种东西，他们的人物品评的对象总是包括对方的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他们认为“清”是形与神结合所产生的美汇，它是人格的魅力也是形象的魅力。大体来说，清意味着脱俗，一种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高雅尊严的风度，同时它又指一种不拘小节、肃穆而不严厉的态度。此外，清还意味着天性本质的自然流露，所以它又和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气”有关。在《典论论文》中，曹丕就把这种得自天地的禀赋气质与作家的风格联系在一起。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后来，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中特别就“气”的刚柔做了较为系统化的分析。他把作家的气质风格分为八体。虽然八体之间未必有一定的优劣之分，但从刘勰的辨析之中可以看出，属于清刚之气的“典雅”“精约”等较受到肯定，而相对之下，“繁缛”“轻靡”等柔浊之体则多少受到轻视。总之，风雅正声和建安风骨都属于清刚之气，而南朝宫体和香艳篇什则被归入了柔弱的一派。所以，刘勰说：“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文心雕龙明诗》）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可以说，此后“清”就成为文学和艺术评论中最常用的一个概念了，它意味着真率、质朴、典雅、淡泊等文风，而这样的美学价值正好代表了男性文人逐渐疏远世俗社会的高尚质量。

如上所述，在唐宋以前，“清”基本上是指男性的美质的。所以，当明清文人开始把“清”的美学推广到才女的身上，而且把“清”说成是女性诗性的象征时，确实给文学评论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明清文人的观点之所以特别重要，乃是因为他们对“清”的创新的解释。例如，古人认为“清”兼有美与善的特质；现在明末诗人钟惺又在美与善之上特别强调“真”的重要性，并且很巧妙地把它和女性创作的特征联系起来。在他的《名媛诗归》里，钟惺举例说明了妇女的“清”与“真”的特性：由于一般妇女缺乏写作吟诗的严格训练，反而使她们保持了“清”的本质；由于在现实社会领域的局限性，反而使她们更加接近自然并拥有情感上的单纯—那就是所谓的“真”。这种具有真善美的品质无疑成了女性诗境的特征，也使得女性作品成了男性文人的楷模，所以钟惺说：“男子之巧，洵不如妇人矣。”

明清文人的清的美学自然地对当时才女的自我肯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意识到，女性本身确有诗的特质。但有趣的是，正当男性文人广泛地崇尚女性诗歌之时，女诗人却纷纷表现出一种“文人化”的趋向，无论在生活的价值取向上或是写作的方式上，她们都希望与男性文人认同，企图从太过于女性化的环境中摆脱出来。在另一篇文章里，我曾经把这种男女认同的特殊现象称为文化上的“男女双性”（cultural androgyny）。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明清女诗人如何刻意模仿男性文人的写作。例如明末女诗人陆卿子说：“诗故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又如，著名寡妇诗人顾若璞努力学习陶渊明及柳宗元一派，而且主张性情与学问并重：“性之近者，引而愈亲；学未至者，积而能化。”另外，《名媛诗纬》的编者王端淑则主张女性诗歌要能脱离“脂粉气”才算是好诗，而且特别推崇“女士中之有骨力者”。以上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明清文学的新方向确是由男女两性共同开辟的，而明清妇女诗歌之所以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恐怕和这种两性的配合与合作有关。

明清才女的文学成就很容易令人联想到19世纪的英国女小说家。与明清的女诗人相同，英国女作家也十分多产，而且她们的作品也曾大批进入文学市场。然而，不同的是，这些英国女小说家一般并没得到当时男性作者的支持或帮助。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英文系教授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说，在19世纪的英国，女性作者在出版方面的亨通被男性作者看成是一种“女性的文学侵犯”（female literary invasion）。对于备受威胁的男性小说家来说，这些女小说家好像在发动一场集体的性别战争，“企图以一种积极的方式霸占男人的市场，偷取他们的文学素材，甚至抢夺他们的女性读者”。因此男性作家开始讥讽女性作者为没有文化的一群，认为她们不适合写作，因为女性在现实中经验的缺乏成了文学创作的一大障碍。这样的批评正巧和明清文人把女性缺乏现实经验视为“清”的灵感来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

然而，也正是这个性别之战，触发了19世纪女权主义作家在英国的兴起。这些不甘示弱的女作家公开宣布，她们要有独立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她们反对一向以男权为中心的制度。她们要建立一个以“姐妹情谊”为主的女性文化，因此她们开始创办自己的杂志和出版社，以与男权对抗。虽然这些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因此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但至少作为一群拓荒者，她们的努力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后来有名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就曾把自己的新作品交给女性出版社出版。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真正有才的女作家并没因为男性作家的敌对态度而被忽视了。英国女性小说家，如简奥斯丁（Jane Austen）、勃朗特（Brontes）姐妹和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都是众所周知的作家，其盛名有时还胜过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或威廉姆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等男性作家。可见，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然而，伊莱恩肖瓦尔特教授却提醒我们，这种只重视个别的“伟大”作家（great authors）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在她的书中，她一再强调，向来通行的文学史正是通过突出几个伟大的女作家，有意埋没其他的女作家，使人对女性文学史失去了全面的认识。因此，伊莱恩肖瓦尔特说，在一般的选集和理论的书籍中，我们看不到次等作家（minor authors）的影子。

其实，明清文人和才女在努力编撰妇女选集的过程中，实际早已思考过类似伊莱恩肖瓦尔特所提出来的问题。他们发现自古以来的女诗人作品大都没有存留下来，为了不再让女性作家继续被历史遗忘下去，他们才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收集女性诗歌这件事上。例如为《国朝闺秀诗柳絮集》写序的黄传骥就感叹道：

山川灵淑之气，无所不钟。厚者为孝子忠臣，秀者为文人才女……惟闺阁之才，传者虽不少，而埋没如珍异，腐朽同草木者，正不知其几许焉也……

所以，明清文人、才女完全了解保存女性文学遗产的重要性。而他们所谓的“采观”，其实就是广泛收集的意思，不但收集主要女诗人的作品，也不忽略次等女作家的诗歌。在这一方面，尤以女诗人兼学者王端淑做出的努力最为可观。王端淑费了25年的时间专心编选了一部收有1000位女诗人作品的选集《名媛诗纬》，在这部选集中，除了一些新近采集到的前朝女性诗作外，其余全是明清当代的作品。《名媛诗纬》的涵盖之广，可谓空前，而其编者的苦心亦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王端淑的丈夫丁圣肇在选集的序中已说得很清楚。他说：

《名媛诗纬》何为而选也？余内子玉映不忍一代之闺秀佳咏，淹没烟草，起而为之，霞搜雾缉。

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明清的文人才女在设法把女性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网打尽的选集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今天人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些女性作者的诗歌，可以说完全归功于这个策略。

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明清时代产生过更多的女诗人。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明清妇女文学的确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后来的文学史却没有那些女作家的名字。其被忽视的程度实有甚于伊莱恩肖瓦尔特所提出的有关英国次等女作家被文学史淡忘的问题。因为，即使是一流的明清女诗人也照样被后来的中国文学史忽略了。美国汉学家雷迈伦（Maureen Robertson）就曾注意到，“刘大杰在其所撰1355页、包含了2500年的《中国文学史》中，只提及5位女性作家，其中竟没有一位出自宋朝之后！”的确，一直到最近几年，一般文学史只在不断地重复薛涛、李清照等唐宋女作家，却对明清女诗人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即使是对明清文学有研究的人，也大都以偏见的眼光来评价明清女诗人。例如，我们所尊敬的胡适先生曾说：“这300年中女作家的人数虽多，但她们的成绩实在可怜得很。她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毫无价值的。”怪不得曾经流芳一时的明清女作家诗词集还一直被埋在图书馆中，除了专门的研究者以外，几乎无人问津。幸而陈寅恪先生在他晚年的时候专心研究柳如是等明清女作家，才开始为这些才女平反。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得撰写现代文学史的人一再地忽略了明清女作家的重要性？在女性主义盛行的今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矛头指向父权制，认为那是独霸的父权制提高了男性作者的地位，贬低了女性作家的地位。因为过去的文学史大都是男人编写的，女性作家很自然地沦为沉默的群体，而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然而，研究经典论的当代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是绝对不会同意这样的解释的。在他的《西方正典》一书中，布鲁姆屡次强调文学中的“美学价值”（aesthetic value）乃是决定经典的必要因素；他甚至抨击女性主义者及多元文化论者，批评他们误以为经典的形成与外在的权力有关。哈罗德布鲁姆的言论正好说中了今日美国“文化之战”（cultural wars）的重点，即以性别和阶级为出发点的一连串经典论战。

凭良心说，经典的问题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难用纯“美学”或“权力”等简单化的观念来解释。我认为，更有意义的思考题目应是“文学经典在历史上的变迁”。一般说来，作家是如何成为经典作家的？他们后来又如何被排除在经典之外的？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著名的欧洲文学专家恩斯特库尔提乌斯（Ernest Robert Curtius）曾经说过：“一个特别有用的文学研究工作，就是考证从公元1500年到现在，那些古代经典作家的地位的变迁，尤其看他们是如何逐渐地被遗忘的。”美国文学专家理查德布罗德海德（Richard H. Brodhead，即耶鲁学院院长）也曾在经典的变迁上做过不少研究。在他的《霍桑学派》（e）一书中，他特别研讨美国早期小说家霍桑如何从辉煌的经典宝座退到幕后的深层意义。他说：

与他当初旭日东升时一样，霍桑的地位之衰微和整个广泛的美国经典结构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衰微正可用来作为我们考虑所有经典跌落的原因：文学经典是经过什么样的阶段，才被驱逐出去或渐渐耗尽其生命力的？一向被视为经典的作品，如果它一旦失去了整个文化制度的支持，它又会怎样？

换言之，理查德布罗德海德以为经典的建立和淘汰与整个文化发展的动向息息相关。如果要了解一个（或一群）作者与经典变化的关系，那么我们就非得考虑所有的文化、社会、政治的因素不可。经典的变迁其实就是文化传统的演变，它绝对不是偶。

然而，现代有些学者认为，通常所谓的“经典”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例如，女性主义专家路易斯柏立可（Louise Bernikow）说：“通常我们所谓的文学史其实只是记录某些个人的决定和选择。至于哪些作者能传世，哪些作者会被时代淘汰，要看有没有人注意到他们，是否选择为他们撰文表扬。”果真如此，我们是否能把现代文学史家对明清女作家的忽视看成是一种性别歧视、一种特意选择不去“注意”或表扬的态度？或者，我们宁可说，明清女诗人的被淘汰乃是由于20世纪的文化变迁所致，就像美国19世纪作家霍桑也逐渐被人遗忘了一样？不论如何，任何答案都会显得以偏概全。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知道文学经典的形成与广大读者的判断力和接受的程度很有关系。今天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读者，重读明清文人文化和明清才女的作品，更应当认识到自己负有多么大的文化重担，但同时也要知道自己拥有多么大的权力 （power）。

（本文原为1999年4月28日东海大学第五届吴德耀人文讲座专题演讲，现特改写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