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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 王斐 主编
一堂“有知有味”的讲解抗战史观的思政课。
ISBN: 9787559851352

出版时间:2022-07-01

定  价:69.00

责  编:和永发
所属板块: 主题出版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130 (千字)

页数: 196
图书简介

本书稿为“湖北省高校青年工作研究会课题资助”项目,书稿的部分内容曾代表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参加了2019年挑战者杯,获得省级比赛特等奖,以及国家级比赛三等奖。书稿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实践调查,结合理论分析,通过对抗战题材电视剧、电影、小说及普及读物的研究,探讨了新时代青年群体关于抗战的历史记忆,并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对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王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党史,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图书目录

导论

一、概念厘定

(一)新时代青年群体

(二)新时代抗战史观

(三)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

二、历史观与历史记忆

(一)集体历史记忆与个体历史记忆

(二)历史记忆与历史观

(三)抗战老兵口述史研究综述

三、研究框架

第一章 “精日”现象的生成逻辑及应对措施

一、“精日”现象的泛起及表现特征

二、二、“精日”现象的生成逻辑

(一)日本对华实行文化教育侵略的历史残留

(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盛行的思想祸水

(三)抗战历史教育存在不足的现实困境

(四)当代青年特殊处境的心理引诱

三、“精日”现象的消极影响与应对措施

(一)“精日”现象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二)“精日”现象亟待治理

第二章 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分析

一、当代青年抗战史观存在的问题

(一)抗战过程模糊化

(二)抗战事迹娱乐化

(三)抗战英雄污名化

(四)抗战价值边缘化

二、当代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抗战史观教育缺陷多

(二)抗战史观宣传偏差大

第三章 青年群体抗战历史记忆分析

一、抗战题材电视剧

(一)抗战题材电视剧的现状

(二)抗战题材电视剧存在问题的原因

(三)抗战题材电视剧对历史记忆的影响

二、抗战题材电影

(一)概述

(二)人物塑造与历史差距

(三)悲剧与喜剧交叉融合

(四)历史意义引导与历史话语权

三、抗战题材小说

(一)抗战小说的发展

(二)抗战小说对正确集体历史记忆的塑造

(三)抗战小说塑造集体历史记忆时出现的问题

(四)结语

四、抗战题材的历史普及读物

五、小结

第四章 抗战老兵口述

抗战老兵陈兴发:见多了鲜血与死亡,便不知道怕了

抗战老兵杜相云:八发子弹打死两个日本鬼子

抗战老兵刘长命:三次当逃兵,我参加了抗战,但不算一个英雄

抗战老兵李祥毕:没有我们就没有今天

抗战老兵乔树芝:渴望祖国统一的黄埔老兵

抗战老兵薛福顺:少年参军,一生报国

抗战老兵占仲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离战场

抗战老兵赵启生:我们抓到了鬼子的迫击炮手

抗战老兵夏心富:徘徊于鬼门关后,我参与了两次日军投降

抗战老兵熊士林:一腔热血保家卫国,还乡生活有起有落

抗战老兵臧家祺:志愿参军只为国泰民安

抗战老兵肖先东:抗战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抗战老兵徐光礼:坚守成为了影响我一生的信条

抗战老兵张培哲:魔鬼之地走出的铁血英雄

第五章 湖北地区大学生走访抗战老兵的感悟与收获

学生甲:让阳光普照,望精神永存

学生乙:真实,震撼,感动

学生丙:老兵精神不朽,荆楚红音永存

学生丁:走访日记

学生戊:走访感想

学生己:打捞历史的细节,唤醒心灵的痛感

学生庚:实践日记

学生辛:实践感想

学生壬:实践随笔

第六章 以抗战老兵口述史为基础的课程与教案展示

序言/前言/后记

导论

一、概念厘定

(一)新时代青年群体

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其重要表现即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新现象,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也产生了。本书即探究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抗日史观所呈现出的一系列问题,并尝试提供相应的解决对策。

“青年”指的是人生的一个年龄阶段,关于其年龄的划分,不同机构给出的标准差别甚大:联合国在1985年将15—24岁的人群划分为青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标准则更宽泛,16—45岁皆可称为青年。不同国家对青年的界定也有差异,如俄罗斯为14—30岁,德国、波兰为15—25岁,罗马尼亚为15—29岁,美国为12—25岁,拉美国家为15—24岁,日本为12—25岁,新加坡为15—30岁。具体到我国,实际上不同机构之间也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个组织界定“青年”的标准分别是15—34岁、18—40岁、15—28岁。

综合以上标准,可以发现15—25岁年龄段是争议较少的关于青年时期的界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本书对“青年”的界定采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标准,即15—28岁的人群。追溯他们的出生年代,可以发现此群体出生于1990—2003年间,这一群体即媒体常说的“90后”“00后”。

由于相似的生理特征与心理状态,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及地区的青年群体会表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例如:一、青春期生理方面的迅速发育,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自己躯体形象(body image)的过度专注与负面性评价;二、逐渐摆脱儿童、少年时期的幼稚形象,解决“同一性混乱”问题,“在摆脱其幼稚形象时,青少年必须全身心专注于找到一个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令自己满意的答案。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尝试’各种同一性;他们在不同角色中、或通过各种关系寻求经验”;三、骚动、叛逆、疏离于主流文化,而追求同龄人所共同分享的各种亚文化。

由于所处时代、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青年群体又会呈现出相应时代与文化氛围中所固有的特征。中国的新时代青年群体,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生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他们大部分还是独生子女,从小即开始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聊天与游戏。这些时代印记烙在了他们精神深处,使他们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追求个性化。新时代青年群体出生、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并迅速发展的时期,相比于之前同质化、集体化色彩浓厚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更强调不同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个体化竞争,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自然更加自信,同时也更追求个人思想观念上的个性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别具一格。

二是凸显自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一种崇尚个体竞争的文化氛围,在物质层面则极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使我国在短期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绝大多数新时代青年没有感受过物资匮乏之苦,城市里的青年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享受着父母和祖辈的双重关爱。物质的丰富与家人的宠爱,很容易使其更加关注自我的感受与想法,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模式与凸显、张扬自我的人生态度。

三是“网络原住民”。“90后”“00后”新时代青年的童年时期恰逢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互联网大潮,青春期又赶上了以智能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迅速普及,可以说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互联网的环境中,是“网络原住民”。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一方面习惯于从网络中获取信息,甚至认为网络信息比从老师、书本等传统渠道获取的信息更可信;另一方面乐于通过网络这一媒介来形成自己的亚文化社群,疏远、调侃甚至消解主流文化。

(二)新时代抗战史观

“历史观”即人们对历史总的观点与看法,“抗战史观”是人们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观点与看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在2014年7月至2015年9月,短短14个月里,总书记就围绕抗战主题先后发表过7次重要讲话,它们分别是:2014年7月7日为纪念“七七事变”七十七周年发表的“七七讲话”;同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九三讲话”;同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公祭仪式发表的“南京讲话”;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研究;2015年9月2日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发表的“九二讲话”;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阅兵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日战争的系列讲话,为我们指出新时代抗战史观的一些重要特点:

1.“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

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皆习惯于“八年抗战”的提法,即将1937年7月7日视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日子,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视为抗战胜利日。“八年抗战”史观固然有其合理性——“七七事变”以前,日军侵略中国的行为还是局部性的,其规模尚不能同全面侵华后的战争规模相比,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一方面,日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即有计划地逐步侵略、蚕食中国。“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全部,并将华北大部置于自身势力范围之下,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绝不始于1937年7月7日;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并不局限于1937—1945年这8年时间,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即积极反抗日军的侵略暴行,1933年开始,冯玉祥、吉鸿昌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华北地区展开了驱逐日寇,收复国土的军事行动,成功收复了多伦等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更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即开始抗击日军侵略。

针对以往“八年抗战”提法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正确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既可以更深入、完整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又可以更全面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凸显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随着2017年教育部规定教材中以“十四年抗战”取代原有的“八年抗战”提法,“十四年抗战”的整体史观逐渐成为共识。

2.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求实史观

真实是历史学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历史学科对史料要批判地进行检查,并要提出对事件诸原因的解释”,这里所谓的“对史料要批判地进行检查”,即辨别史料之真伪,如果历史学丧失了真实性原则,也就泯灭了同文学之间的界限。然而历史虚无主义者常常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实质上进行着篡改与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便积极从事着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活动,他们或不承认日军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或辩称南京大屠杀中,被屠杀的中国人并不到30万;更有甚者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某些日本政客进一步配合其国内篡改侵略历史的行为,多次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一系列行为极大程度上破坏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威胁着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

针对抗日战争史领域这一系列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与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仪式上指出:“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历史虚无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篡改历史那么简单,如果任由其泛滥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以至于直接威胁到当今的和平稳定。“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意味着追求历史的真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强调,研究抗日战争,一定要“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实质上即最大程度地回到历史事实,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来驳倒历史虚无主义的歪理邪说,这鲜明体现了新时代抗战史观的求实特点。

3.崇尚英雄的人民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具体到抗日战争,贫弱的中国之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日本,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国人民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抗战中的“人民”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有血有肉的个体汇聚成的钢铁长城,这些个体中对抗战做出杰出贡献者即英雄。左权、杨靖宇、彭雪枫、张自忠、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人都是抗日英雄中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的讲话中大力褒奖了抗战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英雄精神,指出“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抗战英雄身上,充分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种伟大的英雄精神,一方面是促使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激励今天的我们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格外需要英雄精神,呼唤英雄的出现,“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崇尚英雄并不代表接受“英雄史观”,英雄史观指的是一种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主宰历史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我们这里崇尚的“英雄”并不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帝王将相”,而是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杰出代表。坚持崇尚英雄的唯物主义人民史观,既是对为人民群众、为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英雄们的尊重,又是激励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努力奋斗的重要方法。

4.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发展史观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抗日战争结束距今已经70余载,为什么今天的我们还要时常提起它,纪念它呢?在新时代抗战史观看来,抗日战争虽已成为过去的历史,但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只有铭记中国人民在抗战中付出的巨大代价,才能更好地珍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其次,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篡改歪曲侵华历史,并企图借此达到特定政治目的之丑行仍在继续,因此牢记历史,用客观详实的史料反驳右翼分子诸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与行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民族英雄永远活在我们的心目中,而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则是激励每一个国人奋勇向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三)新时代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

上文概述了新时代抗战史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为什么还要将“青年群体”单列出来,考察他们的抗战史观呢?换言之,研究青年群体抗战史观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青年群体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此研究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自然就比研究其他群体抗战史观更具有现实价值。

梳理学术史可以发现,历史观研究的成熟著作更多集中于西方史学界,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的著作《德国的历史观》即相关著作中的杰作,该书考察了德国历史观与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传统,清晰梳理了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并探讨了历史观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王晴佳的《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一书则梳理了西方历史学界自古希腊以来2000余年间历史观的变迁过程。中国史学界的历史观研究大多以论文形式呈现,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的历史观、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和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历史观四大领域。具体到抗日战争领域,相关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近几年,研究主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习近平的抗战史观研究,例如《习近平抗战史观重大特点概述——纪念2017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习近平的抗战史观及其重大意义》《十四年抗战:习近平抗战史观的重要论断》等;另一类则是“十四年抗战”的史观研究,例如张云健发表在《文史天地》上的系列文章《重探一·二八淞沪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的中日第一战》《重探长城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之鏖战关东军》《重探绥远抗战——十四年新抗战史观下之中国主动出击的第一次胜仗》等。

由此可见,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虽多,但有关抗战史观的研究则较少,而具体到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研究,笔者目前检索到的论文仅有两篇:一篇是《大学生抗战历史观调查研究》,该文作者面向北京三所高校大学生发放450份调查问卷,通过分析问卷发现在大学生抗战史观方面主要存在着“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不够全面系统,了解抗战历史、缅怀抗战英雄的主观意愿不强”等问题,认为应从加强大学生历史观教育和情感教育,完善社会宣传媒介引导形成合理历史观,完善爱国主义景点设施,协调经济文化发展关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等四个方面来加以应对。另一篇是《当代大学生抗战史观及其影响因素探析》,该文认为大学生抗战史观具有多元化、感性和非理性化的趋向,存在民族主义史观、实用主义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史观交互影响这一群体和个人,从而导致价值观出现了娱乐化、虚无化与现实性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以客观的抗战史实和史识为基础,将推进高校爱国主义教育改革为手段,明确理性开放的抗战史观目标”。两篇文章均较为准确地指出了大学生群体抗战史观所出现的问题,对本书研究有一定启发,然而囿于文章篇幅等因素,两篇文章对抗战史观问题的归因分析尚不够深入;另一方面,针对问题的相应对策也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实质性的对策与方法。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即本书研究的创新空间之所在,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即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之所在。

第二,前文所述的“新时代抗战史观”与本书重点考察的“新时代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并不是简单的前者包含后者的包含关系,而是更接近于“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勾勒出的新时代抗战史观是我们应努力去树立的理想史观,然而现实中青年群体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所秉持的抗战史观与此理想史观存在距离。因此找出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存在问题的成因,并提供相应对策,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实现同理想抗战史观的耦合,此即本书研究的另一重要意义。

第三,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正是他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这就意味着青年群体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意味着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其错误的历史观,帮助其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此外,新时代抗战史观崇尚英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特点有助于青年们形成对民族、国家英雄的崇敬之情,有利于促进青年们学习英雄,以英雄的精神武装自己、激励自己,最终形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这可以视为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

二、历史观与历史记忆

(一)集体历史记忆与个体历史记忆

“历史”与“记忆”有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形象地体现在希腊神话中,记忆女神的女儿克丽奥即历史女神;这种联系更体现在西方史学的传统中: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的开篇就说,他之写作此书,是为了“希腊人和异邦人所创造的令人惊异的各个成就,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英国著名思想家培根认为,人类文化的不同部分与心灵的不同功能有着对应的关系,诗歌关涉想象,哲学关涉理性,而历史则关涉记忆;美国现代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认为,历史关涉过去,人人都有关于过去的知识和记忆,并且以此指引自己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记忆与历史发生联系,然而个体的生命历程毕竟短暂,个体的记忆难以超过百年,因此个人同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发生联系,则需要通过另一种历史记忆作为中介——集体历史记忆。

集体历史记忆并非个体历史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的记忆”,“作为人脑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映形式,集体记忆所蕴含的物质客体和象征符号相互交织,形成附着于和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为群体共享的东西”。以对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为例,显然该记忆并不会随着见过秦始皇本人或对其有直接个体记忆的个人之消亡而消失,至少会随着口耳相传、史书记载等方式流传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是不是即所有对其有个体记忆者留下的历史记载之简单相加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对秦始皇个体记忆的记载全部在史书上,而今天人们愿意或者读过史书上对于秦始皇记载的一手史料者少之又少,在更多情况下,普通人对于秦始皇的集体历史记忆来源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中秦始皇的形象塑造,而这些皆非个体历史记忆的简单相加,而是“物质客体和符号相互交织”的产物。由此可见集体历史记忆往往受到社会媒体等多种因素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是特定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仪式、节日、纪念场所等实体形式创建的记忆。”

既然个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集体历史记忆同悠久的历史发生联系,那么个体历史记忆又有何存在价值呢?如前文所述,集体记忆往往受到传说、谣言、艺术作品、想象加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呈现出的面貌很可能同历史事实本身具有较大差距。而作为历史参与者的个体,他们对于所参与历史形成的记忆与感受则更加接近于历史事实,因此个体历史记忆具有纠正集体历史记忆的作用,这也是个人口述史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二)历史记忆与历史观

人只有对某一事物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才能形成对该事物的看法与观点,对于历史,同样如此。历史观是人对于历史的观点与看法,而要形成观点与看法就必须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了解历史的渠道有很多,但对于大多数非专业历史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则是上文所提到的集体历史记忆。具体到抗日战争史领域,绝大多数公众不会去读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政府的档案,不会去看战争要人的回忆录、书信、日记,也少有机会听到战争亲历者的亲口讲述,他们接触到的抗日战争“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相关传说、小说、电影、电视剧塑造出来的集体历史记忆。因此,考察青年群体的抗战史观,必须深入分析其史观形成的基础——青年群体对抗战的集体历史记忆。一方面,分析青年群体抗战集体历史记忆可以找出形塑其抗战史观的若干因素,有助于对不利于正确史观形成的因素采取相应对策;另一方面,针对抗战集体历史记忆的偏差,可以采取挖掘抗战亲历者——抗战老兵群体的个人历史记忆之方法,形成抗战老兵口述史,以此来纠正抗战集体记忆的偏差。

(三)抗战老兵口述史研究综述

21世纪以来,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越来越成为抗战史研究领域中一道崭新的风景线。通过对相关数据库的检索,以“抗战老兵”为主题的相关文献较为丰富,而以“抗战老兵口述史”为主题的相关文献则较少,其中,可发现与本书相关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抗战老兵口述调查的现状研究。张连红在《抗战老兵口述调查与抗战研究》中,指出以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为契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调查,出版了许多口述资料。在寻访老兵的过程中,民间团体和志愿者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同时,张连红也指出目前所进行的口述历史调查工作仍有许多不足:首先是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的内容不够丰富,数量远远不足;其次是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调查过程中,历史学专业人员参与访谈少,严重制约口述访谈质量;最后是缺少全国统一的组织,访谈工作较为分散。除此之外,叶铭在《口述资料与抗战史研究》中提到,资料性不强的窘迫现状是当下老兵口述史调查的最大局限,其原因主要在于:一、口述访谈调查各行其是;二、口述访谈结果很少得到专业人士认同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运用。对此,叶明强调在新史学的视角下,从关怀历史中的“人”的作用层面而言,口述资料的调查获取自身就有学术意义,另外老兵口述资料调查有其理论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2.关于抗日战争集体历史记忆的研究。集体历史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资源,而抗日战争经历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其如何被构建与重构意义,乃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对于其重要性,王卫星在《共同建构民族历史记忆——读〈中华民国专题史·抗日战争与战时体制〉》中强调,历史是曾经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而历史记忆却随着话语体系和语境的不同被人们不断地重新诠释及建构,并赋予新的现实认知和时代内涵。共同建构历史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对于抗日战争记忆的研究主要是结合大众传媒的发展阶段或不同载体对战争记忆做出多元化的研究,认为媒介是构建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重点探讨分析媒介表达历史记忆的不同模式,或媒介在建构历史记忆时的现实困境。余霞在博士论文《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新时期传媒抗战记忆研究》,研究的是1978年以来中国大众传媒对抗战记忆的建构,认为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建构历史记忆时,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的社会框架的制约,它们的合力规定了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内在结构,制约着传媒的表达方式的立场。周静在硕士论文《〈人民日报〉对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媒介建构——以抗战胜利纪念日为例》,则调查分析了《人民日报》新时期以来在抗战纪念日的新闻报道情况,阐释《人民日报》在新闻报道的框架、文本和话语上是何如建构以及建构怎样的抗战记忆。向倩芸在《媒体如何建构历史记忆——以“抗战老兵”的相关报道为例》中提到,媒体对于抗战老兵的报道主要包含“老兵生活困顿”“关爱抗战老兵”“重聚、重访与追忆”“授勋”这四个框架。

综合已有同类课题研究现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抗日战争口述史的研究中,仍存在调查不系统、内容不全面、形式较为零散等问题,其相关的文献仍以报纸资料为主,学术成果缺乏。另外,在抗日战争集体历史记忆建构方面,仍局限于探讨大众传媒对于抗战记忆的宣传与建构的现状及作用影响方面,很少有从调查各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等青年群体)对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认知现状角度出发,分析当下集体历史记忆建构过程中的问题,而在抗战老兵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对比研究方面更是少之又少。

三、研究框架

本书的研究思路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研究框架围绕此逻辑顺序展开。

第一章为导论,厘清研究对象和基本概念,梳理学术史。

第二章首先围绕“精日”现象提出问题。“精日”是“精神日本人”的简称,是指“那些从精神上把自己视同为日本人的思想畸形人群。这类人群中有些极端崇拜日本,甚至到了仇恨自身民族、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耻的地步。这些带着深厚媚日、极端反华心理的人群,长期宣扬反党、反国家言论,污蔑、丑化、中伤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丑化中国历史、对历史事实进行歪曲抹黑,在社会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这种丑陋的现象曾表现为“洁洁良”等一系列具体事件而在舆论空间中不断发酵,引起广泛关注。“精日”现象引起的关注与讨论虽多,但缺乏深入的学术分析,本章将对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可以想见原因是多样的,但歪曲的抗战史观与集体历史记忆将是重要原因。

分析问题的部分将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三章将具体分析青年群体抗战史观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对于目前青年群体抗战史观现状的考察,已有研究多采取问卷调查形式加以分析,本书除沿用问卷调查法较大规模搜集信息外,还将采取个案研究方式,重点访谈若干高中生、大学生及其他身份的青年,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结合将更好呈现出目前青年群体抗战史观的现状。现状中出现的问题,已有研究的分析普遍较为粗略,例如有提到学校课堂中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但教学中是如何教授抗战史观的?教材中对抗战历史的书写,体现出的历史观有何问题?都缺乏细致深入的分析,本章将具体考察多个版本的中学教材与大学使用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分析其中书写抗战的章节有何优点与局限性,以及有无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前文所述,影响青年群体抗战史观的因素除课本上的历史知识及传达的历史观之外,对于抗战的集体历史记忆也是极为重要之因素,因此第四章将分析塑造抗战集体历史记忆的诸种渠道:历史普及读物、小说、电视剧、电影。一方面指出这些渠道塑造出的集体历史记忆问题之所在,另一方面也将总结、汲取优秀文艺作品塑造正确集体历史记忆之经验。

解决问题的部分将是本书的重点、难点,安排在第五、六、七章。

本书的一大特点即在于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紧密结合,除理论上分析抗战史观及抗战集体历史记忆的现状及问题外,还将在实践上带领学生参加走访、慰问抗战老兵活动,整理形成了抗战老兵的口述史成果。

第五章是整理出的抗战老兵口述史资料。尝试用抗战的个体历史记忆来弥补、矫正集体记忆中存在缺陷之处。

第六章将呈现出参加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的大学生们在实践中的日记、感想与收获,记录下青年们在同抗战老兵们对话过程中的转变。

本书的写作成员将根据走访的每位抗战老兵之特质,在口述史基础上,发掘英雄精神的时代内涵,开发以抗日英雄为主题的德育课程,形成具体的课程教案,第七章即课程体系与教案的展示。

编辑推荐

此书以大家熟悉的“精日”现象为切入点,从我们耳熟能详的《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红高粱》等优秀影视作品,以及“裤裆藏雷”“手撕鬼子”等抗战“神剧”中的雷人操作中取材,结合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权威学术成果,揭露了“神剧”之荒谬,呈现了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这本书值得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阅读,值得广大青年朋友阅读。

精彩预览

2018年,“精日”一词走进大众视野。“精日”分子的恶劣言行引起众怒,同时也深深刺痛社会神经,众多报刊、网络媒体对此纷纷表态:“绝不容忍”。当下,科学分析“精日”现象,探讨其主要表现、生成逻辑,把握其不良影响,并探索有效应对措施,从而弱化“精日”现象对社会群体,尤其是对青年群体的负面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编者按

“精日”现象的消极影响与应对措施

(一)“精日”现象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民族得以长久发展,其历史不能断裂,其精神不能萎靡。而当下“精日”分子言行极端,践踏抗战先辈伟绩、嘲讽抗战精神、损害国家尊严,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年群体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其一,传播错误历史认知对抗战历史记忆的构建造成了阻碍。“历史记忆是共同体认定的‘历史’,是共同体成员中普遍流传的记忆”,借助“文字、图画、仪式、节日、纪念场所等实体形式”。创建传承,是集体认同的重要根基。抗日战争是我国近代以来重要的一段历史,凝聚着内涵丰富的抗战精神,存留与构建抗战历史记忆更是意义非凡。而如今“精日”表现出的肆意解读,碎片化历史,传播抗战历史的错误认知,美化日本侵略者,干扰部分青年认知,在史实方面严重干扰部分青年对抗日战争的记忆。此外“精日”所传播的“死难者太少”“恶臭你支”等言论更是冲击了当前我国抗日战争历史记忆传达的价值理念。

其二,弱化青年对国家的认同感,危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认同是个体对所属地域、文化、集体的一种强烈归属感”,个体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是凝聚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国家长久发展。当代青年将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时期的中流砥柱,青年的国家认同感对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目前“精日”分子无视战争受难同胞,迷恋二战日本军服,对自己国家与民族不仅没有认同之感、热爱之情,甚至是仇恨自己民族,以自己国家为耻。“精日”群体自身思想摇摆不定,此部分人已经成为社会隐患,当下不仅不加收敛,甚至传播不当言论,抹黑英雄事迹,进一步抽离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若不加以治理,其言行举止必将诱导其他青年,弱化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动摇我国青年的坚定信仰,扼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实现过程。

(二)“精日”现象亟待治理

对于“精日”现象,社会各界均纷纷表达了愤怒与谴责,但“精日”分子“屡罚屡犯,有禁不止”。针对“精日”现象,笔者认为需要从主流价值观引导、历史教育创新、完善法律法规三方面着手,德法并行,从严治理。

1.坚持发挥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着重关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任何言行都必然有某种价值观驱使,“精日”现象的产生也反映出当下少数青年价值观念不端的问题,因而遏制“精日”现象首先便需要从价值观入手,加强对青年价值观的引导,而这一过程中,则需要注重“点面结合”,有效增强青年群体与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的相似性与一致性,筑牢思想屏障。其中,“面”是对主流价值观的灌输引导,即为加强青年判断是非的能力,所谓“点”则是爱国主义教育,即为重点解决“精日”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缺失的问题。

我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在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弘扬与发展中国优秀传统价值观、在批判与发展西方价值观的过程中形成的正确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价值评价尺度与价值选择准则,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思想根基与精神支柱。当下强化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是抵制多元文化影响、扼杀“精日”思想萌芽的有力手段。一方面,大力宣传正面价值,这既需要使用旗帜鲜明的宣传手段,也需要寻找潜移默化的渗透路径,契合青年的心理特点,增强教育效果。另一方面,严厉痛斥反面事例,明确哪些需要反对,即树立大是大非观念,提升青年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辨识能力。

在筑起全面而牢固的思想保障之时,着重关注对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是对“精日”现象的精准防范。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的浓厚的特殊感情,基于此,个体乐意为国家服务。“精日”现象所表现出的特征几乎都反映出其爱国精神的匮乏,因而加强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青年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有利于青年自觉抵制他国对我国的诋毁行为,能够理性对待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免走入歧途。

2.创新抗战历史教育方式,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

没有历史的民族也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不能被遗忘,不能被篡改。“精日”现象的泛起也暴露出我国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存在的漏洞,因而治理“精日”现象必然需要加强抗日战争史的普及教育,宣传抗战精神内涵,帮助青年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即做到历史知识、抗战精神、价值观念三位一体,全方面加强青年群体对抗战历史的了解,从而树立正确的抗战史观。

其一,注重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以学校系统历史教学为主,以社会舆论影响为辅。在学校教育方面,教材中需要补充更为翔实的史实资料,既让学生把握抗日战争的整体状况与价值意义,也要让学生充分接触有血有肉的历史细节,如在课本附录中加入受难者或抗战老兵的照片、口述史,或带领学生观看纪录片,等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战争遗址、纪念馆、抗日战争相关纪念日等多元载体的教育功能,优化网络舆论环境,既要借助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媒介宣传真实历史,弘扬英雄精神,同时又要严格监管网络言论,避免其他不当言论对大众造成干扰。其二,增强抗日战争历史教育仪式感,增强感染力。仪式感则是通过某种特别的行为、形式或者活动,去强化人们对某种事物的认同,如升国旗时行注目礼,潜移默化间让人对国旗及国家产生了敬畏爱戴之心。抗战史教育同样可以借以不同的仪式感深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与情感态度,如抗日战争史的教授课堂必须有默哀礼,适当增加实践内容,如访问抗战老兵记录走访心得等。其三,在历史教育中要注重对学生问题探究能力的培养,以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具备在繁杂观点面前能主动探索获得真相的基本素养。总而言之,“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让真实的历史呈现在社会群众面前并且使之入脑入心,便是对“巧舌抵赖”最有力的回击。

3.完善法律法规,严惩“精日”言行,防止破窗效应

当下,对于“精日”现象,从舆论媒体到社会公众,均是“反对的声音一边倒、抵制的表达不间断、愤怒的态度传四海”,虽然目前少数的“精日”分子的所作所为不能影响全局,但这绝不意味对于“精日”现象不需要采取严厉手段,对于此类现象更需要划清道德底线,对“精日”的出格言行绝不能姑息。詹姆士·威尔逊与乔治·凯林曾提出“破窗效应”理论,指出若不良现象没有被及时制止,则会给人带来信息暗示,认为这种行为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不必为此付出代价,从而纷纷加以效仿。破窗效应强调的是环境信息对不良行为的诱导作用,当这种不良现象长时间无人过问,便会愈发泛滥。同样,在处理“精日”现象时,也需要预防破窗效应的发生,若对“精日”分子宽容处理,便会让一些已产生不良思想但尚未表现出来的人开始心无忌惮,让其他人默认为穿日本军服拍照可以被当作是某种特殊癖好,无关国家尊严,由此发展下去,甚至可能衍生出迷恋美国军服、迷恋韩国文化等其他“精美”“精韩”现象。因此,面对“精日”现象,更需要及时打击,完善相关立法,修补“破窗”,有效遏制其他类似现象于萌芽之中。

摘自《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王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有媒体曾测算横店一年的抗日“战绩”发现,即便按照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四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那么,抗战题材电视剧存在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

——编者按

抗战题材电视剧存在问题的原因

如今的抗日电视剧为什么会严重走形成为抗日神剧呢?这不仅仅是当前电视剧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后果,更与影视文化和政治因素有密切联系。

抗日电视剧发源于抗战时期,最早是从《地道战》《地雷战》《太行山上》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抗日影片中发展而来。在抗战时期,抗战电影的主要制片基地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从1938年1月到10月武汉沦陷前,中国电影制片厂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等三部故事片和《华北是我们的》等50多部新闻纪录片。接下来的几年又相继完成了《塞外风云》《中华儿女》《长空万里》等一批优秀的抗战影片。从电视剧市场诞生之初,我们就不缺抗日剧,而且很多优秀抗日剧早已被大家熟记,如《小兵张嘎》《中华儿女》《地雷战》《赵一曼》《苦菜花》《鸡毛信》《铁道游击队》《回民支队》《新儿女英雄传》《兵临城下》《地道战》《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等。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抗日剧,虽然许多作品突出宣传功能,但并没有把突破常识和逻辑作为作品的所谓“亮点”和卖点。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视频道中,无论是收看比例还是经济效益,最为突出的当属由小说改编的武侠剧。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至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武侠剧占据了中国荧屏的大半江山,直到2005年《亮剑》开播后,才迎来抗日电视剧的第一个高峰期。据统计,《亮剑》5年内在各大卫视的收视率高峰期重播3000多次,在《亮剑》收获鲜花和掌声的同时,《我的团长我的团》《民兵葛二蛋》《我的兄弟叫顺溜》等让中国电视荧屏中出现一批“小人物大英雄”抗日剧,这时的抗日电视剧也一直都走在注重刻画事实的道路上。

当小人物抗日剧走向成熟,市场渐渐饱和,投资者们便开始寻找新的突破口,想要借助当年火遍全国的“武侠热”开辟一条武侠与抗日结合的新型创作,抗日神剧题材便应运而生。如果综合审视这些抗日神剧,不难看到过去曾风靡一时的武侠剧的影子。如今许多抗日神剧,正是“大胆”融合了武侠剧玄幻、大开脑洞的套路。但有一点不能忽视的是,武侠剧可以玄幻,但抗日剧却不行。因为抗日剧有着严肃得多的历史内涵,任何亵渎均会受到公众和舆论的严厉批评。当产生了越来越多如《抗日奇侠》这样的“神剧”“雷剧”后,更是将抗日剧推向了娱乐化的风口浪尖上。2012年,有媒体调查发现,全国上星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200多部,其中抗战剧及谍战剧超过70部,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剧。而横店更是被网民们戏称为国内“有史以来”最大也是战果最丰的“抗日基地”。有媒体曾测算横店一年的抗日“战绩”发现,即便按照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四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在各大卫视“收视率就是生产力”的商业模式下,编剧导演为了追究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广的创作空间,不得不绞尽脑汁制造噱头,所以才会步步深入,以至抗日剧严重走形,远离真实历史和常识认知,抗日神剧越走越远。“费解的是,如此弱智的作品居然可以不受约束,并成为许多电视台追逐的焦点,这不能不说是时下电视剧制播生态被严重扭曲的真实写照。”

政治因素是导致抗日神剧泛滥的又一原因。《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专门引述了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的回忆,他称,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同意备案公示的国产电视剧共有1040部33877集,而全国所有电视台可播出的电视剧集仅7000集左右。本就僧多粥少,如果审批遭遇“不安全”,这就意味着投资不安全,在尚未竞争播出前便可能“胎死腹中”。当趋利避害的制片商发现抗日剧可以有效规避审查风险时,自然趋之若鹜。显而易见,只要看看这样一组数据,便可洞窥刘志江所言的安全有多么重要。而抗日剧的投资者与制作者们无疑具备这一方面的政治敏感性,但如此之多的抗日电视剧作品,一来容易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二来想要从无数抗日题材作品中拔得头筹,瓜分更大的“蛋糕”,便需要标新立异,于是抗日神剧就一路狂飙。

摘自《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王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人只有对某一事物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才能形成对该事物的看法与观点。对于历史,同样如此。具体到抗日战争领域,人们往往通过电视剧、电影、普及读物和小说来了解这段历史,可以说主要是以上诸种方式塑造了绝大多数人的抗战历史记忆。让我们先看看抗战题材电视剧的现状。

——编者按

抗战题材电视剧的现状

曾几何时,我们守在电视机前,看着我们的先辈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拼杀,保家卫国,满腔的热血与爱国情怀,我们能叫上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独立团李云龙、小兵张嘎、北平人孟烦了、军医郝兽医……当时我们听到的台词是“英国人死于狭隘和傲慢,中国人死于漫不经心和听天由命,死都不怕就为了要个安逸”,我们能清楚地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抗日战争是残酷的,落后是要挨打的。

而如今的电视荧屏上,一个拳头大的石头可以击落日军翱翔天际的战斗机;一把一指长的飞刀竟能相隔百米摧毁侵略者的大型装甲;身着皮衣、头上染发、脚骑哈雷,抗日战士们隔着八百里能一枪崩掉鬼子的狙击手;抗日奇侠们徒手能将日本兵撕成两半;抗日领袖们更是大军压阵仍能半卧皮沙发与清丽女主谈笑风生……好好的抗日剧被拍成了抗日爱情剧或者抗日科幻剧,如果日本法西斯真的可以像这样云淡风轻地应对,何须我们的抗日英雄们流血牺牲长达十四年?如此拍抗日剧,比着看谁脑洞大,争着看谁特效强,这到底是爱国还是愚民?

抗日神剧是指战争游戏化,我军偶像化,友军懦夫化,日伪白痴化的一种电视剧。中国的抗日题材的电视剧非常多,但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出现很多夸张、雷人的虚构场景,因此被称为“抗日神剧”。举几个典型的抗日神剧为例,便能感受到其中的“魔力”。

在太原影视频道播出的《抗日奇侠》无疑是“神剧”中的典型,这部剧以全新的视角打造抗日题材剧,并另辟蹊径首次将抗日目光聚焦在民间侠客身上,将“抗日”与“武侠”合二为一,通过六个传奇侠客的个人命运,展现整个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与日寇进行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斗争。但这看似令人热血沸腾且富有新意的剧情,却暗含着观众意想不到的雷人桥段:一位战士将一名日军不偏不倚撕成了两半,“鬼子”血肉横飞,英雄凜然一笑。因此观众纷纷吐槽:你以为是手撕包菜吗?你这是抗日科幻剧吧?编剧是真心要逆天啊?除此之外,此剧还有铁砂掌、化骨绵掌等神功,令人不得不感叹这是一部比武侠剧还武侠的武侠剧。

还有在天津卫视、河南卫视、云南卫视、贵州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神枪》,主要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几个出身背景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经历战火洗礼后,逐渐成长为神枪手的故事。但别以为在这么多卫视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含金量就很高,事实证明,该剧雷人桥段还真不少。俗话说得好:“熟能生巧,工多艺熟”,任何事情只有不断地练习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而“神枪手”更是如此,是靠无数子弹喂出来,靠无数次战役磨炼出来的,剧中的抗日战士枪法如神,可以解释为天赋过人,射击姿势特别不靠谱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像剧中的枪里打出的子弹空中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还解释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就像这句台词:“据说射手在子弹出膛的瞬间,手腕急速抖动,即可让子弹拐弯,这就是传说中的枪抖术。”看完后不禁令人惊呼这位编剧的神奇脑洞,竟然可以无视物理定律,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人真有这技术还需要抗战十四年?

再比如说在浙江、湖北、贵州卫视播出的《一个鬼子都不留》,主要讲述一个幸免于难的杀猪匠与杂耍班主结拜兄弟,潜伏在敌人眼皮底下,灵活巧妙地展开一系列惊魂复仇。杀猪匠最终由一名单纯复仇者,成长为为民族而战的传奇英雄的故事。而剧中杀猪刀、石块、弹弓、飞针……都被主角用来打鬼子,而且屡屡得手。对此,饰演主角的于震表示电视剧当然是需要娱乐化的,只要不是太夸张就好。而对于飞针杀鬼子的情节,主演于震解释说“我查过史料,真有其事”。这解释一出,更是雷倒了大片观众。

当然,还是能看到好的抗日电视剧被数次搬上荧屏,如《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它们不仅尽最大可能还原抗日战场的惨烈悲壮,还将一个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抗日英雄们扮演得惟妙惟肖,其中经典的场景能够深刻烙印在观众脑海中挥之不去。好比《亮剑》,魏和尚壮烈牺牲时令人不禁热泪盈眶,骑兵连连长在拼杀至仅剩自己一人时高呼着“骑兵连,冲锋!”更让人热血沸腾……无数观众在收获一份感动的同时,也感到肩上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亮剑》不仅尊重史实和民族情感,而且能够传递珍贵的抗战精神。剧中李云龙曾经对他的士兵说过:“我最喜欢狼,它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更可怕,就连老虎见了也要怕它三分。我希望我的部下也能变成狼,一群有着共同信念的狼。”这种精神让敌人望而生畏,让队友充满信心。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战士,真正的军人,真正的领导者,是国家、民族真正的不屈的脊梁!在《亮剑》播出之后,这样的“亮剑”精神让无数观众熟识,其中体现的是面对困境时的果断抉择,是永不言败的信心,是锲而不舍的执着。这样的抗日电视剧,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夸赞。

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荧屏上,以抗日为主题的电视剧比比皆是,但像《亮剑》这样良心好剧似乎越来越少了,大多数都是打着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幌子,将抗日英雄片拍成了抗日神剧。时间一长,故事离奇、内容荒唐的抗日神剧也遭到了无数观众的唾弃与调侃。国家广电总局更是下令对有关抗日题材的电视剧进行整治,各卫视被要求对电视剧黄金档已安排播出的抗战题材剧重新甄别,凡过度娱乐化的要进行修改,不能修改的过度娱乐化抗战剧被要求停播。

摘自《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王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真实的抗日战争,与抗日“神剧”所反映的有着天壤之别。对此,90岁高龄的抗战老兵薛福顺喊着热泪对作者一行说:“我也经常看一些现在拍的抗日电视剧,编导不了解真正的战场更加残酷、更惨烈,跟日本人打仗是最残酷的。”以下是老人的口述。

——编者按

抗战老兵薛福顺:少年参军,一生报国

人物简介:薛福顺,1930年农历8月29日出生于河南济源承留镇赵老庄村石缝泉,1943年初加入八路军太岳部队,跟随陈赓司令员打击日军、阎锡山部队。解放战争时期随部队参加了上党战役、冀南战役、襄樊战役和鄂西北剿匪斗争。解放后在黄冈、麻城地区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

苦难童年坚定参军之志

1938年秋天,日本鬼子进了中原,天上的飞机轰炸扫射,日本人进村大扫荡,所有人都躲进窑洞里。兵乱过后,日本鬼子派兵驻扎在坡斗、槐树庄,到处抓人修碉堡、挖战壕、拆老百姓的房子盖炮楼、修公路,我只好去做苦工,忍受日本人的打骂,当时我只有11岁。

自1939年起,连续三年大旱,蝗虫肆虐,母亲迫不得已带着三哥、三嫂和我一起出去逃荒,随后经历了丧母、丧姐,失去至亲的悲痛,年幼的我只能在绛县一带卖苦力,食物又酸又涩,只能囫囵吞下,生活过得苦不堪言。

后来为了不再拖累四姐和六姐,三哥带着我往东山方向逃难,先出去讨饭,一路讨饭到翼城县、沁水县,有人建议我们去找八路军,于是我们边讨饭边寻找八路军。走到了山西省浮山县的石头嘴,在东山方向有八路军的队伍,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他们跟国民党军不一样,对老百姓很和气。我和三哥都想要当兵,但是我年纪太小,扛不动枪,还没有枪高,所以成了八路军的小号兵,负责吹号。八路军不讲年龄,在经济、政治上都是平等的。

在我的坚定请求下,54团团部接受了我的参军意愿,我在部队做勤务员。

行军打仗不畏日军顽固

在进入军队之后,行军打仗遇到日本人也并不害怕,军号吹响就要上战场。当时八路军的装备是比较简陋的土枪,而日本人的装备比较先进。

1945年夏天,日军收缩阵地,从黄河南岸向北撤退,我军开始局部反攻。

战争年代,八路军在正面抗战不容易。我们团奉命攻打夏县,我们在夏县至运城的公路上袭击敌人,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在公路上埋下炸弹,在敌军的车开过来时引爆炸弹,再甩上一阵手榴弹,一百多鬼子就立马报销了。这次作战炸毁了敌人4辆兵车。

打闻喜县的时候,日本鬼子相当顽固,有的突围无望就剖腹自杀了,有的将枪砸了都不投降,一个日本鬼子被俘虏后,张连长审讯他时,突然冲过来咬张连长的手,我们只好将他捆起来送到五分区司令部去了。

我参加百团大战的时候,有一次目标暴露了,八路军变得很被动。

战斗岁月铸就难忘青春

我也经常看一些现在拍的抗日电视剧,编导不了解真正的战场更加残酷、更惨烈,跟日本人打仗是最残酷的。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是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当时我们把毛主席接到陕西汾河东,把一些主要的老革命接过去,如刘伯承等。我在教导队接受军事训练,学政治文化,我知道机会难得,所以学习很刻苦,半年学习结束时,我被评为特等学习模范。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回到了36团,在团部给首长当警卫员。

到1946年、1947年连指导员就南下了,到大别山,我那个时候直接从陕西到四川,又到了陕西汉中,1949年1月,当时我19岁,是年轻小伙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调到一营一连当指导员。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我到地方上了,我们一个连还有另一个连从云溪调到孝感,我们走到孝感,上面的命令下来,说连以上的干部都留下来,连以下的都走了,去抗美援朝。我没有去抗美援朝,回来以后我就去了湖北军区安排的军校。

从晋豫到陕鄂,战火中的青春铸就了我一生闪光的起点,到现在,我仍然珍藏着当年的军装、帽徽、纪念章和战友的照片。抗战精神就是要发扬革命战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就是部队上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老一辈的人和年轻一辈的人不一样,老一辈的人对过去的苦日子、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体会要多一些,年轻一辈的人没有体验过,没有实践过,所以没有历史的概念。

但是如果现在打仗,我也会动员我的后代去参战。

点评:

童年时,目睹日军的残暴行径,受到日军的迫害;因为三年大旱,又接连丧母、丧姐,后来与三哥一同逃难并加入了八路军。薛福顺作为八路军的一员,在战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见证了中共抗战的艰辛历程。

薛福顺在讲述自己经历时,与自己现在看到的一些抗日电视剧中展现出的抗战情景进行了对比:“我也经常看一些现在拍的抗日电视剧,编导不了解真正的战场更加残酷、更惨烈,跟日本人打仗是最残酷的……”现在的人们,往往通过一些相关的电视剧和小说了解抗日战争,受到艺术作品、想象加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这样塑造出来的集体历史记忆往往会有偏差。而抗战老兵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其记忆更加真实和详细。整理出老兵的口述资料,形成抗战事情的口述史,通过一定数量的个人历史记忆来纠正抗战集体记忆偏差,基于此来形成客观科学的抗战历史观极有必要。

摘自《思政课:抗战史观这样讲》,王斐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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