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陕西：王九思与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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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转向写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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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早期岁月
王九思来自鄠县 ，康海生于武功县，他们是陕西同乡［1］。尽管两地相距不远，但二位的首度会面还是在京城，时间大概是1501年［2］，彼时康海二十六岁（虚岁二十七），王九思三十三岁。
王九思1496年进士及第，随即见习翰林院授庶吉士，三年后升至检讨［3］，此后一直供职于翰林院。1508年，臭名昭著的阉党头目刘瑾（1451—1510）提议，翰林院所有官员（状元康海不在此列）都须分至别的部门另任他职，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和历练。于是，在吏部担任数职之后的王九思被授官文选郎中［4］。
康海于1500年入京［5］，在两年后的科举考试中高中状元，被授予为一甲所设的翰林院修撰之衔，方便其以文学职能在中央官僚体系内爬升。康、王的职衔彰显出二者均已跻身于明代官僚体系的精英内层［6］。康海后来回忆这段时期的交往情形如是说：
弘治时，上兴化重文，士大夫翕然从之，视昔加盛焉。是时，仲默（何景明）为中书舍人，而予以次第为翰林修撰，一时能文之士凡予所交与者不可胜计。 ［7］
康海不无深情地将弘治末期视为光辉岁月，是时，他与王九思及其同侪等文人士大夫不仅对他们在政府中的职位及职能满怀热忱和乐观情绪，而且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身处明代文学的黄金时期［8］。
王九思与康海在京城同属一个后世皆知的文学圈子——“前七子”，其余五子是：李梦阳（1473—1529）、何景明（1483—1521）、王廷相（1474—1544）、徐祯卿（1479—1511）、边贡（1476—1532）［9］。是时，他们同属京城里的新晋进士派，年岁大都未及而立。这群文人结文社、倡文风，主张有别于内阁大学士李东阳（1447—1516）“台阁体”的文学风格：
是时李西涯（东阳）为中台［10］，以文衡自任，而一时为文者皆出其门。每一诗文出，罔不模效窃仿，以为前无古人。先生（康海）独不之效，乃与鄠杜王敬夫（九思）、北郡李献吉（梦阳）［11］、信阳何仲默（景明）、吴下徐昌穀（祯卿）为文社，讨论文艺，诵说先王。西涯闻之，益大衔之。［12］
这些活动后来渐渐汇成声誉甚隆的“复古运动”［13］。王与康在此中各自扮演角色不同，在圈子里的地位也有高下之分。王九思先是追随李东阳［14］，但之后他尽弃前学，改变自己的文学立场，转投康海与李梦阳的复古派门下，正如钱谦益（1582—1644）总结道：
康、李辈出，唱导古学，相与訾謷馆阁之体［15］，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贰于长沙（李东阳）矣。［16］
与王九思不同，康海在“前七子”圈里承担了领袖的作用，他跟李梦阳常被视为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的发起人，前者长于文，后者精于诗（“李倡其诗，康振其文”）［17］。王九思曾坦言他和何景明等其他几子的诗文都受益于康、李的斧正：
予始为翰林时，诗学靡丽，文体萎弱。其后德涵、献吉导予易其习焉。献吉改正予诗者，稿今尚在也，而文由德涵改正者尤多。然亦非独予也，唯仲默诸君子，亦二先生有以发之。［18］
王九思与康海前十年的交情恰好跟他们参与当时文坛主流的复古运动相交叠［19］。跟当时文人风气无二，王、康二人在此期间的主要文学创作是诗和文，而他们的曲创作则少有所闻：王九思此时是否写曲我们不得而知，但康海偶一为之却有迹可循——康氏家族确实承继了许多皇室赐赏的剧本，而这可能是康海对曲的兴之所起：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20］。对山高祖名汝楫 者，曾为燕邸长史，全得其本，传至对山，少有存者。［21］
林懋（Tilemann Grimm）推测康海的音乐兴趣或是源自其部分胡夷血统［22］。这里有意思的倒不是永远无法证实的康海血缘问题本身，而是林懋在试图解释康海对音乐和曲的兴致上的过度推测。对林懋等很多学者而言，这样的兴致对文人来说显然意味着离经叛道。据康海日后自己的话来推断，他早年对曲的兴趣可能得益于他在京城时所见的传奇集：“予曩游京师［23］，会见馆阁诸书，有元人传奇几千百种，而所躬自阅涉者，才二三十［24］。”［25］他可能也在此时渐熟习于琵琶弹技［26］。尽管对曲略感兴趣，康海在京城的早期岁月里却并未打算以写曲为重（虽然他此后阴差阳错成了主要曲家），是时，他是万众瞩目的新科状元，正站在平步青云的仕途起跑线上，满怀信心地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渴望。
十六世纪的头十年，王九思和康海所代表的青年才俊、帝国精英对他们的官宦生涯和政治前途极为乐观，同时也热切投身于文学革新。白润德曾论断，“七子”的概念甚至可能是康海和王九思为了尝试“稳固自身历史地位和强调圈子根植于北方故地”［27］而追认生造来的。毫无疑问，王九思和康海以“七子”之一的身份被人牢记，然而，这不过是他们在京城早期岁月的标签，而不能涵盖他们之后漫长而丰富的文学生涯，他们对人生和文学的抱负与认识不可能在1510年的官僚身份突然终结之后还能一如既往、一成不变。自被罢黜免职、离开京城之后，王九思和康海很快以他们的文学写作赢得了别样名望和全新地位——这次不是靠诗或文，而是曲。
1510年：黜官
1510年刘瑾垮台，被目为瑾党“羽翼”的王九思和康海亦受株连［28］，而他们所倡导的复古派文学运动也让他们深陷与内阁大学士、茶陵派领袖（以其祖籍茶陵而得名）李东阳的敌对中。王世懋（1536—1588）曾在康海全集的序言中点评道：
先生（康海）当长沙（李东阳）柄文时，天下文孊弱矣。关中故多秦声，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质直之气倡之。一时学士风移，先生卒用此得罪废。［29］
康海的耿介性格与直言个性注定他不可能长久担任朝中要职。例如，康海拒绝“旧时翰林之葬其亲者，志状碑传，必出馆阁大臣手”的“旧例”，“而以二三知友各为之文”，有劝止之者，则应曰：“文在可传，不必官爵之高贵者。”［30］对官场规则的叛离以及对李东阳和其他大学士的公然蔑视，是公认的导致康海被黜的多方面原因之一［31］。
无独有偶，王九思从李东阳文学阵营的倒戈也导致了他宦海折戟。刘瑾被诛之后，李东阳重掌权柄，他将刘瑾在1508年安排任命的所有翰林院官员全部另任他职，唯独不许王九思回朝。据称，此举是因为王九思任职文选郎中期间没有特别关照李东阳之子，王、李之间的嫌隙日益扩大［32］。王九思被控列名瑾党［33］，左迁寿州（今属安徽）同知，在这里，他佐理州政“俱有赞画之功”而被敬为上官［34］。一年之后，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的惨淡仕途，朝中反对派以“刘瑾余党去之未尽”为由迫令王九思去官。1512年，王九思回到家乡鄠县，而在与此地相去未远的武功县，同样遭黜的康海也归家隐居。此后，两位友人再度相聚并愈发亲近。
康、王二人都是在人生巅峰时突然被贬黜官，命运的剧变显然刺激了他们去寻求一种另类的文学之路来应对他们被贬出京、赋闲回乡的命运，这正好与他们此后郑重其事地投身于曲创作不谋而合。据康海所言，王九思“旧不为此体，自罢寿州后始为之”［35］。不同于诗文，曲的写作训练并不能从文人的正统教育中习得，它还对音乐的专业知识有特别要求。以下一些记载可管窥王九思如何写曲：
王渼陂欲填北词，求善歌者至家，闭门学唱三年，然后操笔。［36］
王敬夫将填词，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按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37］
显然，写曲这种技能须有特殊训练。少时即对曲颇为倾心的康海以擅弹琵琶而知名，他经常为宾客献艺弹奏，并宣称他在西凉乐方面的训练受教于一位奇人曲师［38］。
王九思和康海醉心曲作，他们撰写大量的散曲和剧曲令他们成为该时段最多产的曲家。王九思有三部散曲别集：《碧山乐府》［39］《碧山续稿》和《碧山新稿》［40］。此外，十六世纪四十年代他还撰有百阕次韵小令组曲，与李开先原作合刊出版，即《南曲次韵》。目前已知系于王九思名下的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数三十多部［41］。在剧曲创作上，他撰有《杜子美沽酒游春记》和《中山狼》两部杂剧［42］。
康海的散曲创作也相当可观，主要保存在两部作品集——《沜东乐府》，以及新近发现的续编《沜东乐府后录》——中，总计散曲小令四百余首、套数一百多部［43］。他也是杂剧《王兰卿真［贞］烈传》的作者［44］。此外，《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也通常归于他的名下［45］。康海投身曲活动还包括他对曲作刊印的编辑与资助，这一点少有人注意，他不仅刊刻自己和王九思的曲作［46］，还出版了现存最早的北曲格律谱《太和正音谱》的简本［47］。
康海和王九思被迫去官之后写成的许多散曲，是他们对罢黜免职的回应姿态和对仕途失意的再度反思。康海这首［雁儿落带过得胜令］《饮中闲咏》就是很好的一例：
数年前也放狂，这几日全无况。闲中件件思，暗里般般量。 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48］，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傒落了膺和滂。 荒唐。周全了籍与康。［49］
李膺（110—169）和范滂（137—169） 都因他们力反当权阉党的立场而获罪。康海有意将个人经历跟两位东汉人物相提并论，以印证自己跟刘瑾的关联纯属无辜。除了这两句，这首散曲通篇都在抑斥而非颂扬正直的行为表现，康海宣称，包括李膺、范滂（以及他自己）在内的这些谨小慎微的官员只会徒然遭致荒诞不经的命运，如此而来，他情愿选择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以“荒唐”的人生态度来明哲保身，一如阮籍（210—263）和嵇康（223—262）那样但求一醉。
同病相怜的王九思与康海在彼此相伴中暂得慰藉，终日以声乐自娱：“德涵于歌弹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为奏之，即老乐师毋不击节叹赏也。”［50］他们也都乐于同赏曲作，如王九思的散曲［落梅风］《怀对山子》：
苏学士，李谪仙，这人儿怎能多见。 浒西庄［51］杏花春尚浅，问青娥几时开宴。［52］
此曲以王九思对康海的赞颂开篇，将他比作名士李白（701—762）、苏轼（1037—1101），这不仅是对康海卓绝文学才华的肯定，也是对他失意仕途时不屈人格的褒扬。念及他的老友，想到康氏别业的杏花当绽放如许，王九思无比期待他们的再度会面，在曲中他明确地问及在别业何时再“开宴”。王九思散曲集《碧山乐府》首卷后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酬赠或次韵康海的“社交性”曲作，对其具体的讨论将在本书第三章展开。
康海散曲也有类似酬作，如［水仙子］《怀渼陂子》：
与君真是死生交，义气才情世怎学。南山结屋无人到［53］，那风流依旧好，载珠谗空［54］自哓哓。 李杜诗篇篇妙，钟王书字字高，无福难消。 ［55］
康海恭维王九思创作出一个“无人到”而得以远离谣言中伤、只有他们能够共享的世外桃源［56］。解职离朝之后，他们开始热切寻求一种为深耕官场的士大夫们所反对的快乐，这种对退隐生活感到满足自适的表现，成为他们的散曲和杂剧不断复现的主题（详见第二章）。
除了投赠和赓和之外，王九思和康海也各为对方的曲作撰序，例如，康海在1519年就为王九思的首部散曲集《碧山乐府》及杂剧《杜子美沽酒游春记》写序。从1510年前后开始，康、王的曲创作活动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达到顶峰，至少此时他们的作品已付梓刊行。康海于1524年刊刻了自己的第一部散曲集（尽管序文写于1514年），他还在1529年至1530年之间刊印了自己的另外三部曲作以及王九思的《碧山乐府》［57］。在此时段，康海还把王九思的一首敷演友人之妾自杀的套数改编成了杂剧［58］。
王九思和康海之间的引人关注的真挚友情一直从十六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延续到康海辞世的1541年。他们“携手合作”的曲创作令他们身处一个由散曲和剧曲所构建的共享世界，在这里他们不仅共同致力于相似题材的创作，而且也投身在曲作刊印和相互撰写序跋等活动中。他们丰富多产的曲创作实绩以及孜孜不辍的曲刊刻事业，使得他们的曲活动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只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闲暇应酬，而应是二人有意识选择的另类之途。
曲：另类而恰当的文类
约在1529年 ，康海将自己的三部作品（未知其详）连同王九思的《碧山乐府》一并刊刻出版。这个时间点值得注意：就在前一年，翰林学士霍韬（1487—1540）力荐（尽管未能如愿）康海和王九思等名士来顶替自己所封礼部右侍郎之职［59］。
康海在与数位朋友的尺牍中提到此事时反复强调自己对重返魏阙毫无兴致，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60］。有趣的是，在其中一封书信里，康海提到了他近期的刊曲之事，明确地考虑到了此举的意义与他无意于再度从政之间的关联：
去岁自［洎］今夏，南海霍渭先（韬）既以贱名厕诸章疏，春首又以一书见谕，鄙人心事搜括略尽。……顾仕宦之志，自庚午秋根株悉拔，他人不知，石冈则知也幸……丈夫生世固当以拯溺救焚为心，而仆则切恨世之士大夫贱恬退、尊势力，往往返为小人所薄。鄙志如此，正欲销亡宿志，以明士大夫之节耳。前岁邃庵翁（杨一清，1454—1530）亦以此为言，仆力拒之，今殊成怨也，然亦何恤焉［61］。新刊四种，《碧山》乃渼陂之作，其三皆出鄙手，荒忘如此，可似云霄中人耶？［62］
在对朝中文人士大夫的批评中，康海表达了要永绝仕进的意愿。信文中反复出现的“志”字，在康海和王九思的曲作话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章将做详论）。
康海刻印王九思的散曲集以及自己的作品是不是对霍韬举荐的某种回应我们不得而知，此二事件在时间上可能纯属巧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康海声称他与过去的“志”分道扬镳时，特别提到了刊行曲作及其他相似性质的作品之事，似可意味着他以沉溺曲作世界来证明自己不再热心仕宦。这些作品不仅预示着康海与自己的过往渐行渐远（“销亡宿志”），而且也表明他与“云霄中人”的彻底决裂。
康海的知己们也为他的人生选择和生活方式辩护。曾经举荐康海代职的霍韬就很能理解康海耽于酒乐声色的世界，辩称“以为隐于此，非泥于此也”［63］。跟王九思和康海都很亲近的张治道（1487—1556，1514年进士）也发声支持康海，说批评康海“家居不离声妓，管弦丝竹，一饭必用”之人，其实没有看到康海“大节所关，凛不可犯”的一面［64］。康海很多朋友都试图为他的行为辩白，然而这些说项之辞本质上都只在被动地声称其写曲之举无伤大雅，而康海本人则站在更为激进的立场来为自己辩护：
俺也曾玉殿首传胪［65］，金闺［66］夸倚马［67］。到如今布袍浊酒野人家，畅好是雅、雅！有时节唤几个拨阮的秦娃，弹筝的晋女，学一会游山的阮大［68］。［69］
曾是科举状元的康海不无骄傲地夸耀自己贬官去朝后流连秦楼楚馆、倚偎红巾翠袖的浮浪生活，他自己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张扬行为显然极易招致批评和谴责。在回应他的某位朋友怨责他放荡堕落生活的一首诗中，康海表现出自己的信心和坚持：“宁知贱子甘疏荡？”［70］此处一锤定音：康海是自觉自愿地期望和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康海对所有批评置若罔闻，而强调自己全新生活的意义所在。在上引曲的第四句，他公然宣称混迹于歌儿舞女之间是一种“雅”致，而这在以往通常被公众定性为“俗”并斥之行为不当、大夫不为。在明代中期尚少人热议的“雅俗”之辨，到晚明成了广为流行的话题。检视康海此举，我们似可窥见与之前不同的文学信念和情感，在过去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写作，包括撰写曲作这样被摈弃在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之外的非正统文类，逐渐被赋予了真情实感。被朝廷贬黜之后，康海和王九思就把作曲当成了体现“纵情”“荒废”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标志。
康海和王九思的曲活动与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不同，如何瑭（1474—1543）、王廷相、韩邦奇（1479—1555），后者往往侧重于曲的音乐理论方面的探索和研究［71］。在对明代中期礼乐复兴研究的专论中，康、王常与此三人一起被视为对这次复兴有所贡献担当的代表文人［72］。康海、王九思跟这三位颇有私交，就某种程度而言，在音乐上也趣味相投［73］，尽管他们的意图旨向大相径庭。“乐论家”（music theorists，何、王、韩）须与“曲家”（Qu writers，康、王）加以区分，前者将乐论视为治国修身的一种适当途径［74］，他们关于曲乐的理论文章盈箱累箧，却极少亲自撰写散曲，更从未涉足剧曲（至少据目前所知如此）。此外，同样关涉音乐，乐论家却远不如曲家那样饱受诟病。王九思和康海转向写曲的情况则更加错综复杂。对明代中叶的文人来说，赋闲之日沉湎管弦丝竹、写点应酬小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王九思和康海显然越界犯戒、过犹不及了。他们不仅谱写散曲、剧曲，而且还大张旗鼓、毫无遮掩，以康海自己的话说——“甘疏荡”。对曲作如此全身心投入（在异论者眼中是“耽溺”）很难被阐释为像乐论家那样试图复兴礼乐文明。
康海和王九思积极投身于曲作或可解读成他们对为官僚文学文化所排斥的一种回应。他们利用自污的姿态以退为进，自我标榜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尚。他们也确实以这样的形象存在于后世的文化想象中，决定了他们会被如何记住。例如，康海与王九思都被列入明代续写的《世说新语》的“任诞”目下［75］，甚至还有人说，在康、王看来，就是因为散曲和剧曲创作如此下作，这种行为才会这么吸引他们。在他们被贬罢官之后，曲这种文类的某些特质确实吸引着他们，变得似乎“恰当”起来。
在作于1519年的一篇为王九思散曲集所撰写的序文中，康海首度坦言，王九思“其声虽托之近体（散曲），而其意则悠然与上下同流”，因此“读其曲想其意，比之声和之谱，可以道知其所怀矣” ［76］。康海随之对曲作详加卫护，或许不仅仅是为王九思的，也是为他自己的作品：
或曰山人以文章巨公为当世之所尊师，乃留情曲艺，顾文多雨云风月之咏，岂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惩创人之逸志邪［77］。若是而录之，殆非愚谬所能识也。予曰：不然。此，正所以见山人之胸次，非倖倖硁硁者能拟也。夫壮士不以细事亮节，圣人不以小道弃理。诗之本人情 该物，理皆是物也［78］。或人大悟而进曰：而今而后乃知豪杰之所存与细人异也。［79］
这段对曲的深刻辩白援引了儒家通过诗来实施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的观点，这表露出这些曲家对曲作的反思呈现了一些新方向。他们选择的或是一条另类之路，但是他们也觉得有必要去表明这确是一条适合的途径，将曲作为一种恰当的文类。康海在序文中将王九思（也包括他自己）称为他人（比如投机者、顽冥派和卑劣小人）所无法理解其做法的“豪杰”，此外他还认为，敢于采用贴有污名和另类标签的曲这种文类，正是开阔无垠的胸襟和英雄主义精神内在品质的展现，一如王九思和他自己。
王九思在他的第二本散曲集《碧山续稿》的自序（作于1533年）中也解释了曲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风情逸调，虽大雅君子有所不取，然谪仙少陵之诗亦往往有艳曲焉。或兴激而语谑，或托之以寄意，大抵顺乎情性而已，敢窃附于二子以逭子［予］罪。 ［80］
较之康海，王九思对自己散曲创作的辩解没有那么咄咄逼人，甚至还略带歉意。尽管如此，这里引人注意的是：他强调了曲在本质上是一种能够“寄意”并能“顺乎情性”的文类。
康海声称免官之后他已“销亡宿志”，而他跟王九思也从此不再立志重返主流文化圈，决意告别过去京城岁月中他们曾经享有的文化地位。随着罢职还乡，从文化和政治中心退场，他们在贬黜后以展现自我的满足感来笑对人生。这种勇敢的行为需要一种全新的载体和媒质——这种文类不应该像严肃的诗文，也不属于官僚世界。于是，他们找上了曲这样一种另类却恰当的文类来达成这样的目的。作为非正统的边缘文类的曲，成了那些在地理空间上和社会层级里均属外围的贬谪文人在黜官后用以传达别样之声、创造出他们自己的“吾乡”的不二之选。
［本章注释］
［1］
康海的生平研究，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收于《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章培恒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講談社、1959、pp.109–159（中译本见八木泽元：《明代剧作家研究》，罗锦堂译，香港：龙门书店，1966，第89—135页）；刘致中：《康海》，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吕慧鹃、刘波、卢达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第625—637页；田守真：《康海事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62—68页；金宁芬：《康海研究》，武汉：崇文书局，2004。王九思生平研究相对较少，主要见于李开先所撰《渼陂王检讨传》及《康王王唐四子补传》，分见于《李开先全集》，第763—768页、第800—802页。汪超宏的《明清曲家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专辟两章详实地补充了二人生平和著作的若干材料（第10—127页）。英文文献对康、王的简介详见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vol.2，pp.1366–1367，pp.692–694（中译本见《明代名人传》，富路特、房兆楹主编，李小林等编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5）；此外，魏道格的博士论文［D. Wilkerson，“Shih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Ming Drama”（Ph.D. diss.，Yale University，1992）］也有专章分述。
［2］
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第60页。
［3］
任职时间参考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7页注2。
［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5页。
［5］
韩结根：《康海年谱》，第57页。
［6］
DMB， p.1366.
［7］
康海：《何仲默集序》，载《对山集》，卷十三，第40页a—b，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430页。
［8］
康海：《渼陂先生集序》，载《对山集》，卷十，第11页a，同上书，第384页。
［9］
同上。正如白润德［Daniel Bryant，“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in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ed. Victor H. Mai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chap.20，esp. pp.404–406］指明，“这”七位的“聚合”是一种误读，应该说更像是“1496—1505 年间在京城围绕李梦阳身边并接受他盟主地位的文人小圈子的部分名单，理论上‘这’七子能够同时聚首京城的可能性不过只有数月”。关于七子及其互动的研究，参看Daniel Bryant，The Great Recreation: Ho Ching-ming （1483–1521） and His World，Appendix Three.
［10］
此处是对李东阳“内阁大学士”头衔的非官方指称。
［11］
李梦阳原籍陕西庆阳（今属甘肃），随父官职调动而移居河南。
［12］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载《国朝献征录》，焦竑编，卷二十一，第46页a，收于《明代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1991，第110册，第27页。
［13］
对此复古运动的深入研究参看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4页。
［15］
“馆阁之体”指李东阳及其后学的写作风格。
［1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14页。
［17］
张治道：《对山先生集序》，载《太微后集》，嘉靖本，台北：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微缩胶片，卷四，第69页a。对康海的散文创作思想的研究，参看熊礼汇：《康海散文复古论刍议》，《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26—31页；对康海散文的研究，参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99—110页。
［18］
王九思：《渼陂集序》，载《渼陂集 渼陂续集》，收于《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334册，第2页。
［19］
这段时期也被看作是复古运动的高潮，参看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68—76页。
［20］
此说并无史料来源，或只是逸事。
［21］
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载《李开先全集》，第533页。此段英译引自Stephen H West，“Text and Ideology: Ming Editors and Northern Drama，”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ed. Paul Jakov Smith（史乐民） and Richard von Glahn（万志英）（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3），p.343（中译本见奚如谷：《文本与意识形态——明代编订者与北杂剧》，甄炜旎译，载《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六辑，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2010，第247—297页），略有修改。
［22］
康海的某位先祖在十三世纪中叶可能在蒙古治下负责垦荒，康海对其父的白种肤色和祖父的高挺鼻梁的描述都成为林懋推测的证据（DMB，p.694）。
［23］
大致时间在1502年至1503年或1505年至1508年。1503年秋，康海侍母回乡武功县，至1505年秋返回京城（见韩结根：《康海年谱》，第72—78页）；此后丁母忧，康海按制守丧三年，于1508年秋再度出京，1510年受黜后而未再归京。
［24］
刊于万历年间的《四太史杂剧》收入此文的异文作“十二三”，意为元传奇的十分之二三。遗憾的是，这篇序文并未收录于康海文集中，故无从比较。
［25］
见康海：《题紫阁山人子美游春传奇》序，嘉靖本，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 ；亦参看稍晚的崇祯（1640年）本《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现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另外，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特藏部也有一部清刊本），收于《明代论著丛刊》，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重印，第1431页。
［26］
韩结根：《康海年谱》，第95页。
［27］
Daniel Bryant（白润德），“Poetry of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pp.404–405.
［28］
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第2979页。关于康海遭贬的其他原因的讨论，参看八木沢元『明代劇作家研究』、pp.127–128；田守真：《康海事略》，第64—65页；金宁芬：《康海研究》，第45—59页。王九思遇贬分析参看杨忠：《王九思及其杂剧〈杜甫游春〉》,载《艺术研究荟录》第二辑，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编，1983，第235—252页；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页。研究刘瑾兴败与明廷的关系，参看Frederick W.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 Part 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405–412［中译本见牟复礼、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29］
王世懋：《对山先生集叙》，载《康对山先生集》，万历本，第5页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68页。
［30］
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1页；亦可参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26页。
［31］
金宁芬认为这是康海黜官的主要原因（见金宁芬：《康海研究》，第54—59页）。
［32］
李开先：《康王王唐四子补传》，载《李开先全集》，第801页。
［33］
一方面，王九思作品中有证据表明王是反对刘瑾的行为和政策的，由此可以将他排除在瑾党死忠的名单之外，参看汪超宏：《明清曲家考》，第12—15页；另一方面，王九思确未参加由刘健（1434—1527）和谢迁（1449—1531）发起的“倒瑾”未遂行动。此外，刘瑾最终伏诛之际，王九思正任文选郎中之职，如林懋所说，这意味着“王九思开始和当时把持朝政的大宦官刘瑾有了越来越多的接触……这是因为吏部主管着朝廷官员的迁升和任免”（DMB， p.1366）。除此之外，考虑到王九思与刘瑾身为陕西同乡的背景，他在刘瑾事件中深受牵连也是可以理解的。
［34］
李开先：《渼陂王检讨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5页；亦可参看《寿州志》，曾道唯辑，光绪（1890年）本，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影印，卷十六，第16页b。
［35］
参看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正德（1519年）本，载王九思《碧山乐府》，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济南：齐鲁书社，1997，第四五册，第 481页；亦收入《全明散曲》，第995页。王九思也提到他离开京城之后才开始写词，参看其《碧山乐府》自序，嘉靖（1551年）本，载《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317页。
［36］
何良俊：《曲论》，收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9页。
［37］
王世贞：《曲藻》，同上书，第39页。
［38］
刘绘：《与全翰林九山书》，载《刘嵩阳先生集》，万历（1573年）本，台北：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微缩胶片，卷一六，第5页b。西凉（400—421），十六国之一，辖地在今甘肃西北部分地区。
［39］
《乐府拾遗》在最早的版本里是以附录形式与《碧山乐府》合并刊行，现独立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四五册，第497—502页。
［40］
关于王九思和康海曲作的版本细目参看本书附录。
［41］
在《全明散曲》中，王九思的作品还包括其他一些从别的选集中辑录出来的曲子，但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不是王九思仍存争议。
［42］
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第85—86页。王九思的《中山狼》与系名康海的另一部同题作品，是这一时期就戏剧文本系年和署名问题很值得探讨的个案，参看Tian Yuan Tan（陈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Asia Major，3rd ser.，20，pt.1（2007）: 105–131.
［43］
《沜东乐府后录》向来被认为已亡佚，故之前对康海的研究及其散曲的辑录（包括《全明散曲》）都未对此加以讨论。笔者在台湾“国家图书馆”特藏部发现此书（档案号：14987）。康海散曲因《沜东乐府后录》而得以补录一百八十五首小令和八十二部套数，参看陈靝沅：《康海散曲集的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读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沜东乐府后录〉二卷》，《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6 卷，2006年第 2 期，第75—91页。
［44］
此剧又名《王兰卿服信明真［贞］传》。
［45］
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第83—84页。关于此剧的更多讨论参看Tian Yuan Tan（陈靝沅），“The Wolf of Zhongshan and Ingrates: Problematic Literary Contexts in Sixteenth-Century China.”。
［46］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
［47］
康海：《〈太和正音谱〉序》，载《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蔡毅编，济南：齐鲁书社，1989，第27—28页。据此序所言，简本删略的是曲家名录及其作品存目部分，惜今已不存。
［48］
这里可能指涉的是康海亲刘瑾以疏救李梦阳之举导致他因“瑾党”身份被贬离职之事。
［49］
这是同题两首组曲的第二首，见《全明散曲》，第1171页。鉴于《全明散曲》是最常见的版本，本书对散曲文本的引用多出自此书。与《全明散曲》有别的较早版本中的文本异文将在注释中标示。唯一的例外是，当涉及作品系年和文本物性时，引文则会以较早版本为准。
［50］
王世贞：《曲藻》，收于《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第39页。后世文献也有相似描述，文字略有不同，如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九十二，第12页a—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195册，第135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第315页。
［51］
康海别业之名。
［52］
《全明散曲》，第871页。
［53］
此句典出于陶渊明（约365—427）著名组诗《饮酒》第五首。
［54］
康海在他的散曲中频用此典，参看《全明散曲》，第1124页、第1160页、第1161页、第1181页。这个典故关涉东汉将军马援（前14—后49）的一则谣言（“薏苡明珠”）：马援完成征南大计，得胜还朝而被小人进谗，说他偷运了一车明珠，事实上那只是马援打算移种到北方的南方大粒薏苡。尽管这首曲子是写给王九思的，但是康海或多或少联系到自己亦饱受谗言之苦，他也曾被控利用臭名昭著的阉党刘瑾的势力来补空地方政府被劫掠之后的损失。通过与马援的类比，康海明确地重申自己的清白。
［55］
《全明散曲》，第1129页。
［56］
这一点在第四章将有详论。
［57］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尽管《碧山乐府》有些版本（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重刻本）像是正德本的翻刻，此说基于康海序文写于1519年——然而《碧山乐府》收入最晚的散曲甚至写于1529年，故该集不可能早于是年刊行于世。
［58］
参看第三章对这则轶事的详细讨论，并由此可见康、王互写同一主题的又一例证——两部杂剧同样署名《中山狼》，如果他们两人都确是作者的话。
［59］
参看韩结根：《康海年谱》，第201页；金宁芬：《康海研究》，第214页。
［60］
例如，康海：《与寇子淳》，载《康对山先生集》，卷二二，第7页b—第8页a，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255页。
［61］
康海与杨一清于1526年在奉天（今陕西乾县）有过会面（见韩结根：《康海年谱》，第186—187页）。
［62］
康海：《答蔡承之石冈书》，载《对山集》，卷九，第54页b—第55页a，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五二册，第378页。此外，该信的删略本《答蔡承之》则未提及他刊曲之事，互见于晚出的万历四十六卷本《康对山先生集》，卷二三，第14页b—第15页a，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271—272页。
［63］
参看李开先：《对山康修撰传》，载《李开先全集》，第762页。
［64］
张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状》，载《国朝献征录》，焦竑编，卷二十一，第48页 a—b，收于《明代传记丛刊》，第110册，第28页。
［65］
“传胪”是指科举考试以后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仪式。
［66］
“金闺”指金马门，代指朝廷。
［67］
此典事关桓温（312—373）的记室袁虎（即袁宏，328—376）。“桓宣武北征，袁虎时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笔，俄得七纸，殊可观”。
［68］
郑骞编的《曲选》（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53年初版，1992年再版）认为“阮大”指晋朝的“阮孚”（第115页、注5），此处从郑注。而赵俊玠校注的《沜东乐府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则认为“阮大”指“阮籍” （第191页注3）。
［69］
康海：《书怀》，载《全明散曲》，第1193页。
［70］
康海：《闻故人杨用之有书付乡县亲友，责望贱子，因成小诗自见》，载《康对山先生集》，卷九，第11页b，收于《续修四库全书》，第1335册，第160页。
［71］
关于这三位文人士大夫可分别参看DMB， pp.518–520， pp.1431–1434， pp.488–491.
［72］
例如，李舜华：《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四章，第247—288页。
［73］
亦可参看本书第三、四章对散曲在社交场合互动交流的研究。
［74］
关于明代曲论，参看Joseph S.C. Lam（林萃青），State Sacrifices and Music in Ming China: Orthodoxy，Creativity，and Expressiveness（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8），chap.5. 对王廷相关于音乐创作与政府关系之论的检讨，参看Chang Woei Ong（王昌伟），“The Principles Are Many: Wang Tingxiang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Mid-Mi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no.2 （2006）: 461–493，esp.486–491.
［75］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万历（1610年）本，台北：新兴书局影印，1985，卷六，第28页b、第32页a。关于明末清初对《世说新语》仿写、续写的讨论，参看Nanxiu Qian（钱南秀），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p.247–282.
［76］
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载《全明散曲》，第995页。
［77］
这里援引朱熹（1130—1200）对《论语》2.2的注释。朱熹详细阐释了孔子关于《诗经》作品“思无邪”的观点，并指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论语集注》，第7页，收于《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书店，1987）。
［78］
此处援引朱熹对《论语》13.5的注释（同上书，第95页）。
［79］
康海：《碧山乐府序（紫阁山人近体）》，载《全明散曲》，第995页。
［80］
王九思：《碧山续稿序》，载《重刻渼陂王太史先生全集》，第1065页；亦可参见《全明散曲》，第996—9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