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化实施，艺术乡建成为近年来的文化热点。艺术家们以艺术展演、古建筑改造、民艺开发、美育建设等方式介入乡村，为乡村提供了诸多生机，同时也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和困境。《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从全国范围内择选了六个典型的艺术乡建案例（北京·宋庄/福建·厦地/贵州·洪江/云南·光崀·外普拉/福建·后田/甘肃·安口），邀请各自代表性实践者（徐弘滨、程美信、李向明、邹长斌、陈荣鑫、刘建国），通过具体案例分享他们在项目实施中的思考与经验，并辅以访谈文章，从不同侧面勾勒艺术乡建的现状与前景。

阎海军，媒体人，知名非虚构作家，著有《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入围“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获得第九届敦煌文艺奖、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一等奖）《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和都市》《陇中手艺》，主编《崖边》MOOK书。

001 卷首语 阎海军

001 北京│宋庄

002 艺术家与乡村：宋庄现象谈? 徐弘滨

018 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和开放性成就了宋庄? 张子艺

035 福建│厦地

036 从家园意识中觉醒? 程美信

052 人类主要栖居地在乡村，而不是层层叠加的“火柴盒”? 段凌颖

071 贵州│洪江

072 废墟上的光? 李向明

097 我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泥土? 张巧梅

121 云南│光崀│外普拉

122 让乡村呈现美好的样子? 邹长斌

139 基于乡村主体与个性的艺术“浸染”之路? 李泾荷

159 福建│后田

160 边缘地带的行动剧场? 陈荣鑫

175 在田野中找到艺术原境的感受? 陈量

193 甘肃│安口

194 如何唤回一个小镇业已失去的自信? 刘建国

211 艺术介入乡村必须遵循地方特质? 何效义

卷首语

乡村似乎突然很火，处处都成了“希望的田野”。这的确很好。

但熟知乡村物事和脚踏泥土的人都清楚，这是表象。其实，乡村还在原地。乡村未必真的“火”。

至少，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乡村是寂寂无声的。如果有现在一半的“热度”，也不至于脚插泥土的人悲观到给城里人造成“庸人自扰”的印象。

乡村的变革，需要热爱乡村的人来助推。我们策划这个杂志书，奔着情怀而去。我们希望找到对乡村最有情怀的人和事。不过，情怀其实很贵，很难轻易卖弄。

说到变革乡村，我们总能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

那一代人在中国开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黎明，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投入灾难深重的乡村，试图求解应变之道和民族未来的荣光，他们的作为被历史清晰地做了镌刻。

后来，中国迎来新希望。用“乡村包围城市”建政的第一代共 产党人对乡村抱有极大热忱，以“人民公社”为标志的改造运动， 摧枯拉朽般促成了中国乡村大地的剧烈变革。这一过程凝结了亿万农民的心血，也为中国从农业提取剩余价值用于工业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

进入新世纪，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曾几何时，乡村除了源源不断输出鲜活的劳动力之 外，用处越来越小。

乡村被城市远远甩在了身后。似乎人人都在城市里寻求机遇。但是也有人逆流而动，他们自发地走向乡村，寻找乡村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他们接续的是晏阳初们的信念。

本期《崖边》MOOK关注了六位艺术家，他们都是逆流而动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艺术家的身份开展乡村文化建设。

中国当代艺术在宋庄滥觞。类似宋庄的艺术家聚集村，构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景象。

徐弘滨作为最早进入宋庄的艺术家之一，见证了宋庄的起伏跌 宕、兴衰荣辱。他在宋庄十多年，除了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还用人类学视角对宋庄现象做了细致入微的体察。他和友人曾在宋庄发起“白庙计划”，较早提出“艺术乡建”概念。这是关注“艺术介入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艺术家们送给宋庄的应许之物，也是宋庄艺术聚集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后来，离开宋庄的艺术家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后，又生发了更多的艺术乡建案例。

程美信从欧洲归来以后，投身福建厦地村，从事老房屋的修缮工作。他为了“多、快、好、省”地维修老房子，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对每座古民居先做测算评估，根据用途制定修缮方案，利用本地工匠技艺，尽可能省去没有必要的程序。他总结，自己的努力在于唤醒人们的家园意识：“一个乡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丧失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即便提高识字率、普及高 学历，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趣味本质。”

本为北京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理事长的李向明，受贵州朋友的邀约，来到贫困村洪江村，发起了洪江国际艺术村的建设，吸引了众 多艺术家进驻洪江，修缮村民已经废弃的老房子，安家落户。这既帮助当地村民实现了脱贫致富，又实现了各类艺术家在洪江定居且开展跨界交流。他痴迷“补丁美学”，在废墟上建立了自己的艺术王国，延续了自己的理想之光。

邹长斌自幼喜爱绘画，曾立志要做画家，但造化弄人，后来他 “弃艺学商”，做了商业。可他对艺术和美的追求从未放松，他创办 社会企业，在云南围绕“艺术和美育”先后改造了数个村庄。他身 体力行推动卢作孚先生“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 的乡建理念，让每一个参与改造的村庄都能吸引当地村民尤其年轻人参与其中，充分激活当地村民的内生活力，“让艺术浸染人心，协 力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陈荣鑫留学回来从教，一头扎进自己的故乡—福建后田小渔村，开辟了行动剧场，以“艺术创作在村庄”找寻在地性艺术原境的体验，进而反思当代艺术所依赖的都市化资本主义场景越来越隐蔽所导致的虚无感。他将自身与所在的土地做了深度关联，将生活和情感真诚地投注到脚下的土地中去。

刘建国是典型的“北漂”艺术家，他从北京逃回老家，出于对传统艺术没落的反叛。他以复兴安口窑为总抓手，重新梳理和调研关于安口的地方性知识，策划了《安口》非虚构驻地创作项目，计 划实施了一系列重构小镇精神生活的公益行动，试图重拾一个拥有手工制造业传统和现代工业历史的小镇业已失去的自信心。

以上艺术家都有体悟大地和人民、反思资本主义危机、升发中国本土文明的挚真。他们或悲壮、或艰难的行动，代表了一种潮流 和趋向，这类似春芽幼蕾的发端，正在期盼一个美好的成长季节。

乡村振兴，恰逢其时。

很遗憾，这本书原本还要关注更多艺术家的乡建实践，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错过了。

跟靳勒约稿半月有余，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早在十多年前， 就采访过他和他的石节子。很多年过去了，想听他的阶段性总结， 但他却用另一种方式做了回答。

这是《崖边》MOOK的第二期，终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中迎来她，虽然过程中难免倦怠和惘然。冲破重重迷障和阻力，我们需要坚持的勇气。

乡村一直在那里，我们“来来往往”，一切成败得失，只有时间才能检验。

希望十年或者二十年后，读过这本书的人能够看见不一样的乡村！

阎海军

2021 年10 月

乡村文化是中华文明最丰富的内涵，既属于村里人，也属于村外人；由此而有大量市民身份的文化人去乡村，跟农民身份的文化人结合。既然大家都是《崖边》文化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乐见城乡融合是一个就像鹊桥相会那样其乐融融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温铁军

活法就是写法，人生便是文章。这是一些行动者和实干家写给大地的词语，素朴于口舌，华贵于心身，读来令人神旺血热。

——著名作家、评论家 韩少功

北京通州宋庄如何从艺术家的聚集地变成中国当代艺术的摇篮？福建厦地古村落如何变颓圮腐朽为生机勃勃？贵州洪江上如何构建起“补丁美学”、惜物精神？云南光崀的猪窝咖啡为何火爆，外普拉的村民如何进京展演？福建后田如何成为行动剧场，村民们的行为艺术如何上演？作为历史悠久的民间窑口、“三线建设”时期的重镇，没落的甘肃安口如何重拾自信？

如何用艺术、用文化拯救业已凋敝濒临消失的乡村？听实践者娓娓道来，其中有辛酸，更有欣慰。

从家园意识中觉醒

程美信

引子

乡村落后是个常识问题，它仍是当前中国无法解决的发展难题。常识往往容易产生惯性思维，中国乡村的落后不再是因为地理闭塞与信息不畅的传统问题。在21世纪的今天，它的根本在于一个社会群体的观念、认知、技能的局限。这跟文化教育环境最为密切，要人们改变根深蒂固的惯性理念非常困难，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糟糕的是，城乡差距最大问题就在教育上，之前的中国恰恰是从家庭、学校、环境三个层面把乡村打入难以翻身的恶性循环中，造成乡村人文化素质落后于总体教育水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人口却是社会政治的基石，决定了中国在短期内无法进入与世界文明同步的轨道。

引发人类社会变革不外乎两种可能，被动的灾难教训与主动的觉醒意识，这两种因素有时会产生叠加的双向效应。中国历史始终处于屡错屡犯的循环状态，如同永远睡眠不足的病人；此外，主动觉醒需要一个从上而下的良好契机，历史惯性运动的改朝换代，难以创造新生之路，所谓“和平盛世”不过是灾难平息后的自然安定，根本谈不上政治革新和文化进步，从秦至清，大同小异。因为国家权力与社会阶层的更替不存在自由健康的良性竞争，乱世出英雄是一种机会主义者的胜利，它像一台发动机推进历史轮回的运作机制，耗尽帝国和平时期的所有积累。每个上位的政权和阶级，无不采取报复性手段消耗民资国本。

现代文明几个后进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北欧诸小国的迅速崛起，成为20世纪后期世界政治文明、科学技术的轴心力量，它们均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觉醒契机，而不是像当前一些第三世界权贵阶层那般趁机捞一把，忘记了曾经肩负的使命。

“自上而下”的社会决心是改变传统型社会的最佳途径，特别作为文化精英阶层有着义不容辞的公共责任，否则难以得到权力阶层的器重以及大众底层的尊重。一个社会的上层人士无法履行与其权位、财富、荣誉所匹配的应尽义务，那他们随时可能陷入一场灭顶之灾。特别对于一个缺乏宗教秩序的社会，更难免这一下场。曾几何时，中国一度出现的巨额财富与优秀人才流失海外，已经准确验证了恶性循环的潜在危机。可见，没有“自上而下”的觉醒开端，中国就难以摆脱历史惯性秩序。所幸，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丝曙光。

清末民初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似乎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家国情怀，他们开启的乡建文化运动，推动了乡村治理、平民教育、思想解放的田野实践和理论创新，但这一切却在新历史浪潮下被风吹湮灭，伴随着乡绅阶层的消灭，知识精英的退化，整个社会一步步陷入乌合化状态。至少在道德层面，权贵、学者、工人、商人、农民，全不存在优劣差异，人人自卑而人人自大，道德荒芜与价值虚无。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没有人再具备号召力、安全感、自信心，那么权力、利益就会变为傲慢、自私的合法借口。

今天中国乡村的问题其实就是国家制度的综合问题，简单谈乡村是一个伪命题。不管是农村的人口、经济问题，还是生态环保问题，均是国家今后发展的主体基础。

缘起：我为何选择在乡村工作

我一直不敢妄谈乡建，艺术乡建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自视很高的虚妄。

2015年夏天，我因为拜访朋友第一次来到屏南。屏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让我惊讶的是这里还保存着许多完整的传统村落。我出生于皖南绩溪，自小在山村田野里奔跑长大，童年老家便是一派明清时期的村落面貌。记得9岁（1975年）那年，和大人翻山越岭去绩溪县荆州乡，步行40多公里路，沿途经过许多村庄，都是灰墙黛瓦、飞檐翘角、古韵丰存。童年乡村的美丽图卷让我至今念念难忘。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从国外回到老家，印象中的故乡早已不复存在，她有如地震后的重建，面目全非。当屏南的古村落出现在我面前时，童年的美好印象再次浮现，她释放出一种特别的磁力，让我流连忘返。短短一周时间，在一个中学老师的引领和陪伴下，我马不停蹄地探访了十几个屏南古村落。这里的每个古村落都独特秀美，很多还保留村头水尾、廊桥庙宇、祠堂校舍，只是人去楼塌，杂草丛生。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一般民居建筑并没有大的冲击，主要是公共性的祠堂、庙宇、牌坊遭到毁灭性破坏。对古民居破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一是从国家到民众缺乏保护意识，持一种“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文化视时态度，对历史文化和前人心血缺乏基本尊重；二是随着民生经济长足发展，原有居住空间和条件水平无法满足农民需要，土地稀少和政策严控，迫使农民拆老房盖新楼；三是城市化运动的大肆扩张，导致古民居破坏势不可挡，它同时带来一个灾难性后果，即对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态的严重破坏。

我回到乡村来做事，谈不上艺术乡建，只是因为童年故乡情结和机缘巧合，促使我留下来参与一些建设工作。很多地方的乡村房屋建设，对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建筑美学缺乏重视，取而代之是简陋粗暴、生搬硬套、华而不实的现代建筑，对环境生态和国民健康均有威胁，更不说断送了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历史积累和生存根基。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一些具体的古村保护、修缮工作，我在农民与工匠之间穿梭，负责美学把握、中间协调。

结缘：复苏厦地古村

2015年夏天的短暂访问过后，同年8月，我再次来到屏南，这一次是专门冲着古村而来。我能够落地屏南，离不开时任该县政协主席的周芬芳女士的帮助。这位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官员，她热情强干、兢业开拓，一直为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不懈努力。也正是这位女士的能干务实让我对地方官员的印象开始改观，并且对古村保护工作增强了信心。

在走访了多个屏南古村以后，我最后选择了厦地古村作为修缮保护的第一个对象，原因在于她地理位置优越，独立一隅且保存完整。在完成厦地村所有房屋摸底调查以后，我提出自己的构想方案，得到周芬芳女士的大力支持，并承诺了一小笔启动资金。于是，我便正式接触村干部，他们获悉这个事情有县领导的支持，还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资金300万，积极性都很高。

秋冬之际，村干部们便开始行动，首先开村民大会，将全村闲置房屋和宅基地租到村委会，并且迅速抢修了几座严重危房。那时我尚处于北京、屏南两地往返的状态，不光交通费用颇高，也耗费精力，为此，我干脆辞掉北方工作，正式接受了当地政府的工作邀请，落地乡村。

厦地古村地处屏南县屏城乡西南部，距县城7.3公里，全村500多人口，均系中原南下郑氏后裔。村庄有800多年历史，启基于元，成形于明，鼎盛于清。大约20世纪末，村民纷纷搬迁到村庄上游造房建屋，加上外出经商务工、学校撤并浪潮，老村逐渐空心化，只剩十几位老人仍生活在其间。老村处于荒废状态，也因此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明清时期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

在厦地，我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抢修坍塌老屋；然后绿化后山荒坡；拆除溪流小水坝，恢复自然活水；撬掉水泥硬化巷道，还原石板老路；同时开始环境治理，部分房屋重点修缮……第一年修缮资金300万，对于古村落保护来说这简直是车薪杯水，但却复苏了一个古村。厦地从一个脏乱倒塌的废弃村，变成古韵展颜、风姿绰约的美丽村落。借助自媒体的传播力量，加上几个协助我工作的年轻人对村中几座老屋改造成的咖啡馆、图书馆、影像馆、画室的运营，厦地一下子名声大噪，吸引了十几万游客慕名前来，旅游、摄影、画画、参观……旅外多年的厦地人也都纷纷回到老家探个究竟，一解梦里乡愁。

感想：古村修缮的一点总结

（一）“工料法”

屏南是一个贫困县，古村修建虽有一些专项基金，但远远不够，而且光靠砸钱是不可能砸出一个可持续的旅游胜地。在厦地，我们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对每座古民居先做测算评估，根据用途制定修缮方案，利用本地工匠技艺，尽可能省去没有必要的程序。全程用手绘草图与工匠师傅交流沟通，不做效果图，不招标发包。通常政府项目审计需要有规划设计、财审预算、招标发包等一系列流程，这些看似符合政策规范，但对于古建修缮却是纯粹走形式：第一，一座古宅的修缮图纸，制图要做到榫卯细节一点不落，不仅难度高，费用也高，且不是一般设计师可以胜任的；第二，民间工匠也看不懂图纸；此外，现场情况也往往比图纸上更复杂抑或更简单；何况目前市面上大部分设计都是套图，设计师大都缺乏建筑领域古典美学修养。

对于缺少资金的贫困地区，每一分钱都是宝贵资源。起初我们在厦地村推行“投工投劳”自建模式，不光是资金吃紧，还对常规项目的设计流程不满意，毕竟我的角色是传统村落的美学卫士，而不是建筑师和承建商。

厦地古村最先修缮的溪边两座民居，400多平方米抢修仅花了12万元左右。按公建项目程序走，这点钱还不够请三流古建筑设计师的费用。当然，这只是一般性抢修施工，尽可能保留建筑原有格局形貌，距离达到当代人要求的舒适程度还有些差距。到2018年底，厦地总计投入800万元，300万为国家传统村落中央财政拨款，200万来自地方财政扶持，其余为委欠部分。直白地说，厦地采用自建模式的“工料法”，比常规项目发包要节省一半以上资金，而且质量有保障。

我在其中充当着独立的第三方角色，不跟项目资金发生直接关系，也不代表甲方和施工方，但能从顶层设计到现场执行，全程负责前期施工到后期活化利用。这一切需要地方领导支持、政策配套、充分授权和基层配合。

（二）义工服务平台与小乡建

我前面说，我不敢妄谈乡建是因为在我看来“乡建”有两个概念。过去的乡建，尤其是民国时期，乡建是乡村制度建设，还有知识教育的普及，带有文化启蒙色彩。今天则不同，今天的乡建还只是一个小概念，指乡村产业、传统村落保护，还有农业、经济发展，包括“美丽乡村”等乡村具体建设问题。我们这一代人也没办法和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一方面不具备那种文化上的大情怀，另一方面也没有那种独立地位，民国时多是省长及地方长官邀请一些文化名人来搞乡村治理。旧的体制已然崩溃，新的体制如何建立？怎么治理？农村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怎么解决？晏阳初们是带着问题去思考、去实践的，比如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他们是学者，也是真正去做事情的。

回到我个人的原点，我在屏南这几年的工作，除了古村、古宅修缮以外，我们也做一些文化活动，比如我们在厦地举办了五届公益电影培训班和三届导演节，都是联合一些导演朋友在乡村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为了充分利用修缮好的古宅，我们也以义工为主导做很多社区营造、儿童教育方面的工作。主要还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工作，算作一点小乡建的意思吧。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乡村经济、资源、人文都处于被抽空的状态。我们的土壤贫瘠，需要有能力的人在其中践行，但人才缺乏是乡村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起初，我完全是单枪匹马进入厦地。为了激活古村，我创办了公益电影培训班，第一期培训结束后，有两三个年轻人愿意留下来为古村义务工作。当时，村中第一批建筑已经修缮完毕并投入使用，其中为游客服务的咖啡馆、图书馆等场所都需要人手来管理。几个义工留在村中，不仅承担起对外的自媒体宣传工作，也把咖啡馆经营得有声有色，后来他们还做了一些关注儿童和留守老人的公益活动，并且组成了“森克义社”义工服务平台。再后来，我的妻子辞职随迁到屏南，作为家庭主妇的同时，她也成为我的助手。因为她原本就是从事大学教育和艺术策划的，来屏南以后，便义务地承担了义工平台的运营工作。森克义社从最早依托古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休息中转服务站，到有意识地拓展为古村古建遗产保护宣传站，兼顾营造多姿多彩的社区生活、关注乡村儿童教育。

我们在屏南另外一个古镇上还修复了一座单体建筑，是乾隆年间的一座三进豪宅—薛府。当我发现这座古宅时，主院落已年久失修，坍塌了一大半，满地杂草青苔，屋顶稀稀拉拉几张瓦片，唯有梁柱和石墩透着当年气派。我倡议政府修复薛府，恰好当时镇政府有一笔专项资金，于是立项成功。

修缮后的薛府，作为公共空间，分公益和经营两块，都是由森克义社的年轻人来运营。其中图书馆、绘本室、玩具屋、钢琴坊等都对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免费开放，咖啡馆和民宿作为经营补充。来自全国的义工们在这里展开一些公益的儿童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和娱乐活动，促进周边社区文化建设与社区生活发展。薛府全年无休，不仅是本地的公共文化场所，每年接待外地参观游客也高达几十万人次，成为当地最有代表性的古宅地标，我们梳理的薛府轶事也为人津津乐道，但是其商业收入仅够支付两三人员工资。几年来，我往往拿出自己的工作酬金来对付场馆的消耗、租金和后续修缮。

修缮一个空心化的古村并不容易，做成一个有灵有肉的文旅古村更是难上加难。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义工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和价值。现在中国乡镇千篇一律，又严重缺乏公共文化场所，把修缮好的古民居作为公共空间，会直接作用于当地居民。这样做，既保护和充分利用古民居，留住村镇个性，为文旅引流，也能提高当地居民素质、为未来社会发展奠定基石。

（三）人的问题

乡村不是世外桃源，世界上所有复杂的社会问题、普遍的人性问题，乡村都存在。我们在乡村做事，除了要面对修复建筑的技术与审美难题，还要面对复杂的人际问题、机制问题，这个消耗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来乡村投资的原因。不光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房屋产权，还要面对一盘散沙的小农思想、派系纷争等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乡村不吸引人的地方。

古村古宅保护更是如此。一个村镇那么多倒烂的老宅，修了张三的不修李四的，定会招致非议，全面动工，资金又不足。何况，一座倒烂的古宅，往往涉及复杂的产权和家族关系，少则几户，多则数百人，差一丁点儿都不行，吃力不讨好，招惹麻烦，几头受气。像我修缮的其中一座古宅，是我出面跟他家族二十多户主人家签约，以较高租金租下，租期20年，期满后无偿归还屋主，在这种高代价下才得以开启修缮。

这座古宅修缮是按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招标施工的行政程序展开的。承包施工的是一家本地建筑公司。很快，我们作为独立的参与方，角色变得非常被动尴尬，只能对后期使用提出方案意见，并不能对施工有监督的约束力，甚至不如房主更有影响力—房主不满意可以终止合作，迫使施工方做出一些让步妥协。但我们为了施工顺利，往往迁就承建方，造成质量不保，给后期运营留下许多隐患。

事实证明，房主出来为难施工方是很有道理的，乡村包工头通常是些讨价还价、偷工省料、精明圆滑的高手。乡村项目规模较小，利润不大，涉及面广，人事成本高，若不处处克扣就赚不到钱。譬如，我们提出整体修旧方案，施工方就使用一些严重腐烂的木头；我们要求拆除主建筑外的临时建筑，房东提出赔偿要求，包工头也是誓言旦旦，因为这些都该纳入修缮整体预算，可是工程结束后，承建方一概不认账，房东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我再找包工头，他居然连电话都不接。包工头自有他的难处，人情关节都要打点……

总而言之，在乡村做事，必须面对复杂人际，只要涉及金钱的地方就有人情世故和利益分配。

我们修缮古宅，每一座都很难。在厦地，有一座建筑修了4遍。不是我们的技术有问题，而是因为这座房子关涉几户人家。房子要做地下排污水管，安装在左边，左边那家不同意；安装在大厅，大家又认为影响风水；安装在右边，右边那家也不同意……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乡村的问题很复杂，所有人性存在的问题都有。一个社会发达程度，取决于理性普遍水准，否则出现蛮不讲理、损人不利己的事也不足为奇。

中国乡村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民国初年还要严重。在民国时期，农村乡绅阶层还很完整，他们扎根于农村，在经济、道德、文化等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是乡村社会的标杆楷模。当前乡村缺少受过良好教育、精明能干而且在群众中有道德威信力的人才，青壮劳力更是严重不足。基层选举村干部，逐年演变为利益与派系之争，形成乡村白热化的矛盾冲突，即便是单姓村也一样，有村财收入或工程项目的村庄更为激烈，甚至出现了代理人模式，由幕后力量操纵，造成村干部行使集体公权力缺乏公允，变相为人情与利益的交换行为。因此，当前村干部很难得到村民普遍尊重，成为基层社会的潜在危机，造成了高昂的行政成本。

我在乡村的这些年，有些村干部的狭隘与自私也给我上了一课。比如，有一位村干部起初各种事务他都积极处理，让人赞赏。可是后来，他却逐渐我行我素，行事大胆，有点好处的事都让自家亲朋出面来做，弄得村民意见纷纷。待到换届选举，村务矛盾急剧升级。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村干部选举换届后，前任村干部变成新任村干部的对立面，凡是涉及前任村干部家的事都是难做的工作，前任村干部不光自己出面，还鼓动其他人出来捣乱。村委班子四分五裂，村民与村干部矛盾丛生，直接影响乡村建设。

我们在乡村试行投工投劳的“工料法”，是怕造成资金上的浪费。但这种自建式的、由村干部采购和召集人力的方式是不符合审计规定的。一旦出现问题，乡干部就要担责。乡镇领导对村干部发放资金和项目都极为谨慎。从乡镇一级来看，对村干部最有效的约束力就是不安排项目、不拨放资金，遇到麻烦便采取“一刀切”，冻结村委集体银行账户，确保自身不受牵连。政府行为通常是防范基层腐败，即上级对下级的约束机制。不得不承认，乡镇的顾虑、现行的机制，有它存在的一定合理性，可对于实际乡村工作则会导致不作为现象：“多做事不如少做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不做事肯定不出事。”这也是乡村事务的基层困境之一。

不过，我从中发现，乡镇一级是乡村公共事务最关键的一层。我们到厦地之初，很多工作是绕过乡政府的，这导致我们团队、乡村干部、乡镇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而最终资金筹集等事务又绕不开乡镇归口。最初阶段，没有上级领导到访，乡镇主官几乎不露面，更谈不上配合支持。直到新任乡领导过来，才再次推动厦地古村工作。可稍有起色，两位乡镇主官又升迁调走，意味着又要等待一场换届的人事变动。我们在厦地经历三届乡镇领导，每届新任领导上岗都要展开摸底工作，由此了解前任遗留的或多或少的棘手事务，等熟悉全局情况，着手工作，任期已过半，最终又重蹈前任旧辙，任务搁浅、麻烦叠加、事倍功半。

反思：乡村审美的衰变

在修复古村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村失去了一批具有文化底蕴和审美能力的主导力量，使得当代垃圾文化、消费文化、恶俗文化乘虚而入。从90年代农村城市化运动开始，我们的民间建筑出现海滨浴场化、太平间化的迅猛发展，瓷砖马赛克、水泥钢筋、铝合金门窗、塑料扣板、塑胶屋瓦铺天盖地，不同区域、不同乡村的文化个性、审美能力、创造能力，统统看不见。全国美丽乡村的建设运动中，也是清一色工业化的石板材和防腐木，没有一丝个性创意设计和技艺审美力。这涉及乡镇制度、主管部门、施工单位、工匠技艺、民众趣味等等潜在问题。

我们来保护和修建古村，是为了保留一点历史根底。一个乡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旦丧失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即使提升识字率、普及高学历也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趣味本质。先是活着，再是升官发财和更长久地活着、更多地占有，没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文化趣味追求，只能像动物那样追求一种单向的物质生存。个性的审美文化，内在关系到人类个体的生命意义和整体的文明程度。纵观当今世界，任何持续发达的国家，不光有着让人羡慕的人均收入，更重要的是具有审美文化赋予社会的创造力。

审美衰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失败主因，它不止关系到感官体验，还关系到每个生命的质量和幸福的源泉。即便在传统乡村，乡绅阶层也是有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那就是光宗耀祖和流芳千古，象征生命尊严和世俗成就的点点滴滴都反映在他们的建筑载体上。如今，乡村人丧失了传统意义的文化底蕴和家园意识，一些参与乡村建设的设计师、承包方、施工队、工匠，也没有相应的职业道德和精神，很多乡村建设只是沦为拿完钱就了事的工程项目。为什么美丽乡村不美丽？千篇一律、审美僵化。当然，城市社会也是如此。这才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丢失了历史底蕴、个性文化，子孙后代都成长在乌合化、快餐化、工业化、刻板化、表皮化的环境氛围中，那我们的社会还谈什么发展？如同一粒优良种子丢在贫瘠苍白的土壤里，永远不会萌芽发育、茁壮成林。

期待：家园意识觉醒

不得不说我在屏南能做一些事情，确实离不开当地主事官员的责任担当和干事魄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周芬芳女士以外，时任县长吴允明先生也很重要。当初我向县里提出创办公益电影培训计划，这需要一大笔资金购买设备，周芳芬女士领着我去见县长吴允明。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当时，他正急着赶往市里开会，我开门见山表明用意，提出由我个人出一半资金，县里承担一半，吴允明县长随即答应。这位吴县长为人随和、办事果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我也是非常尊重，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感。这大概是我能在屏南六年的原因，这六年也恰是吴允明先生从县长做到书记的六年。

我后来在隔壁周宁县也应邀指导修缮了一座古宅—咸村镇洋中村孙家大院，情况则有不同。洋中村处于周宁县咸村镇南面，全村两千多人基本为孙姓族裔。尽管传统建筑有百余座，但基本被高层建筑团团包围，处于废弃坍塌的状态。偏僻的虎头山下有一整片古建筑群，由最高规格的五座核心民居连在一起，加上附属宅院，占地约为12000平方米，均建造于道光时期，当地人称“孙家大厝”，旧时叫“大夫第”，是洋中第一大户人家。

洋中村开基有千年，孙氏族人于明朝时迁居至此，其族谱清晰记载，清初南岳公一代开始艰辛创业，从“家无担石”到“积金创业”，历经数代人的千辛万苦，从铸锅起家，后经营木材、茶叶、日用品，生意遍及浙江和广东一带。到了嘉道时期，南岳公后人已是富甲一方，一边加官晋爵（其孙承澧公于嘉庆年间钦授少司马朝奉大夫，曾孙光樟公于道光年间加封武翼都尉），一边大兴土木，连造三座三进、五开、七架的高楼大宅。

我与洋中古民居结缘，源于咸村镇领导干部一行人来厦地参观，镇党委书记是个性情中人，刚跟我见面便邀我去指导修缮。他管辖的乡镇有两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有限的资金和烦琐的程序，令他们一筹莫展。当我前往参观洋中古民居时，被这些建筑的规模、格局、精致所吸引，便答应出面帮助修缮。

但我们在屏南县推行的“工料法”在周宁县实施起来绝非易事，起码地方领导要有担当，除了组织行政干部、财务主管、村委干部，还要请示上级、动员村民、召集工匠，前前后后费时近半年才正式动工。我们选择一座霉烂严重、规模较小的18号老宅开始修缮，作为村干部和工匠们协作配合的练兵工程。因为工料法涉及采购、用工、报账，报表材料、程序流程、监督管理，缺一不可。

第一幢老宅修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给村干部上了一课。当时跟村里签合同的是房主代表，等房子修缮好以后，其他户主亲临现场，便纷纷有了不同意见，责怪搞乱原有房屋的归属边界。这座老宅建造于乾隆年间，即孙家发迹之前的祖宅，七八户拥有产权，而占地面积不过130平方米，所以原本一个房间隔成几小间，数家共有。为了后期使用和适合现代人居，我们把原先的窄小楼梯，从前堂转至后堂厨房，并加大尺寸。拥有后堂厨房的屋主便对此大为不满，要求拆掉，理由是他家拥有的领地被公用。我们意见是将原有楼梯处补偿他，或者租期届满后，再把楼梯改回去，并立字为据。但房东始终不同意，我们也只好不再搭理。一座三百多年的老宅，长期无人问津，任其霉烂倒塌；但一经重修，房主没有丝毫感激之意，倒过头来兴师问罪，这让村干部们颇感寒心。

吃一堑长一智，此后开始修缮孙家大院，凡有屋主提出不合理要求，村干部便一句：“要做就做，不做拉倒。”事实上，村民们见到我们把18号老宅修得漂亮舒适，无不动心，纷纷抢着要修自家老房。他们不愿自己花钱修缮祖宅，即使霉烂倒塌也弃之不顾，主要因为是家族共有产权，分到每家就那么一小块。有公家出巨资修缮，15年后无偿归还，自然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例外，也有跟村干部赌气，宁可自家祖宅烂掉也不配合工作的。

我去修缮孙家大院，一来出于惋惜这片几百年的古民居，二来是希望修缮好的孙家大院也能像薛府一样用作公共文化服务。我认为这样，古民居才能彰显其最大的社会效益。何况偌大的一个咸村镇，贫瘠到连个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我在修缮孙家大院时，采取保守性修缮施工原则：尊重原有格局的同时，倾向后期作为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所以，孙家大院一二层基本保持原有形态，只拆除一些杂乱余屋和过小隔间，扩大公共用途，如做图书馆、展示厅、休闲区，仅把顶层阁楼和后厢二楼改造成商用的客房，一座占地1600平方米的大院落，只有12间客房，全在非核心区域。

然而，事实上乡镇主官一直颇受压力，修缮资金是专项贷款，上面要把修缮好的房子兑出去做民宿，好收取一些租金。在我看来，把孙家大院作为一个商业盈利点，一定是“穷疯了”的短视行为，首先修缮成本很高，基于回收成本商家必定充分利用空间，定会让古宅面目全非，无形中对古民居不尊重；其次，中国乡村文化资源本来极为稀缺，更需要一些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文化设施。如果把孙家大院做成一个民宿酒店，那实在对不起这种建筑，更违背我来修缮保护它的初衷。

村民村干部缺乏文化意识可以理解，一旦领导干部不看好我们的理念模式，结果只能是我们选择离开。在修缮孙家大院过程中，当地人便觉察到她的商业价值，四处活动，志在必得：不跟我们做任何沟通便悄悄来做现场测量、业态规划，甚至不向我们索取测绘图纸。这不光是对我们缺乏起码的尊重，还可能造成修缮施工的大量浪费。我们前脚在修缮改造，他们后脚就来敲敲打打。古民居不同现代商业建筑，特别木构房屋更不宜改造成高档民宿，否则就得面目全非。若早知为商业做嫁妆，我也不会用一年半的时间，在不计报酬的情况下，三天两头跑施工现场，满脑子的施工问题、人员问题、村民纠纷、村干矛盾、采购问题、报表问题……也不会小到一只螺丝、一个榫卯，大到每一笔钱、每一个规划，都要亲力亲为。

不过，如今看到孙家大院错落有致的布局结构，高低起伏的脊檐屋角，悠然自得的青墙黛瓦……整个建筑经自己的手重新焕发昔日光彩，我坚信她将会再度弥久，成为闽东地区最难得的古民居建筑群。纵然当地民众的兴趣不在建筑文化、社区建设、公共效益上，这座建筑本身的珍稀宝贵和夺目耀人，也将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呈现出来，这是我人生中的莫大荣耀。

最后，我想借机向这些年陪伴在我身边的亲人和年轻义工们致谢，这些年轻人愿意与我一起在乡村工作，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感激。

2

人类主要栖居地在乡村，而不是层层叠加的“火柴盒”

段凌颖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传统村落成为中华民族厚重历史的载体，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散落在山间水畔，铭刻了悠长久远的文化记忆，寄托了浓烈馥郁的美丽乡愁，也赓续了伟大高尚的民族精神。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影响，原先地区间、城乡间、乡村间因地理分割导致的文化差异迅速缩小，多样化的乡村逐渐变得单调，传统村落的文化底蕴和乡村主体的家园意识被大大削弱。

为弘扬古村落的文化之根、唤醒个体的审美文化意识和家园意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家程美信先生，于2015年来到福建屏南地区，在厦地村等地，开始了一系列古村落的修缮保护和活化利用工作。

程美信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向来以敢言著称。同当前各地高调的乡建热潮不同，程美信先生的古村落保护和开发工作低调又扎实，他一直秉持践行着自己认准的保护理念。几年时间下来，经过他手的厦地村、单体建筑薛府、洋中村孙家大院等古村古居开始重新焕发昔日光彩。旅外多年的本地人和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往，沉醉其中，一解梦里乡愁。

程美信还组建了义工服务平台，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服务活动。他负责筹办的图书馆、村民画室、电影公益培训等多种文化项目，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中华民族是在农耕和村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时代特色鲜明的传统村落凝聚着亲缘、血缘关系，是宗族、民间信仰和乡规民约的联系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融入和乡土生产生活传统方式的改变，传统古村落面临着自身发展和守望家园的两难境地，家园意识的淡化和乡村审美的衰变在一定程度上普遍存在。

保护传统村落，既是对家园的守望，又是对未来世界的重塑。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尽管这期间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经验，但依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痛点难题。放眼世界，虽然我国和西方的“乡村”概念不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但在探索中国的乡村建设之路时，西方的视野、理念与方法对我们还是会有所启发。

程美信先生曾旅居欧洲多年，西方人的生活理念和思想方法对他的构建美好家园之路深有影响。

冯骥才曾指出，“我国最大的物质文化遗产是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而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产物就是古村落”。

传统古村落记载着我国农耕文明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承前启后的精神纽带。优美的生态环境和富有哲理的规划布局，是古村落遗存经久不衰的生命之核。看似平常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一窗一棂、一雕一刻莫不蕴含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愤图强的血脉长流和绵延不绝的智慧传承。走进传统民族村寨，便能深刻感受到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为人类创造了何等丰富灿烂的文明与文化。

程美信先生在保护开发实践中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感触颇深。他的实际工作过程也是进一步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赋能的过程。

目前，有很多人在关心关注并参与着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这一领域的盛况可以用大张旗鼓、热闹非凡来形容。但值得庆幸的是，程美信先生没有在传统村落过度开发和旅游化的浪潮中迷失方向。相反，他在古村修护与活化利用过程中，追求可持续性，强调文化项目要低调一点，不能着急，能做多少做多少。因为他更看重以持久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本地居民、外来游客的文化自信、审美意识，以期文化主体家园意识逐渐觉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题中应有之义。抓住契机，振兴传统村落，要做好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因为对传统村落来说，发展是最好的保护，只有这样，传统村落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不是落后的、僵化的。

对此，程美信先生也有自己的思考，但也存在一些担忧。

不光乡村需要人，人也需要乡村

段凌颖：程老师，作为艺术批评家，请您谈谈近年来在艺术服务文化乡建的框架下所开展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实践。

程美信：最初，我是怀着以艺术为主的心态，想打造艺术家聚集地，后来放弃这一既定模式。我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农民意愿和利益，尊重每个乡村的特定条件。很多看似高大上的事物，到了基层就会成为一种消耗。如一群明星文艺下乡，光是接待工作就给基层带来巨大人力财力消耗，热闹过后，一切无所改观，落后还是落后，冰冷还是冰冷。

段凌颖：您曾经从事过高校教师、艺术总监、艺术独立论坛理事等多个职业，是什么契机使您转向文化乡建工作？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您所秉持的保护和开发理念及其指导思想是什么？

程美信：这个有偶然和必然的双重因素。首先，我出生在山村，我的精神脐带永远连接着乡村，不论走到哪儿，我的记忆、牵挂，包括长期的焦虑和关注都跟中国乡村有关。

记得在国外时，与一位北大毕业的北京人闲聊，他随口说中国少三亿农民就好了。我顿时被刺痛了一下。现在想来，他的话有他的道理，落后与贫困在任何一个社会都被视为累赘。事实上，包括我自己也是一名乡村的逃离者。大概所有中国农民都想方设法逃离乡村，共同的目标就是逃离贫困。

其实，我像所有跳出“农门”的人一样，完全无力面对故乡。来福建一待就六年，这的确有点偶然，在这里工作虽然琐碎不堪，但让我感到无比充实，觉得乡村工作很有意义。

我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中的角色，主要承担美学把关、整体策划、现场设计、关系协调，同时我既不是当地村民也不是行政当局，既不是发包甲方也不是承包乙方，仅是独立第三方。保持这一中立角色非常重要，起码不受利益左右，也唯有如此才能受多方信任。

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任何时代的人都有义务去尊重和保护。我在乡下所做的是美学的守护者和处理关系的协调人，目前我们采用投工投劳的“工料计价法”，避免没有必要的过度设计、招标发包的中介消耗。通常会节省一半以上的资金，最终效果会好于发包施工。这需要灵活的机制。如果非要说秉持的理念的话，恐怕是现场至上、尊重原型、适度改良。

段凌颖：您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实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您的心态如何？

程美信：遇到的问题肯定很多，而且琐碎、低效，特别是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涉及复杂的产权纠纷、修缮资金短缺、政策约束、基层社会矛盾和意识观念落差，其次是如何活化利用和业态发展的后续问题。

当前的传统村落和乡村社会像个病人，需要照料和陪护。老村里住的基本是老人，他的情感和诉求是你不得不在乎的，否则又能怎样？我们在厦地有一段路几年都没有修成功，就因为一位老人来阻碍，他在荒路上种点东西，便认为那段路就是他家的。乡下有时不全是讲理讲法的地方。总之，只能是做一点算一点、保护一村算一村，很多事情是急不来，需要坚持不懈才能应对。

段凌颖：我们注意到您在厦地古村修缮中试验了因地制宜的“工料法”，这样一种古村保护和建设方式在程序上更精简，还能有效减少资金人力、行政消耗成本，更有利于古村保护工作。您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服务文化乡建方面还有哪些实践经验？

程美信：我们在屏南实行“工料法”保护古村落，主要得益于县级领导给力，否则难以践行。它需要地方主官支持、配套政策、充分授权，否则是一事无成。

一般古民居修缮，常规的套图设计一无用处，反而对修缮施工和最终验收有一定误导。很多古建修缮失败，主因都在低劣廉价的套图设计。而高水平古建设计费用，不低于修缮一座古屋的费用。如果加上发包转包的中间消耗，最终落在施工上的实际资金便少得可怜，故而很多古村保护效果不理想，甚至变为一种不可逆的破坏。

我们采用义工服务制也不错。一来可以应对我们实际的一些人才缺乏困境；二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在目前这样一个竞争激烈、充满焦虑的时代，不光乡村需要人，人也需要乡村。其实有很多义工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管道在乡村获得一些喘息空间。

保护传统村落，既是建构美好家园，更是文化上的自我救赎

段凌颖：传统村落记载着我国农耕文明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和载体。在您看来，保护传统村落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您能否从保持我们自己独立自觉的文化主体、觉醒家园意识等角度谈谈您的见解？

程美信：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成就是农耕文明，乡村是我们的源头，但又如何？随着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文化的中心转向都市，人类家园出现位移是发展必然。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显得过于极端，甚至有些野蛮粗暴，忽视乡村—大地是我们的生存土壤和基础保障，而不是杀鸡取卵的榨取对象。长期的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也罢了，施行已久目前正面临变革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乡村“大逃离”。何况，社会发展本身难以平衡，扶倾济弱本是国家政治职能，可我们一度走的相反路线。

几千年来的农耕文明和家园观念，就这样逐渐地被连根拔除。“乡村”成为贫困与落后的诅咒；“农民”成为被歧视的群体；中华民族从此丧失乡土家园意识。不说文化自觉，连基本认同都严重缺失，“基本认同”可不是嘴边口号，是需要对农业产品、农民地位、资源分配的价值充分尊重才能得以体现。

长期对乡土文化的藐视，导致传统审美文化的断送，农民开始自发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转而盲目仿袭城里的一切。把田园风光改造成公园景观，成为当下中国农民的最大理想。

段凌颖：程老师，在您看来，应该怎么拯救乡村审美的衰变？

程美信：传统村落是农耕时代的伟大经典，凝聚历代中国人的勤劳汗水和创造智慧，反映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哲学思想。每座建筑物内外，不光是匠师心血技艺，还有男女老少和左右邻里的朝暮相处。传统审美文化衰微，导致社会生活品质和整体创造力的下降。事实已然如此。我们太对不起祖先与自然的丰富馈赠。如今，保护传统村落和尊重历史文化，既是建构未来美好家园，更是文化上的一种自我救赎。

段凌颖：您对这30年来的工作怎么看？当前中国乡建的痛点有哪些？

程美信：痛点主要是上面给资金太少，机制太死，造成基层干部积极性不高，另外是民众认知有待提升。整体而言，表现为雷声大、雨点小。说真的，我这几年见到一些跑乡下的专家学者、规划师、设计师，心头都发紧，他们手握资源和人脉，到古村来点个卯，回去便出规划书、策划书、设计图，有多少可行性和适用性则不得而知，通常是些很难落地的本本，对本来缺资金和急于保护的古村落，无疑是雪上加霜。

段凌颖：您认为在探索中国的建构美好家园之路时，西方的视野、理念与方法对我们有哪些可资借鉴的地方？

程美信：在国外生活许多年，对我人生影响很大，特别是瑞典普通人的严谨认真、平和朴实，让我受益匪浅。我们这代人曾都向往现代和西方，对本国古典文化缺乏了解，即使后来恶补也流于书本。

实际上，我们对西方文明和本国文化都表现出一种短视的急功近利，所谓外来先进文明不过是器物之需，本国历史文化则是娱乐而已，缺乏真正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未来的责任感，生活得极为当下。譬如，农药能够杀虫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泛滥了，管它带来什么后果；哪儿有一处文物古迹能搞旅游开发，一哄而上，全糟蹋光，太多古村古宅却无钱保护。我们这代人，给后人留下的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一个社会稍微穷点不算什么，经济发展、国民教育、社会福利，可以一步步提升，当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再多钱也买不回来。

中国要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家园，首先要行动起来，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遗产，提高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建立一个理性进取、简朴节俭、礼让平和、法制民主的美好社会。当今世界信息畅通，文明不再神秘，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文化陋习和狭隘观念。说真的，即便今日中国达到欧美国家的发达程度，仍是不值一提，因为现代文明是以牺牲环境和巨大能源为发展前提，它的不可持续性已日趋突出。

20世纪，应该是个反思工业文明和现有国际秩序的时代，人类世界仍处于空前内耗状态，军事竞赛和经济指标，使科技发展变得极为扭曲，加剧了人类命运的不确定因素。中国人不光要看到自身的不足，同时要认清当前世界文明的整体局限，否则不会有真正的进步。今后，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不应该是片面的国民总收入，而是环保节能、平和友善、开明理性。比较而言，日本社会比欧美国家，对我们来说更有借鉴价值。

耕读文化强调务实内敛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具有很高的启示意义

段凌颖：程老师，有人说中国传统古村落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从那里可以读出中国的历史和文学，读出古人的思想和哲学，读出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智慧和永不言败的人生观。走进古村落，就如同走进了中国人的历史、走进中国人的哲学世界。在您看来中国传统古村落是如何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在您的保护开发实践中最触动你的点主要有哪些？

程美信：作为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古村落无疑是存储历史文化的全息载体。每当我们接手一座古宅，如同打开一部活生生的小说，不光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还有人间的酸甜苦辣和时空的变幻莫测。有让我感动的，有让我悲伤的，有让我惆怅的……总之，每一砖一瓦都带着常人的热血汗水和美好愿望。

我在周宁修缮孙家大院，起初兄弟两家同时盖起来两座豪华大宅，规模风格相差无几，可两户人家命运则大不相同，连建筑保留程度也不一样。一家门风败坏，吸食鸦片，田地卖光，土改时只划了中农，子孙原处居住，房子却保存较好；一家教子有方，勤俭节约，田地剧增，土改时划上恶霸地主，兄弟三人全不得善终，祖宅被分给外人，连子孙都活成胆小鬼，所有精雕细琢的房屋构件，荡然无存。让人感动的是，其中有几户贫农在若干年后，私下主动将房子归还原主，还以礼品答谢。

段凌颖：经过您6年间的持续努力，几个古村古宅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不仅是民居的修缮和村庄环境的改变，您办起的图书馆、村民画室、电影公益培训等多种文化项目，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也得到了外界的关注和认可。从目前看来，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当地的具体影响有哪些？比如，本地官员和群众参与保护古建的积极性有没有提高？传承自己文化的意识有没有增强？再比如，您所播种的这样一粒文化的种子，在当地孩子中间的萌发效果如何？

程美信：其实，只要真做实事，在哪儿都会受人欢迎和认可，只是有时被接纳理解需要一点时间而已。很多屏南人见我表示感谢，对调走的吴允明和退休的周芬芳均称赞有加，说到屏南古村无不提及他们的名字。

这些年的古村工作，颇有成就的是，改变了当地人对传统村落的价值认识。如厦地村原本几座豪宅的屋架，在十多年前被拆掉卖木料，没有人看好这些破旧老房。而当我们修起厦地村，吸引外来游客和来此创业的年轻人，村民们提起他们村子时无不流露出自豪感，还说村上人娶媳妇都容易多了。

双溪薛府的后人更是如此，他们经常带旅外族人和亲朋好友参观他们的祖宅，介绍我们修复好的牌匾和展出的家史名人，无不倍感荣耀。要知道在这之前，他们的祖宅年久失修，危险到连养鸡养猪都不能的地步，被当地人称为“鬼屋”。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实物佐证作为支撑，更需要发现和提升。现在孩子们一放学就跑进薛府玩耍，看书下棋，还有丰富多样的公益课程和文化活动。我们的义工说，常常有孩子表示自己的理想就是将来长大在薛府做义工。我毫不怀疑，这些将在他们未来生活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个文明发达社会，必然离不开基本的国民素质和丰富的文化设施。

段凌颖：从厦地古村的修护开始，您也发现仅仅保护一个村子还是不够的，因为激活古村的价值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您是否认为对当地乡土文脉的传承保护与开发激活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或者矛盾？例如，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丽江古城，其历史街区的民族构成和文化氛围在旅游业的冲击下已经永久地改变了。怎么能确保既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游览，从而实现更好的文化传承，又能确保当地的原生文化生态不被影响、文化氛围不被反向异化？

程美信：对，古村落不仅要保护，盘活利用最为关键，不然修好房屋无人入住，三五年便出现霉烂倒塌。关于乡土文脉的传承保护，我们还是持着谨慎而务实的态度。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主要以宗法为序、耕种为本、工商为辅、读书为志，在经济发达地区，商读更为紧密。宗法和农业的乡土文化，在当今时代有些难以为继，传统乡村的公序良俗是有必要弘扬，其中最朴实观念是“勤劳节俭”和“安分守己”，可这些备受当代都市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

当前保护传统村落的总趋势，普遍遵循了消费主义的商业逻辑，而不是传统乡村的文脉。耕读文化强调务实而内敛的生活方式，它对现代人具有很高的启示意义。

可是，对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的重新认识，这一过程则是需要以牺牲一些代价作为前提的，所谓“吃亏长智”。现在关键的不是物理性乡村文化和自然性乡村环境，而是乡村人群还有没有让人值得借鉴学习和尊敬仰望的精神品质？有没有延续下来的历史文脉可以传承？

事实上，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急需乡村化，不论是建设规划还是精神气质。发达的北欧国家，最让人羡慕的不是他们富裕的物质水平，而是平和淳朴的国民风气。当然，都市社会的创新精神和管理水平，则是乡村社会人群缺少的。

乡村或者传统村落发展文旅产业，无可厚非。作为一种人员流动现象，它能够产生怎样的文化流变现象？这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绝非简单一两句话的问答能够解决。

首先，要考察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民在物质水平、精神生活、社会地位各方面是怎样的境遇，他们身上还能遗存多少传统美德和优秀品质？他们进城过程中的生存状态，携带返乡的价值观念，以及对周围和子女的影响作用是怎样的？相比乡村传统的原有价值体系，从中不难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我早在20年前写过一篇文章《道德荒芜的中国都市》，当时就非常担心农民们大举进城，身上那点微弱的传统美德经不起现实冲击，最终造成全民性的道德荒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双向目的，不光是开发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关键还在从历史教训和优良传统中吸取有益养分。

对传统村落的格局风貌，我们坚持最大程度的尊重和保护，谨防过度商业化和现代化，因为民宿商机成为破坏古民居的一股新浪潮，即过度开发利用，导致古民居剩下一个支离破碎的外壳。当然，我不竭力反对别人那么做，但我们自己不会那么做。我会选择平衡的折中方案，毕竟传统村落需要自我造血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面让位给商业。能否实现这种平衡，取决于出资方，可见行政领导的文化眼光很重要。据我了解，大部分到乡村做文旅产业的民间资本都实力不足，大多数是短期行为，这需要引导、把控、扶持，避免那些短平快的投资模式，它可能是压垮古民居的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文化传承，应该是它的内涵精神。现代技术手段，本应使优秀传统技艺更好发扬光大。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基于成本因素，滥用现象已成灾。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当代北欧设计产业，也是大量吸收传统审美因素，简约实用而美观大方。问题是我们把传统文化当作一门表演戏法，连表演者自己都缺乏内在需求，转而变成套资金、弄项目、招生意。不客气地说，很多人热衷游古村，可他们无法忍受木构建筑缺乏隔音效果，为了迎合他们做点生意，做民宿的人不得不把老房子内部拆得精光，只剩外墙是破碎的传统风貌。文脉传承需要发自内在真爱，而不是叶公好龙。

段凌颖：听说您正在构思写一本关于古民居修缮的书籍，主要有哪些内容和考虑，其中对古民居的文化价值有没有单独的论述？

程美信：近些年，我经常遇到上门请教修房子的人，也有一些地方领导邀请我去给他们修古村老房，让我感到荣幸而无奈，人毕竟没有分身术。平常，我就习惯写些工作中的经验心得，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大家的反馈最终促成我开始写这本修缮古民居的书籍。主要给普通人修缮自家古宅作参考之用。

当前，有关古建书籍，大都是文物建筑，如宫廷、庙宇、官署等大式建筑的案例分析，涉及一般古民居修缮的书非常少，此外就是些改造民宿会所的设计案例。无论是文物建筑还是民宿会所，从制度到技术，都与普通古民居修缮大不一样；另外，古建书籍普遍不适合一般人和民间工匠阅读，因为通常采用专业术语和大式案例，而且较多偏向北方经典古建筑，对修缮南方古民居具有误导作用。

我是专门就自己在闽东古民居修缮的经验来写这本书的。为了便于一般人理解，写作也尽量避开专业术语，如椽条写作“瓦条”，望板写作“瓦板”。另外，本书非常强调古建筑保护手段最不可忽视的地理因素。这里举个沉痛的教训：我近年工作所在地福建省屏南县，在老县城双溪镇有座清代中期的城隍庙，五年前一次修缮，由于施工不当，导致梁柱全部蛀烂。一座两百多年的老建筑，为何在修缮后迅速颓败？原因是采用当下古建筑修缮最为流行的北方（官方）工艺，即用麻布包柱、腻子粉打底、粉刷氧化漆。竣工之初，显然是焕然一新，富丽堂皇。可是，由于地面和空气潮湿，梁柱又被厚厚麻灰油漆裹得严实，木材无法呼吸透气，内部吸收的水分难以排出，造成木柱闷闭霉烂，形成虫类的寄生环境和冬季避寒掩体。同样的修缮工艺，在气候干燥的北部地区，则能有效阻止木材脱水开裂。可见古建修缮需要因地制宜，决不能生搬硬套，否则不光浪费钱财，还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

我写这本书，除了分享修缮老房的经验心得，减少成本和失败风险，另一个目的是希望给古宅老房一点儿喘息机会，不仅使它们能够长久保存，也给后人留一点原汁原味的念想，知道祖先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所以也会提到一些传统建筑的基本美学原则。其实，修缮一般古民居，只要遵守原有建筑结构、布局和风格，一般工匠在技术上都能胜任。但是，现在从工匠、设计师到普通人均习惯盲从流行做法。大部分古民居修缮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尊重传统建筑基本美学原则。不是所有古民居全都需要精雕细琢，如木雕、砖雕、石雕、灰塑，这不光面临技术难度，造价成本也太高，还原式修缮显然不太现实，采用机械制品也是权宜之计，关键在于审美把握上要恰当和谐。

古村保护：人的觉醒和意识提高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段凌颖：您在古村修护与活化过程中，特别是文化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强调“低调一点、慢慢来、不着急，能做多少做多少”。因为您更看重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提升本地居民、外来游客的文化自信、文化审美意识。因此，您对修缮后的古村古宅的定位主要在于公益性质而不是商业经营，所以商业收入特别少。比如，您提到薛府每年接待游客几十万人次，但是收入仅够支付两三名员工工资。往往是您得自己拿出工作酬金来对付场馆的消耗、租金和后续修缮。您怎么考虑古村古居的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

程美信：我们发展太快了，整个社会氛围过于躁动，很多事情做得经不起时间考验。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缺乏一种谨慎保守的态度，因此不论是建设还是保护，往往转变为一种破坏行为。近年国家重视传统村落保护，但列入国家保护对象的古村落又有多少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却是一个未知数。我所看到的传统村落，普遍保护得很表面，毫无深度可言，弄些石板材铺路、软瓷砖贴墙、工业化护栏……也有的地方嫌弃传统村落保护经费太少、程序烦琐、项目难做、无关政绩，干脆置之不理。

我们在保护古村古建过程中，偏重乡村公益活动和文化建设，目的就是为了可持续发展。我们首先要为乡下的孩子和老人考虑。人的觉醒和意识提高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们修缮的屏南县双溪古镇薛府，占地1200平方米，85%的面积用作公共活动空间，开展公益社区活动：设有免费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影像室、玩具屋、陈列室，以及乐器、沙坑、棋牌等文娱设施。薛府一年要放映上百部电影，举办40—50场公益课堂和文化活动，因此成为古镇社区的公共空间和文化地标。我们大部分公益培训和文化活动，都有来自各地的志愿者帮助；屏南县政府后来每年购买一些我们的公共服务（这是当地首例），我们用来支付长期员工工资和给一些义工发放补助；薛府有部分购买书籍的款项来源于本地企业捐赠……这些也都是意识觉醒和提高的结果。

段凌颖：您和爱人双双辞职落地屏南，全身心扑在古村落保护和激活上。在您这里，文化乡建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您怎么自我评价这6年来的保护与发展成果，对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又作如何规划？

程美信：不错，当前的确有一股“乡村热”，但能付诸实践行动和驻守乡村做事的人还是不多。高校学术团队有自身主职工作，难以常驻乡村；规划设计公司限于打包业务，难以做到有深度和广度，更不承担后期工作。乡村项目落地涉及复杂人事关系，绝非商业团队和学术团体能够应对。同时，政府部门不可能垂直操作乡村项目，不论村干部还是乡干部，均不是专业人士，即便与企业公司和学术单位合作，也同样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类似我们这样的独立团队，能够驻扎乡村做事，相对来讲是最佳模式。除了长期深入项目之外，这样的团队能与村民、村干部、政府保持长期配合协作，还会帮助乡村招商引才和推广宣传。

我在屏南的这些年，把一个个空心化的破烂村变成人们口中的“网红村”，把年久失修的“鬼宅”变成当地文化地标和公共空间，还为周边古村古宅修缮提供了许多支持。我们还想为古村落保护做更多的事，只是分身乏术。我们在乡村做事，谈不上有多少物质回报，但生活得不错，工作也蛮有成就感。每每修好一座老宅，就如同完成一个作品。至于今后怎样打算，还没有多想，没有意外的话，我会一直在乡村坚持做下去。

段凌颖：目前进入国家名录的中国传统村落有6000多个。除了已经评定、进入名录的传统村落，还有更多条件相近的传统村落也需要被关注和保护。可以说散落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古村落，不是寂寥的“星辰”，而是灿烂的“星河”。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下，会有更多的人进入基层，激活农村经济，您对古村落的保护工作有没有担忧？有没有好的建议？

程美信：担忧，肯定是有的。因为传统村落多位于偏僻地区，意味着经济贫困和人才匮乏，国家三百万的保护资金是杯水车薪，有限资金却难使在刀刃上。想法当然很多，希望国家出台更多的配套政策，给予更多资金扶持，譬如古村落较多的县市，设立专项部门和人才库机制，将保护古村业绩纳入干部考评范围。当前不乐观的是：资金少、人才缺、政策僵化。

段凌颖：随着十四五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乡村建设会是今后我们国家的重点工作。您曾经也是一位老师，您觉得在大学“文化乡建”的研究与教学中，对未来青年建筑师或艺术家的培养最应该侧重什么？在您看来文化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具有怎样的作用？

程美信：作为知识分子或专家学者，应当为国家发展建设做出贡献。但是，当前人们普遍不看好乡村，难以深入基层、立足田野，加上功利躁动的社会氛围，致力于乡村振兴的人自然不多，有志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更是寥寥无几。

有一些建筑师或艺术家把目标投向乡村，但乡村也因此产生很多不伦不类、劳民伤财的项目活动，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诚然，我盼望更多有真才实学、热爱乡村的人，参与到古村保护、文化乡建中来，但不要那种“上山下乡”形式的运动。至于高校能做什么，我说不准，有能力的人显然大有人在，关键在愿不愿下乡来。不论怎样，我坚信不久的未来，人类主要栖居地是在乡村，而不是层层叠加的“火柴盒”。

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工作，乡村振兴取决于人才战略，两者存在必然联系。今后，随着智能和动力技术的高速发展，城乡不再有差别，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

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一天的到来尚缺乏充分准备和战略认识。主要体现在过度投资建设大中城市，造成资源财力的大量浪费，削弱了对乡村发展的合理分配。因此，乡村振兴不能停留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中，而应该着眼未来发展的战略导向，否则，当下困境会造成一种思维局限。可以说，只要认知清晰、做好功课、稳步推进，走出当前乡村发展的困境在将来根本不是问题。

——选自《崖边2：艺术里的村庄》，阎海军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