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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科学系列 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 赵刘洋 著
一部围绕妇女、婚姻、家庭展开的法律社会史著作。从诉讼档案出发,以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为视角,探索中国妇女史、法律社会史的新路径。黄宗智、夏明方、尤陈俊、田雷共同推荐。大学问出品。
ISBN: 9787559843937

出版时间:2021-10-01

定  价:68.00

责  编:原野菁,和永发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法律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社科、法律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200 (千字)

页数: 300
图书简介

本书为一部关于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建立在扎实丰富的诉讼档案基础上,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清代以来法律实践如何处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本书的核心线索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即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例如,作者通过对现存诉讼档案的研究,分析了清代的贞节观念与法律实践是如何对待离婚妇女的问题,亦即传统道德原则与清代法律实践之间的关系与张力的问题。同时,在研究理论上,作者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反思,如对韦伯理论框架的批判。

作者简介

赵刘洋,男,198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在《开放时代》《史学月刊》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法律社会学等。

图书目录

导论海外学术界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方法论反思/1

一、引言/1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社会基础:东方社会理论的反思/4

三、帝制中国法律制度的功能: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的

影响/20

四、小结/36

第一章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40

一、“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41

二、“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与妇女自杀/58

三、小结/72

第二章清代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75

一、清代关于“离异”的法律/75

二、从妇女张氏之死看清代妇女的生存境遇/85

三、清代法律实践中的“离异”妇女/99

四、小结/134

第三章民国时期的妇女离婚诉讼/136

一、民国法律的变化/136

二、法律实践中的离婚妇女/143

三、法律实践中的妇女权利困境/154

四、小结/161

第四章改革开放前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163

一、引言/163

二、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原则/165

三、政治动员中的婚姻自主/169

四、婚姻自主与社会实际的矛盾/172

五、婚姻自由与离婚判决依据/176

六、当婚姻自由遭遇生存伦理/179

七、法官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181

八、小结/198

第五章 中国婚姻“私人领域化”? ——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妇女离婚/200

一、现有的分析/201

二、当代中国婚姻法律条文中的实用规定与道德原则/207

三、当代中国法律诉讼实践中的妇女离婚/217

四、在诉讼案件之外:实质主义道德理念与妇女权利/231

五、小结/234

第六章财产权利与家庭政治:当代中国离婚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237

一、引言/237

二、权利观念与婚姻家庭/238

三、夫妻房产分割争议的类别/243

四、家庭正义观念/255

五、“折价款”与家庭政治/258

六、法律对弱者的保护与家庭政治/262

七、小结/266

结语/268

参考文献/274

序言/前言/后记

序:一部建基于扎实档案研究的法律社会史 赖骏楠

赵刘洋博士的专著《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即将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我很荣幸受邀为本书写序。本书关注的是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及其实践问题。刘洋从自杀和离婚这两个具体议题出发,梳理了清代直至当代相关法律规定及其实践,以及法律与社会、道德之间持续性的复杂纠缠。

本书的优点之一,在于较为全面地吸收了中外学界在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权威成果,并尝试与重要的学术史脉络(不限于法律史学的脉络)展开对话。读者将会发现,刘洋在本书中综述了大量知名学者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这些学者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斯·韦伯、瞿同祖、黄宗智、仁井田陞、滋贺秀三、布迪(Derk Bodde)、莫里斯(Clarence Morris)、康雅信(Alison W. Conner)、钟威廉(William C. Jones)、苏成捷(Mattshew Sommer)。这使得本书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其研究意义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在法律史学之外,本书也尝试在有关妇女自杀的一章中,与晚近妇女史研究强调历史上女性“自主性”的倾向展开对话,还试图在当代离婚法实践的一章中,与主张“离婚法实践呈现出‘私人领域化’”和“法院体制及其实用倾向仍制约婚权利”这两种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了自己基于扎实经验研究的观察结论。

本书的优点之二,在于以实践社会科学的精神,贯穿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尝试。一项学术研究要成为引起时代共鸣的优秀成果,就必须展现出当代关怀。法律史研究也不例外。本书没有陷入法律史领域习以为常的“断代史”或“跑马占地”倾向,亦即未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清代或民国时期,而是从对当代妇女法律地位的关怀出发,以这一问题意识,贯通性地研究了清代、民国、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这四个历史阶段的妇女相关法律及其实践。这种“长时段”的考察视野,虽然有可能导致对某一具体时段的若干细节观察不足,但却更有可能揭示出历史发展所处的长期性“结构”,以及具体人物和事件背后的更深刻变革,并为当代和未来的实践走向,提供更为清晰和全面的历史指引。

本书的优点之三,在于沟通理论与经验的努力。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纯经验研究作品。刘洋在书中各处,均尝试以自己的经验观察结论,与社会科学中某些重要理论展开对话,甚至尝试以中国经验对西方理论本身做出适度修正。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本书讨论妇女自杀法律问题的一章中,与韦伯形式主义法律观展开的对话。在韦伯看来,现代法律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其“形式合理性”,亦即法律脱离宗教、道德、伦理、情感等等因素,成为纯粹形式逻辑构造的体系。但刘洋通过对清代以降妇女自杀问题的分析,指出了如下悖论性事实:清代法律的过度道德化固然导致妇女遭受极大压抑,从而引发频繁的妇女自杀现象;但当代法律的过度去道德化,却也导致个体权利意识的频繁碰撞,而当下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状态,却又无法完全满足这种权利意识,这反而又导致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自杀。因此,与韦伯看法不同的是,刘洋认为即使是在现代法中,法律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实际考虑道德问题,融合权利与道德。

本书的优点之四,是在研究方法上连接了法内与法外的视角。作为一部法律社会史作品,本书显然不满足于纯粹观察法律体系本身的运作,而是试图将法律——尤其是司法实践——置于社会之中,观察法律与社会诸种因素间的复杂互动。无论是研究清代自杀问题还是卖妻、典妻纠纷,还是20世纪不同时期的离婚纠纷,抑或当代离婚诉讼中的房产分割问题,刘洋都能够从纠纷的社会、经济,道德和法律原因,法律和政策的应对方式,审判的具体实践,法律实施的实际效果,国家观察到此效果后的再度法律政策调整等维度,来全方位地展现出法律与社会间的复杂纠缠。这种立体化的考察方式,无疑能够引起更多的跨学科共鸣,并促进跨学科交流。

总体而言,本书是中国法律社会史领域的一部典范性作品。跨学科风格的法律史研究颇为不易;既包含理论关怀,又建基于扎实档案研究的法律社会史研究,更为不易。刘洋是黄宗智教授的高徒,而我本人自学生时代起,也长期参与黄老师主导的各种学术活动,并受其教诲。如今刘洋与我也一同供职于复旦大学。作为同门和同事,以我对刘洋的了解,相信他一定能够再接再厉,继续稳坐冷板凳,在若干年后创作出更为优秀的法律社会史作品,为法律史学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赖骏楠

2021年6月3日写于复旦

名家推荐

赵刘洋的新作跳出了目前仍然具有巨大影响的两大研究陷阱,即要么简单凭借现代西方的个人权利法理,要么简单仅从中国的传统或仁治理念,来评析中国清代以来到当代关于妇女的法律体系。通过近距离地检视中国清代以来的离婚法律实践,赵刘洋的详细研究展示的首先是条文与实践双维中的复杂关联、张力和互动,清代如此,近、现、当代也如此。整个体系,尤其是关乎性别权利的法律,实际上仍然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继续演变过程之中。对妇女的公平待遇的追求尚有待在实际运作和法律条文中逐步澄清和概括。

——黄宗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荣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不同于革命史观下对妇女解放的高歌,亦有别于一般性别史研究在高扬极端女性主义大旗之时,又把其所声讨的受父权制约束而撰写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妇女史,转换成包括上层、下层在内的中国女性自由主义的浪漫史,赵刘洋的新著通过对清代、民国乃至当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离婚案件细致而深刻的剖析,向读者揭示了近世以来相关法律制度与诉讼实践在妇女权利的保护或损害等方面远为复杂的非线性悖论关系,是为中国妇女史、法制史研究难能可贵的新探索。

——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

在从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的长时段变迁中,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制度规定及其司法实践是最能体现古今中西之张力的具体领域之一。我们在其中既可看到大量明显的断裂之处,又能够感受到存在着另一些同样明显的延续性。《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一书借助丰富的案例,生动展示了此方面中国法律实践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青年长江学者

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版图中,法律史无疑是边缘角色,但历史一再表明,颠覆性的革命力量往往发端于边缘——在本书中,赵刘洋博士就展示出了法律史研究特有的力量。在这里,房产是但不只是物权法上的物,婚姻是但也不只是家庭法所调控的关系,女性是但更不只是拥有物、结成婚姻关系的行为能力人,所有的法律概念,都镶嵌在社会中,形成于不断变动的历史过程。正是这种面向社会秩序的整全性视角,连接过去和当下的纵深历史观,成就了本书的学术贡献,也正是在黄宗智先生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历史社会法学的研究中,霍姆斯意义上的作为法律生命的“经验”才得到重新发现,并且扎根在中国大地上。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推荐

清代“离异”妇女的生存境遇如何?民国时期妇女权利在法律实践中面临怎样的困境?改革开放前法官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当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房产分割有着怎样的特点?近300年有关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的社会史,通过本书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这是一本很容易引起时代共鸣的书。虽然作者关注的是清代以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但“离婚”“离异妇女”“离婚诉讼”“房产分割”这些日常生活中频频接触的词语,却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时产生时空错位的感觉。书中“从妇女张氏之死看清代妇女的生存境遇”一节,更是让人容易想到不久前去世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名著《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从书中摘引的与妇女张氏之死一案直接相关的买主(崔二珩)、张氏前夫(闫洪廷)、夫家家长(闫起盛)、张氏之父(张世珍)、媒人(王张氏)的审讯记录,以及县衙的判词,大历史背后一个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张氏的悲惨处境催人泪下。

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对妇女的公平待遇的追求道路上,法律做出的尝试与实践。

精彩预览

清代法律实践中的“离异”妇女

清代关于婚姻关系的构造,并非基于平等人格的男女感情的结合,其主要将妇女视为夫之附庸,所以对清代“离异”案件的讨论,不能忽略另外两种案件类型即“典妻”和“卖休”:前者是为获取钱财,暂时结束婚姻关系,但保留回赎的权利;后者则类似于“绝卖”,为获取钱财而将妇女休后嫁卖。因此,对“离异”案件的讨论也要将这两种结束婚姻关系的案件类型纳入。更为重要的是,清代律例中对唐律延续的因“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妻对夫的谋害罪)而强制“离异”的在实际中几乎没有踪迹,法律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夫典雇其妻、夫将妻卖休(离婚买卖)、夫强迫或默许妻与别的男人通奸,法律一般对此会强制离异。

(一)“典雇”妇女:“礼义”与贫困

在关于清代县衙对卖妻案件审判的研究中,苏成捷敏锐地发现“妻子买卖与小农的土地买卖存在着一模一样的用语和很多类似的行为,包括典卖与绝卖之间的区分,还有要求找价的行为”[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8页。]。在他看来:“这些有关土地买卖与卖妻的共同用语,以及在卖妻案件里发现的找价要求,似乎反映了小农对于妻子的态度基本上是类似于土地的心态。土地与妻子都是如此重要的资产,因此无法与己身绝对分离,不管这种转移表面上采取何种形式:它们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关联存在,关涉着个人的地位、认同与生命,是不可能借由交付金钱而完全斩断的。”[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1—472页。]不过在该文中,苏成捷并没有就具体“典妻”案件进行讨论,因为他发现妻子买卖很少明显冠上“典”的字眼,在他的分析样本里,“县级司法档案里没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而在刑科题本里只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9页。]

事实情形确实如此,笔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的刑科题本中,只有四件明确提到“典妻”,除去一份满文档案涉及一位满族旗民因为“典妻”,被认为有辱满人脸面被专门上奏要求对其进行惩罚外,其余三件案例均为汉文。然而,未明确含有“典妻”字样,并不代表着此种行为在社会实际中少见。

相反,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在社会实际中较为普遍。当时甚至有官员专门就此向乾隆皇帝上报,要求严厉惩处,以此宣扬“礼义”教化。乾隆时期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就向皇帝上呈奏折,要求“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在他看来,“典妻”尽管是贫民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终究“有伤风化”。若不严加管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查川省茂州、汶川、保县等处在万山之中,地土贫瘠,米粮稀少。每年九十月间多有蛮民携妻来重,于城外河坝空地打棚盖茅棚佣工觅食,约计百余户,或至二百余户不等。至春暖方归,内有一等无耻奸蛮,于彼典雇妻女,混杂居住处卖娼作活,岁以为常相。乾隆二十年四月内奉谕旨令前任抚臣转饬实力稽查,实系佣工力作之人,仍听其往来居住。若携带不良蛮妇有关风化,即行逐回。臣任期后又按期派发官员稽查,如遇到蛮民生事为匪,就立刻稽查讯问。并令商民不得擅自去往蛮民居住地方,兵役不得借机滋扰,防查严密。如遇个别奸蛮之徒,伤害风化,立法驱逐,以靖地方。但查茂、汶至重庆往返程途不下四千里,穷蛮远涉,资釜艰难。若果听其远来又将其驱逐,不如与本地方先行查禁,免令长途往回。

因此,恳请皇上勒抚臣转饬地方官,预期严行谕,设法稽查,如果奸徒仍有典卖妻女,携带出外,即行查拿,分别纠处。私自潜携带出境,饬令沿途文武官员一体盘查,回原籍收管,于风化有益。受人典雇之妇固非善类,其他妇女虽非俱系典雇而来,但千里长途男女混杂,难保其尽守妇道,俱属善良。且奸蛮携妇女外出,绝不会自露出典雇妻之情,而所在盘查之处亦恐不能逐户查出竟无一二遗漏。查此等不良妇女大概俱属年少之人,以后是否可除年至四十以上蛮妇,仍听携带出外佣工、往来居住不禁外,其年少妇女,悉行禁止,不许仍携远出。则不良少妇既难混远行,而奸蛮雇妇为娼之处将不禁而自熄(息)。[ 题为“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奏为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010-034。]

张士庆的上奏不无迎合乾隆“教养”理念的企图。公元1735年,刚登上皇位的乾隆皇帝就曾发布了一份谕旨,明确表明了他的“教养观”:“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 《清高宗实录》,第三卷,“雍正十三年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页。]乾隆在这份谕旨中,着重要求所有官员都应当重视“教养”百姓。[ 从中高层官僚的角度分析清代“教养”政治的,可参阅[美]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赵刚、孔祥文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作为总兵,尽管张士庆认识到这些贫民因为土地贫瘠而缺衣少粮,逼不得已才“典雇妻女”,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养民”而是“教民”。在他看来,这种“典雇妻女”的行为违背“礼义”,有伤风化,应该严格查禁。他在上奏中反复使用“奸徒”“蛮民”“固非善类”等词语指称那些“典雇妻女”的贫民,认为对这些违犯“礼义”的底层民众,就应使用严格手段进行管理,否则他们会扰乱社会秩序。不过,他忽略了“教民”的基础在于“养民”,对于深处生存危机的底层民众而言,“典雇妻女”亦实属无奈。

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实际上亦是对社会的控制:这些底层民众数千里辗转,混杂居住,显然影响社会秩序,难于控制,强调风化和“礼义”,要求民众皆应遵守“礼义”,将其限制在家庭秩序中,则易于对社会的控制。正如一位刑部官员所认为的那样,“犯奸”的行为应该遭受惩罚,“盖名节乃举世所重,奸淫为恶之首”,因此要“惩邪淫而维风化!”[ (清)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续编》,何勤华等点校,第686页。]在当时诸多官员看来,法律应该通过惩罚这些犯奸者,在社会中创造一种压力,如此才能有效维持社会风化。

然而,对于深处贫穷现状的妇女而言,除了“典雇”自己,似乎也难有更好的生存方式,四川巴县档案中有不少显示出当时贫穷的妇女因为生存处境艰难,生存心态较为脆弱,容易选择轻生。

妇女戴氏因为丈夫徐曰泰常年外出,在家贫困没有吃的,自缢身死。[ 《乾隆三十年七月三日巴县详报戴氏自缢一案申册为报明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彭光德的妻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因在彭来仪、彭安相父子家中借钱不遂,自缢身死。[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直里四甲四甲乡约张洪道复状为遵批实复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90页。]

王文弼与朱曾氏通奸,王经常把家中的物什悄悄偷给朱曾氏,以致王文弼的妻子陈氏时常因此与王争吵。一日,陈氏用棉纱换来一匹布放在家中,却被王文弼悄悄拿去,陈氏知道后就把布拿回,还斥责朱曾氏无耻,朱曾氏当晚就轻生自缢。[ 《乾隆五十九年刑房审单》,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89页。]

“礼义”对于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妇女而言,无助于改变其生存境遇。妇女选择“典雇”与人,往往是为了生存。

宁波鄞县人施淦友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间,凭媒人张应氏典买寡妇庄应氏为妻。十年春,施淦友因病失业在家,家贫难度,庄应氏私回前夫家居住。六月二十日,该氏来施家捡取火钳,没有找到,于是就向施索赔,二者发生了争吵。庄应氏收拾衣物要求回家,二者发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殴伤庄应氏致死。 庄如丙是庄应氏的儿子,庄如丙供:“已死庄应是母亲,父亲已故,光绪九年二月,母亲因未孀居,小的年幼,小的无人管顾,自愿典与人为妻,由人作媒与施淦友做女人。当得身价洋银六十圆。言明两边来往,十年后仍回小的家过度,当就过门。和施淦友并无嫌隙。母亲乘外出,私自走回,施来接过几次,母亲不肯回去。后来想到遗忘了一把火钳取回,没有找到,于是就和施产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把母亲打死。”[ 题为《报宁波府勤县人施淦友殴伤典妻庄应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113-016。]

妇女选择“典雇”与人,一般程序是由媒人见证,双方订立典契,约定身价银和典期,妇女暂时与夫家结束关系,嫁到典主家,出典者由此获得一笔钱财以养活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庄应氏因为丈夫已死,子女无人照管,因此选择“典与人为妻”获得一笔身价银。庄应氏并不希望与夫家完全断绝关系,因为若选择改嫁的话,庄应氏就失去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利,这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显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庄应氏约定十年后仍回前夫家,只是暂时嫁到施淦友家。无奈施淦友亦十分贫穷,庄应氏就想私自回到前夫家中,这对于施淦友而言显然难以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出钱将其典雇作为妻子,庄应氏就不应私自回到前夫家中,将庄应氏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心态恰如前述苏成捷所认为的近乎将妇女视为土地的心态。然而妇女并非土地,其内心情感以及与夫家的关系亦非说断就断,在此种困境中,庄应氏最终丧命。

这种将妇女视为男子附属物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买卖双方为妇女的身价银争执不休,甚至由此闹出命案。此类案件就如土地买卖引发命案一样,双方在价银数额问题上互不相让。妇女可以像土地一样典雇与人,男子在意身价银甚于妇女处境本身。以下两个案件均是由“典雇妻女”身价银争执引发命案。

金潮福籍贯是海宁州,当时在四川生理,娶妻于氏,生有两女。道光十一年(1831)的时候,金回到杭州,但是他的妻子女儿仍然在四川。这年的十一月,金潮福凭靠不知情的媒人陈氏作媒,娶了孀妇朱氏为妻。十二年的十月金仍然要回四川,朱氏无人收管,托徐氏为媒,议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立有典契。徐玉燕付过洋钱六圆,尚欠钱十四圆,金潮福屡次讨要都没有给,于是在道光十三年的五月初九黄昏时分,邀同徐玉燕相认识的徐老大,金潮福与徐玉燕混骂,用刀将徐扎死。朱氏供:“妇人先嫁董在玉为妻,董死后又嫁给了金潮福为妻,金先在四川生理,娶有妻室,寄居四川,道光十二年金仍然要回到四川生理,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同妇人一同寄居在别人家。十三年的五月初九,妇人闻到吵架声就出来看,看到金潮福已经把徐有玉戳倒在地,妇人把徐扶起到床上,不料徐有玉就死了。”金潮福用刀戳伤徐玉燕身死,法律判决“应如该抚所题,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并绞监候”,媒人“徐氏知情应照嫁娶违例,媒人知情减一等,杖七十,照例收赎”。朱氏则照律离异归宗。[ 题为“会审浙江钱塘县民金潮福因索讨典钱文起衅戳伤徐玉燕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106-008。]

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间,江云生因为患病没有钱医治,就自愿把妻子典与叶锡其为妻,当时付钱三圆,把妻子领回家过门,并且约定十年正月付清。江云生因典卖妻价与叶锡其发生口角,叶锡其被江云生用刀砍伤身死。法律判决江徐氏应归宗,由亲属家领回,典价洋银照追入官。[ 题为“报丽水县民江云生典妻索银致争砍伤叶锡其身死移尸毁尸灭迹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38-015。]

以上两个案例皆反映了妇女在“典妻”交易中的被动和从属地位。在前一个案例中,金潮福并非由于贫困,而是其娶多妻的行为不合“礼义”,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当他要回到川地,就将后娶的朱氏出典。滋贺秀三已经指出,传统中国婚姻关于妻之名分是独占的、排他的,法律禁止一个男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夫与妻被一对一对应比喻为日与月、天与地。法律也处罚有妻而又娶者,并且认为后婚无效。”[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5页。]无论金潮福选择将朱氏典出还是直接“卖休”,都意味着金潮福将朱氏视为自己的附属之物:当其回到生理之地时,他可以选择将朱氏典出,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当他再回来时,又同样可以用钱财将朱氏赎回;金潮福又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其在意身价银甚于对朱氏的处境。

在后一个案例中,男子因为无钱医治疾病,就将妻子视为财产而出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后又因为身价银而酿成命案。无论怎样,在“典妻”关系中,男子将妇女视为从属物品的心态都较为明显。

对于身处贫困处境中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其生存境遇更为艰难。妇女无法像男子那样外出佣工,又没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土地,在此种困境之下,或许身体是唯一可以出卖的“财产”。对于那些因贫困而娶妻困难的底层男子,妇女的生育功能可以将其家族延续。

法律和意识形态强化了身处底层的妇女自身将其视为男子之附属物的观点。法律关于婚姻中的妇女地位的规定,可以看到“夫权”的强势,妇女在此种情境下,反倒将那种视妇女为男性的附属物的观点作为理所当然。从朱氏的供词中以及这两件案件中妇女均同意被典的做法,可以看到妇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那种将其视为附属的观点:“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这种不合理,对于身处当时情境中的参与者似乎一切自然而然:有关“礼义”贞节的意识形态塑造了“顺从的妇女”,妇女以听从丈夫的安排为“美德”;妇女被排除在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妇女的职责主要限于家庭空间,妇女的家庭责任服务于整个家庭经济活动。当整个家庭因为贫困而无法生存,丈夫就将妇女视为“物品”令其流通,那些长期顺从的女子即会听从丈夫安排。

刑科题本中对违犯“礼义”的“典妻”或“卖休”行为,皆依照律例判决。以上两个案例均显示法律强制妇女“离异”,严格比照律例规定。对于朱氏,法律则要求“离异归宗”,不会考虑到朱氏归宗后的现实困境。同样,对于江徐氏亦是如此,要求亲属领回。

若妇女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情形会相对复杂。法律对妇女的判决,一是官府作为卖方,将妇女交由官媒嫁卖,财礼银入官;或者由前夫、后夫一方领回,不过这也并非出于对妇女弱势境遇的关怀,仍然是首先考虑到“礼义”,因为担心妇女再次改嫁。

道光十二年(1832),张氏因前夫死后不愿意守寡,自愿改嫁,嫁给颜恭钲。但是张又嫌弃颜贫困,于是回到母亲族家居住,颜多次接其回家均不回,于是颜将其卖休给瞿式练。族人颜恭前遇到颜恭钲,斥责其不该卖休,有辱祖人脸面。二者发生争吵,颜恭前失手用刀砍死了颜恭钲。张氏则“合依用财买休卖休本妇杖一百律,杖一百,系妇人照律收赎”。法律考虑到“张氏父母俱亡,无宗可归,若断令离异,势必复行改嫁”,最后“仍令后夫瞿式练领回”。[ 题为“报沅陵县民颜恭钲卖休妻事口角致戳伤颜恭钲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84-012。]

强制“离异”后,妇女为生存有可能选择再次改嫁,这与清代鼓励妇女守节重视“礼义”的理念不合,因此会判令由前夫或后夫一方领回。尽管法律实践对现实有所适应和妥协,但并非出于对妇女现实境遇的考虑,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

(二)“卖休”案件中的妇女

与“典妻”类似,“卖休”也是为钱财而结束婚姻关系,不过前者是暂时结束婚姻关系,后者则类似土地“绝卖”,将妇女嫁卖给买主。“卖休”的一般程序也是凭知情或不知情的媒人,联系到买主,议定身价银,并由媒人作中人,交付银两且写立卖契或休书后,由买主娶回。此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妻子嫁卖的行为显然违犯清代的“礼义”,因此官府若发现的话,一般会要求强制“离异”。

此种为获钱财而休妻的“离异”形式在社会实际中也较为常见。笔者在乾隆朝“朱批奏折”中就发现了一份乾隆十五年(1750)湖北按察使德文针对“卖休”案件请求严惩媒人的奏折。在他看来,“卖休”行为违背“礼义”和人伦,有伤风化,应该严加管理,以正教化。兹录于此:

夫妇为人伦之首,婚姻之礼义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楚北愚民廉耻道丧,因贫卖妻,恬不知怪。夫离别为人生最苦之事,百年夫妇一朝活拆。母去,子当牵衣涕陨,恩缠爱割,回首悲啼。小民岂独无情,乃忍出此!遂当心访察,始知楚北有等棍徒平时专以媒合作生涯,见人贫困,花言巧语诱其卖休。见人愚鲁,嘴枪舌剑鼓其买休代写离书,捏造庚帖。灭伦伤化之事,顷刻而成。从中索后手索媒金索酒食,不厌不休,可怜贫民卖妻银两半入奸徒之手!若无乡邻族党并无此等惯媒,即人起卖休之念,而妻不比货物可以出售。而买休之人,亦断不敢向夫妻好合之家叩问卖妻与否,是买休卖休皆惯媒设局哄诱而成是也。楚省如此,他省或有类此者,均未可定。

奸徒忍心灭理至于此极,若不设法以示惩创,则伤风败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愚民被哄,情尚可悯。惟惯媒原非四民艺业,当此升平盛世,何事非谋生之具?乃必拆人婚姻离人骨肉,以致败坏风俗!欲止活拆之风,当严惯媒之罪。请嗣后有知情为媒,活拆人夫妇者,照和同相诱卖良人为妻妾律,问以杖徒。使奸徒畏法不敢惯作媒合之人,则买休无线,卖休无门,活拆之风不禁而自绝。[ 题为“湖北按察使德文奏为请严卖休买休惯媒设局哄诱之罪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199-038。]

事实上,这位湖北按察使对待“卖休”的态度较为暧昧。他既看到了“卖休”往往是贫苦民众为生存而不得已为之,但又认为为获取钱财而休妻的做法终究违背人伦情感,有伤风化,要严加管理。所以他不是建议惩罚那些“卖休”的夫妇,而是选择将矛头针对那些“惯媒”。在他看来,夫妇离别,子与母散,这是“人生最苦之事”,颇值同情。身处底层的贫苦百姓,并非无情,他们亦非仅因贫困就会将妻子嫁卖。“卖休”现象之所以相对普遍,主要是受那些“惯媒”的挑唆,这些媒人属于巧舌如簧的“奸徒”,看到贫困的民众,就诱使他们将妻子嫁卖,对于鲁钝的老实人,甚至还代写休书。然而贫民卖妻所得的身价银,往往半入这些媒人的手中。他们还不厌其烦地索取各种财物,败坏社会风俗。如果不对这些“奸徒”严惩,社会流弊不止,教化不正。他认为之前的律例对于“卖休”案件中的媒人的惩罚太轻,应该加大惩罚力度,这样才能使他们畏惧惩罚而不敢轻易“生拆活妻”,违背“礼义”。

以下这些“卖休”案件显示的情形与湖北按察使描述的有所不同。并不能看到“卖休”案件是受媒人挑唆,而多是卖主主动联系媒人,希望可以找到买主,或者并无媒人。身价银没有半入媒人手中,媒人也并未经常索要财物,很多媒人往往对“卖休”案件真实情形并不知情。我们先来分析“卖休”的缘由。

贫困

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因贫困而休妻嫁卖的案件最为常见,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8件明确提到因贫“卖休”。尽管如前所述,妻子若无违犯“礼义”的行为,丈夫不能随意出妻,然而在社会实际中,因贫而“卖休”的行为还是经常发生。若是贫困可以将妻子休后嫁卖,以此获得一笔身价银,这亦显示了男子将妇女视为财产的心态。

同治八年(1869)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向伊妻张氏商允,央陈习为媒,卖休与吕城溃为妻,议定财礼钱二千四百文,当即收清。[ 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二十日,严氏先嫁给廖克先为妻,生有一女,同治年间廖克先因为穷困将妻子卖休与刘中发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十二千文,光绪三年(1877)刘中发又因夫妇不合,央求郭铁匠为媒,复将严氏卖休与素识之袁元振为妻,得钱三十千文。[ 题为“报万安县民妇严氏致伤知情买休之夫袁元振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14-018。]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1858)九月,杜铁柱的儿子因贫困难以度日,于是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 题为“报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父母俱故,没有弟兄。凭媒接娶陈氏为妻,素睦,没有嫌隙。同治五年(1866)八月,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 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凃玉美,年四十岁,慈利县人。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印氏先嫁向万彬为妻,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内,凃玉美在湖北地方闻向万彬因贫要将印氏卖休,就央向邦愿、向盛宝为媒。议定财礼钱四十四千文,买休印氏为妻,向万彬亲立婚书。[ 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清代政府和律例强调妇女应守节,婚姻应符合“礼义”,不过在贫困的现实面前,由于“礼义”并不能解决困境,为寻求生路逼不得已而休妻嫁卖的行为仍然较为普遍。这些案例最后的判决未有证据显示法律考虑到贫困的现实及妇女的处境,在判决时多严格比照律例。

妇女通奸

清代法律鼓励妇女守节,要求妇女应该遵守“礼义”,妇女通奸的行为显然违犯法律和“礼义”,男子发现或怀疑妻子有通奸行为(嫌疑),可以选择休妻,而有的为贪图钱财,将妻子休后又将其嫁卖。还有一种情形是丈夫贪图钱财,纵容妻子与人通奸,随后又将妻子嫁卖给奸夫。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的案例中,有18件因为妻子(包括怀疑)通奸而“卖休”。

刘氏先是嫁给了程明德为妻,后来有一天程明德看到妻子与人戏谑,就怀疑她品德不端与人通奸,于是就在道光十三年(1833)把他卖给了曹彦为妻,曹彦因为妻子去世买了刘氏。后来刘氏又被库四等人抢去,卖给河南仝姓的一户作为妻子,道光十三年又转到萧县居住。[ 题为“江苏砀山县民曹彦被抢买休之妻刘氏一案四个月疏防限满抢犯无获开揭疏防武职各职名题参一案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2-2765-016。]

孟书耕娶范滑氏前夫之女毕氏为妻,毕氏与范树椿通奸,范树椿用强逼弱写休字,复将其妻带去。范因通奸而恋奸,逼写休书,许给孟书耕盘费京钱二百吊。法律判决:“通奸罪止枷杖,惟该氏因奸致本夫休弃罪,殴彼写婚书,未便仅照和奸本律问拟,应照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律,杖六十,徒一年。犯奸之妇杖决徒赎给伊夫领回,听其去留。”[ 题为“审拟镶黄旗汉军世袭佐领范树椿买休人妻事”,录副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3996-016。]

咸丰九年(1859),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赵三才等知情贪利纵容,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 题为“河南怀庆府武渉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然而无论如何,违犯“礼义”的妇女遭到丈夫休后嫁卖,终究显示了法律对妇女的限制以及丈夫在家庭中的强势。对于一个妇女而言,若违犯“礼义”而有“犯奸”的行为,则在法律实践中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和怜悯。

拐卖

还有一种情形是男子将妇女奸拐后,捏称夫妻并将其嫁卖,由于妇女违犯“礼义”,此种情况下法律实践中亦很难对其有多少实际保护。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这类案件有8件。

杨淀前是四川巫山县人,至建始县地方佣工度日,曾在贺良经家寄住觅工,始与贺良经之女认识,贺长女幼字游家清为妻,尚未接娶成婚。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九日,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均赴向泽槐家帮工。贺家文之妻黄氏令贺长女挑水做饭,长女畏冷不允被黄氏斥骂,气忿欲往外祖家投诉。行至中途因为积雪不知去路,正想返回去的时候,遇到了杨淀前。贺长女即把情实告诉了杨,杨起意要把长女诱卖,于是就把长女诱至县属林家岭僻静的地方,当时已经很晚,就令长女同进山洞歇宿行奸,长女这才意识到被拐,苦闹不依。杨这时威胁说如果不依,就用刀杀死她。长女被逼无奈,于是同宿成奸。次早杨认长女为夫妇同行,并且要求长女勿要向人说破已被奸污,长女也随口答应。

后来到了恩施县属大湾地方,杨捏称贫苦难度,欲卖伊妻。央求不知拐情素识的崔元宣代觅娶主,值刘明书的妻子故世,正拟续娶,崔元宣向刘明书的父亲刘文贵说合,议定身价银十五串,二百文。杨书立字据,将长女卖与刘明书为妻,得受身价逃走。刘文贵于是月十四日主令刘明书与长女成婚。长女未吐实情,维时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回家,询悉贺长女因被黄氏斥骂外出未归。寻觅到彼,长女向贺良经等哭诉前情,刘文贵始知长女被杨所卖。

法律判决:“杨淀前除吓逼成奸罪不议外,合依诱拐妇女卖为妻妾,被诱之人若不知情者,为首者拟绞,绞监候。事犯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恩诏以前,系在部议准之列,应准援免。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仍追身价银。”对于贺长女,则因为被逼奸已成,“不知情之娶主刘明书具领,贺长女被杨逼奸并甘心失节,应毋庸议”。[ 题为“湖北武昌府建始县客民杨淀前吓逼贺长女成奸卖与刘明书为妻得财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012-012。]

妇女若与男子有奸,纵然是被男子拐卖,法律实践中考虑的仍是“礼义”,若妇女“甘心失节”,便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在该案中,奸拐贺长女的杨淀前最终并未受到惩罚。相反,由于贺长女已失节,在一个重视“礼义”名节的时代,她的处境应较为艰难。

夫妻不能相安

对于夫妻不合的,也有男子将妻子休后并嫁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这同样显示出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弱势地位。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明确提到“不睦”或”不能相安”的案件有11件。

曾氏最初嫁给刘姓男子为妻,后刘姓丈夫死了改嫁给林义方为妻,因为夫妻“不能相安”,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的时候,符圣南向林义方议订财礼钱六千文,“知情买休为妻,和睦无怨”。[ 题为“会审湖南益阳县民符圣南因知情买休并地界纠纷殴毙曾氏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3028-030。]

宋氏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没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与其不睦,同治元年(1862)把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任金方知情。价钱四十千文,并没媒证婚书带同。[ 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

疾病

男子有病因为无钱医治,将妻子休后嫁卖获得钱财。或者是妻子有病,男子无钱医治,将其休后嫁卖。然而嫁卖与否,主动权限都在丈夫。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提到疾病往往是与“贫困”“不能养活”等并列的,这类案件与前述贫困有交叉的部分,明确提到因疾病而“卖休”的有9件。

沈宗富供称邹氏是其女人,素患痨病,不能养活,起意卖休,托素识的陈桂林为媒,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二十三日,说是其孀居弟媳,黄登照情愿承娶为妻,议明财礼钱五十六千文。沈宗富供:“小的实因贫卖休,非女人情愿,女人现在因病不能到案,是实据。”最后判“沈宗富因贫穷卖休,照卖休本夫杖一百律,应杖百。罪上减一等,应杖九十。邹氏讯非情愿卖休,且有痨病,应仍令沈宗富领回,免其离异”。[ 题为“报罗山县民陈桂林卖休妻事起衅追殴黄登照跌殴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5-006。]

这里法律考虑到邹氏在卖休案件中并非情愿,而且又有疾病,如果强制离异的话,邹氏难以生存,因此让其丈夫将其领回,不过这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实际上,对于身处贫困境遇中的底层民众而言,其行为选择十分有限。

同样,男子身处疾病中,因为无钱医治,会将妻子嫁卖获得钱财。宋氏先嫁给吴大盛为妻,后来吴大盛因为患病成废,同治元年(1862)就将宋氏卖休与李开扬为妻,得受财礼钱十千文。李开扬知情买娶,并无媒证。[ 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案件中,是否选择卖休,其主动权则在于丈夫,而不管妻子是否同意,这显示了“夫权”对家庭事务的支配。

需要强调的是,刑科题本中的“卖休”行为一般都是附带提及的,并且在法律判决时多作为“轻罪不议”,既然这些案件主要是作为命案上报的,那么卖休案件为何会引发命案?

身价银争执

在笔者所搜集的案件中,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并引发命案的最为常见,在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2件。正如苏成捷所认为的那样,“卖妻与其说它斩断一个人与其妻的关系,不如说它启动了卖主与买主之间的一种崭新且持续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买主在道德上被视为有义务帮助卖主,因为卖主的不幸造就了他的利益。这种买主与卖主间的不平衡,也意味着到了公堂之上买主比起卖主更可能输掉诉讼。这就是为何在卖妻已经过了很久以后,买主有时候仍然支付卖主两次或者更多次找价的原因,而且这些找价数额相当高,偶尔甚至超过原来的买价”[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2页。]。无论买主还是卖主,他们都显示出将妇女视为其财产的心态。他们对财产本身的关注要甚于对妇女境遇的关心。

李开扬知情买娶宋氏,并无媒证。牟以得与李开扬交好往来,见面不避。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不记日期,宋氏外出割草撞遇牟以得,牟与宋氏通奸。李开扬撞获,称欲送官,牟央求免送并许帮助钱米,李开扬贪利纵容。后来牟以得无力资助。李开扬常向以得索钱,每遇无钱付给就对宋氏殴骂,不许与牟以得往来。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牟以得复至宋氏家中,李开扬当向牟借钱五百文,以得佯装回家取钱送给李开扬,李应允,各自出外赶集。牟屡次受李开扬勒索威逼,又没钱送给,定被断绝往来,起意将李开扬致死以便与宋氏长聚。当向宋氏商量,宋氏亦常被李开扬殴打谩骂,当即答应。在李开扬回家经过的僻静之处,牟以得在此静候,用刀扎颈后,李身死倒地。法律判决:牟以得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造意者斩律拟斩监候,照例刺字。宋氏除犯奸并私埋为从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从而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 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

同治八年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将伊妻张氏卖休与吕城溃为妻。光绪元年刘其受因乏钱用度,起意重索。声称吕城溃欠伊卖休钱二千四百文,欲令补给。吕城溃斥责其不应重索,信口谩骂,刘其受回骂,吕城溃受伤身死。[ 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对于因贫困而“卖休”妻子的底层民众而言,其内心应是忿懑的。妻子才能过活,在婚姻关系交换中象征着贫困和无能,容易受到族人的指责。毕竟“卖休”行为是违犯“礼义”的事情,一个人为了钱财连妻子都可以休弃嫁卖,这在社会实际中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公开的事情。将妻子“卖休”,并不容易就此结束与妻子的关系,卖主容易将自己身处贫困境遇中的不满都转移到买主的身上,因此反复要求补给钱财。他认为自己的境遇没有因为将妻子嫁卖而有好转,而买主的“落井下石”反倒加剧了他的悲催境遇。

而买主的心态则与其相反。对于多数同样身处贫困处境的买主而言,支付身价银本身对他们而言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卖主反复要求给付钱财,当然加剧了他们原本就很贫弱的处境。而且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价银已经议定交付,就不应该再与妇女有什么纠葛。因此在“卖休”之后,容易引起诸多诉讼和争执并造成命案。

妇女通奸

引发命案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妇女通奸,这种情形也是复杂多样的:妇女有可能在被“卖休”之前就已同买主通奸,其丈夫将妇女“卖休”给“奸夫”;妇女被卖休以后,与人通奸,因事发而引起争执。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此类案件有31件。

宋氏供称其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无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和其不睦,将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之后和张保则同村居住,张保则和任金方往来,见面不避。咸丰九年(1859)八月间,任金方外出张保则与其通奸,后非一次,并没得过钱财。任金方并不知情。十二月二十二日,张保则人来被任金方撞破,张保则逃走。任金方把宋殴打,并说和张保则并不甘休。二十九日早,宋出外拾柴,遇见张保则,向他告知前情,张保则说不如把任金方谋死。宋应允。约定那夜下手,二更时分任金方在炕边熟睡时,宋开门等候张保则来,张保则来了之后,骑坐任金方身上用手摁住咽喉。任惊醒,手脚乱挣,宋随手拿刀扎任,张用力摁住任,当时毙命。最后,宋氏“依谋杀人从而加功拟绞监候”。[ 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九月,杜铁柱儿子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李氏在卖休给高永德之前,两人就已通奸,被窥破奸情才被卖休。高永德的儿子高冬仔从来不叫她继母。并且曾劝高将李氏赶走。后双方发生口角,李氏被高冬仔殴伤身死。[ 题为“报太原府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3。]

凃玉美买休印氏为妻,与印氏和好无嫌。郑启帼向与其认识时,常相往来,印氏也见面不避。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二十一日凃在外,回家看见印氏房门关闭,心疑探望,看到郑与印正在床上行奸。凃忿激,拾取木棍打斗进内喊捉,郑跑走,凃就用木棍连殴打印氏右肩,印氏撒泼哭喊,又用拳打伤她,印氏伤重,于二十三日身死。[ 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乾隆十年(1745)正月,长安县民定武用银十两,将李洪银妻子景氏聘娶为室。后来李洪银后悔,退还了七两银子,要求将景氏领回,但这时景氏已经怀孕。双方同意退还,条件是如果定武资助所生子女的食用,所生子女就归定武所有。景氏回去后,又被其夫李洪银纵奸张义德。一日定武去景氏家中看到景氏所戴首饰,以及屋内棉纱等,知道这是张义德所送,就斥责景氏,一气之下就将其夫妇二人杀死。[ 题为“报长安县人定武买休景氏起衅杀死李洪银夫妇拟斩立决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0303-011。]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弱势,即使是通奸行为,其中也显示不少是由丈夫逼迫或默许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和资助。而对于那些妇女而言,如果违犯“礼义”有“犯奸“行为,便难以在法律实践中获得同情和保护。

与前夫(或后夫)的矛盾

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其内心可能容易充斥忿懑。毕竟丈夫为获得钱财而将其休后嫁卖,夫妻因“义”而合,如今既然已将其卖休,恩义和情感也就断绝,她们无法选择,只能同一个新的可能并不认识的贫困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且,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在新的家庭中也可能同样身处贫困境遇中。这项与“通奸”的统计有交叉,若排除因通奸而引起矛盾的有13件。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同治五年(1866)八月间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十一月初六日下午,陈氏来家说他纺有仔四两,没有带去,叫王清还。王斥说陈氏不该混索,陈氏乱骂,王回骂,陈氏顺手用木棒打王,后来被王打伤身死。王树步判“绞监候”,陈氏“听从卖休,罪有应得。业已身死,应毋庸议”。[ 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

法律判决中认为陈氏自愿被“卖休”,因为违背“礼义”而没有守贞,对其被卖休的境遇并不怜悯,认为其“听从卖休,罪有应得”。法律在判决中着重考虑妇女是否违背“礼义”,而不会过多考虑妇女的处境。法律中的“礼义”对于妇女更多的是贞节限制以及“夫权”的支配。

并非所有妇女都同意丈夫的“卖休”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反抗行为仍然有限。

自尽

身处此种环境之中的妇女选择有限制,如果不同意丈夫将其卖休,她们的反抗行为有可能就是选择自杀。

道光十年(1830),曹陈氏配与曹玉书为妻,成婚多年,曹私将陈氏凭媒王祥等卖休与王潮富。陈氏均不知情。陈氏感到无颜见人,自缢身死。[ 题为“报宿州民王潮富听从抢娶卖休之陈氏致氏自缢拟杖徒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43-004。]

对于陈氏而言,被丈夫卖休是一件玷污其名节令其羞愧的事情,在她看来,这会让其无颜见人,因此她选择自杀。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提到自杀的有3件。

复仇

在这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妇女休后嫁卖的婚姻交换关系中,妇女选择有限。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物品在流通,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使贫苦底层男子的家族得以延续;或者男子纵容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之后再为钱财将妇女卖休给“奸夫”。然而,妇女终究不是物品,有的妇女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要么自杀,要么复仇。在笔者搜集的刑科题本中,提到妇女杀死前夫的案件有17件。

赵辛氏籍隶武陟县系赵三才之妻,赵三才并无生业,与城幅平素识无嫌,赵辛氏习见不避。咸丰九年(1859)十月,赵三才贪利纵容赵辛氏与城幅平通奸。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后来赵三才将住房变卖,城幅平亦移居修武县开设饭铺生理。后城幅平因嫌赵辛氏懒惰,欲将该氏退还。十一年八月间赵三才路遇赵兴义,向其告知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卖休情由。赵兴义以幅平奸买其族中妇人,心怀不甘,即同赵三才往向理论。赵三才因无住处,即托赵兴义代借李张氏喂牲口空屋家,希图多得身价银。赵辛氏不允,赵三才时常殴逼。(赵三才)声言(若)不愿,定即(将赵辛氏)处死。 赵辛氏恨极,起意将赵三才致死,自寻生路。十月初一日,赵三才患吐泻病,神气昏迷。赵辛氏见赵三才熟睡,寻得一根麻绳,将赵三才勒死。 赵辛氏除听从卖休并犯奸轻罪不论外,合依谋杀人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题为“河南怀庆府武陟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显然,复仇终究不可能改变其境遇,将前夫杀死当然不能寻得生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卖休”行为,显示出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卖方出卖妇女的身体以获得钱财,买方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延续其家族。

(三)妇女离婚:审判离婚中的“礼义”

滋贺秀三曾指出,与父子、兄弟关系相比,夫妻关系被认为是“人合”“义合”,即后天的、社会的结合,会因后天的理由而解除。并且他认为这样的例证和说法很多,比如《唐律疏议》中“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宋代陈振孙说“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清代钱大昕称“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6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依据其单方面的意思就可以要求离婚,法律实践中的离婚案件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和对“夫权”的重视。

因夫长期未归而离婚

法律实践中,丈夫在外长期未归,妇女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可能会要求改嫁。

王美纯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外,五年未归,留下妻子李氏在家。有人作媒,将李氏嫁给了刘廷先,王美纯的哥哥王美常写的领字,并收了刘廷先九千钱。后来王美纯回来后发现妻子嫁给了刘廷先,于是告到官府,“小的今年冬月初四日回家,见妻子李氏不见,小的查问在刘廷先家,不知是刘廷先拐去?不知是哥子嫁卖?只求赏问哥子王美常就得明白”。王美常称弟媳确实嫁给了刘廷先,但并不是其嫁卖,而是因为自己不识字,只是听说叫人写了领就可以得到九千钱的盘缠。

县官正堂判词称该案由王美纯长期外出音讯全无而致,遗妻李氏在家,因为又赶上年岁饥馑,根本无法生存,李氏不得已才嫁给刘廷先。王美纯的兄长领取九千二百钱属实,并且根据王美纯的口供,亦可证实其妻李氏确属他人,“王美纯因年荒出外,弃妻不顾,而李氏不能守节令嫁,均非义夫节妇,刘廷先擅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王美纯、刘廷先本应受到法律重究,但考虑到此事发生在灾年中,“姑念事在荒旱之年,从宽免究”。最后县官判决“断令刘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其子亦令领回”。[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8页。]

《大清律例》中规定:“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53页。]与刑科题本相比,地方诉讼档案显示出一定的适应性,不过这种适应性并不能违背律例本身的规定以及法律中的“礼义”。在该县官看来,王美纯因为荒年而外出五年,留下妻子一个人在家,“弃妻不顾”,这不是一个“义夫”所应行之举;而李氏不能守节而改嫁,同样违背“礼义”贞节,也不是“节妇”所应行之事。既然夫妻双方皆未遵守“礼义”,那么县衙就可以考虑现实情形:王美纯已经五年音讯全无,这基本上已经达到律例中关于此类情形规定的时间上限,加上又是灾荒之年,王美纯的兄长作为家长也领取了财礼钱,因此县衙承认李氏再嫁的事实。但是县官同时又要求后夫出钱十千,其子领回。这既是安慰其前夫,不过亦表明县衙要更倾向于照顾前夫的权益。

类似的情形还比如丈夫失踪多年未回,妇女又与夫家家长难以相处,所以主动向官府请求由其父母领回择户另嫁。巴县档案中有一例,咸丰三年(1853)五月,刘二姑因为丈夫长期未归,请求县衙判令由父亲刘和祥将其领回另嫁他人。

刘二姑供:“今年十六岁,父亲刘祥和自幼把小女子抱与这王命用神的孙子王绪儿为媳,尚未完配。道光二十八年冬月间,公公命用神将小女子的翁王大猷并王绪儿逐出未归。今年五月间公公屡次嫌贱小女子,才来案下鸣冤的。因王绪儿逐出多年未回,断令父亲刘祥和把小女子领回择户另嫁就是作主了。”[ 《巴县县衙为王君海被控将孙逐出未归屡次嫌贱未配孙媳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刘二姑在向县衙的供词中,首先强调不是丈夫未归,而是自己被公公嫌贱,这样自己就并非不能守节而违反“礼义”,最后县衙堂批“刘祥和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 《刘祥和为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事领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662页。]。

妇女与翁、姑矛盾

在家庭关系中,矛盾的焦点往往不是夫妻关系,而是媳妇与翁、姑之间的矛盾。如果丈夫站在父母一边,那么妇女就更容易处于弱势。矛盾如果尖锐的话,妇女的家人可以要求将其领回另嫁;或者男方的父母要求其与妇女结束婚姻关系,让妇女的家长将其领回。县衙对此案件的审理往往并不强加干预,咸丰朝巴县衙门档案中有几例:

郭氏的父亲郭永吉要求领回他的女儿并另行改嫁,因为郭永吉认为女儿郭氏与刘欲泰成婚三年来,一直与刘欲泰的母亲有矛盾,争吵不断,郭永吉担心这样下去会容易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郭永吉要求把女儿郭氏领回,重新改嫁。[ 《郭永吉为领回郭氏择户改嫁事领约》,《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306页。]

朱万美向县衙诉称要求儿媳朱彭氏应被她父亲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改嫁,并且要永远与他的儿子朱元盛断绝来往。原因在于他认为儿媳过于泼悍,从来都不料理家务,如果训斥她的话,还动不动就要自缢跳河,实在无法忍受。他认为儿媳如此行为也是受到她父亲彭万有的挑唆。因此要求彭万有将其女儿领回,与其子朱元盛离异并且断绝往来。[ 《朱万美为朱彭氏仍归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与朱元盛断绝往来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100页。]

妇女因与翁、姑矛盾而离婚的案件中,男方仍是主导,极少有妇女因此主动要求离婚的,法律实践中,县衙也不能直接越过男方的名义而直接判决离婚。

夫妻失合

这类案件往往最为复杂。夫妻失合,如果两厢愿离,法律对此也承认,不过这类案件极少有妇女主动要求离婚的。丈夫主动要求离婚的,则会突出或夸张妇女的行为如何“泼悍”;妇女及其家人则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所收物品,以及突出自己在家中遭受男方的暴力等,以此获得县官的同情。这些案件多是当事人的叙述,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鉴别基本事实。

妇女尽管很少因夫妻失合无法相处而主动离婚,但若丈夫希望结束婚姻关系,妇女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金银衣饰等,妇女若无明显违背“礼义”的行为,县衙也不能判决强制离异。因此妇女有时反倒可以利用县衙希望结案的心理,从而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

徐以仁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川娶秦氏之女为妻,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内搬回家乡楚地,“夫室参商控案,麻邑县主具准差行唤,中有王步街两劝说合”。秦氏考虑到“恩情义绝,务要以仁得秦氏嫁时金银衣饰等项,照单亲还。秦氏方免干休,将案息销”,其夫徐以仁“凭中自愿还出,比时凭中照单算明衣饰金银等项,共该银二百四十两正,凭中限至五月二十八日将认银还给秦氏亲收”。秦氏则“认限约收银,凭中还给以仁夫室,以免参商”。并且考虑到秦氏“日后永无异端,其立限约,此系以仁心甘情愿,并无中证勒逼等语。空口无凭,立出自认限约给与秦氏名下为据”,徐以仁以及四位凭中人的签字。[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页。]

不过多数情况下,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田仕仁诉称自己将女儿嫁给表侄刘醇孝后,后者仗着他父亲遗留的财富,一直嚣张跋扈,经常欺凌自己的女儿,其女儿已经生了两子四女,但是刘仍然娶妾在家,并且视妻子田氏如仇敌,“不时拳殴脚踢,生以理劝戒,奈伊宠妾心坚,云生女与伊妾口角等语”。等到自己前去的时候,发现刘醇孝已经把女儿“打昏在地,不能言语”。田仕仁同他理论,不想刘醇孝更加凶狠。田无奈而隐忍回家,找到刘的兄长刘文衡说理,文衡则说“醇孝五伦已绝,不能管束”。没想到刘醇孝知此,更加凶横并且报复,还用刀把自己戳伤,因此将此禀告县衙。[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192页。]

当然,可以说妇女家长为将女儿领回另嫁,夸张其如何遭遇不公。然而,在该案中县令可以查问证人(刘文衡),妇女的家长又有被女婿扎伤的实情,相信为将女儿领回亦不必将自己扎伤,相信妇女在家庭中居于弱势的应为事实。

在以下两个案件中,就可以看到男子为与妻子离婚,其在向县衙的供述中,如何突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泼悍”而无法忍受。

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泰来诉称由于其妻子张氏没有生育,自己于是就花了三十六千钱买了沈泉发的婢女春梅为妾,数年中妻妾都非常和睦,但今年春梅突然变得泼悍,张氏理斥,反被春梅用洗衣棒打落了两颗牙齿,并且咬伤了右手指。对此,吴称其并未深究。没想到二十四日竟然收拾衣饰逃跑,后来在沈泉发的亲戚汪珍家找到。吴泰来认为春梅数年都很正常,妻妾相处正常,如今性情大变,是因为汪珍刁唆。如今竟然“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没想到汪珍害怕被指控,“是日沈泉发以嫌殴逃归事控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2页。]

此案殊为可疑,照常情而言,春梅作为妾又是婢女出身,既然数年之中都相安无事,为何突然性情突然大变,这并不符合常情。吴泰来又称对方捏控,但又并未指出对方捏控的目的。事实上县衙对此也颇为怀疑,认为应先查明事实,县官怀疑是春梅在家中遭受虐待殴打而逃走。

同样,熊开宗为与妾周氏解除关系,则突出周氏如何“泼悍”,违背“礼义”而“不知妇道”,由此希望获得县衙的同情可以解除婚姻。

熊开宗诉县衙要求与妾解除婚姻关系,他称自己由于原配韦氏疯瘫,而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因此凭媒人娶故人孀妻周氏为妾,没想到这周氏虫蝎心肠,“不知妇道,非但不服使令,更敢悖逆翁姑。希望奉侍怡亲,谁料益增亲怒,悖亲罪恶,蚁咎何辞”。因此他认为“此种悍妇,七出已干。情愿凭官出退,以安家业,以顺亲怀,为此上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3页。]

巴县档案中,这些案件多由丈夫主动提起,妇女很少因夫妻失合而要求离婚。

妇女通奸

妇女因为违背“礼义”与人通奸而离婚的案件较为常见,如果男方因此要求离婚,往往最为容易。法律要求妇女守贞,妇女违背“礼义”与人通奸,不仅难以获得县官的同情,而且还可能受到县衙的惩罚。咸丰朝巴县中有数件涉及妇女通奸而另嫁的案件:

汪廷英的女儿汪氏因为和夫家的雇工陈二通奸怀孕,被夫家人撞破,告到官府,县衙判双方离异,并要求汪氏的父亲汪廷英领回女儿,择户另行改嫁。[ 《汪廷英为领回汪氏择户另嫁事领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42页。]

杨启普的妻子何氏与杨的无服杨光程通奸,后被杨启普发现。杨启普无法忍受,向县衙诉称要求与何氏离异。但是在族人的调解之下,杨启普撤回诉讼,考虑到何氏已经为其生育,最后没有选择离异,“奸夫”杨光程则要受枷示众。[ 《杨光程杨光荣等为杨启普甘与何氏离异杨光程受枷示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432页。]

该案中,因为考虑到何氏因为已生一子,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在族人的调解下,杨启普最终没有选择离异,县衙也尊重其选择,不过“奸夫”则要遭到惩罚。在这一类案件中,清代县衙不能绕过丈夫而直接判决。

丈夫逼奸

对于妇女而言,如果遭受丈夫(或丈夫家人)逼奸而要求离异,最容易获得县衙的同意和怜悯。一般对此类案件,县衙会判决离婚。在重视妇女贞节的社会情境中,妇女可以凭此获得保护。

蒋老六是李氏的公公,但蒋老六却逼迫儿媳卖奸,此事被状告后,县衙要求李氏与蒋老六的儿子离异。[ 《蒋老六等为将蒋李氏逼娼被责惩日后不得翻控滋祸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13页。]

刘何氏被丈夫刘仕义逼奸,刘氏不甘失节,因此向县衙请求与其离异,并且要求刘仕义返还衣饰和财银等。[ 《为甘与刘仕义离异并将衣饰及女择配之日取有财礼银两均分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81页。]

李幺姑被丈夫逼奸,李的母亲李禹氏要求将女儿领回。李禹氏供:“么女自幼凭媒许陈开材为妻,殊开材不务正业,屡次逼女儿李么姑卖娼。去年冬月间小妇人把陈开材具控在案休,恩审讯小妇人把女儿领回另行择配。”[ 《巴县县衙为李禹氏告陈开材等藐断歧控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733页。]

依据这些案件,可以推测前面讨论的“典妻”“卖休”等案件,妇女在家庭中因为贫困而犯奸,往往并非其情愿,相信其中不少是遭受丈夫的逼迫。只不过一些妇女坚决不从而与丈夫结束婚姻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从这类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的境遇。

对于一部分民众而言,“礼义”对他们而言或许有另外的含义,那就是可以利用“礼义”而为其寻求利益。尽管清代法律实践中强调“礼义”,但我们不必夸大清代的“礼义”理念对底层民众观念的影响。然而,妇女在这些案件中不过是作为“财物”流动。

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朝位向县衙状告周之敏募卖妇女,高朝位称其侄女五姑嫁给沈朝统为妻,“所生一子年未甫周”。去年沈朝统因谭洪泽家遭盗窃一案而牵连入狱,“差拘押笼月余未审”,但后来有人来说沈朝统已死在狱里。考虑到侄女“衣食无措”,因此就在正月十四日的时候把她接到家里。几天后,到了正月二十一日,沈朝统的姨父周之敏来到家中说是要接侄女回去,并置办了酒宴请侄女,侄女跟去后,但是数日都没回来,去找周之敏问清情况,周刚开始是支支吾吾,后来索性避而不见。高朝位称自己经过细访,原来是周之敏串通媒人将侄女募卖给谭洪泽的舅舅傅二(傅大德)为妻,“蚁闻骇异,前月二十三日蚁来恩辕,又知朝统十九日方遂毙命。似此恶棍,不惟套接募卖大干法纪,更胆生妻活拆,律理奚容?”因此乞求县衙“剪恶除奸”,使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将“永颂鸿庥不朽,伏乞太爷台前施行”。

高朝位的叙述是如此值得怜悯和同情,他的行为都是为了考虑别人,考虑到侄女的境遇,自己还将其接到家中。然而所谓“无利不起早”,县官审讯查明的事实与高朝位所述并不一致:高朝位图借不遂,具告到县,庭讯之下,高氏仍配大德为婚。大德并未出有财礼。高朝位口口声声说的为“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剪恶除奸”等不过是为了获得一笔财礼银,因为傅大德并未给其财礼银,高朝位才使用一套“礼义”说辞称侄女高氏被卖,说到底亦是为了将侄女嫁卖而获得身价银。因此,县衙判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统追荐费,并要求高朝位“不许滋事,甘结立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9页。]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典雇”妇女:“礼义”与贫困

在关于清代县衙对卖妻案件审判的研究中,苏成捷敏锐地发现“妻子买卖与小农的土地买卖存在着一模一样的用语和很多类似的行为,包括典卖与绝卖之间的区分,还有要求找价的行为”[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8页。]。在他看来:“这些有关土地买卖与卖妻的共同用语,以及在卖妻案件里发现的找价要求,似乎反映了小农对于妻子的态度基本上是类似于土地的心态。土地与妻子都是如此重要的资产,因此无法与己身绝对分离,不管这种转移表面上采取何种形式:它们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基本的关联存在,关涉着个人的地位、认同与生命,是不可能借由交付金钱而完全斩断的。”[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1—472页。]不过在该文中,苏成捷并没有就具体“典妻”案件进行讨论,因为他发现妻子买卖很少明显冠上“典”的字眼,在他的分析样本里,“县级司法档案里没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而在刑科题本里只有一件提到‘典卖妻子’”。[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69页。]

事实情形确实如此,笔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的刑科题本中,只有四件明确提到“典妻”,除去一份满文档案涉及一位满族旗民因为“典妻”,被认为有辱满人脸面被专门上奏要求对其进行惩罚外,其余三件案例均为汉文。然而,未明确含有“典妻”字样,并不代表着此种行为在社会实际中少见。

相反,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在社会实际中较为普遍。当时甚至有官员专门就此向乾隆皇帝上报,要求严厉惩处,以此宣扬“礼义”教化。乾隆时期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就向皇帝上呈奏折,要求“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在他看来,“典妻”尽管是贫民在生存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终究“有伤风化”。若不严加管理,会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查川省茂州、汶川、保县等处在万山之中,地土贫瘠,米粮稀少。每年九十月间多有蛮民携妻来重,于城外河坝空地打棚盖茅棚佣工觅食,约计百余户,或至二百余户不等。至春暖方归,内有一等无耻奸蛮,于彼典雇妻女,混杂居住处卖娼作活,岁以为常相。乾隆二十年四月内奉谕旨令前任抚臣转饬实力稽查,实系佣工力作之人,仍听其往来居住。若携带不良蛮妇有关风化,即行逐回。臣任期后又按期派发官员稽查,如遇到蛮民生事为匪,就立刻稽查讯问。并令商民不得擅自去往蛮民居住地方,兵役不得借机滋扰,防查严密。如遇个别奸蛮之徒,伤害风化,立法驱逐,以靖地方。但查茂、汶至重庆往返程途不下四千里,穷蛮远涉,资釜艰难。若果听其远来又将其驱逐,不如与本地方先行查禁,免令长途往回。

因此,恳请皇上勒抚臣转饬地方官,预期严行谕,设法稽查,如果奸徒仍有典卖妻女,携带出外,即行查拿,分别纠处。私自潜携带出境,饬令沿途文武官员一体盘查,回原籍收管,于风化有益。受人典雇之妇固非善类,其他妇女虽非俱系典雇而来,但千里长途男女混杂,难保其尽守妇道,俱属善良。且奸蛮携妇女外出,绝不会自露出典雇妻之情,而所在盘查之处亦恐不能逐户查出竟无一二遗漏。查此等不良妇女大概俱属年少之人,以后是否可除年至四十以上蛮妇,仍听携带出外佣工、往来居住不禁外,其年少妇女,悉行禁止,不许仍携远出。则不良少妇既难混远行,而奸蛮雇妇为娼之处将不禁而自熄(息)。[ 题为“四川重庆镇总兵张士庆奏为严查奸蛮典雇妇女为娼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010-034。]

张士庆的上奏不无迎合乾隆“教养”理念的企图。公元1735年,刚登上皇位的乾隆皇帝就曾发布了一份谕旨,明确表明了他的“教养观”:“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盖天生民而立之君,原以代天地左右斯民,广其怀保,人君一身,实亿兆群生所托命也。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惟期顺天因地,养欲给求。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 《清高宗实录》,第三卷,“雍正十三年壬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1页。]乾隆在这份谕旨中,着重要求所有官员都应当重视“教养”百姓。[ 从中高层官僚的角度分析清代“教养”政治的,可参阅[美]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乃宣、李兴华、胡玲等译,赵刚、孔祥文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杨念群:《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从地方官对乾隆帝一份谕旨的执行力说起》,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作为总兵,尽管张士庆认识到这些贫民因为土地贫瘠而缺衣少粮,逼不得已才“典雇妻女”,但是他所关注的不是“养民”而是“教民”。在他看来,这种“典雇妻女”的行为违背“礼义”,有伤风化,应该严格查禁。他在上奏中反复使用“奸徒”“蛮民”“固非善类”等词语指称那些“典雇妻女”的贫民,认为对这些违犯“礼义”的底层民众,就应使用严格手段进行管理,否则他们会扰乱社会秩序。不过,他忽略了“教民”的基础在于“养民”,对于深处生存危机的底层民众而言,“典雇妻女”亦实属无奈。

对“礼义”教化的重视实际上亦是对社会的控制:这些底层民众数千里辗转,混杂居住,显然影响社会秩序,难于控制,强调风化和“礼义”,要求民众皆应遵守“礼义”,将其限制在家庭秩序中,则易于对社会的控制。正如一位刑部官员所认为的那样,“犯奸”的行为应该遭受惩罚,“盖名节乃举世所重,奸淫为恶之首”,因此要“惩邪淫而维风化!”[ (清)全士潮、张道源等纂辑:《驳案汇编·续编》,何勤华等点校,第686页。]在当时诸多官员看来,法律应该通过惩罚这些犯奸者,在社会中创造一种压力,如此才能有效维持社会风化。

然而,对于深处贫穷现状的妇女而言,除了“典雇”自己,似乎也难有更好的生存方式,四川巴县档案中有不少显示出当时贫穷的妇女因为生存处境艰难,生存心态较为脆弱,容易选择轻生。

妇女戴氏因为丈夫徐曰泰常年外出,在家贫困没有吃的,自缢身死。[ 《乾隆三十年七月三日巴县详报戴氏自缢一案申册为报明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第86页。]

彭光德的妻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因在彭来仪、彭安相父子家中借钱不遂,自缢身死。[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直里四甲四甲乡约张洪道复状为遵批实复事》,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90页。]

王文弼与朱曾氏通奸,王经常把家中的物什悄悄偷给朱曾氏,以致王文弼的妻子陈氏时常因此与王争吵。一日,陈氏用棉纱换来一匹布放在家中,却被王文弼悄悄拿去,陈氏知道后就把布拿回,还斥责朱曾氏无耻,朱曾氏当晚就轻生自缢。[ 《乾隆五十九年刑房审单》,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89页。]

“礼义”对于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妇女而言,无助于改变其生存境遇。妇女选择“典雇”与人,往往是为了生存。

宁波鄞县人施淦友于光绪九年(1883)二月间,凭媒人张应氏典买寡妇庄应氏为妻。十年春,施淦友因病失业在家,家贫难度,庄应氏私回前夫家居住。六月二十日,该氏来施家捡取火钳,没有找到,于是就向施索赔,二者发生了争吵。庄应氏收拾衣物要求回家,二者发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殴伤庄应氏致死。 庄如丙是庄应氏的儿子,庄如丙供:“已死庄应是母亲,父亲已故,光绪九年二月,母亲因未孀居,小的年幼,小的无人管顾,自愿典与人为妻,由人作媒与施淦友做女人。当得身价洋银六十圆。言明两边来往,十年后仍回小的家过度,当就过门。和施淦友并无嫌隙。母亲乘外出,私自走回,施来接过几次,母亲不肯回去。后来想到遗忘了一把火钳取回,没有找到,于是就和施产生了争吵,施淦友用木棒把母亲打死。”[ 题为《报宁波府勤县人施淦友殴伤典妻庄应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113-016。]

妇女选择“典雇”与人,一般程序是由媒人见证,双方订立典契,约定身价银和典期,妇女暂时与夫家结束关系,嫁到典主家,出典者由此获得一笔钱财以养活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女。庄应氏因为丈夫已死,子女无人照管,因此选择“典与人为妻”获得一笔身价银。庄应氏并不希望与夫家完全断绝关系,因为若选择改嫁的话,庄应氏就失去了对子女的监护权利,这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显然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因此庄应氏约定十年后仍回前夫家,只是暂时嫁到施淦友家。无奈施淦友亦十分贫穷,庄应氏就想私自回到前夫家中,这对于施淦友而言显然难以接受。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已经出钱将其典雇作为妻子,庄应氏就不应私自回到前夫家中,将庄应氏视为自己的所有物,这种心态恰如前述苏成捷所认为的近乎将妇女视为土地的心态。然而妇女并非土地,其内心情感以及与夫家的关系亦非说断就断,在此种困境中,庄应氏最终丧命。

这种将妇女视为男子附属物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买卖双方为妇女的身价银争执不休,甚至由此闹出命案。此类案件就如土地买卖引发命案一样,双方在价银数额问题上互不相让。妇女可以像土地一样典雇与人,男子在意身价银甚于妇女处境本身。以下两个案件均是由“典雇妻女”身价银争执引发命案。

金潮福籍贯是海宁州,当时在四川生理,娶妻于氏,生有两女。道光十一年(1831)的时候,金回到杭州,但是他的妻子女儿仍然在四川。这年的十一月,金潮福凭靠不知情的媒人陈氏作媒,娶了孀妇朱氏为妻。十二年的十月金仍然要回四川,朱氏无人收管,托徐氏为媒,议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立有典契。徐玉燕付过洋钱六圆,尚欠钱十四圆,金潮福屡次讨要都没有给,于是在道光十三年的五月初九黄昏时分,邀同徐玉燕相认识的徐老大,金潮福与徐玉燕混骂,用刀将徐扎死。朱氏供:“妇人先嫁董在玉为妻,董死后又嫁给了金潮福为妻,金先在四川生理,娶有妻室,寄居四川,道光十二年金仍然要回到四川生理,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同妇人一同寄居在别人家。十三年的五月初九,妇人闻到吵架声就出来看,看到金潮福已经把徐有玉戳倒在地,妇人把徐扶起到床上,不料徐有玉就死了。”金潮福用刀戳伤徐玉燕身死,法律判决“应如该抚所题,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并绞监候”,媒人“徐氏知情应照嫁娶违例,媒人知情减一等,杖七十,照例收赎”。朱氏则照律离异归宗。[ 题为“会审浙江钱塘县民金潮福因索讨典钱文起衅戳伤徐玉燕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106-008。]

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间,江云生因为患病没有钱医治,就自愿把妻子典与叶锡其为妻,当时付钱三圆,把妻子领回家过门,并且约定十年正月付清。江云生因典卖妻价与叶锡其发生口角,叶锡其被江云生用刀砍伤身死。法律判决江徐氏应归宗,由亲属家领回,典价洋银照追入官。[ 题为“报丽水县民江云生典妻索银致争砍伤叶锡其身死移尸毁尸灭迹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38-015。]

以上两个案例皆反映了妇女在“典妻”交易中的被动和从属地位。在前一个案例中,金潮福并非由于贫困,而是其娶多妻的行为不合“礼义”,为法律所禁止,因此当他要回到川地,就将后娶的朱氏出典。滋贺秀三已经指出,传统中国婚姻关于妻之名分是独占的、排他的,法律禁止一个男人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子:“夫与妻被一对一对应比喻为日与月、天与地。法律也处罚有妻而又娶者,并且认为后婚无效。”[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5页。]无论金潮福选择将朱氏典出还是直接“卖休”,都意味着金潮福将朱氏视为自己的附属之物:当其回到生理之地时,他可以选择将朱氏典出,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当他再回来时,又同样可以用钱财将朱氏赎回;金潮福又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其在意身价银甚于对朱氏的处境。

在后一个案例中,男子因为无钱医治疾病,就将妻子视为财产而出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后又因为身价银而酿成命案。无论怎样,在“典妻”关系中,男子将妇女视为从属物品的心态都较为明显。

对于身处贫困处境中的妇女,与男子相比,其生存境遇更为艰难。妇女无法像男子那样外出佣工,又没有足以维持生存的土地,在此种困境之下,或许身体是唯一可以出卖的“财产”。对于那些因贫困而娶妻困难的底层男子,妇女的生育功能可以将其家族延续。

法律和意识形态强化了身处底层的妇女自身将其视为男子之附属物的观点。法律关于婚姻中的妇女地位的规定,可以看到“夫权”的强势,妇女在此种情境下,反倒将那种视妇女为男性的附属物的观点作为理所当然。从朱氏的供词中以及这两件案件中妇女均同意被典的做法,可以看到妇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那种将其视为附属的观点:“就把妇人典与徐为妻,徐氏为媒,立有典契,说定十年为满,身价洋钱二十圆。”这种不合理,对于身处当时情境中的参与者似乎一切自然而然:有关“礼义”贞节的意识形态塑造了“顺从的妇女”,妇女以听从丈夫的安排为“美德”;妇女被排除在经济事务和公共事务之外,妇女的职责主要限于家庭空间,妇女的家庭责任服务于整个家庭经济活动。当整个家庭因为贫困而无法生存,丈夫就将妇女视为“物品”令其流通,那些长期顺从的女子即会听从丈夫安排。

刑科题本中对违犯“礼义”的“典妻”或“卖休”行为,皆依照律例判决。以上两个案例均显示法律强制妇女“离异”,严格比照律例规定。对于朱氏,法律则要求“离异归宗”,不会考虑到朱氏归宗后的现实困境。同样,对于江徐氏亦是如此,要求亲属领回。

若妇女父母双亡,无家可归,情形会相对复杂。法律对妇女的判决,一是官府作为卖方,将妇女交由官媒嫁卖,财礼银入官;或者由前夫、后夫一方领回,不过这也并非出于对妇女弱势境遇的关怀,仍然是首先考虑到“礼义”,因为担心妇女再次改嫁。

道光十二年(1832),张氏因前夫死后不愿意守寡,自愿改嫁,嫁给颜恭钲。但是张又嫌弃颜贫困,于是回到母亲族家居住,颜多次接其回家均不回,于是颜将其卖休给瞿式练。族人颜恭前遇到颜恭钲,斥责其不该卖休,有辱祖人脸面。二者发生争吵,颜恭前失手用刀砍死了颜恭钲。张氏则“合依用财买休卖休本妇杖一百律,杖一百,系妇人照律收赎”。法律考虑到“张氏父母俱亡,无宗可归,若断令离异,势必复行改嫁”,最后“仍令后夫瞿式练领回”。[ 题为“报沅陵县民颜恭钲卖休妻事口角致戳伤颜恭钲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84-012。]

强制“离异”后,妇女为生存有可能选择再次改嫁,这与清代鼓励妇女守节重视“礼义”的理念不合,因此会判令由前夫或后夫一方领回。尽管法律实践对现实有所适应和妥协,但并非出于对妇女现实境遇的考虑,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卖休”案件中的妇女

与“典妻”类似,“卖休”也是为钱财而结束婚姻关系,不过前者是暂时结束婚姻关系,后者则类似土地“绝卖”,将妇女嫁卖给买主。“卖休”的一般程序也是凭知情或不知情的媒人,联系到买主,议定身价银,并由媒人作中人,交付银两且写立卖契或休书后,由买主娶回。此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妻子嫁卖的行为显然违犯清代的“礼义”,因此官府若发现的话,一般会要求强制“离异”。

此种为获钱财而休妻的“离异”形式在社会实际中也较为常见。笔者在乾隆朝“朱批奏折”中就发现了一份乾隆十五年(1750)湖北按察使德文针对“卖休”案件请求严惩媒人的奏折。在他看来,“卖休”行为违背“礼义”和人伦,有伤风化,应该严加管理,以正教化。兹录于此:

夫妇为人伦之首,婚姻之礼义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楚北愚民廉耻道丧,因贫卖妻,恬不知怪。夫离别为人生最苦之事,百年夫妇一朝活拆。母去,子当牵衣涕陨,恩缠爱割,回首悲啼。小民岂独无情,乃忍出此!遂当心访察,始知楚北有等棍徒平时专以媒合作生涯,见人贫困,花言巧语诱其卖休。见人愚鲁,嘴枪舌剑鼓其买休代写离书,捏造庚帖。灭伦伤化之事,顷刻而成。从中索后手索媒金索酒食,不厌不休,可怜贫民卖妻银两半入奸徒之手!若无乡邻族党并无此等惯媒,即人起卖休之念,而妻不比货物可以出售。而买休之人,亦断不敢向夫妻好合之家叩问卖妻与否,是买休卖休皆惯媒设局哄诱而成是也。楚省如此,他省或有类此者,均未可定。

奸徒忍心灭理至于此极,若不设法以示惩创,则伤风败俗,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愚民被哄,情尚可悯。惟惯媒原非四民艺业,当此升平盛世,何事非谋生之具?乃必拆人婚姻离人骨肉,以致败坏风俗!欲止活拆之风,当严惯媒之罪。请嗣后有知情为媒,活拆人夫妇者,照和同相诱卖良人为妻妾律,问以杖徒。使奸徒畏法不敢惯作媒合之人,则买休无线,卖休无门,活拆之风不禁而自绝。[ 题为“湖北按察使德文奏为请严卖休买休惯媒设局哄诱之罪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4-01-01-0199-038。]

事实上,这位湖北按察使对待“卖休”的态度较为暧昧。他既看到了“卖休”往往是贫苦民众为生存而不得已为之,但又认为为获取钱财而休妻的做法终究违背人伦情感,有伤风化,要严加管理。所以他不是建议惩罚那些“卖休”的夫妇,而是选择将矛头针对那些“惯媒”。在他看来,夫妇离别,子与母散,这是“人生最苦之事”,颇值同情。身处底层的贫苦百姓,并非无情,他们亦非仅因贫困就会将妻子嫁卖。“卖休”现象之所以相对普遍,主要是受那些“惯媒”的挑唆,这些媒人属于巧舌如簧的“奸徒”,看到贫困的民众,就诱使他们将妻子嫁卖,对于鲁钝的老实人,甚至还代写休书。然而贫民卖妻所得的身价银,往往半入这些媒人的手中。他们还不厌其烦地索取各种财物,败坏社会风俗。如果不对这些“奸徒”严惩,社会流弊不止,教化不正。他认为之前的律例对于“卖休”案件中的媒人的惩罚太轻,应该加大惩罚力度,这样才能使他们畏惧惩罚而不敢轻易“生拆活妻”,违背“礼义”。

以下这些“卖休”案件显示的情形与湖北按察使描述的有所不同。并不能看到“卖休”案件是受媒人挑唆,而多是卖主主动联系媒人,希望可以找到买主,或者并无媒人。身价银没有半入媒人手中,媒人也并未经常索要财物,很多媒人往往对“卖休”案件真实情形并不知情。我们先来分析“卖休”的缘由。

贫困

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因贫困而休妻嫁卖的案件最为常见,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8件明确提到因贫“卖休”。尽管如前所述,妻子若无违犯“礼义”的行为,丈夫不能随意出妻,然而在社会实际中,因贫而“卖休”的行为还是经常发生。若是贫困可以将妻子休后嫁卖,以此获得一笔身价银,这亦显示了男子将妇女视为财产的心态。

同治八年(1869)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向伊妻张氏商允,央陈习为媒,卖休与吕城溃为妻,议定财礼钱二千四百文,当即收清。[ 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光绪十八年(1892)五月二十日,严氏先嫁给廖克先为妻,生有一女,同治年间廖克先因为穷困将妻子卖休与刘中发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十二千文,光绪三年(1877)刘中发又因夫妇不合,央求郭铁匠为媒,复将严氏卖休与素识之袁元振为妻,得钱三十千文。[ 题为“报万安县民妇严氏致伤知情买休之夫袁元振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214-018。]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1858)九月,杜铁柱的儿子因贫困难以度日,于是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 题为“报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父母俱故,没有弟兄。凭媒接娶陈氏为妻,素睦,没有嫌隙。同治五年(1866)八月,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 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凃玉美,年四十岁,慈利县人。父母俱故,并无弟兄。印氏先嫁向万彬为妻,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内,凃玉美在湖北地方闻向万彬因贫要将印氏卖休,就央向邦愿、向盛宝为媒。议定财礼钱四十四千文,买休印氏为妻,向万彬亲立婚书。[ 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清代政府和律例强调妇女应守节,婚姻应符合“礼义”,不过在贫困的现实面前,由于“礼义”并不能解决困境,为寻求生路逼不得已而休妻嫁卖的行为仍然较为普遍。这些案例最后的判决未有证据显示法律考虑到贫困的现实及妇女的处境,在判决时多严格比照律例。

妇女通奸

清代法律鼓励妇女守节,要求妇女应该遵守“礼义”,妇女通奸的行为显然违犯法律和“礼义”,男子发现或怀疑妻子有通奸行为(嫌疑),可以选择休妻,而有的为贪图钱财,将妻子休后又将其嫁卖。还有一种情形是丈夫贪图钱财,纵容妻子与人通奸,随后又将妻子嫁卖给奸夫。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的案例中,有18件因为妻子(包括怀疑)通奸而“卖休”。

刘氏先是嫁给了程明德为妻,后来有一天程明德看到妻子与人戏谑,就怀疑她品德不端与人通奸,于是就在道光十三年(1833)把他卖给了曹彦为妻,曹彦因为妻子去世买了刘氏。后来刘氏又被库四等人抢去,卖给河南仝姓的一户作为妻子,道光十三年又转到萧县居住。[ 题为“江苏砀山县民曹彦被抢买休之妻刘氏一案四个月疏防限满抢犯无获开揭疏防武职各职名题参一案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2-2765-016。]

孟书耕娶范滑氏前夫之女毕氏为妻,毕氏与范树椿通奸,范树椿用强逼弱写休字,复将其妻带去。范因通奸而恋奸,逼写休书,许给孟书耕盘费京钱二百吊。法律判决:“通奸罪止枷杖,惟该氏因奸致本夫休弃罪,殴彼写婚书,未便仅照和奸本律问拟,应照买休人与妇人用计逼勒本夫休弃律,杖六十,徒一年。犯奸之妇杖决徒赎给伊夫领回,听其去留。”[ 题为“审拟镶黄旗汉军世袭佐领范树椿买休人妻事”,录副奏折,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3-3996-016。]

咸丰九年(1859),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赵三才等知情贪利纵容,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 题为“河南怀庆府武渉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然而无论如何,违犯“礼义”的妇女遭到丈夫休后嫁卖,终究显示了法律对妇女的限制以及丈夫在家庭中的强势。对于一个妇女而言,若违犯“礼义”而有“犯奸”的行为,则在法律实践中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和怜悯。

拐卖

还有一种情形是男子将妇女奸拐后,捏称夫妻并将其嫁卖,由于妇女违犯“礼义”,此种情况下法律实践中亦很难对其有多少实际保护。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这类案件有8件。

杨淀前是四川巫山县人,至建始县地方佣工度日,曾在贺良经家寄住觅工,始与贺良经之女认识,贺长女幼字游家清为妻,尚未接娶成婚。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九日,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均赴向泽槐家帮工。贺家文之妻黄氏令贺长女挑水做饭,长女畏冷不允被黄氏斥骂,气忿欲往外祖家投诉。行至中途因为积雪不知去路,正想返回去的时候,遇到了杨淀前。贺长女即把情实告诉了杨,杨起意要把长女诱卖,于是就把长女诱至县属林家岭僻静的地方,当时已经很晚,就令长女同进山洞歇宿行奸,长女这才意识到被拐,苦闹不依。杨这时威胁说如果不依,就用刀杀死她。长女被逼无奈,于是同宿成奸。次早杨认长女为夫妇同行,并且要求长女勿要向人说破已被奸污,长女也随口答应。

后来到了恩施县属大湾地方,杨捏称贫苦难度,欲卖伊妻。央求不知拐情素识的崔元宣代觅娶主,值刘明书的妻子故世,正拟续娶,崔元宣向刘明书的父亲刘文贵说合,议定身价银十五串,二百文。杨书立字据,将长女卖与刘明书为妻,得受身价逃走。刘文贵于是月十四日主令刘明书与长女成婚。长女未吐实情,维时贺良经与子贺家文回家,询悉贺长女因被黄氏斥骂外出未归。寻觅到彼,长女向贺良经等哭诉前情,刘文贵始知长女被杨所卖。

法律判决:“杨淀前除吓逼成奸罪不议外,合依诱拐妇女卖为妻妾,被诱之人若不知情者,为首者拟绞,绞监候。事犯在光绪元年(1875)正月二十日恩诏以前,系在部议准之列,应准援免。再有犯加一等治罪,仍追身价银。”对于贺长女,则因为被逼奸已成,“不知情之娶主刘明书具领,贺长女被杨逼奸并甘心失节,应毋庸议”。[ 题为“湖北武昌府建始县客民杨淀前吓逼贺长女成奸卖与刘明书为妻得财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4012-012。]

妇女若与男子有奸,纵然是被男子拐卖,法律实践中考虑的仍是“礼义”,若妇女“甘心失节”,便很难获得清代官员的同情。在该案中,奸拐贺长女的杨淀前最终并未受到惩罚。相反,由于贺长女已失节,在一个重视“礼义”名节的时代,她的处境应较为艰难。

夫妻不能相安

对于夫妻不合的,也有男子将妻子休后并嫁卖,以此获得一笔钱财,这同样显示出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弱势地位。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明确提到“不睦”或”不能相安”的案件有11件。

曾氏最初嫁给刘姓男子为妻,后刘姓丈夫死了改嫁给林义方为妻,因为夫妻“不能相安”,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的时候,符圣南向林义方议订财礼钱六千文,“知情买休为妻,和睦无怨”。[ 题为“会审湖南益阳县民符圣南因知情买休并地界纠纷殴毙曾氏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13028-030。]

宋氏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没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与其不睦,同治元年(1862)把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任金方知情。价钱四十千文,并没媒证婚书带同。[ 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

疾病

男子有病因为无钱医治,将妻子休后嫁卖获得钱财。或者是妻子有病,男子无钱医治,将其休后嫁卖。然而嫁卖与否,主动权限都在丈夫。在笔者搜集的这些案例中,提到疾病往往是与“贫困”“不能养活”等并列的,这类案件与前述贫困有交叉的部分,明确提到因疾病而“卖休”的有9件。

沈宗富供称邹氏是其女人,素患痨病,不能养活,起意卖休,托素识的陈桂林为媒,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二十三日,说是其孀居弟媳,黄登照情愿承娶为妻,议明财礼钱五十六千文。沈宗富供:“小的实因贫卖休,非女人情愿,女人现在因病不能到案,是实据。”最后判“沈宗富因贫穷卖休,照卖休本夫杖一百律,应杖百。罪上减一等,应杖九十。邹氏讯非情愿卖休,且有痨病,应仍令沈宗富领回,免其离异”。[ 题为“报罗山县民陈桂林卖休妻事起衅追殴黄登照跌殴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5-006。]

这里法律考虑到邹氏在卖休案件中并非情愿,而且又有疾病,如果强制离异的话,邹氏难以生存,因此让其丈夫将其领回,不过这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实际上,对于身处贫困境遇中的底层民众而言,其行为选择十分有限。

同样,男子身处疾病中,因为无钱医治,会将妻子嫁卖获得钱财。宋氏先嫁给吴大盛为妻,后来吴大盛因为患病成废,同治元年(1862)就将宋氏卖休与李开扬为妻,得受财礼钱十千文。李开扬知情买娶,并无媒证。[ 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可以看到,在这两个案件中,是否选择卖休,其主动权则在于丈夫,而不管妻子是否同意,这显示了“夫权”对家庭事务的支配。

需要强调的是,刑科题本中的“卖休”行为一般都是附带提及的,并且在法律判决时多作为“轻罪不议”,既然这些案件主要是作为命案上报的,那么卖休案件为何会引发命案?

身价银争执

在笔者所搜集的案件中,因身价银而起争执并引发命案的最为常见,在110件刑科题本中有62件。正如苏成捷所认为的那样,“卖妻与其说它斩断一个人与其妻的关系,不如说它启动了卖主与买主之间的一种崭新且持续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买主在道德上被视为有义务帮助卖主,因为卖主的不幸造就了他的利益。这种买主与卖主间的不平衡,也意味着到了公堂之上买主比起卖主更可能输掉诉讼。这就是为何在卖妻已经过了很久以后,买主有时候仍然支付卖主两次或者更多次找价的原因,而且这些找价数额相当高,偶尔甚至超过原来的买价”[ [美]苏成捷(Matthew Sommer):《清代县衙的卖妻案件审判:以272件巴县、南部与宝坻县案子为例证》,邱澎生、陈熙远编:《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第472页。]。无论买主还是卖主,他们都显示出将妇女视为其财产的心态。他们对财产本身的关注要甚于对妇女境遇的关心。

李开扬知情买娶宋氏,并无媒证。牟以得与李开扬交好往来,见面不避。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不记日期,宋氏外出割草撞遇牟以得,牟与宋氏通奸。李开扬撞获,称欲送官,牟央求免送并许帮助钱米,李开扬贪利纵容。后来牟以得无力资助。李开扬常向以得索钱,每遇无钱付给就对宋氏殴骂,不许与牟以得往来。同治元年二月初三日,牟以得复至宋氏家中,李开扬当向牟借钱五百文,以得佯装回家取钱送给李开扬,李应允,各自出外赶集。牟屡次受李开扬勒索威逼,又没钱送给,定被断绝往来,起意将李开扬致死以便与宋氏长聚。当向宋氏商量,宋氏亦常被李开扬殴打谩骂,当即答应。在李开扬回家经过的僻静之处,牟以得在此静候,用刀扎颈后,李身死倒地。法律判决:牟以得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造意者斩律拟斩监候,照例刺字。宋氏除犯奸并私埋为从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从而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律,拟杖一百,流三千。[ 题为“四川绥定府东乡县人牟以得商同奸妇宋氏谋杀卖休本夫李开扬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09。]

同治八年正月间刘其受因贫苦难度,将伊妻张氏卖休与吕城溃为妻。光绪元年刘其受因乏钱用度,起意重索。声称吕城溃欠伊卖休钱二千四百文,欲令补给。吕城溃斥责其不应重索,信口谩骂,刘其受回骂,吕城溃受伤身死。[ 题为“四川资州仁寿县刘其受贫将妻张氏卖休起衅殴伤吕城溃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981-017。]

对于因贫困而“卖休”妻子的底层民众而言,其内心应是忿懑的。妻子才能过活,在婚姻关系交换中象征着贫困和无能,容易受到族人的指责。毕竟“卖休”行为是违犯“礼义”的事情,一个人为了钱财连妻子都可以休弃嫁卖,这在社会实际中显然不是什么值得公开的事情。将妻子“卖休”,并不容易就此结束与妻子的关系,卖主容易将自己身处贫困境遇中的不满都转移到买主的身上,因此反复要求补给钱财。他认为自己的境遇没有因为将妻子嫁卖而有好转,而买主的“落井下石”反倒加剧了他的悲催境遇。

而买主的心态则与其相反。对于多数同样身处贫困处境的买主而言,支付身价银本身对他们而言就不是一笔小数目,卖主反复要求给付钱财,当然加剧了他们原本就很贫弱的处境。而且在他们看来,既然身价银已经议定交付,就不应该再与妇女有什么纠葛。因此在“卖休”之后,容易引起诸多诉讼和争执并造成命案。

妇女通奸

引发命案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妇女通奸,这种情形也是复杂多样的:妇女有可能在被“卖休”之前就已同买主通奸,其丈夫将妇女“卖休”给“奸夫”;妇女被卖休以后,与人通奸,因事发而引起争执。在笔者搜集的110件刑科题本中,此类案件有31件。

宋氏供称其为山东嘉祥县人,年二十九岁,父亲宋丑,别无亲属。从前嫁给同县人师温为妻,生有一女。师温因为和其不睦,将宋氏卖给任金方为妻。之后和张保则同村居住,张保则和任金方往来,见面不避。咸丰九年(1859)八月间,任金方外出张保则与其通奸,后非一次,并没得过钱财。任金方并不知情。十二月二十二日,张保则人来被任金方撞破,张保则逃走。任金方把宋殴打,并说和张保则并不甘休。二十九日早,宋出外拾柴,遇见张保则,向他告知前情,张保则说不如把任金方谋死。宋应允。约定那夜下手,二更时分任金方在炕边熟睡时,宋开门等候张保则来,张保则来了之后,骑坐任金方身上用手摁住咽喉。任惊醒,手脚乱挣,宋随手拿刀扎任,张用力摁住任,当时毙命。最后,宋氏“依谋杀人从而加功拟绞监候”。[ 题为“报开封府张保则与宋氏通奸商同谋杀卖休本夫任金方身死该犯在监病故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9-010。]

李氏系介休县人,先是嫁给本县人张四为妻,张四故去后,再嫁本县人杜铁柱子为妻。高永德向在介休县充当帮工,咸丰八年九月,杜铁柱儿子凭媒董正魁等说合,将李氏卖休给高永德为妻,钱十七千文,写立卖契。李氏在卖休给高永德之前,两人就已通奸,被窥破奸情才被卖休。高永德的儿子高冬仔从来不叫她继母。并且曾劝高将李氏赶走。后双方发生口角,李氏被高冬仔殴伤身死。[ 题为“报太原府文水县人高冬仔杀死伊父奸卖休之妇李氏拟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26-0103。]

凃玉美买休印氏为妻,与印氏和好无嫌。郑启帼向与其认识时,常相往来,印氏也见面不避。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二十一日凃在外,回家看见印氏房门关闭,心疑探望,看到郑与印正在床上行奸。凃忿激,拾取木棍打斗进内喊捉,郑跑走,凃就用木棍连殴打印氏右肩,印氏撒泼哭喊,又用拳打伤她,印氏伤重,于二十三日身死。[ 题为“湖南慈利县民凃玉美踢伤卖休妻印氏身死议准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77-001。]

乾隆十年(1745)正月,长安县民定武用银十两,将李洪银妻子景氏聘娶为室。后来李洪银后悔,退还了七两银子,要求将景氏领回,但这时景氏已经怀孕。双方同意退还,条件是如果定武资助所生子女的食用,所生子女就归定武所有。景氏回去后,又被其夫李洪银纵奸张义德。一日定武去景氏家中看到景氏所戴首饰,以及屋内棉纱等,知道这是张义德所送,就斥责景氏,一气之下就将其夫妇二人杀死。[ 题为“报长安县人定武买休景氏起衅杀死李洪银夫妇拟斩立决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0303-011。]

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弱势,即使是通奸行为,其中也显示不少是由丈夫逼迫或默许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和资助。而对于那些妇女而言,如果违犯“礼义”有“犯奸“行为,便难以在法律实践中获得同情和保护。

与前夫(或后夫)的矛盾

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其内心可能容易充斥忿懑。毕竟丈夫为获得钱财而将其休后嫁卖,夫妻因“义”而合,如今既然已将其卖休,恩义和情感也就断绝,她们无法选择,只能同一个新的可能并不认识的贫困男人生活在一起。而且,那些被丈夫卖休的妇女在新的家庭中也可能同样身处贫困境遇中。这项与“通奸”的统计有交叉,若排除因通奸而引起矛盾的有13件。

王树步,璧山县人,年三十二岁。同治五年(1866)八月间因贫难度,把陈氏卖休与徐桢俸为妻,得受财礼钱三千五百文。十一月初六日下午,陈氏来家说他纺有仔四两,没有带去,叫王清还。王斥说陈氏不该混索,陈氏乱骂,王回骂,陈氏顺手用木棒打王,后来被王打伤身死。王树步判“绞监候”,陈氏“听从卖休,罪有应得。业已身死,应毋庸议”。[ 题为“报重庆府璧山县民王树步殴伤卖休妻陈氏身死拟绞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68-002。 ]

法律判决中认为陈氏自愿被“卖休”,因为违背“礼义”而没有守贞,对其被卖休的境遇并不怜悯,认为其“听从卖休,罪有应得”。法律在判决中着重考虑妇女是否违背“礼义”,而不会过多考虑妇女的处境。法律中的“礼义”对于妇女更多的是贞节限制以及“夫权”的支配。

并非所有妇女都同意丈夫的“卖休”行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实际中,妇女的反抗行为仍然有限。

自尽

身处此种环境之中的妇女选择有限制,如果不同意丈夫将其卖休,她们的反抗行为有可能就是选择自杀。

道光十年(1830),曹陈氏配与曹玉书为妻,成婚多年,曹私将陈氏凭媒王祥等卖休与王潮富。陈氏均不知情。陈氏感到无颜见人,自缢身死。[ 题为“报宿州民王潮富听从抢娶卖休之陈氏致氏自缢拟杖徒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043-004。]

对于陈氏而言,被丈夫卖休是一件玷污其名节令其羞愧的事情,在她看来,这会让其无颜见人,因此她选择自杀。笔者搜集的案例中提到自杀的有3件。

复仇

在这种为获得钱财而将妇女休后嫁卖的婚姻交换关系中,妇女选择有限。妇女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物品在流通,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使贫苦底层男子的家族得以延续;或者男子纵容妻子与人通奸,以此获得钱财,之后再为钱财将妇女卖休给“奸夫”。然而,妇女终究不是物品,有的妇女会做出极端的行为:要么自杀,要么复仇。在笔者搜集的刑科题本中,提到妇女杀死前夫的案件有17件。

赵辛氏籍隶武陟县系赵三才之妻,赵三才并无生业,与城幅平素识无嫌,赵辛氏习见不避。咸丰九年(1859)十月,赵三才贪利纵容赵辛氏与城幅平通奸。十年三月间,赵三才因贪财将赵辛氏卖与城幅平为妻,身价钱二十千文,立契过门,并无媒证。后来赵三才将住房变卖,城幅平亦移居修武县开设饭铺生理。后城幅平因嫌赵辛氏懒惰,欲将该氏退还。十一年八月间赵三才路遇赵兴义,向其告知城幅平与赵辛氏通奸卖休情由。赵兴义以幅平奸买其族中妇人,心怀不甘,即同赵三才往向理论。赵三才因无住处,即托赵兴义代借李张氏喂牲口空屋家,希图多得身价银。赵辛氏不允,赵三才时常殴逼。(赵三才)声言(若)不愿,定即(将赵辛氏)处死。 赵辛氏恨极,起意将赵三才致死,自寻生路。十月初一日,赵三才患吐泻病,神气昏迷。赵辛氏见赵三才熟睡,寻得一根麻绳,将赵三才勒死。 赵辛氏除听从卖休并犯奸轻罪不论外,合依谋杀人斩监候律,拟斩监候。[ 题为“河南怀庆府武陟县民妇辛氏勒谋卖休之夫赵三才身死议准斩监候事”,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3632-005。]

显然,复仇终究不可能改变其境遇,将前夫杀死当然不能寻得生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卖休”行为,显示出以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的基本区分为原则:卖方出卖妇女的身体以获得钱财,买方利用妇女的生育功能延续其家族。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从妇女张氏之死看清代妇女的生存境遇

乾隆十四年(1749)二月初十日,山西安邑县下冯村乡的地保杜泽荣向县衙报称:当日晌午,有安邑县人阎洪廷到崔二珩家内,用刀子把崔二珩之妻张氏扎死了。县官胡龙发随即单骑减从带领吏仵至尸所,查验尸首发现张氏颈部中数刀流血身死。那么,凶手阎洪廷与张氏究竟有何种仇恨,缘何要如此杀死她?

查验完张氏的尸体且经过调查后,县衙了解到原来凶手阎洪廷居然是张氏的“前夫”,张氏嫁给崔二珩之前即是有夫之妇。崔二珩先前的妻子死了,张氏是崔不久前才娶作妻子的。在这份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要上报到乾隆皇帝的内阁刑科题本中,与多数刑科题本格式稍有不同,此份题本则附录了县衙详细的审讯记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县衙如何查明这位底层民妇张氏“离异”以及被杀的事实。

县衙审问崔二珩,看崔二珩是否明知张氏“有夫而故娶”才酿此祸端。

买主(崔二珩)

县衙问(崔二珩):你多少年纪了,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你在安邑县娶张氏做女人,他(她)是有夫之妇,你是否明知故娶?实用财礼银若干?何人说合主婚?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阎洪廷赶到你家,怎样把你女人扎死,据实供来。

崔二珩供:小的今年三十三岁,向在运城做买卖,因女人死了,就在运城地方托媒王张氏寻个妻室。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里,王张氏来对小的说,阎起盛的儿子阎洪廷死了,妻张氏没吃少穿,要改嫁,你娶了罢。小的说有多大年纪,要财礼银若干?他(她)说今年实在二十七岁,要四十一两财礼银子,小的说允了。十一月二十一日去娶张氏,并没有见阎洪廷的面。张氏的父亲张世珍在跟前说他女儿实在是寡居,情愿写立婚书。小的信为实情,当用财礼银四十一两,是阎起盛收去的。把张氏娶到小的家就是那月二十七日。阎洪廷到小的家来说姓陈,与小的女人张氏是姑舅兄妹,要接小的女人回去。小的因年近了原没有应许,却信做在亲戚原留他吃过酒。他和小的女人说些么话,小的没有知道。女人也不曾告诉小的。这月初九日小的到岳父张世珍家替岳母做生日,没有回家。家中只有祖母和雇工卫喜成,不知阎洪廷怎么进院就把张氏扎死了。

县衙继续讯问崔二珩:阎洪廷称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到你家曾与你女人商议逃走,你女人不肯,约他到乾隆十四年二月拜她母亲生日时然后逃走,这一段缘故,你女人曾告诉你没有?再供来。

崔又供:阎洪廷捏称陈姓说与小的女人姑表兄妹,小的原留他吃过酒。他们如何商量逃走是瞒着说的,小的并不知道,女人也不曾告诉小的。小的与女人相聚两三个月,她也不说是有夫之妇。所以小的竟不知细故,不敢谎供。

尽管清代官府重视妇女的“贞节”,朝廷亦通过旌表的方式提倡妇女守节,然而在生存压力和贫穷现状面前,民间社会实际情形与官府重视“礼义”的意图并非总一致。尽管清代政府重视妇女贞节,鼓励妇女守贞,然而由于妇女守节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因此孀妇再嫁在民间社会并非稀见。并且,对于身处底层社会的娶主(买主)而言,娶一个再嫁孀妇的费用显然要更容易承受,他们考虑实际费用要更多。在该案中,崔二珩并不在意张氏属于再嫁,其关心的一是财礼费用,二是张氏是否年轻。如果二者皆符合的话,娶主亦容易接受。

为获得买主崔二珩的信任,阎洪廷同妻子、阎的父亲、妻子张氏的父亲一起,捏称张氏因为丈夫死亡,缺衣少食,无法守节。经过审讯,县衙认为崔二珩并不知道张氏的具体情况,以及她和阎洪廷之间的真实关系。

接着县衙主要讯问凶手阎洪廷,希望查明阎洪廷为何以及如何杀死这位“离异”妇女张氏。毕竟曾经夫妻一场,如今缘何要痛下杀手。

前夫(阎洪廷)

县衙问(阎洪廷):你是哪里人,多少年纪了,已死张氏是你女人么?娶过几年了,生有子女没有? 你为什么把张氏卖给崔二珩为妻?得了多少财礼?崔二珩与媒婆王张氏是否明知故娶?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日,你怎样赶到崔二珩家把张氏立时扎死?哪里来的凶器?扎伤她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阎洪廷供:小的是安邑县运城人,这已死张氏原是小的女人,娶过十二年了,生有儿子,名叫成娃,也有十岁了。乾隆十三年十月里小的因穷苦得很,要卖儿子,张氏不依。过了两日,小的又对张氏说,我实在过不去了,把你卖了得些财礼且过日子,迟几天之后,再和你设法逃走。张氏依了小的。

小的又与父亲阎起盛、岳父张世珍商议,都说这样穷苦,只可卖了两得逃命。小的不敢出头,父亲阎起盛对媒婆王张氏说我儿子阎洪廷死了,儿妇张氏没吃少穿,思量改嫁。烦你寻个主儿。王张氏说有个姓崔的,是夏县人,要娶个女人,这个主儿很好,就把张氏嫁给他罢。父亲应允了。二十一日,崔二珩拿银子到小的家来,小的躲过,不与见面。父亲阎起盛、岳父张世珍同写了婚书,收了四十一两财礼银子,除给与王张氏五钱外,小的实收银四十两零五钱。崔二珩原不晓得是有夫之妇。

二十七日,小的因儿子啼哭,心里也过不去。走到崔二珩家里假说姓陈,和张氏是姑舅兄妹,想接张氏回来。崔二珩说年节近了,不必回去。他当小的是实在亲戚,留小的吃酒。小的乘空向张氏约会逃走,张氏不肯。后来(张氏)又说明年二月里我与母亲做生日去,同你走罢。小的见她推阻,心里原有些不忿,吃了几杯酒就回去了。

这月初九日,是小的岳母生日,小的不好进去,在路旁偷看,只见崔二珩单身来上寿,不见张氏同来。明是张氏哄骗小的,小的心里气忿不过,原要杀他。

初十日早起来带了一把解手刀子,走到崔二珩门首已是晌午了。他家住房小的去过一次,已是熟的,刚要进去,那雇工卫喜盛盘问小的是哪里来的,小的说是运城来的。他拦挡不住小的,一直进到院里,见张氏在房内做饭,她一见小的就骂,是没脸面的,又来做什么!还不出去!

她这几句一发骂,小的火起,小的也不回言,拔出刀子赶上去扎他。张氏就往外跑,小的赶上她脑后狠扎了一刀,雇工人卫喜盛进来拉劝,被小的推倒,他起来跑出外边喊叫,小的又向张氏脑后头上连扎了两刀,张氏跌倒就死了。小的原想同死,自己在咽喉上也抹了一刀,就被他们拏(拿)住了,是实各等情。

在阎洪廷看来,儿子和妻子是属于他的唯一财产。阎洪廷因为生活贫苦,没法生存下去,他既无足够的土地,亦无处佣工。无奈之下,他先是想到要把儿子卖了,只是因为妻子张氏反对而作罢,后来没有办法,阎洪廷又商量着要把妻子张氏卖了。张氏也并非就同意被卖,只是因为阎说先换取些钱财后,然后再想办法把她带走。

显然,清代法律禁止这种看似是夫妻婚姻关系解除的“离异”,实则是为了获取钱财而休妻的并不符合“礼义”的“卖休”行为。实际上,为了免得惹上诸多麻烦,纵然是买主也不希望“生娶活妻”,在法庭上这样的行为也难以获得官府的支持。因此,在这一案件中,作为丈夫的阎洪廷并不出面,对外称已死,妻子张氏即为孀妇,因为生活困苦无法生存而再嫁。丈夫阎洪廷对卖妻行为也没法完全决定,他还要征得妻子娘家人的同意以及自己父亲的认同。

重要的是,“卖休”行为如果能得到家长的认可,不容易被官府发现,否则家长可以向官府告发,并要求将妇女领回。在该案中,如果不是因为命案发生,阎洪廷“卖休”的行为难以被官府发现。此外,对于男女婚姻关系的建立以及能否获得法律的承认,家长主婚和写立婚书显然处于重要地位,如此才能获得那些并不知情的买主的信任。

张氏“离异”被卖是获得阎洪廷的父亲以及张氏的父亲张世珍的同意的。县衙接着要详细讯问阎洪廷的父亲阎起盛。

夫家家长(阎起盛)

县衙审讯(阎起盛):你是安邑县人么?今年多少年纪了?你儿子阎洪廷现在不死,如何把儿媳嫁卖崔二珩为妻?何人说合?共得财礼银若干?崔二珩是否知情?你儿子赶到崔二珩家如何把张氏扎死,你曾否知情,逐一供来。

阎起盛供:小的是安邑县运城人,今年七十三岁了,阎洪廷是小的儿子,娶张氏有十二年了,生下一个孙子名叫成娃。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里,小的儿子因没处佣工,家中受饿不过,要卖孙子。张氏不肯,儿子阎洪廷要小的商量,要卖张氏,小的因穷苦不过,原邀亲家张世珍到家,大家酌议。张世珍说你们这样受寒受饿,若我女儿肯嫁他人,我也不敢阻挡。他说了这话,小的就对媒婆王张氏说我儿子阎洪廷死了,留下儿媳养活不过,烦你寻个主儿。王张氏说夏县的崔二珩在运城做买卖,他要说头亲的事。你儿媳肯嫁他么?小的说就是这样。二十一日王张氏和崔二珩到小的家中,小的又邀张世珍一同立了婚书给崔二珩收执。崔二珩出财礼银四十一两交给小的,当时给王张氏伍钱,剩的四十两五钱都给儿子阎洪廷了。崔二珩并没与阎洪廷见面,不但二珩不知是有夫之妇,就是王张氏也是不知道的。至于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小的儿子是怎样赶到崔二珩家扎死张氏,小的实不知道。

县衙审讯(阎起盛):你儿子阎洪廷从前原与张氏商量明白,嫁去之后即设法逃走,所以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你儿子假充姑表兄妹还到崔二珩家走过一次,因崔二珩不叫张氏回来,约到乾隆十四年二月里她母亲生日,然后回去再行商量逃走,不想到初九日张氏又不回去了,你儿子恨极了,赶去立时把张氏扎死了,这些情节你儿子阎洪廷岂有不告诉你的理?若不实供,就要夹了。

阎起盛又供:小的因家里穷苦要卖儿媳,并不知道儿子与张氏商量逃走,也不知道怎样赶过去把张氏扎死的。小的是七十多岁的人,若知道,还恳叫儿子去谋死人么?求详情。

阎起盛作为张氏夫家的家长,儿媳“休”后被卖要经过他的同意。张氏无论是进入夫之宗还是脱离,都要获得夫家家长的同意:儿媳要被儿子所“休”,由此再改嫁他人,阎起盛显然是需要对此知情并且同意的;阎起盛作为夫家的家长,支配家庭的事务,儿媳被“休”从夫宗脱离后,再被“嫁卖”,阎起盛主婚,容易获得不知情买主的信任。

这实际上与婚姻成立的观念有关:清代婚姻成立无须像西方那样要受到宗教教会或者世俗国家等公共权威的认可,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是婚姻成立的关键性要素。“主婚人”和“媒人”在婚姻定立中斡旋,男女个人在诸多场合只是被置于客体位置。[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76、478页。]婚姻需要征得双方家长意愿,由家长主婚,婚姻应该符合“礼义”,任何一方无故而悔婚约等不合“礼义”的行为,(主婚人)就会遭到惩罚。律文规定:“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有残疾、老幼、庶出、过房、乞养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意,写立婚书,依礼聘嫁。”[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42页。]婚姻涉及两家之事,不能有所隐瞒,男女双方家庭皆自愿。男女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如果“祖父母、父母皆无者,从余亲主婚”,丈夫死亡由妻子一人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的,由该女子的母亲主婚。[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43页。]

在该案中,阎起盛作为家长,张氏被“卖休”显然他亦无法脱离责任。儿子阎洪廷要“休妻”并且嫁卖,要经过他的同意;由他联系张氏的父亲,获得妇女娘家的认可,否则容易被告发;经他寻找媒人联系买主,并写立婚书。如果不是因为发生命案的话,这样的“卖休”案件显然难以被发现。

张氏被“休”嫁卖,她父亲的同意也是重要的。县衙开始审讯张氏的父亲张世珍,问他是否串通女儿张氏嫁卖获取钱财。

妇女的父亲(张世珍)

县衙讯问(张氏的父亲张世珍):你是哪里人?多少年纪了?那已死的张氏是你亲女儿么?嫁与阎洪廷几年了,生有几个儿子?他夫妻两个平日曾否和好?乾隆十三年一月里,你们怎样串通把女儿捏称寡妇,改嫁与崔二珩,共得财礼银多少?你分得若干?乾隆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阎洪廷为何事起衅把你女儿用刀扎死?据实供来。

张世珍供:小的是安邑县人,今年六十三岁,已死的张氏是小的亲生女儿,嫁与阎洪廷为妻,已经十二年了。生有一个儿子,名叫成娃。他夫妻两个平日原是和好的,阎洪廷因家里穷苦,要卖小的女儿,他们已经商议明白,来央求小的做主。小的见他们常日受饿。心里不忍,也就允了。乾隆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亲家阎起盛邀小的过去说已经有了主儿,叫小的立婚书,小的一时没主意,和阎起盛两个立了一纸婚书,交给崔二珩把女儿嫁给他了。实得财礼银四十一两,是阎起盛收去转给阎洪廷的。婚书内捏写洪生名字,小的并没得分财礼银。阎洪廷不与王张氏崔二珩见面,他们并不知是有夫之妇。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九日,崔二珩与小的女人做生日,来小的家,他住了一夜。初十日不知阎洪廷怎样把女儿扎死,小的并不知道。求伸冤。

县衙诘问:你女儿未曾出门之先,曾与阎洪廷商议明白得空仍旧逃回来,所以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阎洪廷还到崔二珩家走过一次,这样要紧的事,你女儿难道不曾告诉你?再实供来。

(张世珍)又供:这是他们夫妇私下商议,如何肯告诉小的,知道不敢谎供。

阎洪廷“卖休”的行为显然需获得张氏父亲的同意,因为这样才不容易被告发,否则妇女的娘家人不知情却最后发现女儿被卖,一般不会轻易罢休。对于张氏的父亲张世珍而言,女儿被“卖休”当然是难以接受的,然而在生存压力之下,他仍然同意了。张世珍当然也可以选择将女儿张氏领回,然而对于同样贫穷的他来说,这亦不是什么明智之举。领回之后也可以将张氏另嫁,然而这与“卖休”相比,对张氏的境遇的改变亦无实质差别。如今,既然女儿张氏也同意,张世珍也并不反对,认为这也是女儿寻找活路的办法。在生存境遇面前,“礼义”被暂置,父亲亦同意女儿被“卖休”。

媒人(王张氏)

县衙又问媒人王张氏:你是哪里人?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里崔二珩娶这张氏做女人是你说合的么?他出过多少财礼?你得过多少媒钱?那张氏是有夫之妇,你为何说媒叫他另嫁人,这明是你知情说合无疑,快实供来。

据供:小的是安邑县城南关里人,原是媒婆。阎洪廷住在北关,相去有三四里地,他是无名小户人家,他的家事小妇人平日是不晓得的。那崔二珩是夏县人运城做买卖,他因女人死了,托小妇人寻头亲事。乾隆十三年十一月里,阎起盛来对小妇人说他儿子阎洪生死了,儿媳张氏只有二十七岁,现在又过不得日子,要寻人改嫁。得几两财礼使用。小妇人只道是真话,就向崔二珩说合,议定四十一两财礼银。二十一日,崔二珩同小妇人到阎起盛家,阎起盛和张氏的父亲张世珍立了婚书,交与崔二珩,小妇人把四十一两银子交与阎起盛了,阎起盛又给了小妇人五钱银子,那时并不见阎洪廷的面,实不知是有夫之妇。若知道,小妇人也不敢说合。

一个被认定为正规婚姻的“礼婚”,媒人显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不过对于贫穷的底层民众而言,媒人的作用与其说是关乎婚姻成立和夫妇身份是否符合“礼义”的证人,倒不如说是起到联系陌生两家的现实作用。一般而言,正规的婚姻即“礼婚”要包括主婚、媒人、聘财、其回礼、婚书、成婚之仪式、披露宴等。[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76页。]媒人在定婚中通常起到调整和沟通两家立场的作用,成婚后又会作为夫妇身份合法的证人,而且与分家、买卖等诸方面类似,一般在重要的场合皆需要中人在场。[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0页。]媒人王张氏并不知道张氏是被“卖休”,因为她不会仅为了五钱的媒银而冒被官府惩罚的风险,去介绍这一不合“礼义”的婚姻。

县衙的判决

经过县衙的审判,基本事实是清楚的:阎洪廷因为生活贫困,无法生活下去,最开始想卖儿子,妻子张氏拒绝。后来阎洪廷又同妻子商量把妻子“卖休”,也就是为获得钱财而休妻,得到钱财之后再设法逃走,张氏同意。于是阎洪廷找到父亲阎起盛和岳父张世珍,一起商量此事,二人见到夫妻生活艰难,如此才能活命也就同意了。但是阎洪廷只是将“卖休”事告诉二人,并未将获得钱财后再设法将妻子带走的想法告知。阎洪廷自己不出面,让其父亲阎起盛找到媒人王张氏捏称儿子已死,儿媳因为缺食少穿无法守节,希望再嫁。媒人王张氏联系到娶主崔二珩,崔二珩对张氏被“卖休”的情形并不知情,付给财礼银四十一两后,阎起盛和张世珍写立婚书,崔就将张氏领回。阎洪廷欲将妻子张氏领回,张氏并不同意,后来阎洪廷因此生忿而将妻子杀死。

基于以上的事实,县衙的判决如下:首先对于阎洪廷,尽管阎与张氏曾是夫妻,但是阎已将张氏“卖休”,夫妻之“义”已断,“张氏虽系洪廷之妻,但已得卖休夫妇之义已绝,应同凡论”,最后判决“阎洪廷依谋人造意律,拟斩监候”。至于阎洪廷的父亲阎起盛和张氏之父则依“嫁娶违律,杖百”,此事发生在恩诏以前,因此“免四十”,而阎起盛“年逾七十”,并未对其惩罚。其余如媒人王张氏以及娶主崔二珩则“不知情,不予置议”。[ 题为“报安邑县民阎洪廷刀扎卖休之妻张氏身死拟斩监候事”,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2-01-07-0427-003。]

“失声”的张氏

张氏在此案中已死,我们无法看到其供词,否则或许可以了解她为何开始同意和丈夫设法逃走,后来又反悔的想法。我们可以对此有多种推测:比如,她是厌倦了和阎洪廷那种缺衣少食的贫困生活;阎洪廷之前将其休后嫁卖,如今又要将其设法带走,她觉得这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情;丈夫阎洪廷的卖妻鬻子的行为尽管确属无奈,然而令张氏十分伤心;也许她担心如果和阎洪廷逃走,崔二珩有可能会报官,她会遭受县衙的惩罚。凡此种种,张氏的真实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所看到的张氏处境与一幅“拥有自我满足和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图景相距甚远。

清代法律关于婚姻关系的构造,并非基于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其所强调的是婚姻应符合“礼义”,对于不符合“礼义”的婚姻关系,清代法律可强制“离异”。然而,处于社会实际中的民众并非就被动接受清代法律的规制,“礼义”对于民众往往具有不同的含义。清代法律强调婚姻关系要符合“礼义”,婚姻的成立和解除都要符合“礼义”,否则容易遭到法律的惩罚。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往往情形非常复杂,比如在本案中,阎洪廷因为贫苦而希望活命,为活命他只能卖妻而获得一笔钱财,卖妻是清代法律禁止的,他可以选择休妻后并将其嫁卖。这样他为获取钱财的真实企图就很难被发现,只是反映在财礼数额上,不过官府也难以以财礼数额就判定是否违背“礼义”。这样的案例如此普遍,法律专门规定禁止为获得钱财而休妻的不符合“礼义”的“卖休”行为,阎洪廷当然害怕被县衙发现他的“卖休”行为,最主要的是,他希望尽快寻到娶主而获得一笔钱财。因此,他捏称妻子是丈夫死亡因贫困无法守节而再嫁。由其父亲出面,这样就更能获得娶主的信任。于此,亦可以看到法律如何影响民众的实际生活和行为选择。

清代法律关于“离异”的诸多规定对于妇女而言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我们不能仅局限于此,处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民众往往遇到诸多复杂情形。在该案中,尽管张氏贫困逼迫而无奈选择“离异”,然而正因如此,她才可能寻求生存的出路:通过与丈夫结束婚姻关系后而另嫁,她可以找到一个生存境遇稍微好些的家庭;丈夫由此获得一笔财礼,暂时摆脱生存困境。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妇女离婚:审判离婚中的“礼义”

滋贺秀三曾指出,与父子、兄弟关系相比,夫妻关系被认为是“人合”“义合”,即后天的、社会的结合,会因后天的理由而解除。并且他认为这样的例证和说法很多,比如《唐律疏议》中“夫妻义合,义绝则离”、宋代陈振孙说“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矣”、清代钱大昕称“夫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妇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义”。[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第486页。]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妇女依据其单方面的意思就可以要求离婚,法律实践中的离婚案件仍然着重考虑的是“礼义”和对“夫权”的重视。

因夫长期未归而离婚

法律实践中,丈夫在外长期未归,妇女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可能会要求改嫁。

王美纯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出外,五年未归,留下妻子李氏在家。有人作媒,将李氏嫁给了刘廷先,王美纯的哥哥王美常写的领字,并收了刘廷先九千钱。后来王美纯回来后发现妻子嫁给了刘廷先,于是告到官府,“小的今年冬月初四日回家,见妻子李氏不见,小的查问在刘廷先家,不知是刘廷先拐去?不知是哥子嫁卖?只求赏问哥子王美常就得明白”。王美常称弟媳确实嫁给了刘廷先,但并不是其嫁卖,而是因为自己不识字,只是听说叫人写了领就可以得到九千钱的盘缠。

县官正堂判词称该案由王美纯长期外出音讯全无而致,遗妻李氏在家,因为又赶上年岁饥馑,根本无法生存,李氏不得已才嫁给刘廷先。王美纯的兄长领取九千二百钱属实,并且根据王美纯的口供,亦可证实其妻李氏确属他人,“王美纯因年荒出外,弃妻不顾,而李氏不能守节令嫁,均非义夫节妇,刘廷先擅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王美纯、刘廷先本应受到法律重究,但考虑到此事发生在灾年中,“姑念事在荒旱之年,从宽免究”。最后县官判决“断令刘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其子亦令领回”。[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8页。]

《大清律例》中规定:“期约已至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并听经官告给执照,别行改嫁。亦不追财礼。”[ 马建石、杨育棠主编:《大清律例通考校注》,第453页。]与刑科题本相比,地方诉讼档案显示出一定的适应性,不过这种适应性并不能违背律例本身的规定以及法律中的“礼义”。在该县官看来,王美纯因为荒年而外出五年,留下妻子一个人在家,“弃妻不顾”,这不是一个“义夫”所应行之举;而李氏不能守节而改嫁,同样违背“礼义”贞节,也不是“节妇”所应行之事。既然夫妻双方皆未遵守“礼义”,那么县衙就可以考虑现实情形:王美纯已经五年音讯全无,这基本上已经达到律例中关于此类情形规定的时间上限,加上又是灾荒之年,王美纯的兄长作为家长也领取了财礼钱,因此县衙承认李氏再嫁的事实。但是县官同时又要求后夫出钱十千,其子领回。这既是安慰其前夫,不过亦表明县衙要更倾向于照顾前夫的权益。

类似的情形还比如丈夫失踪多年未回,妇女又与夫家家长难以相处,所以主动向官府请求由其父母领回择户另嫁。巴县档案中有一例,咸丰三年(1853)五月,刘二姑因为丈夫长期未归,请求县衙判令由父亲刘和祥将其领回另嫁他人。

刘二姑供:“今年十六岁,父亲刘祥和自幼把小女子抱与这王命用神的孙子王绪儿为媳,尚未完配。道光二十八年冬月间,公公命用神将小女子的翁王大猷并王绪儿逐出未归。今年五月间公公屡次嫌贱小女子,才来案下鸣冤的。因王绪儿逐出多年未回,断令父亲刘祥和把小女子领回择户另嫁就是作主了。”[ 《巴县县衙为王君海被控将孙逐出未归屡次嫌贱未配孙媳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63页。]

刘二姑在向县衙的供词中,首先强调不是丈夫未归,而是自己被公公嫌贱,这样自己就并非不能守节而违反“礼义”,最后县衙堂批“刘祥和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 《刘祥和为遵谕将二姑领回另嫁事领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662页。]。

妇女与翁、姑矛盾

在家庭关系中,矛盾的焦点往往不是夫妻关系,而是媳妇与翁、姑之间的矛盾。如果丈夫站在父母一边,那么妇女就更容易处于弱势。矛盾如果尖锐的话,妇女的家人可以要求将其领回另嫁;或者男方的父母要求其与妇女结束婚姻关系,让妇女的家长将其领回。县衙对此案件的审理往往并不强加干预,咸丰朝巴县衙门档案中有几例:

郭氏的父亲郭永吉要求领回他的女儿并另行改嫁,因为郭永吉认为女儿郭氏与刘欲泰成婚三年来,一直与刘欲泰的母亲有矛盾,争吵不断,郭永吉担心这样下去会容易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郭永吉要求把女儿郭氏领回,重新改嫁。[ 《郭永吉为领回郭氏择户改嫁事领约》,《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306页。]

朱万美向县衙诉称要求儿媳朱彭氏应被她父亲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改嫁,并且要永远与他的儿子朱元盛断绝来往。原因在于他认为儿媳过于泼悍,从来都不料理家务,如果训斥她的话,还动不动就要自缢跳河,实在无法忍受。他认为儿媳如此行为也是受到她父亲彭万有的挑唆。因此要求彭万有将其女儿领回,与其子朱元盛离异并且断绝往来。[ 《朱万美为朱彭氏仍归彭万有领回另行择户与朱元盛断绝往来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100页。]

妇女因与翁、姑矛盾而离婚的案件中,男方仍是主导,极少有妇女因此主动要求离婚的,法律实践中,县衙也不能直接越过男方的名义而直接判决离婚。

夫妻失合

这类案件往往最为复杂。夫妻失合,如果两厢愿离,法律对此也承认,不过这类案件极少有妇女主动要求离婚的。丈夫主动要求离婚的,则会突出或夸张妇女的行为如何“泼悍”;妇女及其家人则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所收物品,以及突出自己在家中遭受男方的暴力等,以此获得县官的同情。这些案件多是当事人的叙述,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鉴别基本事实。

妇女尽管很少因夫妻失合无法相处而主动离婚,但若丈夫希望结束婚姻关系,妇女可以要求男方返还出嫁时金银衣饰等,妇女若无明显违背“礼义”的行为,县衙也不能判决强制离异。因此妇女有时反倒可以利用县衙希望结案的心理,从而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

徐以仁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川娶秦氏之女为妻,后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内搬回家乡楚地,“夫室参商控案,麻邑县主具准差行唤,中有王步街两劝说合”。秦氏考虑到“恩情义绝,务要以仁得秦氏嫁时金银衣饰等项,照单亲还。秦氏方免干休,将案息销”,其夫徐以仁“凭中自愿还出,比时凭中照单算明衣饰金银等项,共该银二百四十两正,凭中限至五月二十八日将认银还给秦氏亲收”。秦氏则“认限约收银,凭中还给以仁夫室,以免参商”。并且考虑到秦氏“日后永无异端,其立限约,此系以仁心甘情愿,并无中证勒逼等语。空口无凭,立出自认限约给与秦氏名下为据”,徐以仁以及四位凭中人的签字。[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页。]

不过多数情况下,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

田仕仁诉称自己将女儿嫁给表侄刘醇孝后,后者仗着他父亲遗留的财富,一直嚣张跋扈,经常欺凌自己的女儿,其女儿已经生了两子四女,但是刘仍然娶妾在家,并且视妻子田氏如仇敌,“不时拳殴脚踢,生以理劝戒,奈伊宠妾心坚,云生女与伊妾口角等语”。等到自己前去的时候,发现刘醇孝已经把女儿“打昏在地,不能言语”。田仕仁同他理论,不想刘醇孝更加凶狠。田无奈而隐忍回家,找到刘的兄长刘文衡说理,文衡则说“醇孝五伦已绝,不能管束”。没想到刘醇孝知此,更加凶横并且报复,还用刀把自己戳伤,因此将此禀告县衙。[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1—192页。]

当然,可以说妇女家长为将女儿领回另嫁,夸张其如何遭遇不公。然而,在该案中县令可以查问证人(刘文衡),妇女的家长又有被女婿扎伤的实情,相信为将女儿领回亦不必将自己扎伤,相信妇女在家庭中居于弱势的应为事实。

在以下两个案件中,就可以看到男子为与妻子离婚,其在向县衙的供述中,如何突出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泼悍”而无法忍受。

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泰来诉称由于其妻子张氏没有生育,自己于是就花了三十六千钱买了沈泉发的婢女春梅为妾,数年中妻妾都非常和睦,但今年春梅突然变得泼悍,张氏理斥,反被春梅用洗衣棒打落了两颗牙齿,并且咬伤了右手指。对此,吴称其并未深究。没想到二十四日竟然收拾衣饰逃跑,后来在沈泉发的亲戚汪珍家找到。吴泰来认为春梅数年都很正常,妻妾相处正常,如今性情大变,是因为汪珍刁唆。如今竟然“逆妾殴妻,复敢隐逃,捏控掩咎”。没想到汪珍害怕被指控,“是日沈泉发以嫌殴逃归事控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2页。]

此案殊为可疑,照常情而言,春梅作为妾又是婢女出身,既然数年之中都相安无事,为何突然性情突然大变,这并不符合常情。吴泰来又称对方捏控,但又并未指出对方捏控的目的。事实上县衙对此也颇为怀疑,认为应先查明事实,县官怀疑是春梅在家中遭受虐待殴打而逃走。

同样,熊开宗为与妾周氏解除关系,则突出周氏如何“泼悍”,违背“礼义”而“不知妇道”,由此希望获得县衙的同情可以解除婚姻。

熊开宗诉县衙要求与妾解除婚姻关系,他称自己由于原配韦氏疯瘫,而父母年迈无人照顾,因此凭媒人娶故人孀妻周氏为妾,没想到这周氏虫蝎心肠,“不知妇道,非但不服使令,更敢悖逆翁姑。希望奉侍怡亲,谁料益增亲怒,悖亲罪恶,蚁咎何辞”。因此他认为“此种悍妇,七出已干。情愿凭官出退,以安家业,以顺亲怀,为此上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93页。]

巴县档案中,这些案件多由丈夫主动提起,妇女很少因夫妻失合而要求离婚。

妇女通奸

妇女因为违背“礼义”与人通奸而离婚的案件较为常见,如果男方因此要求离婚,往往最为容易。法律要求妇女守贞,妇女违背“礼义”与人通奸,不仅难以获得县官的同情,而且还可能受到县衙的惩罚。咸丰朝巴县中有数件涉及妇女通奸而另嫁的案件:

汪廷英的女儿汪氏因为和夫家的雇工陈二通奸怀孕,被夫家人撞破,告到官府,县衙判双方离异,并要求汪氏的父亲汪廷英领回女儿,择户另行改嫁。[ 《汪廷英为领回汪氏择户另嫁事领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42页。]

杨启普的妻子何氏与杨的无服杨光程通奸,后被杨启普发现。杨启普无法忍受,向县衙诉称要求与何氏离异。但是在族人的调解之下,杨启普撤回诉讼,考虑到何氏已经为其生育,最后没有选择离异,“奸夫”杨光程则要受枷示众。[ 《杨光程杨光荣等为杨启普甘与何氏离异杨光程受枷示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二册,第432页。]

该案中,因为考虑到何氏因为已生一子,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在族人的调解下,杨启普最终没有选择离异,县衙也尊重其选择,不过“奸夫”则要遭到惩罚。在这一类案件中,清代县衙不能绕过丈夫而直接判决。

丈夫逼奸

对于妇女而言,如果遭受丈夫(或丈夫家人)逼奸而要求离异,最容易获得县衙的同意和怜悯。一般对此类案件,县衙会判决离婚。在重视妇女贞节的社会情境中,妇女可以凭此获得保护。

蒋老六是李氏的公公,但蒋老六却逼迫儿媳卖奸,此事被状告后,县衙要求李氏与蒋老六的儿子离异。[ 《蒋老六等为将蒋李氏逼娼被责惩日后不得翻控滋祸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13页。]

刘何氏被丈夫刘仕义逼奸,刘氏不甘失节,因此向县衙请求与其离异,并且要求刘仕义返还衣饰和财银等。[ 《为甘与刘仕义离异并将衣饰及女择配之日取有财礼银两均分事结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181页。]

李幺姑被丈夫逼奸,李的母亲李禹氏要求将女儿领回。李禹氏供:“么女自幼凭媒许陈开材为妻,殊开材不务正业,屡次逼女儿李么姑卖娼。去年冬月间小妇人把陈开材具控在案休,恩审讯小妇人把女儿领回另行择配。”[ 《巴县县衙为李禹氏告陈开材等藐断歧控案录状》,《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十三册,第733页。]

依据这些案件,可以推测前面讨论的“典妻”“卖休”等案件,妇女在家庭中因为贫困而犯奸,往往并非其情愿,相信其中不少是遭受丈夫的逼迫。只不过一些妇女坚决不从而与丈夫结束婚姻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从这类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的境遇。

对于一部分民众而言,“礼义”对他们而言或许有另外的含义,那就是可以利用“礼义”而为其寻求利益。尽管清代法律实践中强调“礼义”,但我们不必夸大清代的“礼义”理念对底层民众观念的影响。然而,妇女在这些案件中不过是作为“财物”流动。

乾隆三十一年(1766),高朝位向县衙状告周之敏募卖妇女,高朝位称其侄女五姑嫁给沈朝统为妻,“所生一子年未甫周”。去年沈朝统因谭洪泽家遭盗窃一案而牵连入狱,“差拘押笼月余未审”,但后来有人来说沈朝统已死在狱里。考虑到侄女“衣食无措”,因此就在正月十四日的时候把她接到家里。几天后,到了正月二十一日,沈朝统的姨父周之敏来到家中说是要接侄女回去,并置办了酒宴请侄女,侄女跟去后,但是数日都没回来,去找周之敏问清情况,周刚开始是支支吾吾,后来索性避而不见。高朝位称自己经过细访,原来是周之敏串通媒人将侄女募卖给谭洪泽的舅舅傅二(傅大德)为妻,“蚁闻骇异,前月二十三日蚁来恩辕,又知朝统十九日方遂毙命。似此恶棍,不惟套接募卖大干法纪,更胆生妻活拆,律理奚容?”因此乞求县衙“剪恶除奸”,使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将“永颂鸿庥不朽,伏乞太爷台前施行”。

高朝位的叙述是如此值得怜悯和同情,他的行为都是为了考虑别人,考虑到侄女的境遇,自己还将其接到家中。然而所谓“无利不起早”,县官审讯查明的事实与高朝位所述并不一致:高朝位图借不遂,具告到县,庭讯之下,高氏仍配大德为婚。大德并未出有财礼。高朝位口口声声说的为“生者不致遭卖,死者不致含冤”“剪恶除奸”等不过是为了获得一笔财礼银,因为傅大德并未给其财礼银,高朝位才使用一套“礼义”说辞称侄女高氏被卖,说到底亦是为了将侄女嫁卖而获得身价银。因此,县衙判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统追荐费,并要求高朝位“不许滋事,甘结立案”。[ 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第189页。]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法官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详细列举了感情破裂的十四条认定标准,包括比如“包办、买卖婚姻,婚后一方随即提出离婚,或者虽共同生活多年,但确未建立起夫妻感情的”,“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其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还有“或者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全文 (law-lib.com)。]

这些标准,实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相应审判经验的总结。通过案卷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协调婚姻自由和社会实际,关键在于法官应尽可能准确确认夫妻相处的真实状况,以下我们依据一个中级法院关于上述几种情形的案件审判记录,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民事法官是如何确定离婚判决依据的。

(一)婚姻包办的案件情形

在妇女于某要求与丈夫尹某离婚的案件中,于某在离婚理由中强调其婚姻是“家长包办”,自己因为疾病“并不知情”。以“包办婚姻”为由要求离婚的,通常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这是法律着重反对的婚姻类型。

法官确认离婚原因“正当”与否,首先会潜在影响法院的询问方式。在此过程中,法官如何询问非常关键,其将明显影响妇女陈述的内容,法官的询问实际在引导妇女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对妇女于某要求离婚的案件,二审法院为查明事实和夫妻感情状况则询问当事人,该卷宗中有详细的询问记录,由此可以看到法官如何处理这类案件。

法官首先询问的内容主要是于某婚姻的基本情况,比如婚姻过程、相处时间、离婚过程、是否有子女等内容,这里法院希望了解双方的感情基础和婚后相处状况。

问:你把结婚的过程说说?答:前年三月间我那时有精神病,我母亲把我拎到江沿大队老周家订婚三四天就登记结婚的。问:当时你同意不?答:那时我有病稀里糊涂的,我也不知他怎么给我的。问:在那过时间多长呢?答:有六七个月,我好了一些我提出离婚他就打我,我就往娘家跑。我父母往回送多少次,我妹妹也送我。问:最后你父母为什么不往回送了呢?答:后来我母亲叫我回去,我不回去,我母亲又打我。后来大队开介绍信,到公社去解决。问:公社解决多少次?答:公社给解决多次,我坚决离,他不同意离。公社没有判决又介绍到法院的。问:你的病什么时候好的?答:去年秋天好的。问:怎么好的?答:前年他给我买了药,我吃了好些。后来回家,我母亲拎我到公社卫生院复诊。问:你们生活之间有没有小孩?答:没有。

之后,法院的询问开始进入关键的“离婚原因”,离婚原因“正当”与否,明显影响判决结果。

问:你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答:就是我有病时老人给我的,岁数大,我提出离婚他又揍我。问:你们能不能再过下去呢?答:不能再过下去了,他岁数大,我要求离婚,他就经常揍我。问:岁数大就是离婚理由吗?答:他岁数大,又不积极给我治病,怕治好了离婚,又不给我做衣服。问:离婚后你打算怎么办好?答:我离婚后我在家待几年,到队内劳动。问:再找对象不了呢?答:我多待几年,我再找好的,我再结婚。问:你们不离不行吗?答:我是决心不和他过了,再怎么我是和他离了。问:你不能再考虑一下和他过吗?答:我是坚决和他离开了。问:如果离婚的话,财产的什么争执没有?答:没有什么,我什么也不要。问:口粮上有什么要求?答:我回来二年的口粮我得要的。问:这二年你吃什么了?答:我都吃些菜和皮子啥的。

这样的询问有助于扩展妇女选择权限,法院不是挤压妇女的选择空间,而是本身就倾向于判决离婚。比如当于某说“他岁数大,我要求离婚”之后,法院反问道“岁数大就是离婚理由吗?”,此种反问与其说是辩驳,其实倒不如说是提醒于某再详细解释其离婚原因。

其实,法院在之前的询问中已经确认于某要求离婚的决心,比如“公社给解决多少次?”“你们能不能再过下去呢?”等,这样的询问其实不是压力,而更像是以尊重妇女意愿的方式征求意见。对这一案件,该法院已经倾向于判决离婚,因为法院询问集中于妇女离婚后事情,比如“离婚后你打算怎么办好?”“再找对象不了呢?”“如果离婚的话,财产的什么争执没有?”等,这些其实都是判决离婚之后要面对的事。

当妇女于某为了离婚,在说过财产方面 “什么都不要”后,法院清楚知道离婚后妇女的口粮显然是必需的,法院这时的询问实际上又是站在妇女于某的立场上,提醒于某关于离婚后口粮方面的要求。这些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既有妇女对婚姻的态度,也有关于离婚的理由,以及离婚后的生活安排等。

接着法院询问于某的母亲田某,当时全国各地在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法官对“包办婚姻”的反对态度非常明确。法院对“包办婚姻”的行为直接批评:“为什么孩子不到年龄就叫结婚,当时还有病就叫结婚,这不违背毛主席号召的晚婚吗?你们这是虐待和遗弃行为,这对吗?”,这样的询问较多显示出法官的权威。

问:你什么时候到于家的?答:于某四岁时到于家的。问:你为什么和于某的生身父离婚的?答:因为受虐待而离婚的。问:你带来几个(孩子),到于家生几个?答:只带来于某一个,到这生四个。问:到这生四个,念书没有?答:念书。问:为什么不供于某呢?答:因为于某现在的爹看不上她,我和他为此也打架,看不上于某。问:为什么给于某找这么早的婆家?答:因她受气,气的得了精神病(17岁)。心思给找个婆家算了,静心。问:为什么孩子不到年龄就叫结婚,当时还有病就叫结婚,这不违背毛主席号召的晚婚吗?你们这是虐待和遗弃行为,这对吗?答:我们错了,请求政府给处分吧!问:你女儿她病好了之后提出离婚,你劝过她没有?答:我劝过多次,也找公社劝过,法院去的也劝她多次,她坚决不干怎么办。问:如果离了,今后怎么办呢?答:那我也不能再干涉了,叫她自己选择吧!问:你女儿结婚时和婚后你们向尹某那要过钱没有?答:没有。问:尹某给你们家庭送给粮没有?答:没有,他一次也没有给送。问:这二年你女儿口粮怎么解决的?答:我卖了两口猪给些粮,又换些粗粮吃。

之后,法院询问上诉人即于某的丈夫尹某。比如,关于口粮等方面,法院则明确表明态度,最后还直接说道:“你等候判决吧!”这也体现出法院在最终判决前其实已经有判决离婚的倾向。

问:你这上诉状谁给写的?答:是我的老乡吴某给代笔写的。问:你不同意县法院判决离婚的理由是什么?答:县法院判决说我们婚姻是他父母包办的,我想不通的。结婚包办,离婚也包办吗?我想不通的。骗取结婚证明我也想不通的,到公社于某说得很好,她不嫌我岁数大,公社姓刘的当时我也听她说有精神病,我也认可要她的。我给她治病,和我要单据,我上哪去留它呢?……问:尹某你看怎么办好呀!答:她不跟我了,那她得赔偿我给(看)病的药弗(费)。口粮我已经送去了,我不给他们了。问:口粮你送去了?在县法院调解时,你并没有说过送去了,你说治病花六百多元,经查没有根据,我们又不能支持你的意见的。答:我不同意的。问:那你等候判决吧!答:嗯!

在询问上诉人和证人之后,法院认为该婚姻属于“家长包办”,还要求双方家长写了“检讨书”和“保证书”,一并存档。

于某父母的“检讨书”检讨其对子女婚姻包办的错误行为,并表示要 “积极参加这场批林批孔的伟大运动,一定和孔老二的旧思想旧观念决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保证书”中写道要尊重子女意愿:“过去由于我有旧思想、旧观念,趁女儿有病期间包办了她的婚姻,经过党的教育和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的严重,今后保证做到:1.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2.搞好家务,按党的要求教育好子女,长大好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3.今后要发扬家庭民主,有事大家商量,不自己说了算;4.对女儿的婚姻由其自主,决不包办,并说服其按照党的要求年龄结婚,在家期间绝不打骂虐待。”

审理案件的法官认为该案原审判决正确,驳回上诉。最后,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于某的父母和上诉人强迫精神病患者结婚是错误的,应给予批判教育。据此,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是正确的。上诉人要求赔偿治病和误工损失等,索要去二百元等问题,查无实据,不予支持。依法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本判决为终审,不准上诉。”[ 《于某与尹某离婚民事二审诉讼卷宗》,A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藏,档号:1974-11。]

(二)劳动教养的情形

1961年的一件离婚案件中,上诉人王某山(男,时年二十五岁,成分贫农)不服县一审判决其与王某娇(女,时年二十二岁,成分贫农)离婚,向该中级法院上诉。该卷宗中首先是初审法院的“民事案件上诉移送书”,该移送书由院长签名填写,“本院1960年10月2日所判决的王某山与王某娇离婚一案,因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我院已将该案的上诉本送达原告人,并已收到他的答辩状。兹将该案上诉状、答辩状连同全部案卷送上,请处理。此致。某法院。院长签名。日期”。

该案一审是由王某娇提起离婚诉求,原告称双方于1956年12月经人介绍自愿结婚,婚后感情一般,原告因为被告不务正业,对家庭生活不加照顾,并让被告人向乡人借钱、借钱,原告不同意去借钱或者借不来钱时,双方就会争吵打闹,为此被告还曾打过原告。另外被告人曾和孟某关系不清,并将孟某接到家中居住,以致夫妻关系更加破裂。1958年11月被告人还因为盗窃等犯罪活动被送劳动教养,因此原告以“感情不好”等为由,提出与被告人离婚。在审理中被告人说过去双方感情很好,原告这次提出离婚,主要是原告和周某某关系不清引起的,他不同意离婚。

在一审法院看来,原、被告系自愿结婚,婚前双方缺乏很好的相互了解,使其婚后经常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此外被告人结婚后,不务正业,对家庭生活不照顾,还让原告人出走向邻居求借,为此被告人曾打过原告人。这已经使夫妻感情日渐恶化,已达到不能继续同居的程度。而且被告人又因犯罪被送劳动教养,长期不能履行夫妻义务。

该法院认为原告提出离婚理由是正当的,应予以支持。至于被告人在审理中提出的其夫妻感情很好,离婚是由原告人作风不好引起的问题,该法院则认为:“经过调查和有关群众证实,其夫妻感情确系不好,原告人生活作风较活泼无其他问题。”因此,在法院看来,“这就充分说明被告人以此作为不同意离婚的条件是显然不妥当的”。最后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婚生男孩现年五岁,因为长期由被告人母亲抚养,原告少问其生活,判决由被告人母亲抚养;关于财产方面,行李一套、皮鞋一双、麻线衣服一套归原告所有;现有外债二十元由原告人负责偿还。”

被告不同意一审法院判决离婚的结果,向上级法院上诉。在上诉理由中,王某山认为双方感情较好,并没有不和睦的地方,至于女方所提出的逼迫其借债度日以及经常打他都不是事实。而且他称自己与孟某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干妹干哥,因此才接到家中住的,而且与她认识也是通过王某娇。相反,他则认为女方因为嫌弃家贫不务正业,乱搞男女关系,经常打骂虐待孩子,不给小孩吃奶,还和周某以及造纸厂的商某也有不正常的关系。

对于其被教养的经历,他则说道:“通过政府的人道主义的教育,我坚决改造自新,争取早日回到社会,恢复夫妻关系。我的教养并不是长期的,政府对改造坏人的政策、收容教养不是长期的,很快可以恢复夫妻关系。我认为女方提出的长期不能过夫妻生活为由采取离婚是不适当的。”他认为总的来说,女方提出的理由是“不充足”的,不可作为离婚的依据,他不同意法院判决离婚,提出上诉。

该中级法院为了解夫妻双方的感情状况,询问证人并记录。该案中的证人是媒人杨某,法院可能考虑到媒人对双方都相对熟悉。其询问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何认识原、被告双方的、怎样介绍的、结婚前的相处情况、婚后的相处的情况、对上诉人的评价、孩子抚养情况、征求判决意见。比如问到双方的感情情况,“问:他俩结婚后的感情怎么样?答:打一气,好一气。问:王某山的品质总的来说怎样?答:人是不错,就是学瞎了。”

该法院于1961年3月14日组成了合议庭审理此案。合议庭记录中先是描述了案件基本情况,之后是合议庭成员的意见。该记录中的一位法官称:“男方对他的缺点不仅不加以改正,相反还进行犯罪活动而被教养。经了解在教养中表现不好(被评为第三类),女方提出离婚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离婚是正确的。我同意原审意见,维持原判。”

合议庭另外两位法官也同意维持原判。合议庭最后确定结果是“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在此基础上,该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虽系自主自愿结婚,但婚后上诉人又不务正业,不照顾家庭生活,促使夫妻感情恶化。并且,上诉人不仅不改正错误,相反又进行盗窃等犯罪活动,显见这种夫妻关系难于继续。被上诉人提出离婚是正当的,应予以支持。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某山与王某娇离婚民事二审诉讼卷宗》,A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藏,档号:1961-13。]

法院判决离婚,和诉讼当事人违背家庭道德密切相关。就该案而言,丈夫王某山并未遵守家庭道德规范,其被劳教后更容易被法院视为道德品质存在问题,难以获得法院同情,法院认为妇女要求离婚的理由是 “正当”的。法院查明由于丈夫不务正业,致使家庭生活困难,并经常叫被上诉人到亲邻借钱,当被上诉人不同意去借或借不来时,双方即争吵,导致感情恶化,这就说明丈夫王某山并未遵守法律所要求的家庭道德规范,尤其是王某山还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在教养过程中表现不好。妇女以此要求离婚时,法院认为其离婚诉求是“正当”的,夫妻关系难以维系。

至于法院如何考虑“离婚理由”,上述合议庭记录上有明显体现:“男方对他的缺点不仅不加以改正,相反还进行犯罪活动而被教养。经了解在教养中表现不好(被评为第三类),女方提出离婚应予以支持。”在该案中,对判决有实质影响的其实是法院查明男方有犯罪行为,并在教养过程中表现不好,这被视为明显违反家庭道德。

(三)丈夫私自外流两年以上的情形

1974年的一件离婚案件卷宗中,法院确认女方离婚原因是“正当”的,主要在于男方卖掉家中财产私自外流,这不仅没有承担其家庭角色,而且不利于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生产。因此,该法院认为判决双方离婚是正确的。实际上,该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件中,已经倾向于判决离婚,从以上记录中可以看到法院主要是在做男方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接受判决离婚的现实。

原告张某(女,时年30岁,出身贫农,职业社员)与被告贺某(男,时年32岁,出身贫农,职业社员)于1969年3月间经人介绍自愿订婚,同年6月“非法结婚”。婚后不久,因为双方遇事欠商讨,又不能互敬互让,导致感情淡薄。尤其因原告家务料理不周,加之被告性情粗暴,因此常为生活琐事而口角、打骂。虽然经过大队、公社多次调解教育,但仍然没有好转。原、被告双方感情逐渐疏远、恶化。1971年5月某天,原告乘被告上山种地之机,便抱着孩子跑回娘家不归。被告人却于1971年10月间背着原告将二间草房、一口猪卖掉后,不安心于集体生产,于1972年4月私自外流,长达二年之久。在此期间,被告还指使其兄将剩余家产再次贩卖,家产卖后得款均被被告挥霍。而对被告人及其子女的生活不问不管,造成夫妻感情完全破裂。为此,原告以“经常被被告人打骂,没有夫妻感情”为理由,提出与被告人离婚,被告人不同意离婚。

该县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草率、非法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不佳,尤为严重的是被告私自将家产卖掉外流后,对原告及其子女的生活不管,造成了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已达到不堪继续同居之境地。因此“我院为了保障妇女与子女的合法利益,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判决双方离婚,婚生女一名由原告自行抚养,现有衣物在谁手归谁所有”。

贺某不同意法院的判决,向该中级法院上诉,在上诉书中他称原告张某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到处搞男女关系后在家生了孩子,送人后她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找人给我介绍,当时我也根据这种情况加上全家同意和本人自愿,我也要了她”。 至于为何一直没有登记,他称这是原告的父亲的意思,如果原告插队搭户,国家会给一部分钱,粮食也多。在他看来,刚开始一年多感情很好,后来不好的原因是1970年的时候他所在的大队粮食歉收,因为生活贫困,原告的父亲就提示自己把房子卖掉到街上住着,他给找工作。贺某不同意,张某的父亲就让女儿回娘家,贺某去找她的时候,还被她家人打伤住院。对于县法院判决离婚,他不同意,认为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痛苦,是“硬压着头强制给我离婚”。他写道:“上述我说的这些问题要求政府详细调查。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底(低),加上脑子坏啦,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只是把经过的事,徐(叙)述一边(遍),望政府给处理吧。我有错误的地方要求政府对我很很(狠狠)的(地)批和帮助。”

卷宗中“再找贺某工作情况简记”,可以看到该中级法院已不止一次去找贺某了解情况。这次,办案法官于1974年6月21日到县法院向院长交代了来意,县法院院长派刘同志一同前去做工作。他们到了大队先向调解主任交代来意并了解情况,之后又会见了大队支书康书记,又和两位队长进行了交谈,他们共同表示:“县法院的判决是合适的,符合实际情况,已无和好的可能,只是男方不服判,做他的思想工作是不太好作的。”

之后,当天下午一点到五点又同贺某进行谈话,当时在场的村支书、调解主任、县法院办案人员、经过反复教育,贺某仍然坚持上诉理由,并不放弃上诉意见,也不撤诉。该中级法院的办案法官在记录中专门附注了为何选择简记而不是详细记录,实在是因为“该人的说话特别零乱,无法记录,故做此简记”。

中级法院经过讨论,认为应该维持原判,同时要“做好上诉人贺某的思想工作”。可以推测,法院办案人员又会再一次做思想工作。

最后,该中级法院在判决书中称:“上诉人背着被上诉人将家中二间草房、一口猪卖掉后,私自外流两年之久。在此期间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及其子女的生活不管不问,并让其兄将剩余家产全部卖掉,因此造成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被上诉人提出离婚,经大队、公社多次调解无效,诉讼到法院。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上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双方婚姻基础不好,婚后又未建立起夫妻感情,加之上诉人私自将家产卖掉长期外流,对被上诉人及子女的生活不管不问,夫妻感情完全破裂,不能继续同居。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是正确的,故判决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贺某与张某离婚民事二审诉讼卷宗》,A 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藏,档号:1974-10。]

(四)调解和好的情形

对没有明确离婚“正当原因”的情形,法院一般会调解和好或判决不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法官具有较大职权,法官深入双方所在社区和单位,详细了解双方感情状况,找到夫妻矛盾关键,促使双方互相妥协,使双方关系得以维系。

法官角色与其说是是非明确的“裁判者”,不如说是“调停者”。法院采取“法庭调解”,深入了解诉讼当事人双方矛盾,希望能够以此化解矛盾。法院之所以能够积极促成调解,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因为“调解”与“判决”密不可分,以“判决”促成“调解”。

以下案件在法院的调解下,妇女最终撤诉,表示愿意和丈夫继续生活。

1962年王某(女,时年40岁,成分贫农,职业社员)不服县法院“判决不离”,要求与丈夫姜某(男,时年54岁,身份贫农,职业社员)结束婚姻关系。她认为婚后十天就打骂,每年都要闹离婚一两次。现在名义上为了分她卖房子的钱,实际上就是不想和她在一起过了。而且,丈夫姜某还和她表嫂子暗地通奸。她还认为丈夫对家务从来不管不问,也不照顾孩子。她向法院倾诉道:“因为在社里干活积极,从60年11月得了病,但姜某在家中看到治病就生气,说长道短,为此家庭纠纷不断,家庭的苦脑(恼)生活,实无法和他过到一起。他一贯强词夺理,暗地伤人,希望政府调查他的这些老邻居(了解)他对家中的感情怎样……这样的感情有关影响生产,影响身体,我实在不能和他维持在一起生活,我认可自己劳动,自己吃。再不受这些苦脑(恼),不能和姜某在一起过日子。”

姜某称自己是29岁和女方结婚的,至于是不是父母包办,他认为那时是旧社会,都是旧式婚姻。女方说结婚10天后就打仗(打架),他承认这个事情是有。在他看来,主要是因为那时生活困难家贫。女方指责他多次提出离婚,他说这事情根本没有。至于说他和表嫂通奸,更是无中生有。女方称他曾用大斧要劈她的事,他说这也根本没有。房子问题是年轻时候的事情,现在也没有因此打过架。总之根据这些情况,他不同意离婚,在他看来:“我们打架拌嘴是有的,可是我没有虐待过她,我们这个事情是她的亲戚张某挑拨的,他给出的主意。女方说的不是事实,我不同意离婚。有关我讲的,证人有大队某某等四人。” 法院的询问首先希望了解夫妻矛盾的关键。

问:你和姜某什么时候结婚的?答:是我十七岁那年,男方二十九岁。问:怎样结婚的?答:是我父亲包办的,收110元钱。问:是在哪结婚的?答:你们有几个孩子?答:现在两个孩子,大的十三岁,二的十岁。问:你们两个结婚后感情怎样?答:结婚后感情就是不好。问:怎样不好?答:姜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做活做累了,他回家就不满意,总说我不干活,因此就打骂我,他经常打骂,就是这样。有事从不给你商议。就是我往外借个东西什么的,他也动不动叫我走,给他倒地方。弄不弄就到村上、乡上和法院给处理……问:你们过去提过几次离婚,谁提的,为什么?答:到法院去过一二次,就是现在第二个小孩,他说不是他的,他才把我告到法院去。问:这次你们因为什么?答:就是因为房子的事情。

正在询问的过程中,姜某到场,法院就直接现场对双方进行调解。

问:你们这次提离婚是谁提的?因为什么?答: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离婚开始谁也没有提出,因为女的把房子卖了,先前来与我讲,我就不满意。既然卖给别人,第二天我收拾行李就搬走了。问:你看你搬出去也不和你老婆商量,这对不对?答:这不对是不对,但我得走,不能住了。问:你的脾气怎样?答:就是一般,也没和别人闹过意见,就是和老婆闹过几次。问:这次是谁提出来的?答:这次是姜某提出来的,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伤心呢。问:姜某你是否提出离婚,同意离婚吗?答:我没有提过,也不同意离婚。问:说明对这事(卖房子)双方应谅解,应和好?答:我对这个房子的事,过去从没卖过东西,这次卖交卖付我真不了解,姜说他不知情形,不是那回事,实际上卖时他在场。问:你们两个过得怎样?有没有不合的地方?答:平时他脾气很大,在外老说老婆偷嘴吃(出轨),待他不好。问:姜某,她讲这些你说过没有?答:我脾气是有,但那话我确实没说过,老社员都知道。

在此过程中,法院表明立场,即“希望双方一起过”,既然当事人双方现在已有房子,并希望双方能够顾及孩子,继续维系婚姻关系。

问:我们意见吧,你们这是不离婚最好,能到一起过。答:男方表示可以,女方表示不离也行,就是不到一起过。问:我们意见你们最好就是一起过,因为现在也有房子了,你们这得为孩子着想。你们最后有什么意见?答:姜某表示愿意和好,养活这两个孩子。问:女方还有什么意见?答:我也可以不离,但我不能和他一起过。问:那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吧,你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答:没有了。

经过就地调解,最后该法院称:“当事人王某因离婚一案,不服县法院判决,上诉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中院就地调解达成协议,双方表示和好,故上诉人同意撤诉。因此,该案准予撤诉不予以再审。但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出保证,以重新建立起和睦家庭。被上诉人表示对过去造成夫妻不和,对女方照顾不周以及脾气不好等绝不再犯,表示要互敬互爱、互相帮助,对生活琐事互相谅解以重新和好。因此,得到女方谅解,女方要求撤诉,重新同居。”[ 《王某与姜某离婚民事二审诉讼卷宗》,A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室藏,档号:1962-19。]

概括起来,上述这些案件,法官们对夫妻感情的判断可谓是实质性的,基本没有关于法律条文的引用,其特点正如黄宗智先生曾剖析的那样:法官先让当事人倾诉委屈和问题,然后再表明观点,法官本人所表达观点代表的是通过调查获得的真理;访问和谈话方式是引导当事人自愿参与并如实表达观点,而非法官居高临下式纠问;法官总是亲自下乡调查,而非召唤证人和当事人当堂办案等。[ [美]黄宗智:《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第23—25页。]依赖于这样一种实质性做法,反倒使得法官们对离婚案件的判决比较符合实际,这也说明如何协调婚姻自由与社会实际,关键在于法官要尽可能准确确认夫妻感情真实状况。

——选自《妇女、家庭与法律实践:清代以来的法律社会史》,赵刘洋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

法律实践中的妇女权利困境

离婚诉讼情形全国大致类似,总体而言,妇女离婚案件在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比重不大。根据1944—1946年统计,福建省全省一审审结婚姻纠纷案件1250件,占同时期民事案件审结数的775%。其中有离婚597件,婚姻撤销85件,婚姻无效90件,确认婚姻成立44件,确认婚姻无效55件,同居139件,解除婚约240件。法院诉请离婚均需具备“法定理由”,才能获准判决离婚。全省判决离婚的214件中,由女方提出的186件,占8692%。准予离婚(受虐待和遗弃及意图杀害)122件,占5701%,其他有重婚52件,通奸15件,恶疾及精神病者9件,生死不明11件,犯徒刑罪者5件。[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审判志》,第75页。]江西玉山县司法处1937—1949年间所审结的230件民事案件中,婚姻案件只有29件,占12.5%。万年县司法处共审结民事案件203件,其中婚姻案件4件(解除婚约3件、离婚1件)占197%。河口地方法院1941年共审结民事诉讼案件99件,其中婚姻案件5件(离婚1件,请求同居1件,撤销婚姻2件,解除婚约1件),只占5%。[ 江西省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饶地区法院志》,第243页。]1946年河口、鄱阳两地方法院共受理民事诉讼案件256件,其中婚姻案件23件,审结250件,其中婚姻案件23件。所结婚姻案件中,判决的8件,和解的4件,驳回的4件,撤回的6件,其他1件。婚姻案件包括离婚、撤销婚姻、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同居、解除婚约。[ 江西省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志编纂委员会编:《上饶地区法院志》,第245页。]尽管法律扩展了妇女在家庭纠纷中的选择权,但是法律实践中对离婚的判决往往强调“法定理由”,法律实践中往往容易驳回当事人的离婚诉讼请求。

(一)“妾”的法律地位

“妾”在法律实践中,往往被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妇女离婚诉讼请求往往会被法院认为缺乏“法定理由”而驳回。陈秀琴(年21岁)向法院诉请与杨再兴(年44岁)脱离关系并给付扶养费案,然而却一直被法院驳回。陈诉称,1942年杨以诱迫手段将当时年仅16岁的她强纳为第三妾,杨及其大老婆动辄对陈施加凌辱虐待。1947年陈回娘家为其父祭祀后返杨家时,“竟遭杨无端殴打致伤,左邻右舍乃至保甲长所目睹,但因杨为人凶残,无人敢出面劝阻”。陈称无法与杨同居,回到娘家,但其娘家“家境贫寒,生活困难”。陈于同年10月诉于厦门地方法院,请求准予脱离关系,并一次给付扶养费4000万元(法币)。厦门地方法院于当年12月24日做出判决,对杨再兴虐待陈秀琴的行为,以原告不能提出佐证,不予认定。并谓陈秀琴“既不愿继续为被告之妾,自得自由脱离,且原告于起诉前既已离开被告家庭,被告更非不许脱离”,“原告诉请判决准予脱离家庭关系,依首开说明,应认为无理,予以驳回。次查家长与家属间应互为扶养义务,然家属指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一家者而言。若不能同居一家,即欠缺视为家庭之要件,自不得主张扶养费权利”。陈秀琴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厦门高等分院,因她无法如期交纳裁判费,厦门高等分院即于1948年3月16日以“上诉难于合法”之裁定,将陈秀琴的上诉驳回。[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省志·审判志》,第75—76页。]

法律实践中实际上将“妾”排除于婚姻关系之外,因为法律不承认“妾”的法律地位,但对社会实际中的“纳妾”现象又认为其不属“重婚”而不干预和惩罚。陈秀琴的身份是“妾”,法院认为与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的家属关系有别,既然已经返回娘家,杨再兴也并不反对,因此即可视为已经脱离关系。此种关系不同于夫妻关系,法律实践中将其排除于婚姻保护的范围,反复将陈的诉讼请求驳回。然而,法律既不承认“妾”,将其排除于法律保护范围外,又认为丈夫与“妾”的关系不同于“重婚”,这又在事实上默许了“妾”的存在。

(二)家长的支配权

法律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第980条)[ 法学编译社编:《袖珍六法全书》,第150页。]不得结婚,不过在社会习俗中早婚并不稀见,而且法律又同时承认家长的“主婚”,“未成年人结婚,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第981条)[ 法学编译社编:《袖珍六法全书》,第150页。]。民国时期家长在家庭事务中具有支配地位,妇女的婚姻仍然由家长支配,法律实践中对此实际上多不直接干预。

原告人尚正业,男,时年26岁,中宁县人。被告人肖白氏,女,中宁县人。被告人肖桂桂,女,时年18岁,系肖白氏之女。被告人肖德金,男,系肖桂桂之兄。原告诉称其希望被告肖桂桂能够履行婚约。原告称:1945年5月,原告求媒人说合,在被告母亲肖白氏、兄长肖德金主持下和被告肖桂桂订婚,肖桂桂当年16岁。订婚时开具庚帖合婚,下聘礼法币24万元、绸缎衣料5件以及化妆品等俱全,被告母亲收受,摆宴迎接,邻人皆知,择1946年1月31日迎娶。临近婚期,被告屡推年幼,身染时疫,推延至1947年8月,并托媒人贺黄氏通告,以物价高涨,要求增加聘礼法币70元,衣料3件。当原告如数办齐送去时,被告又拒不受礼,肖白氏让女儿背约毁婚。故原告起诉于法院要求判决履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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