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和变迁中，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核心价值观？哪八位帝王发挥了决定性的用？哪些制度左右着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动员？……

本书是一本视角新颖的中国古代政治史，全新揭示了秦统一后帝制国家皇权系统的运营逻辑，并力图从中找寻变迁规律，揭示王朝循环的原因，总结历史得失。作者将数十位帝王的故事与大历史视野相结合，既是一部中国历代皇帝评说总集，又梳理了两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便于读者快速理解帝制中国两千年兴亡得失的机理。

沈刚，男，1965年12月生，汉族，浙江金华人。文学学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现任上海唐神广告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绪 章 帝制时期的运营和治理

第一章 创制：秦汉第一帝国

第一节 秦始皇：开创还是毁灭

第二节 摸着石头过河的汉高祖

第三节 忍者汉文帝

第四节 汉武大帝的矛盾人生

第五节 汉宣帝：霸道王道两手抓

第六节 新帝王莽的理想国

第二章 重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

第一节 曹操、魏文帝的三国时代

第二节 晋武帝：统一还是崩溃

第三节 晋元帝：东晋政权的士族专政

第四节 前秦天王苻坚：大一统的失败尝试

第五节 职业军人宋武帝

第六节 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

第七节 梁武帝崇佛和西魏宇文泰改革

第三章 调整：隋唐第二帝国

第一节 文帝、炀帝：二世隋朝

第二节 天可汗唐太宗

第三节 女皇武则天的逆袭之路

第四节 成败唐玄宗

第五节 唐宪宗：承前启后的中兴

第六节 武宗和宣宗：帝国的落日

第四章 完善：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

第一节 辽太祖太宗：契丹版的一国两元体制

第二节 宋太祖：最后的篡位者

第三节 宋仁宗：盛治和改革

第四节 宋高宗的南渡岁月

第五节 金世宗与宋理宗：文治的迷思

第五章 固化：元明清第三帝国

第一节 元世祖：因俗而治，蒙汉相杂

第二节 明太祖的恐怖政治

第三节 明成祖和他的儿孙

第四节 明世宗：革新与停滞

第五节 深居宫中的明神宗和崛起的努尔哈赤

第六节 明思宗殉国与皇太极、多尔衮建国

第七节 最后的康熙大帝

第八节 乾隆帝的盛世自恋

第九节 道咸大碰撞

第十节慈禧太后，帝制的终局

结论

治理体系中的最高统治者

后记

我的跨界历史写作

参考文献

绪 章

帝制时期的运营和治理

系统背后的力量

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篇中提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给自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历史学家选择国家作为研究历史的一般范围。但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即使相对隔离的大不列颠，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 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1 所以， 汤因比主张以文明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不过，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文明和国家的单位可能大致是重合的。以黄河、长江为母亲河的农耕族群不断开拓，并与周边游牧、渔猎等族群碰撞和融合，这种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和超大规模国家政权的演变是一致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是指中华文明

1 汤因比著， 曹未风等译：《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第1 版，第1 至4 页。

闭环内政治权力的治乱兴亡。

自从秦政权统一天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进入了两千余年的帝制治理周期。其中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替和转换，既有大一统盛世的文治武功，又有大分裂血腥的至暗时刻，但是，以天命传授为合法性来源的皇权系统始终未变，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帝王家族。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古代通讯、交通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维持巨型帝制国家政权循环运营，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无论是中华文明闭环中皇权系统动态的持续性，还是系统持续过程中的动荡、溃败和重建，除了环境中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等诸多因素，其他背后发生作用的力量，可能还包括统治国家理论的号召能力，统治国家策略的控制能力，以及国家政权组织的保障能力，国家政权资源的动员能力等。我们不妨把每位统治者、每个朝代和每个历史阶段，乃至帝制时期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都视为一段段可被研究的系统模型，以微观、具象的角度入手，从运营系统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观察，如果期望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这几者关系的平衡，反之，若是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存在缺陷，或发生重大负面的变化，系统一定会出现障碍或崩盘。

国家政权的大环境，除了气候、地理和灾害等自然界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等外部状态，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部因素，这些都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群的利益需求，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充分揭示了自然气候、地理风貌和民众心理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价值观即官方的统治理论，来源于宗教、学术流派等思想积

淀，表现为统治者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信仰，对于相当多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是王朝演变合法性来源的重要精神力量。

方法论即政权的统治策略，是运营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可细分为多种局部的分策略，分别对应于不同时期、区域和人群的阶段性需求。包括内部对豪族、士人和平民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外部对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和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力量的策略等，具体表现形式为国家的公共产品，即对内或对外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政策。

组织指统治集团组织体制的保障，涵盖团队和机构两大方面。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士大夫等朝廷官僚力量之间的一致性、可控性，从中央到各地军政机构的完整性、有效性，这些都是皇权系统正常运营的必要前提。最高统治者作为组织的决策者，其性格、行为和习惯，深刻影响着团队和整个国家的文化。

资源指国家人力、财力和其他物力资源的动员水平。王朝政权武装的组织能力、财政的控制能力和战略物资的掌握能力，这些动态的资源体现了系统的综合实力。强大的组织可以动员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强大的资源也可以促成更加完备的组织体制。

在国家治理五个维度的模型中，方法论及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源于大环境、价值观、组织和资源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受制于某一方面的因素。一旦正确的策略确立，组织体制保障即成为运营系统的主导性力量。统治国家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策略实现统一，不仅可以带来组织的完善、资源的累积，甚至可以

突破大环境的瓶颈，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成长和正向发展。

古代中国治理体系的成型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自西周建立分封制而初具规模，即周天子将王室宗亲或重要功臣派往封地建国，以血缘及亲密关系为纽带，形成诸侯拱卫王室、共治天下的统治策略。上古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以天命自居，而且周人将君主的德行作为天命转移的依据，确立嫡长子继承的宗法体系作为分封制存续的法源，制定礼乐形式作为伦理政治秩序的规范，被后世称为儒家价值观的最初实践。后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演变，西陲的秦国改行法家策略一统天下，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在统治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发展君主专制、对地方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统治策略， 及至清政权覆亡、民国建立，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统治策略有着很大的不同。分封制是天子通过各诸侯国而统治天下，诸侯在其领地又进行次一级的分封， 天子是天下盟主。分封制可比喻为各地诸侯开了加盟店，而郡县制完全是皇帝直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集团完全听命于皇帝。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国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逐步完善，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某些特殊形式。

欧亚大陆东部的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是中国古代大环境外部条件的主要形态。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西南、西北分别为高原和大漠阻隔，东北森林连接着极寒之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天下国家的思维，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

王臣”（《诗经·小雅》），但天下真正的范围，主要限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族群区域，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族群区域，南方少数民族的高原和山地族群区域等。至少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上其他文明治理体系，对于帝制中国的运营系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被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西汉政权设计察举制度推荐人才，将儒生士人引入组织体制。最高统治者及成为组织体制主体的文官士大夫势力，通过自上而下各级行政司法合一的机构，采用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征发兵役和徭役，征收赋税，从而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动员。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首次高度统一，国家政权运营系统模型获得了稳定。

帝制治理时期的五个阶段

进入帝制时期两千年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秦汉第一帝国阶段，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隋唐第二帝国阶段，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以及元明清第三帝国阶段。

秦汉帝国时期是治理体系创制的阶段。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仅十五年而亡国，除了接班人选择出现意外，秦政权未能形成凝聚士人民众的共同价值，没有建立忠诚、高效的组织体制， 对国家人力、财力资源过度动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因素。汉高祖刘邦一度采取郡国并行的妥协策略，至其孙汉景帝时期实行

削藩策略，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最终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过渡。汉武帝将儒家价值、儒生引入运营系统，创立内朝、刺史等控制机构，但儒家天命转移之说，却意外成为王莽篡汉的动能。汉光武帝刘秀完成了儒生和文法吏势力融合，确立组织体制士大夫政治的特征，但部分名士、党人及文官势力，片面以价值的维护者自居，和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势力发生严重冲突，最终成为东汉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阶段。其中三国、两晋和南朝，是秦汉运营系统的继承和延续，而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则孕育了隋唐帝国的诞生。魏晋统治者以重建大一统秩序为己任，通过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的地位，但士族内心却不认可得位不正的皇权，进而怀疑儒家价值，脱儒入玄。至东晋时代，演变为与君主共治的士族专政统治策略。南朝各代虽然重振了君主专制权威，但武人一再上演暴力夺权大戏，不可能形成价值观和方法论平衡的运营系统。北方少数民族以武力重建天命皇权，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北魏政权的系列制度改革和汉化政策，以及西魏政权关中本位、府兵制的价值和策略，奠定了重建大一统的资源动员能力，促使了隋唐帝国的出世。

隋唐帝国时期是帝制治理体系调整的阶段。隋文帝确立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权组织体制，启动科举考试取士的创新，但缺乏宏大的立国价值，其后隋炀帝过度进行资源动员，重演秦政权二世而亡的大戏。唐太宗混合胡汉，超越秦汉，构建起帝制时期最为开放的世界性帝国系统，但并未产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唐代的宗教、思想领域过于自由，削弱了儒家价值的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相关制度过于粗略，影响了运营系统持久的稳

定性。“安史之乱”之后，唐政权展开了以削藩、资源动员方式改革为重点的系统调整，至唐宪宗时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韩愈等士大夫提出把儒家道统论作为国家唯一的价值。在系统修复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对于组织体制内部各种势力的平衡最终失控， 唐政权失去了治理多民族国家的能力。

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是帝制治理体系的完善阶段。其中两宋是隋唐运营系统的延续，辽金则开启了元明清帝国的大门。宋太祖崇文抑武、重用平民士大夫，通过多种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弥补了依靠最高统治者个人能力管理的系统缺陷， 后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统治策略的特殊形式，堪称帝制时期治理体系中最为良性的模式。两宋时代是重现儒学价值的黄金岁月，南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但是，两宋政权的军事资源的控制和动员能力，明显落后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终为外来的武力所摧毁。而东北地区契丹族所建的辽政权，在五代后晋时期取得汉地幽云十六州，即发明出一个政权内部存在两种运营系统的模式，即对于汉民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采用两种不同的统治理论和策略，并形成了不同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 为元明清时期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参考方向。

元明清帝国时期为帝制治理体系固化的阶段。元代扩大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空间，在漠北、汉地、西藏和西南诸地，实施因俗而治的不同的统治策略和组织体制，但是，元政权注重扩张和敛财，两种统治制度相互冲突，运营系统未能形成明确的价值。元代采取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分等级的民族歧视政策， 其高度压迫的手段，因为执行过程中的混乱，反而被明太祖认为元亡失之于宽。明太祖大规模屠杀功臣，废除丞相制度，将君主专制发展为君主独大的特殊形式，设立锦衣卫特务制度，明成祖

时又设立由宦官主持的东厂，对大臣、民众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监视。明太祖任意删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内容，规定科举考试应用八股文格式，公开廷杖、羞辱大臣，实际上剥夺了士大夫对儒家价值的解释权。

清政权继承了元明两代的高度压迫和专制，康熙帝、乾隆帝等充当君师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角色，又设立南书房、军机处等内廷机构，似分别置满汉大臣于奴才和秘书的角色，出现了君主一人独裁的统治策略特殊形式。清代构建以满治国、兼以多元的运营系统，即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权中，满洲子弟处在主导的地位，八旗军力除拱卫京师之外，分别驻守国内要镇或边疆重地， 设立驻防将军管理或监视各地方、各民族。清政权在汉地、满洲及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边地，分别施以不同的理论、策略、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

如果没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可能将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的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和循环，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特闭环。

改朝换代的三种类型

帝制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共产生了九大相对统一的王朝、十大号称大一统治理的政权，即秦朝、汉朝、西晋、隋朝、唐朝、

北宋、元朝、明朝和清朝，其中超过四百年的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虽然均为刘氏一脉，实际上是彼此有所联系的不同政权， 以及五十余个偏安王朝、割据势力等。中国帝制时期运营系统的中断、重启，即王朝政权的倾覆和重建，无外乎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体制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民变暴动的领袖， 或者是地方上的军人大族，在大范围的动乱和战争中，逐步剪灭天下群雄建立新朝。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后，至少有七次大型起义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王朝的毁灭。即秦末陈胜、吴广率先发动的起义，两汉之间新莽时期的绿林、赤眉军起义，东汉末年张角黄巾起义，隋朝末年瓦岗军率先发动的起义，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流民起义，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和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饥民起义等。分别建立了汉朝、明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 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重要领袖。重建汉朝的刘秀，是参加起义的汉室皇族成员，开创了大唐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是加入起义阵营的隋朝将军。这种结束乱局统一天下的过程，基本上依靠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战争去完成，民众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达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中，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民众，一定时期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大多数的情况下，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出现暴政，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过度动员，以及组织体制内部出现冲突、斗争，加之天灾、饥荒等大环境的因素等，都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

第二种类型是组织体制内部权臣的簒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时代的篡位者，往往是控制了中央政权的大臣，拥有军事资源的将领，或者是皇太后、皇后或皇妃家族中的外戚势力。终结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终结东汉政权建立魏朝的曹丕，从曹

魏王朝手中夺取政权，历经三代建立晋朝的司马炎，又从东晋王朝手中夺取政权，杀死司马氏后人建立南朝宋政权的刘裕，以及有样学样的齐、梁、陈等政权的萧道成、萧衍和陈霸先诸帝，代北周建隋统一中国的隋文帝杨坚，代后周建宋开创新局的宋太祖赵匡胤，等等。这些帝制时期的篡位者，大多虚托上古尧舜相传之禅让故事，包装自己以非伦理、非合法程序手段取得帝位的事实。

相比较全国性的战争动乱，这种王朝品牌转换的社会成本较低，往往暴露了运营系统内部的弊端。比如儒家君臣秩序的核心价值不彰，组织体制的机构设置存在缺陷，最高统治者年幼或者无能，以致君权旁落，无法驾驭组织体制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等。宋朝之后儒家学说深入人心，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衡制度逐步完善。对于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权臣篡位的事例几乎绝迹。

第三种类型为边地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推翻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后以儒家理念重建国家的运营系统。北方族群征服黄河中下游的中央区域，以天下国家正统自居，是历史上常见的规律性现象。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即是融合了众多不同来源的族群而形成。周王朝、秦王朝的先人来自西北地区的部落， 隋唐帝国的皇室至少拥有部分的鲜卑族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巴蜀等地十六国政权绝大部分为少数民族所建，其中氐族苻氏所建的前秦一度统一北方。鲜卑族所建的北魏政权再度统一北方。和宋王朝并存的契丹族辽国，取辽而代的女真族金国，以及后来统一了全国的元和清等，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丰富了古代中国的内涵和外延，还创造出在一个国家政权内部， 存在不同的统治策略、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的多民族国家运

营系统。

“中国”从最初的地理概念，即镐京、洛邑附近的周王室中心地带，秦汉时代的中原地区，逐步发展至民族和文化的概念。东晋、南宋政权离开中原建都江南，仍自认为代表着中国的正统，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汉地后，接受儒家文化的价值和礼仪，其统治地区都被认为是中国。

皇帝制度与王朝运营五个时期

皇帝制度是帝制治理统治策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以血缘、家族和世袭为基础的运营系统，最高统治者始终处在组织体制金字塔最顶部的位置。自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称帝始，至公元1912 年清宣统帝退位，共计有四百余人即位称帝，尚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单于、可汗等领袖。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部分统治者进行自觉的探索，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有些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失误，有些统治者肆意妄为，导致王朝统治的动荡，甚至发生崩盘的局面。

每个朝代运营系统的创立时期，开国君主大多是王朝统治策略基本制度的建立者。秦始皇嬴政直接将郡县制推广至原关东六国，汉高祖刘邦采取折中的郡国并行制，隋文帝开启科举考试取士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直接统辖六部，帝制时期每次治理体系的变革，取决于皇帝本人的乾纲独断。而且，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王朝创立者的思维和言行，乃至对于某些个案的处理，往往成为后世子孙遵循的祖制。汉光武帝刘秀酷爱儒家经典，唐太宗李世民强调皇帝的君德，宋太祖赵匡

胤要求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些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基调。

守成君主负有王朝永续发展的使命，故而帝制时期历朝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择，是皇帝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立嫡或者立贤， 是严格遵循宗法制度的顺序，还是依照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 围绕着帝位继承的斗争，不仅充满了阴谋和血腥，还影响了国家的生死。

一般在新的朝代成立四五十年左右，或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在位期间，王朝容易遭遇瓶颈期，如果统治者不能处理好内外各种矛盾，臣民无法建立起对于价值、新生政权和皇帝个人三合一的忠诚，国家将面临再次瓦解的危机。秦朝、隋朝二世而亡，西晋政权迅速崩溃，都是因为王朝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反之， 西汉、东汉时期分别形成汉文帝主导的“文景之治”及“明章之治”、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宋太宗赵光义确定文治传统、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出现“仁宣之治”、清圣祖康熙帝开启“康乾盛世”，这些都是通过了瓶颈期的例子。

开创期、瓶颈期之后，国家治理进入发展期。开国君主奠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越来越难以适应客观大环境的改变。随着最高统治者采取改革或保守的处理方式，王朝的命运各有不同。其中不乏颇具作为又有争议的君主，汉武帝对于匈奴展开大规模作战，晚年下颁反思穷兵黩武政策的罪己诏；唐玄宗李隆基创造空前的开元盛世，晚年酿成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乾隆帝弘历完成了清代最终的统一，晚年顽固拒绝任何工业文明治理体系的信息；等等。

随后部分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期，计有西汉宣帝时期“孝宣中兴”，唐朝宪宗时期“元和中兴”，武宗、宣宗时期的“会昌中

兴”和“大中之治”，宋室南迁后“高宗中兴”和“孝宗中兴”， 明代后期“万历中兴”，以及清代慈禧太后实际主政时“同光中兴”等。最终，王朝走向了崩溃期。

以最高统治者作为切入点

本书从帝制时期五个历史阶段里，根据时间线索，选择四十余位最高统治者进行观察和研究，以九大相对处于统一朝代的皇帝为主，包括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位处分裂时期的王朝君主，涵盖运营系统创立、瓶颈、发展、中兴与崩溃各个时期。考虑到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其他的帝王们略有带到。本书既从当时的大环境出发，剖析这些统治者的解决方案，对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的作用；更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解读每个时期运营系统的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等方面，对于不同历史阶段治理体系模型成熟的贡献。不仅探讨这些帝王、朝代具体的治理得失，而且阐述了帝制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来龙去脉，透视两千余年中国政治变迁的概貌。

作者研究和思考的方向，聚焦于最高统治者对于运营系统环境、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五者平衡关系的把握。关注治理体系不断成熟的五个阶段进程中，产生了哪些良性或有效的运营形式，哪些统治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帝制治理时期多次发生改朝换代，王朝运营系统从创立、瓶颈、发展、中兴至崩溃，它们与五大维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在儒道法各种思潮及佛教等外来信仰之间，统治者为什么始终将儒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 在国家统治策略相关内外政策的执行中，统治者怎样处理与豪族、士

人和平民等社会力量的关系？怎样处理和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力量的关系？这些都是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此外，下述更为细分的疑惑也是本书期以探讨的。

作为组织体制的中心，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等朝廷官僚力量，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这些复杂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其中，文官士大夫势力为什么会成为组织体制的主体？皇权与士大夫坚持的儒家价值解释权经历了怎样的磨合？最高统治者不断地通过组织机构加强对中央政权外朝和地方政权的控制，这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运营系统编户齐民的资源动员方式，在每个不同的朝代呈现了哪些不同的形态，这和北方游牧民族兵民合一的制度，分别代表了哪些不同的意义？

物换星移，时光飞逝。回望两千年，研读众多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成败得失，我们大致可以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的视角，理解历代兴亡内在的逻辑意义。通过对不同时期帝王的分析和比较， 发现帝制时期最为优质的统治者理政样本。这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出来的基本规律，以及从历史实践中发掘出来的特殊案例，不但能使我们的阅读变得更有趣味，或许也能给从事企业或政府管理工作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本书大部分的写作方式，是以每一节叙述一位帝王为主，但也有一节叙述连续两位帝王以上的，或以一位帝王引出一个朝代，主要看材料和观点交代的需要。中国的帝王多有谥号、庙号和年号，明清两代基本上一位帝王拥有一个年号，写作中按照史学惯例，除了直呼其名，一般以谥号或庙号代称，明清的帝王同时称其年号，完全是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和一家之言。

作者并非专业研究者，却具有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视角，值得一读！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

读后一个至深印象是，秦以来两千年王朝政治就是兴盛衰亡四个字。如何走出历史循环这一死结，作者通过皇权系统运营的五个维度，给出共情且新颖的解释，读后很受启发。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企业管理者眼中的中华千年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方法。读者能从中吸取经验，治国、做企业都是一回事。希望你读了这本书也有相同的感悟。

——刘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从一个特别的框架和视角出发，分别为中国四十余位有代表性的统治者撰写评传，连接起来又是一部两千年的帝制政治史，相当有创意，值得企业领导、政府官员和历史爱好者一读！

——姜鸣(晚清史、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专家)

本书以中国历史上的帝制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剖解每个时期的治理体系和有代表性的样本，让历史的经络骨骼豁然而出，是一部有独特视角和创造力的研究之作。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创办人)

《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行文流畅质朴，没有夸大的议论，更没有无所依凭的随意阐发。论出有据，紧扣史实。不仅能清晰地交待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绘声绘色地勾勒历史人物“肖像”，而且不会令人读起来感到沉闷无聊，不时有一些如朱玉一样的小观点、小视角给人惊喜！书中的关怀与野心是庞大的，它着眼于国家盛衰，心系民生大事。

阅读这本书，就如同置身于与古代王侯将相相同的处境中，体会到个人与时代命运的环绕纠葛，这里边既有受制于大环境的无奈，又有突围而出的雄才伟略。中国以皇帝为中心的运营系统消失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治理变迁中的得失成败仍需我们去审视和理解，进而获得鉴识，运用于当下。是什么导致王朝循环的迷局？皇座之上如何破局？相信每个人在阅读这本书后都会有所思考，给出自己的答案。

这一篇是本书通过人物剖析某个历史阶段治理得失的典范。汉文帝的帝王治术、推行的制度、汉文帝的功过是非、在历史中的定位，以及文景之治的前因后果都在这部分得到体现。汉文帝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帝王，但受到重视的程度不如秦皇汉武，作者给予汉文帝相对客观的评价，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了解汉文帝其人与其世。

——编者按

忍者汉文帝

汉文帝刘恒是帝制治理史上第一位开创了治世的帝王，他也是第一位由功臣势力推举而不是依照正常程序继位的皇帝。他将高祖时期与民休养生息的公共政策优化升级，宽俭待民、率先垂范，以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治国，是符合真正儒家精神的仁君。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帝王的个人品德在治理体系中占有一定位置，君主专制并不等于皇帝滥权。秦始皇首创皇帝制度，汉文帝始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开明治理的范例。经过文帝及其儿子景帝四十余年的工作，天下民众对于汉政权的品牌忠诚度大幅增加，不再想回到秦以前的战国时代。“文景之治”的成果，改变了大环境中前战国各国民众的心理状态，汉政权国家运营系统度过了危

险的瓶颈期。

调整与功臣、宗室关系

公元前180年，以刘肥之子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为代表的宗室势力和以陈平、周勃为代表的功臣集团势力联手，一举诛杀了朝堂中诸吕势力。在功臣势力主导下，刘邦第六子代王刘恒被迎立为皇帝。在最高权力出现事实空缺的情况下，汉高祖刘邦生前分封宗氏诸侯王的策略发挥了制衡作用，降低了外戚或功臣势力觊觎的可能性。陈平、周勃等人没有选择首先起兵反吕的刘襄，以及和吕后关系密切的淮南王刘长，决议拥立封地靠近匈奴的国防前线、母亲薄氏不受刘邦待见的代王刘恒，可能和他们内心不希望出现强势皇帝有关。

功臣势力以吕后所立幼帝及诸弟非惠帝亲生的借口，将他们全部诛杀，而进宫执行清理宗室任务的主要当事人，正是当年在马车上救下刘盈及其姐姐的滕公夏侯婴。刘恒进京入宫后，立即任命从代地带来的中尉宋昌为卫将军，掌握北、南两军，张武为郎中令，拱卫首都及宫廷的安全。

汉文帝刘恒不缺乏帝王心术，在妥善处理和功臣势力及诸侯王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政治才能。作为功臣势力核心的周勃有拥立之功，文帝内心对他感激尊重。但是，汉文帝考虑到君臣分际，在庄重严肃的朝会上，屡屡以专业问题提问，致其经常言不达意，后以列侯必须回到封地为由将其罢相。周勃失去军权回小县后，被人告发谋反入狱，虽通过关系托至薄太后说情，文帝下令予以释放、复爵，但终生闲居不再参与朝政。

文帝即位之初，分封了包括朱虚侯刘章、其弟刘兴居等新的诸侯王，宗室诸侯王增至十几个，其中确有不安分者。济北王刘兴居愤恨于兄长齐王未能为帝，又嫌封地太小而造反，兵败后身死国除，文帝赦免了参与打仗的其他人。淮南王刘长作风狂妄，直呼文帝为“大兄”，擅杀曾任左丞相的大臣审食其，被责备后密谋造反败露，受文帝宽免流放边地，途中绝食而死。文帝仍封他的四个儿子为侯，后又将淮南国封给他尚健在的三个儿子。太子刘启失手打死吴王刘濞之子后，刘濞怀恨称病不来朝见，文帝特赐他坐几、手杖，特许他因年迈可终身不到长安。尽管文帝意识到和诸侯国的矛盾逐步升级，但在国家安定、与民休养的大环境下，仍采取化解冲突、怀柔为主的政策。

察举制的先声

公元前178年，文帝即位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日食现象。汉文帝为此下诏罪己，向天下征求贤良方正人才，此举为帝制时期组织体制中察举制度的先声。当年追随高祖创业的功臣势力逐步老去，其他文法吏仅为执行法律法令的工具，从平民士人中发现治国的人才，并能反映民间的声音，成为王朝系统运营中不可回避的课题。

年纪少文帝3岁的洛阳才子贾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兼有部分法家思想，上疏提出了宏大的改革建议。他先后写作《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论积贮疏》《治安策》等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多个层面。比如主张改革制度，悉更秦法；主张国家要重视积贮粮食，引导民众以农为本；主张将大的诸侯国分建成若干个小国；主张彻底改变秦律中残酷的立法理念，刑罚宽简、礼法并治。尽管文帝并未完全采纳他的建议，外放他担任长沙王太傅和梁怀王太傅，但贾谊的这种认识，是汉代国家治理思想进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晁错和贾谊同年，兼杂儒法之学，是文帝在贾谊早逝后发现的人才。他写有著名的《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文，论述了汉军和匈奴的军事战术，建议移民垦边以御匈奴，以爵位赐给捐献粮食的民众，将粮食供给边防将士及粮库，均得到文帝嘉许，并被提拔参加政治实践。晁错还主张对诸侯国实行削藩的策略。

对内不扰民，对外不挑衅

轻徭薄赋、奖励生产的政策，是对汉初社会民众根本需求的回应，自高祖时期实施。即使柔弱如惠帝、强悍如吕后，也未背离恢复国家繁荣、民众富裕的基本方向。文帝主导的汉政权，采取先富民而后强国的策略，劝民农桑、藏富于民。春耕时节，汉文帝来到皇家籍田，率大臣们举行亲耕仪式作为天下榜样，并下诏将当年田赋从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公元前 167年，文帝决定免除该年天下所有的田赋，连续执行十三年，将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成年人的算赋（人头税），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文帝根据晁错的建议，采用招募内地民众戍边，充实边疆防务，改变了以往民众必须到边境服戍役一年的做法。汉政权削减国家筑路、治河和修城等公共工程，不再大规模征发劳动力，以往每年到各级地方政权服役一个月，改为每三年服役一个月，减轻了民众的徭役负担。

汉文帝是历史上极少数开放国家资源给民间经营的皇帝，他通过开放天子私有的自然资源，收取一定山泽税的方法[ 郭建龙：《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厦门：鹭江出

版社，2017 年版，第 16 页。]，解决大幅度降低农业税、人头税造成的国家财政资源不足的困难。文帝颁布了弛山泽之禁的诏令，将山林湖海等属于皇家的非农业资源，包括森林、矿藏和渔业，特别是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盐业，全部交给私人业者经营。一度将交通要道的收税关卡取消，不再向业者验看过关的通行证。吕后时期，曾颁布除盗铸钱令，民间私铸铜币者一律死刑。由于各诸侯国有权铸造铜钱，中央直接控制的铜矿不足，以致钱贵谷贱不利于商品的流通。文帝索性将政府垄断的铸钱，一并放开。

汉文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的价值，和现代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自由派治理主张类似，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诸如贫富分配不均的弊端。贾谊对于社会上富豪的奢侈行为深表不满，主张裁抑富豪、改正世风，甚至建议将铜矿收回国有，被汉文帝明确拒绝。文帝反而采纳了晁错授予富人爵位的方法，即允许通过富人的捐献，把国防所需的粮食送到边关交给军队，边关军粮储备充足后，又把粮食上交到各地郡县的粮库，将富人的捐献当作国家财政资源的一部分。

为了长期坚持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控制战争动员可能消耗的巨大资源，汉文帝对于国家最主要的外患，即北方的匈奴和南方已经称帝的南越，采取有理有节、不主动挑战的克制策略。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约，南下略地掳掠，文帝派灌婴率军迎击，等匈奴退后，并不引军追击。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兵侵入，前锋逼近距汉长安仅二百里处，文帝发车千乘、骑兵十万拱卫首都，又遣西北勤王之师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撤军后，汉军尾随至塞外即还。之后匈奴连年犯边，造成边地民众的人员财产损失。公元前158年，老上单于之子军臣毁和亲之约南犯，各路汉军陆续抵达边境后，匈奴退出塞外。二十余年间，汉文帝以积极防御为后盾，加强边关的报警制度，释放官奴婢，在边地建造马苑，养马三十余万匹，但始终不和匈奴断绝书信往来，坚持实行和亲等修好的政策，将匈奴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

南方的南越国为前秦军将领赵佗所建，秦末汉初自立后曾向高祖称臣，吕后时期，因禁止中原铁器运入而引发战争。文帝派出高祖时出使的老臣陆贾再度前往，带去一封言辞诚恳的信件，告知赵佗，汉政权对他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给予了照顾，对他的祖宗坟墓进行了修葺。赵佗被汉文帝的真诚打动，遂取消帝号，重新盟誓永为汉之藩属。

除了不进行大规模工程，不发动大范围战争，汉文帝还大幅度压缩政府开支，以及皇家的日常生活花销。文帝在位23年，没有修建一处园林宫殿，没有增添一副车马仪仗。宫中曾筹备建造一座游宴的露台，当汉文帝得知预算需要一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家庭的财产时，他立即表示不建。汉文帝常穿草鞋上朝，他自己的龙袍一穿多年。为了节省布料，他最宠爱妃子的衣裙下摆，不能拖到地上，宫中所有的帷幕装饰都不带刺绣，没有花边。文帝去世前，还专门留下遗嘱，要求皆以瓦器陪葬，不得用金银铜锡作为装饰，归葬地霸陵山川一切如旧，不得因为造陵而改变模样。

汉文帝之所以保持贤行仁政，可能有他作为庶子藩王入继大统的环境因素，即他必须时刻小心翼翼、戒慎恐惧，以面对天下可能不服的臣民。同时他个人的品德修养，以及黄老之学中的道法理念，应该也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

尊重法律与相权

汉文帝倡导以法治国，并不是以法家路线的严刑峻法对付被统治的民众，而是宽松立法、宽厚执法，制定符合天道的法律共同遵守之。文帝废除了连坐诛灭三族的“相坐法”，取消诽谤及妖言罪。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受牵连要被处以肉刑，即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砍去左脚或右脚的断趾刑等。他的小女儿缇萦给文帝上书，要求舍身去做官府女仆为父赎罪，文帝感动之余，要求废除已经实行了上千年的肉刑法。司马迁首先将此事写入《史记》，此事成为千古流传的孝女贤君美事。

汉文帝时期，主管全国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坚持法律应为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理念，当皇帝的诏令和法律不一致时，仍选择坚持依法判决，最终得到了文帝的理解和认可。太子刘启及弟梁王刘揖过司马门不下车，被张释之扣留，直至文帝向母亲脱帽谢罪，薄太后派人赦免太子和梁王，此事才了结。文帝出行车马被行人惊到，张释之认为不能因为撞到天子就重判，仅依法判罚金四两。有人盗走汉高祖庙中的玉环，文帝相当愤怒，要求将抓到的盗者诛族，张释之仍依法判处了斩首。公元前170年，当时担任车骑将军的薄昭枉杀皇帝使者，薄昭为薄太后之弟，又是当年随文帝从代地进京的功臣，汉文帝不忍心公开将其处决，便

派多位大臣去薄府中哭丧，逼其自尽。

汉承秦制，中央政权的三公，即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为最高位阶的大臣。其中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太尉负责军事，丞相为百官之长，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汉政权建立之后，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和周勃等功臣先后为相。汉文帝中后期时，功臣出身的申屠嘉担任丞相，他刚正而廉洁，文帝对其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文帝喜欢的男宠邓通在朝堂上妄言，得罪了申屠嘉，文帝要求邓通到相府赔礼，并亲自出面向丞相求情。

必须指出的是，在秦汉时代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统治策略的皇帝制度中，皇帝的权力是决策性的、全局性的，丞相的权力是事务性的、过程性的。丞相必须向皇帝负责，皇帝控制的范围和程度，根据他自己的理解，以及对某件事的关注度而定，皇权是至高的，而相权是从属的。在皇帝掌握丞相任免甚至生死的前提下，所谓相权对皇权的制衡其实相当有限、因人而异。萧何为开国创制元勋，建议汉高祖开放皇家园林给百姓耕种，引起了高祖误会，一度被戴上镣铐打入狱中。吕后执政时期，王陵不赞成分封吕氏为王，随即被去职。

汉文帝愿意尊重相权，如同他愿意尊重法律，应当是他心怀理念、自我克制的行为。帝制治理时期，皇帝是统治策略之下法律的最终制定者、修改者。法律服从皇帝个人的意志，而君主专制的皇权可以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吕后曾亲自废除“三族罪”，而她死后，吕氏一门无论男女老幼，全部被诛杀；文帝废除了“诽谤罪”，但到了他的孙子汉武帝时，酷吏仍以“诽谤罪”加害大臣。[ 王立群：《王立群读〈史记〉之文景之治》，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59 页。]

至文帝的晚期，齐吴楚等诸侯大国已建立了有三十五年左右，王国组织体制除相国由中央政权决定外，其余官吏都自行任命。王国拥有自己的军队，收取农业税和山泽税。其中有些诸侯国，例如吴国自然资源丰富，吴王刘濞开铜矿以铸钱币，煮海水为盐生财有道，免民众赋税收买人心，出钱帮助民众替代徭役，收留天下逃犯、扩充势力。

汉文帝没有触动郡县制、宗室分封制并存的格局，但面对部分诸侯国实力成长的既成事实，他采纳了贾谊的部分建议预做防范。早在少子梁王刘揖坠马去世后，即改封嫡次子淮阳王刘武为梁王，扼守中原通往关东各国的战略要地。公元前165年，文帝将齐国一分为七，封给刘肥尚健在的七个儿子，削弱了强大的齐国的力量。汉文帝去世前一年，匈奴入侵，他去长安细柳军营视察。周勃之子周亚夫治军严明，不允许皇帝车驾奔驰而入，身穿盔甲仅以军礼相迎。文帝立即提拔周亚夫负责长安守卫，并在临终前，郑重将周亚夫推荐给太子刘启。

景帝平定“七国之乱”

公元前157年，31岁的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他任太子时期的亲密老师、御史大夫晁错的强烈建议下，执政仅三年的景帝开始了削藩行动。景帝先后下诏，将楚国东海郡，吴国会章郡、会稽郡和赵国河间郡收归中央。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络楚、赵等大国，以及部分原齐地诸侯共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发布战争动员。汉景帝惊慌之余，竟在东市腰斩晁错全家，如此仍未能劝阻吴楚联军西进。之后景帝弟梁王刘武死守国都睢阳，齐地反叛诸国自乱。周亚夫受命统率大军，断绝叛军粮道，相持数月后，将吴军彻底击溃。刘濞逃亡东越后被杀，楚王等其他叛王全部自杀。

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下诏诸侯国国相以下官吏均由朝廷任命，诸侯王除保留封国一定的赋税收入，其他军政事务均由中央政权掌握。景帝将自己十三子都封为诸侯王，立下大功的梁王去世后，梁国照样被一分为五，封地被大大缩小。至此，宗室诸侯国的实际政治权力和汉郡已差别不大。周亚夫和景帝意见不一辞职，又被人诬告下狱，最终绝食而死。

从晁错、周亚夫的个人悲剧来看，景帝为人自私、冷血和狭隘，但从国家运营治理而言，汉景帝在位十六年，大致延续了文帝生前各种政策，将田赋常年保持在三十税一的低水平上，不仅民间丰衣足食，而且国家的仓库照样丰满。《史记》上记载：“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景帝其实有崇儒倾向，但在母亲窦太后管束下，坚守黄老学说为汉政权的国家价值。信奉儒家以及其他思想的官员博士不予升迁。

仁政的模式

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开创的四十余年文景治世，解决了汉政权国家运营系统的合法性命题。秦末发生的民众大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原六国贵族积极参与的复国战争。民众反对暴秦的统治，很大一部分的诉求，是要回到秦始皇统一战争以前的局面。这是汉高祖刘邦即帝位后，先后分封异姓诸侯王和宗室诸侯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过高祖、吕后夫妇及文帝、景帝父子六十余年的统治，战争中幸存的老一代人相继离世，新一代出生在汉代的民众，得益于与民休息的政策，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高度认可最高统治者汉文帝的贤明治理。文帝并未独尊儒术，但是实际上首创了帝制时期儒家的仁政模式。

汉高祖刘邦搭建的脱胎于秦政权的运营系统框架，经过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统治策略更接近于郡县制的模式，又明确注入了黄老学说的核心价值观。组织体制中的干部，以功臣势力及其后代为主，另有少量经各地官员推荐的士人，多为温和、朴实的循吏；除了维持较小规模的国家政权机构和保卫安全所必需的军队，汉政权轻徭薄赋，资源动员的规模相当克制。如果汉政权处在类似没有匈奴侵扰的封闭环境中，这样的运营系统也许会维持更长的时间。在君主绝对专制的治理体系中，运营系统的稳定或者变化，也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性格和选择。

选自沈刚《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