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介绍的对象主要是散布于哈佛大学下属各图书馆中的1949年以前与中国相关的古旧地图，其中既包括中国的传统舆图，也包括西方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地图。在此基础上，逐一为古旧地图编撰提要，提要主要包括地图的内容、历史背景及价值、地图的基本数据等方面。

书稿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七大类:行政区划图、军事战争图、城市地图、河道海岸图、地形图、交通邮政图以及其他专题地图。致力于通过介绍各地图的主要内容，挖掘地图相关的历史背景与研究价值，以向学术界推介哈佛大学的中国古旧地图收藏，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与便利。

陈熙，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化与人口。发表的论文有《基于GIS的中国古籍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清代瓯江中上游流域水旱灾害与水利建设》《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移研究》等。

行政区划图

世界

亚洲

全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军事战争图

全国（兼长城图）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城市地区图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河道海岸图

海岸图

黄河图

长江图

其他河图

地形图

全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交通邮政图

全国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其他专题图

宗教地图

人口地图

工商业地图

语言地图

古迹地图

历史地图

气象地图

物产地图

农业地图

美国哈佛大学是海外汉学研究重镇,拥有极为丰富的中国研究资料,其中古旧地图的收藏亦可谓琳琅满目,既有传统中国舆图,也有众多 15 世纪以来西方发行的与中国相关的地图,这些古旧地图此前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可以说仍是一座尚待挖掘的宝藏。 2018 年,笔者遵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嘱,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旧地图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整理的对象是 1949 年以前的与中国相关的古旧地图,其中既包括中国的传统舆图,也包括西方出版的与中国相关的地图。在此基础上,逐一为古旧地图编撰了提要。提要主要包括地图的内容、历史背景及价值、地图的基本数据等方面。编撰此提要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介绍各地图的主要内容,挖掘地图相关的历史背景与研究价值,向学术界推介哈佛大学的中国古旧地图收藏,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与便利。经一年多的梳理和查验,共录得古旧地图信息 1218条。以下就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旧地图的基本情况、特色及代表性地图进行

介绍。

一、地图收藏概貌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中国古旧地图散布于大学下属各图书馆中,其中主要集中于哈佛地图 馆 ( Harvard Map Collection )和 哈 佛 燕 京 图 书 馆 (Harvard Yenching Library ),按照图书馆电子检索系统的条目信息统计,两馆馆藏数分别为 726 条和 456条,分别占馆藏中国相关古旧地图总数的 59.61% 和 37. 43% ,另外哈佛大学主图书馆、植物学图书馆、艺术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等其他馆馆藏共有 58 条,占 4.76% 。每个条目下所包含的地图数量不一,有些是单幅地图,有些是地图集,有些条目下所包含的图幅数众多,如军事地图往往一个条目下包括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幅地图。因此,如果按图幅数统计,那么全校馆藏 32284 幅,其中地图馆 22628 幅,占 70.09% ;燕京图书馆9246 幅,占 28. 64% ;其他馆 861 幅,占 2. 67% 。地图馆在数量占比方面的优势主要归因于其所藏的海量近代军用地图。

就地图语种来说,全校馆藏中国古旧地图以中文居多,占 41.21% ;其次为英文,占36. 78% ;再次为日文,占 21. 18% ;其他的还有法文、荷兰文、德文、拉丁文、俄文、意大利文等 ① 。 19 世纪以前荷兰和法国是欧洲的制图中心,因而早期西方发行的中国地图多以荷兰文和法文绘制。燕京图书馆和地图馆在所藏中国古旧地图的类型上各有所侧重。简单来说,燕京图书馆以收藏中文和日文地图为主,传统舆图绝大多数在燕京图书馆;而地图馆则以收藏西文地图居多,近代及以前西方出版的中国地图大多藏于地图馆。不过这种划分仅仅是相对的、粗略的,目的是让读者对两馆的特色有个初步的印象。具体而言,燕京图书馆藏地图 中文占 70.39% ,日文占 25.00% ,英文占5. 04% ,其他语种占 0. 66% ;而地图馆则 48. 07% 为英文地图, 14. 19% 为其他西文地图,21. 21% 为中文地图, 16. 53% 为日文地图。这种差别,与两馆的历史传承及各自的使命密切相关。燕京图书馆原为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致力于收藏东亚传统人文研究资料,因而中国印行的传统舆图大多集中于此;而地图馆则包罗万象,收集世界各地的不同时期出版的地图,而又以西方出版的地图居多,因而与中国相关的西文地图多在地图馆。其实,地图馆和燕京图书馆的关系密切且源远流长,今天燕京图书馆所在的大楼即是以前哈佛地理系所在地,楼内至今还保留着地理系相关的铭文和浮雕,而我们也可以在地图馆看到一些盖着哈佛燕京印章的地图。

从地图成图时间看,年代越晚,地图的数量也就越多,反之年代越早,所藏地图数量自然也就越少,这也符合一般的藏书规律。具体而言,76. 05% 的地图成图于 20 世纪上半期,即 1900 — 1949 年。这一时期,现代制图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出版了大量的现代地图,更重要的是,军事地图大量涌现,国民政府、日军、美军、俄军等都曾测绘发行了大量的与中国相关军用地图,使得这一时期地图数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其次为19 世纪的地图,占总数的 13.86% , 18 世纪的地图占 5.90% , 17 世纪及以前只占3. 45% 。不过年代越早的地图越稀有,通常也会显得相对珍贵,此毋庸赘言。

馆藏地图涉及内容多样,根据相近主图地图的数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七大类:行政区划图、军事战争图、城市地图、河道海岸图、地形图、交通邮政图以及其他专题地图,其中以军事战争图和行政区划图数量居多。行政区划图共 336 条,主要为行政区或特定区域的综合性地图,通常包含国界、省界或县界等行政区边界,或是地形、河流、城镇、交通线路等要素;军事战争图则以军用地形图为主体,这些军用地形图多绘制于20 世纪上半期,常常以固定的长宽或经纬度等间距绘制,图幅较多,比例尺通常较大,如五万分之一、二万五千分之一甚至有五千分之一等,因而多可以清晰反映当时特定地区的详细地表情况,也有部分是反映特定战争形态,如《日俄战争双方形势图》等,此部分共 354 条;城市地图则主要是以某个城市为主体的地图,多反映该城市外部轮廓及内部城市空间结构等,共 114 条;河道海岸图是专门以河流和近海海岸为主题的地图,共 78 条;地形图以绘制中国相关地形要素为主题,共 83 条;交通邮政图则是以铁路、公路、航空、航运、邮路等为主题的专题地图,这些对于研究近代以来的中国交通邮政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共 86 条;除了上述几类地图之外,其他的地图鉴于数量不足以单独分类,因而合并在一起,归为专题地图类,其中又可细分为宗教地图(12 条)、人口地图(10 条)、工商业地图( 17 条)、语言地图( 6 条)、古迹地图( 17 条)、历史地图(31 条)、探险地图( 39 条)、气象地图( 9 条)、物产地图( 12 条)和农业地图( 15 条) 10 个小类。这些专题地图往往在某一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如 40 幅的探险地图中,有详细绘制斯坦因 1900 — 1915 年间三次在西北地区考察的路线,也有详细标注发现和窃取黑水城西夏文书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蒙古和青藏高原东部的探测路线,这些探险图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对中国内地和中亚地区的地理探测和寻宝行动。再如宗教地图详细绘制了 19 世纪末基督教在中国建立传教站的分布情况,对于了解和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情况很有帮助。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分类是根据一幅地图的主题或核心要素进行的,以便于对地图进行梳理,但实际上不少地图往往同时具备多种要素,主题相互交叉,如行政区划图往往配有地形底图;某些军事地图也会详细绘制特定地区的河道状况,因而也可以看作是河道海岸图;某些大比例尺的军事地图已经详细标绘大城市的内部结构,因而也可以视为是城市地图;反映内河航运的交通地图当然也必须绘制较为详细的河道特征,因而将之归为河道海岸图也不无道理;探险地图除了绘制探险路线外,最重要的当然是探险家所绘制的地形,因而大多数的探险图也是地形图,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总的来说,一些地图在内容上是同时具备多项主题的,但为了便于梳理,只能选定一幅地图最突出的特征或主题进行归类。

以上为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旧地图的概貌,下面将分别就传统舆图、西文地图和数量庞大的近代军事地图进行介绍,最后简要论述如何应用数字人文方法对地图信息进行挖掘和利用。

二、传统舆图

中国传统舆图的发展自成体系,在制图理念、技术、形态、目的等诸多方面都与西方地图有着明显的不同。对传统舆图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人对世界的观念和认知。哈佛大学的中国传统舆图大多藏于燕京图书馆,从地图信息看,最早的是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和《禹迹图》,不过这都是清末民初的拓片。从版本上看,燕京图书馆藏最有价值的舆图当属嘉靖本《广舆图》无疑。在中国地图学史上,《广舆图》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地图之一。该图集是罗洪先依据元朱思本的《舆地图》经十余年修订增补而成。罗洪先对朱思本《舆地图》运用的“计里画方”十分推崇,认为“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朱思本的《舆地图》重振了唐代贾耽创立的“计里画方”绘图法,经罗洪先《广舆图》推广后,明清时期大量采用这种绘图技术。罗洪先在序言按语称“朱图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今据画方,易以编简”,根据计里画方改编成二卷本。内有总图、两京十三省舆图、九边图、河图和周边地区舆图。《广舆图》最早刊刻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 ),后多次翻刻,燕京图书馆藏为嘉靖四十五年(1566 )韩君恩、杜思刊本,翻印自胡松元。笔者认为,衡量一幅古地图的价值,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学术价值、版本价值和美学价值。学术价值主要指地图所承载的地理信息所反映的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及其在地图学史上的作用和影响;版本价值主要考虑该图的版本和年代,大体而言,稀见版本、原刻原版、年代久远的舆图通常会显得更为珍贵;美学价值则侧重于地图的艺术性,舆图不同于一般的古籍,除了对知识的传承外,通常还具有很强的可观赏性,给人带来审美上的愉悦,因此,对古地图的价值判断,还需考虑该图在构图、绘制、配色、刻印以及品相等方面的综合水平。燕京图书馆藏《广舆图》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上,同时其刻印和品相也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广舆图》应是哈佛大学馆藏最有价值的中国传统舆图。

与《广舆图》处于同一时期的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 )张天复的《皇舆考》。该书以闽本廖世昭《志略》为底本,参考桂萼《舆地图志》、罗洪先《广舆图》、许论《九边论》等进行增删修订而成,主要目的为匡正《大明一统志》的疏漏。该书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 )被禁,现世流传以明万历十六年( 1588 )张象贤遐寿堂刻本较为常见。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载,此本目录页后刻有“武昌府学教授廖恕学生李元敬教正”字样,而万历朱琏刻本序言中载“书始播于武昌”,因而认为此本是嘉靖原刻本。如果这个判断无误,那么《皇舆考》虽然在学术价值上不如《广舆图》,但其版本价值似乎更胜一筹。而后由张天复后人张元忭等修订的明天启六年(1626 )本《广皇舆考》在版本方面同样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绘制于明万历年间的《边城御虏图说》是燕京图书馆藏的一幅精品舆图。原图无题,该题名系后人所拟。该图刻画了明代九边之宣府镇下辖自下竿岭口至石榴嘴口等116 处边城关隘形势,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文字解说,详细描述了各关口建立时间、城墙规格、修复时间、守军数量、管辖范围、堡垒御敌能力等;下栏为各关隘形势图,以山水画的方法绘制各关口附近山势和城墙,用红色题签标注关口名。这本万历年间的边关舆图,写绘精美,品相完好,堪称善品。

明天启四年(1624 )重刻本《筹海图编》也是值得称道的军事图籍。该图共十三卷,是胡宗宪在浙江督军抗倭时,出于防御倭寇的实际需要,聘请郑若曾、邵芳等编撰的沿海军事图籍。绘制了东部各省沿海山沙图,各图上为海,下为陆,将海岸线拉平绘制,海面绘波涛纹,陆地重点标绘沿岸的卫所和烽堠,同时标绘县城、巡检司、村落、山峰、海岛、河流等。后有倭寇入侵路线图及各省分府图等。该图的绘制是出于明代抗倭斗争的实际需要,内容详备,对研究明代海防、卫所、抗倭、海上交通等诸多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上述舆图外,燕京图书馆仍有许多明代舆图堪称精品,不一一列举。

清代舆图的编修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加,保存也多。燕京图书馆藏大量官绘舆图以及基于官绘舆图改绘的各类舆图,如光绪会典舆图系列等。除此之外,另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舆图,如清嘉庆年间刻印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该图原是浙江余姚黄千人在其祖父黄宗羲旧刻舆图的基础上重订而成,并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付梓,最初题为《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黄千人制图之时,大小金川、新疆、西藏等尚未平定,河口海岸也有所偏差,此版修订反映乾隆至嘉庆年间的新变化。其空间范围西起帕米尔,东至朝鲜,南抵中国南海,北达中国黑龙江。陆地部分为蓝底白字,海水则绘制碧波纹,图幅广大,壮阔明朗,全图分为八条屏幅印制,以便于旅途携带,供“博雅君子悬壁纵观天下之广”,除了地理信息上的学术价值外,该图主要胜在美学价值。

《七省沿海全图》是清代代表性的海图之一,自清雍正年间陈伦炯绘制《沿海全图》及《海国闻见录》后,后人不断地在其基础上重绘,形成多个题名相近的彩绘长卷本,散布于海内外多个馆藏机构。哈佛大学藏有两个版本,一是地图馆藏的《七省沿海全图》,为费正清捐赠;另一为燕京图书馆藏《海防图卷》本,燕京本无图题,“海防图卷”为后人所加。该图上为陆、下为海,将东部海岸线拉直绘于长卷轴之上,自右向左铺展,包括《环海全图》(拟)、《七省沿海全图》(拟)、《琼州图》、《澎湖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6 个部分,以《七省沿海全图》为主,绘制了北起鸭绿江,经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东部沿海各省至北部湾等沿海海岸线,以及沿海岛礁、滩涂、河口、府县、卫所、堡垒、村镇、桥梁等要素,并在紧要口岸文字标注港口停泊情况、海防形势及防范匪患要义等,沿海山脉绘制具有较强的山水画色彩。地图馆藏本色彩较为鲜艳,成图时间在1787 — 1820 年,但内容上尚缺少《琼州图》《澎湖图》《台湾图》《台湾后山图》部分。燕京本色彩较淡,绘制于咸同年间,年代稍晚于地图馆藏本,但内容完整。两个版本各有所长,皆为清代精品海图。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为了筹措军费,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设立厘卡,对过往商品收取厘金,这种战争期间临时性的税收在战后逐渐固定并推广开来。燕京图书馆藏《光绪水道图》即是反映厘卡制度的源文件资料。该系列图虽题为水道图,但实际上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厘卡图及相关档案,其中又以江西地区图居多,兼及浙江嘉兴、台湾等地。光绪三十年(1904 ),江西省牙厘茶盐总局要求各县将各自辖区内厘卡所在方位及相距里程等信息制图上报。该系列图详细绘制了各县所辖厘卡的具体位置以及相应的道路、河流、里程等,部分标注了来往货物情况、盗匪出没情况等,根据这些图可以准确地复原清末江西厘卡的空间分布,是研究清末厘金和厘卡制度的重要依据。根据图中官文批条判断,该系列图在性质上应属于原始官书。

光绪《南阳县图》是燕京图书馆藏晚清珍品地图之一,据徐建平考证,该图绘制于光绪十八至二十一年(1892 — 1895 )间,是光绪年间测绘会典舆图的产物。尽管会典图最终只收录府级地图,但许多地方已完成了县级地图测绘,南阳县在上报会典馆所需舆图之外,另行绘制了此图。该图绘制了南阳县形态、山川河流、集镇村庄、道路桥梁、庙宇教堂、厘税墩卡等要素,其中村镇 1906 个,按照村庄户数多寡分为 7 个等级标注,据此可知这一时期南阳县村级人口分布状况。该图广大且绘制精细,在县级地图中实属罕见。该图兼具传统舆图与现代地图的特征,如西北和东北部的山地是以传统山水画法绘制,地名的标注和书写方式以及计里画方等都带着浓厚的传统舆图色彩,与此同时,该图又采用了等深线、比例尺、经纬网等现代地图要素,可以认为该图是近代中国传统舆图向现代地图转变的中间结果。此图除燕京图书馆藏外,仅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版本珍稀。

除了中国绘制的舆图外,燕京图书馆还藏有日本和朝鲜绘制的中国相关舆图,如日本著名地图学家长久保赤水 1835 年出版的《古今沿革地图》以及李氏朝鲜时期的《天下图》等。

三、西文地图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西文地图基本涵盖西方绘制中国地图的演变历程。西方最早的中国地图是由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 ,约 1564 — 1613 年)绘制、奥特利乌斯( Abraham Ortelius ,1527 — 1598 )于 1584 年出版的《中国新图》( 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 nova descriptio ),该图的信息大体来自于传闻,如马可波罗游记等,因而存在较大偏差,东部海岸线基本上是平直的,北部以长城、星宿海和未知名山脉为界,将中国大体绘成长方形,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尚未分开。该图出版后,很快成为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基本模版,其他的图大体上都是基于该图进行翻刻或改绘。如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约翰·斯比德(John Speed ) 1626 发行的《中华帝国》( The Kingdome of China ),以及威廉·布劳( Willem Janszoon Blaeu ) 1635 年发行的《中国地图》( China veteribus Sinarum Regio nunc incolis Tame dicta )等大体如此。约翰·斯比德 1626年的中国地图略有改进,如增加了渤海湾等,但基本信息并未改变,仍停留于传闻阶段。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该图周边的人物插图。该图周边绘制了中国男人和女人、日本男人和女人等多幅肖像画,但很明显是西方人的面孔。该图插画还绘制了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是按照西方的方式——将人钉在十字架上,并用长矛戳肋下,这表明在缺乏足够地理信息来源的情况下,绘图师只能根据西方社会的状况进行想象。尽管如此,这些早期的西文中国地图在地图学史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 Martino Martini ,1614 — 1661 )绘制的《中国新图志》( Novus Atlas Sinensis )让西方绘制中国地图进入一个新阶段。卫匡国是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在中西方文明交流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他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到了中国,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足迹遍布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南直隶、北直隶、山东等地。其间接触了大量的中国舆图并对部分地区进行了实地测绘,其对中国的认识水平较此前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因此,《中国新图志》出版后迅速在欧洲传播开来,取代了奥特利乌斯地图成为当时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新范式,大幅度提高了欧洲关于中国地图的绘制精度,推动欧洲中国地图绘制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如馆藏乔纳斯·范·隆(Johannes Van Loon ) 1657 — 1687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新图》( Imperii Sinarum Nova Description )等大体都是遵从卫匡国模式。哈佛藏本为铜板印制,但未着彩色,图版为拉丁文,文字解说为德文。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西文中国地图中,此应是价值最高的一本。

西方绘制中国地图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来自于法国制图师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 1697—1782 )于1737年出版的《中国新地图集》( 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唐维尔是法国路易十四的皇家绘图师,他的地图集之所以能推动西方对中国地图绘制的根本性变化,主要归功于他所获得的当时最准确的地理信息来源———康熙《皇舆全览图》。康熙《皇舆全览图》是由康熙皇帝下令组织,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全国性地理大测绘的成果,因而该图的精度要远高于之前的中国传统舆图。康熙《皇舆全览图》在测绘过程中,即由耶稣会士雷孝思等人陆续送回法国,献给法王路易十四。法国皇家绘图师唐维尔据此绘制了一套全新的《中国地图集》。唐维尔的新图随后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 , 1697 — 1782 )收入到其 1735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中,之后便随着后者在欧洲的广泛发行而传播开来。 1737 年,这套图在荷兰海牙重新刻版,发行了单行本的《中国新地图集》,广受欢迎,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当时欧洲对中国地理认知最新的知识来源,进而彻底改变了欧洲古地图上中国的地理轮廓形貌。在这之后,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基本来源于唐维尔的新地图集。如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德国人哈斯( Hase , Johann Matthias ,1684 — 1742 )约于 1738 年绘制的《中华帝国与中国本土地图》(Regni Sinae vel Sinae propriae mappa et descriptio geographica )、雅克·尼古拉·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 ) 1749 年出版的《中国、朝鲜及蒙古地区:来自耶稣会传教士1708—1717年的地图》(La Chine avec la Korée et les Parties de la Tartarie les plus Voisines : tirées des Cartes que les Jesuites Missionaires ont levées les Années 1708 jusqu’en 1717 )、塞缪尔·尼尔( Samuel John Neele )于 1808 年出版的《中国》(China )等皆是如此。哈佛藏本为铜版黑白本,品相完好。

总体而言,哈佛的西文中国古旧地图馆藏大体可以完整反映西方对中国地图测绘的演变历程。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对中国沿海和内地探测的不断深入,涌现各类航海地图、探险地图、商业地图、教会地图等,对中国地图的绘制也越来越精确。

四、军事地图

近代军事地图是一座尚待发掘的宝藏。哈佛的军事地图主要藏于地图馆,尽管条目数只有 354 条,占 29.06% ,但其每条记录下图幅数众多,各条合计有 22426 幅,占总数的近 70% ,数量巨大,单从数量角度来说,军事地图实际上构成哈佛馆藏中国地图的主体。这些军事地图除了少数是古代军事防卫相关舆图外,绝大多数是近代军用地形图,其中测绘的主体是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和民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美军在二战时期也绘制和翻印了一批。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了日本,并从日本军部缴获了大量军用地图,经过复制后运回美国,藏于美国陆军制图局,后陆续分散到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在所缴获地图的背面,通常盖有“Captured Maps ”的字样。

明治维新不久,日本即着手对中国进行军事地图的测绘。此时日本军方测绘的中国地图已完全采用西方现代地图测绘方法,测绘精度也完全可与西方媲美。如哈佛地图馆藏的兵部省陆军参谋本部 1875 年绘制的《亚细亚东部舆地图》,其对中国东部海岸线的绘制已有很高的准确度,明显高于同时代日本民间测绘地图,类似的还有日本参谋本部 1878 — 1887 年绘制的《中国五省地图》。后来日军测绘的军事地图绝大多数采用等间距分幅绘制,而不是以行政区为单位绘制。馆藏明治十七年(1884 )参谋本部绘制的《清国山东省》可以说是这类军事地图最早的雏形之一。该图按经差 1°、纬差40' ,分 15 幅图绘制山东半岛的城镇、村庄、交通线路、地形等要素。尽管同样有绘制行政边界,但作为军事地图,显然政区界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清国山东省》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仅仅绘制了交通沿线地形及沿海地形,非交通沿线地区则留下大片空白,这也反映了此时日军对中国的测绘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能测绘城镇和交通线路等重点要素,而后期的军事地图内容则越来越详细。尽管如此,明治时期《清国山东省》之类的军事地图已经奠定了后来日军军事地图的基本形态。

日本军事地图的测绘与其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是密切配合的。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立即着手对台湾进行测绘,并于明治二十八至三十七年(1895 — 1904 )间绘制了《台湾五万分一图》,详细绘制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等高线地形。 1904 — 1905 年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则绘制了《五千分一旅顺要塞近傍图》和《南山近傍》,以五千分之一的大比例尺详细绘制了战场地形和各类军事设施。 1932 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为配合对上海的侵略,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对上海周边地区进行了航拍测绘,绘制成《二万五千分一空中写真测图上海近傍》。总体上,在 1937 年之前,日军测绘的重点区域是东北和台湾,而全面侵华之后,测绘范围则覆盖全国,包括全国或特定区域的各种尺度的军事地图,如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二万五千分之一甚至更大的比例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馆藏有大量的东北地区军事地图。东北地区历来是日军对华测绘的重心所在。馆藏 1937 年以前的日军测图绝大部分都是围绕东北地区展开,而全面侵华之后,尽管测绘范围覆盖全国,但对东北的测绘依然强度不减,而由于东北地区面临苏俄的军事威胁,因而中俄边境地带更是日军测绘的重中之重。这些图详细标注东北各地地形、植被状况、水文条件、城镇村庄、军事设施,甚至标注了山间农舍,其中突出强调了行军相关的要素,如道路宽度、森林密度和沼泽湿地情况,机动车、炮车、步兵是否可以通行,各地水文条件、饮用水水量、水质状况,村庄人口及承载能力等,以满足行军作战需要。日军测绘的东北地区军事地图数量庞大、绘制精细,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梳理和研究这段军事战争史,而且对于了解当时东北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燕京图书馆前些年收购的一大批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其中包含地图 95 幅,主体部分为东北地区的单幅地图,部分为战争形势图,也有不少伪满洲国行政区划图、城市图、交通图等。

中国测绘的军事地图,明清时期主要为边防和海防舆图。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地图测绘则始于清末新政。清末编练新军,随后也开始了军用地形图的测绘。馆藏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 )北洋陆军参谋处绘制的《黑龙江省》《奉天省》《胶州》《对马岛》等几幅地形图,即是最早的一批清末新军绘制的军用地形图。北洋政府时期,各省陆军测量局陆续测绘了一批军事地图。 1927 年以后,民国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以及各省陆军测量局等机构测绘了大量的军用地形图。民国军方测绘的军事地图在形态和样式上,与日军地图一致,也是采用等间距长方格切分绘制。民国军事地图常有被日军窃取或缴获后翻印的情况。

美军在珍珠港事件后正式参战,随后对东亚和中国进行军事地图的绘制。但美军绘制的军事地图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和日本测绘地图的基础上进行改绘和增订。如1944 年 3 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敲定代号“ Causeway ”的从高屏登陆的攻台计划,为此美军地图服务部紧急利用日军 20 世纪 20 年代绘制的台湾地形图改绘出版了AMS-1 版的台湾地形图, 5 月起陆续出版,至 11 月,又利用新的航拍图修订出版 AMS-2版台湾地形图。总体上看,近代军用地图主要以中国和日本测绘地图为主,美军绘制的地图数量相对有限,且以翻印中国或日本测绘地图为主。

近代军事地图除了本身的军事和战争研究价值外,对于今天的人文社科研究而言,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所记载的各类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信息。尽管这些信息对于当时的军事目的而言可能并非最重要的,但却可以使得这些军用地图成为当前人文社科研究重要的数据来源。军用地形图大多采用固定长宽,将特定地区切分为众多的方块绘制,比例尺多在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二万五千分之一等,甚至有些为五千分之一,因而对一地区的绘制往往十分详尽。内容上通常包括详密等高线地形、河流、行政边界、村镇、道路、军事设施、寺庙、植被类型等,所载内容详细,对于这些信息的重新挖掘,可以成为研究近代军事、战争、行政区划复原、河道海岸变迁、寺庙空间分布、城市格局演变、地表植被变迁等众多问题的新资料。比如,部分军用地图中对寺庙的绘制十分详细,如能将地图上的寺庙信息提取出来,则可以构建一套完整的近代寺庙空间分布数据,成为近代寺庙空间分布研究的新数据,而且这些寺庙是带有准确的空间定位的,这也是相较于传统地方志等文献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再有,由于军事地图对村落城镇的绘制十分完备,因而可以据此开展近代中国城镇村落空间结构的研究,如能将地图中的居民点信息数据化,便可计算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分布格局,进而对近代城市空间格局理论提出新的看法。再有,出于航行的实际需求,军事地图中对河口海岸的标注和绘制往往具有很高的精度,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近代各大河口海岸的实际状况,了解近代以来河口海岸的变化情况,这显然比采用地方志等传统文献记载要精确得多。通过对军事地图所载信息的充分挖掘,可以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变迁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资料。

由于军用地图体量巨大,对它的有效利用面临着一个实际的问题,即如何快速有效地提取研究所需的图层信息。传统人工判读的方式效率太低,无法对数以万计的军用地图展开有效利用。近年来兴起的数字人文研究是一个可选的途径,数字人文的核心,是以计算机来取代传统人文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却又是大量的、机械性的资料整理工作,以大幅度提高研究效率。目前的数字人文技术在文字挖掘等方面已有较大的进展,但尚未见有专门针对古地图利用相关的技术应用。对军事地图的信息挖掘,迫切需要能高效、准确地将纸质文本信息提取为电子图层信息的相关技术,以实现对军事地图的数字化转化。如此,则不仅哈佛大学图书馆藏的军事地图能得以利用,世界各地收藏的旧地图都能得以有效利用,一座新的近代人文研究的宝藏将被打开。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仅收录刊发于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相关古旧地图,今人重新整理、影印和发行的古地图并未纳入。对于专注于古地图内容本身,而不是版本研究的学者而言,高清晰度的古地图影印图集已可以满足大部分的研究需要。如吴松弟整理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16 ),其中收录大量近代彩色地图,大多是经过科学测绘、所载信息丰富的近代全国或区域地图,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近些年海内外大量影印发行的中国古地图,哈佛大学图书馆亦广泛收录,这些资料对于地图史的研究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传统舆图的发展自成体系，在制图理念、技术、形态、目的等诸多方面都与西方地图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对传统舆图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古人对世界的观念和认知。而早期西文中国地图绘制精度的逐步提高，则体现了历史时期西方人对中国认识水平的变化，特别是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对中国沿海和内地探测的不断深入，西方对中国地图的绘制也越来越精确。另外，大量的军事地图不仅有助于我们研究军事战争史，而且对我们了解当时各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为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变迁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提供新资料。

本书为作者对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中国古旧地图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成果，从地图的学术价值、版本价值和美学价值出发，通过介绍地图的主要信息，挖掘地图相关的历史背景与研究价值，以向学术界推介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古旧地图收藏，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参考与便利，对推进中国历史地理学、地图学以及其他众多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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