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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中国 流变的家庭: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多重面孔 李永萍 著
多维度剖析农民的家庭机制及生活逻辑,呈现传统至现代农民家庭的流变图景
ISBN: 9787559843913

出版时间:2022-01-01

定  价:56.00

责  编:罗敏月,揭乐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社会学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社会科学/社会学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字数: 261 (千字)

页数: 384
图书简介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不断渗入村庄,农民日益嵌入市场,且与之发生深度互动。作者通过驻村调研考察,挖掘潜藏于乡野日常下农民的生活逻辑及家庭的内在机制,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抽丝剥茧地梳理了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秩序的嬗变。此书所论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现象,如婚姻模式、代际关系、养老问题等,并由之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剖析相互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流变的家庭既是社会从传统至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其发展变迁的见证。

作者简介

李永萍,1987年生,四川宜宾人。武汉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近年在《青年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图书目录

序 言 / 1

一 婚姻与家庭秩序

婚姻模式的变迁与光棍成因的历史分析 / 3

老实人为何更容易成为光棍? / 8

东北农村的离婚与婚外情 / 15

华北农村的本地婚姻市场与高额彩礼 / 22

农民的生育观念及其转变动力 / 31

论分家的区域差异及其对老年人的影响 / 38

转型期当家权的变迁 / 44

情感性家庭何以可能? / 49

情感性家庭及其区域差异 / 56

宗族性村庄妇女在家庭中的自主性与依附性 / 61

民间信仰与妇女的生活意义 / 68

二 代际关系与养老

家庭政治的现代演变 / 77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为何没有成为一个问题? / 82

新三代家庭 / 88

弹性代际责任与有主体性的老年生活 / 93

老人种田的故事 / 97

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 / 101

人地关系与养老秩序 / 108

女儿为何参与养老? / 117

为什么珠三角农村的老年人可以将“小病看成大病”? / 121

老年夫妻分开管钱的逻辑 / 128

农村老年人闲暇的正当性与可能性 / 131

阶层分化下的老年人生活 / 142

店口农村的老年人协会为什么是维持性的? / 147

老有所为:农村老年人协会的运行逻辑 / 155

三 社会竞争与家庭发展

村庄竞争与熟人社会的异化 / 173

农民遭孽:贫穷,还是竞争? / 179

农民收入、教育竞争与“啃老” / 183

依附性社会竞争 / 189

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分化与阶层秩序 / 196

回归,还是再出发? / 203

维持型家庭的内在机制 / 210

论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 / 215

四 村庄中的家庭生活

家庭的低积累与高社会支持的应对机制 / 227

无压力社会与消遣式生活方式 / 238

家庭发展压力与村庄公共性的缺失 / 245

熟人社会关系的性质及其变迁 / 251

乡村公共空间的演化与农民闲暇 / 257

半公共空间与公私关系 / 263

隐秘的公共性 / 269

村庄经济关联与村庄社会关联 / 274

东北农村的社会关系 / 282

原子化地区人情的建构性 / 290

办酒席为何不收礼? / 295

五 市场化与家庭策略

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 303

城市化的不同模式 / 311

大城市郊区农村与普通农村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 317

苏州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和机制 / 323

为什么大城市近郊农村都是外地人种地? / 331

农村副业资本化对小农经济的瓦解 / 335

六 家庭变迁与政策反思

城乡中国视野下农民家庭结构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 343

最具时代特征的“中年人” / 349

农民工的变迁 / 356

武汉农村为何解决不了土地抛荒的问题? / 362

低保制度的变迁 / 367

序言/前言/后记

序言

在当下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中,家庭研究算不上一门显学,甚至颇有一点冷门的味道。不少年轻的学者在家庭领域的边缘徘徊,常常望而却步。于是,家庭研究常常被围观,而入场者寥寥。这种寂寥的处境并不意味着家庭研究不重要。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社会文化传统更是蕴含了浓厚的家本位的观念,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家庭研究曾长期占据社会学研究的主舞台,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学恢复发展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命题,家庭研究没有过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家庭领域的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家庭研究,是摆在当下学人面前的紧迫任务。

近年来,农村家庭领域的一些现象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例如养老问题、天价彩礼、光棍、两头婚,这些热点现象将家庭领域的变革重新置于社会大众的视野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个家庭中,对于家庭生活有着切身的体验,自然也能由此生发出对于家庭变迁的朴素感受,因此家庭变迁中涌现出来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公共议题。对这些热点现象还要有冷思考。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家庭伦理弱化、家庭结构简化等层面分析变革时代的家庭问题,但是,家庭伦理到底如何变迁、家庭结构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当前农民如何展开家庭生活等,都是有待于充分研究的问题。事实上,家庭研究领域虽小,但其内在诸多种关系、现象相互交织缠绕,而且具有极大的社会延展性。因此,深入家庭领域的学术研究既需要厚重田野经验的积累,还需要抽丝剥茧的耐心和见微知著的想象。

在华中乡土派的研究脉络中,家庭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华中乡土派主要聚焦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家庭秩序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秩序。沿着问题导向的研究路径,华中乡土派关于家庭的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家庭领域的具体问题,例如自杀、离婚、光棍等,且尤其注重从代际关系的角度理解转型期的农村家庭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乡村社会秩序变迁。事实上,华中乡土派的家庭研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非常广阔的乡村社会视野之中,避免了就家庭而言家庭的研究路径。其中,既蕴含了由家庭看乡村社会的向度,又蕴含了从乡村社会看家庭的向度。家庭与村庄、市场处于联动而紧密的关系之中。通过持续的田野调研,华中乡土派家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研究主题也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家庭问题和家庭现象,而是兼及对于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家庭关系的机制研究,初步呈现了变迁中的家庭秩序的复杂性和适应性。

置身于巨变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家庭其实是学术研究的富矿。一方面,传统的家庭研究议题在变迁社会中展现了新的研究空间,如何认识中国的家庭制度,是一个值得挑战的研究命题。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权力日益下沉,如何定位家庭的功能,如何发挥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激活家庭政策,等等,都是值得开掘和拓展的研究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研究从来不应是一个小众的研究领域,而应是锻造社会学想象力的基础领域。尤其是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浪潮下,对中国家庭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再认识和再研究无疑非常迫切。而要开掘这学术富矿,既离不开久久为功的学术积累,也需要对生动的家庭现象保持高度的敏锐和热情。

李永萍的家庭研究秉承了华中乡土派的研究传统。长期以来,她专注于农村田野调查,对田野中的家庭现象具有浓厚的兴趣,并迸发出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学术思考。此前,她的博士论文即以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逻辑和生存状态为切口,探究了转型期农民家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这本随笔集是其长期以来在家庭领域耕耘的副产品,思考的问题触及农村家庭变迁的不同维度和不同层次,展现了转型期家庭秩序的复杂性和家庭问题的多面性,开掘了不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学术命题。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随笔的写作方式更多地保留了田野的灵感,在深入家庭领域的学术探险过程中,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或许有助于脱卸思想的负担,轻装上阵,为家庭研究创新注入更大的可能性。与之相应,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拐杖太多,因为太过依赖拐杖,做研究写文章反而束手束脚,不敢大破大立,严肃正经的形式之下常常是空洞的内容。

这本随笔集是李永萍家庭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它不一定成熟,但体现了她致力于在家庭领域深耕的踏实勤勉的作风和敏锐细致的思维。家庭领域的经验现象正处于快速变动的过程之中,吮吸着田野的养分,相信李永萍后续还会产出更多的、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向诸君展现家庭研究的魅力。

是为序。

杜 鹏

2021年5月10日

编辑推荐

■ 素材丰富扎实,以大量的第一手调研材料为论述依据

作者于家庭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本书所载案例均为作者在广东、贵州、河南、吉林等地驻村调研的第一手材料,内容鲜活可感且接地气。根据村庄的社会结构、区位条件等差异,作者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的家庭秩序分别进行梳理分析,条理清晰,客观而周全。

■ 论题贴近民众生活,富有乡土日常的烟火气息

本书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话题,如老实人为何更容易成为光棍、本地婚姻市场如何助推高额彩礼、办酒席为何不收礼等,所论多植根于乡村民众的生活,并从表层现象溯源,鞭辟入里地剖析问题之根本。

■ 由家庭领域延展至乡村、市场等场域,论述视角多元

家庭是构成社会有机整体的基本单位,关于家庭领域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社会延展性。作者把笔触投至具体的家庭现象,并由之宕开,延伸至村庄、市场等场域,阐释相互间丰富而幽微的联动关系。个中既涵括了由家庭观照乡村社会的向度,亦蕴含了从乡村社会反观家庭的向度,论述视角多元。

■ 以“流变的家庭”折射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力量不断渗入村庄,农民家庭面临哪些困境,迎来哪些机遇?农民的家庭结构与生活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此,作者在书中从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论述。本书以“流变的家庭”为着眼点,为读者理解变化中的乡村、变化中的中国,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文风质朴、逻辑自洽,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

精彩预览

回归,还是再出发?

——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成因分析

笔者近几年在各地农村调研,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在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开始回归家庭。她们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照顾小孩,方式有两种:一是陪

读,二是将小孩带到丈夫打工的地方照顾,丈夫打工,自己照顾小孩。

中国传统的家庭分工以性别分工为主,即男主外、女主内,女性的一生几乎都是在家庭之中度过,她们要负责操持家务、照顾小孩、照料老人,而外出挣钱则是男性的职责。传统时期年轻女性以家庭为中心,一方面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打工机会有限相关。而从打工经济兴起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外出务工机会越来越多,年轻女性也开始“走出家庭、进入市场”。此时的家庭分工是以代际分工为主,即年轻的子代外出务工,年老的父代在家务农和照顾孙代。而近年来,年轻女性开始逐渐有回归家庭的趋势,这一现象虽然在各地农村还不是特别普遍,但仅仅是这个现象的出现,就表明农民家庭在面对市场时开始出现新的分工模式。因此,总体来看,年轻女性经历了“以家庭为中心—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回归家庭—再次进入市场”这一过程。

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主要是照顾小孩,为了孩子的教育。近年来,农村家庭对小孩教育确实越来越重视,陪读现象在各地农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部分地区(如湖北巴东、秭归)中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以上。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自然会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家庭中谁来作为教育的主体?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10年左右,打工经济进入高潮期,这一阶段一般农村家庭的家计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此时,照顾孙代的任务主要是由爷爷奶奶完成,“留守儿童”问题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热潮。同时,农村家庭也看到了爷爷奶奶带孙代所带来的弊端,因此,有条件的家庭都倾向于由年轻的父母自己带小孩。这一任务主要由年轻女性来完成,爷爷奶奶有时是作为辅助力量,帮助媳妇一起带小孩。当然,年轻女性能够回归家庭也与家庭子女数量减少和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有关。

武汉黄陂农村的一位年轻媳妇对养育小孩的问题发表了如下看法:“现在的小孩一般都是父母自己带到身边,爷爷奶奶带得少,最多带到上幼儿园,没有完全把孩子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的。现在的小孩,爷爷奶奶也管不了,父母该管的时候会管,爷爷奶奶永远都是溺爱,顺着孩子。‘80后’的年轻父母都不喜欢爷爷奶奶带小孩。现在(年轻的)女的蛮讲究,讲究卫生,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打工,年轻媳妇带小孩,二十几岁的也自己带。小孩教育是最关键的,年轻人和老人的教育思想不一样。”可以看到,对小孩教育的重视成为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主要动力。但从区域比较的视野来看,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具体机制和逻辑有所不同。

笔者在武汉黄陂农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年轻人主要在武汉市内(汉口较多)务工,年轻女性一般是将小孩带到城市,丈夫打工,自己带小孩,有的女性在带小孩的间隙还能打一些零工。而中老年父母有的是辅助媳妇带小孩(如到城里接送小孩上下学),有的则是自己打工。很少有年轻女性在村子里单独带小孩,这主要是由于乡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不好,农民都想把小孩送到城镇接受更好的教育。

与一般中西部农村有所不同,武汉黄陂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影响不大,这主要是源于当地处于大城市近郊的区位优势,就业机会很多,能够吸纳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就业。尤其重要的是,中年妇女在附近工业园或蔬菜种植基地也有就业机会,因此,在年轻女性回归家庭之后,家庭劳动力形成了新的配置,即年轻男性和中年父母都在城市务工,年轻媳妇以带小孩为主。充分的就业机会以及新的家庭分工模式的形成,使得当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稳定性。

在湖北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除出于对教育的重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的中年父代不愿意带孙代。巴东农村属于原子化地区,与川渝农村类似,代际关系相对独立,代际责任相对有限。父代对子代的责任只限于抚育和帮助子代结婚,甚至连结婚都主要是子代自己的事情而非父代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带孙代更不是父代刚性的人生任务。虽然当地也有很多父代帮助子代带小孩,但他们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此外,带孙代所花的费用都是由子代自己承担,这一点也与其他农村有所不同。

巴东赵村的赵叔生于1955年,有一儿一女,儿子36岁,女儿31岁,都已婚。儿子在四川成都打工,媳妇与儿子一起,但并没有打工,而是在那边带孙子,孙子9岁,上小学。当问及为何不把孙子带回家里时,赵叔说:“我不愿意,因为接送不行。星期天要送去学校,周五要接回来,我没有车。儿子倒是希望我带回来,现在这样他肯定有点不高兴,但不高兴也没办法。我们这里的小孩50%以上都是父母带出去自己带,留在家的很少。”赵叔的儿子打工一个月赚三四千元,刚好够一家三口在成都的消费,没有结余。对于爷爷奶奶是否应该带小孩,赵村60多岁的王景明有如下看法:“孙子,我愿意带就带,不愿意带就不带,看儿子对我的态度,对我们尊重一点,我才带。父子关系也是和外人关系一样,父子之间合作得好,就可以给你带,合作得不好,就不给你带,你自己请保姆。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养,不能强迫我带孙子。养儿养女、对父母尽孝是我的义务,我母亲92岁,现在瘫痪在床两年左右,我和老大一人照顾五天,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没有怨言,但是带孙子不是我的义务。有的媳妇,你给她带孙子,她还说你没给她带好。老人带孩子没那么讲究,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媳妇就要发脾气。我给你福利,还倒受气?60岁了,按国家政策,该退休了,我把你养这么久,该退休几年了。你(儿子、媳妇)对我好,我尽力而为,对我不好,我就不带。儿子结婚了,有家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可见,对于巴东农村的农民而言,父母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带孙代。

在巴东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直接原因是对子代教育的重视,当地农村大多数家庭的小孩都有人陪读,但问题在于,为何不是由爷爷奶奶陪读?爷爷奶奶陪读,就意味着两人

中至少要有一个人基本脱离生产,周一到周五都要到乡镇陪孙代读书,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因此,爷爷奶奶陪读直接影响了他们自己的收入。对于年纪较轻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还有机会在县城或乡镇附近务工;而对于年纪较大的爷爷奶奶来说,他们在村里要种地和养猪,养猪需要花费很多人力,一旦有一个人陪孙代读书,那么另一个人很难单独完成务农和家务工作。以前不用陪读时,爷爷奶奶照顾孙代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较少,对自己的农业生产和收入影响不大,因此问题还不凸显;而当前陪读现象兴起之后,很多爷爷奶奶都表示不愿意带孙代,因为带孙代意味着要去陪读,陪读就意味着会影响自己的家庭生产和家庭收入。因此,在有限的代际责任之下,巴东农村的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回归。

在山西忻州农村,同样出现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的现象,并且也是以陪读的形式表现出来。她们陪读表面上也是为了小孩的教育,但实际上是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稀缺导致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带小孩成为其躲避劳动、不工作的“正当借口”。而男性及其家庭都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否则年轻媳妇很可能会提出离婚,这对于男方及其家庭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可见,忻州农村年轻女性回归家庭更多是为了个体的享受。

对比黄陂、巴东、忻州这三个地区,可以发现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同。在武汉黄陂农村,由于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可以吸纳家庭内部几乎所有的劳动力就业,在此

情况下,虽然年轻的媳妇没有打工,但可以通过婆婆打工来弥补,从整体而言,家庭收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而巴东农村和忻州农村则有所不同,它们属于一般的农业型村庄,中老年人就业机会有限,年轻女性不打工就直接减少了家庭的现金收入来源。

可见,近年来农村部分年轻女性回归家庭并非回到家庭的“僻静港湾”,除在一些女性地位被突然抬高的地方以外,大部分都不是为了个体的享受。现代化背景下家庭的功能性维度越加凸显,家庭成员要通过形成合力的方式共同应对现代化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这意味着年轻女性向家庭的回归也不可能是生活性和享受性的。回归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是另一种形式的付出,其目的是以更好的方式来支持家庭再生产,促进家庭发展和流动。当然,这一回归具有阶段性特征,她们通常是在子代教育的关键期(小学和初中)回归家庭,等到小孩上高中之后,大部分会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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