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谢天振
[谢天振（1944—2020），比较文学与翻译理论家，“译介学”理论的创始者。]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与向远教授的关系有点“奇妙”。我们俩见面畅谈的次数极其有限，通信包括电子邮件的往来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们的学术研究志趣却出奇地相投：我对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的思考和探索在他那里得到了强烈的共鸣，并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他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新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翻译文学导论》和《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等著作，极大地丰富、深化了我对译介学理论的探讨，并从文学史研究与理论建构的角度给予了有力的呼应与支持。而向远教授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术史的独具个性的思考和研究，如《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等著作中的观点，也一直吸引着我的密切注意，并同样引发我的共鸣，且令我获得许多有益的启迪。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以“概论”“原理”“教程”为模式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构与研究，在我国已经相当可观了，寻求创新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几年前曾有一家出版社找到我，希望我能单独撰写一本《比较文学概论》，我稍一考虑便婉言谢绝，因为当时国内已经出版了数十本比较文学概论类的著作和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写一本“概论”，实在没有必要，特别是我自感没有本事在写“概论”时有什么突破和创新。但与此同时，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不是一窝蜂地去重复编写那些大同小异的“概论”“教程”之类，而是认真分析学科理论建构与研究方面的缺漏与需要，是可以发现新选题，并有所作为的。当然，具体究竟该如何作为、从哪些方面去作为，我自己还没有想清楚。
这次收到向远教授寄来的《比较文学系谱学》书稿的打印稿，接着又收到了该书的电子版修正稿，断断续续抽空看完了书稿的全文，感到非常兴奋和欣慰。我觉得这样的书正是我们所期待的选题新颖、有意义有价值的著作，是我们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所需要的。近三十年来，我国出版了数以百计、甚至接近上千种比较文学著述，而从系谱学建构的角度对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史进行如此全面、系统、深入地梳理、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却还没有。在国外，类似的著作我们也未见到。《比较文学系谱学》的出现，又一次表明我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及比较文学学术理论研究方面，已经相当程度地超越了对西方学术的追随与模仿，而站在了世界学术前沿，也显示了中国学者对世界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加以总体把握和阐释的学术责任感。而只有对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思想的来龙去脉有了切实的清晰的把握，我们才可能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内涵和性质有更深切的了解，才可能明白中国比较文学应如何定向、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比较文学系谱学》一书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比较文学系谱学》中的“系谱学”这个词，容易使人联想起福柯所说的“系谱学”，但其实向远教授的这本著作与它没有直接关系。正如他在本书“后记”里所言，他之所以使用“系谱学”一词，完全是基于“系谱学”这一汉语语词本身所能显示的基本涵义，“也就是对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史加以系统的梳理、整理与研究的意思”。他还进一步说明：《比较文学系谱学》是要“对比较文学的学术（学科）理论起源、发展、演变加以系统的研究、评述，寻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对学术理论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重要著述、重要理论观点与学术现象做出独特的解读与阐释，为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一个理论谱系，并且在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对1980年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加以定性和定位”。《比较文学系谱学》显然实现了这样的写作宗旨。一般而言，通史、通论、概观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但眼前这本《比较文学系谱学》选题范围虽然很大（世界范围），理论焦点却很凝练；时间跨度虽然很长（从古到今），但时段的切分却很紧凑。向远教授在刚出版的《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的“前言”曾写道：“真正有价值的‘宏观研究’需要大量的‘微观研究’的支撑，而不能一味玩弄抽象的概念与范畴。更重要的是，真正有价值的宏观研究决不能因论题宏大而流于泛泛而论，而是一定要有宏观把握力与理论概括力。这样的宏观研究本身就很可能成为富有独创性的理论形态。”在本书中，也明显贯穿了这样的写作理念。
从纵向的历史梳理与横向的比较分析两个方面看，《比较文学系谱学》都可谓新意迭现，让人耳目一新。其创新之处，首先在于全书的理论架构。作者以清晰明快、富有新意的结构布局，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思想发展史的全景图。
《比较文学系谱学》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史的阶段划分上，舍弃了此前较多采用的“史前史”“形成史”和“发展史”之类的表述，而分别重新命名为“历史积淀期”“学科先声期”和“学科化阶段”，这显然更符合比较文学学术理论自身的实际。全书共分七章，以言简意赅的词组，即“历史积淀”“学科先声”“学科基础”“学科成立”“学科更新”“学术东渐”和“跨文化诗学”，分别作为各章名称的核心词，并以此统领全书，为读者勾勒出了一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思想从发生、确立、更新、东渐到在中国蓬勃兴起的脉络与系谱。在这一系谱中，“历史积淀”期的“朴素的文学比较”的发生是错落的、多起源的，甚至古代亚洲国家的“朴素的文学比较”，较欧洲更为普遍和发达。但到了第二阶段，近代欧洲则由于“世界文学”观念的形成，而较早出现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种形态，成为学科成立的“先声”。接着是在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的成果与研究方法影响下，比较文学进入了学术系谱上的第三阶段，由“比较文学批评”转换为“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学科化”。“比较文学研究”在经历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两个主要学派的彼此消长之后，“东渐”到了亚洲国家，并在1980年代后的中国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即“跨文化诗学”时期。由此，全书为世界几千年间的比较文学学术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勾勒出了一个既符合学科历史的实际、又富有逻辑思辨性的“系谱学”。
在《比较文学系谱学》的每一章中，读者都可以看到作者在资料选择运用与理论阐释上的独特眼光与见地。例如，在论比较文学的“历史积淀”期的时候，将古代阿拉伯、古代印度、朝鲜和日本纳入论述范围，是此前的相关著作所未见的。这既反映了比较文学历史积淀期的实际情形，也有利于纠正以往“西方中心论”的偏颇。而且，经过对古代这些主要民族的“朴素的文学比较”加以比较后，作者指出，越是古代文明中心国，例如古希腊、古印度、中国，比较文学越是淡漠，而文明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还有文明水准本来不高，却能尊敬与包容先进文化的国家，如阿拉伯帝国，比较文学意识就越强。这显然是一个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接下来，作者明确提出并运用了“比较文学批评”这样一个学术形态的概念，并使之与后来的“比较文学研究”形态相区别，这是全书在理论建构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创新点。作者将近代以文学批评为特征的“比较文学”概括为“比较文学批评”（或称“比较文学评论”），并将它作为“学科化”之前比较文学的基本形态，而将“学科化”后的比较文学概括为“比较文学研究”，进而对“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在形态上的不同，做了十分明确的界定，这是颇有新意的。在此前的有关学科史的论述中，尚未见到这样明确的区分和周密的论述。事实上，正如“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样，比较文学也存在着“批评”与“研究”的形态与分野。作者正确地指出：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的成立，这几百年间，“比较文学”属于“比较文学批评”的形态，而比较文学批评，又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先声”。在这样的界定和划分中，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与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既有了历史贯通性，又显示出了形态的演化与差异。并且，这也启发我们，即便是在当代的比较文学成果中，实际上也存在着“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两种形态。在学术评价上，如果我们将两者混为一谈，那将是不妥当的。
“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两种形态的甄别与区分，也相应地帮助作者解决了一系列具体的学术评价问题。例如，众所周知，法国学派及梵·第根那样反复强调要使比较文学成为一种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并极力排斥审美价值判断。对此偏颇，后人多有诟病。但《比较文学系谱学》从“比较文学批评”与“比较文学研究”的形态划分出发，对法国学派的这一主张给予了充分的同情的理解，认为那时的法国学者之所以这样做，是要使比较文学学科化，而要使比较文学学科化，就要排斥此前流行的以审美批评为特征的“比较文学批评”，将比较文学由“批评”形态转换为以实证研究为重心的“研究”形态，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们坚信只有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实证的历史学的、文学史的研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由此，《比较文学系谱学》为法国学派的出现的必然性、合理性及历史定位，做了此前所没有的、更有说服力的说明与论证。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学理基础的问题上，以前的相关论述，至多谈到了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故事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对比较文学的影响，但《比较文学系谱学》的考察进一步扩展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并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学科的体系性的学术理论，不是从古已有之的‘朴素的文学比较’中产生，不是从近代的‘比较文学批评’中产生，甚至也不是从文学自身的研究中产生，而是从18—19世纪的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比较神话故事学等相关学科中借鉴过来的。”与此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18世纪后，欧洲的整个思想与学术界的成果，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为比较文学学术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支持。尤其是德国人的思辨哲学、历史哲学、比较语言学、比较神话学，法国人的实证哲学，英美人的文化人类学等，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影响很大。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基本形成之前或形成的过程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已经由相关学科首先、或同时提出来，并部分地回答并加以解决了。”这些独具只眼的论述对于读者认清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比较文学的不同贡献，把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思想的渊源及特征，都很有启发。
《比较文学系谱学》在理论建构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点，是对学院化、学科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做了进一步形态的区分，将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把法国学派的“国际文学交流史研究”称之为“文学史研究”形态，把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以理论建构为主要宗旨的比较文学研究称之为“文艺学”形态，而把中国超越学派的畛域，将历史性与审美性、文化视野与文本诗学加以融合的形态，称为“跨文化诗学”形态。这也是前所未见的创新性的概括。当然，任何高度的概括都以牺牲某些具体现象为代价，《比较文学系谱学》的这种概括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把法国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称之为“文学史研究”形态，应是毫无疑义的。以呈现历史事实为宗旨的实证研究，的确是法国学派在理论主张与研究实践上的特色。而把美国学派和苏联学派的比较文学研究合称为“文艺学”形态，似乎是与法国学派的“文学史研究”形态相对而言。的确，以“平行研究”为特色的美国学派并不追求史学价值，而是带着某种理论追求，为说明和解决某一问题而进行“平行研究”。换言之，只有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追求的平行研究，才不会堕入为比较而比较的简单的比附。实际上，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家大都是文艺理论家，或者是文艺理论家们兼及比较文学，这大概也是向远教授将“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归入“文艺学”形态的主要依据吧。另一方面，将苏联学派也归于“文艺学”形态，大概是因为苏联比较文学家们明确标举为“比较文艺学”。苏联将比较文学归为“文艺学”，反映了他们对“文艺学”的偏重，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中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属于俄（苏）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代表性著作如日尔蒙斯基的《拜伦与普希金》《俄罗斯文学中的歌德》等），这些恐怕难以纳入“文艺学”形态的范畴。从这一点上看，将苏联比较文学纳入“文艺学”形态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不过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学术上有不同见解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比较文学系谱学》对这些研究形态的区分和命名并不是轻率的标新立异，都经过深入的思考和严谨的分析论证。
《比较文学系谱学》中的最后的落脚点，是对中国比较文学的形态与特征的概括，向远教授把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形态命名为“跨文化诗学”，也是很有创意、很值得注意的。之所以用“跨文化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与发展方向，是在与此前的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比较分析中所得出的严肃的结论。向远教授认为：英国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是将比较文学挂靠在社会学史上的，缺乏“文学性”（诗学）的探讨。法国学派及梵·第根更是明确地将审美分析从比较文学中剔除出去，其比较文学也缺乏“诗学”色彩；后来美国学派则极力矫正法国的“非诗学”性，强调对“文学性”的研究，注重对具体作品的语言形式与文本结构的分析与审美判断，却常常造成历史维度与实证研究的缺失，同时美国学派又强调“跨学科”“跨文化”，又容易使“文学”（“诗学”）被“文化”所淹没。鉴于此，向远教授认为，世界比较文学系谱中的各学派，在理论与实践中都存在着“文化”与“诗学”两者之间的背离和悖论，“因而都难以使用‘文化诗学’或‘跨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来加以概括”。而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恰恰具备了这样的“跨文化诗学”的特征。
就这样，向远教授在《比较文学系谱学》中，对法国学派、苏联学派、美国学派这三个学派及其之间的相互批判继承的关系，对中国的比较文学与前三个学派的联系与区别，都做了较此前更深入、更辩证的阐释、说明与论证。
对中国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诗学”特征的认识，来源于向远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已出版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等著作。而这部《比较文学系谱学》则在对世界各国比较文学加以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比较文学学术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点做了高度的提炼与概括。例如由台湾地区学者首次提出的“阐发研究法”、严绍璗教授较早倡导的“原典性实证研究”法、以叶舒宪教授为代表的“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此同时，向远教授还列举了由他本人从“影响研究”中剥离出来的“传播研究”法，从钱锺书、季羡林等先生的相关学理思想中归纳得出的、由“平行研究”改造修正而来的“平行贯通”法，以及由“跨学科研究”改造而来的“超文学研究”法等等。向远教授还指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在若干分支学科领域所做的见解独到的理论探索，包括“译介学”与“翻译文学”“文学人类学”“变异学”“世界文学学”与“宏观比较文学”等。还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实践中形成的两大范式—“中西比较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做了分析。这些提炼与概括，对读者了解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与发展趋势都大有裨益。
《比较文学系谱学》在学术上的新意，还处处表现在作者对学术史上的具体现象、具体的理论家及其成果的微观分析与评价上，例如他对丹纳的《艺术哲学》、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及韦勒克的相关著作，都做了独到的解读和阐释，这里限于篇幅，不遑一一列举。总体上可以说，《比较文学系谱学》具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双重品格。作为宏观研究的理论，全书提出了、或者说重新厘定了若干新的范畴与概念，并且自圆其说、自成体系；作为微观研究，作者收集了比较文学学术理论史上的基本文献，并依据其历史地位与价值，作了详略不同的具体评析，体现了史学研究、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结合。当然，以一人之力，为比较文学撰写一部“系谱学”著作，是非常繁难的工作。特别是在资料的利用与发掘方面存在种种困难。在现有条件下，本书对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基本文献材料的收集与研读已经很尽力了，并且使用这些材料足以能够说明问题。不过另一方面，由于个人涉猎范围与我国翻译介绍的局限，尚有不小的空间有待开发利用，因而这部《比较文学系谱学》对世界比较文学学术系谱的建构，既是开拓性的，也是初步的。因而，我与向远教授在本书“后记”中所表达的期待一样，衷心希望今后能有学者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比较文学系谱学方面的研究。
2009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