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书中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此外，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张艺曦，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师从王汎森先生，目前任（新竹）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与家族史，著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

社集与城市空间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从“诗社”到“吾党”：漳州霞中社的政治性

游历、制艺与结社：以晚明衢州士人方应祥为中心

明中叶温州山人结社的地域社会机制与文化形态

社集与地方家族

泽社、永社、云龙社：明末桐城“诗文社集”的勃兴与顿挫

宗族与诗社：明末广东诗文集社研究

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

社集与身份/阶层

明末清初秦地文人在扬州的结社活动

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以柴野栗山及其交游网络为例的探讨

“骚坛会”和“骚坛招英阁”：15世纪末及18世纪的越南士人社集

社集与方伎(书画、医学)

无心而娱：清初北京的“雅会”

医者同社与研经讲学：以明末清初钱塘侣山堂为中心的讨论

社集、经学与科举考试

明代的文社与经学

晚明复社与经典改纂：顾梦麟等编《四书说约》初探

后记

序言：“察势观风”：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

几年前，艺曦来研究室找我，请教我关于编论文集的事，他当时计划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昌伟、许齐雄教授，以及台北大学的何淑宜教授合作，以文人社集为题，集合众人之力来编论文集。他当时问我，此时此刻是否仍适合编论文集，以及这类论文集对学界是否有贡献——这是他最关心的部分。我当时建议艺曦，必须坚持几点：论文集的主题必须明确，每篇论文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提出各自的创见。

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我有时会从艺曦那边听到论文集的进展，而为了让各篇文章作者能够聚集一起开会讨论，他先后申请蒋经国基金会与“科技部”的经费补助，两次会议的举行也得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吕妙芬所长的协助。这本论文集的计划，以及整个团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了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论文，所以把时程拉长到三年，而在着手进行之初，分散各地的成员也不辞路远，来台共同讨论，并对彼此的论文题目交换意见，直到今日，终于有论文集的问世。

这本论文集以16到18世纪的文人社集为题，时段集中在明中晚期及清初。明中晚期的社集活动十分精彩而多样，而经历明清变局以后的清初社集的性质与活动也很值得探究。当时社集活动盛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清初顺治皇帝还曾特别关注近来名流社会，并说慎交社“可谓极盛”，提到孙承泽是“慎交社”中的人物（《清稗类钞》《云自在龛随笔》等书）。

这本论文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够不受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到整个时代大脉络中，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转型等面相切入，让原本看似平凡无奇的社集显出独特的意义。

这些文章，有的谈社集跟地方官员的到任去职的消长关系，显示某些看似宴游的诗社，也可能有实质的政治目的。有的讨论社集与地方家族的联系，有的利用大量族谱资料说明不同性质的社集与地方人际网络、家族生态的关系。也有的注意到社集与城市空间，以及明末文人借由社集展演的取向。另有几篇是谈社集与诗派、与八股文、与经学风潮的关系，这些看似传统的题目，却都能够得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另有一篇谈明末及清初的士风之别，在此变局中的文化转型是很值得深入的课题。另有两篇文章，则是将眼光扩大到与士阶层密切相关的其他阶层或领域，包括医者及书画鉴赏。过去我们虽可多少看到一些医者结社的资料，但借由这篇文章，才让我们了解到医者与文人社集之间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这些文章各有主题，也跨越不同地域，除了南北两京、扬州，以及浙江等地，还有江南以外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展现这个团队广泛讨论各地社集的企图。另有两篇关于日本与越南的社集的文章，亦显示这本论文集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关心，而且从更多元也更整体的眼光，以中国为中心看整个东亚世界的社集发展。

我在多年前写作过几篇明代思想生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跟明末蕺山学派及清初讲经会有关，当时我注意到明末出现不少以经、史或读书为名的社集，这类名称的社团在此之前很少见，但在明末却大量涌现，而且不少都很有影响力，像江南的复社、读书社都是很好的例子。对于这类社集的出现，我认为这与经史之学，尤其经学的复兴相关。不过，近几年我有更进一步的观察，除了心学，至少还有文学复古运动等各种思潮条件共同促成。尤其是文学复古运动，由于主张必须临摹古代的诗、文，进而搜罗古代典籍，所以对古籍的刊刻流行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虽然倡导复古，但所复的不限于儒家经典，所以相对于之前的学风带来了解放。复兴经学则是到了明末才正式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明末经学的复兴，它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而且带来的影响极大。

以此为例，我们在讨论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历史，必须用更宏大的眼光谈。我很喜欢“察势观风”这个词，当某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一个时代的各方各面、或多或少都会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多层次也多方面的交互激荡，来回往复。若是遇到像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时，这类变动会更加复杂。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势而观其风，除了所研究的对象，还必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风潮及各种动荡变化都一齐纳进来讨论。此外，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有不同力量同时在竞合着，所以社集不会只是社集，而会跟这个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也可能彼此排斥，但即使是排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本论文集所做的可说是一种“察势观风”，而且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作者们能够以更全面的眼光掌握所研究的课题。如今论文集分别在两岸出版社出版，让人为这本论文集对明清之际社集研究有所贡献而感到欣喜。

王汎森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研院”院士

选自《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突破了以往所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以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除了学术、思想、文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社集与地方家族、社集与身份/阶层，以及社集与书画、医学等方伎的课题；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这些视野新颖、成果丰硕的研究，完全改写了我们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是研究明清思想的必读之作。

——李孝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

本书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从政治、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宗教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本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明清士人社群的认识，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挑战了我们现代学术分科与专业的狭隘。

——吕妙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系学界最新、最全面的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指出明中叶以后，社集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不但与地方家族结合，更跨越不同的城市网络，反映当时的士风转变，牵动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局势；流风所及不仅是其他职业如医者，更影响到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如日本与越南之风气。

——巫仁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以“结社”作为主题，邀约各领域的研究专家施展各自的学术优势予以聚焦式的研讨，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运作方式。由于近代学科细化的格局划分，学者常常固守于各自的疆域而精耕细作，却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但历史的实际本是浑然一体的，世事变迁，人际纠纷，乃是各种势力聚合而成的结果。哪怕是作为独立性很强的诗文创作，离开复杂的历史整体也很难言说清楚。“结社”本身便是明代人文活力展示的窗口，而明清之际又是人文精神变化的纠结点。由此，本书的学术内涵，将会为相关的学术领域带来诸多启示，并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书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不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等面向切入，显示了社集与其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的特点，展现社集独特的时代意义。

同时，作者探讨的一些话题能够引发读者的发散性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当时的文人士人是否和现代人一样，也有一定的考试晋升焦虑？他们结社大部分是为了更好地组团学习，比之一些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

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很盛。然而在一般印象中，似乎文社只与诗文相关，追求风雅，而与极功利的科举、刻板的经学无关。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编者按

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之“式”，考试合格者也被称为“中式”。既有一定标准，文章自然不能率意，不但要反复推敲文字，而且发挥的空间也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融入想象，因而模写科举文字成了极为枯燥的事情。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时代背景的小说《绿野仙踪》中，记载府学生员苗继先探访当时正在为科举考试努力的生员温如玉，就曾这样写道：“苗秃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

在一个读书秀才看来，科举备考竟成了像“刑罚”一样的苦差事。晚明山阴县的藏书家祁承(1604年进士)有诗《课艺苦不就沿溪散步漫咏》，云：“一题方入目，百念逐心非。非为寻源往，聊同避难行。僧归云外径，渔傍水边汀。生计原多路，何听寸管评。”因为绞尽脑汁仍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制义，祁承只能到溪边放松心情，况之为“避难”，乃至有为僧人、为渔民的遁世之念。这种深感科举考试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诗中充分地得以表露。祁承对科举考试还另有“举业相伴半生，寸管加肘，百毒镂心”的说法。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诗感叹说：“交游悲喜尽，文章揣摩成……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生。”因此，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讨，或可减轻这种痛苦。这是围绕科举而结社的第一层背景。祁承本人曾经参加过这种研讨经义的集社“合辙社”，陈继儒(1558—1639)即说祁承“初有合辙社而通经学”。正因为此，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与官僚董其昌(1555—1636)，年轻的时候曾与章觐等人结社，探讨科举文字，同时也相和赋诗。董其昌《陶白斋稿序》载：“余往同冯咸甫辈结社斋中，晨集构经生艺，各披赏讫，即篝灯限韵，人赋诗几章。”在这种时候，诗歌对枯燥终日的士子心情是一种慰藉。

科举结社的第二种功能，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因此，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常会组织相应的文会，将辖区内优秀的生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交流会文的机会。例如，在嘉靖末年直至隆庆元年，南直隶江浦县的知县王之纲在县内组织了十一个文会，分别名为文昌、泰茅、晋接、折会、玉虚、西清、东华、石渠、青琐、三元、南宫，而且“创学田千二百余亩为会费”，其中参与文会之中的士人如严丕承便在隆庆四年(1570)中应天府乡试。晚明学者吕维祺(1587—1641)任山东兖州府推官时，置学田，订山左大会，“渐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来就业”，会的规模十分庞大，而其功能虽有传播理学或宣传节孝之外，方便诸生科举的目的也很明显。在16世纪地方官建造的书院中，出于为诸生提供藏修和会文之所考虑的不少。嘉靖十五年(1536)创建的江西安福县复古书院，除了是阳明学在江右的重镇，在为地方培养科举人才上所做的贡献也不小。傅作舟(1571年进士)说：“安福向有复古书院官课、师课，生童以时会文，近年更立章程，颇著成效。”不过，由地方官员组织的文会虽然因为有一定经济保证，一时的影响很大，但也往往因地方官的迁转而很难长久。更多围绕科举的结社，是从事于科举的学子们彼此自愿地结合起来，聚集成会，交流技艺。

16世纪，文社日益活跃，围绕科举的结社时时可见。傅作舟谈到隆庆年间安福县于复古书院之外还创行道南文会：“国朝以《四书》、五经试士，背朱注者不录，虽所取在文，而因文见道……邑南地距郭较远，多不能应期赴课，以荷栽培。岁丁卯(1567)，太史王君尔玉假旋，与诸同志谋于近地开文社而行月课，邀集十四都人士而酌商之。每都劝输，汇流成浸，凡三阅岁而会举，颜之曰道南。盖取吾道南矣之义，与复古并行不悖。自明年为始，敦请名师，萃各都之习举业者，按月会文而甲乙之，优其资奖，以示鼓励。”同样是在隆庆年间，浙江嵊县的周汝登(1547—1629)与同志为“鹿山八士文行合一之会”，至万历十五年(1587)建成鹿山书院，“以待邑中之凡有志于举者皆得以来集于斯”。从后来鹿山书院接待“有志于举者”的情况看，昔日的鹿山八士之会大概是以讨论科举制艺为多。河南新野县人马之骏(1578—1617，1610年进士)则提到他在万历年间与友人刘逢源(1557—1621)等结社研讨制义之事。马之骏《茂才汉垣刘公墓志铭》说：“公讳逢源，字取之，别号汉垣，里人称之汉垣先生最著。少治举子，言颖异秀出，顾屡试坎壈。戊子(1588)，长垣于田李公来视两河学，录公文，补郡庠弟子员。时公且逾弁，浸寻壮齿矣，益下帷发策，矻矻弗少休，偕杨君来凤、石君攻玉、王君逢古、齐君来旬、李君春华及予兄弟辈结社课文……所治毛氏《诗》最淹熟精诣，即酒间谈次，偶及辄成诵，累累如贯珠。”文中除了谈到马之骏等人为举子业结社课文，还提到刘逢源擅长《诗经》，让我们对他们结社课文时重点在于经义可以有些想象。进入17世纪，此类围绕科举的结社可能更多。无锡的东林领袖顾宪成(1550—1612)提到东林讲会之下还有姚玄升等人为举业而结的小会。顾宪成《题姚玄升诸友会约》说：“程伯子云：‘举业不患妨功，只患夺志。’今观诸友会约，为举业设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动，一切禀诸绳墨。”崇祯二年(1629)，和州生员戴重与友人杜若兰、章继捷、王大生、含山陆合泰等五人结社于和州城西三十里处之栖云观，“其友五，其书义三，经义四，其地惟枣林之宫，其期惟月之望”。戴重等人结社课文，完全是摹仿科举考试头场考《四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的形式。他们在每月十五日于和州枣林宫聚会一次，每人模仿考试撰写《四书》义和经义共七篇。

选自张艺曦主编《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