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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张艺曦 主编
一部研究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呈现明清士人的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以结社为题,跨越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看文人社集如何彰显士人流风,影响东亚世界的汉字文化圈。 大学问出品
ISBN: 9787559847775

出版时间:2022-04-01

定  价:118.00

责  编:刘隆进,王佳睿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中国史

读者对象: 大众

上架建议: 历史/中国史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320 (千字)

页数: 564
图书简介

本书是一部研究明清士人社群的突破之作。书中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围绕社集与城市空间、地方家族、身份/阶层等,从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同时,还研究了十八世纪日本与越南的文人社集情况,有助于从东亚的视角深化明清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此外,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张艺曦,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师从王汎森先生,目前任(新竹)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与家族史,著有《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孤寂的山城:悠悠百年金瓜石》。

图书目录

社集与城市空间

城市舞台:明后期南京的城市游乐与文艺社群

从“诗社”到“吾党”:漳州霞中社的政治性

游历、制艺与结社:以晚明衢州士人方应祥为中心

明中叶温州山人结社的地域社会机制与文化形态

社集与地方家族

泽社、永社、云龙社:明末桐城“诗文社集”的勃兴与顿挫

宗族与诗社:明末广东诗文集社研究

明及清初地方小读书人的社集活动:以江西金溪为例

社集与身份/阶层

明末清初秦地文人在扬州的结社活动

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游学与社集:以柴野栗山及其交游网络为例的探讨

“骚坛会”和“骚坛招英阁”:15世纪末及18世纪的越南士人社集

社集与方伎(书画、医学)

无心而娱:清初北京的“雅会”

医者同社与研经讲学:以明末清初钱塘侣山堂为中心的讨论

社集、经学与科举考试

明代的文社与经学

晚明复社与经典改纂:顾梦麟等编《四书说约》初探

后记

序言/前言/后记

序言:“察势观风”: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

几年前,艺曦来研究室找我,请教我关于编论文集的事,他当时计划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昌伟、许齐雄教授,以及台北大学的何淑宜教授合作,以文人社集为题,集合众人之力来编论文集。他当时问我,此时此刻是否仍适合编论文集,以及这类论文集对学界是否有贡献——这是他最关心的部分。我当时建议艺曦,必须坚持几点:论文集的主题必须明确,每篇论文都必须围绕这个主题提出各自的创见。

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我有时会从艺曦那边听到论文集的进展,而为了让各篇文章作者能够聚集一起开会讨论,他先后申请蒋经国基金会与“科技部”的经费补助,两次会议的举行也得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吕妙芬所长的协助。这本论文集的计划,以及整个团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为了能够有更充裕的时间写作论文,所以把时程拉长到三年,而在着手进行之初,分散各地的成员也不辞路远,来台共同讨论,并对彼此的论文题目交换意见,直到今日,终于有论文集的问世。

这本论文集以16到18世纪的文人社集为题,时段集中在明中晚期及清初。明中晚期的社集活动十分精彩而多样,而经历明清变局以后的清初社集的性质与活动也很值得探究。当时社集活动盛行的程度是很难想象的,清初顺治皇帝还曾特别关注近来名流社会,并说慎交社“可谓极盛”,提到孙承泽是“慎交社”中的人物(《清稗类钞》《云自在龛随笔》等书)。

这本论文集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够不受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到整个时代大脉络中,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文化转型等面相切入,让原本看似平凡无奇的社集显出独特的意义。

这些文章,有的谈社集跟地方官员的到任去职的消长关系,显示某些看似宴游的诗社,也可能有实质的政治目的。有的讨论社集与地方家族的联系,有的利用大量族谱资料说明不同性质的社集与地方人际网络、家族生态的关系。也有的注意到社集与城市空间,以及明末文人借由社集展演的取向。另有几篇是谈社集与诗派、与八股文、与经学风潮的关系,这些看似传统的题目,却都能够得到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另有一篇谈明末及清初的士风之别,在此变局中的文化转型是很值得深入的课题。另有两篇文章,则是将眼光扩大到与士阶层密切相关的其他阶层或领域,包括医者及书画鉴赏。过去我们虽可多少看到一些医者结社的资料,但借由这篇文章,才让我们了解到医者与文人社集之间有那么密切的关系。

这些文章各有主题,也跨越不同地域,除了南北两京、扬州,以及浙江等地,还有江南以外的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展现这个团队广泛讨论各地社集的企图。另有两篇关于日本与越南的社集的文章,亦显示这本论文集对东亚周边各国的关心,而且从更多元也更整体的眼光,以中国为中心看整个东亚世界的社集发展。

我在多年前写作过几篇明代思想生活史方面的文章,其中有几篇文章跟明末蕺山学派及清初讲经会有关,当时我注意到明末出现不少以经、史或读书为名的社集,这类名称的社团在此之前很少见,但在明末却大量涌现,而且不少都很有影响力,像江南的复社、读书社都是很好的例子。对于这类社集的出现,我认为这与经史之学,尤其经学的复兴相关。不过,近几年我有更进一步的观察,除了心学,至少还有文学复古运动等各种思潮条件共同促成。尤其是文学复古运动,由于主张必须临摹古代的诗、文,进而搜罗古代典籍,所以对古籍的刊刻流行起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虽然倡导复古,但所复的不限于儒家经典,所以相对于之前的学风带来了解放。复兴经学则是到了明末才正式提出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看待明末经学的复兴,它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而且带来的影响极大。

以此为例,我们在讨论明代中晚期及清初的历史,必须用更宏大的眼光谈。我很喜欢“察势观风”这个词,当某个风潮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阵风吹拂而过,一个时代的各方各面、或多或少都会受这股风潮的影响,而且往往是多层次也多方面的交互激荡,来回往复。若是遇到像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时,这类变动会更加复杂。研究者有必要察其势而观其风,除了所研究的对象,还必须把研究对象所处的风潮及各种动荡变化都一齐纳进来讨论。此外,历史的发展往往会有不同力量同时在竞合着,所以社集不会只是社集,而会跟这个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也可能彼此排斥,但即使是排斥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本论文集所做的可说是一种“察势观风”,而且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作者们能够以更全面的眼光掌握所研究的课题。如今论文集分别在两岸出版社出版,让人为这本论文集对明清之际社集研究有所贡献而感到欣喜。

王汎森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中研院”院士

选自《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名家推荐

过去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多偏重在晚明的江南。本书突破了以往所有相关研究的成果,全面地处理了明清时期各个地区诗社、文社,以及以科举为主但扩及经义诠释的制艺文社。除了学术、思想、文学,这些文章进一步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社集与地方家族、社集与身份/阶层,以及社集与书画、医学等方伎的课题;并将探讨的区域从中国扩及日本与越南。这些视野新颖、成果丰硕的研究,完全改写了我们过去对16—18世纪东亚学术思想史的理解,是研究明清思想的必读之作。

——李孝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

本书结合文、史等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明清士人各类社集活动,从政治、社会、宗族、空间、文学、思想、医学、宗教等多元面向进行探究,呈现明清士人日常生活与学术活动的多元性,以及社群网络间复杂的关系。本书的内容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明清士人社群的认识,书中呈现的各种跨界交接与多元问学的现象,也挑战了我们现代学术分科与专业的狭隘。

——吕妙芬(“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系学界最新、最全面的关于文人社集的研究,指出明中叶以后,社集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全民运动,不但与地方家族结合,更跨越不同的城市网络,反映当时的士风转变,牵动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局势;流风所及不仅是其他职业如医者,更影响到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如日本与越南之风气。

——巫仁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以“结社”作为主题,邀约各领域的研究专家施展各自的学术优势予以聚焦式的研讨,是一种有效的学术运作方式。由于近代学科细化的格局划分,学者常常固守于各自的疆域而精耕细作,却颇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但历史的实际本是浑然一体的,世事变迁,人际纠纷,乃是各种势力聚合而成的结果。哪怕是作为独立性很强的诗文创作,离开复杂的历史整体也很难言说清楚。“结社”本身便是明代人文活力展示的窗口,而明清之际又是人文精神变化的纠结点。由此,本书的学术内涵,将会为相关的学术领域带来诸多启示,并为以后的学术运作方式提供有益的借鉴。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编辑推荐

本书引人注意的部分,是不少文章都能不限于社集这个主题,把社集放在时代脉络中查考,从政治、家族、地域性、城市生活等面向切入,显示了社集与其时代的其他因素结合发酵的特点,展现社集独特的时代意义。

同时,作者探讨的一些话题能够引发读者的发散性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当时的文人士人是否和现代人一样,也有一定的考试晋升焦虑?他们结社大部分是为了更好地组团学习,比之一些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

精彩预览

围绕科举的文人结社

明代文人结社风气很盛。然而在一般印象中,似乎文社只与诗文相关,追求风雅,而与极功利的科举、刻板的经学无关。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编者按

士人以科举为目的的结社,比之诗文结社、怡老会要现实和功利得多,当然也枯燥而专业得多,绝非风雅浪漫之举。这可以说是明代文人结社的另一面。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必须有一定之“式”,考试合格者也被称为“中式”。既有一定标准,文章自然不能率意,不但要反复推敲文字,而且发挥的空间也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融入想象,因而模写科举文字成了极为枯燥的事情。清人李百川在其以明代嘉靖年间为时代背景的小说《绿野仙踪》中,记载府学生员苗继先探访当时正在为科举考试努力的生员温如玉,就曾这样写道:“苗秃看了看,见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经体注》,还有十来本文章。苗秃子笑道:‘这些刑罚,摆列出来做什么?’”

在一个读书秀才看来,科举备考竟成了像“刑罚”一样的苦差事。晚明山阴县的藏书家祁承(1604年进士)有诗《课艺苦不就沿溪散步漫咏》,云:“一题方入目,百念逐心非。非为寻源往,聊同避难行。僧归云外径,渔傍水边汀。生计原多路,何听寸管评。”因为绞尽脑汁仍无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制义,祁承只能到溪边放松心情,况之为“避难”,乃至有为僧人、为渔民的遁世之念。这种深感科举考试文章枯燥乏味的心情在诗中充分地得以表露。祁承对科举考试还另有“举业相伴半生,寸管加肘,百毒镂心”的说法。晚明袁宏道(1568—1610)曾在《社中》诗感叹说:“交游悲喜尽,文章揣摩成……终年惟搦管,辛苦是书生。”因此,若有三五友人共同探讨,或可减轻这种痛苦。这是围绕科举而结社的第一层背景。祁承本人曾经参加过这种研讨经义的集社“合辙社”,陈继儒(1558—1639)即说祁承“初有合辙社而通经学”。正因为此,士人研习举业之余,同时也会有诗文唱和,以缓解终日揣摩的痛苦,使得诗文社与举业社常常会混杂到一起。明末著名的书画家与官僚董其昌(1555—1636),年轻的时候曾与章觐等人结社,探讨科举文字,同时也相和赋诗。董其昌《陶白斋稿序》载:“余往同冯咸甫辈结社斋中,晨集构经生艺,各披赏讫,即篝灯限韵,人赋诗几章。”在这种时候,诗歌对枯燥终日的士子心情是一种慰藉。

科举结社的第二种功能,是可以增加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共同揣摩科举作文的技巧。因此,重视教育的地方官常会组织相应的文会,将辖区内优秀的生员组织起来,为他们创造交流会文的机会。例如,在嘉靖末年直至隆庆元年,南直隶江浦县的知县王之纲在县内组织了十一个文会,分别名为文昌、泰茅、晋接、折会、玉虚、西清、东华、石渠、青琐、三元、南宫,而且“创学田千二百余亩为会费”,其中参与文会之中的士人如严丕承便在隆庆四年(1570)中应天府乡试。晚明学者吕维祺(1587—1641)任山东兖州府推官时,置学田,订山左大会,“渐及通省,冀北、淮南之士咸来就业”,会的规模十分庞大,而其功能虽有传播理学或宣传节孝之外,方便诸生科举的目的也很明显。在16世纪地方官建造的书院中,出于为诸生提供藏修和会文之所考虑的不少。嘉靖十五年(1536)创建的江西安福县复古书院,除了是阳明学在江右的重镇,在为地方培养科举人才上所做的贡献也不小。傅作舟(1571年进士)说:“安福向有复古书院官课、师课,生童以时会文,近年更立章程,颇著成效。”不过,由地方官员组织的文会虽然因为有一定经济保证,一时的影响很大,但也往往因地方官的迁转而很难长久。更多围绕科举的结社,是从事于科举的学子们彼此自愿地结合起来,聚集成会,交流技艺。

16世纪,文社日益活跃,围绕科举的结社时时可见。傅作舟谈到隆庆年间安福县于复古书院之外还创行道南文会:“国朝以《四书》、五经试士,背朱注者不录,虽所取在文,而因文见道……邑南地距郭较远,多不能应期赴课,以荷栽培。岁丁卯(1567),太史王君尔玉假旋,与诸同志谋于近地开文社而行月课,邀集十四都人士而酌商之。每都劝输,汇流成浸,凡三阅岁而会举,颜之曰道南。盖取吾道南矣之义,与复古并行不悖。自明年为始,敦请名师,萃各都之习举业者,按月会文而甲乙之,优其资奖,以示鼓励。”同样是在隆庆年间,浙江嵊县的周汝登(1547—1629)与同志为“鹿山八士文行合一之会”,至万历十五年(1587)建成鹿山书院,“以待邑中之凡有志于举者皆得以来集于斯”。从后来鹿山书院接待“有志于举者”的情况看,昔日的鹿山八士之会大概是以讨论科举制艺为多。河南新野县人马之骏(1578—1617,1610年进士)则提到他在万历年间与友人刘逢源(1557—1621)等结社研讨制义之事。马之骏《茂才汉垣刘公墓志铭》说:“公讳逢源,字取之,别号汉垣,里人称之汉垣先生最著。少治举子,言颖异秀出,顾屡试坎壈。戊子(1588),长垣于田李公来视两河学,录公文,补郡庠弟子员。时公且逾弁,浸寻壮齿矣,益下帷发策,矻矻弗少休,偕杨君来凤、石君攻玉、王君逢古、齐君来旬、李君春华及予兄弟辈结社课文……所治毛氏《诗》最淹熟精诣,即酒间谈次,偶及辄成诵,累累如贯珠。”文中除了谈到马之骏等人为举子业结社课文,还提到刘逢源擅长《诗经》,让我们对他们结社课文时重点在于经义可以有些想象。进入17世纪,此类围绕科举的结社可能更多。无锡的东林领袖顾宪成(1550—1612)提到东林讲会之下还有姚玄升等人为举业而结的小会。顾宪成《题姚玄升诸友会约》说:“程伯子云:‘举业不患妨功,只患夺志。’今观诸友会约,为举业设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动,一切禀诸绳墨。”崇祯二年(1629),和州生员戴重与友人杜若兰、章继捷、王大生、含山陆合泰等五人结社于和州城西三十里处之栖云观,“其友五,其书义三,经义四,其地惟枣林之宫,其期惟月之望”。戴重等人结社课文,完全是摹仿科举考试头场考《四书》义三篇、经义四篇的形式。他们在每月十五日于和州枣林宫聚会一次,每人模仿考试撰写《四书》义和经义共七篇。

选自张艺曦主编《结社的艺术:16—18世纪东亚世界的文人社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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