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代传奇与儒学
第五节 书剑恩仇—与儒学相关的小说意象
三、刀光剑影：徘徊在义与法之间
《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清］黎翔风：《管子校注》“牧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页。]在儒家思想文化语境里，礼与义二者并举。从宋代传奇的创作实践来看，表现礼的重要意象之一是音乐，表现义的重要意象之一是刀剑。
前一节说到向拱其人，他因认为与之私通的妇人杀死自己的丈夫是不义，便毅然杀掉了她，并“掷首级于街市，且自言曰：‘向某杀此妇人。’徐徐掉臂而去”。换言之，他把如此行径看作是行侠仗义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却依然以此为荣。在这一“行侠仗义”的行为中，用刀剑砍去“不义者”的头颅是核心情节，乃表现了侠与义的内涵。
何为侠？《韩非子·五蠹》解释说，“以武犯禁”者为侠，是带剑者，和“以文乱法”的儒皆属国之蠹，当除去之。[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五蠹》，见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五册），第344页。]当然，这是法家的看法，侠客们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他们把除暴安良、抑强扶弱、见义勇为作为人生使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了心中的一点理想、一点信念而甘愿冒杀人的风险，甚至献出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刀剑是他们的身份标志，杀人是他们通往正义的途径。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也是边缘人，但由于对社会生活，乃至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侠客们受到某些势力的利用，更受到特定思想的灌输，视其行为义。
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为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春秋战国时期影响了当时政治历史发展进程的著名刺客（侠客）树碑立传，推崇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 ［汉］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520页。]，从而赋予了侠客们的刺杀行为以历史的正当性，刀剑意象也由此在文人笔下获得了更广泛、自由的意义，成为行侠仗义的象征物、代名词。
大诗人李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游侠思想的影响，其诗文作品中不时见到刀剑意象、侠客身影。他曾对韩朝宗说：“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唐］李白：《与韩荆州书》，见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6页。]又作《侠客行》等诗歌，表现自己挥剑慕侠的思想：“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唐］李白：《李白诗集新注》，第59页。]据说李白年轻时还曾因打抱不平而“手刃数人”。龚自珍评李白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矣。”[ 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139页。]可见李白和游侠思想的关系。
唐代诗人中有慕侠尚义之心者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唐传奇，特别是晚唐传奇中，有一些作品写及剑侠题材，或刀剑意象在其中处于突出位置。如《虬髯客传》有一个情节可谓惊心动魄：
公取酒一斗。既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于是开革囊，取一人头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吾憾释矣！”[ ［唐］杜光庭：《虬髯客传》，见张友鹤选注《唐宋传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
刀剑意象在这里即是行侠仗义的化身。
宋代传奇继承唐传奇，也有若干涉及剑侠题材的创作，故事中闪动着刀光剑影。但宋人笔下的刀剑意象和唐人所写是有区别的。同样是用刀剑斩杀“不义之人”，唐传奇赋予了这种行为以完
全的正当性，赞美侠义，歌颂复仇；宋代传奇则表现出了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和前人一样，他们肯定侠义、复仇的行为，认为伸张了正义、铲除了不平，是应该有所激励的。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这种行为触犯了法律，应该受到制裁。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像前人那样，用单一的视角来审视侠客们的杀人行为了。一边是忘恩负义、社会不公需要侠客们展现身手，一边是法律严禁私自杀人，哪怕是“不义之人”。那么怎么办呢？宋代传奇作家有两个处理办法。
一个办法是让侠客们斩杀不义之人，伸张正义，然后亡命天涯，躲过法律的制裁，如前面提到的向拱，再如高言（《高言》）、王寂（《王寂传》）等。向拱“会赦方归”；高言“北走入胡地”，又沦落海外数国多年，“后属仁庙崩，新君即位，有罪者咸得自新”，得以归国；王寂则沦为强盗，“椎牛、椎豕、掠墓、劫民、烧市，取富贵屋财。……视州县若无有，观诏条如等闲”，后遇赦向官府自首。
另一个办法是如《王实传》里所示，让侠客受官府制裁，却享受着“义士”的待遇。孙立受王实之托，杀死恶人张本，“断其颈，破脑取其心，以祭实父墓。乃投刃就公府自陈。太守视其谳，恻然”。有一段对话显示了太守、旁人实际上即作者对于孙立的尊崇态度：
立曰：“杀人立也，固甘死，愿不旁其枝，即立死何恨焉！”
本之子告公府曰：“杀父非立本心，受教于实。”
太守曰：“罪已本死，何及他人也？”
立曰：“诚如太守言，不可详言之也。立虽糜烂狱吏手，终不尽言也。”
太守曰：“真义士也！”召狱吏受之曰：“缓其枷械，可厚具酒馔。”
后日旬余，至太守庭下，立曰：“立无子，适妻孕已八九月矣，女与男不可知也。愿延月余之命，得见妻所诞子，使父子一见归泉下，不望厚意。”
太守乃缓其狱。
可以看出，在法律层面上孙立是罪犯，可在道德层面上，他却被时人视作义士、英雄、大丈夫，为了“正义”之事而视死如归、慷慨就义，难怪孙立“就诛”时，太守要“为之泣下”，观闻者亦“多挥涕”。
由于罪犯和义士兼而有之的双重身份，宋人对侠客之义的评判出现了歧见。或重义轻法如上述人们对孙立杀人事件的态度（太守为了孙立之义而多有枉法之处），又或者重法轻义—在宋代传奇中，这一派意见似乎更占优势—如前述人们对向拱、高言、王寂等杀人事件的态度。人们对向拱、高言、王寂杀人事件的态度大体上是负面的。除了在杀人理由上表现了其正义之外，在杀人后果的安排方面，作者显示了消极的评价。何以知之？向拱在杀人逃罪遇赦后归家，“父忧之，形于颜色”，并对滕公说：“用何术免此子破吾家？”向拱的父亲是“长者，有节行”，他认为儿子侠行是“破家”的行为。后向拱在滕公引导下改邪归正，是为“徙义”。高言杀人后被迫流亡胡地和海外计二十年，“溪行山宿，水伏蒿潜，寒热饥苦，集于一身”，可谓吃尽了苦头，而作者之所以写他的故事，是欲“士君子观之以为戒焉”，“欲其为谨肃端雅之士，不愿其为豪侠也”。王寂杀人后沦为强盗，后主动自首，接受招安，又为黄冠道士所点化。通过对这些侠客结局的安排以及直接评判，宋人表现了新的侠义观。
唐传奇中的侠客很少动刀剑杀人，所见多是排难解纷、义慑他人之类，如黄纻衫豪士胁迫李益面见霍小玉（《霍小玉传》），古押衙设“奇法”令王仙客、刘无双团圆（《无双传》），红线女盗金合震慑军阀田承嗣勿轻举妄动（《红线》），昆仑奴磨勒背负豪家红绡妓飞赴崔宅与其少主崔生相聚（《昆仑奴》），等等。即使有动刀剑杀人的，也只涉侠义不及触法，是纯粹肯定、歌颂的文字。虬髯客追寻十年终杀“天下负心者”，没有人将这件事和犯法联系起来，虬髯客在小说中是完全正面的形象。（《虬髯客传》）魏之豪人冯燕在滑与张婴妻私通，张婴妻要冯燕乘张婴醉且瞑时杀掉张婴，冯燕便杀掉这位不义的妇人，这件事竟感动滑之相国贾耽，“请归其印，以赎燕死”，并得诏：“凡滑城死罪皆免。”作者赞曰：“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冯燕传》）聂隐娘由魏帅转投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并以法术杀死魏帅的刺客精精儿，又击退妙手空空儿的刺杀，也是一个杀人不犯法的女侠客形象。（《聂隐娘》）
唐代侠客空灵、洒脱、神奇，对付不义之人的手段可谓花样百出、翻新出奇，反映了传奇作家的创造性；宋代侠客则显得形象呆板、手法单一，除了摘取负义者的项上人头之外，似乎别无他法，令人兴味索然。在具体描写中，宋代侠客的“义行”也缺乏生动细节的支撑。究其原因，一是宋人学唐，在情节乃至细节上亦步亦趋（如《向中令徙义》之于《冯燕传》），缺少创新精神；二是由于中晚唐和宋代在社会风气上有巨大不同，侠客群体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没有了，侠义行为被纳入法的范畴，受到了法的约束。换言之，宋人写侠客行为并不像唐人那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创作中没有了来自现实生活的有力支持。
在古代，刀剑除了用于侠客们行侠仗义，还有其他诸多用途，比如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报效君主和国家等。“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唐］李贺：《李贺诗集》，徐传武校点，第40页。]“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宋］辛弃疾：《破阵子》，见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三册），第1940页。
]儒家倡导“三不朽”，其中之一便是立功于世，显亲扬名，而在冷兵器时代，刀剑乃是立功扬名的重要工具。可惜宋代传奇作家没有在这一意义上加以挖掘，只把刀剑作为斩杀不义之人的工具，导致作品纠结于侠义和法律之间，无所适从。
后世有两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分别把刀剑意象的上述两种意义发挥到了极致。大体说来，《三国演义》主要发挥了三国人物用刀剑建功立业的意义，《水浒传》则主要发挥了梁山好汉用刀剑行侠仗义的意义，二书的侧重点不同。可以看出，宋人的侠义观对《水浒传》的主题抉择是有影响的。一方面，要表现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另一方面，又要表现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终接受朝廷招安的心迹。梁山好汉们同样徘徊在侠义与法律之间，故而造成了悲剧命运，令后人为之深深地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