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重新连接世界，重新连接自己
一
人类理解自身的障碍，就是人类本身。
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理解自身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记录和学习历史。但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类历史记载的内容属于政治精英，少部分属于思想和文化精英。
我们阅读萨尔贡、拉美西斯、亚历山大、凯撒和嬴政的故事，思考佛陀、大雄、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和孟子提出的问题，欣赏荷马、维吉尔、李白、杜甫和莎士比亚的作品。
我们很容易为这些人类的优秀个体所臻至的成就感到痴迷，因为他们在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层次。他们执掌权力、塑造道德、把控舆论、进行统治，他们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他人的命运。而与之相对的，我们很容易对另一类人—猎人、农夫、商贩和工匠的重要性视而不见。我们认为这些人渺小、卑微，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这两类群体代表的力量，究竟谁更重要？
如果跳出人类的身份，站在人类之外，只把我们这个族群当作一个普通的生物物种，也许会得出更有趣的结论：
以现代人为标准，人类成年个体的臂长约为60—70厘米，腿长约为80—90厘米，这也是人类自身的攻击范围。而当人类发明投枪之后，有效攻击范围即可上升至10米以上，可以在相对安全的攻击距离上猎杀猛兽。这意味着人类族群安全活动半径的大幅扩展。
人类成年个体的合理负重能力约为20公斤上下，而马的负重能力约为70—100公斤，是人的4—5倍。马能发挥出的拉力相比人而言大致也是这样的水平。这意味着，当人类成功地驯服马之后，负重能力和拉力就可以提升4—5倍。
马的拉力曾经被工程师用于衡量机械的功率。一马力就是一匹能够拉动33000磅并以每分钟1英尺速度前进的马所作的功率。当人类发明水磨和风车之后，这些机械的功率可以达到3—60马力不等。而在瓦特改良蒸汽机后，一台蒸汽机锅炉的动力即可达到70马力上下。建造10台锅炉，就能拥有能够持续输出700马力的能量源。这意味着人类获得了更大的效率来创造物质财富。
凯撒和拿破仑，综合评判其知识水平、意志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从个人角度讲，究竟谁的能力更强？这个问题很难有明确答案。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为他们劳作的农夫和工匠们所能利用的生产力是有质的不同的。拿破仑时代，人类这种物种可以凭借蒸汽动力大量制造凯撒时代的奢侈品，也可以凭借枪械和火炮的力量大量杀伤自己的同类。这并不意味着拿破仑的能力相比凯撒得到了质的提升，而是意味着拿破仑必须按照新时代的游戏规则来实施他的统治行为。他必须秉持大革命时期创设下来的平等理念，激发第三等级的爱国热情，才能够调动他的士兵采取新式作战方法杀敌；他也必须颁布法典，保障全民的财产权利，便利工商发展，才能获得有产者的支持；他也必须开设学校，在贵族之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才能获得优秀的指挥官群体。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讲，是不是轻视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贡献的伟大思想家们，是不是亵渎了法国大革命中为理想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英杰们。难道他们的一切奋斗，都只是为了功利性的目的吗？他们所期盼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只是为了增强生产能力和杀伤能力吗？难道卢梭、西耶斯和拉法耶特侯爵这样的人物不是以真诚的思考和行动在支持着人类的进步力量吗？难道罗兰、布里索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物不是为革命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吗？
对此，我从不质疑，并且高度尊重他们作为个体对伟大事业的真诚、虔敬和牺牲与奉献精神。但是，就一个族群的整体历史命运而言，如何定位虔敬和牺牲精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采取更为理性和审慎的视角。
例如，动物界中也不乏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族群，譬如我们都熟悉的蚂蚁。在蚁群中，为了保障族群繁衍的核心—蚁后，工蚁们经常需要做好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法属圭亚那，有一种白蚁的工蚁会在体内积累毒素，一旦遇到天敌，工蚁就会自行爆炸，抵御侵入者。在巴西，另外一种蚂蚁的工蚁会在黄昏时封堵巢穴的入口，防止气温下降和冷风对蚁穴造成伤害。而这种工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即便封门时它在巢穴的外面，会把自己回家的路堵死，它也照封不误。
站在蚂蚁的视角上，这些牺牲者应该在它们的历史上留下姓名，为蚁群所尊敬吧。但是，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某个蚁穴繁衍数千代之久，却在某个清晨被一辆人类的推土机连根崛起，全部摧毁，所有工蚁的牺牲都没有了意义，而此后能让蚁群生存下来的确定可靠的知识，就是远离人类这个物种的活动。
人类族群内部那些伟大的精英人物们，他们的牺牲和奉献，究竟是否让我们获得了物种延续所必须依赖的、确定可靠的知识？
二
也许又有人会说，你的观点我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学习唯物史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的观点不过是换了种说法的“技术决定论”而已。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一项原理。知道这项原理的存在，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够将之运用于改善世界的努力之中。
1917年2月，列宁从德国回到俄国，准备接管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七月危机之后，他前往芬兰避难，并在那里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作了《国家与革命》。这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俄国革命形势和使命思考的集大成之作。在这部书中，他相信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消亡。届时，无产阶级政党将以社会性的直接民主代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虚伪民主。公共利益和社会发展利益将直接在社会生产与自治的层面得到解决，而无需再经过国家这样一个统治阶级的中介性工具。
然而，在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在实践过程中发觉自己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无产阶级政党取消国家还不现实，反过来，它还只能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实现自身的各种计划与蓝图。后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设的国家机器，是当时世界上为强大的国家机器之一。
从根本上来说，列宁试图消灭国家机器的设想不合理，恰恰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组织形态决定了，除了大规模集中与高度科层化之外，没有其他在可行性和效率上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组织形态。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大规模工厂、铁路与电气化技术的时代，这些技术要求大规模投资，要求具备高度理性化和动员能力的组织形态，要求工人们服从集中式的管理，严格按照自己岗位的操作规则进行生产活动，这一切都是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政权相匹配的。即
便在英美这样的自由主义国家，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是英国文官队伍不断专业化的年代，是福特汽车流水线诞生的年代，是弗兰克·古德诺创设行政法和公共行政学科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年代，列宁即便在政府层面消灭了强大、集权的中央王国，他将面对的也是一个个以现代工厂和企业为组织单位聚合而成的小王国。他所面临的局面只会离他的理想主义更远，而不是更近。
或许，列宁的设想，也就是工人阶级通过直接民主的形式管理企业和社区，有可能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到曙光，就像今天的民众在网络平台上对政府机构和垄断企业提出舆论监督一样。但是，在上一次工业革命的年代，他别无选择。
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解比列宁更加深刻？但即便对一项道理的理解深刻若此，在现实中，列宁也必须对技术塑造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力量低头。还有谁敢说，在历史那些魔鬼般的细节中去把握技术对人类这一物种根本性的塑造能力，这种努力是老生常谈、不值一哂的呢？
三
人类首先是一种动物，这种动物有它生理层面的局限性，而技术就是其超越自身局限性的工具。惟此，我们才能正确地审视人类文明的脆弱性与对技术的依赖性。
但是，我同样不认为，人类必须匍匐在技术的力量面前，完全成为其附庸。
人类这种动物与其他动物有一点巨大的不同，那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足够发达，以至于把我们想象出的虚构事物当作真实世界的结构和规则。我们可以想象出各式各样的神，想象出道德和习俗的信条，想象出法律，想象出货币……当我们进一步发明出实际存在的组织来维持和运营这些想象出来的东西之时，它们就全部成了社会赖以运转的真实存在。谁敢不承认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就代表真实的财富？谁敢不承认写在纸上的《刑法》有真实的威慑作用？谁敢不承认某些虚无缥缈的宗教派别之争可以引发席卷数十百万人的战争？
既是如此，人类同样也可以运用技术的力量，为想象出来的事物服务，比如道德、正义、真理和信念。
在活字印刷术诞生之初，纸张成本还十分昂贵，这项技术优势的生产领域，其实是赎罪券。教会印发的赎罪券往往只有一页纸的篇幅，售价远高于纸的成本，同时又可以低成本大规模复制。这是活字印刷术适合发挥其长处的一门生意。从这个角度讲，教会生产赎罪券这种经济模型，是符合技术进步趋势的。如果人类本身就应该匍匐在技术进步的脚下，依附于技术进步的力量，那么当时人理性的做法，就是支持教会的一切活动。
但有一个人改变了这一切，他就是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成功地领导了新教革命，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他非常了解活字印刷企业的经营模型。他的《九十五条论纲》也只有一页，而且为了配合印刷企业的经营模式，他很少写大部头著作，多数都是小册子，还使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德语，而非佶屈聱牙的拉丁语。其结果是，他的著作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都保持着欧洲市场的纪录，这才使得新教得以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
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属性，但反过来人类也可以赋予技术以灵魂。这种特定关键点上的技术突破，对于有着足够信念、勇气和技术洞见力的人来说，就像是一个能够翘起地球的支点。在1517年这个历史关节点上，马丁·路德翘起了地球。如果不是他，而是教会利用活字印刷术不断生产没有灵魂的
赎罪券和宣传手册，新教革命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而遑论随后的历史变革。
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值得我们痴迷的人。他了解并且能够调动我们这个物种的局限性与脆弱性，以技术的力量为之灌注灵魂。在人类历史记录中留下姓名、广为人知的伟大人物里，这样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四
2020年，我们都感受到自己身处某个重大变化的关键时间坐标上。中美在这一年于科技领域展开的冲突和博弈，一定程度上定义了当下这个节点作为历史坐标的敏感性，也注定于未来的史书中留下记录。
而身处漩涡之中的我们，又是否足够了解这个对手在技术博弈层面曾经展现出来的疯狂想象力与执行力呢？
1919年，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参与了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并对谈判结果表示不满而宣布退出会谈。他在次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解释说，欧洲文明的危机，源于人口爆炸。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总人口在1914年达到2.68亿，这样密集增长的庞大人口会造就大量展开激烈竞争的无产阶级，一旦他们忍耐不住，就要从资本家手中夺取更多产品，其结果就是比次世界大战更激烈的战乱和动荡。因此，巴黎和会主张单方面惩罚德国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要想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是繁荣和工业化，而其中的枢纽就是德国。因此，欧洲和平的关键在于德国的再工业化，而不是德国的去工业化。
尽管凯恩斯的观点未能终影响巴黎和会的结局，但他的理论却在美国知识界得到了回应。20世纪20—40年代，以沃伦·汤普森（Warren S. Thompson）等一干人口统计学家为代表，提出了所谓“人口—国家安全理论”，认为人口过剩会引发资源枯竭和饥荒，从而导致政治动荡和叛乱；而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主张土地改革、均分财富的左翼政党会赢得支持，如果它们上台，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威胁。因此，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农业生产技术。
汤普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人口统计学会的首席专家，他的理论影响了小洛克菲勒，而后者又影响到了当时美国的决策层。1941年，由美国副总统牵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墨西哥发起农业援助，派出五个农业育种学家前往墨西哥考察并建立研究基地，传播小麦育种、灌溉工程修建和现代农业种植技术。从1940年到1965年，墨西哥的人口从1976万增长到4534万，预期寿命从39岁提高到60岁。
当然，农业技术的传播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墨西哥的命运。徒有技术，并无社会与政治制度的革新与配合，旧的利益集团依附于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内，导致新技术迟迟不能发展应用，整个墨西哥不断被锁死在农产品和资源外向型经济的老路上，人口增长带来的红利也消耗殆尽。
但是，对美国来说，这笔生意足够一本万利了，百万美元上下，五个科学家，让墨西哥一代人吃上粮食，这已经足够让墨西哥人民抛弃对左翼政党的支持了。1946年起，墨西哥左翼政党始终无法招募足够多的会员（合法资格需要3万名注册会员以上），到60年代，其会员人数也只能维系在5万人左右，约占工作年龄人口的0.28%，这使得其被迫一直采取和平选举的路线，直至1981年合并消亡。
二战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将墨西哥的成功经验归纳为“第四点计划”，宣称美国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援助，以对抗
苏联阵营的崛起。以农业生产领域为例，自40年代墨西哥的农业技术推广，到战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在印度、菲律宾、巴西、伊朗乃至英国都进行了持续的技术推广努力，后来被称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涉及的国家有几十个，涉及的人口达到二十亿人。农业技术革命的普及使得大量当地左翼政党的革命希望变得渺不可及，使得大量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更加依赖跨国公司的技术供给，也使得全球人口的再生产高度依赖于世界资本与技术循环，对全球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美国政府之所以高度重视“绿色革命”，其动机在于冷战。粮食就是人口再生产，为了在冷战中获胜，美国以粮食和子宫为武器，直接在人类物种规模的层面上调节全球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使其高度倾斜于己方。美国在这一计划中表现出的宏大想象力和强大执行力令我感到震撼。
当然，育种、灌溉和化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人口—国家安全理论”也是二战之前的设想，甚至沃伦·汤普森这个名字连美国人自己都已经快要遗忘了。但是，美国有资格骄傲和健忘，而我们却没有。在面对这样一个强大对手时，你必须要比他更了解他自己，才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五
这本书试图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俯视上述所有人物和历史事件。
这当然不是说，我自认为比列宁、马丁·路德、约翰·凯恩斯和沃伦·汤普森的高度还要高。恰恰相反，我为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仅仅是因为我认为，要更为准确地理解人类文明自身，就必须重置我们的观察视角。
过去人类惯常的观察视角，要么是以具体的个人在具体时空的活动为出发点，要么是试图从历史发展脉络中提炼某个主义或历史规律。我以为，更有意义的视角不是提炼历史规律，而是提炼物种规律。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规律远超于历史学家们熟悉的帝王将相史、文明史或思想史。在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外，农夫、工匠和商贩们代表的庞大却易遭忽视的底层物质力量，必须得到反馈。
同时，人类这一物种在想象力和社会凝聚性的高度上又远超其他物种。所以，我们也不能按照生物学或人类学的办法，将人类想象出的道德、正义和社会规范视为无物。毕竟，这本书不是为火星人，而是为地球人写的。对地球人来说，既然想象出来的原则和规范如此重要，我们就必须给它足够的重视，观察它与技术和物质性力量之间的互动规律。
所以，这本书不能按照传统的技术史方式进行写作。我选择的是那些个人认为关键的历史时刻，期望以小见大，讲述每个时刻节点背后的魔鬼细节是如何具体而微地影响了宏大历史的走向的。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大概相当于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只不过它是以技术作为主角的。
今天这个时代，就如同20世纪初期，世界正在发生缓慢而坚定的转变，看似坚固的大厦正在坍塌，未来的路却有可能从谁都未曾想过的方向上浮现。这本书没有办法告诉人们答案是什么，但却可以展现历史上那些牢固的大厦是如何坍塌，而新的道路又是如何浮现的。
我在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是有些惶惑的，我突然发现，自己曾习以为常的专业视角，其实并不全然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也不全然符合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随着写作的不断进展，我渐渐镇定了下来，更渐渐感到了快乐，开始重新连接世界，重新连接自己。
后，祝你读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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