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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学术文库 昭明文选论考 力之 著
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拥有力之这样的学者,更是我们时代的奢侈。——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范子烨先生语
ISBN: 9787559834621

出版时间:2020-12-01

定  价:78.00

责  编:梁嗣辰,和永发
所属板块: 社科学术出版

图书分类: 文集

读者对象: “文选学”研究者、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师生、一般读者

上架建议: 文学史、古代文学
装帧: 平装

开本: 32

字数: 360 (千字)

页数: 524
图书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最近20年间有关“选学”的部分研究成果,别为三编。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主要论《文选》成书研究之方法,如“跳出《文选》观《文选》,就整体考察部分”“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主要探《文选》的编者及其编撰之相关问题,如《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萧统批评《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主要辨析《文选》中之某些作品的若干具体问题,如《赠白马王彪》之题是否编纂《文选》时改、《高唐》《神女》二赋之序的性质。本书着力解决的是“选学”中之难题,而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及对相关文献解读之不同,故在一系列问题上,本书的观点与学术界普遍之看法每多殊异。

作者简介

力之(刘汉忠字,以字行),男,一九五六年十月生于广东合浦(今广西北海),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世纪末以还主要研究“选学”,先后在《江汉论坛》《文学评论》《河南大学学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古典文献研究》《中国诗学》《中山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学术交流》《北方丛刊》《兰州大学学报》《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过70余篇以《文选》为题的论文。另外先后在《江汉论坛》《学术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过其他相关论文,在《文献》《社会科学战线》《郑州大学学报》《中国文化》等刊物发表过其他相关论文。著有《〈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一书。

图书目录

上编:关于成书及分类研究之方法问题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 3

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 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之二 28

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

——兼论《文选》成书时间研究之方法 49

关于《文选》分体之三十九类说与其研究方法问题

——《〈文选〉分体三种说论衡》之三 70

中编:编者及编撰的其他相关问题论考

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99

关于《古今诗苑英华》的编者问题

——兼说无以动摇《文选》为昭明太子所独撰说 114

《文选》研究四题 124

何思澄任秣陵令及致太子手令于何胤之时间辨

——《文选》编者与编纂时间诸问题杂考之一 138

论《文选》与《文心》工作量之可比性诸问题 154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173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

——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192

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

——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 213

关于日本古抄白文本《文选序》“略以时代相次”之“略”

——兼论以此本所出为李善分卷前的三十卷本说难以成立 233

“故意抛出《文选》非昭明所撰之论”说辨证

——读林大志先生《〈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246

《文选》所录部分诗文直接来源于史书说 266

关于《文选》篇题和卷目的差异与其文献价值问题 293

关于“五臣注”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之分类问题

——无“符命”“史述赞”与“百一”“游仙”乃后来之失辨 314

下编:作品诸问题论考及其他

《赠白马王彪》之题非萧统编纂《文选》时所改 339

关于曹彪黄初四年是否曾封白马王的问题

——兼论《文选》所录之《赠白马王彪》乃原题 346

论“于圈城作”非诗题而此“集”为再编本

——《文选·赠白马王彪》改自“于圈城作”异议 369

《文选》刘孝标徐悱作品之作时辨

——《关于〈文选〉中六篇作品的写作年代》异议及其他 392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之序为史辞辨 409

关于《文选·高唐赋序》与相关文献之同异问题

——《高唐》《神女》二赋序研究之一 429

《文选·赋》题注与作者注引文辨证四题

——李善注与“五臣注”引文研究之一 448

班固“北地人”辩证

——以《文选》李善注所引范晔《后汉书》为核心 469

附录

《文选文研究》序 489

《汤炳正书信集》序 496

《听罢溪声数落梅》序 503

后记

序言/前言/后记

力之先生书成,求序于我,而平生实未尝为他人之书作序。过去顾炎武曾经说过:“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书不当两序》)力之先生此书多有发明,自当有美序一篇,如同潘耒之序《日知录》,可惜我对“选学”素无研究,所以只能勉力而为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只有极少数人甘愿寂寞地选择了它。原初的求知欲是对人生而俱来的挑战,但仅仅依凭这种求知欲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风险。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真正献身于学术研究的人是需要勇气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但有史以来研究工作就不属于普通人所能从事的工作。一个运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做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科学的危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人的危机,是人们不能以无限的求知欲面对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危机。”(《什么是教育》,邹进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1页)力之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出自“追求真理”的“内在需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文章主要是兴趣,为了探明真相”。力之是一位有着坚定文化信仰并且把读书治学当作主要生活方式的人。唯其如此,他才能摆脱世俗的桎梏,而在学术的王国里纵横驰骋,勤勤恳恳,其乐陶陶;唯其如此,本书才能呈现出一种学术的力量,而流照艺林,光景常新。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刨根问底、严谨细密、新见迭出的学术佳构。它不仅属于现在,而且属于未来。相信热爱学术的人们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在我们的时代有如此优秀的学术著作出现,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拥有力之这样的学者,更是我们时代的奢侈。一切都将成为历史,历史自有定评。

力之先生固非一世之人,而此书亦非一世之书。

范子烨

2020年10月20日写于五柳斋

编辑推荐

《昭明文选论考》汇集了力之先生的“文选学”研究文章近30篇。全书以“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为研究方法,对《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文选》的成书状况、文选的编者问题、《文选》的成书时间、《文选》的分体等“选学”中的难题做了新的探讨。

近百年前,陈寅恪先生曾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这两句诗如实刻画了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囧境与尴尬。快一百年过去了,一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距离在缩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距离之缩小并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大,某些方面差距甚至在扩大。然而,在这部《昭明文选论考》中,我们愉快地看到刘汉忠教授广泛吸收中、日、韩学者的“文选学”研究成果,并尝试解决《文选》成书问题、《文选》作者问题等国际公认的“文选学”难题。

相信作者在书稿中提出的“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的研究方法及用此方法得出的诸多结论,对包括《文选》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都会有启发意义。

精彩预览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选)

二、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

古人处理文献的不少做法与今人异,如在古人那里,引书——经传时或不别,如《史记》引《左传》《公羊传》往往以《春秋》称之(《文选》卷46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下,李善注之“《韩诗》曰:‘三月桃花水之时……祓除不祥也’”,亦如是);以一书或一书的某部分的首篇代替该书或该部分,如以《关雎》代替《周南》等;引某一书,如用“《诗》曰”可将“三百篇”的不同诗作之诗句合在一起,如《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之“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按:前者出《鲁颂·閟宫》;中者见《小雅·六月》;后者引《小雅·出车》)[ (汉)司马迁:《史记》卷11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82页。];引文时有合序文于所序之作品者,如《文选》卷54刘孝标《辩命论》“颜回败其丛兰,冉耕歌其芣苡”下,李善注引“《韩诗》曰”之“《采苡》,伤夫有恶疾也。《诗》曰‘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梁)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第748页。又,后引《文选》而不标明者均此。](此合序文于所序之诗,而两者所出不同。又,“采苡”乃“芣苡”之误,参李注引“薛君曰”);等等。因之,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以古还古以究《文选》的成书状况

笔者曾说: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种种理由,均难以支撑“《文选》成书仓促”说。[ 力之:《关于〈文选〉的编撰工作量、成书状况与编者问题》。]而辨析这些问题除用跳出《文选》究《文选》与就整体考察部分之法外,用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与置个别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之法,同样能很好地证明这些被认为是“《文选》成书仓促”之理由,多说明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这里,拟就《文选》“赋”“诗”在设类、分类与作品归属诸方面的问题略作辨析以明之。

在后人的眼里,《文选》“赋”“诗”二体,尤其是后者,其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均存在问题。关于分类标准,站在后人尤其是现当代人的立场上看,作品分类的标准应该是同一的。然其“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等24类之分,却并非如此。[ 参胡大雷(《文选诗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9—431页)、洪顺隆(《〈文选·咏怀诗〉论:与我的六朝题材诗中的咏怀诗观比较》,载《文选学新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32页)等先生之说。]不过,这与成书是否仓促并无瓜葛。如任昉《文章缘起》序次为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解嘲》、训、辞、旨、劝进……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令、图、势、约等85类,[ 今传本《文章缘起》大致保留任昉《文章始》的内容。参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见《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而这正如游志诚先生所说的“标准不一,有依题材分,依体式分,依作法分,依性质分”[ 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149页。]。又,本来文体分类越后越分明,而白居易《与元九书》有云:“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谓之‘讽谕诗’。……谓之“闲适诗”。……谓之‘感伤诗’。……谓之‘杂律诗’。”[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45,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4页。]即这前三者以内容为依归,后者则从形式上着眼。又,李善注《文选》卷11孙兴公《游天台山赋》的“朱阙玲珑于林间”与卷30谢玄晖《始出尚书省》的“玲珑结绮钱”,而分别云:“晋灼《汉书注》曰‘玲珑,明见貌’”与“晋灼《甘泉赋注》曰‘玲珑,明见貌也’”。其实,前者为晋灼注《汉书·扬雄传》中的《甘泉赋》语,即“晋灼《汉书注》”与“晋灼《甘泉赋注》”完全是一回事。至于作品归属问题,同为“和”者如卷26“赠答”有颜延年《和谢监灵运》,而谢玄晖《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和徐都曹》《和王主簿怨情》与沈休文《和谢宣城》入卷30“杂诗”;均为跨类的作品,如谢玄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与沈休文《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前者入卷26“赠答”,后者则录于卷27“行旅”,等等。问题是,这些做法即使无所本,亦不出“知山知水”之域。说到底,以《文选》“赋”“诗”二体在分类标准与作品归属诸方面存在所谓问题,而以之归于成书仓促,乃缘忽于以古还古之方法所致。

(二)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的是非问题

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文选》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本不是问题。不过,自两宋间之王观国认为昭明太子这一做法为“误”以还,尤其是现当代学人时或有如是观者。然在笔者看来,这主要的是未能将古人的问题还归古人,并把该问题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所致。说到底,这更多的其实是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何以言之,因为摘史辞以为所录作品之序或类此者,在清末以前乃十分普遍的现象。[ 力之:《关于〈文选〉“摘史辞以为序”之是非问题》,《古典文献研究》第13辑〔2010〕。又,王观国在《学林》卷七《古赋序》中,一云:“《文选》载扬子云《解嘲》有序、扬子云《甘泉赋》有序、贾谊《鵩鸟赋》有序、祢正平《鹦鹉赋》有序、司马长卿《长门赋》有序、汉武帝《秋风辞》有序、刘子骏《移书责太常博士》有序,以上皆非序也,乃史辞也。昭明摘史辞以为序,误也。”一云:“杨子云《羽猎赋》首有二序……详其文,第一序乃雄序也,第二序非序,乃雄赋也。”(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221页)。于此,王氏亦疏矣:“第一序”亦“昭明摘史辞以为”之。]换言之,此与《文选》成书如何无任何瓜葛,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个理由,乃研究者之疏忽或缘其思之有所未密。另外,学者或因此而说这是昭明太子在《文选》编辑上的“最严重的缺点”[ 赵福海等主编:《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首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又,至于顾炎武、程千帆等氏主要因《长门赋序》提及“孝武陈皇后”而认为《长门赋》非司马相如作,可谓“千虑一失”。参力之《〈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见作者《〈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则可谓未达一间。即没有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古今做法之差异。

(三)关于李善因某题名与“集”异而谓其“误”的问题

李善因“集”与《文选》所录之题目不同而有“误也”“误”等之说,而此中实多为崇贤之失者。学者或以此为仓促成书所致,失之远矣。究其所以然,同样的,乃因未能以古还古而将“异”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上考察。我们知道,《文选》所录作品之来源,其与崇贤所见该作者之集的来源时有不同。此其一。其二,这些诗文有的原本无题,有的被其后的收录者作过不同程度之改动。如“杂歌”类录自《汉书·高祖本纪》的汉高祖《歌》,若汉高祖有集,或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而作《歌诗》;或据《汉书·礼乐志第二》“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而作《风起诗》;或据《史记·乐书第二》“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而作《过沛诗》(或《三侯之章诗》);等等。又如李贤等注《后汉书》卷40下《班固传》之《东都赋》所附的《白雉诗》云:“《固集》此题篇云:‘《白雉素乌歌》’,故兼言‘效素乌’。”我们能据《班固集》来断《东都赋》此处误吗?况且,就《文选》本身言,其卷38殷仲文《解尚书表》,卷目作《自解表》;卷39司马长卿《上书谏猎》,卷目作《上疏谏猎》;同卷枚叔《上书谏吴王》,卷目作《奏书谏吴王濞》;等等。而今人之未明于此与夫疏忽者,或以此为昭明太子的问题,或以此为《文选》仓促成书之一证,是均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

——关于《文选》成书研究的方法问题之二(选)

余论

综上所述,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便明:《文选》为典型的诗文总集而非类书;《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乃就《文选》所有体类与作家言,而非关具体作家之作品先后;窦常的“不存生者”说符合《文选》本身之实际,故其说为是;《文选》选文与《文选序》所说范围不尽相同,然理论上表明不选经、史、子,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某些可选的“客观”条件,故这里的“矛盾”不是问题。

当然,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者,相关研究领域同样甚为常见。如近三百年来,不少学者(且其中不乏名家以至大家)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之“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断《招魂》为屈原所作,便是一十分突出的例子。如清人林云铭云:

是篇(引按:即《招魂》)自千数百年来,皆以为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于其端。试问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辩者。[ (清)林云铭:《楚辞灯》卷4《招魂》后,康熙年间刻本(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藏)。]

其后,如是观者众,如梁启超先生《屈原研究》云:

太史公明明认《招魂》为屈原作。然而王逸说是宋玉作。逸,后汉人,有何凭据,竟敢改易前说?大概他以为添上这一篇,便成二十六篇,与《艺文志》数目不符;他又想这一篇标题,象是屈原死后别人招他的魂,所以硬把他送给宋玉。依我看,《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 陈书良选编:《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页。]

他如游国恩、郭沫若、姜亮夫、林庚、陈子展[ 游说,见《楚辞概论》第17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楚辞论文集》第303—305页(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郭说,见《屈原赋今译》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姜说,见《屈原》(《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5l页);林说,见《招魂解》(《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陈说,见《招魂试解》(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1962〕,第153页)。]先生等等,不一而足。问题是,这些学者的结论,多是建立在既没有仔细调查《史记》的相关说法如何,又没有具体考察王逸注骚的态度是否严谨,并进而将这一问题与《楚辞》一书的性质合观这样的基础上的。概言之,自晚明黄文焕以还的学者们据“太史公曰”而疑以至断《招魂》必为屈原作之理由是断不能成立的。其所以如此,关键的原因乃在研究者们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而弄错了路向。[ 参力之《〈招魂〉作者之再探讨》(程本兴等主编《宋玉及其辞赋研究》[2010年襄樊宋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与《从史公称〈春秋〉等之情形看其“读”“悲”指向:关于〈招魂〉作者与所招对象研究之方法论问题一》(程章灿等编《〈文选〉与中国文学传统:第九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又如一部影响殊巨的优秀“中国文学史”教材云:

“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修订本)》(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

“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云云,显然是有问题的。首先,无论是“楚辞”还是汉赋,均非“单一”者。就“楚辞”言,《渔父》《卜居》与《离骚》《远游》《九章》等不同;就汉赋看,《吊屈原赋》《长门赋》与《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杨赋》等有异。于此,《渔父》《卜居》与《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长杨赋》一类大赋之异,更多的只是大小之别,而此非影响“体”类的主要因素;《吊屈原赋》《长门赋》等“骚体赋”与《离骚》《远游》《九章》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几无二致,不同之显者在于一之题有“赋”字而一无罢了。不难想见,说此者盖缘一时之疏忽。而有着如此明显不当的说法所以被长期而广泛的接受[ 力之:《关于“骚”“赋”之异同问题》,《〈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最大的问题当是人们缺乏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与就原典本身察是非之意识。

又如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在其撰于1950年而发表于1979年的《〈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一文中云:

《远游》是谁作的呢?按文中说:“奇傅说之托辰星兮,羡韩众之得一。”我们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称“韩终”,三十五年称“韩众”,知道即是一名,因同音而异写。他是秦始皇时的方士,骗了始皇的钱,一去不还,后人就说他仙去了,结果却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远游》里羡慕韩众,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朱东润等主编:《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6页。]

“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云云,实际上亦是忽于从始点(岔口处)辨“路向”所致。而这于顾先生,无异于大科学家忘记科学常识。东方朔《七谏·自悲》云:“见韩众而宿之兮,问天道之所在。”[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0页。]洪兴祖《补注》引《列仙传》云:“齐人韩终,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也。”[ 《楚辞补注》,第164—165页。]又,《后汉书·张衡列传》“想依韩以流亡”下,李贤太子注:“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楚辞》曰:‘羡韩众之得一。’”[ 《后汉书集解》上册,第670页。]再说,“韩众去不报……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8页。],即顾先生所说的“结果却成了坑儒的原因之一”;《汉书》卷25《郊祀志下》云:“谷永说上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据此,我们能想象东方朔会向其“问天道之所在”吗?何况,《七谏》乃东方朔代屈原设言之作。[ 力之:《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因之,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说,无论如何也不应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时有“韩终”(“韩众”),便不顾屈原之前齐已有仙人韩终,而遂断“《远游》里羡慕韩众,分明作者已是秦以后人”。

总而言之,从始点或岔口处辨路向而就原典本身察是非,这是考察种种相关问题之一殊为切实的方法,然迄今为止,其尚远未得到学者们应有之重视。而忽于这一方法的研究,其结果却往往似是而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自当明之。

萧统责《闲情赋》而《文选》录《神女》诸赋之因探

——兼论两者之异非因各自成于不同的时间(选)

二、萧统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乃因其采用不同的价值取向所致

昭明太子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陶渊明集序》高度赞美渊明诗文而《文选》仅选陶作九首一样,乃其“采取道德(功用)与审美分殊之价值取向所致”[ 力之:《〈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47页。]的结果[ 曹旭先生《诗品研究》云:“萧统、萧纲对陶渊明的评价,特别是萧统,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显得有些矛盾的原因,也许有两方面:一是主客观之间、个人爱好和社会公认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协调的方面……二是不同场合说话、写文章,对陶诗的评价也会产生差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9页)是可谓入堂奥者之言也,且具方法论方面之意义(详参上揭书,第196—199页)。]。换言之,昭明太子在《陶渊明集序》中评价渊明之作侧重于道德价值,而于《文选》则着眼于以“文”衡文。这将《陶渊明集序》之“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竟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俞绍初上揭书,第200—201页。]与《文选序》之“……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 (梁)萧统:《文选》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影印李注胡刻本)。]稍加比观,思过半矣。另外,胡先生之“萧统编录《陶渊明集》的目的在于‘有助于风教’,正因如此,萧统批评陶渊明诗文‘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而《文选序》讲选文的目的在于为阅读‘远自周室,迄于圣代’的文章提供可以作为‘入耳之娱’‘悦目之玩’的‘清英’之作,文章入选的前提在于‘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看重文采。因而《文选》收赋还立情类,选录了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子建的《洛神赋》。就《文选序》的这一选文目的和文章入选的前提来衡量陶渊明作品,符合的确实不多。这样,《文选》收录陶渊明作品也不会很多”[ 赵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编上揭书,第477页。]说,亦甚近是。然胡先生更强调的是时间之异,故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其关于两者“矛盾”因编纂目的不同所致说之价值。尤其是认为“风教”是昭明太子在完成《文选》后的“中大通二年春之后”,编录《陶渊明集》时才“突然强调”的。然如上所述,是说是难以成立的。

关于“萧统论陶”,齐益寿《萧统评陶与〈文选〉选陶》云:

萧统论陶,除了精要的概括出“精拔有风力”此一特色之外,还深刻的体认到陶渊明作品具有潜移默化有助风教的作用。他之所以“爱嗜其文,不能释手”,之所以要搜集遗佚为陶渊明编成较完整的集子,并为之作序立传,“有助风教”不能不说是一股重要的驱策力量。尽管他感受到陶诗的风力上干青云,但就文学的整体成绩而言,辞采未优的陶渊明作品,在萧统等文论家看来,只能是一道清溪旁流,而非长江大河。[ 中国文选研究会编:《〈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0—531页。]

“驱策力量”“非长江大河”云云,均是恰当的。胡先生之“萧统讲陶渊明诗文具有‘有助于风教’的作用,读渊明之文‘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太华,远求柱史’,这虽然是萧统的新发之意,但也是对陶渊明人格仰慕的自然延伸”[ 赵敏俐、[日]佐藤利行主编上揭书,第474页。]说,亦颇有见地。齐先生在该文中又云:

深为陶诗的风力所震撼的萧统……也不得不对陶渊明热情洋溢、激荡淋漓的《闲情赋》浇以冷水,说是“白璧微瑕”,“劝百讽一”,达不到讽谏的效用,不如不作为妙。然而“劝百讽一”岂非汉赋之本色?自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以降,莫不皆然,何以独责《闲情》一赋?若以事关男女之情,则又何以不责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及曹植的《洛神赋》,且将此四赋选入《文选》的“情赋”一类?看来萧统既立“情赋”一类却独责《闲情赋》,恐怕仍是着眼于风教的缘故。陶渊明诗文既然风力超迈,可收立廉之效,可遣贪鄙之情,而热情洋溢、激荡淋漓的《闲情赋》,殆不免要使有益风教的效用打折扣。宋玉、曹植之作虽写男女之情,但仅点到为止,并不尽情放逸,尚不失为雅正,故而得以入选。[《《文选》与“文选学”: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第530页。。]

于此,“‘劝百讽一’岂非”与“若以事关男女之情”云云之问,思殊缜密。不过,此中的“萧统既立‘情赋’一类却独责《闲情赋》,恐怕仍是着眼于风教的缘故”与“宋玉、曹植之作虽写男女之情,但仅点到为止,并不尽情放逸,尚不失为雅正,故而得以入选”说,则似未为圆照。前者,盖忽略了“卒无讽谏”与“伤风教”之不同——即在笔者看来,“立‘情赋’一类”所收者,于义“无伤风教”便可;而于渊明之赋,则需具“讽谏”作用。后者,当非仅仅因其“尚不失为雅正”云云这么简单,即陶渊明所作若非《闲情赋》而是《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与《洛神赋》中的某一篇,其受到之“冷遇”恐与《闲情赋》同。而《闲情赋》之“落选”,用齐先生的话说,当在萧统看来,其“辞采未优”。

萧纲《与湘东王书》与《与诫当阳公大心书》分别有云:“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唐)姚思廉:《梁书》卷49《文学·庾肩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0页。];“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23《鉴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24页。]。此一人在同一时间对“此”与“彼”做法(态度)之异也,观之可启吾人思。其实,类此因价值取向不同所致之差异者不知凡几。这里再举几例以说之:一、《论语》记载孔子论及管仲既有“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之贬,又有“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宪问》)之褒;二、汉人扬雄于《法言·吾子》既有赋为“童子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之说,然其又于为“壮夫”后所撰的《自序》中录其《甘泉》《河东》《校猎》《长杨》四大赋[ 据扬雄《自序》之“《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说,可知《法言》成于《自序》之前。此可参《汉书》卷87《扬雄传·赞曰》“雄之自序云尔”之颜师古注。不仅如此,扬雄《自序》仍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卷87《扬雄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子云在同一时间,既“以为赋者……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却又在《自序》中存之。];三、《文心雕龙》之“剖情析采”(第二十六《神思》至第四十四《总术》凡十九篇)部分所论与其《原道》《征圣》《宗经》及《序志》所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之差异,亦不小于昭明太子于《陶渊明集序》中批评《闲情赋》而在《文选》里收录《神女》诸赋之不同[ 参力之《据于儒经与面对文学:论《文心雕龙》“剖情析采”与其“文之枢纽”的价值取向之差异问题》,见黄霖、周兴陆主编《视角与方法:复旦大学第三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再就《文选序》与《文选》言,前者既有“《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说,而后者却不收《关雎》《麟趾》与《大雅》中吉甫之《烝民》(“穆若”,即“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之“穆如”)。即其于二者之价值取向有所不同。不错,《文选序》有“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之说,然这正表明昭明太子编纂《文选》非以“风教”为依归[ 参力之:《关于〈文选序〉与〈文选〉之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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