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时？

国内有晚清和晚明两种主流说法，而海外则有一种“宋代近世说”，认为早在宋朝，中国就已经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经开始近代化转型，那为何还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国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门槛？

在本书中，作者综合各说，构建出一个独特的阐释框架，尝试为中国的近代化的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解释。他带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仔细考察了25项极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现，呈现当时在市政、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等5个领域出现的种种近代化的端倪。

通过考察这些文明表现的兴起、运转，以及它们在宋亡后悲剧性地走向消亡的过程，作者着重展现了两宋时期的中国是如何悄然摆脱中世纪的桎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现出宋朝最生动、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时，他也试图说明，中国的历史并非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吴钩，宋史研究者，知名历史作家。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讲好中国故事”“重新发现宋朝”，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仁宗：共治时代》等多部作品。其中，用众多宋画图文并茂地介绍宋朝社会生活的《风雅宋》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国好书”在内的众多大奖。

导言(宋：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市政篇

宝马嘶风车击毂，东市相扑西市鞠——风靡朝野的蹴鞠与相扑运动

南瓦邀棚北瓦过，绣巾小妓舞婆娑——作为市政工程的瓦舍勾栏

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大宋消防队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公共租赁房

衰宗幸有此奇特，信知福利非唐捐——宋王朝的国家福利与“福利病”

人文篇

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奴婢贱口制度的消亡

十年辛苦寸粒积，倒箧倾囊资女适——宋朝女性的财产权

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富有宋朝特色的“大学”制度

林下散人看邸报，也疏把酒废游山——世界第一张市场化的新闻报纸

当筵作剧天威近，艳段偏宽无过虫——以讽刺官长为尚的滑稽戏

经济篇

有管仲则藏富于国，得刘晏则钱流于地——宋王朝的“重商主义”

顿丘淇水雄朔方，官收榷算资公藏——数目庞大的经济部门与监当官

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世界最早的招投标制度

若使银壁可以铸，当造白币权飞钱——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

黄金弃卖如土贱，楮币翔踊余贯缗——宛如“点金术”的楮币制度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高度繁荣的海外贸易

政治篇

中道难行古已然，东边扶起又西边——宋代朋党中的“左右派”

事权轻重视其差，恩荣轻重视其位——繁杂而灵活的官制

年光过眼如车毂，职事羁人似马衔——发达的地方公共部门

健儿争欲趋淮阃，宣相相看若父兄——“使人乐趋而竞奋”的募兵制

司法篇

三尺法安出哉，要必通于古谊——宋朝立法的专业化与民主化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宋朝法官的专职化与专业化

王化久淘漉，刑章亦昭昭——宋代司法中的缓刑制度

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议狱谨刑书——“失出不坐”的司法问责原则

从来法吏多阴德，勉务哀矜助圣明——“狱疑奏谳”的司法机制

导 言 宋：世界近代化的序幕

让我们先来做两道中学历史考试常见的选择题——

（1）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A. 鸦片战争 B. 洋务运动

（2）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A. 鸦片战争 B. 洋务运动

按中学历史老师教的知识，第一道题的标准答案是A，第二道题的标准答案是B。这也是国内史学界的正统史观。但我们将这两个标准答案放在一起，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bug ：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 年代，洋务运动出现在1860 年代，换言之，中国尚未开始近代化，便已经进入近代史。之所以有这样的bug，是基于“冲击—回应”理论模式的内在逻辑：鸦片战争是西方“冲击”，洋务运动是中国“回应”，“回应”相对“冲击”而言，是滞后的。“冲击—回应”论最早由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 B. 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于 1910 年自代序提出，是用来解释中国近代化的理论模型。受其影响的中国学者论中国近代史，均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比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即从鸦片战争写起，并提出：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1

国内正统学派并未采纳“冲击—回应”论，而是使用“侵略—革命”理论模型解释中国近代史。但细考究之，我们会发现，“侵略—革命”论与“冲击—回应”论是相类的，都承认中国的近代史是由西方人开启的，中学历史课这样告诉你：“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一个完全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打开了中国大门，他们既是‘强盗’，也是‘先生’，他们侵略中国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因此才会有“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所不同者，“冲击—回应”论更强调西方列强的“先生”身份，“侵略—革命”论则更强调西方列强的“强盗”身份。

国内史学界还有一个著名的假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由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于1940 年代确立。侯外庐认为，“16 世纪中叶到17 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萌芽最显著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旧矛盾冲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业、城市商业和对外商业都发展迅速，阶级关系也出现了相应变化，大规模的市民运动层出不穷，启蒙思潮也应运而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意思跟“近代化的开端”是差不多的，因为近代史的展开，就是资本主义兴起、发展的过程。

而在日本与欧美汉学界，“宋代近世”说（亦即“唐宋变革”论）才是最为流行的中国史研究的经典假说，最早为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提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世的开始。”1 内藤湖南的弟子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了“宋代近世”说，认为“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与中世纪社会有着明显的差异”，宋代中国出现的新现象，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并行的、等价的”历史运动。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一书，副书名即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宫崎市定这里，“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倾向”“近世”显然是同义的。

欧美也有多位汉学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说，欧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驱、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曾发起一个庞大的宋史研究计划，立志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另一位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写过一篇题为《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千年》的长文，文中论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标题，文章说：“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现在，你应该发现了，关于中国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分别为“宋代近世”论者提出的两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的晚明，“冲击—回应”论者提出的晚清。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呢？

二

持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学者，与赞同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学者，实际上是高度重合的群体。为了化解“萌芽”时间与“开端”时间的冲突，他们主要从两个维度提出了自圆其说的解释：

其一，将板子打到“帝国主义”身上，比如邓拓先生说：“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由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

其二，将板子打到“封建主义”身上，比如傅衣凌先生说：“封建土地所有制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它从政治、经济诸方面，延缓社会阶级的分化，限制了现代无产阶级的前辈——手工工人的发展，使它不能达到成熟的地步。”不过这一解释并未能完全消除一个疑问：既然“封建主义”足以扼杀“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封建社会的体内”为什么能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而对于海外的“宋代近世”说，则未见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者作出回应，大概因为明清史研究与海外宋史研究是两拨人，未必认同彼此的学术观点，用不着自圆其说。

但是，这两大经典假说的冲突是不容回避的。研究宋明经济史的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刘光临先生说：“京都学派认为中国社会自唐宋变革以后进入近世，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涨，宋代中国已出现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这恰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假说在对中国历史的时间分期和发展内容上形成明显的冲突。如果说中国社会在16、17 世纪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则京都学者断言此前四五百年中国就曾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并已进入近代社会，岂非天方夜谭？”

反过来也可以追问：如果宋代“已出现财政国家和资本主义”，又为什么到了晚明之时“才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宋代近世”说与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学说同样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冲突：既然宋代已出现近代化的转型，为什么要等到晚清，在西洋的冲击下才启动近代化？

宫崎市定提出了一个试图在逻辑上实现自洽的解说：“我主张把工业革命以后的欧洲史称作‘近代史’，而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的历史则称其为‘近世史’，以作区别”；“东洋在宋代以后经历了一千年的困扰，却依然未能从文艺复兴阶段再进一步，跨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而西洋在进入文艺复兴阶段以后，只花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便很快地迈进了近代史的阶段”。

然而，宋代“文艺复兴”之后，为什么东洋会在一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原地踏步”？宫崎市定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又给我们留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三

“宋代近世”说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历史性变迁，发现了内在于华夏传统的近代化动力。

唐朝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唐制来自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混合。南朝体制从东汉—魏晋演化而来，包括世族政治、门阀壁垒、士族庄园经济、朝贡贸易、良贱身份制度等；北朝体制成形于北魏，包括世袭罔替的贵族制与奴隶制、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缚于土地的均田制、整齐划一的坊市制等。南北朝体制都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强调身份设定与人身依附，社会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开始，直至宋代，这些典型的中世纪制度特质都走向解体：世族消失，门阀壁垒消弥，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良贱制度消亡，部曲与奴婢解放为自由民。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性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内涵。

“唐宋变革”不是华夏文明的裂变，而是基于文明积累的演进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时瓦解的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早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置。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淌而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是也。

但“唐宋变革”论者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在9—13 世纪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发展，那就是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冲积平原”旁边，还有另一条不同流向的河流经过。

辽制来自唐制与游牧部族制度的混合，辽设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领地，“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治民的法律也分为两个部分：“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在胡汉分治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制度融合。比如辽国的“斡鲁朵”，为契丹皇帝之私有组织，辖有“宫户”（皇室之奴隶），这一草原组织便吸收了唐朝皇庄的制度成分；契丹贵族私有的“投下户”（辽对战俘和私奴的称谓），则与唐朝的部曲、官户有着共同的制度渊源。

在“唐宋变革”渐次展开之时，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几乎没有参与进来。元相继灭金、灭宋，但其制度主要还是继承自唐制与辽、金体制，而不是宋——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元制之中没有宋制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贸易体制便沿袭自宋制，元钞也借鉴了宋朝发行楮币的经验，不过，金国交钞对元钞的影响无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钞”为名，都不分界，无限期发行。相对来说，中世纪性质的唐制与辽、金体制更是深深嵌入了元制，举几个例子：元制中的投下制、驱口制、肉刑制、全民配役制，都是宋制中找不到的，但我们可以从草原部族旧制中找到渊源；元朝推行的军户制、匠籍制、宵禁制、路引制，宋时已经消亡或处在趋于消亡的过程中，其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变革”前的魏晋—隋唐。

换句话说，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

“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宵禁制、路引制、匠籍制、诸色户计、全民配役制度、贱口奴婢制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术。而元制中尚保存的宋制，比如重商主义政策，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从西欧的近世史来看，重商主义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早期资本主义在西欧城市的兴起，从来不是靠完全自发的“看不见的手”，而是靠重商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国家积极介入市场、拓展商贸、扩张财政、积累货币、特许经营……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时代则完全消失。

朱元璋对元制的因袭也许是不自觉的，他自觉想要恢复的，其实是唐制。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议》为范本，而摒弃了宋人编敕的立法方式；他将市舶纳入朝贡体系内，梦想的也是要恢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而不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宋朝式通商风景。清承明制，还从关外带来了更具中世纪色彩的主奴关系、庄园制度、投充制度。

多年前，我读到元代史研究学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话，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说，元制，“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1。也许，正是宋朝制度文明的中断，才导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的作者忍不住发出一串“天问”：“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 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

四

如前所述，“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登场，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为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允许匠户纳银代役），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向宋制回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提过一个观点，“人们在综观10—15 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跨代连接”的“跨代”，意味着从宋代到晚明，中间隔了元至明前期这么一个断裂、歧出的时段。

其实南宋与晚明的“跨代连接”只是就社会状况而言，如果从国家财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连接”。清王朝的制度，来自朱明体制与女真部族旧制的混合，与宋制几乎毫无渊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间，才出现“跨代连接”：政府对兴办企业表现出巨大热情，行政系统内增设了大量经济部门，沿海口岸积极对外开放，国家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财政从紧缩转向扩张，国债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睐，如此种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典型表现，都可以从宋代找到似曾相识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在叙述历史时，常常会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说法，却极少会用“晚宋”。

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能会说，“晚明”“晚清”等，只是时间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还是南宋末，很不明确，所以人们才很少用“晚宋”的说法。

但这一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唐宋变革”始于中晚唐，因而，盛唐与晚唐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盛唐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坊市制，在晚唐时均已趋于瓦解。早在1950 年代，陈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与明前期、晚清与清前期，同样是恍如两个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现在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变革”的启幕，“晚明”与“晚清”的概念则意味着向“唐宋变革”的近代化方向“回归”——换言之，明前期与清前期的社会演化已经偏离了“唐宋变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归”。

通过建立这样的阐释框架，我们可以超越“冲击—回应”模式与“中国文明停滞论”的偏见与短视，将“宋代近世”、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晚清近代化统合起来，并为“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有三个时间开端”提出一种合理解释。

五

摆在诸位面前的这部小书，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重新发现大宋文明、重新审视历史与传统。本书讲述的宋朝制度——不管是城市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在宋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历史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既有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又有传统的断裂与接续。

但有意思的是，在一部分传统文人“脑洞大开”的想象中，赵宋王朝的国祚并没有断绝，而是延续至元朝。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人兵临杭州城下，六岁的宋恭帝赵?上表投降；到了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已经成年的赵?被元世祖忽必烈遣送到西域学习佛法。相传赵?在西域认识了一名美貌的女子罕禄鲁氏，结为夫妇。在罕禄鲁氏怀有身孕的时候，她被周王和世瓎（亦即未来的元明帝）据为己有，未久诞下一子，取名妥懽帖睦尔，至顺四年（1333），妥懽帖睦尔即位于上都，是为元顺帝。

又据称，永乐年间，皇帝朱棣看了宋列帝遗像之后，对近臣说：“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其气象清癯，若太医然。”又观元列帝像，“俱魁伟雄迈”，朱棣说：“都吃绵羊肉者。”待看到元顺帝的画像时，惊讶地说：“惟此何为类太医耶？”也就是说，元顺帝的长相不类元朝列帝，反而更像赵宋列帝。自元末明初以降，不少文人都相信元顺帝实为赵?之血脉。明初有文人写诗记述赵?身世：“惟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王风。虽因浪子失中国，此为君长传无穷。”这些文人天真地认为，赵宋以仁义立国，不应亡国。天不负宋，果然借赵?私生子将赵宋皇祚接续到元王朝，“知宋三百年之德泽不泯也”。

如此说来，明王朝取代元王朝，是不是就意味着赵宋国祚被终结了呢？不是。更富戏剧性的情节在后头——“自元世祖大都即位以来，凡一百有八年。汗避位出京时，弘吉喇忒哈吞（元顺帝妃子）仓猝遗失，藏匿覆瓮中，为明洪武所获。时哈吞怀娠已三月矣，默祝曰：‘弥月而产，势难留也；惟天悯佑，至十三月而生，乃得保全。’后果至十三月生一子，洪武以为己子，育之，此即明永乐也。”按这说法，明成祖朱棣竟然是元顺帝的遗腹子。

民间文人果然想象力丰富，他们建构了宋恭帝—元顺帝—明成祖的血缘传承谱系，为赵宋王朝续命三百年。

那么，明末清兵入关，取代明王朝，赵宋皇祚总该断了吧？不好意思，若按民间的说法，没有断。因为民间方志称，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氏正是为女真人所掠的宋徽宗、宋钦宗的后裔：“觉罗者，传为宋徽、钦之后。”1 另据女真历史研究大家金启孮先生的考据，“‘赵姓’之‘赵’，实可发音曰‘觉罗’。‘觉罗’者即满洲人读‘赵’字之讹音也”。

如果这些传说都是真的，则宋后的元明清三朝均姓赵。然而，即便是元明清三朝均姓赵，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宋王朝就不算灭亡了吗？即使赵氏皇祚犹存，难道大宋的制度与文明就没有发生断裂吗？须知，我们所惋惜者，并不是某一个王朝的覆灭，而是文明的失落。本书的主旨，也绝不是为了祭奠一个逝去的王朝，而是想为华夏的文明传统“招魂”。

1、作者吴钩是著名的宋史学者，近年来在网络上颇为活跃。其著有“吴钩说宋”系列畅销书，包括《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仁宗：共治时代》，代表作《风雅宋》在2019年被央视评选为“2018年度中国好书”，频频刷屏。

2、本书为“吴钩说宋”鸟瞰宋史的集大成之作，全面总结宋代在民生、人文、经济、政治、司法独步于历史的先进独特表现，集中展现宋朝近代化的一面。书中话题都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在传播时能迅速吸引现代读者的眼光，譬如公租房、大学教育、国家福利与福利病、足球与相扑、消防队、女性财产权、新闻媒体、小品、纸币、债券、海外贸易、拍卖制度、左右派、募兵制、宁纵勿枉、缓刑制度等。全书一共25篇文章，介绍了25个话题，几乎每一个都是众多读者关注的焦点。

3、本书是前作《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的专题深化版。《宋潮》与《宋》的区别在于，《宋》在介绍宋朝文明的近代性时，追求内容和话题的广泛和全面，但在论述时则较为浅显，是总纲式、百度词条式的概念介绍，而本书则精心选取了更能表现宋朝文明近代性的25个话题，主动将叙述范围收拢聚焦，进行深入的分析介绍，观点更深刻而明确，论述更为充分、丰满。此外，本书建构起了独特的阐释框架，将“宋代近世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和晚清近代化三种论点统合起来，为“中国的近代化有三个时间开端”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因而在论述每一个话题时，都十分注意提供可与宋代作对比的明清时期史料，对照论述，以便读者更能深刻体会宋代文明与此后元明清时期文明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宋：现代的拂晓时辰》所缺乏的。

4、作为“说宋”的第五本，本书在写作方式和阅读体验上都有明显提升，即善于将看似抽象、严肃的学术话题拆分，用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宋代文明，阅读体验非常好。譬如在介绍宋代的人文性时，作者选取了“宋代女性是否有财产权”这个话题，介绍了宋代的未婚女、已婚女、离婚归家女分别可以从娘家继承多少遗产？女子携带到夫家的嫁妆是否受自己支配？女子是否可以继承去世丈夫的财产？都曾发生过哪些能够表明女子财产权受到法律保障的案例？并介绍了唐宋元明清各时期妇女财产权的变化。通过这一系列阐述，读者轻易就能看出宋代比任何其他朝代更关注女性的权益，从而领会到宋朝的人文底色。这个特点在论述政治、司法等看起来很枯燥的领域和话题时更加发挥得淋漓尽致。

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

——富有宋朝特色的“大学”制度

宋朝的大学，为全国最高学府，我们不妨称之为古代的“大学”。

北宋的太学，位于东京开封府内城朱雀门外的御街之东。这一带为商业繁华区，你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是这么描述的：“御街东朱雀门外，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亦妓馆。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过龙津桥南去……东刘廉访宅，以南，太学、国子监。过太学，又有横街，乃太学南门。”

太学的旧址，原本在国子监之内。宋仁宗庆历年间，由于国家兴学，生员数目增多，国子监内已经“不足以容学者”，因此太学从国子监迁出，搬至御街东面的锡庆院。宋神宗熙宁年间，太学进一步扩大招生规模，又将锡庆院旁边的朝集院西庑并为校舍，至此，“诸生斋舍、官掌事者直庐略具，而太学栋宇始仅足用”。宋徽宗崇宁年间，太学规模再次扩充，朝廷在京城南门外营建了新校舍，“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建筑形制外圆内方，徽宗皇帝赐名“辟雍”，作为太学的预科。

经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兴学，北宋太学的规模达至最盛，每年共有学生3800人。

现在，我们去看看宋朝太学是怎么上课的吧。

教学制度

宋朝太学的主要课程是经义、策论、诗赋，学生可兼修法学（律学），并“早晚习射”。教学方式则采用分斋授课。斋，就如今天学校的教学班。元丰二年（1079），太学有学生2400人，“置八十斋，斋容三十人”，一斋之规模正好跟今日的小班制相接近。每斋设斋长一名，由太学生充任，相当于现在的班长。

不过宋朝的太学允许旁听，到太学听课的人数远超其员额，如北宋大学者胡瑗博士在太学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另一位大学者孙复讲《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我们现在津津乐道民国时大学里有许多旁听生，如老一辈学者任继愈先生回忆说，“当时北大校门任人出入，教室任人听课，图书馆阅览室也任人阅读。不管是不是北大的成员，都可以走进来，坐下就看书，无人干涉。写北大校史的人，都提到北大沙滩有不少在北大的旁听生（办过旁听手续的）和偷听生（未办旁听手续的），如丁玲就是偷听生中的一位，后传为佳话”。但我们未必知道宋朝的太学原来也有很多旁听生。

宋代太学的斋又分为“经义”“治事”两个专业。经义斋的学生主修经史与学术，“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入读；治事斋的学生则主修实务，“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这一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湖州州学当教授时创设的，随后被引入太学系统：“庆历中，天子诏下苏、湖，取其法，着为令于太学”。

熙宁四年（1071），宋政府又依王安石提倡的“三舍法”，将太学的学生分为外舍生、内舍生和上舍生。舍，其实就是教育层次，外舍、内舍、上舍就如现在的大学预科、本科与研究生。外舍生的数目远多于内舍生与上舍生，在元丰年间的2400名太学生当中，外舍生有2000名，内舍生为300人，上舍生为100名。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建辟雍，将外舍生从太学迁往辟雍，此时外舍生更是达到3000员，留在太学的内舍生和上舍生也分别增至600员和200员。

太学生从外舍升入内舍，或者从内舍升入上舍，必须修积到足够的学分。今人一般都认为，高校的学分制率先施行于1872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清末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模仿西式大学，采用了分班教学与积分制，是为中国最早的学分制度。然而，不管是分班制，还是学分制，在宋代的太学教学中早已出现。

宋朝的学分制度比较复杂，并且从北宋到南宋，具体的积分设计也有调整。我且以南宋太学的积分制为例，略作解说。

士子申请入读太学，或者从州学升补太学，都要参加入学考试，这叫“补试”，补试合格，才录取为太学生。

每个月，太学的外舍要进行一次考试，考试由太学内部的学官主持，这叫“私试”，“孟月经义，仲月论，季月策”，按10%的合格率评分，其中合格的成绩分为三等，第一等一般空缺，第二等的第一名给3个学分，第二名给2.5个学分；第三等的第一名给2个学分，第二、三名各给1.5个学分，第四、五名各给1.3个学分，其余的各得1个学分。

每个季度，积分最多且没有违纪记录的若干名学生，将获得一次季度校定。到了年终，获得三次以上季度校定且积分最多的若干名学生，可以得到一次年度校定。

每年二月下旬，太学外舍还要举行一次由礼部派员主持的考试，叫“公试”，“初场以经义，次场以论、策”。公试合格的成绩分为五等，第一等通常空缺，第二等“约四十人取其一”，即录取率只有2.5%，入等的学生各给3个学分；第三等“约二十人取一”，录取率5%，入等的学生各给2个学分；第四、五等“约七人取一”，录取率大约14%，入等者各给1个学分。

凡入读时间不少于一年、上一年获得年度校定、本年度公试得3个学分以上的外舍生，可以升入内舍；入读时间不少于一年、上一年获得年度校定且私试积分名列前三（积分不得少于8分）的三位外舍生，可以免公试，直接升入内舍；入读时间不少于一年、上一年获得年度校定、本年度公试得2分的外舍生，暂时不能升级，但次年公试如果能再得2个学分，便可升为内舍生；入读时间不少于一年、上一年未获年度校定但本年度公试3分以上的外舍生，不能升舍，但只要他在今年的两次私试中各得3个学分，也可以升入内舍。

内舍生每个月也要进行一次私试，考题类型与评分标准如同外舍的私试。每个季度，积分最多的若干名学生可得到一次季度校定，获得三次以上季度校定的前十名学生可获得年终校定，其中前三名（一年积分不得少于10分）的年终校定为“优”，另外七人的年终校定为“平”。

每年的九月，太学还要举行一次“上舍试”，考试对象是上舍生与内舍生。按“每三人取一人”的合格率进行评分，合格的成绩分为“优”“平”二等，优等的第一名给10个学分，第二、三名各给9个学分，第四至第十名各给8个学分；平等的学生各给6个学分。

获得上舍试8个学分以上且在内舍读满二年、年度校定为优的内舍生，可以马上毕业，赐进士出身，授予官职。

在内舍读满二年、上舍试8个学分以上但年度校定为平的内舍生，可以升入上舍读书，或者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殿试；上舍试只得6个学分、年度校定为平、在内舍读满二年的内舍生，也可以升舍，或参加科考的省试；年度校定为优但上舍试不合格，或者上舍试为优，但未获得年度校定（但须有三次以上季度校定）的内舍生，也可升舍进修。

在内舍未读满两年的学生也是可以参加上舍试的，如果考试成绩为优等，虽然不能马上升入上舍，但可以积下至少8个学分。而在上舍读书的学生，将不再参加私试、公试，只每年进行一次上舍试。

那些积不到足够学分升舍的学生怎么办呢？按元符元年（1098）的教育立法，“三试不升舍，遣还其州”，即外舍生三年未能升舍、内舍生六年未能升舍，将被勒令退学，遣回籍贯地。当然，他们还可以参加本州的科举考试。

可以看出来，宋朝太学的积分制度比较复杂，是一种复合型的积分制：整个积分体系由月考（即私试）学分、季度校定、年度校定、年考（公试或上舍试）学分构成。不同的积分情况，决定了学生不同的出路：或直接升舍，或允许补考升舍，或留级，或退学。

我们不妨再来思考一个问题：跟现代大学通行的学分制相比，宋朝人创设的学分制是更合理一些，还是更不合理一些？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宋朝的太学，分为三个层次：外舍、内舍、上舍，就如今日大学的预科、本科、研究生；修到足够的学分才可以升舍或毕业；太学又采取分斋教学，一斋三十人，小班制，分“经义”“治事”两个专业。我们不能不承认，放在800年前，这一教学制度是很先进的。

专科学校

宋朝的太学，其实仅仅是国子监直辖的几所国立学校之一。太学之外，国子监还辖有多所学校：

1、国子学。“国子”一词出自《周礼》，意为贵族子弟，国子学最早出现在晋朝，是晋武帝设立来培养士族子弟的学校。宋朝的国子学也带有“贵族”色彩，只招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员额最高时有200人。

2、四门学。如果说国子学是“贵族学校”，四门学则是“平民学校”，只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以及平民的优秀子弟。庆历兴学之后，随着太学的扩招与平民化，四门学与国子学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先后被废止。

3、小学。国子监下属的基础教育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大学附属中学，只招收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成绩优秀的学生毕业后可以升入太学的外舍。宋徽宗政和年间，国子监小学的学生有一千余人，分立十斋。

4、辟雍。前面我们介绍过了，辟雍相当于太学的预科学校，“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辟雍）则处外舍生”；从州学考入太学的士子，也先至辟雍读预科：“士初贡至，皆入外学，经试补入上、内舍，始得进处太学”。

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北宋国子监下辖的几个专科学校。我记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袁伟时教授曾说过：“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把数学、逻辑、法律等学科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熟读儒家经典成为主要上升渠道，导致知识阶层视野狭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但你只要略略了解宋代的专科教育，便会知道袁教授所言过于偏颇，不合史实。

来看看宋朝的国子监设立了哪些专科学校——

1、律学，相当于法学院。北宋立国之初便置律学博士，传授法律。至熙宁六年（1073），于国子监下设律学，分“断案”“律令”两个专业，断案专业主修刑名之学与案例试断；律令专业主修法理大义。律学所需的古今刑书，可向朝廷申请配备；朝廷颁布的法令，也需要关送律学。每月，律学会举行三次私试、一次公试。成绩优秀的律学生毕业后可赴吏部授官。兼修律学的太学生，在律学公试中获得第一等的成绩，可计入学分，相当于在太学私试中得第二等。

2、算学，相当于数学与天文学院，崇宁兴学期间设立，“生员以二百一十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入读的学生以天文、历法、算术、三式法（指卜筮之法）为必修课，再选修一门文化课，如《论语》《孟子》，其“公私试、三舍法略如太学”，上舍的优秀毕业生可以授官。

3、书学，相当于文字学与书法学院，学生练习篆、隶、草三种字体，主修《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五书，兼通《论语》《孟子》之义。公私试、三舍法同算学，只是毕业生所授官职“差降一等”。

4、画学，相当于美术学院，学生主要训练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等题材的绘画，并学习《说文》《尔雅》《方言》《释名》，士子出身的学生要求兼修两门文化课，杂流出身的人要求兼修一门文化课。考试主要为“试画”，“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并委托太学“试经义”。优秀毕业生授官待遇如书学。

5、武学，相当于军事与武术学校，学生主修武艺、兵法，考试时，先试军机策论，再试骑射之术。武学生毕业后可获授巡检、监押等职务。

6、医学，相当于医学院，初隶属于太常寺，崇宁兴学期间，考虑到“所有医工，未有奖进之法。盖其流品不高，士人所耻，故无高识清流习尚其事。今欲别置医学，教养上医”，遂另建医学院，改隶国子监。

北宋医学分“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方脉科有点接近今人所说的内科，其学生主修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等专业课，兼习王氏《脉经》、张仲景《伤寒论》；针科类似于今天的针炙科加五官科，其学生主修大针炙、口齿、咽喉、眼耳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龙本论》；疡科接近今天的外科，其学生通习疮肿、伤折、金疮等专业课，兼习《针炙经》《千金翼方》。

除了专业课，还有公共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学习《黄帝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补本草》《千金方》。此外还有实习课：太医局在“近城置药园种莳，其医学生员，亦当诣园，辨识诸药”。

医学亦仿太学三舍法，“立上舍四十人，内舍六十人，外舍二百人”。外舍生升内舍生主要看私试与公试的成绩。内舍生升上舍生，以及上舍生能不能毕业，则不但看考试成绩，还要看“医治比校”，即行医实习的积分。

“医治比校”是这么设计的：给医学内舍生、上舍生每人发一本“印历”，定期派往太学、武学、律学、算学、艺学（即书学与画学）实习行医，医治患病的学生。诊治时候，必须在“印历”上“书其所诊疾状”，送回医学院盖章。然后按疾病的疗程，如实登记治疗结果：“愈或失”，并报医学院核实盖章。年中进行“比校”，合格的成绩分为三等：100%的治愈率为上等，给10个学分；90%的治愈率为中等，给9个学分；80%的治愈率为下，给8个学分。

在“医治比校”中获得10个学分的医学内舍生，可以申请试上舍，只要在考试中得到“平”的成绩，便能升舍；如果是上舍生获得10个学分，则可毕业授官，“听保明推恩”，一般是“选充尚药局医师”，或者安排为国子监及诸州府医学的教授；得到8个或9个学分的学生，则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才可以升补或毕业；只得到7个学分的学生，降舍，即从上舍降至内舍，或从内舍降至外舍；5个学分以下的学生，“屏出学”，即勒令退学。

说到这里，想起了一句宋人汪元量诗作《江上》中的一句：“太学诸斋拣秀才，出门何处是金台？”诗中的秀才，非指一般的读书人，也非指科举制度中的生员（明清时期，“秀才”方有这两个含义），而是指优秀的才俊之士；金台，为国家延揽士人的象征性建筑。太学设诸斋、分三舍，意在培养与遴选优秀的人才。太学之外，又置医学、律学、算学等专科学校，当然也是为了培养杰出的专业人才。宋朝才俊辈出，人文与科技成就都足称鼎盛，与其发达的教育制度是分不开的。

最后，顺便一说：不管是专科学校，还是太学，都是寄宿制学校，学生的食宿作息均在学校内。学校设有宿舍、食堂、浴室、公共厕所、射圃、亭园等设施，供学生学习、生活之用。学生若因事需要离校，必须先请假，逾期不归校者，可能会被开除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