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农学思想发凡》的主要特色在于对道教农学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与研究，力图展示道教与中国传统农学的历史关系脉络，构建道教农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客观评价道教思想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及其现代价值，具体表现如下：（1）突破了常人受道教“辟谷”修炼和成仙目的思想影响的局限性，以比较翔实的文献史料论证了道教农学思想的存在，并将道教农学思想的内涵引向深入。（2）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立足而又不囿于道教思想，重点突出其中的农学成分，拓展了道教科技思想研究的领域。（3）选取材料做到经典文献和个案相结合，既有道教经典内涵的摘录，又有农业个案，发现了许多道教资料没有记载的新材料。（4）在借鉴道教经典和宫观志、宫观碑刻等材料和已有农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道教农学思想的来源、传承作了简单明了的梳理，并初步尝试构建了道教农学思想体系。（5）以一些典型的例子说明道教农学思想对道教宫观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反思了道教农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探讨了道教中的自然性、生态性等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突出了道教农学思想研究的旨归。

袁名泽（1967—），湖南邵阳人，1990年参加工作，2005年获硕士学位，现任玉林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中国哲学史专业学术骨干，2008年评为副教授。2010年获厦门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学术带头人盖建民教授，主攻方向为道教科技，同年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2011年聘为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道教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至今共主持国家级等不同级别项目4项，参与20余项项目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科学经济社会》、《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论坛》、《管子学刊》、《宗教学研究》等全国颇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30余篇。

导论

一、道教农学思想释义

二、道教农学思想研究的旨趣

三、相关学术文献综述

四、道教农学思想研究方法和路径

第一章 道教农学思想的渊源

第一节 远古时期的农学思想

一、远古神话中的农学思想

二、《易经》中的农学思想

第二节 先秦及秦汉时期的农学思想

一、先秦诸子百家的农学思想

二、秦汉时期的道家农学思想

第二章 道教农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农学思想的显现

一、创教模式中的重农思想

二、高道论农

三、道教经书中的农学思想

第二节 唐宋时期道教农学思想的繁荣

一、道教经书中的农学思想

二、繁荣的宫观农业经济

三、道门农书举例

第三节 金元明清时期道教农学思想的持续发展

一、金元新道教的重农意识

二、道门农书举要

三、朱权的农学思想考论

第三章 道教农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第一节 道教的农业起源观

一、“道”物关系论

二、农业产生的现实基础

第二节 道教农学思想的环境观

一、顺天应地的自然环境观

二、天人合一的社会环境观

第三节 道教农业科学技术思想

一、道教经典中的农业工具论

二、农业生产技术思想

三、以修道为旨归的农产品管理加工与消费

第四节 道教农学思想的特征

一、宗教神学化的本质

二、道家哲学的思辨

三、以山地种养技术为主的内容

第四章 道教农学思想的实践——农道双修

第一节 “农道双修”界说

一、“农道双修”概念的提出

二、“农道双修”概念的释义

三、宫观中修道与务农的关系

第二节 “农道双修”的意义

一、“农道双修”的宫观经济意义

二、“农道双修”的宗教意义

三、“农道双修”的道教农学理论意义

第三节 “农道双修”个案考

一、经典中的“农道双修”记载

二、宫观志和碑刻中的“农道双修”记

第五章 道教农学思想与传统农学的互动

第一节 道教农学思想与传统农学互动的思想基础

一、农道同源

二、殊途同归

第二节 道教农学思想与传统农学互动的机制

一、以农显道，以农养道

二、引道入农

结语 道教农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重农思想的培养

二、农业人本思想（生态农业）的构建

三、对土地问题的反思

参考文献

后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道教文化研究日趋活跃，研究的视觉、层次和领域更趋多样化，一改以往被边缘化的窘况，呈现出勃勃生机。道教科技的探索也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和重视。然而，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却始终是一片未开垦的原野，十多年前，笔者曾撰写过一篇探讨道教与农学的论文，但几乎成为绝响，未能引起学人应有的关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袁名泽博士所著《道教农学思想发凡》，该书在扎实的文献梳理基础上，从纵横两个方面剖析了道教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关联，梳理勾勒了道教农学思想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可谓是道教科技研究的一项创新成果，是国内外第一部以道教农学思想为主题的专著，在广度和深度上拓展了道教科技研究的领域。

道教科技研究是道教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沿领域，也是四川大学宗教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与特色领域之一。道教与古代科学关系十分密切。冯友兰很早就指出：“道教有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技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此观点深深影响了李约瑟，李约瑟也曾云：“道教十分独特而又有趣地融和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要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这是极为重要的。”《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道藏辑要》、《藏外道书》、《中华续道藏》、《敦煌道藏》中收录有丰富的古代天学（包括历法学、气象学）、古代地理（包括地图）学、医学养生学、药物学、化学、天文、数学、建筑营造学、农学、冶炼学、制造学等文献，其中蕴涵有丰富的古代科学成就与思想史料。过去由于种种原因，该领域除了陈国符、孟乃昌、丁贻庄等少数前辈学者涉足道教与古代化学、道教与医学外，学界少有人问津，相对于蓬勃开展的道教学其他领域的研究，道教与科技的专题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和不足。

本人从厦门大学调入四川大学宗教所任职后，在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专家卿希泰先生厚爱下，忝为基地道教与古代科技研究方向的学术带头人，目前主持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教科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名泽君即是我们团队的主要学术骨干之一。在卿老的指导下，我们目前正策划出版《道教科技研究丛书》，《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作为本丛书的第一部，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看到名泽君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成长，我感到由衷欣慰。作为本丛书的主编，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看法，并向广大读者推荐名泽君这部新著。

传统观念认为，道教注重个人修炼与解脱，似乎不大关心世俗社会“辟土殖谷”、畜牧、桑蚕之事，与农学无涉。道教信徒多来自农家子弟，过去有所谓“道教乃农民的宗教”一说，虽然这一说法似乎带有某种“戏说”的弦外之音，但是如果我们转换思路，此言绝非“戏说”，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厚实史料文献和思想底蕴的“正言”。

道教以“贵生重生”、“生为第一”为基本教义，而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衣食保障。从逻辑上分析，道教“重生”必然导致“贵农”，农耕之道是道教孜孜以求的自然之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农耕之道的探索也就成为道教徒奉道体道和求道证道的一条途径；道门奉行祖师制定的“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的教戒，这一宗教伦理有助于强化道教与农学的关系；宗教的发展与宗教自身的寺院经济实力有密切关系，力耕自养、农道合修一方面可以解决道众的生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桑之业来扩大宫观经济实力，为道教实现济世度人的宗教关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巩固发展教团组织提供恒久动力；古代社会道教徒多来自农村，自幼对农桑之业耳熟能详，具备农道合修的基础和条件。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专门用法，道教中一直存在农道合修、农道并举的潜流与传统。张道陵创立的道派之所以被史书称为“五斗米道”，蜀汉地区二十四治道士正式入籍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信米”，也与道教尚农道风有某种关系。道门中有不少名士高道本着出世而不离世的宗教精神，对事关民生大事的农桑技艺表现出异常的兴趣，在农学领域中有着不俗的表现，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农学思想。过去学术界对道教农学思想的研究颇为缺失，《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以其翔实的史料勾勒和思想提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内外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盲点。

道教“重农”、“贵农”源于道家“上农”思想。还在20世纪，冯友兰先生就对《吕氏春秋》之《上农》篇作了思想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吕氏春秋》受道家影响很深，书中提到老子有五处，多次引老子之语。《本生》、《贵生》、《情欲》、《审分》、《君守》诸篇都充满了道家全生贵生、清静养生、无为而治的思想。《吕氏春秋》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专论农事，有许多重视农业生产、适时垦殖的论述。

《吕氏春秋》之《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中所阐发的农学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唐代道经《洞灵真经》就别开生面地以《农道》为篇名，大量采撷《吕氏春秋》相关文字，系统论述了“农之道”。

道家“上农”思想，考其源流，实发轫于老子。《道德经》从“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模型出发，崇尚自然无为的田园生活，主张“节欲”和“节育”，注重人口生产的生态平衡，并反对统治者无休止地向人民课税。《道德经》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老子还猛烈抨击统治者不重视农业生产的行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将不以农为本，追逐财货之利，造成良田荒芜、粮仓空虚的行为叱之为荒诞的非道行径。《淮南子》也从“为治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即为百姓提供衣食的治国“道理”出发，强调勿夺农时。卷十四《诠言训》云：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勿夺时；勿夺时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节欲。勿夺农时对于发展农桑事业极为重要，是中国传统农学的一个宝贵的科学思想总结，这一农学思想在后来的道书中时有论述。《淮南子》中有关农学的思想还有不少，如《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引“神农之法曰”指出：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强者，无以掩形。有余不足，各归其身。衣食饶溢，奸邪不生，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男耕女织乃农业社会的一道风景线，这一方面是保障天下万民不饥不寒的前提条件，“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另一方面也是以农立国的基础，“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故不可轻视。

《道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所阐发的这些重农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成为道门“农耕之道”的思想渊源，为道教徒确立“农道合修”的修道思想奠定了基础。

我在从事道教科技文献与思想研究的过程中，曾在拙著《道教科学思想发凡》一书中提出“农道合修”的命题，后来又在《哲学研究》上撰文加以阐述，自以为并非向壁虚构，理由有三：

其一，道教典籍中本身就有“农道”一词的用法。唐代道书《洞灵真经》辟有《农道》专篇，尽管《洞灵真经》里的“农道”似指“农之道”，但在道门看来，“农之道”也是道门中人修道证道的内容和途径之一。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名泽君在其《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中多有阐述，尤其是他将我提出的“农之道”的内涵进一步推广，提出了自己的新解，显示出青年学者锐意创新的精神，值得嘉许。

其二，道教重视农桑之业，道门人士“农道合修”有其自身的内在“道理”。因为中国乃农业大国，“民以食为天”、农业为本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对道教影响甚深。出于解决道士自身生存和道教组织发展的需要，无身不能成道，道士修仙通常选择远离市井的洞天福地，人烟罕至，不事农桑就难以生存，更罔论飞身成仙了；道门虽有辟谷一说，但道士修辟谷之 术最初的一个本能动机就是为了应对饥荒不测。受“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戒律的影响，道门中人以力耕自食为荣，而且道士多农桑子弟出身，力耕与修道并举也是自然之事。道书《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就指出米对道教组织的重要性，曰:“家家立靖崇仰，信米五斗。以立造化，和五性之气。家口命籍，系之于米，年年依会，十月一日，同集天师治。付天仓及五十里亭中，以防凶年。”这些事例折射出农业对道教组织创兴发展的重要性。“五斗米道”经典《老子想尔注》反对“民不念田”的行为，张道陵在注释《老子》“国之利器，不可以视人”一文时，特别强调道人必须尊奉的一些教诫：“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宁避人，勿为人所避；宁教人为善，勿为人所教；宁为人所怒，勿怒人；分均，宁与人多，勿为人所与多。其返此者，即为示人利器也。”这种宗教伦理必然会强化道人重农的思想意识，所以“五斗米道”主张道人要自食其力，力耕而食，即所谓“陈力殖谷，栽令自足”。“五斗米道”在创造发展过程实行“行宽惠”，动员教民耕荒殖谷，从而奠定了其统治巴蜀地区长达三十余年的社会经济基础。

其三，“农道合修”乃道门的历史传统。稽考道教历史，历代“农道合修”的道门隐士层出不穷，“农道合修”业已成为一种修道证道、济世利物的道门风范，蔓延不绝，至今仍有余音。旧题刘向撰的《列仙传》中就有记载不少这方面的仙人隐士，如：宋人寇先，“以钓鱼为业”，“得鱼，或放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带，好重荔枝，食其葩实焉”；又有祝鸡翁者，“养鸡百余年，鸡有千余头”；常山道人昌容，“能致紫草，买与染家，得钱以遗孤寡”；还有食术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的高道商丘子胥，“好牧猪”；而济阴人园客因擅长桑蚕之业，身后为乡人设祠供奉，成为桑蚕业的保护神。葛洪所撰《神仙传》也记载高道阴长生“治生佃农之业”，并云张道陵“退耕于余杭”。尽管上述这些记载难以一一据为信史，但从中我们可捕捉到道教贵农、重农的道风。其实，葛洪本人就是“农道合修”的高道。

东晋道教学者葛洪祖上南渡迁居句容后，耕读传家，“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葛洪早年丧父，“饥寒困瘁”，他从十三岁起就“躬执耕穑，承星履草，密勿畴袭”。葛洪在农隙之暇，熟读经史百家之言，“就营田园处，以柴火写书”。这种农耕与修道并行的做法在葛仙翁—郑隐一系的道派中并非个别现象，“他（指葛洪的老师郑隐，笔者注）弟子皆亲仆使之役，采薪耕田”。《抱朴子内篇》时常以农桑为例来说明修道学仙的“道理”，如卷八云：“非躬耕不以充饥，非妻织不以蔽身。”并以“未有不耕而获嘉禾，未有不勤而获长生度世”自勉，终成一代高道。葛洪虽然以金丹为致神仙之要道，但他反对一味孤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的行为，曰：“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桑稼乃生民之事，故不可不重视。葛洪还自叙“洪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这种视农桑为“本业”的思想表明道教科学家葛洪对农业地位的肯定。

在道教史中，类似葛洪这样的“农道合修”高道还有不少，如南北朝时期的陶弘景和金元时期的全真道、真大道宗师，都倡导并力行“农道合修”。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名泽君的著作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读者可以仔细品味，兹不一一细说。

早期道教“农道合修”的潜流在后续道派发展中一直暗淌着，以至一些道门名士还专门对农桑之业进行研究。例如，据《旧唐书丠淳风传》，唐代著名道教学者李淳风就写有一部农书《演齐人要术》，该书乃对《齐民要术》的推演发挥，因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名“齐人”。南北朝时期后魏人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农学名著，在世界农学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李淳风《演齐人要术》虽然现已失传，其农学思想已无从考察，但我们据此仍可以推断李淳风的农学水平不低。

及至宋元，道门“农道合修”的涓涓细流已汇成一股洪流，宋元兴起的全真道、大道教纷纷以“农道合修”为修行时尚。全真道在教义上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其教风也体现出三教融通的特色，《甘水仙源录》卷十记载：“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淡无营为则又似夫。”由此可见，全真道创教时期教风之俭朴刻苦。全真道主张士农工商各敬其业，人民力耕而食，“士农工贾各有业……天下之人耕而食，蚕而衣，养生送死而无憾”。因此，全真道士在修建宫观时，常常自力更生。这方面的文献史料记载颇多，《道教农学思想发凡》多有挖掘，用力颇勤。

金元之际兴起的新道派大道教，又称真大道，创教人为沧州乐陵人刘德仁，号无忧子。从刘德仁为大道教订立的九条教规内容来看，大道教以“农道合修”为基本教规。这九条教规中的第四条为：“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其特别强调“不务化缘，日用衣食，自力耕桑”。现存许多金石碑刻也记载了大道教“农道合修”的特点，如《重修隆阳宫碑》记载：“真大道祖师无忧子之阐教门也，衣取以蔽形，不尚华美，目不贪于色也。祈祷不假钟鼓之音，耳不贪于声也。饮食绝弃荤，口不贪于味也。治生以耕耘蚕织为业，四体不贪于安逸也。纤毫不乞于人。”大道教第五祖师太玄真人郦希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在重修隆阳宫过程中，“运石启地，剪荆棘而构屋筑垣，载枣殖桑而垦田野，载离寒暑，已成其趣”。大道教以“农道合修”为立教之本，主张力耕自养，悯贫救苦，这种教风在金元战乱不断、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的年代颇有号召力，正如元代吴澄所撰《天宝宫碑》云：“吾教之兴，自金人得中土时，有刘祖师，避俗出家，绝去嗜欲，摒弃酒肉，勤力耕种，自给衣食，耐艰难辛苦，朴俭慈悯，志在利物，戒行严洁，一时翕然宗之。”百姓纷纷入教，教门兴盛一时。

全真道士住观修行时，也常常通过开垦荒地种粮种菜来维持日常生活所需，《顺德府通真观碑》就有“观之南别置蔬圃以资道众”的记载。这表明全真道在修炼真功真行的同时，也把“耕而食，蚕而衣”纳入其日常修行之中。全真道这种“农道合修”的道风与佛教禅宗“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制度颇为相似。唐代百丈禅师怀海根据禅宗僧伽发展的需要，制订了著名的《百丈清规》（《传灯录》卷六题作《禅门规式》），其中规定僧伽在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实行“普请”（集众作务）法，过农禅生活。我甚至倾向认为，中国佛教的农禅制度实际上可能是受道教“农道合修”思想的影响。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此论是否成立，尚须另做扎实的专题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水利是农业之本。因此，历史上还有许多道士热心于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一方，这方面的史料散见宫观地志和碑刻中，需要仔细收集，《道教农学思想发凡》虽有涉及，但仍略显单薄。有关道教农学的资料，我们除了在藏内外道书、经史子集中梳理外，还有必要分地域进行专题田野调查，以获得更丰富的资料。

“农道合修”的意义分为宗教本身和科学思想两方面。农桑之业事关道俗生计，对道士个人来说是安身立命之本；同样，对整个道教教团的发展来说，农桑也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农道合修”也是立教之基，随着道教宫观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出家入道的道众数量猛增，维持宫观日常生活的开销也增大，单靠乞食化缘已难以为继。而力耕自养、农道合修则一方面可以解决道众的生计，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农桑之业来扩大宫观的经济实力，为道教实现济世度人的宗教关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巩固发展教团组织提供恒久动力，即所谓“创立观院，垦田兴农，以为永久之基”。“农道合修”的宗教意义显而易见。同时，“农道合修”也促进了道教与农学的融通关系，道门中人积极投身农桑之业，究习农之理，在农学领域有许多创造发明，道教农学思想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农学的科学思想。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读者自然可从名泽君著的《道教农学思想发凡》中得到丰富认知，这也是本书主要学术价值之所在。

我在治学过程中，向来推崇义必有证、言必有据的学风；傅斯年先生亦认为，传统史学的研究应遵循无证不立、论从史出。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有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不出货。名泽君是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任教期间，随我攻读中国哲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名泽君在学期间,在修业治学方法方面多有体悟和进步，其用志广且大矣。这位来自湘西北的农家子弟，以超常的毅力和精神，挑灯夜读，阅读了大量国内外道书文献，探赜索隐，整理积累了大量研究资料，陆续发表了多篇有新意的道教农学论文。他毕业以后又继续在道教与农学这一交叉领域勤奋耕耘，《道教农学思想发凡》即是其多年辛勤耕耘的结晶。本人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一定会有所收获的。在名泽君第一部学术专著即将面世之际，作为本丛书主编，同时也因曾经是名泽君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我内心充满喜悦与期待。欣喜之余，应作者之邀，略述一二以为序。

盖建民

壬辰年初春于四川大学东区专家楼

《道教农学思想发凡》是我国道教科技研究领域的扩展，是我国迄今唯一从农学角度解读道教思想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