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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通讲 刘强 著
走进《四书》的阶梯,提升境界的门径。精装典藏版!百家讲坛刘强带您领略国学奥义,品读传统文化。
ISBN: 9787559838308

出版时间:2021-06-01

定  价:88.00

责  编:张洁
所属板块: 文学出版

图书分类: 经典阅读

读者对象: 大众,儒家文化爱好者,国学爱好者

上架建议: 哲学、文化
装帧: 精装

开本: 32

字数: 330 (千字)

页数: 492
图书简介

“四书”是研习中国传统文化者必读的经典。本书区别于其他常见的“四书”译注、逐字阐释的形式,而以“四书”等儒家经典为中心,以“道”为纽带,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蕴藏的“日用常行之道”,做了全面梳理和阐发。书中对古今、中西、人禽之辨的比较和分析,鞭辟入里,时见胜义,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简介

刘强,1970年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先秦诸子经典。近年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现代阐释与传播,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曾胡治兵语录译注》《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魏晋风流》等。

图书目录

自序 道的“窄门”

本书读法

第一讲 为学之道

一 “学习”的真义

二 学是为己,还是为人?

三 为学的三种态度

四 为学的四大方法

五 为学的四种境界

第二讲 修身之道

一 为学与修身

二 修身之次第

三 修身之方法

四 修身之效用

第三讲 孝悌之道

一 孝悌也是“爱”

二 孝悌之效用

三 孝须合乎礼

四 孝当发乎情

五 孝必合乎义

六 孝道的人类学价值

第四讲 忠恕之道

一 夫子传道

二 何谓“忠恕”?

三 终身行之唯有“恕”

四 忠恕之道与心性之学

五 “忠恕”的现代价值

第五讲 仁爱之道

一 “仁”的内涵与外延

二 仁者的表现与规模

三 “仁宅”的建构与生命智慧

第六讲 义权之道

一 “义者宜也”

二 “义”是无可无不可的智慧

三 “义”是人的内在合理性

四 经权之道,唯义所在

第七讲 诚敬之道

一 “诚敬”与“忠信”

二 诚敬之道与礼制完型“三部曲”

三 丧祭之礼与天人感通

四 明诚之教与天人合一

第八讲 正直之道

一 “正”“直”释义

二 “正身”与“正人”

三 “直心”与“直道”

四 好恶必察,报怨以直

五 亲亲互隐,直在其中

第九讲 中庸之道

一 何谓“中庸”?

二 攻乎异端,过犹不及

三 不为已甚,执两用中

四 “君子时中”与“圣之时也”

五 “中庸鲜能”与“从容中道”

六 博文约礼,止于至善

第十讲 治平之道(上)

一 “为政以德”与“无为而治”

二 “礼治”与“刑政”

三 “民本”与“仁政”

四 “富民”“教民”与“信民”

第十一讲 治平之道(下)

五 “选贤与能”与“循名责实”

六 “君臣之义”的现代诠释

七 “家国”与“天下”

第十二讲 齐家之道(上)

一 什么是“家”?

二 作为共同体的“宗族”与“家庭”

三 “人伦”与“纲纪”

第十三讲 齐家之道(下)

四 夫妇判合,宜其室家

五 君子远其子,父子不责善

六 长幼有序,兄弟怡怡

第十四讲 为师之道

一 “为师”与“为政”

二 温故知新,教学相长

三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四 君子不器的“学习革命”

五 愤启悱发,教亦多术

六 “学缘”与“师道”

第十五讲 交友之道

一 何谓“朋友”?

二 “朋友之义”

三 君子之交淡如水

四 “尚友”与“私淑”

尾声 道脉永传

附录

后 记

序言/前言/后记

自序:“道”的窄门

“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分别出自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称作“四子书”,简称“四书”。此“四子”,不仅皆有“圣”名—古人尊孔子为“至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而且师承明晰,线索宛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四位圣贤人物及其思想言论,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日益彰显,并最终成为早期儒家“学脉”和“道统”的奠基者和代言人。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大儒朱熹。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孟子》合为一体,不仅“激活”了蕴涵于“四书”中的儒家“道统”的新生命,而且开启了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的一个新时代。元、明两朝以至清末,在长达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于中华文明的赓续与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坐标图上,元、明、清三朝基本上呈现出由“波峰”到“浪谷”的下降态势,以至形成了所谓“历史三峡”中最为凶险的“瓶颈”阶段,其积重难返的“现代转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我们的这一判断事实俱在,史有明证,不劳辞费。但是,如果抛开“以今律古”“以西释中”“以新非旧”的各种“现代性成见”,有一点恐怕不能不承认,即在蒙、满二族入主中原,民族冲突与融合成为一大时代命题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这其中,当然离不开无数仁人志士和英雄豪杰艰苦卓绝、向死而生的担荷与牺牲,不过,如果我们转换视角,问问何以手无寸铁的读书人,竟能在刀光血火中挺立人格、张扬节义、百折不挠、蹈死不悔?想想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生命是如何得以“型塑”,并展现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品格和灵魂境界的?……这些问题一旦被追问下去,则作为王朝政教体系价值终端的“四书”,其在近代以前多民族国家中的历史地位及文化价值,便会灵光乍现,呼之欲出。

我们无意也无须夸大任何一部经典在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作用,但对于“四书”这样的经典而言,最为可怕的反倒不是“推明”和“阐扬”,而是“低估”和“歪曲”。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朱元璋删《孟子》”。明太祖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不得不尊重“四书”在王朝政教体系中的经典地位,于是不惜动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对《孟子》中诸如“民贵君轻”“土芥寇仇”“独夫民贼”之类训诫共八十五条予以“删削”或“腰斩”,仅留下了一百七十余条供天下士子诵读。这一史实告诉我们,“四书”不仅不是“养成奴性人格”的渊薮,其内在凝聚的“道”的能量,反而使其成了涵养士人节操、培植文化生命、唤起天道敬畏、制约皇权膨胀的肥沃土壤。换言之,在代表世俗权力的“势统”与代表天道信仰的“道统”的现实博弈中,“势统”要想获得其政权“合法性”,依旧不得不借助“道统”的加持和护佑—这是“道尊于势”的儒家价值理想自始至终都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明证。从这一角度说,承载“道统”理想的“四书”之于元、明、清之际的中华文化,几乎可谓虽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却足以为“维系斯文于不坠”的定海神针和中流砥柱!

我们固然可以批判皇权专制对圣贤经典的利用,使经典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维护政权稳定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是,如果我们尚有基本理性,就绝不应该倒果为因,认定经典之所以被统治者利用,乃是因为其本身“有毒”!退一步说,即便经典真的“有毒”,那也应该是“药毒”,而非“病毒”。而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借经典以自重,不过是因为他们自知“有病”—中外各种专制制度无不自带“病毒”—所以要用一剂“祖传秘方”般的良药来“对症下药”,“以毒攻毒”。至少,他们要向民众展示一种姿态,表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应天顺人”“尊道行道”的,绝不至于昏聩到“讳疾忌医”的地步,如果有必要,他们甚至愿意“刮骨疗毒”!遵循“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逻辑,拥有现代理性的我们,当然可以甚至必须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这些“美言”表示怀疑,但我们就算再怀疑,也不应该殃及无辜—我们不能因为说话者失信,就将“美言”或“经典”本身也一概否定。如果把经典比作良医,救死扶伤乃其天职,对病患自当一视同仁,岂能因求医者有道德缺陷,就拒之门外,见死不救?又或者,岂能因恶人利用良医为自己治病,就认为这良医是庸医甚至恶医了呢?

所以,经典被历代统治者利用,完全不损经典本身之价值,甚至恰是从反方向印证了其价值。同理,今天的人因为不明此理,而对经典妄下雌黄、极力诟病,除了证明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外,又于经典何伤呢?相比世界上有些地域和族群虽然也在地球上存续数万年以上,却至今依然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文化经典和精英传统而言,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即使不应该沾沾自喜,妄自尊大,至少也不必妄自菲薄,顾影自怜,甚至自暴自弃吧。毕竟,一个有圣贤、有经典、有文化、有传统的民族是值得庆幸的,也是应该得到祝福的。

就中国传统学术而言,“四书”以及历史地形成的所谓“四书学”,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儒家“道统”之始基,儒学“学统”之圭臬。“道统说”是由中唐大文豪韩愈发明的,就此开启了“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理学革新运动,至南宋朱熹而得融贯之,条理之,并张大之。尤其是朱子穷一生之力,为“四书”所做的精彩注释,真可谓“转移风气,重昌绝学”,“融释归儒,厥功甚伟”使儒学的面目、气象与格局豁然为之一变。南宋以后,读书人若想通经致用,进德修业,鲜有不从“四书”下手入门者。要知道,一部经典的形成,绝非一时、一地、一人所可一蹴而就,以“四书”而言,不知经过多少大贤名儒“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的世代接力,精研深考,扬榷诠释,才得以奠定其学术价值和道统地位。中国古典学问常常强调“天理”和“道心”的体察和传递,个体的人难免会有各种“私心杂念”,但当他面对浩瀚博大的经典时,必须怀揣一份虔诚庄敬之心,否则绝不可能完成经典的“发明”与“再造”。所以,经典所承载和彰显的绝不可能是某一人的私欲和偏见—即使偶有偏见,也会被后人的正见所覆盖—其所凝聚的乃是整个民族文化的魂魄,故经典之为物,实乃历代贤哲豪杰良知、学养、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这样的经典,当然具有超越皇权和政统的历史文化“公信力”,因而常常成为圣贤精神和“道统”的象征。汉代《太平经》有云:“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圣人之辞,以为圣经也。”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即“圣经”一词,绝非西洋文化的“舶来品”,而是中华文化的“土特产”—翻开自汉朝迄于清末的文献典籍,“圣经”一词几乎俯拾皆是,其所指代的,不是西方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而是儒家“十三经”系统的圣贤经典。就此而言,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才是中华民族(至少是汉民族)自己的“圣经”。

相比各自独立、内容庞杂的“五经”而言,“四书”显然更具有“一以贯之”的系统性、逻辑性和哲学性,它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圣经”,也是中华文化的另一部“道德经”。和老子的《道德经》多谈“自然”与“天道”不同,“四书”所建构的,是一个立足于“人道”去体察“天道”,并致力于将“天道”下贯于“人道”,再以“人道”去承载“天道”的精神“道场”和思想世界。更有意味的是,如果我们把“四书”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就会产生一种“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格式塔”效应。你会发现,宋儒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单独挑出来,使之与《论语》《孟子》相绾合,实在是一种“再造经典”的创举和壮举。而使这四部经典有效且有机贯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道”字!

可以说,朱熹殚精竭虑以注“四书”,本身就是一个在“修道”中逐渐“悟道”,又借“四书”以“明道”和“传道”的精神探险,其心路历程之所以卓绝伟大,就在于他是站在整个民族的“精神巴别塔”上,以“人心”体察“天心”和“道心”,以“物理”求得“天理”和“道理”。所以,“四书”的汇聚,绝不是简单的“文本叠加”,而是把《论语》中子贡所“不可得而闻也”的“性与天道”等“大哉问”,通过《大学》《中庸》和《孟子》的“义理诠释”进一步酝酿、发酵、激活,并最终产生了一种类似“核聚变反应”的神奇裂变。儒学,正是经过这样一种更具形而上品格的“理学转型”,才终于能够上达“天道”,下启“人道”,实现了相对于先秦“轴心时代”的又一次“哲学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又几乎可谓一部“究天人之际”“参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道书”!

这里,很有必要澄清今人对儒学的一个误解。受近现代以来百年反传统思潮的影响,今人多以为儒学只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庙堂之学,是不切实际甚至虚伪迂腐的高头讲章,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与现实人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以为,这些理解即使不能说全错,至少也是大错特错的!很多人带着这样的误解去看待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却完全无视儒学被毁弃之后的最近百余年,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威权主义等不仅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甚至比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有时候,基于道德教条的义愤常常蒙住了智慧的眼睛,我们常常因为对现实不满,就把所有责任“诿过”给了祖宗和传统,殊不知,现实的种种弊病,正有很大一部分恰是毁弃了祖宗和传统所使然。很多人对儒学的偏见,往往是建立在一知半解、道听途说之上,他们常常只是看到了“外王”之学的流弊,便兴奋得忘乎所以,完全不晓得儒学并不仅有“事功”这一个选项—儒学更为根本的“内圣”之学,是完全可以做到鄙薄富贵、傲视王侯,甚至视天下如敝屣的!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所以,仅仅把儒学当作一家学说、一种学派、一门学问,甚至一个学科,势必会造成对作为人类一大文明体系的儒学之“全体大用”的遮蔽、拘囿和扭曲。用现代的学科建制来反观儒学,不难发现,今天大学里的所有单一学科都不足以与儒学做“等量代换”。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学、宗教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艺术学等诸多门类,都不可能以儒学为分支学科,而反过来,它们却能在儒学的疆域内找到自己的学科位置。这一点,是古代意义上的如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不可比拟的,也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佛教、道教等宗教无从望其项背的。作为一种“入世”的思想文化系统,儒学包涵天人合一的价值信仰、内圣外王的治理之道、孝悌忠恕的伦理品格、仁爱义权的生命智慧、格致诚正的修养工夫、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谱……是这样一种多元、多维、开放、包容的人类文明体系。唯其如此,古代的学者—不管是哪一个思想流派或学术方向—常常拥有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共名”——“儒者”;其中最饱学、最有成就的学者,则被称作“大儒”或“硕儒”。如果我们只看到儒学呈现出来的某一个局部—有时是尚未全幅展开的逼仄而灰暗—便以为自己看到了包罗万象的整体,就难免会如盲人摸象、矮子观场一样,顾此失彼,以偏概全;长此以往,不仅得不出合情合理、实事求是的判断,也阻碍了自己的心灵向更大、更广的空间开放和拓展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与西方文化重哲学思辨与逻辑推演不同,中华文化更为看重的是生命印证与躬行践履。中华文化念兹在兹的不过一个“道”字—“知道”“闻道”“悟道”“体道”“求道”“行道”“传道”“达道”“弘道”等等—可以说,诸子百家,各有其道。而儒学之道,总不离开一个“人”字,故儒学者,人学也;儒道者,人道也。儒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人生的种种问题,处理好各种关系—如人我关系、群己关系、天人关系、心物关系等。所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成己成人”“爱人亲仁”“尽心率性”“知命知天”,也即理想人格的不断完善与精神生命的全画幅实现,才是儒学最初的生命关切,也是儒学的终极理想。

近百年以来,经典教育断裂,工具理性盛行,专业教育当令,致使在体制内完成中小学教育者,一旦进入大学,除非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绝大多数人都与传统文化经典渐行渐远,再无交集。尤其是,在理工科专业至上的教育生态下,许多青年学子热衷于选择实用技能性专业,以为只要有了一技之长,能跻身收入稳定、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便算万事大吉,很多人再也不去读书,对天下大事漠不关心,对人文价值茫然无知,甚至对经典作品嗤之以鼻—这不能不说是当下教育和社会生态的一大弊端,其“病灶”源自现代人类共同陷入的精神疾患和价值危机。事实上,即便在现代化进程更为迅捷和领先的西方世界,人们对古代经典也是怀着崇高敬意的。我们通过“大数据”得知,诸多发达国家国民的读书水平远远超过中国,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借阅率最高的前几种书多是文史哲经典,而中国大学的借阅排行榜,则贫瘠、世故、幼稚得令我们这些大学教师汗颜。这样的一种文化生态和阅读水准,连养成健康心智、健全人格尚且不能期待,又如何指望年轻学子能够对“四书”这样的经典,怀着一颗好奇、探索、怀疑、反思,或者尊敬、汲取、感悟、体证的“平常心”呢?

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这样解释经典:“经典不是指一本书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经典是指一本被世世代代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的推动,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所阅读的书。”想想看,我们对自己的经典,是否还能够怀有这种“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或者如钱穆先生所说的“温情与敬意”呢?美国当代哲学家、《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说:

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

我想,罗尔斯所谓“作者比我聪明得多”,不仅是对往圣先贤的真诚礼敬,也是对自己智识有限性的深刻洞察—这,才是我们读书应有的态度。

所以,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通读“四书”,了解其所涵盖和传递的中国人的“日用常行之道”,就绝非仅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而更有个体生命滋润与成长的意义。以我个人的经验和体悟而言,通过亲近古典去感悟大道,体贴圣贤,实在是一件“人间值得”的事情。

最后想说的是,本书的后半部分,基本上是在庚子年“新冠大疫”的“禁闭”中写成的。其间,我还涂鸦了近二十首旧体诗聊抒感喟,以遣忧闷。也就是在那样一种“不胜今昔之感”的处境和心境中,我反而更加坚信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对于今日世界和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当整个世界恰逢动荡裂变、险象环生、危急存亡之秋,当人类社会几乎全体陷入迷茫、焦躁、恐惧而变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之时,我们的确应该静下心来,收视反听,默诵古人的告诫,参悟圣贤的智慧,重建传统的价值,守住古老的信仰,反思当下的悖谬和乖戾—唯有立身于“道”中,方能“以不变应万变”!

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反观当今世界,似乎真被庄子“不幸言中”了!但是,当我们对“术”的诡谲、变诈、凶险感到绝望时,更应该相信“道”的清明、正大、广远!我们更应该坚定地相信—人类社会种种乱象、一切困厄和所有灾难,至少在相当大的概率下,乃是人类不知道、不合道、不顺道所致!

忽然想起一句西方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还有本土一首古老的祝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蜡辞》,见《礼记?郊特牲》)

让我借用以上的句式说一句:“桥归桥,路归路;道归道,术归术!”

如果我们看到了“术”的机心、贪婪和丑恶,尽可以去批驳、揭露和摒弃;但切莫因此怀疑“道”的“真实无妄”与“廓然大公”!这绝不是迂腐,而是信念—对古老智慧的信念;甚至是信仰—对天道圣教的信仰。

如果因为挫折就不信,因为磨难就不信,因为别人质疑就不信,因为没看到结果就不信—那不是智慧,也不是理性,而只是蒙昧和怯懦,是自私和狭隘,甚至,是功利和世故!

夫“道”之为物,彻天彻地,至大至刚,可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俟诸百世而不惑;故曰:“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而“人”之为物,禀天地之精华,汲日月之灵气,可参赞天地,可位育万物;故曰:“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为天下之最贵者也。”

“天道远,人道迩”。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故一切学问,当自“人道”始。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一切善恶因果,皆非虚妄,“公道自在人心”。故天人合一之道,不感不通,感而遂通,一通则百通,通则可大可久。

“道”无处不在,人皆可行,而通向“道”的路口,却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只有一道“初极狭,才通人”的“窄门”,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的。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小书,浅薄微末,不过如恒河一沙,沧海一粟,实在不值一哂。作为一个年轻时深受反传统思想影响的曾经的“新青年”,我不过是碰巧在人到中年时,通过谦卑的阅读和思考,隐约听到了来自远古的“道”的声音,然后斗胆将这声音再做“破译”和“解析”,分享给有缘的读者罢了。在我看来,“四书”巍峨如山岳,其中有“道”,其道有“脉”,我不过是把我勘探出的一条隐而未显或者显而未彰的“道脉”,笨拙地勾勒出来,煞有介事地设置一些道口和路标,以便于后来者识别而已。

我颇怀疑,我终究不过是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虽然在走出“桃花源”后,“处处志之”,到头来,却只能落得个“遂迷,不复得路”“后遂无问津者”的玄幻结局。

我只能默默祈祷—但愿不会吧!

2020年9月6日草就于守中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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