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的“神话时代、夏王朝”一卷。

《中国的历史》为日本讲谈社百周年献礼之作，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中国通史读本。丛书自上古到近代，内容涵盖量大，撰述者均为日本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作品大多构思巧妙，写法轻松，观点新颖，富于洞见，但同时又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

本卷作者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作者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作者简介】宫本一夫（Miyamoto Kazuo），1958年生于松江市。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京都大学文学研究院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爱媛大学教授。现任九州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专攻东亚考古学。主要研究东亚新石器时代至初期铁器时代的比较考古学及比较文明论。现正在中国开展关于水田农耕起源地及解明初期青铜器的共同研究。2003年获第十六届滨田青陵奖。

【译者简介】吴菲，毕业于日本山口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语言文化专业，文学硕士。译作有《西域余闻》、《浮云》、《手锁心中》等。

推荐序

中文版自序

前　言　

第一章 神话与考古学

第二章 中国发掘物语

第三章　农业的出现

第四章　区域文化的发展

第六章　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

第五章　社会的组织化与阶层化

第七章　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

第八章　区域间交流与社会的统合

第九章　牺牲与宗教祭祀

第十章　走向初期国家的曙光

结　语

附 录

推荐序——许 宏

您大概已注意到，这套达十卷之多的中国通史丛书，开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学家。这是本卷与其他各卷的一个显著的不同。另一个大不同是，其后九卷所叙述的历史跨度（从商代到中华民国），总计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内容远溯至一二百万年前，主体叙述则始于农业起源以来的距今约一万年前。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只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担负起“拉长”中国历史的任务，进而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同时，可以显见的是，与后面其他各卷相比，考古学家的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这又引出了考古学的长处和不足的话题，也即：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

上述考古学科的特点，也大致决定了本卷的叙事风格。譬如尽管书名为《从神话到历史》，但相对晚出、后世加工痕迹明显、无从验证的神话传说在被做了深度“解剖”后以十余页的篇幅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专业的严谨。作者很快就回到考古学的话语系统，从一二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最早的人类、不同的石器工业传统谈起，娓娓道来。然后是一万年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多元农业以及陶器的发明，乃至定居社会的三种经济形态：旱作、稻作农业与狩猎采集。由自然环境到文化分区与谱系，再到大的时段划分，则颇有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大将风度。这些叙述对读者而言可能略显枯燥，似乎学术味儿重了些，但却是解读远古中国必不可少的轮廓性勾画。日后一幕幕感天动地的悲喜剧，都是在这个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们奠定了后世中国发展的基础。

然后，作者从多个侧面对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几个大的农耕区域的社会复杂化问题进行剖析，涉及性别、血缘、家族单位、聚落防御和社会分层等多个角度，图文并茂地对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当然更是考古人的拿手好戏。作者最后还比较了这些区域在社会进化上的相异与相似之处，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在考古学家的笔下栩栩如生。

如果这些可以看作考古人写史的共同特点的话，那么作者的个性特征导致这书的若干特色更令人感兴趣。

虽然本卷主要是要交代“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但作者以其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着意要“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在上引关于东亚大陆史前时代的叙述之后，作者进而指出，正是这些农业社会中急剧的社会进化，使得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同时期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本质的不同。类似的比较性阐述在本卷中比比皆是。只有兼通整个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学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宫本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他对自己研究方向的定位是东亚考古学，其田野考古的足迹从俄罗斯远东地区直至中国大西南，研究的时间跨度则由新石器时代前期下延至铁器时代前期。

在学术信息爆炸，学术研究越来越“碎片化”的今天，已很少有考古学者能兼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和不同的研究领域，娴熟地驾驭众多的学术课题。宫本先生自谦地说他自己在本卷中所进行的通史性质的、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还只是一个尝试。平心而论，这个尝试是成功的。由于教育和研究体制的差异，日本学者在“通识”上要优于中国学者，后者偏于专精而有条块分割之嫌。作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者，我个人的学术视阈就偏窄，因而在与包括宫本先生在内的外国学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惭之感。这也反衬出这本书对中国读者的可贵。

本卷中“非农业地带与农业的扩散”和“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两章最能显现作者学术视阈的宽阔和功力的深厚。在这里，中国学者笔下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中原中心观或东亚“大两河流域”（指黄河和长江流域）农耕区中心观不见了踪迹，作者给予“中国大陆文化谱系的两极相互接触地带”以同等的关注，指出在这里“农业以适应各自生态的形式诞生，农业地带顺应着环境变化与社会变化的阶段分别向北、向南扩散”。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也即“畜牧型农业社会”。“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作者进而指出，“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民众在内的地理上的社会分化，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相信读者对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触吧。”在这里，貌似跟诸位没有什么关系的远古与我们身处的现代接轨了。其实，作为一位具有人文关怀情结的学者，宫本先生在本卷的《前言》中即已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是期望读者借此了解“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可以说，贯通古今，构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

全书的后半部分是整个王朝中国诞生故事的“戏眼”。关于东亚大陆从多元到一体的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作者从区域间的交流与社会的统合，牺牲与宗教祭祀两个大的方面展开论述。最后阐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早期国家的崛起。二里头文化（作者认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礼制。这正可谓是商周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即‘礼乐’的开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为在东亚确立了早期国家阶段的王朝”。

关于中国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国和日本考古学界有一个有趣的动向。对上个世纪中国学者积极地将传世文献中的国族（王朝）、都邑等与具体的考古遗存做“对号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欧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审慎的态度。但近年来，日本学界开始有认可夏王朝真实存在的倾向。继饭岛武次 、冈村秀典教授 之后，宫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开始持“二里头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确实曾经存在”的观点。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自新世纪前后，一些中国中青年学者开始反思，逐渐接受20世纪上半叶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反思传统，以及海外学界相对保守严谨的态度和观点，“超脱”出原有的话语系统，出现了质疑传统的“夏王朝可知论”的声音，提倡“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即主张没有当时的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 ，形成两大话语系统并存的局面。

可以预见，关于夏王朝是否实际存在、是否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之类问题的讨论还将持续下去。但诚如宫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与其执著于这类问题，“不如对二里头文化是否达到了王朝所应有的社会进化水准的问题加以客观论证”。这一理念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开本卷的叙述之前，宫本先生先给读者讲了中国发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全景式的扫描，也有他个人在中国各地参加田野考古实践的见闻和体会，可以从中了解外国学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当地风土民情等，读来饶有兴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国人的好面子，他作为“中国通”对各地美食的评价，你可能会会心地一笑。其对外国学者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业绩的评价，持论允当；他善意地指出中国当代考古的问题所在，可以作为很好的镜鉴。

他的许多总括性认识如他山之石，发人深省：“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的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以中华文明为主干的中国史观不过是着眼于一方的区域历史”，“中国的历史并不只是农业社会的历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轴，北方青铜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轴”，（两条文化轴的）“接触地带才是生成新的社会体系的源泉所在”。种种表述，都颇富启发意义。

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伦福儒指出，“现在，（考古学）已成为世界各国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充分地了解本国的历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于本国，那就是沙文主义。考古学还使我们有可能把每个国家的早期历史看作整个人类更大范围的历史的一部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为中国人读读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考古和中国历史，倾听一下不同的声音，不亦乐乎，不亦清醒乎？

许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2011年11月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

　　——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可读性强。说其雅，指具有学术性；说其俗，娓娓道来，活泼通俗。也就是说，不仅适合大众的口味，相关学者也会感兴趣。全书比较集中地融入了其长期以来的主要学术成就。同时，也吸收了日本学界以及中国等学者相关重要的学术成果。

　　——武汉大学教授 罗运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　　

——清华大学教授 张国刚

本套丛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可读性强。说其雅，指具有学术性；说其俗，娓娓道来，活泼通俗。也就是说，不仅适合大众的口味，相关学者也会感兴趣。全书比较集中地融入了其长期以来的主要学术成就。同时，也吸收了日本学界以及中国等学者相关重要的学术成果。

——武汉大学教授 罗运环

★【由大家写给大家的作品】 ——本书是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神话时代、夏王朝”一卷，由日本学界该研究领域内的代表学者宫本一夫撰写，是一本由大家（考古学家）写给大家（大众）的作品。

★【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 ——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国的风俗画在考古学家的笔下栩栩如生。只有考古学家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

★【以日本学者的全新眼光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作者以其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着意要“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作者在本卷中进行了通史性质的、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只有兼通整个东亚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学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较的宏阔视野。

★ 历时五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倾情推出“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

★ 十位作者均为日本一流学者：九州大学教授宫本一夫、东京大学教授平势隆郎、学习院大学教授鹤间和幸、京都大学教授金文京、九州大学教授川本芳昭、明治大学教授气贺泽保规、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毅、京都大学教授杉山正明、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菊池秀明

★ 十位国内一流学者作序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武汉大学教授罗运环、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北京大学教授阎步克、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伯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步平共同推荐

★ 图文并茂，印刷精美，深入浅出，观点新颖

每卷书含地图、照片上百幅，彩图若干

前 言

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被誉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世界四大文明都诞生发展于各大河流域。埃及文明在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文明在恒河流域分别诞生，中国古代文明则发源于黄河流域。这些文明发祥地的相似之处在于，河流以及两岸肥沃的冲积平原为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并且这些平原上都曾存在过发达的农业社会。

农业社会的形成及其内容因区域不同而各具特色。其发展阶段以及历史进程也各有差异。反之，从中也可找出一些共通之处，以王权为中心的古代国家的出现即可说是其共通点之一。

然而在中国大陆，率先诞生古代国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位于古代国家诞生前期阶段的农业社会开始，就其诞生、发展以至变迁进行探讨。针对由农业社会发展形成的古代国家的结构，也有必要加以进一步考察。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并非只限于黄河流域一种类型。针对长久以来，注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一元文化文明发展的观点，近二十年来，还出现了立足于中国的多种区域文化观，重视多元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诠释的转换。

这种观点的倡导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他在中国先秦史研究领域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涌现一批强调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先进性的学者。他们认为，长江文明足以匹敌甚至高于黄河文明。

不容置疑的是，在史前时代，以多种多样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中国各地曾经存在固有的区域文化。我们首先要解读这些区域文化的实态，更应注意的是，这些区域文化在历经古代国家的出现、各王朝的盛衰交替以及政治变幻之后，依然是留存至今的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在考察当今中国的区域社会及其风土的时候，史前时代区域文化的实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也可以说，即使置身于改朝换代以及风云变幻的政治现象之中，我们也决不能无视那些超越历史事实而存在的区域文化的脉络，并且这些区域文化的脉络在历史记述中鲜有体现。本书将就这些难以把握的区域文化的基础部分进行考察。

为了把握上述史前农业社会的成立与发展以及史前时代的区域文化，在方法上，我们将不得不采用考古学的研究方式。同时，也期望读者借此了解考古学的一个方面，尤其是以考古学为对象的区域考察如何关系着该区域近现代史的问题。

关于包括发掘考察在内的考古学研究的历史，现代各国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当然其研究方法及行动方式也存在许多共通之处，然而其差异之大足以令人感到震惊。这些差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因国家的不同而具有的特色，有的则处于自古以来的历史积淀以及现代国家成立以后形成的民族意识的背景之下。

反映现代中国面貌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历程 本书将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进程说起。当今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令人惊叹，与日本考古学同样，正不断跨入信息过多的阶段。这是近十年或近五年来产生的现象，正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呼应。可以说从考古学中也可窥见现代中国的国情。

在1972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以及之后不久，包括笔者在内的外国学者想要直接接触文物、遗址等考古资料几乎全无可能。只能依靠《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这三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少量发掘报告等研究成果来进行再度评介。八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各地兴办了多种考古学专业杂志，并发表了大量发掘报告。至九十年代后半期，外国学者才得以与中国学者以联合考察的形式直接参加发掘考察。

贝冢茂树、伊藤道治两位前辈撰写的《从原始社会到春秋战国》（《中国历史》1， 讲谈社，1974 年）成书之时，尚处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前，是未能直接论证研究资料的时代的产物。这部著作承接着战前以来蓄积的深厚的东洋学传统，是一部具有相当的完成度的作品， 但却难以反映近年陆续发表的发掘考察成果。该著作后来作为讲谈社学术文库的《古代中国》再版的时候，伊藤道治先生把商代以前的史前时代部分作了大幅度的改写。从该领域的学问进展之大来看，把史前社会与根据文献史料考察研究的商周社会归为一卷，其篇幅难免有局促之感。

在本系列中，史前社会单独列为一卷，朝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将得到多元且更具深度的说明。另外，本书的主要考察对象即农业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与日本列岛的绳文时代大致相当。中国的新石器社会与日本列岛的绳文社会，都在更新世末期的大致同一时期开始使用陶器并完成了生活的定居化。然而， 两者其后的社会变化速度和发展过程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在东亚为何中国大陆率先产生了古代国家？本书将在探讨这个问题的同时，也将把日本列岛的史前社会与此进行比较。

本书将在重视史前社会的阶段性社会构造变化的同时，还将进行区域间物质文化比较以及社会构造比较。

中国大陆从地理上可划分为：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华中、南岭以南的华南以及东北和西北。这些区域因气候、植被、地形等环境不同，生业经济也各不相同，当然也因此形成区域文化的不同。区域文化的不同向来受到注目，本书将更进一步，对形成区域文化的母胎即社会内容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和信仰等方面进行探讨。涉及内容丰富多样，比如模仿动物和人形的偶像，牺牲、占卜等内容的祭祀等，这些构成社会的实际形态在本书中都将加以探讨。

从东亚全局的角度考证 中国大陆史前社会与此同时，我们将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把握史前社会作为区域固有的文化变迁的侧面，并尝试针对横跨区域的综合历史性法则加以解析。

关于这种综合的历史变迁，主张多元史前社会观点的苏秉琦先生以“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称谓，从发展阶段的角度来把握古代国家形成的过程。

哈佛大学的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教授也运用E.R. 塞维斯等学者的新进化主义的人类学理论即立足于文化进化论观点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中国史前社会到初期国家阶段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本书将着重讨论上述史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对超乎我们以往的想象的各区域坚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读者们定能得到重新的认识。史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与其后的商周社会是密切相连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商周社会是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趋于形成的阶段，因而史前社会向着商周社会发展的坚实的发展性的意义也难免受到后来的中华思想影响，被定位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观的成立过程之中。问题在于，以这种单纯的中华史观来看待中国的史前社会是否妥当？

八十年代以后，在中国考古学界，关于史前时代的考古学，以苏秉琦先生为中心，出现了从多元区域的观点出发，注重具有区域特征的发展阶段的动向。另一方面，到了历史时代，学界强调的是商周古代国家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实现了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观。目前在中国，正全力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夏商周三代的存在。

设立国家工程项目，证明夏王朝的存在以及商周的纪年， 可以提高中国的国家威信，并确立中国国民的自我认同。也就是说，史前时代之前是多元地域观，历史时代以后则以一元地域观来看待中国历史。问题在于，如何说明从多元地域观到一元地域观的发展？

史前时代的区域社会的发展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区域统合的过程，也是上述中国观成立的过程。本书也将就这个发展过程做出相应的分析。我个人认为，从多元到一元的变化过程应该还可做出更加宽泛的解析。如前所述，以单一的中国观来考察中国史前社会的统合是否妥当的疑问即在于此。在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国周边的东亚全体加以综合考察的时候， 也将论及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从多元到一元的发展的问题。

另外，中国大陆史前时代的动向绝不应该只是在中国大陆内部完结的一个封闭体系。即便没有直接往来，中国大陆与其周边区域在史前时代也应当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联动。这正是日本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大陆的原因所在。基于这个立场，我不打算把中国大陆的考古学仅只限定在该区域的封闭的体系之中。

本书以“从神话到历史”为题，将对商周国家这个达成了政治上的区域统一的一元中国的出现过程进行论述，同时在放眼整个东亚的情况下，把中国置于广大的多元性之中来进行考察也是可能的。本书也将就此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