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朝的平民来说，帝国最突出的代理人不是皇帝任命的官员，而是衙门县的办事员（书吏与差役）。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些极为重要的人物所知甚少。作者从四川巴县丰富的档案资料中，带我们走进县衙，从实际执行者的角度，第一次详细地审视地方行政实践。本书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县里的书吏与差役是谁？他们是如何被招募和组织？纪律和奖励有哪些？在衙门工作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以及如何使自己在清政府中的角色合法化的？他们的利益和做法对帝国政府有什么影响？

白德瑞（Bradly W. Reed），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学博士，师从黄宗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的社会史、法律史。著有《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第一章 非法的“官僚”们

第一节 学界以往的研究

第二节 19世纪的巴县

第二章 书吏

第一节 内部组织情况

第二节 人员类型

第三节 人数

第四节 出身背景与家庭经济状况

第五节 房规

第六节 非法行为的正当化

第三章 家人、朋党和派系

第一节 亲族关系

第二节 庇护人、派系与朋党

第三节 工房

第四节 结论

第四章 差役

第一节 内部组织与人员管理

第二节 服役期限、内部晋升与纠纷解决

第三节 “瞒上”

第四节 “岂尽无良？”

第五节 品行端正的公人与道德败坏的差役

第五章 不当的联盟与知县的手下

第一节 责任关系网

第二节 重思“爪牙”

第三节 社会基层的朋友们

第六章 司法的经济因素

第一节 案费与收入

第二节 焦点：围绕案件管辖分工与案费分配而发生的争执

第三节 控制与权威

第四节 余论

第七章 不可或缺之人的正当性

第一节 非正式的正当性

第二节 地方衙门吏役的“腐败”

第三节 权力网络

附录

参考文献

中文版序

如同我在本书英文版自序中所言，我对此一主题进行研究的学术意图之一，乃是尝试超越那种将清代县衙吏役描述为皆腐败不堪和自私自利的模式化表达。与刑罚残忍和州县官所作的裁判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两种表达一道，上述这种清代衙门吏役皆是贪腐之辈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也被用以支持如下预设，那就是认为清代普通百姓竭力避免与县衙公堂发生任何接触。不过，黄宗智在他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所做的研究中已经揭示，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清代普通百姓前往县衙打官司。如果清代的书吏和差役们真的像通常说的那样皆极为贪腐，那么普通人如何可能前往县衙打官司？如果县衙这一帝国官僚机构的最低层级被贪得无厌的吏役所充斥，那么整个清帝国的众多县级政府何以实现持续性运转？此外，上述这一切，又能对我们理解清朝统治的基本特征提供何种启发？

起初正是带着诸如此类的疑问，我开始了对清代巴县档案的探索。这批档案目前被保存在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档案馆。经过对巴县档案中相关资料长达18个月的研究，我开始建构出一幅与人们先前的设想相当不同的历史图景。我的发现(而且我至今仍相信这是本书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在那些支配着清代县级政府行政的成文法规的一旁，还存在着另一种因正式制度无力满足地方政府运作之实际需求而产生的非正式制度。由于这种非正式制度存在于正式法律的界限之外，在定义层面上它就是“非法”的，因而也是腐败的。不过，就算它是一种腐败，它也是一旦消失就会令清代地方政府无法运转的一种腐败形式。

若干曾阅读过本书英文版的中国读者向我表示，我对清代衙门吏役过于友好了。前述那些中国读者认为，由于没有充分关注书吏和（尤其是）差役扰害地方民众的各种方式，我实际上忽视了普通百姓在清朝统治下所遭受的诸般苦楚。我对这种批评的回答可分为如下两方面：我并不否认某些清代衙门吏役存在滥用手中权力的腐败行为。实际上，我的看法是，正是许多清代县衙运作方式的上述非正式性特点，通过将县衙的日常运作置于按照成文法律规定开展行政实践的各种界限之外，使得这类腐败行为成为可能。不过，我同时也认为，清代吏役的行政实践尽管是非正式的，但仍然是制度化和为规则所驱动的。我进而主张，清代县衙当中那些非正式实践的这种规则驱动型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约束腐败的作用。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展示的，由于一些吏役违反清代巴县衙门各种内部规矩（房规、班规）之举威胁到其他衙门雇员的生计和安全，吏役们极为关注此类内部规则的落实。当此类内部规则的遵循受到威胁时，由此导致的那些冲突经常会被提交给知县裁决，正如其他形式的诉讼被呈请知县处置那样。这就导致清代地方行政的正式领域和非正式领域被关联在同一个制度当中。

自从本书英文版于2000年出版以来，有关此主题的新研究尚不多见。不过在过去几年中，不少更为年轻的中国学者，开始从巴县档案中爬梳清代地方行政所展示的理论面向与实践面向。我希望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他们的学术探索。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尤陈俊和赖骏楠，他们为本书的中译耗费了大量的心力。我也要表达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该社编辑刘隆进的感激之情，正是他们使得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成为可能。

白德瑞

选自《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以巴县档案为基本史料，通过辨析史料提供的丰富信息，挑战了人们对衙门吏役的刻板印象。此书的一个耀眼亮点，是以“惯例”为分析工具，考察巴县衙门书吏和差役的人员构成，评估他们的人数与行为，推翻了以往那些印象式的夸张描述。特别是，基于廉洁奉公的高调职业伦理及维护这一伦理准则的律例规定，书吏和差役的定额薪资极低甚至一度被克扣殆尽，办公经费更是严重短缺，从而产生了名目繁多的规费。在清人看来，如果“规费”之外一钱不要，那么就不能算腐败。此书作者认为，吏役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腐败。律例对吏役的规制极为粗略，其所留下的空白，往往由“惯例”来填补。关于书吏和差役的利益分配、内部晋升诸问题，便是由惯例和合约来调整的。这一亮点的启示意义在于，若要理解清代中国的官场运作与民间秩序，则必须关注惯例。此书对吏役之“家族、朋党和派系”的分析，对“权力网络”概念的运用，亦有学术启发意义。

——徐忠明（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虽然中国学者自瞿同祖、缪全吉诸先生以来对明清时期的胥吏有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利用清代中晚期巴县档案为主要材料所做相同主题的研究，将这一群体置于具体的地方情境和日常行政运作的实况之中，使我们对其的认识更为深入。随着近年来清代县级档案的整理出版和各地大量地方文书的搜集与利用，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将会更为丰满、多样和细致。因此，此书无论在具体分析还是在理论讨论上，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家设官，以为民也。故凡官与民亲则治，与胥隶亲则否”（光绪《澎湖厅志稿》卷3“职官”），清官与好官必定要“严打”胥吏吗？针对这类指责书吏与差役的传统中国主流政治论述，《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运用详实的巴县档案，矫正了我们习见常闻的惯性思维，并就胥吏如何作为清代政治系统有效运作的重要“非正式制度”，借助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社会学理论视野，进行了极有学术意义的对话与发展。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一书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典范之作，自其出版以来，一直广为学界称誉。该书着眼于清代地方治理的制度结构与社会生态，生动且精准地描述了政府强权与社群自治的互动、交融乃至相互依赖，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深度。此外，在对县级档案的运用上，该书也是先驱者之一，引领了重大的方法论变革。如今它的中译版面世，对于国内学者来说，是又一次了解、剖析、学习“他山之石”的良机。

——张泰苏（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学术著作，皆漫画式地将衙门吏役普遍描述为贪腐成性、一心只为追求自身私利之辈，认为这些“为官之爪牙”的小人物在侵蚀着帝国统治的根基。本书利用清代巴县档案中的丰富素材，向我们展示了与上述刻板形象大为不同的另一幅历史图景。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创制出了并奉行着一些非常精细的惯例、规矩与程序，但这些事实上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不被清代的正式法律所承认，其中一些做法甚至历来被朝廷视为非法并下令禁止。不过即便如此，上述这些惯例、规矩与程序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在弥补着由于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

本书超越那些将衙门吏役简单视为反面人物的刻板印象描述，它不仅在瞿同祖等前辈们所做的先行研究之基础上做出了创新性的学术推进，而且揭示了迥异于马克斯?韦伯所描画的现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的另一种行政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