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的历史图谱（摘选）
扶桑树形灯又名九枝灯，出土于贵港罗泊湾汉墓，其主干上端为上细下粗的圆柱形，下端为宝瓶形，底座为覆盘形。主干上分为三层，向外伸出九条长短不一的枝丫，每条枝头各置一只桑叶形灯盘，主干顶端平置一只展翅飞翔的金乌形灯盘。灯的底座、主干、九条枝丫、九只桑叶形灯盘和金乌形灯盘分别铸造，刻有接合记号，通过预制的榫卯套扣，合成一体，不用时可以拆卸分装。
铜凤灯出土于合浦县望牛岭汉墓，其形制极为罕见，该灯为凤鸟形，扁尾下垂，与双足形成三个支脚，以固定灯体。凤凰翘首回望，嘴衔一个喇叭形灯罩，正好罩在鸟身背上的灯盘上方，灯罩可随意转动，以调节亮度。灯点燃时，蜡烛烟灰通过喇叭形灯罩、鸟嘴、鸟颈回流至鸟腹，溶入腹腔贮存的水中，可防止蜡烛烟灰的污染，保持室内空气清新。整个灯体设计巧妙科学，凤凰的头、冠、颈、翅、尾、足轮廓清晰，比例匀称，通体细刻羽毛，精致美观，反映出匠师们丰富的构思能力和高超的铸造技术。
人形吊灯出土于昭平县北陀大平岭东汉墓，由一个捧灯人和一只灯盘组成。捧灯人高鼻、深目、大耳，头戴双旋云纹瓜皮帽，上身裸露，下身着袍。双腿跪坐，双手向前捧住灯盘，盘中心立一乳钉形灯钎，灯盘前侧有一蹄形足，与捧灯人的双膝构成鼎立之势。将灯平置，显得平稳。捧灯人额前、脑后各设一环，与一条活动链相连，链条上端有钩，将其悬挂，成为平稳的吊灯，构思精巧，符合力学平衡原理。
民间信仰与生态意识（摘选）
注重“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观念，强调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直接塑造了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态文明观。森林生态系统作为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森林不仅具有涵养水源、调节局部地区气候的作用，而且还为人类提供源源不断的木材、柴薪和各种林产品，于是人类既重视利用森林，也注意保护森林，发展出了“斧斤以时入山林”、禁止乱砍滥伐的思想，对关系到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森林更是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在现代林业法实行以前，则是通过竖立护林碑刻或制定乡规民约来保护森林。现代林业法规的制定，是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今天我国将生态文明上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的高度，这是人类追求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基石。现代文明的重要进展，一方面表现为突破了传统时代耕稼文明至上的局限，强调多种生产文化并存的观点；另一方面，人类作为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等共同构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也与生物圈中的其他物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因此，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与建设，事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与文化创造活动。
历史上广西各族人民在对自然的探索中，受到“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和风水观念的影响，很早就形成了不少朴素的生态理念，体现为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维护人居环境、保护和修复生态林的举措。
传统时代的风水观念对村落生态环境的维护起到了重要作用。风水观念的实质是传统时代人们在长期适应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思想意识。在对居宅、村寨、城镇、葬地的选择上，将林木茂密视为村落、居宅、坟地环境优美的表现，正如《宅谱迩言》所说：“故乡野居址，树木兴则宅必日旺，树木败则宅必消乏。” 历史上，在广西各族人民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风水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护林更有效，村民往往通过呈请官府颁布告示、订立乡规民约等方式，增强禁约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对村落后山的风水林，以及井边、路旁、村寨门口和祖坟山场的树木都禁止采伐。同治十年（1871），灌阳县唐氏家族唐懋功、唐开爖等呈请灌阳知县颁布告示，禁止外人对其祖坟山场的盗伐。官府的告示说：“据举人唐懋功、耆民唐开爖等禀称情，举人江口村深坛庙山场一座，安葬祖坟多冢，植长树木，培荫风水，历来封禁，不许外人盗砍、盗葬。近有不法棍徒竟敢入山任意砍伐树木情事，若不禀请赏示严禁，将来被人盗砍、盗葬侵占，所关实非浅鲜，理合禀明，恳请赏示严禁等情到县，自应照准，出示严禁。”
文教发展与家国情怀（摘选）
柳宗元（773—819），河东（今山西运城）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古文运动领袖之一。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历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御史）等。永贞元年（805）参与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815），再被贬往柳州担任刺史。当他来到柳州后，即在柳州城头写下《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一诗：“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表达了柳宗元强烈的愤懑和莫名的哀愁。但当他接触到柳州淳朴、困苦的各族人民后，便决心在柳州干一番事业。柳宗元首先下令禁止买卖奴婢，规定奴婢赎身的办法；改变当地人杀牛求神的风俗，保护耕牛；带领人们挖井开荒，发展生产；整修城墙街道，广植路树等。经过三年的努力，柳州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民业有经，公无负担，流逋四归，乐生兴事。”更重要的是，柳宗元在柳州大力提倡兴学，发展文化教育，当时大量南方士人不远数千里来追随柳宗元学习，所谓“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柳州人也纷纷入学接受教育，使柳州这个荒远之区“一变而为文明之地”。
柳宗元在柳州、桂州撰写了一批诗文，其中《桂州訾家洲亭记》有“桂州多灵山，拔地峭竖，林立四野”之句，郭沫若认为比韩愈《送桂州严大夫》诗句中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写得好。819 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其灵柩虽然送回陕西祖茔，但柳州人民为了纪念他，次年为他修建了衣冠冢，三年后又修建有罗池庙（今柳侯祠），庙内有集韩愈文、柳宗元事、苏轼书于一体的三绝碑。柳宗元以其开化之功赢得了柳州人民的高度爱戴。明人王守仁对柳宗元在柳州施行教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高度评价，他说：“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黄庭坚、孙觌、高颖、刘洪道、胡梦昱辈，皆忠贤刚直之士，后先相继不绝。故柳虽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贤士，是以习与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为礼义之邦。”
得山水灵气的传统文学艺术（摘选）
桂林多山，达到了“无地非山，无山而不雁荡”的程度，引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咏叹。宋人黄庭坚在《到桂州》中咏唱道：“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嶒峨。李成不在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感慨桂山之奇，认为即使著名画家李成、郭熙在世，也难以描绘，何况他们都已不在，就更加无人能画此奇景了。南宋明相李纲和状元张孝祥感叹游了桂林之山，则雁荡山、武夷山已不足称道，它们都得对桂林之山俯首称臣。李纲《桂林道中》写道：“桂林山水久闻风，身世茫然堕此中。日暮碧云浓作朵，春深稚笋翠成丛。仙家多住朱明洞，客梦来游群玉峰。雁荡武夷何足道，千岩元是小玲珑。”张孝祥则对桂林屏风山推崇备至，认为平生所见山水以广西为最，而桂林的二十四洞府又以屏风岩为最。他赞颂道：“平生山水趣，岭海最奇绝。洞府二十四，未厌屐齿折。晚乃游此岩，余地比仆妾。”
具体到桂林各山，又有各自之奇。桂林城中的独秀峰孤峰矗立，形如利剑，直刺云天，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赞。南朝宋颜延之赋诗曰“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此为独秀峰得名之始。唐人郑叔齐在《独秀峰新开石室记》中进一步阐释了“独秀”得名的原因：“不借不倚，不骞不崩，临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结而为膏。神凿嵌宝，呀而为室。嚣滓可远，幽偏自新。”唐代张固《独秀峰诗》曰：“孤峰不与众山俦，直入青云势未休。会得乾坤融结意，擎天一柱在南州。”此处将独秀峰视为桂林城的地标和象征，感慨宇宙乾坤的造化神功，而独秀峰独自撑起南国的一片天。明代袁崇焕《咏独秀峰》曰：“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与张固的吟诵如出一辙。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独秀峰》赞美道：“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火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将写景与人生不必感伤孤独的抒情完美融合。
桂林城边、漓江之畔的伏波山自汉代以来便承载着桂林厚重的人文历史，吸引着历代文人竞相歌颂，留下了大量优美的诗篇。宋人刘克庄《伏波岩》赞叹道：“悬崖万仞余，江流绕其趾。仰视不见天，森秀拔地起。中洞既深豁，旁窦皆奇诡。惜哉题识多，苍玉半镵毁。安得巨灵凿，永削崖谷耻。缅怀两伏波，往事可追纪。铜柱戍浪泊，楼船下湟水。时异非一朝，地去亦万里。山头博德庙，今为文渊矣。谓予诗弗信，君请订诸史。”刘克庄不仅感慨于伏波山的峻峭挺拔和通透奇绝，而且联想到汉代两个伏波将军路博德和马援的事迹，赋予伏波山深厚的历史底蕴，打上了中原文化影响的印记。
民俗与地域风情（摘选）
唐宋时期是壮锦的形成阶段。唐代壮族的蕉布、竹布、吉贝布、斑布、丝布等已经成为宫廷贡品，但真正能够称为“锦”的纺织品则出现于宋代。宋代广西的纺织业成就突出，苎麻遍布，人民善于织布，纺织品有、子、瑶斑布、柳布、象布、古县布、吉贝布、武缘布、水、蕉葛、竹子布等品种，以苎麻织品和棉织品享誉全国。苎麻织品包括、子布、瑶斑布、柳布、象布等，其中、子布即壮锦。緂主产于广西左右江地区，白色质地，上织方形、菱形等遍地小方胜纹，布幅甚大，“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这是早期的壮锦，色调为单色，具备了厚重和织有方格纹图案的基本特征。左右江地区壮族人织造的子布是闻名全国的布中精品，一匹长13 米以上，仅重二两（约74.6 克），有“丝不可及”之称，其上品每匹价值1 万多文铜钱。子布清凉离汗，适合夏天穿，其中有花纹者为花，“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着色。厥价不廉，稍细者，一端十余缗也”。宋代以、子布为代表的壮锦已经全国有名。柳布、象布也是宋代广西布中的良品，商人将其贩卖至各地，以至声名在外。
明清时期是壮锦的繁荣发展阶段。明代壮锦越来越流行，工艺也越来越精湛，万历年间，织有龙、凤等花纹图案的壮锦成为朝廷的贡品。到了清代，壮锦与四川的蜀锦、南京的云锦、苏州的宋锦一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而且壮锦的使用日益平民化，当时广西各地壮族都织造壮锦，“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杂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粗，僮人贵之”。编织壮锦是壮家女子必须学会的女红，也是出嫁必备的陪嫁品，“嫁奁，土锦被面决不可少，以本乡人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清人沈日霖在《粤西琐记》中记载了达官富商争相购买壮锦的盛况：“（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烂然，与刻丝无异，可为茵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购之。又有僮人布，亦以青白缕相间成文，极坚韧耐久，用为手巾，每一幅可三四年不敝。”壮族人民在织造壮锦的过程中，把物质的实用功能与精神需求紧密结合，使壮锦成为承载壮民族文化记忆的“活化石”。
生物学、医学的发展与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摘选）
宋代范成大所撰《桂海虞衡志》不仅是宋代广西地区的博物志，而且是广西地区的民族志。就博物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西地区的岩洞（地貌、地质、构造）、气候（雪、雨、水等）、矿产（金、石）、土产（香、酒）、工技（军器、乐器、其他工艺品）、植物（花、果、草、木）、动物（禽、兽、虫、鱼）、风俗、文字等方面的情况。范成大将桂林的山水评为“天下第一”，他说：“桂之千峰，皆旁无延缘，悉自平地崛然特立，玉笋瑶，森列无际，其怪且多如此，诚当为天下第一。”广西的金石有生金、丹砂、水银、铜、铅粉、钟乳、滑石、石梅、石柏，石梅、石柏即生于海中的珊瑚。宋代桂林酿制的瑞露酒，声震湖广，为今天桂林三花酒的前身，已成为中国米香型白酒的代表之一。宋代广西的铜鼓、花腔腰鼓、戏面、鼻饮杯非常有名，铜鼓“其制如坐垫而空其下，满鼓皆细花纹，极工致。四角有小蟾蜍，两人舁行，以手拊之，其声全似鞞鼓”。花腔腰鼓出于临桂县，当地人用泥土塑形烧制，并在鼓上“细画红花纹以为饰”，作为一种敲击乐器。戏面用于傩戏表演，“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穷极工巧，一枚或值万钱”。鼻饮是岭南地区少数民族居民一种特有的生活习俗，所用鼻饮杯是一种陶器，形状与杯碗相似，旁边有一小管，如同瓶嘴，使用时“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
就民族志而言，《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当时广西境内的5 个少数民族，即瑶、僚、蛮、黎、蜑。书中对瑶人、羁縻地方少数民族（主要为僮人）的分布、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等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对研究宋代广西瑶人、僮人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蜑是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的水上居民，他们以舟楫为家，以海产品为食，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海中为官府采摘珍珠。有关海南岛上黎人的记载，则成为认识和研究宋代黎族的重要史料。书中有关广西少数民族“俗字”的记载，为我们认识广西壮族古壮字的创制和含义提供了重要信息。总之，《桂海虞衡志》是宋代有关广西自然地理、资源物产、工技制作、民俗风情、民族分布的重要地方文献。
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摘选）
广西的民族构成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各民族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彼此交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团结的典范。桂东地区为汉族聚居之地，壮族多采取融入的态势。桂西地区的情况刚好相反，作为壮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保持得较为完整，明清以来迁入的汉族多定居于城镇，他们经商负贩，向壮族地区输入必需的商品，并运出本地的土特产品。分布于乡村地区的汉族则与壮族杂居，在相互交往之中实现了文化互鉴和文化共存，一些地方甚至实现了民族交融。桂中地区则处于桂东汉族聚居区向桂西壮族聚居区的过渡带，这里“民夷参错，混同其生”，各民族之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布格局。
广西民族的交融格局除了因地而异，还因族而异。在长达2000 多年的交融中，广西壮族形成了诚朴、开朗、通达和兼容的品质，使之容易接纳外来的文化，特别是对汉文化采取吸收的态度，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古壮字，对儒家文化也能兼收并蓄。自从南越王赵佗采取“和集百越”、相互通婚的政策以来，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岭南西部的壮族均秉承因俗而治、招抚上层的策略，对普通壮民也能轻徭薄赋，将他们逐渐纳入户籍体系。这些都是广西民族关系趋向平和、民族交融进程较快的原因。黎东方说：“一部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逐渐扩大其团结范围，以共求生存的历史。”中国疆域的扩展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自秦统一岭南之后的2000 多年间，广西地域内的民族团结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不断提升，同时始终置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得到中央政权的保障与扶持，并同周边地区长时间相互呼应、相互帮助。虽然中间有过曲折，但是广西各民族对中央王朝的民族向心运动这一大趋势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因为广西在今天中国的边疆省区中最早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形成了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强烈的向心力。经过2000 多年的发展，广西形成了以汉族与壮族的关系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为支干的民族关系图谱。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三个离不开”的关系，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如同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
历史上，广西各民族之间不仅相互交融，而且共同团结斗争。一方面，地缘上的杂居状态和血缘上的互相通婚导致各民族间的相互交融；另一方面，统治者的招抚和强迫同化政策也对民族融合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采取授予官职的措施吸引少数民族首领的归附，或通过军政手段将少数民族编入户籍，使其纳粮当差。近代以来的反封建和反帝爱国运动，最能体现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在以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为代表的反封建斗争中，广西的汉、壮、瑶等各族群众都积极参与。在镇南关大捷、西林教案、永安教案中，各族群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文化渗透。广西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呈现出“多元一体化”的特征。“多元”就是多个民族成分，“一体化”就是各民族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以及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而将其纳入广西文化的发展脉络中看，就是“多元共生，交融共进”。
广西各民族文化融合程度之所以比较高，广西汉族之所以能与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精诚团结，广西壮族之所以人口众多、进步显著而又长葆自身的特质和活力，广西民族区域自治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良好的影响，都可以从广西2000 多年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精神形成的过程中找到答案。广西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团结的模范，关键在于广西文化的强大内聚力和开放包容、积极进取的精神。就像山野的桂树自聚成林那样，广西各族人民抱团意识强烈，并能深明大义，在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