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80后，在卡拉OK唱歌的时候，偶尔会听到身边的70后低声说一句：“现在震撼心灵的歌怎么变少了？”旋即看见这些不知道该喊叔叔还是大哥的70后唱起《梦回唐朝》、《无地自容》、《冷暖自知》、《回到拉萨》……后来，一个90后满脸疑惑问我：“你这个年纪的人居然没听过张楚？”头一回听到“这个年纪”用在我身上。
看完《再见，乌托邦》之后，这个疑惑解开了。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展现的是从1986年开始的中国摇滚乐运动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摄制组遍访中国摇滚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崔健、何勇、张楚、窦唯等人，还有为他们出版过作品的台湾“滚石”负责人张培仁，试图见证那段美好的梦想。
很显然，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摇滚乐运动兴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偶尔逃学玩弹珠的小孩。当我进入中学时代有点懵懵懂懂的个人意识时，中国摇滚乐已经走下坡路了，身边全是唱港台流行歌曲的人。
1994“摇滚中国乐势力”香港红磡体育馆演唱会、唐朝乐队、窦唯、何勇、张楚这些名词不再是一个个概念，我看到了他们活蹦乱跳的影像，当然，还有现在一个个落寞的状态。生活中像我这样的乐盲应该不在少数，不知道张楚的更是大有人在。我和这样的一群人，为什么要看《再见，乌托邦》这部纪录片呢？片中的那些人、那些生活跟我们有关吗？
有关。
看片之前，本以为但凡扯到“摇滚”二字，就会联想起一些很黑色、很地下、吸毒、躁动、滥情之类的人和画面，可是看完发现，这是一个关于商业文化和资本如何战胜内心的片子。一直以为那些大名鼎鼎的摇滚巨星都衣着光鲜，开着凯迪拉克，出入豪华酒店。然而现实却是，他们在为生存日夜奔波，租最便宜的房子，吃最简单的饭菜，出入夜店，也只是在那里唱歌挣钱。看上去是这些当红的摇滚歌手在商业浪潮中挣扎，实际上，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改革开放二三十年里，时时刻刻都在面对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挑战。
《再见，乌托邦》原名《寻找小珂》，小珂本名吴珂，当年窦唯组建的“做梦”乐队的吉他手，一个漂亮男孩，然而在1996年以后却神秘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关于他的版本很多，死没死都是个问题。”影片另外两条线索：一个是滚石“魔岩三杰”的张楚、何勇、窦唯的身世浮沉，一个是打工男孩儿小畅的摇滚梦想。三条线索相互穿插，讲述了中国摇滚乐的前世今生。
导演盛志民说，影片之所以用“寻找吴柯”作为一个起点，刚开始只是出于自己的好奇，“我突然想起吴柯这个人，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所以想深入去了解。”影片开头，接受采访的就是小柯的父母，以及曾经与小柯关系密切的一些朋友。导演最终从小珂的父母口中得知，他十年前就已经死了，1996年因服用过量镇静剂离世，“24岁，本命年，还差几个月”，母亲记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在中国摇滚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他的死有着无尽的象征意义。
在这部90分钟的影片里，导演把最大的篇幅放到了对“魔岩三杰”何勇、张楚、窦唯的现状描述中，他们曾经与小柯一同经历摇滚生活，曾经创造了在香港红堪演出的奇迹，而如今他们每个人都在面对自己的问题，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现出自己今天的样子。
三人中，何勇显得最为无奈，“去年一整年才做了三场演出，怎么活？”这是他在片中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真实地反映了他现在的状况。何勇与朋友张有待的这段对话更令人心酸——
何勇:“有Landy（张培仁，当年“滚石魔岩”的创始人）的消息吗？”
张有待:“没有。怎么了？你想见他？”
何勇:“我想通过他，让他跟滚石要点钱啊。这么多年唱片一直卖着，彩铃这个那个的，十多年了一分钱没给过。”
张有待:“你们当时签的合同里有彩铃这一项么？”……何勇沉默。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早年何勇的精神状况一直不稳定，长期服药，时不时仍需要入院就医。在片中接受采访时，他也要带着药盒定时服药。
张楚，自从1997年推出《造飞机的工厂》专辑后，自闭了8年，这几年渐渐恢复的他，坦言现在自然是最好的，他一直在跟自然做最好的交流。
窦唯在片中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接受了采访，拒绝用语言去表达，他选择了把自己演出的影像交给导演，以此表达他的现状。
1994年的香港红磡演唱会把他们3个人推向高峰。但社会变化太快了，他们在随之而来的商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不知所措，根本不清楚身边发生了什么，他们对唱片模式一无所知，他们发现主宰音乐不再是是精神和思想，而是资本。
在中国摇滚没落的原因这个核心问题上，导演采访了崔健、当年“滚石魔岩”的创始人张培仁以及北京著名D J张有待。
崔健在影片中说：“摇滚的审美根本就不被我们的民族文化所接受，它不是某个体制、某个政治组织给你带来的压抑，而是千百年来几十亿、几百亿中国人给你带来的压抑……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文化里有没有现代的东西，有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他有可能说到了根子上。
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说，“我觉得（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张培仁在影片中回忆起他在90年代初，刚来北京的时候去看地下摇滚演出，看到崔健把眼睛蒙起来唱《一块红布》，那小号声令他顿时傻在那里，抱着柱子痛哭。“你这辈子以为，这个民族可能就会掉在原来那个软绵绵的，没有生命力的，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面的时候，你突然发在北京，当时一无所有的环境里，年轻人在做这个事。”
张培仁一开始被音乐所打动，但他不能代表他自己，他背后是一个公司，是被金钱控制的。滚石“魔岩文化”把中国摇滚带上商业化，签约后的唐朝乐队、魔岩三杰被捧上了天，别的公司花几十万可以做的专辑， 他们花了300万，但是投资收不回来。关于这一段说不清的纠结，何勇后来说：“红磡演出成功以后，我们面对的是两个极端问题：我们突然成名了，而魔岩却突然要撤。”张培仁后来说，尽管魔岩在那段时间是赔钱，但他仍觉得是滚石历史上做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
张有待在影片中似乎一直是个很理性很清醒的人，他跟何勇吃饭的时候句句点到要害，分析摇滚乐没落的原因时，也同样如此——“在90年代，大家需要寻找新的信仰，新的方向，所以需要启蒙，现在？没有人需要启蒙。在上世纪80-90年代里，大家都很容易感觉到启蒙，大家会为了同一个理想、同一个方向去共同去做一些事，但现在这个时代则更突出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方向，于是就散开了。”
本片的第三个线索，小畅，一个17岁的山东农村孩子，是他们村子唯一上艺校学习音乐的，父母只能支付他一年高昂的学费，一年后家里已经无法负担他继续学习，于是他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他所打工的地方是一个排练场，每天的工作是负责排练场的卫生。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深夜，不同的摇滚乐队在三个排练场不停的排练，在这里他见到了何勇、张楚、崔健。但在他心中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他认为那些摇滚明星的音乐太小众，他想写出更大众的摇滚音乐，他预支了自己的工资，把一首自己写的歌录成了小样，准备放在互联网上，这样他就能通过下载得到收入。春节快到了，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回家，身上的钱只够路费，没有多余的钱给父亲和母亲买礼物，更大的担心是回家后可能就要跟随父亲去陕西煤矿挖煤，而不能再继续自己的音乐生活，他犹豫着，在一天夜晚他去找了自己的老乡，老乡们谈论着如何在北京赚钱，他只能听他们的谈话，而觉得自己已经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了。有时他会跟儿时的伙伴一起来到秘密排练场，抱着吉他，充满虔诚地用粤语唱起Beyond的《真的爱你》，心中继续燃烧着一个主流和成功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