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生命能否重生？
《活着》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四川大地震后丧子夫妇再生育的故事，其实，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伤感的纪录片，反而充满了希望，尽管过程中夹杂着很多次无奈、绝望和失望。
汶川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家庭有6000多个，其中有5000多个家庭要重新生育。仅从数量上来说，这场地震后的大规模生育行为就非同寻常。这些家庭为什么选择再生育，而不是收养孩子?
原来他们普遍相信孕育新生命，能让逝去的孩子轮回转世、回到身边，他们不愿接受过去那个生命真正离开了他们。如果只是收养别人的孩子，过去的生命肯定无法回来。愿望非常强烈，但再度生育也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母亲年纪偏大，计划生育政策中避孕环的使用对她们的子宫也有损伤，能否生育成功是个很大的疑问。
故事的开头，夫妇俩拿着死去的孩子的衣服，一件一件，丢进都江堰浩荡的逝水中。这是本片的主要人物祝俊生、叶红梅夫妇。地震前祝俊生和叶红梅在四川都江堰开小饭馆，虽然没有很多收入，但有个乖巧聪明的女儿，一家人很幸福，这是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地震夺去了他们的女儿，也让这个家庭的幸福大打折扣，没有孩子的日子里，祝俊生和叶红梅常常面面相觑。再生一个孩子成了夫妇俩最大的愿望，也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重压。
祝俊生对女儿的乖巧念念不忘：“一见到瓶子我就想起女儿，捡一个瓶子能卖一毛钱，捡5个瓶子就能吃手撕饼。完了，啥都没有了，刚刚小学二年级……”叶红梅有事没事就看手机中的一段录像——女儿做算术题时偷着数手指头，妈妈把“作弊证据”偷录下来，女儿被揭穿之后不好意思说话，只是低头笑。
叶红梅已经40出头，属于高龄产妇，她选择了试管怀孕，每次花费3万元左右。地震后，国家给想重新生育但不能自然怀孕的每个家庭免费提供两次试管生育的机会，第三次就要自费了。由于当地医疗条件不够，要做试管生育手术只能去成都。每次手术、复查持续几个月，去成都就要住院或住宾馆。虽然国家报销医疗费用，但来回路费、食宿只能自己负担，很多再生育的家庭其实是中下收入，所以试管怀孕的每一次机会，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祝俊生、叶红梅也不例外。地震后叶红梅忙于生育，没有工作，祝俊生只能做装修临时工，一个月顶多能给家里带来1000元收入，面对妻子的抱怨，祝俊生也无奈：“我年龄大了，干不了那么累的活儿了！”祝俊生46岁，是个性情中人，经常喝点小酒仰天长叹，在墙上写下“女儿，今天是你的生日”之类的字句。家里穷得叮当响，祝俊生隔三差五就发誓戒烟戒酒，泡杯茶都想，“茶里都是钱哪！”夫妇俩领来北京捐献的衣服，祝俊生会习惯性地在每个兜里掏一下，期待意外之喜。
2009年导演范俭遇到叶红梅时，她的第一次试管生育失败，正准备第二次生育，那将是他们的孤注一掷。叶红梅检查总是一身毛病，扎针、抽血、取卵、植入胚胎，每个环节都疼得脸发青。祝俊生手足无措：“看你可怜死了，每天抽一次血，我帮不上忙啊……”在重男轻女的心态一以贯之的国家，他们夫妇俩却一心想再要个女孩儿，“生儿子就是女儿永远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祝俊生泪眼汪汪。医生很严肃：不能选择性别，那是犯法的。祝俊生说，如果自己跳楼女儿能回来，他就跳楼。
但第二次试管生育依旧失败，叶红梅已不年轻的子宫根本就怀不上孩子。获悉失败的消息后，叶红梅强忍泪水，沉默地吃着早餐，用筷子一粒粒地挑稀饭吃。夫妇俩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生育孩子的念头，他们开始接受收养孩子的想法，而以前叶红梅对此是完全不接受的。他们甚至已不再操心孩子这件事，而是操心房前的菜地，和即将要分配的廉租房。导演范俭只得回了北京。
真实的生活永远比电影要更有戏剧性。
一个月后，范俭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叶红梅怀孕了，而且是自然怀孕。这太意外了，之前大家都认为叶红梅已经没法生育了，她自己也放弃了，但就在她放弃后上天给了她一个惊喜。于是范俭再次出发。
2011年5月20日，当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响起，端着摄影机的范俭忍不住热泪盈眶。但是祝家夫妇却有些失落，因为是个男孩。祝俊生看到新生命，嘴上说着“哦，嗯，好，挺好”。回到家，看到女儿的照片，他终于绷不住嚎啕大哭：“女儿啊，你再也回不来了……”
2011年7月，范俭又去了一趟都江堰。祝家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经常闹着要吃奶，夫妻二人三句话不离孩子，女儿照片也取下来了。
“其实我们拍摄的是活着的问题，讲的不仅仅是生育，而是生命。”范俭说，“生命特别无常，你想要的时候它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时候他莫名其妙就来了。然后有一天，他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这是全世界都能读懂的故事。这是全世界都可能会遇到的故事。《活着》入围过201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电影节），与同样进入国际视野的地震纪录片《1428》相比的话，你会发现《1428》特别宏观，像是站到很远的地方全景式地观察人物群像，《活着》很微观，近距离的看地震大背景中的小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