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

精彩预览

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及其回忆录

著名的俄罗斯演员Л.М.列昂尼德夫这样表述他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见面的印象：“我听到、看到了某种特别的‘东西’，透过这种‘东西’，透过作家的遗孀，透过与她十分钟的见面，我感觉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上百本书也不如这次见面给我的东西多。我如此之近地感觉到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息，我确信，在他和妻子周围就曾是这样的气息。”Л.М.列昂尼德夫，《回忆，文章、谈话、通信，日记。关于Л.М.列昂尼德夫的文章及回忆》，艺术出版社，莫斯科，1960年,页126—127。列昂尼德夫的话完全可以用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对作家的回忆。她的回忆录在数量众多、相互矛盾的回忆文献中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这些回忆建立在仔细筛选、核实素材的基础上，是最为可靠的，它们鲜活地讲述了最富创作成果时期（1866至1881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创作了那些伟大的悲剧小说——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1846年8月30日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父亲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斯尼特金性情豁达乐观，年轻时着迷戏剧、文学，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超级粉丝”。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最初就是从父亲那里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十六岁时，她读《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读得痴迷（家里甚至称她为“涅朵奇卡”），还为《死屋手记》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也就是说青春年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她喜爱的作家。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米利托佩乌斯，芬兰裔瑞典人。与自己易受诱惑、不切实际的丈夫完全相反：她坚毅务实，掌控欲强，是家庭真正的主事人。父亲的快乐和开朗，母亲的自持和沉稳，在斯尼特金家罕见地建立起一种平和、快乐的氛围，因此“涅朵奇卡”的青春时代过得没有任何波折。关于自己的未来她少有考虑，也没有把自己在著名教授奥利欣举办的速记班的功课多么当回事儿。不过正是青年时期爱读书的嗜好，很快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生活中注定起到了特殊作用。1866年父亲去世，家境变迁——不愿在物质上依靠母亲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得不将自己的速记课程用于实际。有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推荐这位速记员新手，他们于1866年10月4日相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讲：“速记教授奥利欣给我派来了自己出色的学生……我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是位年轻且相当招人喜欢的姑娘，二十芳龄，不错的家庭，出色地完成了中学课程，性格极其温和、善良、阳光。我们的工作进行得极好……”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页3。

充满诱惑力与新鲜感的紧张、独立的工作，令年轻的姑娘兴奋不已。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了自己悲剧的生活经历，它们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内心引起的是对作家极富魅力的气质的欣赏，对这位孤独、坎坷、阅历丰富的人的深切同情与好感。陀思妥耶夫斯基渐渐俘获了她的整个思想。“到小说结束时，我发现我的速记员真诚地爱着我，尽管这一点她从未对我吐露只言片语，我却越来越喜爱她。由于哥哥的去世，我极度苦闷无聊，生活过得相当沉重。我请求她嫁给我……年龄悬殊（二十岁和四十四岁），不过我越来越确信，她会幸福。她有一颗温柔的心，她会爱，善解人意。”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3。

不过，对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请求并不突然。她内心对此早已做好了准备，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答应了他的求婚，这一决定一直令亲人们不快（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一样）。这一结合令所有人不理解，大家一致认为两人不般配，这太贸然，太轻率。不过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对于朋友与亲戚们的“慎重”建议全然没有理会，决绝而勇敢地拒绝了这些劝告，这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特有的。后来，人们问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怎样决定与一位比自己年纪大一倍的人结婚，而且他还曾是流放犯、鳏夫，负担着无数亲戚和债务，她回答说：“我是六十年代的姑娘呀！”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并不是“六十年代”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的观念具有宗教性和保守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充满光明希望的六十年代，令人精神昂扬的时代气氛，也深深触动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无论是进速记班的决定，还是符合了时代精神的勇敢应婚，以及后来与丈夫关于“虚无主义”和妇女使命的激烈争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极富成就的生活，作家去世后她不懈努力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根植于六十年代，根植于“有思想的无产者”的伦理，根植于极其勇敢地拒绝屈从于陈规陋习和治家格言准则的那一代青年人的道德。

简朴、低调的婚事之后的头几个月却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最艰难的日子：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深受无法治愈的癫痫病折磨而显得古怪“病态”的性格并不轻松。捋顺与作家亲戚们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另外，这里完全是另一种生活——精神紧张、惶惶不安、混乱无序，与斯尼特金家简单质朴的日常生活有天壤之别。加之，自私不友善的前妻儿子常为琐碎事儿无端地抱怨她，丈夫在许多方面还是既陌生又遥远。一句话，一切一切都如此压抑且吓坏了这位少妇，以致她觉得分手几乎是不可避免了。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坦率地写到自己那一时期的怀疑和痛苦：“我的爱纯粹是脑袋里想出来的、理想化了的。这更多的是对一位如此才华横溢，具有高贵精神品质的人的崇拜和景仰。这是对一个饱经磨难，从未有过快乐和幸福的人的一种揪心的同情。只是这些都是高尚的情感和幻想，当严酷的现实来临时，这一切都可以被击碎。由于周围环境的缘故，我渐渐产生了误会与怀疑。我依然热烈地爱着他，可如果我能确信他已不再爱我，我的自尊是不允许我继续留在他身边的。我甚至想象，我应该为他做出牺牲，离开他，既然我们共同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沉重的。”

不过分手、灾难并未发生，主要是因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果敢、坚定和毅力（甚至令人惊讶，按照她后来自己的说法，她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孩子）。她为改变现状，为去国外以便远离大家庭的混乱无序，远离不得安宁的彼得堡生活尽了一切努力。诚然，后来在讲述去国外的原因时，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有些主观、片面地将它们解释为仅仅是为了拯救家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A.Н.迈科夫的信中称这次旅行是出于生活所迫，尽管是艰难的一步。他给朋友写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拯救的不仅是健康，甚至是生命……二是我的状况，债权人再也不能等下去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5。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对此次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俄罗斯时惊惶不安、情绪沮丧的情况只字未提。其实，担心、焦虑撕扯着作家——恐惧轮盘赌的魔力，害怕自己到国外无法写作，担心第一次进行这样旅行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基给A.Н.迈科夫这样讲述自己沉重的预感：“我启程了，可是一路上心里害怕得要死：我不相信去国外会带来什么益处，也就是说，我相信国外的精神影响将是很糟糕的。一个人带着年轻的妻子旅行，她满怀着天真的快乐，渴望与我分享浪漫的旅行生活；可我却发现在这天真的快乐中有许多不成熟的、情窦初开的热情，这令我非常窘迫与受罪。我的性格是病态的，我预感到她和我生活是会痛苦的。（不过，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表现得要比我所了解的更坚强更深刻……）”同上，页26。

远离彼得堡的日常生活，在德累斯顿、巴登、日内瓦、佛罗伦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亲密关系，脆弱的、“脑袋里想出来的”那种依恋，出发前还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不幸威胁着的依恋，一下子变成了一种严肃的感情。从此确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挚恋情，此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便以一种非凡的勇气和罕见的镇定，担当起命运如此慷慨地降临到她头上的无数不幸。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限度地使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了解自己的热情，了解自己的痛苦——做他的妻子，不仅意味着享受与天才亲密接触的快乐，而且意味着要担负起家庭主妇、母亲、监护人—安慰者和“办事员”的职责。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一种特别的、全身心投入的关照。经常到他家的排版工М.A.亚历山德罗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通常是充满爱恋、无微不至地悉心照料自己丈夫脆弱的身体，按照她自己的说法，经常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娇惯着’他；与他相处时表现出一种温柔的谦让，同时又不失有教养的分寸感。我可以确定地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及其一家，以及他无数的读者，都应该把他生命中的许多岁月归功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卷，文艺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页246。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着墨不多，十分节制，这反而使人更明显地感到她隐忍的痛苦，她无时不在为他的生命担惊受怕。她在与A.A.伊斯梅洛夫的交谈中流露了那些不要说去写，甚至连想一想都无法承受的感受：“回忆我们的家庭生活，就像回忆伟大得似乎不配得到的幸福时光。不过有时我是以巨大的痛苦为代价获得这一幸福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可怕的疾病，每一天都威胁着我们的整个幸福，会毁了它们……无论是防止还是治愈这一疾病，您知道的，都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就是解开他的衣领，抱着他的头。可是，看着亲切的面容变得苍白发青，扭曲变形，血管充涨；意识到他痛苦不堪，你却什么也做不了，帮不了他——这就是那种痛苦，我显然就是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获得自己与他亲近的幸福……和我一起生活的这一时期，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健康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以前疾病发作得的更经常些，每次发作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都觉得他要死了。”A.A.伊斯梅洛夫，《走近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35周年》，《交易时报》，1916年1月28日，总第15350期。

在他们刚认识的那段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年轻的速记员口授小说《赌徒》，其中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部分生平特点：强烈、狂热、似乎到死都无法克服的对赌博的痴迷，对“魔女”阿波琳娜•苏斯洛娃又爱又恨的纠结。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在意这位读者关于小说主人公的看法不是没有原因的。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以年轻人特有的决绝，批判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的性格软弱。不过，文学中的情节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的妻子面前，生活本身再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经济来源经常性的不确定、债务、逼债人，折磨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更痛苦的是，她意识到，残酷无情的轮盘赌紧紧抓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说：“我很快就明白，这绝不仅仅是‘意志薄弱’，而是能吞没整个人的疯狂的欲望，是某种本能，即使最坚强的性格也无法抗拒。对此应当妥协容忍，视其为疾病，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治愈。”

可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视为魔力、疾病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是源于自己本性的迫切需求。长期沉迷于轮盘赌，无法自拔，这尤其显示了我们这位艺术家无常、激烈的性情，在这里同样可以感觉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那种燥热、那种狂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早已不再相信丈夫会抛弃轮盘赌的誓言和许诺，也不相信他1871年4月28日从威斯巴登写来的忏悔信，不过在这封信之后他确实告别了“幻想”。

摆脱轮盘赌的控制，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应该归功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归功于她的宽容、勇气和高尚。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我将终身铭记这一灾难，并且每一次想起它，都要感谢你，我的天使。不，现在我是你的，没有任何切分地属于你，整个是你的。直到如今，我有一半都属于那个该死的幻想。”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349。只是这决定性的一步之后才完成了“结为一体”的过程，在此后岁月的信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不断重复，感到自己“粘”在家庭上了，甚至短暂的分离都是无法忍受的。

顺便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许多信件，从另一侧面使我们确信了她的回忆的真诚，而且刻画出作家妻子非凡的坚强个性，她是上个世纪后半期受过教育的俄罗斯妇女的特殊典范。无论是在托氏的书信中，还是在安娜的回忆中，洋溢着同样明快的爱的气氛，他们相互尊重，体贴。只要一离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思念……苦苦思念！”“于是我确信，安尼娅，我不仅爱你，而且是迷恋你，你是我唯一的女人，十二年了依然如此。”这是1879年的信。在将近十四年的婚姻生活中，年轻人般热烈的表白毫无例外地充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每一封信。

这样一种常态的情意绵绵，是因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仅是心爱的妻子、充满魅力的女人，还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个体，令人尊敬，“为人所需”，“不可或缺”。他赞赏她“极强的领悟力，积极活跃的天性”，赞赏她的“完整与明朗”。“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我真正的助手和安慰者”——这些话在他的信中，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不止一次重复。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表达得更激情：“让你成为国王，给你整个王国，我向你保证，没有人会比你治理得更好——你有着怎样的智慧、头脑、爱心和能力！”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妻子的信》，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26年，页208。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天赋、求知欲、旅游品位、多种语言知识和“观察和学习的能力”，还有她的速记才能，这些都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敬仰不已。特别是速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简直就是一门高超的艺术（“速记是一种高级艺术”，——他给C.A.伊万诺夫娜写道，建议她掌握这门专业），它使得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成为通常意义上的我们这位艺术家的“同事”。正是她，不辞劳苦的助手，勇于自我牺牲的分担者——分担他的痛苦、挫折、烦恼、忧愁；分享他快乐幸福的日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最后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自己的忏悔，献给了她。将世界文学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献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挚爱情和深深敬意的表达，还是对她之于俄罗斯文学无可怀疑的功绩的承认。谁知道呢，也许妻子不知疲倦的关爱、分担事务的能力，赐予了作家生命中为创作这部伟大的作品所必需的那些年头。

四年国外的旅居生活之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不再是过去少不更事、可怜无助、天真幼稚的小姑娘，她成为一位掌管诸事，不容外来干预和强加的建议的女主人，已经是一位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既体验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大女儿索尼娅的死，这一不幸使得夫妇两人反而更亲密了），又品尝了巨大幸福的女人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总结国外生活，不无感激地回忆这既严酷又美好的时光：“应当感谢我有幸在国外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几乎是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与这样一位惊人的、有着高贵精神品质的人单独在一起！”现在，她已经为彼得堡的生活做好了充分准备，开始坚决地、处事有方地捍卫丈夫，使其免于令他不快、极度压迫着他的生活琐事和亲戚们无休止的索取。

照料孩子，经济上保障生活，并没有排挤掉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工作。她以极大的热情，废寝忘食地速记他的那些小说，她是第一个听众，也是第一个批评者，并以清晰、考究、漂亮的书法誊写书稿，阅读校样，组织书的入库与销售。在难得的空闲时间就重读，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第一次读那些前不久速记和校对的作品：“我总是随身携带丈夫的两三本作品旅行，这时已经不是作为校对者（就像出版它们时不得不读）检查排版是否正确，而是作为普通的（一般的）读者。在那样一种不慌不忙的阅读中，我体验到了多少喜悦，在他的小说中有多少对我来说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呀。日子越是过下去，在生活道路上越是不得不经历更多的悲喜，我那令人难以忘却的丈夫的作品对我来说就越加深刻。”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ф.93,Ⅲ,Ⅰ/Ⅰ,л.729。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为作家和政论家的他声望不断提高，《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关于普希金的演讲》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荣誉，这些令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在丈夫的成功中，在读者对其天才的承认中，她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份劳动成果。不过荣誉有其负面：蜂拥而至的人们，男男女女的崇拜者，没完没了的拜访，出席文学晚会朗读作品的邀请，占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时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不由自主地被拖进上流社会的晚会和社交圈，她与之总是格格不入，宁愿远离任何形式的社交，单享与丈夫的交谈和平静有序的家庭生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和安葬的那些悲痛日子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几乎无法承受他的离世，这时她尤其感到身为名人之妻的重负。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多么想没有任何分心地整个投入悲痛之中，在这一时刻她只想待在亲朋好友中间。可是那些没完没了的代表团，那些不断提示她“俄罗斯失去了谁”的硬邦邦的套话，总是刺激、妨碍着她。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很长时间不能决定是否写回忆录，同样也不愿意公开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给自己的信件。她对记者К.Я.艾特金格尔说：“我不是文学家，而且我也担心人们认为这是我的虚荣心。我也不认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给我的书信在我死前适宜公开。我没有个人的虚荣心。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我已经幸运地从各方人士那里得到如此多的爱和尊敬，对虚荣的期望不是我的个性。”К.Я.艾特金格尔，《走近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孀》，《交易时报》，1906年1月30日，总第9178期。

作家同时代人中很少有人能够触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人最隐秘的实质。在那些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回忆中（Н.斯特拉霍夫，A.苏斯洛娃，В.索洛维约夫，М.亚历山德罗夫，О.波钦科夫斯卡娅）各种互不相似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令人吃惊，它们无意中造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双重人格、变幻莫测、不可捉摸的印象。

天才人物离去了，留下了最主要的东西——自己的作品，其中印刻着他的智慧，他的激情，他高贵的精神。当然，在某些方面他永远是个谜。当代及后人只得去解这个谜，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地评价普希金那样。而且，作为范例，我们正越来越完整和清晰地理解普希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远非如此。另一位巨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形象也清晰可及——尽管是粗线条的、近似的，毕竟清晰可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能这么说。其个性中某种有意味的东西似乎被捕捉到了，可仅仅是微弱地闪现了一下；某种本质的东西倏忽一现，就又隐没了，——于是又漂过来另一个传说，另一种谈论，且常常是完全对立的勾勒和描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人的阐述中是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多面孔的。有时表现得拒人千里，令人极度不快；同时，在另一些人的回忆中，又是一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正人君子的面孔，阳光明媚，充满喜悦。

他，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独特的天性中什么东西直接进入了他的创作，熔铸成具有震撼力的虚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与艺术家的成就有怎样的联系？每一个触及他的艺术世界及其个人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向自己提出类似的问题，甚至作家的妻子也向自己提出了这些问题。

出现的同时代人的众多回忆，常常粗暴地歪曲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胡乱捏造，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个性特点描写成天生的病态分裂，忧郁、阴沉的受难者。这正是刺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着手文学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其目的是恢复真相，讲述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这一工作对她来说是如此陌生而艰难。

圆满完成这样一项任务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这对这位回忆者几乎是力所不及的。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时激动，毫不留情地说出了坦诚的话：“最糟糕的是，我的本性卑劣，又激烈迷狂：在所有的地方，在一切事情上，我一定要走到极限，我的一生都在越界到魔鬼那里。”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9。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越界到魔鬼那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什么也没说，她不打算陷入作家复杂的精神深渊及其创作生活。通过自己的心灵，通过自己的意识，将拉斯柯尔尼科夫、伊万•卡拉马佐夫、斯塔夫罗金、梅什金公爵的痛苦与希望、怀疑与失望展现出来的思想家、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基本上没有进入回忆录。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主要是生活中真实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不过，最重要的不正是真实！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对作家、批评家A.A.伊斯梅洛夫说：“无论是信件，还是回忆，所有这些对于人们最终看清这个人的真实面貌是必要的。那些关于他的回忆，经常完全扭曲了他的形象。”A.A.伊斯梅洛夫，《走近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纪念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35周年》，《交易时报》，1916年1月28日，总第15350期。这份回忆录的论辩性也常被作者自己特别强调：“我常常莫名其妙，那些难以置信的事儿是怎么杜撰出来的，说他似乎性格忧郁、阴沉。我不可思议，人们怎么臆造出那些我经常在报上读到的，从熟人那里听到的无稽之谈。”

回忆录写于1911—1916年，耗费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巨大的精力。它们写得极其缜密翔实，其程度甚至对于这样一种体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在解释和提供各种各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事实时，可以清楚地感到作者力求准确、客观；只有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作者要如此经常强调，她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和笔记，援引了作家友人们的回忆和书信以及同时代人的各种论述。思维缜密，论证翔实，文字简洁自然，这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叙述的特点，它们博得了人们普遍的好感；她最大的希望是给读者一个带着他的全部优点和缺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出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中”的本来样子。

在小说《温顺的女性》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所采用的“幻想”叙事手法时，建议读者想象一个速记员——他记下了一个因妻子自杀而痛苦半疯的丈夫混乱无序的意识流。这个类比，无疑是在部分暗示，这一故事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直接的观察。他自己的家庭速记员与自己生活了十四年，记下了他的某些事情，并对所见所闻给出了自己的印象和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其好奇地琢磨那些谜一样的小钩钩（速记法），他非常想猜透那些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小钩钩的隐秘意义。“我的日记引起了我丈夫的极大兴趣，他多次对我说：安涅奇卡，如果我能知道你用自己的那些小钩钩都写了些什么，给你什么都行。也许你在骂我吧？”

“秘密的”的速记日记以及与丈夫的谈话笔记就是其回忆录的基础。在回忆录的前言中，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写道，她主要的精力是集中在把速记语言“翻译”为“通用”语言。但这完全不是机械地转写，而是把速记笔记混乱的材料重新结构，并进行修辞上的润色。她从日记中引用那些纯属事实的资料，从过去的记忆中只选取那些在她看来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她重新理解一切，使得年轻时候的印象和情绪与后来的经验和认识相吻合。随着时间的流逝，记忆中痛苦与沉重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它们被快乐与明快的东西所遮蔽；当时自己在许多事情上的情感与感受，对于回忆录的作者来说都显得天真幼稚，只有很少一些事值得一提。

通过比较“解密”的1867年的《日记》及回忆录中相应的章节可以判断出，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怎样重新处理了原来那些及时记下的日记。一个二十岁姑娘的日记——思绪是混乱的，有时是孩子般直接的；她只是为自己记下那些发生过的事和当时的想法，是私人的、隐秘不便公开的资料，其中一切都实在是过于夸张，扯得太远，且杂乱无章，不过脑子。不过正因为如此，《日记》在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份可信的回忆文献，其中极其敏锐地传达了他们新婚第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戏剧般紧张的生活。而回忆录则完全不同——由于长期复杂生活的历练而变得更加智慧的这位女性，完全意识到了自己对丈夫对广大读者的责任和义务。

回忆录中只有一处是从1867年的《日记》中完整详细地摘录下来的。她略去了大量片段和细节，删减了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直接关系，或重复的地方，避免了日记中频繁出现和局限于个人、仅涉及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一人的事情，这样，回忆录的叙述显得更完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不仅排除了一些“细节”和过于个人化的东西，国外生活的许多事情尽管没有掩饰，也明显缓和了其紧张性。那些悲观失望，神经质的变化无常，狂热的、失去理智的巴登巴登的生活，日记中都生动地呈现出来，而在回忆录中则保留不多。她完全没有提及阿波琳娜•苏斯洛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相遇前不久与其一起经历了暴风雨般的浪漫。在回忆录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被描写得更温和更“理想化”(不同于《日记》中的那个“费佳”那样热烈、暴躁，行为总是令人意想不到)。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找到了一种不显矫饰造作、令人信服的“编年史”的客观叙述的基调。这位回忆录作者十分有分寸地把握着自己主观的好恶（后者她并不总是能做到，比如，忽然就会流露出对陀氏前妻儿子的厌恶，当然，在许多事上，都是他的问题）；她努力不凸显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无限的爱恋，但有时还是失之分寸——会欣喜若狂、五体投地。例如，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有一次冲动地甚至是兴奋过度地对托尔斯泰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亲爱的丈夫，’——我无比激动地说，‘是人的典范！所有使人得以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品质，都最完美地表现在他身上。他善良，慷慨，慈悲，正义，无私，待人温和，极富同情心——无人能比！’”不过这样的“失态”还是相当少的，也常常被解释为回忆录中隐含的一种论辩成分。一位同时代人这样见证说：“她极其细心地关注所有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只要看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激烈评论，她都会无比伤心！”Н.斯隆尼姆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新资讯》，彼得格勒，1918年8月3日，第127期，晚版。

作为家庭成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丈夫，体贴入微的父亲——这就是回忆录的主题，是该书的主轴，“他是这部回忆录主要的、几乎唯一的人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在远景，在暗影中，起着不显眼的传记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为读者虔敬地复活丈夫的个性特点的女性。甚至在叙述忧伤的1868年夏天，因大女儿索尼娅的死而黯淡无光的那些日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相当克制地写自己作为母亲的感受和痛苦。从她的女儿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那里我们了解到，她是如何伤心，如何经常离开沃韦市到日内瓦的墓地探望女儿的坟墓。同时，在回忆录中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更多的不是写自己的痛苦，而是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写她当时是怎样为他“担心得要命”。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相信“没有比在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更能鲜明地表现出一个人的性格了”，因此，她努力不放过任何一点有意义的细节，极尽其详地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私人生活”中独特的性格特点、习惯、爱好、怪癖、情感。作家的日常生活、环境、作息时间被她“一一复原”。

作家最爱戴的朋友A.Н.迈科夫在悼词中说，无论朋友还是亲眷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的人？“如果去问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她会告诉你：‘啊，这是怎样一位好丈夫。他是多么爱我，我又是多么爱他呀！’朋友们会怎么说呢？他们的回答会很详细，却零散，是趣闻之类；无论如何也回答不了我们提出的问题。一句话，这些回答没有意义……对伟大人物，伟大作家，我不太想知道，他们住怎样的寓所，穿什么样的衣裳，用什么样的物品。过去人们经常很看重他们闻鼻烟的烟壶、帽子、墨水瓶、蘸水笔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他们生活中所有这些小物品——只是色彩，线条，细节。”《传记、书信和札记——摘自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圣彼得堡，1883年，页55（附录）。

迈科夫认为，人们对伟人的生活习性、家庭生活进行描写的回忆录，其价值相当可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大概对此十分清楚。然而她依然挑战这一说法，以普通的“个人”生活为背景撰写回忆录。不过，迈科夫带着明显的藐视所说的那些“色彩，线条，细节”，赋予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讲述永恒的意义和魅力。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录头等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理想和品位，她不是局限于罗列名单（这一点本身就很重要），而是精细地转达作家的评价和感受。回忆录作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塞尔第一次看到（小）汉斯•霍尔拜因的名画《基督之死》真迹时的震撼的叙述不可能不引起读者的注意。大家知道，霍尔拜因的画在《白痴》中具有怎样独特的象征意义，它对于理解小说的主要思想又是多么重要。

作者描写了京城彼得堡暴风雨般的生活，外省旧鲁萨恬静安宁的日子，这时场景又变换为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前夕西欧令人目眩的热烈生活：读者面前呈现出德意志、奥匈帝国、瑞士、意大利的政治生活和风土人情。不过，回忆录的“国外”部分中最有意义的想必是讲述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沉迷的古老欧洲的伟大艺术，及其艺术家、作曲家、建筑师。

大概没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研究者会忽略回忆录中不多的、却很有意义的几处，讲到作家与同时代人之间有时错综复杂、抵触矛盾的相互关系，他们是些作家、记者、学者、社会活动家——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奥加辽夫，迈科夫，斯特拉霍夫，冈察洛夫，弗•索洛维约夫，卡特科夫，波别多诺斯采夫，等等。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见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的最后几次会面，虽只有寥寥数语，但对于文学史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心理学角度看也饶有兴味。按照回忆录作者的话讲，《穷人》的作者“非常高兴修复与涅克拉索夫的友好关系，他曾高度评价涅克拉索夫的才能”。在涅克拉索夫去世前生病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去看望他：“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开始常到他那里走动，了解他的健康状况。有时要求不要为他叫醒病人，只是转达最衷心的问候。”

涅克拉索夫——信赖地将自己“最后写的诗歌”读给不久前思想上的敌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涅克拉索夫的去世哀痛不已，整夜朗读他的诗《复仇而悲伤的诗人》，称其是“俄罗斯诗歌真正的瑰宝”。陀思妥耶夫斯基为自己这位青年时代的友人扶棺送灵，在其墓前发表热烈激情的演讲，当众朗诵俄罗斯青年人极为熟知的涅克拉索夫的诗。所有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细节，缺少这些，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平，还是我们关于他所生活时代的理解都将是不完整的。

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中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1867年在日内瓦与Н.П.奥加辽夫几次短暂的会面。回忆录中讲道：“作家对这位亲切的诗人的许多诗歌都给予了很高评价。”与奥加辽夫见面本身，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件，不过，这是又一个存留在人们记忆里具有说服力的细节，它体现了俄罗斯文学界知识分子的道德规范。这位年老多病的诗人，远离祖国，孤身一人在国外度晚年，却尽全力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日内瓦的日子舒适快乐，借给他们书籍杂志，有时甚至接济他们些钱款。

回忆录作者所讲述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约定好的令人期待的会面，作家参加的文学界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公民周报》（《作家日记》的作者曾与该杂志有过相当积极的合作）发行人梅谢尔斯基关系的破裂——这些也都是极其重要的“细节”，它们都修补着这位世界天才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面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实现的构思，作品的新提纲新版本，销毁或丢失的手稿等细节尤其重要。很遗憾，回忆录中确定无疑地讲到《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的手稿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焚毁了。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选集前言中写道：“每当重读难以忘怀的丈夫的作品，我常常会发现，作品中的人物被赋予了他个人的某些生活特点、习惯，作品中还能发现一些发生在他身上或他的家庭的某些情形。还有更重要的，作品中他关于许多事情的见解，我都曾听到他用同样的言辞表达过，我认为指出作品中表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见解的那些片段很有意义。”Л.П.格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座，资料、书目、注释》，彼得格勒，1922年，页54。在某种程度上回忆录实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的这一意图。这意味着另一项工作内容（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曾试图将自己这些零碎的猜想和观察系统化，这有助于人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看到现实的、生活中的事实，首先是那些表达了作家个人的东西）。同上。

讲到自己的初次分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激动不安、不知所措（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是带着那样一种充满感激的温柔在回忆这些），她马上就提示（尽管是在页脚加注），属于他们家庭隐私的事件后来反映在了《群魔》里（对沙托夫妻子分娩的描写——是小说最出色的戏剧性场景之一）。在回忆儿子阿廖沙的夭折及自己无以安慰的痛苦时，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无意中指出（毕竟指出了），她的“怀疑、猜想和言语”在《虔诚的乡下女人》一章（《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找到了痕迹。类似一笔带过的“色彩，线条，细节”，对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手法的特性极有价值，它们在回忆录中并不少见。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录轻而易举地驳倒了迈科夫的怀疑论，反而有力支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他喜欢说，形成对一个人的认识，任何情况下也不应忽视细节，因为敏锐的眼光所观察到的细节，有助于理解个性的本质、人的心灵，有助于看清其真面目。妻子敏锐察觉到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比起那些不着边际的推论要好得多，它们解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作为一个人，又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个性特点。

不过指出另一点也很重要：无论我们能举出多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中列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细节和实情，她所选取的无论哪一件事，就其本身而言，既不是轰动一时的，也不是什么完全新鲜的事情——仿佛同时代人、亲朋好友的书信或回忆中不曾提到过。

在那段艰难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妻子较早的一封信中（1867年）写道：“安尼娅，你通常看到我苦闷、忧郁、性情无常；这只是外表；我总是那个样子，被命运摧残得精神颓丧，消沉堕落；可我内在是另一个样子，请你相信，请你相信！”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7。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特别看重的、爱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的“另一个”、“内在的”、“真正的”他。这一点在她第一次见面时就感觉到了，而且，只有她一人触及的“这一点”，这一“认识”，贯穿了整个回忆录。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整体上与众不同，它对于我们想象作家是极其珍贵的资料，校正了我们对他的认识。因为，正是她第一个打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大门，把读者引领进去，让读者看到唯有她一人知道的那个，另一个样子的人。比如，他自己表白爱意时的“那个”样子。作家给未来的妻子讲他即兴构思的小说情节，一段情感的纠葛，其中“穿插着一位年青姑娘的心理”。他既是写小说，又是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没有抹去艺术与生活的界线。不过，他也清楚地让人明白，跨越这条线是多么容易。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等待着聆听者敏感准确的会意、回应，也等待着对自己来说一个迫切需要的决定（尽管他早已知道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萌发的感情！），否定的回答无异于一场失败、灾难。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笔记毫不掩饰地、出色地传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杂的心理感受——奇异地混合着自恋、自尊、自负、自卑、多疑、神经过敏——真是既紧张又折磨人的心情。

同样，在回忆中自然而然、毫不拘谨地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尚的道德情操：某种完美的、天才人物固有的、梅什金式的单纯，非贵族气——这些特质使他与普希金、托尔斯泰并肩齐立。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讲述的乍一看非常“世俗的场景”对此相当有说服力：《罪与罚》、《白痴》的作者，博得盛誉的作家，思考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悲剧形象的思想家、哲学家，焦急不安地在旧鲁萨近郊奔波，寻找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的“租借来”的奶牛，担心孩子没了奶吃……要知道，只有这样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在普希金纪念日（这日子同样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关于普希金的演讲》的作者的辉煌日）给妻子写信说，他处于极端困窘之中，他昂贵的旅馆房费要从市财政拨款支付，他感到极为不自在，准备从那里逃走……

我们面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六十年代末处于自己最糟糕的时期——失败（赌博得一败涂地），贫困（身上不名一文），卑微（没人瞧得起），依然不失风度与自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细腻的鉴赏家，懂得欣赏优美雅致的事物；有一点可能带给身边人快乐就会感到喜悦的人。我们面前是这样一位真正命途多舛，不止一次处于深渊之边，更加热爱生活中难得的快乐的人。你瞧，他，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孩子般满心欢喜地在圣诞树旁嬉戏，忘我地跳着华尔兹，这也是他：整夜陪着耍性子的小儿子坐在早已熄灭了的圣诞树旁……

读着回忆录中的这些，就会明白，只有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会给自己的通信人这样描写孩子：“我研究他们，一生都在研究他们，爱他们……”，“……他们实现了人最高意义上的存在……没有他们生活就没有目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页7、67。只有这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能力写出伊柳什卡葬礼那样充满巨大悲剧力量的一幕，或以震撼人心的父亲的柔情讲述马尔美拉陀夫不幸的孩子们……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写的一切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孩子的热爱，是他的许多作品最好的注解，那些作品中几乎总是有小主人公出现，作家满怀着强烈的爱怜、同情、希望描写他们。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录中最不成功的是几处概括和结论，她或是不满意自己的观察，或是不相信自己，选择了附和其他回忆人的见解。在总结国外时期时，她引用Н.Н.斯特拉霍夫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经常把话题引向宗教问题。而且他的交往、谈吐也变了，变得非常温和，有时简直就是完全顺从。甚至他的面部特征都带上了这种情绪的痕迹，嘴角上显露着温柔的笑意……显然，美好的基督情感活跃在他的身上，这些越发频繁越发明显地流露出来的情感也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他从国外回来时就是这个样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认为斯特拉霍夫的评价非常有见地，也十分真诚（她还没有料到，很快这位似乎理解一切、十分真诚的朋友将给予她怎样的打击），好像完全正确地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国外精神转变的实质，他的新基督教面孔。好在斯特拉霍夫的话在回忆录中显得异样和突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的讲述不仅没有证实这位批评家的判断和结论，反而常常驳斥了它们。与其说她描写了一个温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说是一个毫不妥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当然，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许多问题上的保守观点影响了她的态度和评价。对波别多诺斯采夫的盛情赞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上层”关系的详细叙述，也许特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宫中大人物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家人的垂青，令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感到自豪。有时她对君主制度的好感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这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左。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谴责薇拉•扎苏里奇的同时，也主张宽恕她，那么，根据М.Н.斯托尤宁娜的回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则是被弗•索洛维约夫的呼吁中表现出的对杀害亚历山大二世凶手的仁慈所激怒。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阐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坚定不移的君主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忘我地忠于沙皇和东正教。但是这样直接的、武断的标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东西，即与他的创作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

当然，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反动论调，无视作家与梅谢尔斯基的《公民周报》的合作，他与波别多诺斯采夫——他尊敬的可信赖的通信对象——的亲密关系，是无知和不明智的。要知道，这不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中某些“天性”的阴影。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具有抨击性的篇章，相当偏见的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写《群魔》那个时期的文章），都说明了作家创作中的斯拉夫主义和君主主义情绪的非偶然性，甚至是顽固性。

但这只是既作为小说家又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事业中的一个面向，且远不是重要的一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的反抗声音，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表现出真正空前的力量。社会主义思想也从来没有消失：例如，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就能够相当强烈地感到早期的、流放苦役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当时迷恋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拉门奈和孔西德朗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解放者—沙皇”与人民的联合的梦想，实质上是非常不靠谱的、乌托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里的这段话特别谈到了这一点：“我，和普希金一样，都是沙皇的仆人，因为他的儿女，他的人民，不鄙弃沙皇的仆人。我将来还是他的仆人，如果他真正相信人民是他的儿女。可是他早已不相信这一点了。”《传记、书信和札记——摘自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页366。比起文明在俄罗斯取得的“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痛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渴望在俄罗斯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作家这一“贪心不足”的人道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他与“志同道合者”、“朋友们”和同盟者的冲突与“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理想是建立农民的“布衣”代表团，一种人民自己的大会，期望可以公正地解决所有长期积累的刻不容缓的社会问题。卡特科夫、梅谢尔斯基、列昂季耶夫、波别多诺斯采夫，他们希望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试图阻止农奴制废除后开始的解放运动，它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变动而具有威胁性；他们要保护贵族阶层的利益免受“布衣”（农民装）和“礼服”（市民装）阶层的侵害。他们攻击新出现的公开审判和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以使所有进一步的“自由主义”改革不再可能。

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中几乎没有涉及作家的精神焦虑，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的摇摆，以及在其小说和文章中明显可以感到的怀疑。Л.Н.托尔斯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浑身都是斗争”的人，“在内心最激烈的善与恶的斗争中死去”。《Л.Н.托尔斯泰全集》，第63卷，页142。这也许是所有评价这位作家的言论中最公正、最准确的见解。阅读作家妻子的回忆录，读者很少能看到这个“激烈的斗争过程”。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细心地掩饰了各种矛盾，努力绕过复杂性，取直了艺术家艰难且完全非单线发展的道路。要知道，她熟知的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的作品，还有作家的笔记，其中他的世界观的矛盾性，他的政治观点，由于没有对书刊检查和读者的顾虑，以一种极其真诚和有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录所描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比作家同时代人（如Л.西蒙诺娃、A.C.斯特拉霍夫、О.波钦科夫斯卡娅）的回忆单面得多，“简单”得多。

无疑，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简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别多诺斯采夫、迈科夫、斯特拉霍夫的私人关系的性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谈话未必闲情逸致、融洽顺畅。正如在他的信中明示的那样，后者不无担忧地关注着连续刊登在《俄国导报》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对伊万•卡拉马佐夫的那段什么“史诗”《关于大法官的传说》表示不满，甚至试图启发艺术家走上真正正确的道路。作家对梅谢尔斯基不友好是众所周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筹备例行刊出的《作家日记》时，关于К.列昂季耶夫的守旧“观点”，他在笔记里写下了愤慨但公正的话。同样大家也知道，他的保守主义“朋友”迈科夫和斯特拉霍夫对他在《祖国纪事》上发表小说《少年》不满，把这一公开行为看作是对“共同”利益的出卖和对斯拉夫派的背叛。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显然是理想化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圈子。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相当明显的事实：斯特拉霍夫在回忆录主体结构中与在后面特意写的驳斥中判若两人。

在谈到社会—政治和文学事件时，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显得不自信，这里她常常要借助别人的话语；回忆录的风格也变得苍白，失之精彩。当她回到叙述自己非常习惯与熟悉的日常生活领域时，回忆又重新鲜活起来。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是专业作家，要是去谈论她巨大的写作才能显然是夸张了。不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的生活，参与他的创作活动以及高品位的艺术氛围，都对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影响。如果说一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怀疑妻子理解与评价自己作品的能力（“我唯一的读者——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她甚至非常喜欢我的作品，但要对它们作出评判，她还没有能力”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第62页。），后来他则不止一次地赞赏她的艺术鉴赏力，非常看重自己的“第一位读者”的意见。（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说：“我注意到我的那些文学对话者的一个特别的派头，不知为什么他们怀疑我不能正确理解我丈夫的作品，不能充分认识他天才的深度，因此，他们竭力为我大肆谈论、解释他，抬高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依我看，这完全是徒劳，白费口舌，因为世上再没有谁像我这样高度评价他的了。”）A.Г.格里戈利耶芙娜，《回忆录》，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ф.93,Ⅲ，Ⅰ/Ⅰ，л.707。

回忆录写得引人入胜，毫无疑问，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具有讲故事的卓越才能。许多她的同时代人都有过类似的回忆。М.Н.斯托尤宁娜写道：“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才能，能将在周围生活中看到的、观察到的事物绘声绘色地再现出来。当她上街，去市场，处理些日常事务，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是突出的场景，还是典型的细节，她总是能将一切观察得细致入微。回到家，她就能把那些画面、场景惟妙惟肖地描绘出来，还扮着各种人物的样子。在她身上无疑埋藏着演员的火种。”她的另一位同时代人3.C.科夫利金娜关于她的才能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她能如此生动鲜活地讲述她看到的、听到的微不足道的事情、场面。”М.沃洛茨科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记事》，莫斯科，1933年，页122。她的演员天分，讲故事的才能，在回忆录中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她与作家的第一次见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求婚，索涅奇卡的死，丈夫的葬礼，这些章节都堪与俄罗斯回忆录文学的优秀作品相媲美，不过更接近那些女性的回忆录： C.A.托尔斯泰娅，Н.A.图奇科娃奥加廖娃，Т.П.帕谢克。

温婉撩人的幽默赋予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录一种特殊的美妙与魅力。当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因格里戈罗维奇而吃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醋，她又是怎样成功地猜出引起丈夫嫉妒的“罪魁祸首”时，读者就会忍不住发笑：“‘瞧那法兰西小子，竟会这么溜须拍马屁了啊！’他一开口说这些鄙视的话，我立刻明白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这次嫉妒猜疑的对象是冲着Д.В.格里戈罗维奇老头来的（他的母亲是法国人）。”同样，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以一种善意的调侃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忘和心不在焉。

家庭记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回忆录中最好的部分。开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与作家见面前的几章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葬礼之后的几章，写得苍白无力。随着主人公的消失，叙述的动力也熄灭了，只剩下各种各样、形形色色零散的随笔。不过，这里有意义的内容是，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讲述拜访Л.Н.托尔斯泰的过程，以及她对斯特拉霍夫的信的回应。

1913年发表的斯特拉霍夫给托尔斯泰的信写于1883年11月28日，其中“揭露”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和美学理想的言论，对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来说是怎么也想不到的，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对Л.格罗斯曼讲：“我惊愕得两眼发黑，喘不过气来，这是怎样闻所未闻的诋毁呀！可这诋毁来自谁呀？来自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家的常客，我们婚礼的见证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后他请求我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授权他撰写生平部分。”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Л.П.格罗斯曼编辑，莫斯科，1925年，页15。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有足够的耐心，在斯特拉霍夫生前没有发表自己的回应。她在回忆录中加入了该部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针对斯特拉霍夫的指责，以确凿的事实、严密的逻辑予以严厉驳斥，努力使自己的反驳做到最大限度地无懈可击、令人信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并不知道托尔斯泰有封回信，信中托尔斯泰已经尖刻却不失体面地表示不赞同斯特拉霍夫的那些“心理分析”。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斯特拉霍夫为论证自己的观点，直接将作家与其作品中的人物类比，以便使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道德上的缺陷的指责更有分量：“与他最相似的人物是《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的通信》，第11卷，圣彼得堡，1914年，页308。在另一封信中，斯特拉霍夫再一次粗暴地抛出同样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自己的人物，描写了大量的半疯癫和病态的人物，并且坚信，自己取材现实，人的心灵正是这个样子。”《Л.Н.托尔斯泰全集》，第66卷，莫斯科，1953年，页253—254。托尔斯泰反驳斯特拉霍夫，指出：“在这些特别的人物身上，不仅有我们，他的同胞，甚至是，外国人也能从中辨认出自己，自己的灵魂。”同上。对人的精神深处的再现、同感、洞察的罕见天赋，换句话说，斯特拉霍夫在其中突然发现了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根的东西，在托尔斯泰看来是真正艺术创造的首要条件。他直截了当地向这位不公允的批评家宣称，这一点不仅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他自己，甚至所有真正的艺术家，都是如此：“凿得越深，对于大家就越具有普遍性，越熟悉，越亲近。”托尔斯泰在捍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反驳和谴责了斯特拉霍夫的“发现”，于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作家和一个人——的“揭露”变成了对斯特拉霍夫本人的“揭露”。不过命运的公正在于，正是托尔斯泰做了这件事。因为按照斯特拉霍夫的看法，只有托尔斯泰是世上唯一可以公正评判这一迟来的他与已故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争论的人。参见Б.И.布尔索夫就此问题的文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新坟旁——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来往的信件》，《赫尔岑列宁格勒师范学院学报》，第320卷，《俄罗斯文学中的题材问题》，列宁格勒，1969年，页254—273。

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哲学—美学概括，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反驳非常具体和情绪化，这首先是被诽谤激怒了的作家妻子的辩护词。不过这里并没有必要进行专门的回应，因为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回忆录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作家的形象本身就与斯特拉霍夫的臆造截然相反，具有论辩性。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很长时间不能承认、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去世。亲戚朋友让她带着孩子去克里木，希望环境的改变，以及她所期望的离群索居，多少会减轻她的痛苦。不过，就是在那里也不能停止她的回忆，她心里充满了无尽的往事。1881年7月22日她给C.В.阿维尔吉斯娃娅的信中写道：“表面看来一切都好，很平静，难得的一切。若不是我完全无法摆脱痛苦，就该只剩下快乐了。我是如此痛苦，有时痛苦得都要绝望了。回想从前幸福的岁月，我无法相信，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我无法相信，我再也看不到、听不到他了。我寄希望于这里绝对的独居，相信这会给我带来安慰，可是结果呢？独居不仅于事无补，反而给了我更多回忆的空间，痛苦、忧伤，抱憾、绝望。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М.Е.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家公共图书馆，ф.6,ед.хр.3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葬礼那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许下诺言，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给推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她继续生活在过去，生活在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中：“我不是生活在二十世纪，我依然停留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身边的人，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朋友们，我的交际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周围那些已故去的人们。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每一个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和作品的人，我觉得都是亲人。”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14。按照非常了解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作家、批评家Н.斯隆尼姆斯基的话说，“她珍惜自己的人格，因为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丈夫的人格，因为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Н.斯隆尼姆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新资讯》，彼得格勒，1918年8月3日，第127期，晚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她——作家的妻子——的工作名目繁多，规模庞大。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七次出版他的文集；最后一次是在1906年。最初筹备《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材料》时，在许多方面奥•米勒和Н.Н.斯特拉霍夫应归功于她。1906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还编辑出版了的独一无二的《与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社会活动相关的文章与艺术作品图书索引》。这些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致力于“解密”1867年的速写“日记”，筹备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的书信的单行本，撰写回忆录。除了这些主要的文学工作，她还在旧鲁萨组建了一所民间工艺学校，以它为依托开办了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博物馆”。在历史博物馆创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门展厅，这是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博物馆的前身。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参加文学晚会、文学展览会，与数量庞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崇拜者通信。在她的通信人中有М.Н.叶尔莫洛娃，A.Ф.科尼，В.И.涅米罗维奇丹钦科，Вл.C.索洛维约夫，Ор.米勒，Е.В.塔列尔，К.И.楚科夫斯基。当《卡拉马佐夫兄弟》成功上演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到艺术剧院对全体人员表示感激：“看到我亲爱的丈夫充满戏剧情节的作品呈现在舞台上是我不变的梦想。很遗憾，至今他的小说的改编带给我的痛苦多于快乐。他们没有准确界定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价值，没有透彻理解他所创造的典型，而是曲解了他们。甚至他们的表演，除个别外，也都平淡无奇。我总是在想，向观众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务只能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来担当了，它为俄罗斯艺术带来了如此多的荣誉……”《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孀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信》，《话语》杂志，1910年10月12/25日，No.280。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许多想法没有来得及实现。她的去世中断了传记的第二卷，部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话的速记笔记也没有来得及“解密”。她在与A.A.伊斯梅洛夫的谈话中抱怨：“很遗憾，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当然它们同样是献给我丈夫的事业，我完全顾不上这些速记笔记。而且把它们解译出来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正如所有有经验的速记员，我采用的是自己约定的缩写，除我之外，没有人可以破解它们。”A.A.伊斯梅洛夫，《走近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35周年》，《交易时报》，1916 年1月28日，总第15350期。回忆录的工作也没有彻底完成。去世前不久她对Л.П.格罗斯曼说：“我已经七十二了，可是我还不想死。有时期望能像我去世的母亲一样，活到九十岁。后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生命的使命与工作还远没有完成。”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14。

1917年夏天在南方时，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患了严重的疟疾，她试图回彼得堡，但没有成行。结果疾病和操劳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她以一种非凡的勇气忍受着病痛。3.C.卡夫利金娜医生回忆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时写道：“在这一时期，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她独特的精神品质令人惊叹。这不是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的效应，而是她本人，引起人们强烈的关注和惊奇——她不知疲倦的精力，敏捷而宽广的智慧，更多的是她对周围所有事物不息的兴趣。她对一切都投入了非其年龄所具有的火热的激情。有时简直不敢相信，你面前的是位老太太……她整个人的性情是少有的，至死都能爱能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资料和研究汇编》，A.C.多利宁编，第2卷，列宁格勒，1924年，页587。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1918年6月9日在雅尔塔去世，葬于远离彼得堡，远离亲人，远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墓的奥茨基墓地。在“遗言”中她请求将她葬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在丈夫身边，不单独立碑，只需简单刻几行字。由于各种原因她的遗愿直到前不久才实现。1968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逝世50周年之际，几乎是靠了她的孙子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一人的不懈努力。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继承了祖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私、忠诚的怀念，不止一次撰写文章、随笔，纪念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有不少同时代人对她热情的评价保留至今，如Е.A.施塔肯施奈德，М.Н.斯托尤宁娜，Д.菲洛索福夫，Н.斯隆尼姆斯基，М.A.亚历山德罗夫，Ор.米勒，3.C.卡夫利金娜等。诗人В.科尔尼洛夫献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的一首充满虔敬的诗，其中不惜用大量的修饰语（“天使”，“安详的”，“犹如圣像前的蜡烛”）。但是，我们不应沉溺于幻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安、激情、过敏的性格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相对照，把她看成温和、稳定、健康的化身，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鸽子”，也不是“圣像前的蜡烛”。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无惊讶地给迈科夫写信说：“您知道吗，她在我面前自尊心很强，很高傲。”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265。女儿的话与丈夫的意见也相呼应：“她总是过分地、几乎是病态地自尊，任何一点小事都会伤害她……”柳鲍芙•费奥多罗芙娜关于母亲固有的敏感和病态还写道：“她经常体弱多病，贫血，神经质，焦虑不安……”Л.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女儿塑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翻译： Л.Я.克鲁克夫斯基〈译自德语〉，编辑、前言： А.Г.戈尔恩费利特，莫斯科、彼得格勒，1922年，页49—50。

正是她世俗的、入世的，而非天使的、安静的个性具有吸引力——周围人的这一说法完全不是对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指责。骄傲、自尊、自重，这些品质使这位总的来说身体柔弱且担负着繁重家庭事务的脆弱女性变得坚强。正是这些品质赋予她内在的分寸感、坚毅精神，和一种主权意识——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妻子。在给朋友们的信中，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性格上本质的不同：“……在我们的性格中有许多不同，”——1867年他给迈科夫写道。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页63。不过这一性格上的不同，使他们变成了罕见的矛盾统一体，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中建立起必要的和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录的结语中写道：“确实，我和丈夫是‘完全不同构造，不同气质，不同观念’的人。不过，‘永远都是自己’，既不附和也不屈从对方，内心世界也不彼此纠缠在一起——我不干涉他，他不干涉我，这样……我们两人都感觉自己心灵是自由的。独自对人类心灵的深刻问题作过许多思考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也许很珍视我对他的内心和精神生活的不干涉，因为，有时他对我说：‘你是女性中唯一懂我的女人！’”

但是，在所有方面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矛盾吗？事实上，在他们的世界观中有某种共同的、接近的东西。她最亲密的女友М.Н.斯托尤宁娜回忆说：“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身上有许多悲剧性的特质，这一点甚至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能感觉到……”М.沃洛茨科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记事》，莫斯科，1933年，页122。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的面容中隐藏着某种难以捕捉的东西，它们在同时代人的记忆中唤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Л.Н.托尔斯泰第一次见到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时就发现，她与自己的丈夫惊人地相似。托尔斯泰的话也许是机巧的、有意的恭维话，上流社会的礼貌。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对此也心领神会。“托尔斯泰说：‘我想象中的他就是这样。’当然，为了让我感到愉快，他说在我身上甚至捕捉到了我与逝去的丈夫在相貌上的相似。”——A.A.伊斯梅洛夫，《走近A.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纪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35周年》，交易时报，1916年1月28日，总第15350期。但是，也不排除，在那样一个瞬间，托尔斯泰事实上正是那样一种感觉——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有某种特质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告别时，托尔斯泰说：“俄罗斯许多作家将会自我感觉良好些，如果他们的妻子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这样。”

早在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生前，尤其是在她去世后，京城的报刊中出现了许多文章和报道。其中彼得堡的记者们就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讲究实际的风格喋喋不休，指摘她“吝啬、小气”。不过，在不否认、不回避陀思妥耶夫斯基妻子这些众所周知的性格特点的同时，也不应当忘记，正是她讲求实际的节俭和“吝啬”，才保障了家庭在最困难时期能不愁吃穿和经济上的宽裕。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使得在日常事务上极其天真无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避免了现实的低劣、不愉快一面的折磨。

除了生活最必要的东西，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个人什么也不需要；她操心的是儿孙们生活的福祉、生活的安定。作家去世后，她像从前一样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租用了一间极小的房子，没有改变习惯，保持着对她来说珍贵的、记忆中的丈夫的居家陈设。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当一部分文学遗产（如书信、手稿、笔记本）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我们应当归功于他妻子“讲求实际”的作风。读者将不会对这一杰出的、镌刻着天才作家的“最人性的特点”的回忆录无动于衷。

C.В.别洛夫

В.A.图尼马诺夫

(耿海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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