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十多年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的危机纷至沓来。这大大刺伤了向以“上帝选定民族”而自豪的俄罗斯人的自尊心。为了摆脱危机，重建大国地位，俄罗斯社会发出了对“铁腕”、“强权”人物的呼唤，期望有这样的人物来复兴国家，重振俄罗斯雄风。这样，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便作为“铁腕”、“强权”的符号，成了社会上一部分人呼唤的对象，人们期望有这样一个“新”的斯大林式的人物，来复兴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恢复昔日的辉煌。但在“呼唤”斯大林的同时，官方和社会主流舆论对其在苏联国内政策的评价上却像在80年代下半期、90年代一样，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说有少许调整、变化，或者在评价色彩上有所变动的话，那只是由于历史距离的变化和时代的变迁，人们对斯大林的看法更客观、更理性了一些。然而，俄罗斯在这种形势下出于特定情势，对斯大林的“呼唤”和并无实质变动的理性评价，却为我国一些学者所误读并加以利用，仿佛像他们所估计的那样，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又有所回头，开始“重新肯定”、“重新评价”斯大林了，而他们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解读这个“重评”问题的潜台词却是针对我国现实改革的：我们中国人还能再这样继续改革，在改革中“去苏联模式”、去斯大林化吗？这无疑是以隐曲的方式，向我国深化改革的步伐提出的一种质疑。
——《 俄罗斯近年是否出现“重新评价”斯大林》题记
苏联几乎自“十月革命”后就是一个同外界隔阻的社会，而自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之后更是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不仅同国外缺少人员交往，甚至连国外的书刊资料、科学文献也被严加封锁。加上苏联公民同来访外国人的接触又严遭限制，实际上在苏联，除国内极少数政界和科学文化界最上层人士对国外多少有些了解外，广大知识层和工农群众视外国犹如天外世界。闭关锁国将近二十年后，在战争后期，国门一经打开，数百万军民涌出国门，跨过东欧，打到德国和奥地利，在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在同英美盟国部队的交往中，通过少则数月、多则数年的实地观察，了解到苏联国内与欧洲生活水平的反差，又经过切身体验、耳濡目染，发生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猛烈碰撞——这一切，对人们思想的冲击和震撼是巨大的。这在战地记者的随笔中，在战时文艺作品和前方战士致亲友（尤其是未婚妻）的书信中，记载甚多。作家康•西蒙诺夫1945年根据实地观感写成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中，有一个场面写到一个捷克女人同一个苏军上校的一段对话。捷克女人对上校说：“您想必不喜欢欧洲。这些阔绰的独宅大院，这些别墅花园，这些带铁皮屋顶的房舍，必定都让您生气。但是，您能否认这些吗?”对此，苏军上校作了这样的回答：“可以否认思想，但绝对否认不了铁皮屋顶。既然它是铁的，那就是铁的。”这里明显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欧洲的富裕生活是铁一样的事实，是任何人也否认不了的。那些到过国外的士兵，回国后不少人都这样说：“我们到过国外的几百万士兵，都看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大家都这样说，哪里也没有比我们国家生活更糟的地方了。”给人们印象最深的，还不单是欧洲的物质生活，那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反响。苏军政治部门曾拆阅大量士兵信件，了解了一些战士对比国内外政治生活后所产生的思想情绪。苏军总政治部宣传鼓动局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鼓动处在1945年2月6日举行的会议上，曾把军人中出现的这种情绪同“十二月党人思潮”作了类比，并形成文件，郑重地向上级作了报告。
战争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冲击，不仅是源于打开国门后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这种冲击还来自战争给人们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和沟通信息的特殊环境。战前，这批十六七岁到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虽多少都经历过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岁月，体验或目睹过1932—1933年可怕的饥荒和后来的“大清洗”运动，但当时或因年幼，或因处穷乡僻壤，或因置身平凡岗位，除耳闻目睹个别情况外，对广大地区不同部门的真实情况是无从得知的。战争给他们提供了了解国家、认识社会的独特机遇。这些来城市和乡村，来自工厂、学校、机关和成千上万集体农庄的人们，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一起，并肩上战场；后来连十几万刑满或刑期未满的“政治犯”也从“古拉格”（集中营）走来，混编在部队中间同他们并肩作战。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不论战前是工人、庄员、学生、干部还是“政治犯”，都成了日夜滚爬在一起的战友。战斗结成的友谊使大家无所不谈。这样，战前各地区、各部门发生的一切，先前不知道的各种消息都汇集到了一起。这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啊呀，原来国家曾经发生过这样多的不幸!”战争同时又培养了这些军人对强国命运的强烈责任感；战时拼死为祖国、为人民而战，就是为了赢得胜利，让人民在未来过美好幸福的日子。胜利之后，祖国人民应如何生活，他们自然萦怀于心；加上他们打出国门后对国外生活的观察，耳濡目染那里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使他们感到国内外生活的巨大反差，由此便在前线军人中滋生了一种思革求变的情绪。
战后几百万前线军人的复员，又把上述思想情绪带回到了后方，回乡后遇到与战前一样、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困苦生活，越发加剧了上述希望变革的情绪，于是又把这种思想传播给了与他们仅有几岁之差、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小弟妹们”，即“战后一代”。战后在车里雅宾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维尔德洛夫等城市破获的大量青年社团“案件”，实际上就反映了“战后一代”幼稚的改革愿望和情绪。
文艺是社会情绪最敏锐的传感器。战争后期和胜利初期苏联文化艺术生活的一度宽松活跃，是要求摆脱严酷战时体制，转向和平轨道，期盼新生活秩序的变革情绪的一种反映。1945—1946年夏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思想文化界，气氛较为宽松，知识界许多人“都以为要发生推动我们向宽松自由方向的某种变化”。莫斯科文艺界曾为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举行专题诗歌晚会，文艺刊物开始刊载题材轻松的作品。列宁格勒文艺界在其刊物上也开始连载左琴柯的幽默小品和阿赫玛托娃的抒情诗歌。同时，电影界、戏剧界和音乐界也都不约而同地活跃了起来。这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社会要求从紧张凝重的战争气氛中走出来，实行变革的心态。
——苏联战后思想政治清洗运动始末
苏共靠禁锢、造神、镇压维系意识形态，其结果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极端封闭的环境中，造成无力与现代世界各种理论思潮交锋的极端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一个意识形态极端封闭的“温室”环境中培养出的“理论队伍”，必然是一批弱不禁风者;而靠造神、镇压灌输的思想理论，又不为人们所信服，因此，其并未牢固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苏共靠掩盖事实、虚幻造假维系的意识形态，又不堪同现实世界、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碰撞，而一旦被拆穿，与社会生活的真相发生对撞，它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碎、飞灭。苏共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极端的脆弱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文献信息是封锁不住的，事实真相只能掩盖于一时，而不能掩盖于永远。因此，一旦苏联在真正打开门窗，当现代世界、国内国外的各种理论和思潮一齐涌现时，过去被掩盖的真相一经被拆穿，大白于天下，苏共的意识形态便发生了“一夜之变”。这样的剧变对苏共的意识形态来说，并不是偶然的，是它长期奉行的意识形态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必然结果。
那么，苏共意识形态如此迅速瓦解、消亡的情况，是否真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规律呢？不，它的存在并没有溢出这个客观的历史规律。由于苏共意识形态具有极端封闭性、极端脆弱性的特点，由于苏共意识形态在形成过程中是靠造神、镇压、掩盖事实、虚夸造假铸就的，所以，它具有几乎与苏联政治经济制度一起覆亡的“剧变性”、“突变性”的特点，但它也不是像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样，在前苏联各个国家和地区一瞬间就那样迅速地消失了。实际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影响还将在一部分人们的头脑中存在。无论在俄罗斯的国内国外，目前还有极少数人在主张“重新评价”、“重新肯定”斯大林，虽然这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什么可称其为“思潮”的东西，但它毕竟是苏共意识形态的一种“残留”、余绪和回光返照。由此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性的原理，还是正确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苏共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发生“一夜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