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技能形成
运动技术，是调动体能以完成动作操练的方法。运动技能，是运动技术操练所达到的实际水平。运动技能的形成与所谓协调能力密切相关，但协调能力并非最初就是技能形成的基础；恰恰相反，是技术练习首先成为发展协调能力的基本前提。这是因为，所欲发展的是协调能力，所能练习的却只能是专项技术；没有技术练习，所谓协调能力便无从得以表现，而所谓技术练习，则必有其专项运动系统方得以依附。所以，协调能力并无一般泛指的内容，有的只是具有专项特异性的协调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协调能力是专项技术储备的函数，协调能力与专项技能之间则互为基础。这也是相对而现思想的应用，意在告诫人们不必在单纯发展协调性方面再去忙碌——与其寄望协调能力在专项技术之外有所增长，不如扎扎实实地学练一些专项运动技术。
相对于技能形成的三个阶段，技术学练的方法有一种累加关系。在初步试练阶段，为了更快地形成对基本技术的完整表象，最适宜的方法应是重复练习法：重复基本技术的完整过程，而不去多究技术细节，以尽快地完成神经-肌肉系统的粗框分化。当然，能够重复试练完整技术，必定是以与技术要求相适应的体能水平为基础的，所谓技术基础，也就是肌肉力量。在改进提高阶段，一方面要继续勾勒基本技术的完整表象，另一方面又不能满足于此，而应着力改进技术细节，消除多余动作，以使整个技术动作式样趋于完善，合乎技术规格。细节表象的形成是比较复杂的甚至相当微妙，故而第二阶段历时较长；此间，重复法已不够用，且诸多局部环节的纠错更正也需要相应地采用多种方法来相互协同。所以，在重复法的基础上，还应叠加变换法，变换法将特别有助于技能形成的精细分化。在巩固定型阶段，适量的重复练习仍不可少，多种强化练习更为必要，在此基础上，为使所练技术具有实用性，也为检测技术训练的实际效果，还应逐渐采用比赛法。比赛法既是对已经精细分化过的动作技能实效性的检验，也是对已经初步成型的动作技术的强化，而反复正确强化的结果，就会使标准的技能模型得以分化定型。最初的比赛法，可能只是练习活动的一部分；随巩固定型满意度的不断提高以及训练系统对竞赛任务承接量的增多，比赛法也会逐渐超脱练习法系列而进入竞赛系统。那时或许就会看得更清楚，比赛法正是训练系统与竞赛系统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关于技能形成，在“导论”和“技能训练原理”部分还有一些论述，但所有这些内容加起来仍嫌单薄，主要原因就是，以往至今有关技术训练的基本理论提炼实在是太少了。没有足够的素材积累，也没有可供借鉴的认知偏错，故而技能形成的基础研究很难向外开拓。这种状况倒是提醒了我们，与体能训练相比较，技能训练既复杂却又没有一个如同中长跑那样的可供体能训练普遍参照的运思成果。“公里数出冠军”，这是中长跑等体能类项目竞赛主导因素的经典概括，目前体操等技能主导项目显然达不到这种概括水平。这是理论进化程度的落差，缩短差距需要功夫积累，却并没有什么捷径。虽说每一个技能类项目都有其独特性，但诸多技能类项目之间总会有若干共性因素值得人们去捕捉。遗憾的是几十年来，除了从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那里借用过来的技能形成三段式理论，以及从苏联体育理论教本中抽离出来的动作要素说，就再没有值得广为关注的阐释技能形成更多真知的原创性著作。如果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技能类项群训练理论的发展便可以将体能类项群训练理论的发展路径作为楷模：首先找出最具典型意义的那个单项，再集中精力进行该项技能训练基本理论的探索。暂时放弃涵盖多项运动的训练方法的寻求，反而将会使技能类项群理论的构思路径更为宽阔。例如体操运动可能最有代表性，但其诸多单项的技术动作系列何为典型，却难以认定。继续甄别分辨下去，在某一体操单项的常规训练中就会把整个项群的主导因素真正看清。
8．战能培养
战能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战术训练，战术训练是在对抗性运动项目的赛前阶段对克彼制胜方法的反复演习——攻，能够主动地出击并尽快地扼制对手；守，则侧重自我防卫并寻找反攻的时机。战术训练的任务不外有三：一是多做战术方案储备且能及时提取，一是融专项体能和技能于攻防实战之特需，一是提高相机应变的能力；而完成战术训练任务的关键是战术意识的唤起。训练和竞赛中的每一个行动是否具有战术性质，主要应视其有无战术意识渗透其里。意识是人脑对外部客观存在的反映，因而它的内容并不是人脑本身固有的而是客观的；但这种反映不是客观对象直接进入人脑，而只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观念映像，因而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意识的状况是主观形成的。战术意识是对克彼制胜机会的直觉领悟，战术意识的强弱取决于直觉领悟水平的高低。直觉领悟的能力从何而来？说到底只在于经验智慧的积淀与孕育。大量典型赛事的实情分析，想必有助于运动员直觉领悟阀门的一朝开启。
战能类项目大多需要多人配合，但少数精英选手的核心作用更需要论说；需要多加论说的核心作用，仍是战术意识融贯的结果。战能类项目的比赛通常没有客观成绩，所有的成绩差不多都是参赛各方之间的实力对比；有时实力相当却总是一物偏降一物，由此给针对性训练平添了若干不确定性因素；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把握往往要靠直觉领悟，战术意识的强弱则决定着多方对局的胜负。
关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参考“导论”和“战能训练原理”的论述。如果说有关技能形成的理论过于形孤影单，那么论及战能培养的认识成果就更是少得可怜。但由于以往在一般训练学教本中已经设有战术能力及其训练的章节，几十页的文字量竟也能让人产生某种充塞感。然而，几乎所有的那些内容都是空泛之谈，不仅概念极其混乱，而且基本不切战能主导因素研究的主线。例如就在同一章中，一会谈中长跑，一会谈篮球，一会谈击剑，（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1988，509～512）但这些运动项目的战能问题岂可等量齐观？又说什么“战术质量的表现”首先是“要熟练”，（同上，512）但离开实际对抗情景又怎能对战术的质量问题做出判断？更可笑的是凭空讲评“战术本身的优缺点”，说什么“足球短传配合中三过二就比二过二效果好”，因为这种练习“失误的概率小”，（同上，513）那么试想，战术训练还要不要从难从严去讲求实战？以往的战能训练理论总是难以脱胎于体能训练，不信且看，“战术训练的负荷量主要通过训练的时间、次数和活动距离等表现出来；而负荷强度则表现在战术训练的速度、密度、难度等方面”，（同上，521）这不分明是将中长跑等体能类项目的陈旧理论又重复一遍？体能类项群的训练理论比较成熟，当然值得战能类项群的研究者去借鉴，但可供借鉴的仅仅是基本思路，而不可能是“负荷安排的特点”之类的具体内涵。
如同体能类项群已有中长跑这样一个比较成熟的样板，战能类项群的理论发展也应首先培育出一个经由深入剖析而可广为参照的项目典范。足球运动的人数最多，场地最大，相互配合最为复杂，以足球为标靶，战能训练问题或许有望得以充分展开并被合理归纳。足球训练实践无比丰富，但理论建设的功夫却在于对纷繁事物进行简化。例如战能训练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攻防活动所由表现的站位组合与移动策应的基本式样，而无须将什么体力分配、即时干扰与反干扰等体能类技能类的所谓战术手段当作有效内容和方法。这是项群思想所给出的重要启示，即战术意识、战术行动等问题只在战能类训练理论中才有值得论说的实价；至于战能类项目的战术训练，则理应先期对专项体能和专项技能有所叠加。
战能类项群理论的成熟之日实在遥远，但若不从以上这些基本认识开始起步，而只想一日之间便拼凑出一个理论体系，那就不知仍将低水平徘徊多少年。
9．奥运信念
百年奥运，追求人类体能的更快更高更强；追求之下，当真可见人类体能水平的持续增长。任何追求，都需要相应信念的支撑；奥运信念，原本就是不论成败都要去参与竞争。1980年代初期奥运信念短语转译成中文，不期然该理念一沾东土地气旋即就变得相当含混；这与百年西学东渐而少有底蕴不改的诸多事例，其实近乎同理且可互为映衬。“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参与比获胜更重要”，进则简曰“重在参与”，这类阉割奥运精神的信念短语不仅令人困惑，而且也在潜移默化中误导了奥运和奥申等诸多重大行动方略的抉择。欣逢新世纪新千年新奥运新奥申（本章是世纪之交之作，现已时过境迁，但其思想价值至今不减）时节，审悟奥运信念，反省运思败点，对以往总是事出意外地大喜大悲现象，总该有一个更合实情也更为通畅的解说。
9．1疑点判明
据史料记载，1858年希腊国王曾发布《奥林匹克令》，尔后，在1859～1889年的30年间，希腊人不定期地举办了5届泛希腊奥运会。应该说，那是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先声，尽管希腊人的复兴大业并未成功。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使命，是由法国人顾拜旦推动完成的。顾拜旦的成功，固然脱离不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宏大背景，但更为直接的影响因素似可部分地归结为，在由他创建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体系中，有一些领先世风且极富感召力的思想内容。例如“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和关于“参与和取胜”相互关系的信念。经验表明，格言和信念的精神转化作用总是无尽无穷。
自1979年我国重返奥运世界以来，奥运格言和奥运信念就一直在激励着广大运动员和人民群众的奥运热情，大家向往着参与奥运盛会，更向往着捧得奥运奖杯。终于，1984年，我们参与奥运盛会的愿望得以满足，我们摘取奥运奖牌的理想得以实现。在初步成功的喜悦心境烘焙之下，奥运战略研究也于1985年正式启动了。就在专题研究刚刚揭开序幕之际，人们猛然发觉，奥运格言与奥运信念似乎难以吻合：一个分明指向更快更高更强的前瞻目标，一个却在呼喊重在参与而非取胜的平庸口号。这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理解存在偏差，还是奥林匹克运动思想体系本身固有这一矛盾？很自然地我们首先要从自己的理解上来寻找原因。
果然就有学者出面分辨，“‘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这一译法不准确，……在论及参与和取胜的重要性的相关时，英法原文在语法上都明显地用了比较级。也就是说不是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而是二者相比较什么更重要，原文直译应为‘取胜没有参与更重要’。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译为‘参与比取胜更重要’比较顺口”。（张彩珍主编，奥运战略思考，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85～88）
如果说由英文到中文的翻译不够准确，那确实当属理解偏差问题。可再想一想，重新修订过的译文“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与先前流行的译文“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分明只是变换了一下字词顺序！若说英法原文在语法上都是用的比较级，却难道看不出这句话两种译法的中文也都是用的比较级？“参与比取胜更重要”一句中确实没有直言“什么绝对重要，什么根本不重要”之意，可“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这句话也丝毫没有“取胜根本不重要”的寓意。本来人人都不难通晓，说“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就是在刻意表达：“与取胜相比较而言，参与是更为重要的”这样一种思想理念，即便退后一万步，我们武断地判定，“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这种说法是过分地强调了参与而极大地忽视了取胜，那我们也无法否定“参与”和“取胜”之间在重要程度上存在着的比较关系。其实，将这样一句简单浅显的英文或法文翻译成中文，一般人都不至于无力胜任；而目前这两种译法的中文之区别，只不过是相同词语的动宾关系有所调换而已，其原本意思完全没有任何变易。
既然换一种译法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理当继续探索其意涵逻辑。遗憾的是，人们似乎等不及，或者也可以说，有人不允许别人多加评议。且看，某行政权威开口便判定：“将‘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这句不准确的话与‘更快、更高、更强’对立起来，引起争论，就是否定我国运动员夺取金牌为国争光的成就；而实际上，‘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与‘更快、更高、更强’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同上，21）这话多么霸道！有争论就是否定成绩？这是什么逻辑？暂且不论它，单说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就是，那两句话之间是不存在矛盾的。
如果说“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与“更快、更高、更强”之间没有矛盾，那为什么谈及此话时人人都有矛盾感呢？一个强调“参与”，一个强调“取胜”，怎么就不矛盾呢？这是显而易见的认识分歧，谁能一语将其遮蔽？如果矛盾确实存在着，大家都不说它难道它就会被忘记？人们将“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简化为“重在参与”，这不仅不是“误解误传”， 而且直接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一原则即‘参与原则’”的具体运用。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第二原则是“竞争原则”，竞争是向强手挑战，参与是竞争的前提；竞争双方总是会有某些可以相互挑战与应战的共同基础，而参与者则未必个个都有挑战的资格和应战的实力。所以，若单讲“重在参与”和“更快、更高、更强”的相关，如何能没有对立成分或矛盾意味呢？一项关于“奥林匹克精神实质探讨”的研究，通过调查统计而论证：“更多的运动员是本着‘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获胜’精神聚集于奥林匹克会旗之下，参与到这一全球盛会中来的”。（同上，50）我们能责问这“更多的运动员”为什么不本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走向奥运赛场吗？显然，顺此逻辑进行推理，既无法回避原有矛盾，更会导出新的含混，这样做绝非明智之举。
大概就连试图遮蔽矛盾的人们自己也意识到矛盾是回避不掉的，于是，又有人站出来进行辩证分析，强调“参与的目的就是为取胜，就是要朝着‘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去奋进，这才是真正的参与，才真正符合奥林匹克精神。取胜也要从几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超越自己，战胜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一个是对自然的克服，一个是力争战胜对手”。（同上，2）
怎么，“参与的目的就是为取胜”？这样说未免太狭隘了吧？难道没有“取胜”的希望或把握就可以放弃“参与”？其随后的一番解释似乎很全面，而且不偏不倚，但问题是，在详尽的解释声中，表征“参与和取胜”相互关系的奥运信念短语还有存留吗？似乎，他们也有言在先，“奥林匹克的格言只有一个：更快、更高、更强。”言外之意，似乎无须另外再设置关于“参与和取胜”的奥运信念短语；如果需要论及奥运信念，那就每次都如上示范，做一番详尽的辩证讲解，而且绝对不厌其烦。但试想一下，这在实践中能行得通吗？还可试问，我们能回避对奥运信念做格言式或口号式的简明宣讲吗？《奥林匹克宪章》中确实只有“更快、更高、更强”这一格言，但关于“参与和取胜”的奥运信念，不仅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创者顾拜旦的演讲文稿中被反复强调多次，而且自“1948年起每届奥运会的开幕典礼、闭幕典礼及许多公众场合中，这些文字均出现在电动记分牌上及各种文宣书刊中”，我们能视而不见吗？看来，我们必须通过深入研究，去尽力地还原符合奥运精神的奥运信念文字表征的本真面目。
9．2要点澄清
所谓格言，是精选出来能表达团体努力目标的短语。所谓信念，是对理论真切性和行为正当性的内在确认。一个人选准的努力目标，理应是他自己认定值得追求的境界。事不相同理相同，奥运信念的表征与奥运格言之间，亦理当不相抵牾。然而，在以往所见不多的最具权威性的某些专题论文中所转引的英文原文，The important thing in these Olympiads is less to win than to take part in them,确实是说“在奥运会中，获胜的重要性是小于参与的（重要性的）”，（同上，85～88）而面对这样一种文字表述，我们也很难说它与“更快（Faster），更高（Higher），更强（Stronger）”那句格言不相抵牾。在不断地置疑设问的过程中，终于使我们发现了一个指向纵深的揳入点。我们曾无数次地读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的布道演讲中有一句话，论及参与和取胜的相互关系，而且这句话为顾拜旦所赞赏和援引；我们却几乎从来没问过一句：一位基督大主教说这句话是为的什么事？进而似乎还可以再问上一句：那位大主教是孤零零地说出这句话的吗？或许，有了上下文，我们就能够准确地理解奥运信念表述文字的真正含义。
中华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印行的由汤铭新编译的《奥运百周年发展史》一书，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使我们得以通览关于奥运信念的英文全文。“1908年第４届奥运会（伦敦）期间，于7月19日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奥运会宗教仪式上，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主教主持布道，他说：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to win but to take part, just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life is not the triumph but the struggle. 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have conquered but to have fought well.”（汤铭新编译，奥运百周年发展史，中华台北奥委会印行，1996，28） 这段英文直译为中文是这样的：“在奥运会中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正如在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是大功告成而是顽强奋争。这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实现征服而在于尽力拼搏。”
瞧瞧，这位大主教说得多么实在又多么深刻！显然，从职业特质来讲，大主教不可能在布道演说中单纯地讲述体育及奥运问题；从其演说文本来看，这句话也确实不是在单纯地讲述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与和取胜问题。只要联系上下文略加思考，应不难断定，那位大主教是在以奥运会的参与和取胜之相互关系为引喻，力图说明人生旅程中辛勤耕耘和一朝收获之相互关系的大道理；同时，他也是在试图将最深刻的人生哲理注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思想体系以使之永葆活力。大主教的这种良苦用心和隽永话语，其实是与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主导思想不谋而合且珠玑并呈的。顾拜旦在他的各种演说中也是一再强调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早在1894年的一次演说中，顾拜旦就深刻地指出，“现代体育运动比古代体育运动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了的是高度完善的器械，而少了的则是哲学基础”。（顾拜旦文选，詹汝宗等译，奥林匹克出版社，1993，11）就在美国大主教那次布道演说之后第5天，顾拜旦发表了另一次演讲，他赞赏地重温大主教那段富于哲理的话语，号召人们将这些词句铭记在心，因为他相信，这种思想“将扩展到每一个领域，形成一种清澈健康的哲学基础”。（同上，24）
与奥运先驱者比较起来，我们今人是不是也多了一点肤浅浮躁而少了一点哲学思考？国家体委组织翻译了《奥林匹克宪章》，翻译了《顾拜旦文选》，这些固然是与国家申办奥运直接有关的工作，可有关部门及专家却没有下工夫联系上下文来真实准确地将奥运信念翻译成中文；若论根源，是不是我们国人太容易满足于固守运作层面的既成“事实”？单看大主教那段话的前半句，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not to win but to take part,那确实是说“在奥运会中最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但那是不完整的语句，怎能用来表达一种完整的思想呢？just as 这个连词分明是在提示人们，前半句与后半句之间有着引喻借代关系。的确不假，奥运会中贯穿着生活哲理，而生活之中也散现着奥运精神，不论是讲奥运还是讲生活，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所以，大主教在引喻借代之后做了总结：The essential thing is not to have conquered but to have fought well.强调“根本的问题不在于实现征服而在于尽力拼搏”。
如此分析下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便不难找到。首先，我们需要完整准确的关于奥运信念的文字表述；其次，我们也需要简捷响亮的“关于”奥运信念的文字表述。前者是为内存修养，后者是为鼓动影响。全文对译，意思完整但不够简捷；摘取片断，似乎简捷但难免偏颇；二难之下，更好的办法便被激活：取全文之大意而将词句做重新组合。对于我们来说，将这段英文全文直译中文的办法已不可取，那将不是有所肢解便是过于烦琐，只有领悟原文而试做意译才是上策。
关于奥运信念，我们的意译方案是：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至于这句口号式短语如何再次准确对译成英文和法文，就留给英法语言专家去做吧。“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和“参与比获胜更重要”相比较，其实只多了“竞争”两个字，但其意义却有了显著区别，关键是它使“参与”有了指向和依托。
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语词鲜明地排除了在二难选择时容易出现的逻辑含混，次要因素不能翻个跟斗之后就被说成“也是重要环节”。与“参与竞争”相比较，“获取优胜”确实并不紧要，因为在任何意义上，优胜都是暂时的，而竞争却是永远不能停止的。通过对竞争的参与，才最有可能不断地取得优胜，即便始终远离优胜的预定目标，但参与竞争的过程仍然可以使人变得比先前更快更高更强，这不也是一种胜果？
一般参与跟参与竞争则显然不同，持“一般参与”信念的人往往会在加入其中之后即告满足、欣喜并自动止步，这在某些奥运会参与国那里可以清晰得见，而这绝不是真正的奥运精神的体现。
参与竞争，就是加入到挑战者的行列中去，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至于向谁去挑战，那当然总是要向比自己更快更高更强的人去挑战嘛！挑战的姿态本身，既全面映衬着积极参与的理念和背景，又集中表现为挑战者的意志和勇气。挑战者未必个个都有成功的把握，但正是因为敢于直面成功之或然率，才更显示出挑战精神的可贵和难得。《顾拜旦文选》中有一句话：“丢脸并不在于被打败，而在于不参与”。（同上，12）根据顾拜旦一向倡导的奥运精神及其特别崇尚的生活哲理，我们是否可以更为准确地将这话理解为或翻译为“丢脸的并不在于被打败，而在于不敢参与竞争”呢？只有在“参与竞争”这一思想主线上，奥运信念方可毫无理解障碍地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达成一致。
本来，奥运信念与奥运格言之间是不应该存在矛盾的，因为它们共容于同一个思想体系，若单讲“重在参与”，那就很难与“更快、更高、更强”的思想相协调。以往用“层次递进”，“基－峰互补”的说法强为辩解，显然是不得要领的。单讲“参与”奥运，正如让人仅仅活着，未免太消沉自抑了。“参与奥运”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参与奥运赛场的竞争，正如人活着就要让理想不停地激荡在心中。那种认为讲参与就是讲人人都可以介入的低水平活动的观点，更是对奥运精神的莫大曲解；由此，虽然似乎可以自慰于“毕竟是有了”赖以提高的所谓基础，然而，在“重在参与”的价值取向之下，谁能保证人们不会放弃或放松对更高理想境界的追求？曾知否，人是天然具有惰性的存在？
我们不是常常在说奥运精神反映了一种人生哲学吗？其实，质言之，这种人生哲学就是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地欧洲大陆上并不被用作贬义词。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就郑重地指出：“乌托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78）德国文学家歌德更对乌托邦精神做出明确注解：“……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来对待”。（同上，77）任何人只要深入思想层面就会发现，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来讲，正好类似于乌托邦那样一种境界，虽然暂时不能甚或永远不能摘得奥运胜果，却不应放弃对优胜的追求以及对追求过程的积极认可，因为在追求中体现着人类最可宝贵的超越精神，也只有在努力追求或者说在参与竞争的过程中，才真正没有人生最高意义上的失败者。通过竞争，人类自身原本不详的体能潜力就可以被逐级激发出来，从而不断地变得更快、更高、更强。顾拜旦说“经选拔的最快、最强壮和最勇敢的各国青年都将受到邀请”，（顾拜旦文选，86）这句话不正是对单讲“重在参与”所做的批评而同时也是对“参与竞争”的信念给予了肯定！
然而，如果说奥运信念在奥运先驱者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且历历清晰，那为什么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却完全没有对奥运信念的文字表述呢？尽管心存疑问，今人却已无从当面去做咨询。不过，我们可以根据逻辑线索尝试提出自己的假说。
1890年法国神父迪登曾援引一句千年古语“更快、更高、更强”，用以鼓励学生参加户外运动；由于这句话言简意深又特别符合崇尚超越的人生哲学，因而得到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的击赏和推荐；从1920年第７届奥运会开始，“更快、更高、更强”这个短语便以奥运格言的形式被大力宣张。早在1908年第４届奥运会期间，关于“参与和取胜”的奥运信念便已有完整表述，但完整表述的文字实在太长，显然不适于作为口号而被宣张；完整表述被直接裁剪之后，文字虽然简捷了，但本真内容已经严重走样。作为完整体系的《奥林匹克宪章》，当然既不宜让文字简捷的“格言”去对仗文字烦琐的“信念”，也不能任由“格言”表达一种思想而“信念”在文字删减之后却标示着另一种意向。故而，时至今日，“奥运信念”仍无法被写入《奥林匹克宪章》。未被写入宪章的概念，未必就是无足轻重的素材，因为人们的认识能力将不断有所提高，奥运思想体系也将在思辨中有所修改。现在我们重新表述的奥运信念“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既高度吻合奥运格言的基本思想，又洗练简捷到可以作为口号而被宣张。奥运需要格言，奥运需要信念，奥运需要宪章。先前的阻障既已搬开，《奥林匹克宪章》中单列“奥运信念”之日，便殷殷可以盼望。
9．3谬点批评
关于奥运信念何时能被纳入《奥林匹克宪章》，我们暂且不必奢望，但明确澄清奥运信念的本真含义，对在体育实践中尽可能地排愚去拙，必将有着积极影响。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如日中天，空前盛大；竞赛项目越来越多，似乎过于庞杂；竞技水平越来越高，似乎已经异化。于是有人担心盛极则衰，预言健身体育将兴，而竞技体育将无从继续发达。假若果真如此，那“更快、更高、更强”格言岂不要彻底失效，而心存“参与竞争”的信念也将不再有任何必要？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那种担心和预言连同某些试图抑竞技体育而兴健身体育的说法，只是表现为缺乏理性思考。人类的体能潜力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常问常新却永远也不会有肯定的回答；竞技体育则迎难而上，（或许是无意识的）以比赛的方式全力去探索，这种现象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叔本华发现人生“永无休止地受着意志的支配和驱役”，（叔本华，人生的智慧，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80）而“世界的尽头和起点不是要到我们以外而是要在我们里面去寻觅”。（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1，573）人生永无休止地经受意志的支配和驱役，表现在奥运世界中的不正是对体坛竞争的积极参与？参与竞争方显更快更高更强之本色，那度衡标尺确实并非外在于人而只能由人去感知。世界无尽头，体能有潜力，意志激荡也便永远无休止，奥林匹克运动自有博大精深之哲学相支持。
至于说健身体育是否会取代竞技体育而成为奥运世界的第一主导，这要看人所理解的体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许多人望文生义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体育活动就是为了保健身体进而延年益寿，以为健康就是一切，长寿就是人生的最大愿望。这种观念与单讲“重在参与”而不讲“参与竞争”的思想何其相似，似乎健康长寿的意义完全自明而根本不必多想。然而，若单讲养生就完全无须体育活动，君不见长寿动物一族的最大特征便是多静少动？不过，人不论能活多久，“每天都必须赌一点彩头”，（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5，70）不然就会感受到无法忍受的无聊和烦忧。“赌一点彩头”也就是使参与人生有了竞争内容，体育活动所能提供的，就是发展参与竞争者的体能水平。体育与保健养生有区别，也与生产劳动大不相同。体育是人在生活条件有了基本保障之后，为求进一步发展体能而自由参与的文化活动。体能的发展总是由低而高层层推进，百年前奥运精英的比赛成绩，在今天不过是普通大众的健康水平。健身体育虽然是以初级保健为起点，却仍然形态鲜明地表现为体能竞争——试想，跑步、练操、球类游戏等诸多典型的全民健身体育项目，哪一项活动离开了竞争意向还能够持之以恒？健身体育也有医疗养生的某些作用，因而也有可能蜕化为单纯的医疗养生之手段；但健身体育的存在意义完全在于它符合强化体能的体育之要义，只是惟其层次较低，故而无力居高领先去为整个体育指引航程。相比之下，还是竞技体育最能反映体育的本质特征——任何极限之说都将被突破，尽数剥离之后的所剩就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
抓住体育的本质特征，竞技体育就有理由得以优先发展；高度发达的竞技体育，必将强有力地牵动整个体育的运转轮盘。以往“重在参与”宣传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不仅仅表现为概念不清，在具体行动对策的选择上，亦颇有一些问题值得反省。例如，田径等意义重大的体能类项目，其奥运会成绩记录往往低于各单项世界锦标奖杯大赛的水平；是不是“重在参与”的信念抑制了参与者去为提高成绩纪录而拼争？然而，虽然说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但最终还不是把获取奥运优胜奖牌看得比什么都光荣？体能类项目的发展最忌过于讲机谋——你留“后劲”，我做“观望”，大家想的都是最后一搏而取得成功，可即便成功了，那又能是一个什么值得称道的新异水平？体能类项目是全部竞技体育的基础和高峰，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主旋和质重；一旦规模最大的奥运盛会并不能从主体上代表竞技体育的最高水平，试想一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将面临一个多么暗淡的发展前景？
“重在参与”的信念虽说比较消极，却激发了我们中国人的某种“参与”热情。鉴于现代奥运竞技项目系列尚无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贡献，有人极力将国宝武术推向奥林匹克运动。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参与都是有条件的，若讲“参与竞争”就必然要承认奥运竞赛的通用规程。目前全部奥运项目均有时间、重量、距离等物理标尺作为竞赛结果的度量衡，即便是体操跳水等主观评分项目，也自有弯曲角度、旋转周数、稳定程度等转换机制内化于其中。中国武术则始终有着击打护卫的实用目的，当其部分修琢而成套路表演时，虽说其本真精髓已经有所变质，但所谓精、气、神三位一体之说，仍然是对其做出评价的宗艺性标尺。奥运竞赛务求公平合理，因而竞赛双方之间不可能存在无法相提并论的遥阔差距，不可能你跑了100步，他连起跑器还未蹬离。中国武术则可以大相忤悖：那功夫高手的动作，屈曲着亦显刚劲，直伸着亦含阴柔，他一定要讲求以一当十，不给对方留有余地任其还手。武术击打或表演的场面固然令人惊叹，可比试之后又该做何评判？有通用规程方可进行公平竞争，有公平竞争才会有更快更高更强的可比的运动水平。体操、拳击、摔跤的竞赛规程统统不适用于规范中国功夫的较量，形似的模仿移植也肯定无助于将武术项目引入奥运赛场。武术欲参与奥林匹克的竞争，或许应发挥其自身的一切所长，将整个奥运赛事只作为一个竞争对象，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补中使自身的精华得以弘扬。
不是“参与比获胜更重要”，而是“参与竞争重于获取优胜”。奥运信念得以澄清之后，是不是确实有助于我们在体育实践中更为积极更合逻辑地调控自己的行动？
9．4败点反省
如果说以往流传的奥运信念短语确有问题，那么，今朝反省奥运及申奥方面的运思败点就可以从这里做起。回想十几年（以世纪之交为限）来的奥运进程，带给国人的确实是太多的大悲大喜；不过这并不表明我们充溢激情，而只能说我们缺乏成熟的认知机理。
首先来看奥运战略目标。1984年我国重返奥运，初次参赛，一切陌生，事事神秘，当时的信念确实是重在参与；惟其不敢奢求胜果，故而许海峰的一块射击项目金牌，才给国人带来过高的意外惊喜；更没想到的是，首战奥运就摘取15块金牌，且15块金牌就将我国推上金牌总数的第4把交椅。大喜过望的业内人士急忙启动奥运战略研究，大家都认定这里面还大有好戏；1985年开始谋划2000年的中国体育，此间的心态已然不再是重在参与。其实，力争上游的方略不论针对谁人均一向可取，不和谐之处只在于，明明举弓搭箭一意射向奥运三甲，嘴上却仍在虔诚地声称不在乎取胜而重在参与。心口不一的结果当然是自乱节奏而导致一系列阴差阳错，《2000年中国的体育》这一课题报告刚出笼便不知究竟是为谁所写。《2000年中国的体育》将竞技水平预期为奥运会第3～5名，这个看似很有弹性的目标定位却纯然是一幅自欺欺人的图景。试想，怎么会仅仅欲争前5位，1984年不是已经达到第4名？若说力争前3席，就须在苏、美、东德三强中挤掉一个，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当时并没有谁预见到苏、德政局的变更。
此番规划的百般破绽，转瞬间便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集中现形，我们不但未能保住上届奥运的排位，反以区区5 块金牌的弱势被挤出前10名。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悲怒哀怨声，以至于有一人称之兵败汉城，便有众多人与之共鸣。我们则不禁要问，既然说是重在参与，又何必如此大动肝火地愤愤不平？其实，不论奥运战略的策划者还是普通老百姓，似乎全都忽略了苏联和东欧诸国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背景，如果虑及此项便会得识，我国在1988年奥运会上排名第11，比之1984年奥运会的第4排名，更符合当时整个奥运赛场力量对比的实情。遗憾的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对竞争方略深加反省，反倒自宽自慰地重弹“重在参与”的陈调，相互告诫着金牌的分量原本就很轻；一时间国人不再敢做体育强国梦，任何“超前”之说都被严加批评。及至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国内宣传的调门已是低之又降，几乎无人敢对奥运新赛事再有任何冀望。没想到第三次参加奥运第三次事出意外，随着巴塞罗那奥运会日程的推进，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一再突破专家们的保守预计，最后竟以16块金牌重坐第4把交椅。意外的胜利又给国人带来超常的惊喜，颁奖重金，聚会称颂，庆功的浪潮澎湃无比，重在参与的信念再一次无可寻觅。
竞争优胜的喜悦延续了4年，许多人都把1996年看作奥运竞争实现超越的机缘。亚特兰大奥运赛程刚刚过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就与上一届奥运基本持平，当时曾有权威人士乐观地告诉记者，说还有5～8块金牌“应该得”或“可争得”。偏偏好运就此不再来，最后还是排名第4且金牌也不过16块。其实16块金牌已经得之不易，第4名的排位也很实在；偏偏有人热衷于“有所超越”的辞令，什么“稳中有升”，什么“第二集团前列”，这类词语纷纷见诸报端，却将奥运信念远远地抛在一边。然而，1996年得16金22银12铜，1992年得16金22银16铜 ，明明是减少4块铜牌，怎能算作“稳中有升”？金牌数名列第4就是第4名，怎么非把它说成“第二集团”的领头兵？是不是竞争的心态过于扭曲畸形？如果说1992年以前苏、美、德确是公认的奥运三强，那么1996年的奥运便惟有美国堪称一颗巨星光耀独放。1992年奥运会，苏联（独联体）45金、美国37金、德国33金、中国16金、古巴14金、西班牙13金；苏、美、德三国之间的金牌数虽有差距，但其相差不足整数倍，连半倍的关系也没有，中、古、西三国之间的金牌数对比关系与之相同；而苏、美、德与中、古、西两组国家的金牌数相差均达一倍以上，差距显著，界标分明；那时若说苏、美、德是第一体育强国集团，绝无异议；说中国暂居第二体育强国集团前茅，亦合情合理。可惜这后半句话此前未曾说出来，是不是奥运战略目标定位尚在犹疑徘徊？
1996年奥运会上，强大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东德加西德一时反而变矮，美国独得天时地利人和，一马当先夺走44块金牌；国际体坛格局重新改组，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一个也没有：俄罗斯26金、德国20金、中国16金、法国15金、意大利13金；美国的金牌数超过俄罗斯的70%，超过德国一倍多，而俄、德的金牌数却均未超过中国的50%，俄、德、中、法、意已成为同一集团里的体育强国。鉴于美国一枝独秀而不成集团，本不应设置“第二集团”之说；即便说在美国之后有一个实力接近的强国集团，那显然中国也不是位居其前列。其实，不论居前居中，总的排位已然分明，分歧只在于以什么心态去参与奥运赛事的竞争，因为不同的心态，会使人对同一结果抱有不同的期待和认定。
再来剖析当时申办北京奥运的心境。我国重返奥运之年，奥运圣火恰正如日中天，小小的韩国也能承办奥运赛事，更使一些大国强国都急于把奥运赛事包揽。于是，申办奥运一时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焦点，特别是有10余个国家的著名城市纷争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我们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即萌生此念，并把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作为申办奥运会的良好开端。我们在体育场馆设施、城市交通通讯、周边环保生态等几乎所有硬件方面，都付出空前巨大的代价去加以改善，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也可证明我们不缺乏举办国际大赛的经验，至于国家政局的稳定、社会全面可控的治安，更是由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出面许以诺言；此外，我们还殷切地邀请并超规格地接待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我们对举国上下企盼奥运的极致热情也做了力度空前强劲的宣传，另据关于其他对手竞争实力的信息分析通报，北京竞标成功始终占有大半胜算。
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竞争的本质就是博彩，奥运申办竞标活动也不例外，而博彩的输赢服从概率论，只要竞争未果就总有功亏一篑的可能存在。其实，雅典盛迎奥运百年回归而功亏一篑的教训并不算远，遗憾的是，我们的1990～1993年间已容不得任何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见。国人当然开口全是福音，只是国外有记者曾问及如果此次申办不成又该怎么办。我们决策圈内的高层官员语出惊人：如果此次申办不成功那就永远不再申办！虽然后来一再申明那种话只代表某些官员的个人想法，但决策层孤注一掷的心态已然暴露在世人面前。——是重在参与还是重在取胜？谬解奥运信念的误导也于此间产生负面效应。由于决战决胜的方略已定，就在无形中施压于己而难以把某些不利因素公开讲明。我国多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当时仍与市场经济国家分属两大阵营；西方社会先已执握国际经贸的牛耳，对计划经济国家总是又拉又打、怕其过贫又恐其昌盛；日本和韩国的经验则昭示世人，四年一度的奥运盛会，是一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天机良辰。既然这里潜藏着巨大利润，怎能幻想多年的成见一朝消解，任由我国从世界经济盘子中得享其份？以往当西方学者强调体育独立于政治时，我们总是据理据实予以反驳，然而这一次我们对意识形态分歧所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却估计得实在不够充分，直至1993年9月23日表决结果公之于世，我们才猛然醒觉奥申背后的深层矛盾。
奥申落选算不算失败，关键要看对奥申其事是持怎样的心态。既已拉出志在必得的架势，那就不具备重在参与的胸怀；既然不是重在参与而是重在取胜，那么得票的差额不论是多是少已于表决结果完全无碍；所谓两票之差最后一个落马，那只能算作五十步笑百步式的自虐表白。
吃了一堑就应多得一个教训，申办奥运同样需要奥运精神。为什么转年我们不再参与下一届奥运申办的竞争？谁不知道底特律曾先后7次申办奥运而均未成功！重要的是参与竞争而不是立时取胜，只有在持续竞争中方存留品尝优胜甘果的可能。到了2000年，我们终于宣布参与申办2008年奥运，然而大家对奥运信念的理解与8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条来自体育决策机构的信息令人费解——“吸取上次申办时的经验教训，此次申办，国内宣传要冷”。上次申办未果的根源究竟何在？难道是国内宣传力度太大过猛？知否衡量奥申底数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人民大众参与申奥竞标的迫切心情。西方社会一向重视群众情绪的影响力，我们冷处理的结果会不会失之舆论支撑？斗转星移，彩虹落地，2001年申办2008年奥运居然成功了，这里面当然有举国努力和对手示弱的因素，更有何振梁老人个人悲情在起特殊作用。可旧有问题并未消失，而成功之后就很难对内存败点再做反省。2001年10月我国参加足球世界杯预选赛出线之后，重在参与而不讲不想不再参与竞争的心态又一次占了上风，在2002年6月正式开赛之前的那大半年时间里，国足球员连同其洋教练几乎全都大肆做广告，“快乐”得连常规训练也没了正型。真到世界杯赛场上一亮相，立即暴露出无数的低级漏洞。一球未进，场场尽输，球员们却个个满脸都是笑容。记者们纷纷发出报导，惊呼从来就没见过如此不知进取的球队。这也难怪，我们这些球员信奉的本来就是“重在参与”而无须什么竞争。
谬解奥运信念的误导作用，在许多具体的奥运行动中亦轻易可见其踪影——1998年2月辽宁马俊仁立下军令状，誓夺2000年悉尼奥运女子中长跑金牌，并提出承包悉尼奥运会的金牌指标。此举犹如一石击水而产生波纹扩散效应，其他省市随后也纷纷表态并提出承包悉尼奥运会的金牌指标，一时间竟形成一股金牌承包风。这就既不是重在参与，也不是参与竞争，而是孤注一掷，志在必得，得胜抵命，且全然不顾在两年半的时段内，还有多少影响要素尚未确定。朱建华曾于奥运会前一个月对跳高金牌做出承诺，王军霞就在奥运会万米赛跑前一天内还说夺取这块金牌更有把握，然而，这里似乎藏有天机，天机绝不许人预先说破。所谓说破天机，其实不过是轻狂自得，那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失算概率，总是恰逢其时地突然下落。
想想看，两年半的时段可分成多少天，此间己方实力与诸多竞争对手的情况会发生多大的改变？人类体能的极度激发需不需要调控情感，另外还有没有无可预测的意外事件？那些大讲科技兴体的业界人士，酿就新款轻诺又凭据的是什么信念？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次挑战来自内部，马俊仁承诺的有效期竟短得不足一年——1998年12月曼谷亚运会的田径跑道上，马俊仁及其麾下的精英选手一个也没露面。2000年伊始，田管中心与马俊仁之间似乎捐弃了前嫌，可一场马拉松接力赛的冠军，并不足以表明马家军的内伤已经复原。这一次对马家军的宣传显得特别冷静，是不是在奥运信念的领悟上已变得清醒？遗憾的是，事实上2000年的奥运金牌仍与马家军无缘；而在此前后马俊仁参与了行政领导工作，马家军的辉煌赛绩也就不再重现。
大赛启示——北京奥运会
雅典奥运，启示良多，时隔四年，谁还记得？
北京奥运，喜中有惑，随想随记，形诸笔墨。
11．1开幕表演缺失
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踏着这千年仅一回之幸运时辰的步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系列节目，大气磅礴地缤纷上演。节目主创人历经两年呕心沥血的构思筹划，一朝出手，果然不同凡响，不仅成功地调动了近万人前来参演并使其尽情展示演艺才华，而且充分借重了现代高科技声光手段和上天入地平铺直叙的三维伸缩设备，终于在这近百分钟的时段里，为十万亲临现场者和全世界几十亿电视观众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主题创意并将之演绎成一幅幅动感的美轮美奂的艺术场景，令人叹服，令人陶醉，令人欣喜，许多国内媒体的报道都盛赞这是奥运史上最精彩的开幕式表演。
不过，仅仅一般性地说此次表演堪称精彩是没问题的，可若说这是奥运会的开场表演，其精彩性质就令人生疑了。试想一下，这些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节目，拿到上海世博会或广州嘉年华的开场仪式上去行不行？完全可以嘛！可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节目内容缺乏体育特点嘛！体育的根本特点是什么？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奥运格言“更快更高更强”嘛！而更快更高更强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体育活动上，就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和他的整个团队不懂体育，应是确定无疑的；他们所能接触到并得以咨询的体育系统的各种专家，对不同于一般健身的真正的体育之本质特点基本不懂或似懂非懂，也是明显的事实。事实上，我们体育系统的许多官员专家乃至学者，至今仍把体育当成养生保健之良方，并把优秀选手的竞技活动仅仅理解为参赛夺标、奥运争光之类的手段，而根本不懂得，不论普通民众的健身体育还是精英选手的竞技体育，其共同的本质特点都是强化体能，且此种强化对于人类总体来说并无止境。长期以来，体育即养生的思想流传甚广，影响至深，普通民众自然而然地顺势趋同，根本无缘也无力对体育与养生两大系统做出区分。既然认定体育即为养生保健活动，那么所谓体育在中国就自然是古已有之的，而古已有之的中国传统养生保健活动又以琴、棋、书、画最为典雅别致，这就怪不得张艺谋们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尽情地演绎笔墨纸砚、画轴长卷、活版印刷、击缶拨弦。
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演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无可厚非，而且理当大力赞赏，问题是演绎的主线不能偏离体育，更不能对体育的本质特点完全置之不理。不知者，不怪罪，但留下这么大的遗憾，是值得我们体育人认真反思的。
我们大概都会清晰记得，2004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那些加长四肢的巨人在惊涛骇浪中与各种山神海怪进行殊死搏斗的场面，很明显，那些表演既逼真地反映出泛希腊民族面向海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景象，又深刻地体现了地中海北岸人民极力发掘自身体能潜力，不断挑战自身体能极限，在艰苦卓绝的肢体运动中最终实现自我超越的体育精神。再往前追溯，关于历次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的记忆碎片，已不足以构成一些完整而清晰的画面，但我们作为即时的电视观赏者，都会记得当时是怎样由衷地赞叹那些节目中将不变的体育精神与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有机融会的精妙构思。或许，对于历次承办奥运会的那些欧美国家而言，在开幕式上体现体育精神和特点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奥运会就发祥于欧洲并兴盛于欧美各国，体育早已成为欧美文化的一种构件。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体育是一个舶来品，而任何舶来品在中国，几乎都要经历一个从拒斥、屈就，到盲从、热衷，再到扭曲、变形的过程。有人曾在“土洋体育之争”时期试图取消现代体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席位，也有人曾高举“体质论”的大旗而公然贬抑现代体育项目对于普遍提高学生运动素养的作用，时至今日，现代体育的基石——田径和体操这两大项群已然成为学校体育改革的革除对象，正在备受争议，饱经煎熬，奄奄一息。
由于从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体育就开始误读体育，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普遍深浸于错位发展体育的川流中。本来可以拨乱反正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却相当弱势，而强势的主流体育理论又总是对普通百姓的体育误读情势起着推波助澜作用。此间，最根本、最重要或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如何认识体育的本质、特点、精神、宗旨或追求。毋庸讳言，强势的主流体育理论始终停留于20世纪初期领袖尚处青年时代的一封与友人的通信所写“体育者，养生之道也”的认识水平上，其后的“健康第一”、“增强体质”等政治性题词，更是将那种认识圣化亦固化起来。可是，让我们想一想，开展体育活动，是为了保健养生吗？那么请问：姚明、刘翔等体育精英所从事的专项运动是不是体育？毫无疑问，姚明和刘翔在当下中国最有资格作为体育之代表，所以雅典奥运会开闭幕式上中国代表团就是分由他俩高举国旗、先导入场的。北京奥运会也是这样设计的，姚明已经撑旗走进开幕式，刘翔却在闭幕式之前受伤了，而且伤得不轻。稍后些，姚明也受伤了，他俩不仅都要到美国去找最好的专家来做手术，还得老老实实地疗养大半年。显而易见，姚明和刘翔所从事的体育活动已经相当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身体，暂且不论这运动创伤以及那些常规运动可能导致多大程度的寿期削减。可是，我们能因此就否认姚明和刘翔所从事主业活动的体育性质吗？
反观一下，我国城镇的开放公园、住宅小区、路边空地等公共场所广大民众每天都在进行着的晨练活动，又算作什么呢？慢跑、散步、摆拳、做操、跳舞等均属有氧活动，绝大多数晨练者在这类活动中基本上都是面色自然、呼吸平缓、很少冒汗，或者说仅以身体微微发热为限，这能算是体育活动吗？若说这就是体育活动，那又如何能将之与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及其所蕴蓄的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真义相协调？或许有人会说，广大民众的体育是健身性质的，精英选手的体育是竞技性质的。这话并不错，可问题是，健身体育与竞技体育二者之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如果说没有，那二者就不是同一类事物，在体育活动的确认上，就必然有一者是冒充的；如果说此二者确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所谓健身体育和竞技体育便只是同一种现代体育的两种表现形式。如果将体育的本质认定为保健身体，那么此种体育就不仅与奥运格言相抵牾，而且也与传统的养生文化混同了；如果将体育的本质认定为强化体能，则对于竞技体育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可又该如何理解健身体育？
健身体育也讲求一般保健养生，但那是整个活动过程的初级阶段。人在正常的生长发育时期，只要适当做一些肢体操练，就会收获相应的健身功效。如果肢体操练源于传统养生系统，那通常都会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力戒因过度亢奋而使机能状态失去原有平衡；如果肢体操练属于现代体育的项目动作，那么操练活动势在必然地就要逐级加剧，不断地寻求超越现有的操练水平，进而也就展露出健身体育之重心——体育的本质特征。
由于深受传统保健养生思想的影响，普通民众在身体锻炼中一般都不会自发地产生持续强化体能的意向，我们日常所见晨练者的绝大多数所从事的健身活动，都不是体育健身而基本属于保养健身。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单纯的保养健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或学生，其健身活动若不借助体育手段，就不可能积极有效地对身体素质尤其是运动素质加以改善——这毕竟是现代人的一种缺憾。
广大在校学生理应自然而然地受到学校体育的熏陶和训导，遗憾的是，在一次又一次为改革而改革的体育教改浪潮的荡涤与冲刷之下，学校体育的体育特色已经所剩无几，从这样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作为“体育盲”走进社会，形成一个指鹿为马即指“保健”为“体育”的群体，就不足为怪了。广大民众和在校学生中只有极小部分人有缘分也有条件得以体育启蒙，他们很快就成为其所属群体中健身强体的突出典范；尔后他们中又有更少的一些人继续向前发展，幸运地成为竞技体育系统高水平精英运动的成员。只有从他们的运行轨迹上方可以清晰得见，健身体育是起点，竞技体育是高端，二者原本就是同宗同源，强化体能则是此二者一脉相承的内在主线。多数健身体育的实践者未能发展到竞技体育的更高层次上，但其体育活动的强化体能之追求却并未改变，虽说不能参赛夺标，但仍可自慰于体育带给自己的体格强健。一些中老年体育人口似乎不可能再使自己的体能有所强化，但健身体育却可以确保其践行者的体能衰退过程尽量放缓，同类相比，缓慢衰退是不是就等同于一种相对进展？
以上这些分析应当不难理解，可在主流体育理论中却始终不曾出现。张艺谋们全都完整经历了对体育其事见而不识的学校教育阶段，让他们自动去填补体育本质的认知空位，自然是勉为其难。体育基本理论蒙昧的消极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只不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表现得最抢眼。若不尽快展开体育基本理论的启蒙教育，那么一次次偏离本质的体育节目就会一再地应招上演。切莫以为人人都不说就等于破绽不存在，今天的一切都得经受时间的一再翻呈与筛检。
11．2体育强国标志
在我国体育发展状况的自我评鉴一事上，体育界总是有一些奇谈怪论大行其道——明明金牌总数排名第二（雅典奥运），却硬是说处于第二集团前列；明明金牌银牌总数（亚特兰大奥运）与上届（巴塞罗那奥运）持平而铜牌少了4块，却硬是说成绩“稳中有升”，这分明是做错了小学算术题嘛。所谓集团，至少得有两个单位吧？金牌总数第一的美国只是一个单位，构不成集团嘛！自谓“第二集团”，是自谦吗？可主语是“前列”，分明是自夸嘛！
北京奥运，从开赛第一天起，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取的金牌数就处于领先地位，及至奥运闭幕，中国以51枚金牌的业绩高居金牌榜之首席，把美国（36金）、俄罗斯（23金）、德国（16金）这三个传统的体育强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国人在惊喜之余，不免有些疑惑：咱中国这就成为体育强国啦？虽说我们早已铆足劲儿力争在北京奥运会上实现金牌数第一的目标，但其实并不十分自信——毕竟，发展须有一个过程，跳跃难免一段虚空，人家老牌体育强国的实力，咱们并不详知根底呀。所以，面对这愿望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一帆风顺之领先局面，国人难免大喜过望而又喜中掺忧。终于，在赛程刚刚过半的时候，就有权威人士出来警示国人：金牌第一不等于体育强国，中国是金牌大国但不是体育强国……由此便引发了奥运会后持续多日的国民大讨论，主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体育强国？
像这类问题到了今天竟还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异议，首先就说明，多年来我国体育文化的研究与普及还存在许多疏失甚或严重缺漏。这个问题本应属于常识之见嘛，试想，金牌数第一还不是体育强国，那什么才算是体育强国呢？持续多日的国民大讨论，就是因为权威之见与常识之见发生了碰撞。人们常把体育比作健康社会的缩影，就是因为体育比赛的过程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即每一位参赛者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接受同一裁判按照同一规则所发出的指令进行竞技活动并认同其所做出的裁决，因而比赛结果就是明确具体、无可争议的，谁得金牌谁就是最强者。这样简单的问题在我国居然仍须经历一个时限不短的认识过程。
早在1985年我国第一次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期间，国家体委就拟制出《2000年中国的体育》这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就明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主要标志是：1，全国近5亿人参加体育活动；2，青年一代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有明显提高；3，在奥运会上名列前茅，大多数运动项目达到和接近世界水平；4，出现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体育科研成果，在重要领域有所创新和突破；5，普遍增加群众体育活动场所，建成一批现代化的场地设施；6，拥有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彻底改善体育队伍的人才结构。”（业内传阅）这个6位一体的指标体系显然不适于用作体育强国的标志，因为它不仅缺乏操作性、验证性，而且也过于繁复庞杂，用之就无法解释，中国的群众体育虽基础薄弱但其竞技体育水平却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的实情。很快地，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之前那一两年的筹备期间，国家体委便果断地纠正了在体育强国目标设定上的含混不清之弊端，重新提出：体育强国，就是以竞技体育水平为主要标志。（当时的体委文件都有记载）这一目标调整，在很短时间内就统一了业界思想，为成功举办亚运会树起一面旗帜并捋顺了行动导向。至于说在“主要标志”之外还有什么次要的或辅助的标志，从那时至今，大家却全都语蔫不详。这样，在事实上或实际判别上，竞技体育水平就是体育强国的唯一标志。当然啦，为了留有余地，为了免遭抨击，几乎从来没有人说出“唯一”的字眼。
从专业角度来分析，《2000年中国的体育》中提出的6大指标项几乎无所不包，确实不应被用作相对单色调的体育强国的判别标准。6大指标项在高度凝练后可简约为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两项，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状况也确实基本体现在这两大方面。至于说其他一些内容如科研水平、场地条件，则是另一个层次的议题，其原本应与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相互作用而得以体现。
当一个国家的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都得到很好的发展进而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时候，就可以称其为“体育发达国”。有人把体育发达国称作“体育大国”，但这显然不够严谨。“大”的字面含义是范围，“发达”才是程度的指谓。体育发达国，一般所指都是世界范围的，而当说到洲内体育发达国时，倒是应加上定语，如亚洲，非洲。欧洲北美的国家大多都是世界级体育发达国，其群众性的健身体育相当普及而且已与生活方式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之上，其精英性的竞技体育水平也不可能很低。对此，不仅有大量的信息报道，而且我们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亲身见闻。
体育发达国，是一种全面评价性的称谓，其内里当然涵盖着体育强国的因子。但有些体育发达国的竞技体育实力之强，未必总能表现在奥运会这种超大规模综合性的比赛结果上，其主要原因是另有一些国家以举国体制为动力去牵拉竞技体育之战车，那种集聚国力且不计成本的突击运作，往往会在短时间内激发出超常巨大的能量，一般的体育发达国则无力与之对抗。20世纪50年代至世纪末历次奥运会的金牌排榜，美国就比不过苏联，西德又赶不上东德；80年代中国重返奥运之后，日本也不是中国的对手，尽管后者并不比前者更发达。那些不能在奥运金牌数上领先的体育发达国，仍属体育强国，只不过其“强”是隐性的，隐性之强，不仅表现在其奥运参与程度和获奖分布及奖牌总数上，更表现在举国体制所鞭长莫及的一些重要项目上，如足球、田径、游泳。
与体育发达国相比，体育强国的性质及内容均较单一。何谓强？强者，就是突出于众嘛。什么能突出于众？那肯定不是多数嘛。突出于众者必定是少数，只有数量少才能凸显出来嘛。群众性的健身体育就是众者，因而完全无从凸显其高强与否。相比之下，精英性的竞技体育永远是少数人的事情，尽管它离不开群众的支持与观赏，但毕竟只有它才会一往直前地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故而也只有它才能够体现体育水平最高点之光亮。所谓最高点，也必得有一个明确标志，现代奥运有许多项目的参赛者数以十计百计，他们谁能代表最高水平呢？当然还是极少数的金牌获得者嘛，古代奥运就是只奖励一名优胜者，我们未见退而求其次奖项的记载。当然啦，时代在发展，人口在增多，奥运规模在扩大，多设奖项是势在必然的，今人无须拘泥于古人的某些陈规，事实上，银牌铜牌乃至前8名也都很了不起，但毕竟不能由他们来标示竞技体育水平最高点之所在嘛。所以，毋庸讳言，体育强国的唯一突出可见可度可量可以便捷比照的标志，就是奥运会金牌数。单项世界大赛的强国，应标加定语，如足球强国（巴西）、田径强国（肯尼亚）、游泳强国（澳大利亚）；只有综合了30余个项群的奥运会的金牌总数之排名居前，才是名副其实且最具真义的体育强国。
中国在北京奥运比赛中金牌总数第一，当之无愧地就是体育强国嘛！美国、俄罗斯、德国等欧美体育发达国的金牌数相对减少，说明这些国家的竞技体育出现了某种颓势，这是无须争议的现实状况嘛，但其仍未失去体育强国之本色，甚至还可以说，此乃文武之道，有张有弛嘛。中国虽然成为第一体育强国，但其隐忧并不少，不仅在奥运主干项目田径、游泳及三大球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优势可言，而且在冬季奥运上也处于弱势状态。所谓体育强国，也是动态变易的，今天的强并不能确保明天也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体育强国是由举国体制催化出来的，其“强”是极“脆”的，一旦举国体制被纳税人投票否决，或者国际奥委会遵循奥运理念而杜绝举国体制的介入，那我们还能不能保住体育强国的地位？话到这里，我们应当有所感知：危机在前且时距不远。如何应对呢？其实别无他途，我们只有借体育强国之动力，尽快地向体育发达国的目标迈进，才是最为可靠的良策；也只有真正成为体育发达国，国人才不至于总是患得患失、把金牌看得重于一切。
11．3刘翔退赛外因
2008年8月18日中午11点50分左右，北京奥运男子110米跨栏预赛第6组，刘翔在第2跑道（第1跑道空置）上进行赛前练习。只见他仅有的一次连续跨过三个栏架之后，立即面露痛苦神情，一瘸一拐地回到起跑区，木然地等待发令枪声。当第一次发令有人抢跑违例时，刘翔也顺势向前踮了几步，然后又一瘸一拐地回到起跑线上，向裁判员示意一下，就径直走进后场。正当人们愕然惊诧之际，赛场广播报道了刘翔因伤退出比赛的消息。可以看到，现场观众顿时哗然；可以想见，更为广大的电视观众该会是何等失望。一向阳光率真、自信无比的刘翔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4年前雅典奥运夺冠之后，他不是底气十足地说再过4年当他25岁时才会抵达竞技状态的最高峰，并信誓旦旦地要在自己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上再拿一块儿金牌吗？4年来国人一直都是这样期待着的，而这种期待也似乎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就是不断有权威报导发布出来，说刘翔的训练是科学化训练，负荷量并不大，但效果却特别好，还不会受伤，等等，等等。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4年都不受伤，可这一受伤就错过了4年一次的奥运大赛。难道事情就这么简单？人们很自然要探根究源。可正当媒体准备深入报导时，却突然万马齐喑，全体沉默了。可沉默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不提不念就等于问题并不存在吗？那以后会不会出现张翔、李翔、王翔之类的事件呢？我们体育人就这样每次出了纰漏都得过且过、听之任之？或许有人会说，对刘翔这样的年轻人出现一个失误要宽容一点。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我们的社会和行政机制难道就容不下对于刘翔退赛事件的不同声音的同时空并存吗？那又该如何理解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的“让人民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承诺呢?行政和媒体可以无原则地沉默下去，我们体育学者却不能不保持思考深度和言说力度。
中国有句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意思是说猪肥了要被宰杀，荣誉多了人会被压垮。刘翔是特别优秀的青年精英，似乎再多的荣誉也不能让他自满自足；可他的支持系统也足够优秀吗？他的领导、教练、协同人员群体会不会在某些重大问题的判断与决策上发生失误？4年前刘翔刚刚夺得奥运金牌，他的训练活动立即就被罩上科学的光环。由于“科学已经拥有至上尊贵的地位，由于科学俨然就是正确、真理、正义、至善、至美的代名词，当然谁都不敢公然提出异议，于是对科学的顶礼膜拜、对科学方法的极度迷信便盛极一时。”（孙伟平，价值哲学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2）竞技体育系统亦在劫难逃——什么动作技术的力学分析，什么电脑软件的数据处理，什么营养饮食的合理搭配，什么心理调试的妥帖到位，一时间什么都被说得天花乱坠。其实那都是用于对外宣传的美化说法，真正起作用的只是教练员的勤勉和运动员的苦练外加一点儿运气。然而，假话说得多了，就连说假话的人自己也信以为真，刘翔的支持系统竟当真以为凭借所谓的科学训练，即少练加心理稳定，就足以让他保持世界领先优势。既然优势特别明显，少练又省出大量时间，那就不妨兼顾一下物质利益吧。于是，田管中心就开始给刘翔安排商业广告任务。起初，刘翔是不愿意做广告的，为此，他曾多次公开发表声明。然而，随时间的推移，事态有所变化，田管中心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刘翔在田管中心的敦促下，承接了越来越多的广告业务，及至2008年上半年，刘翔已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广告第一人。按比例提成，田管中心也就成为体育系统最富有的行政机构，刘翔也几乎从专业运动员变成专业广告员。其实，他本可以把一部分闲暇时间用于攻读硕、博学位，那既有助于调节训练生活，又有益于加厚学养；既有利于当下，又将造福终生。然而，这些话在当时又有谁肯听？
人世间的事有时就是这样富于戏剧性，自己觉得尽可放手去做而谁都奈何不得，偏偏恰逢其时，大势却发生逆转。在刘翔的广告形象遍布全国大街小巷的时候，古巴110米跨栏小将罗伯斯却以刻苦训练的业绩一鸣惊人。2008年6月13日，就在这距离北京奥运不足两个月的关口，罗伯斯以12″87的成绩打破刘翔保持了整整两年的12″88的世界纪录。这对于中国田径界来说真是不亚于一场八级地震，以至于刘翔和他教练员的手机立时切断了信号，一连好几天外界都无法联系他们。为什么拒绝采访呢？显然是无法回答北京奥运那块儿预期和承诺的金牌的归属问题。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紧急时刻他们自然会采取超常规的应对行动——刘翔的训练会立时加大负荷——到了这种关口，也只能孤注一掷，以求全力一搏。偏偏他们又忙中出了错，忘记了刘翔的机体也是血肉之躯，而血肉之躯的负荷常规不能说打破就打破。先前刘翔的训练负荷究竟是大是小暂且不论，可在广告做得如此专业的时期，他的训练负荷肯定是比罗伯斯的小得多。急流猛转舵，悬崖狠刹车，机体承重部位于斯时就显得太薄弱……此次伤及跟骨及跟骨韧带固然带有偶然性，可未能审慎把握负荷临界点而导致体能渐进线一朝断裂的恶果却难以摆脱。事既至此已无可挽回，种种离奇的解释反而更令人疑惑——什么刘翔早在5月份就受伤了，什么刘翔的伤恢复得很好，不影响奥运比赛，什么全国人民不要给刘翔太大的夺金压力……谁都搞不懂刘翔的支持系统究竟做的是什么功课。
运动场上没有不败的选手，起起落落才是体育比赛的正常现象。这个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似乎只有刘翔的支持系统在搞变相的造神运动——倘若没有神祇的威能，谁敢预先就说要拿奥运金牌，就连美国NBA梦之队的豪言壮语也会完全失灵。偏偏刘翔就敢多次说出如此大话，那当然是其支持系统给了他信心支撑。早在4年前刘翔就被告知，田径运动是成年人项目，25～26岁才是体能的最高峰——当时年仅21岁的刘翔自然还有再次夺标的可能。某些科研人员也来凑趣，声言能为刘翔再拿金牌提供技术保证。对于这些说法，年轻的刘翔不可能不信以为真，3年多来他的竞技能力似乎也还算平稳。可早在4年前就有人从外部发出警示，并以朱建华为例告诫刘翔的支持系统。朱建华比刘翔整整年长20岁，也是21岁那年创造世界纪录，也被罩上科学的光环，也成为全社会热捧的光鲜人物，也曾誓言摘取洛杉矶奥运会跳高金牌结果却落空。两相比较，极其类同，“刘翔和朱建华同是上海人，相同的水土，相同的人种，相同的年龄，辉煌的业绩也很相近，他俩会不会有相同的命运？但愿怪圈不再重现，但需不需要预警在事前？”（本书“大赛启示——雅典奥运会”一章）如此切题的警示若被认真对待，其所担忧的不利前景当会不攻自败。遗憾的是，不仅业内人士不予理睬，普通的听者读者也多表嗔怪，结果便是不幸一语成谶，且刘翔的跟斗栽得比朱建华还要重——概率极低的临场因伤退赛。
作为运动员，刘翔在整个训练体系中更多扮演的是客体角色，而教练员是训练体系的绝对主体。训练主体理应发挥主导作用，一切比赛败绩也都应更多地从训练主体方面来找原因。关于刘翔专项训练的设计及过程控制方面会有什么缺失，我们局外人不得而知，但从数以十计百计的电视采访、广播录音、现场报告等信息渠道，我们还是发现一些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男子110米高栏的训练有没有规律？当然有！可教练员能不能说他已经把握了这规律呢？当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规律并不是可见可摸的什么物件，而仅仅是事物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且只有当人的意识介入时才会有意义；事物是不断变化的，人的意识也总是变动不居，所以规律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规律的客观存在性也总是随时间流逝而有所移易。这就从根本上注定了，人可以无限接近规律，却不可能真的抓住了规律并使之为自己所驾驭。刘翔的教练员历经十几年的实践与探索，接连取得了几项特别突出的业绩，但若因此就夸口说他已经掌握了成功规律，那就触碰到不可言说的训练禁忌。事实也证明了，昨天的成功做法不可照搬到今天，今天的良好状态到了明天则未必还能持续。
其次，由于在规律问题的认识上可能有所偏颇，进而训练思路也似乎变得模糊了。孙海平教练曾在新闻媒体上说，经过多年探索，他终于摆脱了传统的一般训练与专项训练相结合原则的束缚，找到了专项限定的训练思路，1995年他发表于某一核心期刊的文章就是其标志。对于他的这一说法，我们也可以根据他十几年的训练业绩来给予认定。但近两年来，也就是从刘翔创造新的世界纪录的2006年下半年开始，他的训练活动似乎不够专项限定了，我们不时地从电视上看到刘翔身负杠铃片做各种力量练习的画面。对于这一类似作秀的动作，由于我们尚不了解其训练的整体结构，不便妄下断语，但越来越多的商业广告的制作，显然是大大偏离了专项限定原则。回想一下当年马俊仁中长跑训练的成功经验，显然也是“专项限定”。马俊仁所带训的女子中长跑运动员，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长跑。马俊仁不仅不给运动员安排蹲杠铃等非专项练习，而且不让她们玩耍球类游戏，甚至连阅读杂志画报也不允许，做广告的动议哪里有人敢提及！这样做固然是太严厉太残酷太缺乏人性关怀，但专项限定、心无旁骛却是克敌制胜、参赛夺标的最佳武器。另外一些与运动员一团和气、对运动员关怀备至的教练员，谁能在训练业绩上与马俊仁比一比？马俊仁的这些做法后来不得不做出修改，于是乎专项限定的原则也就无法坚持下去，一个金牌教练员很快便销声匿迹。这些经验和教训殷鉴不远，是不是值得我们来认真汲取？
其三，刘翔的支持系统过于信赖刘翔心理素质良好的判断，甚至有点神化刘翔的心理稳定性。当有人提示说刘翔的心理调适功夫应有所加强，立即就有业内人士出面辩驳，还举例说刘翔在雅典奥运决赛前夜仍能安睡一宿，似乎他的心理素质好得无须多虑。可那些专家忘记了，雅典奥运决赛之前，刘翔并不知道自己会夺冠，甚至他对拿金牌连想都不敢想，他仅以新手之身去拼大腕名家，进退两便，输赢无损，当然心地坦然，无所负担，正常地睡一大觉，起床参赛就是了，有什么可紧张焦虑的呢？但在雅典夺冠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转变——刘翔成了强势目标，别人全都开始向他进攻。在一马当先、优势明显的时候，人的情绪还容易保持平稳，可一旦强手林立、势均力敌，充满变数了，那就任凭谁人都难免心慌意乱，焦躁不安。此时关键是为过度焦虑情绪找到一个舒缓渠道，使之得以释放，而后恢复正常的紧张状态即适宜的应激状态。让我们回想一下，近两年来，刘翔有多少次在重大赛事决赛前紧张得一句话也不说，直到有机会单独当着教练大哭一场，才总算可以轻装上阵了。从这一点说来，刘翔是孤独的、可怜的，而其支持系统过于一厢情愿地宁肯信其所向无敌手，则实在有点颟顸。在我们的训练领域，总是有一些人喜欢拿心理素质来说事，比赛赢了，就说是心理素质好，比赛输了，就责其心理素质差。刘翔的比赛成绩一直都不错，而且相当稳定，故而理所当然地被判定为心理素质好，而且特别好。其实，所谓心理素质，是以专项竞技能力为基础的，专项竞技能力低下，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无从发挥作用；专项竞技能力高强，自然就会充满自信，显得情绪很稳定；只有当竞赛双方知根知底且势均力敌的时候，运动员的心理素质才会受到真正的考验。关键时刻的心理素质要靠平时训练来改善与加固，而最好的心理训练就是增强专项竞技实力并对比赛结局做出准确定位，最好的心理训练师则是专项教练员以及思想成熟的运动员自己。
最后，应该说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事关基本思路和训练原则方面的问题，都不难被发觉并找到调试方案，其前提是允许多元意见的正常发表。遗憾的是，三四年间几乎任何关于刘翔的训练及竞技状态的质疑声音，统统都被封堵于千里之外，刘翔也几乎完全是在路路顺畅、帆帆顺风、句句顺耳的封闭环境中生活，似乎没人知道，这才是最危险的情势。危情最终突发于关键的最后一刻，可没等质疑声浪群起、未作任何失误反思，整个事件又被转移到另一个方向上去——有关人士竟开始大谈下一届奥运会刘翔夺标的前景。我们国人真是容易健忘，就在20多年前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朱建华未能夺得跳高金牌，当时国人也是一厢情愿地把夺标的希望寄托于下一届奥运会，结果呢？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朱建华不进反退，就连成功越过2米30横杆的能力也没有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辙未鉴，后车历险。4年后的2012年，刘翔已经29岁了，距离他自己所确信的25～26岁之最高峰已经下滑3～4年，即便他的体能不减，可谁又知道这4年当中会有多少强劲新秀涌现出来，且不说罗伯斯比刘翔整整年轻4岁。所以我们应该再进一言：与其一味地强做那种难以成真的美梦，何如采取积极选培新手以理性参迎竞争的现实对策。（遗憾的是，刘翔竟如同当年的朱建华，又成为独一无二的孤例。）
11．4体能高峰前移？
我国由行政颁行的运动训练理论认为，田径是典型的体能主导类项目，而体能主导类项目具有成人优势的特点。以男子100米项目为例，出现首次好成绩的年龄为19～21岁，达到最佳成绩的年龄为22～24岁，处于稳定成绩的年龄为25～26岁；其他各项如800米、跳高、铅球，因其运动时段较长或更需要爆发式用力，故而其各类成绩的年龄段均略高1～2岁。（详见通用教材，运动训练学，人民体育出版社，1990，264）
这些说法并不错，但在实际比照中却每每被例外所批驳。有例外并不奇怪，因为那些说法本来就是一些平均数，而平均数的求得，往往会掩盖样品离差的大小，这一点却不为人自觉关注。不管离差有多大，最终总是用平均数来说话，这是人文领域草率利用统计学方法所必然面临的一种尴尬。本来，每一名运动员都是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思有情的具象个体，一旦给出平均数，一个个具象的个体就不见了，人们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将平均数当作标准化、权威化量值的意向，进而，某些平均数就会成为某些运动员的趋近目标，于此过程中则很容易形成错误预期，直至训练活动进退失据。
刘翔就是这样一个案例。4年前在他21岁的时候，刘翔夺得奥运金牌并平复了世界纪录，情况与理论上“首次好成绩”的年龄数相当一致；2年前在他23岁的时候，他真的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情况又与理论年龄数准确吻合；在他25岁的2008年，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按照理论预期再拿北京奥运金牌的时候，形势却急转直下，以至于他不得不因伤退赛。明眼人看得很清楚，与其说到了2008年刘翔已无力再夺奥运金牌，不如说他们忙中出差池而将再夺一枚银牌或铜牌的机会也错过。25岁以上的中国男选手在世界田径赛场上能不能保持巅峰状态，这从来就是一个简单易答的问题；奇迹可以出现一次两次，若能屡屡如期出现就属于常态而不再是奇迹。事实上，2008年21岁的古巴选手罗伯斯，恰如2004年21岁的刘翔，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浑身充满升腾活力，只是罗伯斯在肌肉弹性、爆发冲力以及肢体比例等可见方面更胜一筹；与之相比，2008年的刘翔就显得过于老成了，完全没有了志在必得的霸气。这又使我们意识到，如今田径项目的体能高峰期有可能已经前移了，例如男子速度类项目的最佳成绩年龄前移至21～23岁而不是24～25岁。是不是这样的呢？且看几个尽人皆知的实例。
8月16日晚间10点半钟举行的北京奥运男子100米决赛，牙买加的22岁选手博尔特以9″69的成绩，刷新了两个月前即6月13日他刚刚创造的9″74的世界纪录并轻松摘得金牌。而另一名牙买加短跑名将，前世界纪录保持者，26岁的鲍威尔在这次决赛中仅获第5名，与活力四射的博尔特相比，原本不可战胜的鲍威尔也显得衰老了。同场决赛中，21岁的美国新秀迪克斯，也战胜了年过25岁的队友盖伊而获第3名。在8月15日举行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19岁的刘子歌战胜澳大利亚22岁的名将希佩尔而夺得金牌并刷新世界纪录；8月16日，又有一名19岁的英国女选手阿德弗特夺取800米自由泳金牌并刷新世界纪录。这表明，女子项目的体能高峰年龄段更呈前移趋势。仅仅一次奥运会，在田径和游泳这两大典型的体能主导类项目的竞赛中，就可以发现数以十计的体能高峰前移的例证。当然也有反例，美国30岁的泰勒，仍以47″的成绩夺得男子400米栏金牌。但总体说来，体能高峰前移的推测或估量，并非完全不能成立。当然啦，不论对体能高峰的落着年龄做何论断，涉及到每一名优秀选手时，都应做具体分析，切忌将此类论断标准化、权威化，用于训练水平阶段性提高的预期。
此间我们虽然对体能高峰前移有所预感，并也拿出一些例证，却完全不敢下一断言，只是觉得这是北京奥运的一点启示，说出来留待继续观察与思考吧。一叶知秋还是一叶障目，一点思考带来一点进步。
11．5八金四重成因
北京奥运会游泳赛场上最大的亮点，无疑是美国男子选手菲尔普斯连夺8块金牌并连续创造7项世界纪录。（其中有两项是4人接力）全世界都震惊了，真是难以思议，这个人的体能怎么会如此充盈？其游泳竞速能力怎么会这般出众？他简直就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人嘛！在菲尔普斯接二连三摘得金牌并没有悬念地刷新纪录的时候，早有媒体人极尽能事，大展其千里眼、顺风耳、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本领，试图真切地打探出奇迹背后的奥秘——从家庭遗传到个体特点，从日常饮食到作息习惯，从训练方法到设施条件，从母亲姐姐的讲述到同学朋友的回顾，一时间，大量信息报道铺天盖地袭来，反而显得非常繁杂无序，令人除了感叹复感叹，也只能相信人间有奇迹。然而，同样采集这些信息，有理论框架的笔者，就可以将之渐次延连成一个完整谱系。
体能主导类项目的竞争势能，由遗传、训练、营养、信仰这四大因素汇合而生成，从体能竞争方略的角度来看，就是材学-力学-化学-哲学这四环共振的结果。十几年前马俊仁所带女子中长跑选手的巨大成功，就可以用这四环共振原理来做出合理评说。且看，在选材环节，马俊仁专挑农村家境贫困的孩子，主要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就有吃苦耐劳、艰辛拼搏、还遵守规矩的品格，这种品格是后续一切高水平训练活动的必备前提。在以力学手段进行专项训练的环节，马俊仁以极其严酷的方式推行一套远远超出常人承受能力的训练方案，这是激烈竞争态势下相机而动、步步进逼而诱发出来的无奈而有效之举，舍此便无从参与高水平竞技。可普通的血肉之躯如何能够承受得了超常负荷呢？这又连带引出化学助力环节，即适时适量补充运动营养的问题。马俊仁在这一环节上也有高招，他娴熟地运用中国传统和现代科技的智慧，既不违规用药，又准确地找到了可助运动员尽快消除疲劳、及时恢复体能的食品和药品，并亲自熬制且亲自监督运动员把它吃下去。想想看，既能高效实施逐级增大的极限负荷，又能在每次运动负荷之后使机体耗损得到充分补偿与调养，其运动水平焉有不直线上升直至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理？但即便可以得到充分补养，艰苦卓绝的运动训练毕竟令人生畏因而也难以为继，靠什么来长久支撑呢？这又涉及人的信仰问题。没有信仰，人就和其他动物一样，完全靠本能行事，例如拈轻怕重，趋利避害，随波逐流，贪图安逸。可一旦有了信仰，人又很自然地会为了理想而自讨苦吃，会自愿地放弃许多人人珍爱而又可以轻取的眼前利益，现代运动训练的无解脱枯苦性、高概率创伤性，外制约达成性即小概率成功性等特点，使之特别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质素来统领全局。在这个环节上，马俊仁的运作更加巧妙，他设计出“母鹿大仙”的神话，用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先是强制运动员听信和服从，逐渐就将之变成她们的自觉行动。有了这四点一线方略，马家军很快便脱颖而出并所向披靡。当然啦，马俊仁未能也不可能将这些成功经验提炼为稳固的训练理论，他身边又没有也不可能有与之相容的支持系统，一旦稍有内外干扰，整个体系便一朝瓦解，而且再也找不到复兴的路数。
按照这个模式来审视菲尔普斯的训练成果，应不难捋顺其基本思路和运作轨迹。首先，菲尔普斯的身体形状和比例指数特别适合于游泳运动。他身高超过1米90，却又非常适称和灵活；他手大脚大，四肢颀长，胸阔髋窄，颅骨梭圆，似乎一切都是为游泳运动而定型铸造的。其实，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体态形状，已附加了专项训练的改建作用，但由现状去推论原型，还是可以断定，菲尔普斯的身体条件是十分理想的。有了理想的身体条件，正巧他又参加了游泳训练，这就使得他占足了选材优势。
在难能可贵的选材优势的基础之上，恰好菲尔普斯又特别自觉地投身于游泳专项训练。从赛场内外许多细节的表现可以看得出，菲尔普斯自小就接受了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相关领域的良好教育和熏陶，所以他很容易就把爱好与事业融会在一起，不必别人督促，他自发地就能坚持刻苦训练。据他母亲介绍，这些年来几乎每天他都要进行游泳训练，连节假日也不间断。据有关报道，菲尔普斯每天的游泳训练量是一万米左右。如果这个信息属实，那又能给出什么启示？我们知道，由于水的阻力作用，相同的能量消耗，田径场上的跑速，大致是泳池里游速的4倍，也就是说，游泳一万米，相当于长跑4万米的运动负荷。这又是什么概念呢？4万米跑就是一个马拉松。以每年200天的正规训练来估算，每天游泳一万米，总计就相当于每年有8000公里的累积训练负荷量。年8000公里的训练负荷量又是什么概念呢？这是当今世界男子周期性耐力性竞速性运动项目的最大负荷或曰极限负荷。根据“公里数出冠军”的原理，一个选手若能够承受如此冠军负荷量，岂有不摘金夺银之理！当然啦，据报道，菲尔普斯的训练也得到优秀教练员鲍曼的悉心指导；从电视直播的画面上我们也看到，菲尔普斯也全方位地应用了现代科技的最新成果，如泳姿、动作节奏，以及鲨鱼皮泳装。如此饱满殷实，如此无懈可击，力学环节上的训练优势也被他全额占尽。
但人们又会有疑问，如此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何以支撑？这就涉及营养领域，即化学手段的辅助作用问题。菲尔普斯究竟吃了什么特效的人工合成剂，这当然是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他不会说出来，外人也无从得知。但根据新闻报导，我们也可以试做一点分析。菲尔普斯的母亲告诉记者，说她的儿子饭量特别大，每顿饭都吃得很多。好啦，这就是一条重要信息：消耗大，补偿多，无亏欠，耐负荷。其饭食的成分究竟是什么，我们虽不知道，但可以猜测：内含足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水。这6大营养素常人皆需，他这里则特别优质齐备；此外，肯定还有荷尔蒙制剂，这是运动营养的第7要素，常人无须外补，运动员则应适时补足。为什么呢？因为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过程，不仅大量消耗6大营养素，而且也过量动用体内荷尔蒙，训练后如果仅仅补充6大营养素而无视荷尔蒙体内存量急剧下降的情况，运动员就会疲乏无力、萎靡不振；倘若依靠机体自然恢复，那么一次大负荷之后就至少要等待3天以上的时间才能进行下一次训练。想想看，在当今如此剧烈的体坛竞争中，谁能这样坐等！马俊仁曾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运动员可以持续多天承受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有一年（约1993）她们在半年内跑了114个马拉松的距离，即4000多公里，达到当今世界男子半年负荷量值的最高水平；此事后来被误传为一天跑一个马拉松，（体育院校通用教材，运动训练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24）结果呢，成功的经验反而被当作一种无须探讨的神奇——这是通用教本的一大败笔。而菲尔普斯的这个难题则肯定有人帮他圆满解决了，我们从其训练结果——竞赛成绩上可以确认这一点，只不过对其实施过程尚不知底细，或许那时一个永久的秘密。
量材而用，极限负荷，营养支撑，三大要素齐备，一朝大获全胜，然此状何以持之以恒？菲尔普斯有没有精神寄托系统？我们虽不知其详情，但可以肯定，在以基督新教为国教的美国生活环境中，菲尔普斯即便不是新教信徒，（他很可能是或应该是吧）也自然而然地会受到基督新教理念的深刻影响。西欧北美各国各民族在经由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所形成的基督新教理念的引领和激励下，极大地推进了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基督新教的一个基本教义就是，“上帝自己就是通过他的选民的劳动的成功而降福于他们的。”（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103）信从这一理念的人，就会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并把劳动致富或事业成功当作对上帝恩宠的最好回报和最大荣耀。想想看，由此产生的精神力量会有多大！宗教与巫术、神话传说相比，是更高层次的信仰机制。遵循新教的基本教义，菲尔普斯自会把游泳训练看作神圣天职，进而，整个训练系统的材学、力学、化学三大环节的有效势能，也就不难被统括融贯起来，并孕化而成参赛夺标的实力。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菲尔普斯在北京奥运连获8金的四位一体之成因的简约分析，当然啦，这也仅仅是竞赛致胜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己方实力；幸运的菲尔普斯暂时没有与之匹敌的强劲对手，电子计时和全程录像技术亦使裁判的公正性无可挑剔。就在本文撰写与修改的过程中，2009年2月初媒体传来菲尔普斯吸食大麻及事后公开道歉并被处罚停赛三个月的报道。令人感慨唏嘘。大麻，虽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毒品，但确有怡情逸神之类的兴奋作用。这件事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菲尔普斯的游泳训练在化学助力方面绝非无所作为，亦非无懈可击。但一个成功经验一旦被总结出来，就已经具有超情景的时代意义。
在我国体育界，总是有那么几个并不懂得运动训练的人喜欢说上几句唯求政治正确的话——看到有的运动队训练活动太苦太酷，就以“要金牌还是要健康”的口号去横加斥责；听说有人倡导认知运动营养的化学助力，就用“化学助力就是兴奋剂”这一混乱推论来打闷棍；得知有人提及哲学与信仰，他那边立即棒喝“不要搞封建迷信”。结果是，明明应该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却被设置成了忌讳莫深的禁区；明明是高效的训练手段，却只能私底下去做而不能口头上提及；明明知识结构的缺失尽人皆知，却很少有人敢于公开去补习。如此这般循环下去，可以设想，别说8金之梦，就是拿到一金半银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
11．6体外助力取舍
人们在严厉批评体育比赛中违规用药的丑闻时，常常会把一句话说过了头，就是强调体育比赛中只能依靠人自身的体能，而不可借助任何外力；说什么如果在同场比赛中，有人全凭自身体能，有人巧借外部助力，那么公平竞赛的原则就被破坏了。这在理论上似乎讲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几乎从来没有兑现过。想想看，如今的体育比赛，若不借助某些外力，还能成行吗？
先说田径运动的跑道，从粘土跑道到煤渣跑道、石灰跑道、火山岩灰跑道再到塑胶跑道，而塑胶跑道又分作许多等级，运动员从中借得了多少外力？如果将在优质塑胶跑道上创造的成绩与几十上百年前在粘土或煤渣跑道上创造的成绩相提并论，这公平吗？再说跑鞋，为了有效制动，避免后滑，增大弹性，并轻便合脚，如今已有多少优秀选手的跑鞋是高科技量裁定制的？对于那些无力定制跑鞋的选手，这公平吗？可以说，没有塑胶跑道，没有特制跑鞋，任何人都不可能跑进百米的10秒大关。撑杆跳高项目更明显，从木杆、竹杆、普通金属杆、铝合金杆，到尼龙纤维杆，且尼龙纤维杆也有若干质量差异，那根不变的横竿已被提升了多少厘米？一些运动员使用不同质料的撑杆进行同场竞争，这公平吗？毫无疑问，没有优质尼龙纤维杆，布勃卡绝不可能成功越过6米高度的横竿。
这次北京奥运会最引人关注的是游泳选手普遍穿着的各式各样的鲨鱼皮连体泳装。这种泳装的表面附有一层可以高效引导水流的齿状凸起，其质料伸缩性设计则有助于收紧腰身、避免皮肉震颤，这就不仅可以减小行进中水的阻力，还能对运动员的肌肉做功部位起到按摩助力作用。此外，水立方游泳馆的泳池还加深了半米，这样一来，水的浮力便增大了，运动员在水中克服自体下沉的用力减小了，向前行进的力度当然也随之提升了。泳装的改进，泳池的改建，两大外部因素合起来，就帮助几乎每一位游泳选手都大幅度地提高了运动成绩，几乎每一个游泳单项的世界纪录都被刷新了。这使得几乎所有的参赛者全都兴高采烈，然而，对于此前未能借得这些助力的选手特别是那些纪录保持者，还有公平可言吗？再想一想以后的游泳大赛，若泳池不够深，水浮力不够大，本来有实力刷新纪录的选手却功亏一篑，这公平吗？我们还可以想到，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借助海拔2200多米低气压小阻力的高原地理优势所创造的一些成绩，如8米90的男子跳远、43秒86的男子400米跑的纪录，均保持了三四十年之久且至今亦极少有人能够问津，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对于大量的随处可见的运动设施方面的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忽略不计，而将关注焦点集中在违规用药上，岂不也有点滑稽？的确，如果有人仅靠力学层次的训练成就来参赛，有人却在力学环节之上巧借化学助力来与之同场竞争，那当然有失公允；但假如参赛各方均运用了力学手段和化学助力，又当如何看待他们呢？说化学手段损害运动员的身体，可谁不知道力学阶段的训练对运动员身体伤害的严重程度也可能登峰造极！话到这里，我们必须再思考一下，规范体育比赛的各种手法究竟要追求什么？追求健康吗？那就不要再搞竞技体育、不要再搞运动训练嘛！运动训练和体育比赛必然要打破身体均衡状态，进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运动创伤。追求公平吗？那很简单，只须设置一个统一标准即可，不论是场地器材，还是食品药品，每赛先检查，违规即受罚。
其实，从北京奥运会中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场地设施、营养条件等物质方面的不公平更为严重的不公平，是东道主优势。我国在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游泳、蹦床等主观评分所占比重较大的这类项目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就是得之于东道主优势嘛！在上一届的雅典奥运会中，我国的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就明显地被裁判组压分了，以至于我们一些教练员忍不住在电视节目上连叫委屈。东道主优势主要来自裁判员，而多数裁判员是会受到赛事组织者以及广大观众的导向性影响的。人性不改，东道主优势不可避免，我们只能坦然观之，只是想要点明：东道主优势是体育比赛中更大的体外助力。
比东道主优势更胜一筹的体外助力，是举国体制。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动用全社会一切可以借助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务求确保竞争优胜或事业成功的一系列方式方法手段的整合系统。举国体制由苏联发端，曾盛行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不单针对体育，也施之于关乎国家荣誉、国防实力、尖端科技等诸多领域。依靠举国体制办体育，在很短时间内，苏联赶超美国，东德战胜西德，中国也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强国。依靠举国体制办奥运，当然也借助了东道主优势，在北京，中国首次高居奥运会金牌榜之首席。在举国欢庆之际，我们也应有所思虑：若论奥运公平竞争原则，举国体制正是最大的破坏者。若说以往曾经被国际形式所迫，那今后举国办体育的体制还能续存几何？
总之，时代发展到今天，体育竞赛已经根本不可能不借用人体之外的某种助力，问题只在于：有些助力完全没有求得公平均衡的可能，虽说一时难以撼动，但也应自觉地予以限定；有些助力纯属人性的弱点所致，人性不改，谁都对之无奈；有些助力则是科技发展的成果，即便不予褒扬，也实在无可指责，即便不予推广，也没有权力进行封堵，关键就是恪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体育比赛最讲求公平竞争，公平竞争也是整个社会的魂魄；发展体育必将有益于社会进步，社会进步了才会有尽其可能的公平竞争可以言说。
雅典奥运的启示，苦口猛药，谁人畏尝怕多？
北京奥运的启示，历历在目，谁人曾与评说？
伦敦奥运的启示，尚待蕴蓄，谁人欲往捕捉？
12．大赛启示——南非世界杯
12．1从亚洲杯说起
2011年1月8～17日，亚洲杯小组赛三轮战罢，中国队一胜一负一平仅积４分，排名倒数第二，只能遵规出局，无缘８强对决，再度惨煞见底。一时间，批评声浪骤起，其势如炸雷如潮涌，颇有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意味，显得极不厚道。但平心而论，在国情现实中，也只有当输球时才会给批评之声让出一块回旋空间，赢球时则任何质疑和反思全都没有容存之地。回想2001年10月国足在世界杯预选赛出线的当口，谁敢公开说那是侥幸中彩？即使有人说出来了，可公共传媒能予接收并如实转发吗？那时的千民万官宁可盲目地沉浸于喜悦与亢奋的情绪中，彼此弹冠相庆，称道若惊，任何逆耳言辞都不要听；直至转年６月韩日世界杯赛场上国足一场未胜、一球未进、一分未得、铩羽而归，才风向逆转，杀气冲天，举国上下展开挞伐攻势，整个舆论霎时倒向另一边。想来也真可怜，这个大环境是何其幼稚加颟顸，理性之光若得透散又该是多么难！所幸时代在发展，风气相习染，这次亚洲杯小组赛期间，终于有人不再是初见胜果便忘情狂欢。中国队首战告捷后，当即有人问及主教练，“是不是运气站到了我们这一边？”其本意是在警示国足：赢球巧机缘，胜算莫轻谈。但国足主教练显然不喜欢赢球后的幸运说，强调“战胜科威特队，并非偶然事件”；可第二场咱输给了卡塔尔队，又该怎么算？我们的主教练终于承认，“有时候足球的结果确实需要一定的运气”。可他知道吗，运气只属于有准备的人；看不清自家有什么弱点，就很难把握下一次运气的行踪延展。下一次，就是2011年下半年开始的2014年世界杯预选赛，我们的国足靠什么去争取出线？靠实力？靠运气？还靠什么呢？在我们这个国度，似乎始终欠缺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那就是理性思考。以往那么多记者和学者写的那么多文章和报道，难道都不算数吗？应该说，其绝大多数尚未达到理性思考层面，其标志就是普遍囿于就事论事而基本没有理论支点。
那么，怎样的说法才算得上理性思考成果？这事当然无法简单评说，因为众人各执一词，很难形成共识。但无可置疑地称得上理性思考的首要一条应当是：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拉开时空距离再去做整体把握。不能否认，有些人需要就事论事，以便实情解析，总结经验，提供借鉴；但其任何具体操作都应得到理论滋养，否则便会迷失方向。理论滋养从何而来？那当然要从真正的理性思考中汲取。理性思考，谁来确保？当然是理论专家。如果理论专家也跟着记者和球迷的步调走，热衷于一事一议，任由急功近利心态撩拨勾引，事过境迁，文章每每重新开篇，就谈不上理性思考高度和基本理论建树，而没有理论的牵拉提升作用，实践将永远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所谓拉开时空距离，就是不抢时效，不急于撰文发表，不围绕似乎最为紧迫的技战术问题去出谋献策，也不在乎没去为运动队贴身服务之类的指责，而是放眼四望，广泛联想，寻根溯源，从基脉上探索整个运动的大势走向。这种做法，是不是远水难解近渴呢？可问题是，如果近处无水可挖，难道也不该向远处去探寻吗？远的不提，就说近20年间的中国足球，还有什么短平快的做法没被使用过？与此同时，谁肯给包括足球认知在内的体育基本理论一点点支持或正视？其结果呢，火爆的中国足球不仅没能在世界足坛提升一格，反而由亚洲一流退至二三流水平。时至今日，中国足球界仍不思理性补课，仍昏昏沉沉地在屡战屡败的怪圈中，徒劳地消耗着物质资源和生命能量。这很类似于一则寓言故事的情节：一个人去找禅师修习，一见面就问，多长时间可修成正果？禅师瞧瞧他，说，10年；又问，如果努力修习呢？禅师瞅瞅他，说，20年；再问，如果拼命苦修呢？禅师瞥瞥他，说，70年。这就叫做越急越慢，欲速则不达；因为他首先需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克服焦躁心态。想想看，中国足球是不是这个样子？20年时间，显然不足以医治其根深蒂固的急性病，更何况，局中人似乎尚未念及问诊求医呢。再续20年，恐怕也不够，因为造成目前状况的体制结构和国民素质都难于撼动根基，迄今仍无变革迹象，谁知道若真正实施变革还需要多少时间成本！
提起国足真是令人泄气，可对于世界第一运动谁又能轻言放弃？革除现实弊端的责任人人有份，谁意识到担责谁便无可逃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以往体育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足球运动；2010年六七月间举办的南非世界杯足球赛，正巧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由联想素材。这些素材分析基本无涉足球技术战术的具体问题，故而可统称之人文联想。人文联想没有专项界限，但亦并非可以散漫无边。至于人文联想与专业研究的关系，或可拿戏台与演员的对应来做比喻。没有演员，诚然谈不上戏剧表演，但若只有优秀演员而没有稳固的戏台，那戏剧表演也是内存隐患的。足球运动的人文联想，当然不能解决足球比赛的技战术问题，但很有可能为技战术的运用提供某种人才素养，而缺乏相应的人才素养，即使寻获某些先进的技战术手段，待到具体操作时也很难得心应手。比如说国足的技术特点和战术方略，是一个纯专业问题，可选择哪种技战术系统并形成怎样的球队风格，却是一个远比专业训练要复杂得多的人文问题。再比如说，何以集百家之长于己身？何以戒己方之短于赛场？看似议题很大，却有纲目可抓。由于业内人士不具备相应的人文素养基础，自然也没有能力驾驭这样的变局，其结果就难免是朝秦暮楚、指东抓西、顾此失彼、剩存无几。想想近20年间，我们的国足是多么容易见异思迁，忽而要学习南美，忽而要紧跟欧洲，忽而崇拜巴西，忽而赞美德国，在巴西世界杯亚洲预选赛前夕又匆忙请西班牙人来当主教练，结果仍是早早就被挤出10强决赛圈。这下子可真有了冷静思考的时间，但我国足球界何曾有过理性思考的意愿？相比之下，近邻日本的定力要强固得多，人家20多年坚持全面学习巴西足球，到如今已形成了类似巴西又有别于巴西的大和民族足球风格，据此便稳居亚洲足坛的前列。明眼人应能看得出，此间的差距绝不仅仅存在于技战术方面。
在足球技战术方面我是外行，平常训练时我也很少踏入足球场；各种足球赛事我均不太留意，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比赛我却一定要观赏。从1986年到2010年这24年间，我是逢场必定稳坐电视机前，不惜通宵达旦且始终兴致盎然，自愿接受足球节日气氛之熏染。高层阶的竞赛展示高水平的技艺，世界杯赛场尽显体育的真谛；紧张激烈的场景不断地搅动人气，我们恰可从中拈取自由联想的案例。南非世界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举办，两相比较，世界杯的魅力显得更胜一筹，因为一个月赛程的时间分量更为厚重，64场足球赛场场都精彩。奥运会虽然项目繁多，但其主干项目唯独田径一个，而田径是典型的体能类项目集群，体能衡量标尺的物理学性质又决定了其最高水平竞赛过程的震撼性必定是短暂和单向度的，与叠加在体能和技能之上的战能类项目的典型——足球相比，田径显然逊色得多，奥运会也不可能回归到一枝独秀的田径大赛上去。通常单说世界杯，就是指谓足球大赛，绝不会有误解。但举办世界杯赛事的还有许多运动项目，如田径、体操、篮球，又当如何区分呢？事实上，由于足球世界杯的超级强势，早已迫使其他项目在其世界杯赛事的名称上始终标有项目定语，如田径世界杯、排球世界杯，否则，就连主事人自己也怕理解错位吧。“足球世界杯”可以免去项目定语而广为称谓，是足球运动的殊荣，也是一种信誉标记，它标志着足球运动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产品，人人可以自由分享。既然如此，足球运动就应该允许自由联想的广泛存在和多样呈现，不仅足球圈外人可以对足球运动进行自由联想，而且足球业界人士也应该有自由联想的自觉甚至是任务以及听取各种自由联想的兴趣。例如，世界杯有些事圈里人没谁当回事，倒是圈外人有些敏感性。是熟视无睹还是少见多怪？看看想想答案自然会出来。
12．2金球奖不合理
南非世界杯临近尾声的那几天，人们开始热议世界杯金球奖的人选。所谓金球奖，就是最佳球员奖。作为足球运动的外行，此前我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奖项。不过，我知道有项群思想，而那些谈论金球奖的人包括足球专家，似乎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且一直关涉足球项目的体育思想。所谓项群思想，就是强调每一个运动项目都有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地表现己方实力的竞赛要素并由此而对所有运动项目进行标准分类的学说。迄今为止，所有的运动项目均可归入体能类、技能类和战能类这三大项群。其实，这三大类项目运动能力的基础和主体都是体能，所有运动项目也都有体能、技能和战能的结构成分，只不过三大成分的配比不同。所谓体能类项目，就是指决定己方实力强弱的主导因素是体能的项目。其间虽然也有技术和战术的作用，但基本无关大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以田径项群中的中长跑项目最为典型，例如，只要体能强劲，各种跑姿均可夺冠，各种心计或可白算。不过，有些体能类项目如田径中的跳跃和投掷以及全部游泳项目的技术因素非常重，不仅不可忽略，甚至还会左右竞赛结果，又当作何解说？这就涉及项群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即每一类项群都有一个关于体能、技能和战能这三大要素的叠加顺序问题。技术性较强的体能类项目，虽说其技术因素很重，但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最终还是要靠体能状况来决定训练水平的高低，也就是说，是体能叠加在技能之上，故而仍属体能类项群。所谓技能类项目，则明确是指在体能基础上所叠加的技能因素已增大到足以成为主导因素的项目。在技能类项目的训练中，对体能的储备是不能忽略的，但重心已经上移且必须如此，即在叠加关系中，下位环节达到一个基本量值即可，上位环节的发展则没有限量，而决胜因素正是由此发端。
所谓战能类项目，是指在体能和技能综合基础上所叠加的战能因素已增大到足以成为主导因素的项目。在这类项目的竞赛中，仅仅依靠出色的体能或技能已不能有效致胜，还必须在训练中发展战术运用能力或简曰战能。所谓战能，并非体力、技术、心理、智力等因素的简单叠加或巧妙混合，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竞争要素；这就是说，战能最强者，未必其体能和技能也是最强的，甚至不需要最强的体能和技能；当然啦，其体能和技能也不能很弱，但只要达到一个基数即可；其最重要的因素是根据竞赛对手的情况而制定的攻防方案的预设与实施及变通能力，其直接支撑点是战术意识而非体能或技能或其他什么内容。战能类项目的一个特点，是有同场对抗情景或者说必定是在同场对抗的活动中进行竞赛。所谓同场对抗，有隔界对抗与无界对抗之分，前者主要是以网为界，后者则是指身体直接触碰甚而发生冲撞的运动；其共同特点是有同时空对决胜负的场景，其差异是上场人数，有单人对抗、双人对抗、多人对抗。同场隔界对抗的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项目单打比赛的战能因素，在复杂变易程度及其数值存量上处于低端，而人数最多即22名选手同场无界对抗的足球项目，在战能因素的质色和数量方面均处高端。当然啦，单人同场隔界对抗项目的战能因素即便再轻再少，其在整个项目的己方实力配比中仍是最重的一种并稳居主导地位。这就是说，这类项目竞赛的决胜因素是叠加在体能和技能之上的战能，尽管有时候体能或技能可以对战能的不足发挥一定的代偿作用。足球运动中的战能因素则显而易见地重于体能和技能等因素，以至于唯有这个项目允许人数不对等竞赛且常会出现以少胜多的结局。其内在逻辑就是，足球比赛的致胜关键基本不在于少数选手甚或全场球员的体能或技能优势，而主要取决于11名选手或少于11名的在场选手之间的配合意识和能力。由于相互配合为重，所以几乎完全不能离开同伴策应来谈论某一球员的场上作用和竞技价值。通常的情况是，各层级足球比赛的冠军，都不是由多名甚或11名最优秀球员组合的球队，而必定是若干球员或者最好是11名选手默契配合臻于完善的球队。诸多优秀球员的聚合，往往会因为难分主从反而不能通过合理分工来实现有效合作。此间当然不能不讲大牌球星的核心作用，但所谓核心作用的发挥，恰恰就在于能够将本队球员的分力融会成一个合力，尤其是善于将互补优势导向一个利己目标。
如果有了项群思想的认识基础或联想通路，那么，不论是足球专家包括国际足联官员还是喜欢足球运动的普通民众，都不会生出评选金球奖的动议。属于战能类项目的足球比赛，其任何成绩都是全体球员合作的结果。如果在一场有11个人参加的比赛中非要评选出一个最优秀的球员，那就等于把好不容易融合起来的11个人的整体，又人为地拆解开来，再判别其中哪一位可以替代整个球队，岂不荒唐！假如让一位大牌球星到一支较差的球队去，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其他球员没有能力和意识与之协调配合，那么这位球星也就无从发挥核心作用，该球队的整体水平也不会有明显提升。（2012年上海申花队买入世界足坛名将阿内尔卡，可多场磨合之后的赛况却一直不佳。）有时候一支较差的球队一次引进两三名优秀球员，凭借他们几人的通力合作，也有可能在一些层次不高的赛事中发挥比较突出的制胜作用，由此可将其评为最佳战术小组，却仍不能评出一个最佳球员。这又好比中长跑比赛夺冠之后，在表彰完整的运动员个人的同时，还试图判别该运动员的哪个肢体贡献最大，是上肢还是下肢，是左腿还是右腿对夺冠具有决定性作用。夸张吗？这样的事当然不会真有，因为谬误太明显；可只要情境稍有变易，荒唐的做法立刻就会冒出来。原因何在？或许，这正是缺乏项群思想基础而形成的偶然与必然——做好了或没做错的是偶然，出现导向性谬误则不可避免。
话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几年前茅鹏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国为数不多的体育思想家茅鹏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在先后两次总计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华人的引介，几乎遍访了美国体育界的理论专家，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那句著名的断言：体育理论的落后是世界性的。我本人30多年来所听所见所接触无数欧美日本以及港台体育专家的讲学和论著之后的总体感觉，与茅鹏这个论断是高度一致的。国外没有项群思想，许多做法就显得很荒唐；中国人本该引以为戒，哪能一提欧美便两眼放光尔后双盲！这些年间，许多中国人不明就里、浅尝辄止、颐指气使地把国外某些一家之言、争鸣之说、甚至纯属肤浅之见，当作世界先进理论引入国内体育学界，加以盲目吹捧，甚至不惜违逆常识，不惧百般破绽，不顾笑料频仍，却还自鸣得意，真乃咄咄怪事。例如，所谓休闲体育，根本就是对英文leisure一词的误读。从学理常识来讲，leisure一词只作休闲解，并无休闲体育的含义，英文中并没有leisure sport词组，即使有人这样组词，也肯定是个别现象，并不表明那是个成熟概念。体育，必定是休闲的产物，或者准确地说，体育必定是个人余暇和社会余暇的或然产物；可一旦运作起来，就不再能以休闲的心态来对待它，因为体育的精神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这种需要超常支出体能的活动，怎能掉以轻心呢？休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是与体育文化同场域并存的，但两类文化又是质色殊异的。令人费解的是，这么明显的常识错误竟能在中国体育圈大行其道，岂不悲哀！当然也可以不觉悲哀——不是已经认同体育理论落后是世界性现象吗？如日中天的国际足联不是也犯着常识性的错误在评选金球奖吗？错误有伴，自责也可以减半吧？
许多所谓先进理论或创新理论，其实不过是较为彻底地捋顺了混乱扭曲的常识。项群思想一说出来谁都不觉得陌生，就是因为它不过是把常识格外清晰地加以挑明。任何集体项目的最佳，都只能是一支运动队，这应属体育竞赛的常识，足球运动又岂能例外？如果其队内愿意把奖赏较多地分摊给哪一位或哪几位球员，那是该队球员和教练员之间的感情分享，而感情账是无法用数值计量的。可以用数值计量的事项，才可以合理地设置奖项。所以，世界最高层级的足球大赛，设置一个大力神杯，把它颁给决赛的优胜者，就可以圆满结束了；若感觉还不过瘾，再设置一个金靴奖，把它颁给大赛中进球最多的一名球员，也还勉强说得过去，因为毕竟有一个进球的数值是可以计量的，尽管每一粒赛场进球都是其他队友配合实现的，每一次互射点球的机会都是教练员安排的。此外再设置其他奖项，从常识角度来说就是画蛇添足了。2011年劳伦斯奖就没有颁发给世界足球先生梅西，理由正是我这里所说的金球奖不合理。
12．3冠军并非第一
与金球奖的可疑性质相近的，还有冠军的筛选与确认机制。南非世界杯的冠军是西班牙队，这个结果让很多人大跌眼镜。西班牙队固然是欧洲足球劲旅，但它远远没有强劲到冠军众望所归的程度，而且开局第一场就0:1负于瑞士队，谁还敢看好它？后两场小组赛，西班牙队虽2:0战胜洪都拉斯队，2:1战胜智利队，却仍没有明显优势可言。在16强对决中，西班牙队1:0小胜葡萄牙队，倒是有点出人意料，因为在小组赛中，葡萄牙队7:0狂胜英勇顽强的朝鲜队，0:0逼和了夺冠大热门巴西队，其一场未输的表现是优于西班牙队的。四分之一对决中，西班牙队1:0淘汰了巴拉圭队；半决赛中，西班牙队1:0淘汰了德国队；决赛的90分钟内双方战平，加时赛中，西班牙队才以孤球险胜，1:0击败荷兰队，而荷兰队在小组赛中三场皆胜，明显优于西班牙队的表现，一直被寄予厚望。
拉开时空距离，半年后回顾冠军西班牙队所参加的这7场比赛，真是令人感慨，慨叹运道云谲波诡，如此重大赛事的结局，竟似乎是由无数偶然因素推导出来的。冠军的本意是第一，第一名的逻辑内含就是超过所有对手的最强者。然而，我们谁都不会否认，世界杯的冠军未必是全世界最强的球队，南非世界杯是这样，此前十几届世界杯又何尝不是如此？问题是，一个赛事热闹了一阵之后总要有个结局，几十支球队对决一番之后也终须排个名次；如何结局，如何排序，就需要预制一套规则，而任何人造的事物，总是会有人性的弱点掺和其中，足球规则也不能免俗。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力神杯，只属于世界杯赛制的最终胜出者，而世界杯冠军却不能与世界第一强队划等号。那么真正的世界冠军或世界第一强队何在？有问必有答，国际足联还真的有各国足球水平排名评定机制。不过，那种根据各类赛事本身的排名情况进行加分减分的做法，是更为可疑的，例如，前几年曾将日本队排进世界前10位，怎能令人信服？后来其排名有所下降，但2011年1月亚洲杯赛之后，冠军日本队又冲到世界第17位，不服气又能怎样？或许，真正的世界冠军队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真正合理的评价机制；在现实中对世界冠军的确认办法，只能是近似替代，比如世界杯冠军，比如世界排名第一，尽管此二者很少吻合，尽管这样的替代方式并非业界共识。有人就敢公开挑战既成事实，例如某次以互发点球获得世界杯亚军的巴西队就不服气，大谈己方并未输球的优异战绩，还举国隆重欢迎百战不败的球员凯旋归来。当然啦，这种情绪性的做法并不能产生现实效果，更不可能有持久的影响力，由世界杯冠军所独享的世界最强者的美誉，还是无可更改地记入正史。
以上所谈这类足坛问题，其实也映射出现实社会的某些状况？在现实社会中，并非没有约定俗成的正常规则，这相当于人们心目中并非没有最强足球队的意象；但老实本分地遵规守则的人，却每每得不到优胜获利的鼓励和奖赏，与之相反，那些在规则边际内外伺机出招者却频频占尽实惠便宜，这相当于在足球赛事中一支众望所归的优秀球队没能夺冠，而另一支没人看好的球队却意外地摘得胜果。足球赛事，可以一笑了之，社会生活却无法绕过去。足球赛事中某些不公正的做法及其结果，往往不会随赛事结束而消失，却很有可能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加剧现实社会的扭曲局面。例如，既然人人都知道世界杯冠军未必就是最优秀的球队，那么许多通过非常手段占据高位的人岂不也可以因此而更加心安理得吗？思想家郑也夫曾深有体会地说，北大学生的天分没有想象的那么高。（郑也夫博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那些学生都是通过正规途径入学的。为什么择优机制常会失灵？显然是这种机制本身有毛病，再加之运行过程的人为作祟，其结果便与常识渐趋违拗了。其实在当今中国，何止大学招生存在不公，何止足球比赛存在不公，其他行业部门也都有亟待检讨的问题，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谁又能令人信服地劝导向善呢？基督教很早就参透了人性的弱点，认为“作恶或犯罪的可能性在逻辑上同创造有限的人类是不可分割的。”“恶所代表的是某种本身是善的东西所犯下的过错。”（约翰希克，宗教哲学，何光沪译，三联书店，1988，86，84）哲学家卢梭则把这层义理说得更明白：“我知道什么是善，并且喜欢善，然而我却在作恶。”（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96，398）卢梭进一步分析道：“冷冰冰的理论只能影响我们的见解，而不能决定我们的行动；它可以使我们相信它，但不能使我们按照它去行动，它所揭示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想而不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同上，471）说到底，人们都在为社会公义大唱赞歌，却永远被利己动机所驱策。足球赛事中的扭曲与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可以交映激荡，泼顽互比，任凭谁人都没有破拆之良计，最后只能将守则导致吃亏的现象当作上帝的考验——明知从善未必获利，还肯不肯保持善心善举？这显然需要很高的境界才能践履，故而这种行为不可能得以普及。罗曼罗兰说，他的目的不是成功而是信仰，为了信仰，就不怕失败，不怕受伤，不怕被冷淡、被打击、被围剿。（王元化，思辨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328）这位大师固然令人敬仰，然而，在冠军代表最后的优胜，成功者通吃天下的现实社会中，长久得不到成功夺冠的激励，仍能坚持养正气、走正路、存善心、行善举、非礼不视不听不动，就近乎苦行僧了，可那不就等于脱俗出世了吗？在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守正而不绝望，孤寂而不厌世，恐怕只能靠思想冲力来维持。例如，知道了冠军确认机制有毛病，就要说出来，明知说了也没用，但该说的就不能不说，说过一次两次不见效，那就十次百次地说下去，至少还有浸润化育、水滴石穿的希望吧？
12．4致胜优势另议
与冠军的生成密切相关的，还有冠军球队的整体风格问题。南非世界杯西班牙队夺冠后，立即就有专家说这是技术足球的胜利。可我依稀记得，前些年德国队夺冠时，也有专家说那是体能型足球的胜利。我还清晰地知道，巴西队更是典型的技术优势足球的代表，可巴西队这次止步于四强圈外，又该如何解释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联想首先是，西班牙队夺冠带有很大偶然性，一次成功，还不能说技术足球风格具有绝对优势，即便三次五次夺冠，仍无法依之做出全称判断。紧随其后的联想就是，足球运动是战能类项目，在最高层级的足球赛事中，体能或技能的任何优势，都不可能成为竞争致胜的主导因素，没有战术运用的成功，所谓技能或体能的优势是无从体现的。或许专家所说的技术，其实就是综合表现出来的战术，因为单讲技术，就是无对抗场景的专项动作方法要领；只有战术，才是指谓运用技术去克彼制胜的方法。在足球比赛中，专家们不可能只观察到运动员的个人技术而不关注于每个人的专项技术在对抗场景中的实际运用。所以我宁愿相信，专家们关于技术足球或体能足球的评议，是一个习惯性的错位说法。约定俗成的错位说辞并不会引起误解，但那毕竟是一种错位，初始差之毫厘，运作起来就会谬以千里。既然是错位，不论大小，迟早都是需要纠正的。
人们常说，足球是圆的，意指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似乎足球运动没有规律可循。严格地说，在足球运动中，准确重现的情况是没有的，但某些相近的情形会不规则地重复再现，这是不是可以算作一种类规律呢？例如，一物降一物的现象在足球运动中并不鲜见，有的球队以体能优势为基础所形成的战术风格，可能会非常有效地克制以技术见长的球队，反之亦然；而同样是技术优势型的几支球队，其技术特质未必相近，由此形成的战术风格更是必然会相竞相左，互见短长；所有这些情况，又会因运动员即时状况的变化而发生飘移甚至出现逆转。所以，在一个赛事中，各队如何分组循环对局，小组出线后又如何捉对厮杀，均与最终结果密切相关；不同的排列组合，就一定会产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比赛结果，哪里有客观公正可言，这还是完全排除人为虚假操作之后的最佳情境。正因如此，所谓“上上签”、“死亡之组”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说法，才总是不绝于耳。试图一锤定音式地对体能或技能或某种战术阵型做出优劣判定，不仅极不可靠，而且毫无发展导向的正面意义。
另一方面，在足球运动中，也有相近情形总是毫无例外地重复再现的规律性存在，例如，三重致胜原理。其实，三重致胜现象在任何运动项目的赛事中都是存在的，但在足球这个典型的战能类项目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具有更为严格的制约力。所谓三重因素，就是己方实力、对手斥力、裁判置力，任何体育比赛的结果都是这三种分力综合作用的展示。体能类和技能类项目的能力状况比较明显，往往都有量化尺度或量化转换机制，但己方实力强，未必能够夺冠，因为很可能对手的水平更高故而斥力更强。一支足球队的实力状况却很难准确预估，不到开赛之后甚至不到比赛结束之时就无法断言，有些大牌球队在两场比赛中判若强弱两队，也是常见现象。这是因为，将上场参赛11名选手的竞技状态同时调至最佳程度，是极高的艺术性创造之作，且每次都需要不尽相同的心力倾注和操作功夫，真是谈何容易，到头来所有的人都会说，那只能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己方的实力尚且如此复杂多变、难知难控，一个又一个对手的情况自然就更难琢磨和判别，尤其是当其联动运作起来之后，在你来我往、相机而动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根本就无从预知。你可以准备多套预案，也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但问题是有没有变通应对的余地和时间。此外，令人可以恨之、敬之却不能离之的裁判员凌驾于比赛双方之上，又给比赛添加了无穷变数。裁判员具备人性的一切弱点，却被赋予有错可以不改还不受惩罚的特权，这确实给足球比赛带来某种戏剧性，但有时也是在挑逗着双方球员甚至全场观众的劣根性。由上可见，三种因素统统利好，才有可能产生理想的比赛结局，是为三重致胜原理。单靠己方实力强或对手斥力弱或裁判置力偏斜而摘得胜果的情况是有的，甚至为数不少，但那毕竟不是足球运动的正道，不足为训。如果有了这一认知自觉，相信谁都不会说出“西班牙队夺冠是技术足球的胜利”之类的断言。相反，若从三大因素综合作用的角度来看，西班牙队夺得南非世界杯冠军是有征兆的。征兆一，近些年间西班牙足球职业联赛中几次大手笔运作如超豪华阵容的促成所产生的综合效益，是举世无双的；与之相关联的征兆二，西班牙队已先期夺得2008年欧洲杯冠军，这简直就是两年后世界杯夺冠的预演，因为欧洲杯规模虽小，但其竞技水平是完全可以与世界杯相提并论的。
再看看我国的超级联赛，每个赛季之初，16支球队几乎都会提出“保季争冠”、“保6争3”之类的口号，这些口号就是奋斗目标。可这些目标是凭什么确立的？有些球队聘请了著名的洋教练，有些球队引进了颇具实力的国外球员，有些球队被俱乐部许以重金投入，有些球队所在城市的长官发出高标指令，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可他们似乎忘记了或者真的不知道，所有这些条件在三重致胜原理所揭示的规律中，均不过是己方实力的某些因素，且这些因素的作用力尚处潜在状态，亦即其实际效果尚未得知；而十几个对手的情况如何，则根本考虑不到或远未审视，至于裁判队伍的质量就更是无从把握。在如此盲目的情形下进行决策，又怎能不导致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无从调控的局面呢？事实上，中超联赛各队并无例外，在他们来讲，目标归目标，结局归结局，从来没谁当真，亦无验收程序；碰巧实现目标，正可论功请赏；不能兑现承诺，也不必受罚担责，因为决策者总不会先行罪己，更无由开罪还得赖以出力的运动员。一切都很快翻过去，来年再如是循环一圈，十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顺着惯性，不知还要循环多少圈呢。在中国足球圈子里，像三重致胜原理这样不能直接产生实际效益的理论思想，是绝对没人理睬的，我们一说出来就知道不合时宜；但也很清楚，任何真正的理论思想都会有一个作用滞后期，相信将来自会有人把我们今天说的话用心听进去。
12．5足球蛮性探底
南非世界杯赛场上，许多球员的对抗动作非常粗野，拉人、推人、抱人、撞人、拐人、摔人、踢人、打人等现象几乎随时可见，特别是争抢地滚球时，规则允许的技术铲球往往异化为野蛮的故意铲人。如此一来，运动损伤便频频发生，几乎没有一场比赛不需要伤停补时；有时因犯规而引发的激烈冲突还会导致赛程中断，双方教练组甚至随队官员不得不出面规劝。这类事件的发生过于频繁，让人不能不有些担忧——野蛮，是不是足球比赛的发展趋势？各种严厉的处罚措施每年都多次高调出台，可足球赛场包括几十亿人瞩目的世界杯赛场上的野蛮现象却是愈演愈烈。这种事大概不能简单地用个人品行来解释，如果人人都能恪守理性的规则，恐怕足球运动也就无缘存在了。
人们都知道古希腊奥运会在持续了一千多年之后中断了，为什么会中断呢？人们从社会环境、文化气质、宗教纠纷、战争破坏、地理位置、甚至气候变化等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法。是不是还有一些重要环节未经关注呢，例如人性的本质？人的本性，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性存在，但这种无形的存在，又必定会在有形的事物和活动中表现出来。然而，由于看不见摸不着，人性对具体事件的影响作用就常常被低估了；又由于个别人的极端特性会在群体的包绕或磨合中有所淡化或遮蔽，其极端特性对群体活动的导向意义便总是被忽略。不过，只要是真实的存在，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其作用力迟早都会发散出来。某些与自然现象甚为契合的人之禀性，最初显得极为殊异，慢慢地却会广为延展，不然的话，为什么草原民族、高山民族、航海民族等许多群体会有着鲜明的人格共性？现代体育包括足球运动原本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就像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现代体育也有一个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而且，即便在西方国度，足球等体育项目最初也不过是极少数有闲阶层的娱乐游戏，后来才扩及整个民族国家。从20世纪初开始，现代体育更是强势地推广到全世界，就连我们这个崇尚中庸的老大帝国，也慢慢地全盘接受了现代体育的思想和规则，而体育活动一旦得以普及，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根性也发生了重大改观。曾几何时，女孩子穿短衣裤跑步打球便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极端事件；到如今，就连女子游泳、女子健美也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体育活动，是人的文化创造；体育活动的性质，反过来又深刻地改造着人性。对体育本质的探讨，应能加深理解人之本性。那么，以足球为代表的现代体育的本质是什么呢？奥运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成为一种答案，这其实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说得通的一种体育本质认知；将之转换成科学术语，就是“永无止境地强化体能”。从哲学角度来讲，这是表现为“盲目而不可遏止的冲动”（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91，376～377，427））的人性的一种映射。对于用作体育本质表述的“体能”一词，应做广义理解，因为严格说来，所谓技能和战能，终归都是人的身体运动起来将要表现出来的某种能力，不论是单纯的体力支出，还是复杂的动作协调，抑或是相机而动的机敏，最终均属人体的运作能力，只不过，为了在训练中把握致力点，为了在比赛时强调主导因素，也为了研究与讲习的方便，才做了这三大项群的区分。
在典型的体能类项目中，人们从来就不认可既有的体能水平是极限，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并刷新纪录的努力，就是与人性同构的体育本质的集中体现。为了创造新纪录，人们在相互比试中很自然地就要千方百计，步步升级，乃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当眼观层面的人体潜力全都调动起来之后，竞争与挖潜的触角就必然伸向人体的细微环节，而为了深入到细胞、分子结构中去，又必须借得化学递质的助力，包括医学和生物学手段。有些人以追求公平或维护健康为旗号来批评化学助力的启用，甚至还荒唐地说要“用生物力学战胜生物化学”，真是关公战秦琼之类的错乱，不值一评。其实，他们本该将矛头上移，去要求取消更快更高更强的体能竞争即体育本身嘛，问题是敢不敢！某些人对化学助力极尽丑化乃至妖魔化之能事，可他们对化学助力的成果却不加分辨地全然接受。例如，美国短跑女将琼斯的成绩曾被全世界追捧，直至若干年后她违规用药的行为败露了才遭受谴责；然而，比琼斯的短跑成绩更为惊人的乔伊娜，由于美国人自己说查无违规用药证据，即便她38岁猝死，也没人坚持质询其死因，由她保持了20多年的10″48的百米世界纪录，就依旧被人赞美。不知道那些化学助力的批评者能否坦然论及这一话题？如果说琼斯已经退役，乔伊娜已经离世，这些旧事不必再提，那么，仍有现在进行时事件案例。1988年汉城奥运会，加拿大选手约翰逊以9″79的成绩夺得百米跑冠军，3天后因查出违规用药又被收回金牌。这事本来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当时就有专家根据测试分析，认定约翰逊的肌肉发力程度相当于美洲豹的肌力水平，如果不借助药物作用，欲拉近人豹肌力的差距，得进化一万年才有可能。然而，大约十来年后，牙买加选手鲍威尔的百米跑成绩即已达9″76，超过约翰逊在违规用药情况下跑出的速度；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柏林世锦赛两次百米决赛中，另一位牙买加选手博尔特更是以9″69和9″58的成绩连续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至2011年初，鲍威尔和博尔特仍然在役，他们的影响不仅相当巨大，而且还将持续很久。试想，短短20年的生物进化过程，人类运动器官机能会有多少提升？可事实上分明有人实现了“进化的飞跃”，这又当如何来品评？是特例吗？倘若如此离谱的特例说也能成立，那就干脆一言以蔽之，什么现象都无须研究和查禁了。如果承认人体结构有功能局限而挖潜有科学手段，那就会发现，任何现象包括特例在内都是因果相连的。尿检或血检呈阴性，说明选手没有违规用药，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没有循规用药。所谓用药的“药”字，是概称，泛指各种人工合成剂包括人工提纯的天然物质。赞成也好，反对也罢，现代体育的训练和竞赛过程已完全离不开人工合成剂了，最简单的例证就是，所有的选手均已或主动或被动地尽量吃进优质蛋白和高能食品，那可都是人工提纯与化合制剂呀；稍为复杂的情况，则肯定超出我们局外人的想象。随竞争的升级，人工合成剂的使用范围和种类也将不断扩展，这是总体趋势且已然不可逆转，谁想堵也堵不住，任凭你站在局外厉声叫喊。真正合理有效的控制办法，不是广泛禁药却又无力查处从而形成猫捉老鼠捉不到、反被老鼠来耍笑的局面，而是尽力促成训练和竞赛条件的起点公平，同时也同等严厉地警视物理学手段和化学手段对运动员机体可能造成的不可逆损伤，并对倾向性危害行为保持敏捷的预警力和快速干预的行动力。当然啦，真正合理有效的调控管理机制，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古今中外，此理同在。但不论如何管理，人类冲击体能极限的努力是没有止境的，与此同时，通过人工合成剂来实现化学助力的探索与运作之路也是没有终点的。
在典型的技能类项目中，在“难、新、稳、美”等几个表示项目竞技要素的关键字的排序上，“难”字始终当先。为什么呢？因为用“难”字可以最准确地说明这类运动发展趋势的特点。所谓“难”，是指完成动作的难度或复杂程度。运动技术的难度有上限吗？每一个时期似乎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难度顶点，但随时间的推移，先前的尖峰就会降为平原。比如说自由体操的空翻转体角度，曾几何时，360度就是极限，可后来呢？720、1080、1440都成了现实。这就是说，从腾空翻转到重新落地这不足一秒钟的时间内，运动员能够沿身体纵轴旋转4周。以人体结构所能形成的转动力矩和转动惯量来推算，空翻转体4周本来是做不到的，但由于巧妙地借助了外力，如起跳点的弹性助力，助跑水平速度的冲量助力，当然也加之选手自身的训练改造，如缩小旋转半径，增大肌群舒缩力，理论上的极限值便一再被突破。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空翻转体1800度，但也肯定没谁敢说这个动作将止步于1440。技能类项目比的就是充分调动运动器官的潜能以完成最大难度的技术动作，在这一方向上的竞争永远没有止境。“难”字当先，“新”字自在其中。但“难”字常常与“稳”字发生矛盾，一旦难而不稳，动作失误率过高，其审美价值就要打折扣了，届时又势必会以降低难度来求得新中稳和稳中美；可一旦失去难度竞争，运动项目本身的存在意义就成了问题，如同百米跑不比跑速而比跑姿，岂不怪异！所以说，稍作喘息是可行甚或难免的，重返难度竞争则是必然的。“难”字当先的势头终究不可逆转，人的本性，体育的本质，均可从中得见。
如果说体能类和技能类项目都有明确的可以引导人们步步逼近的物理标线，那么对于战能类项目来说就有点麻烦。以典型的战能类项目足球为例，其竞争当然需要强健的体能和精湛的技术，但比赛的结果却完全不做参赛选手体能和技能状况的对比，而只看对抗双方的胜负结局。尽管足球比赛的结局也是量化标示的，但其量值的产生过程却并不严格遵循累加累进公式。例如，一方有威胁的射门30次，但进球数为零，另一方虽仅仅制造了一次射门机会，却成功地射球入门，便无可置疑地成为胜利者。人们尽可以对比赛过程做出多元评判，但比赛结果却刚性地超越一切逻辑推导和情感倾向。这种态势给人们的启示，其实谁都不难理解，那就是为了足球比赛的优胜，只有加强对抗能力才行。规范的对抗能力，表现为叠加了体能和技能的战术运用水平。在规则范围内，足球比赛允许技术冲撞和战术犯规，事实上，不允许也不行，因为同场接触性运动必然会发生冲撞、勾连、磕绊等侵犯行为，而一旦在规则上留有缺口，人性的力量就会将之无限拓宽。在比赛中当发现自己的体能和技能弱于对手时，如跑得较慢，或带球过人不成或被人带球晃过去了，该怎么办？是承认差距，再觅良机，还是勾倒对方或拉住他不放？做了前者，就意味着当场吃亏，包括失去一次有利机会并被嘲笑；做了后者，有可能挨罚，但更大的可能是侥幸免罚而客观上却削弱了对方的体能技能实力。屡屡被这有利与失利的场景磨砺，若仍能保持良好球风，应该是极难达到的崇高境界，反之，任凭球风堕落下去倒是毫不奇怪的。想当年，贝利在球场上被人恶意犯规伤及时，从不回敬报复，当然啦，由于他自身非常灵活且技艺高超，所以别人也很难侵犯到他；他作为巴西队主力球员三夺世界杯，成为德艺双馨的一代球王。如今的大牌球星几乎全无贝利的修养高度，往往不仅放肆地侵人犯规或猛烈报复其他犯规者，甚至还会因某种恶劣举动而直接被红牌罚下。时代发展了，人类的理性却未必与时俱进，例证之一就是球王贝利已成绝后孤例，例证之二则是现代足球运动正日趋野蛮化。或许，战能类项目竞争水平的提高，就是表现在对抗性的增强上，而对抗性增强的趋势，就是粗野加蛮横的普遍烈化。如果此论成立，那么足球运动便与人类文明的进化路径相背离了。事实上，每当足球暴力事件频发时，人们总是会强烈批评之并重修规则予以严管，足球运动的野性亦便随之收敛。但反过来想一想，人类文明又是何物？若取消了或淡化了竞争，所谓文明进化还能持续吗？不进则退，退则无位，离开了竞争，就失去了文明的原动力，进而也必将导致人类物种的整体退化。所以，对足球运动野性的压抑，总是短暂的乏力的且势必会被反弹的；无数回合野性膨胀与有限打压的结果，倘若人类文明尚未同归于尽，那么类似足球这样的野蛮运动就只能被舍车保帅式地归于消亡，直至若干年后再开始下一劫进化历程，如同奥林匹克运动的现代重生。我无力探知古希腊奥运会消亡与古罗马斗兽大戏消亡之间有没有关联，可我的自由联想却并非没有逻辑链环。
古罗马角斗士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狮子老虎等猛兽进行殊死搏斗，看台上的观众则无比兴奋地为之欢呼叫嚣，这样的场景在戏剧影视作品中可以看到，今人已很难理解那种残酷活动有什么奇妙。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相信，最初的角斗游戏不是这么血腥的。古罗马斗兽大戏的起源，可能只是一些有闲阶层好勇斗狠之士之间的余暇戏耍，如同现代体育在西欧一些绅士群体户外运动中的孕育萌发。慢慢地，随竞争的升级和比赛规则的确立，参赛双方的求胜心态也会迅即升腾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徒手搏斗，虽然也能展示非常精彩的竞技场面，但久而久之又难免令人厌倦；于是，步步进逼，层层升级，更具刺激性的角斗方式便开始有人设计，如人与人之间有伤无责的角斗，人与人之间立下生死状之后的残酷厮杀，直至人与猛兽之间的殊死大战。当然啦，随竞争的强化，竞赛选手也由有闲有钱人士置换成雇佣者，而雇佣者的生死命运是完全被金钱交易遮盖着的。所以自古以来，看台上的观众永远比参赛选手要尊贵，尽管每次决赛后都会给优胜者颁奖折桂。客观说来，参赛选手代表的是尊贵的观众，其所拼搏的则是人类的体能极限，但过于残酷野蛮的竞赛过程，毕竟深深地刺伤了人类的恻隐之心和由人类自己创建起来的道德律令。所以，处于极限层面上的竞赛活动，便不断地招致谴责。想想看，当今社会对体能类项目中化学助力的态度，不也是这样的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社会良知对违规用药和野蛮竞赛的批评与压抑，总是滞后与乏力的，最终也只有斩草除根，彻底取缔竞赛项目本身，才能杜绝这些“恶行”，让社会波澜就此消停。古罗马人兽角斗悲喜剧是不是在野性压抑与恶性反弹若干回合之后终归消亡的？我们无从得知。古希腊奥运会是不是在体能极限的无限冲击下最终导致系统崩溃的？我们也无从得知。但以史为鉴，我们很难对渐趋野蛮的足球赛事和以体能类项目为主干被化学驱力制导的奥运赛事的前景做出乐观推断。现代奥运会会不会再度消亡，现代足球运动会不会走入蛮荒，我们这一代乃至后几代人当然都看不到，但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地叙说联想。
12．6正解球星火气
南非世界杯赛场上，我们常见一些国际球星情绪偏颇，稍有不顺，当即发作，与其公众形象明显相左，鲁尼、范尼、维拉、托蒂等十几位大腕，都有失控表现的镜头直播，令喜欢他们球艺的观众眉头紧锁。他们是不是可以在保持高超球艺的同时，也能提高修养水平、耐住火爆脾气呢？看来不能，就连早些年马拉多纳、苏格拉底、普拉蒂尼、齐达内这样的超一流球星也做不到两全其美；与官升脾气长的通则一样，球艺高超了火气也会增强。或许，这样的变化也有其正常逻辑——地位升高，眼界扩大，认识问题的角度自然有所转变，处理事态的方式也不同于先前。顺其性情而论，那些粗暴举动仅仅是其应然反应；拉开距离审视，那些举动未免小题大做而不够聪明。善良的人们可以期待优秀球员将球艺与修养完美地统一起来，但这种期待必然会一再落空。在高度对抗的运动中若表现得温文尔雅或理性十足，那就不会有精彩的竞技场面奉献给广大观众。对抗的强度直接关系到比赛的结果，而竞争的极致便是偏邪本能的全额调动。
其实，球赛的观众也未必总能保持理智状态，很多情况下，球员的野性发作，会与广大球迷甚至普通观众的即时情感深刻共鸣，观众的呐喊声及某些非常举动，往往都能激发或助长场上球员的恶劣脾性。只要赛场局面尚未失控，每次犯规和严重失礼均由主裁判做出判罚而了结。足球赛场上，裁判一旦做出裁决，便无可更改，长期以来，国际足联一直赋予主裁判这一特权。任何球员都知道，他对裁决表示不满，并不能获得有利收效，却往往会招致进一步的惩罚，许多球员甚至在侵人犯规后还会期待受罚以便平衡无以释怀的负疚感，但仍有不少球员会在判罚临头时对裁判员做出强烈反应甚至攻击主裁判。这是明知不可而执意为之的禀性，这种禀性唯独人类才具有却并非人人都必有，而在足球选手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也最为直白。所谓充分和直白，并不简单地关乎个人修养是好还是坏。如果认定裁决不公或对己不利而不做出反应，难道就能体现较高的修养水平？可能够对明显不公现象表达不满的机会往往稍迟即逝，而由此招致的损失又何尝不可以当作主张公正而付出的代价呢？
或许，一般球员根本就没有这类想法，但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却边看边想并有所启发。有的人在团队活动中常常是不平则鸣，结果却是被视作另类而遭孤立，可正是这些另类人的质疑与争辩，最有可能成为实现公正的先声。孤立也好，打击也罢，权当是自由人生的一种代价，这一代价未必人人都肯支付，但任何人都不可能赊账分享如此高贵的精神财富。
12．7法朝足球对比
南非世界杯，欧洲劲旅法国队在小组赛中，首战与乌拉圭队打平，再战负于墨西哥队，三战败给东道主南非队，仅积一分，最早出局。如此糟糕的赛绩，不仅震惊了世界足坛，也引发了法国足球业界内部问题大揭盖，而且就在世界杯淘汰赛期间便开始爆料，原来法国足协及国家队内部早已是矛盾重重、实力消解、脆弱至极、不堪一击。这个事件也带给我们许多思考。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特别崇尚人性自由的国家，足球运动也确实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一名球员的自主性与创造力。但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共同的理念用以凝聚国民，否则就不成其为政治实体，进而也不会有足够强大的综合实力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权益。同理类推，足球业界在人们相互尊重个性的同时，也不能没有权威势能，不能没有统一意志的整合作用。长期缺乏公认权威和整合力量的结果，必然是各自为政、彼此结怨、相互抵牾；即便先前已有强大实力，也经不住长期削减、持续涣散，其最终结果必定是溃不成军。出现了严重家丑，法国人并没有遮掩屏蔽，而是充分披露，引人关注，寻求破解之道。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国家强盛自信的自然体现——关键时刻，国家政体发挥了健康模板作用，出手矫治了足球这个局部行业的种种病症。反之，在某些闭关自守、权力过于集中的国度，虽说也会有一定时段内的效率优势，但终难持之以恒，一旦出现局部败点，就会发生连锁反应，整个系统也将在土崩瓦解中无以复生。
朝鲜队小组赛首战巴西队，表现得非常优异，那些其貌不扬的年轻球员凭借顽强的奔跑和拼抢，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或代偿了技术和战术方面的缺失，以至于夺冠呼声最高的巴西队竟然显不出多少优势来，仅以2:1的比分勉强获胜，而朝鲜队真正是虽败犹荣。当记者问及如此出色发挥的原因时，朝鲜球员说是领袖的教导给予了无穷力量。这话让我们中国人觉得好笑，因为中国社会刚刚从政治挂帅的时代走出来；但亲身经历文革及先前多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精神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有时候甚至可以表现得异常强大。想当年我们高声宣读主席语录，也确实有精神气概变作物质力量的感觉和效果。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度，单一的精神熏陶，肯定会产生偏执性的强大冲力，将之用于任何事项，都有可能取得令人吃惊的业绩。可一旦持续较劲，比拼多元综合实力，再强的精神气度也终将难以为继。这种情况可用充气拱门来作比喻。时下一些新开张的大型商场或游乐园，通常会在入口处设置一个巨大的彩色拱门，靠鼓风机持续充气，那拱门确实可以耸然屹立，不仅美观大方，还有广告效益；停业时只要关闭电机，那巨大拱门外壳便立即瘪落下来，便于折叠收整。精神资源的存在，与充气拱门有着某种同构性——充气过程就相当于思想灌输，肯定可以产生有形实效；但单靠充气竖立起来的拱门，毕竟不是真正坚实的门柱；且不说中断充气，单说倘若有人恶作剧一刀刺破表壳，再漂亮的充气拱门也维持不住门形啊。第二场小组赛，朝鲜队在顽强招架了半场之后，终于全线崩溃，0:7惨败给葡萄牙队；由此便一蹶不振，第三场又0:3败给科特迪瓦队，然后便黯然回国。当然啦，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资格笑话人家朝鲜队，我们也不能怀疑朝鲜球员钢铁意志的真实存在，我们只是惋惜他们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及在信息时代最低限度的信息交流。
反躬自省，我国虽已摆脱封闭，走向开放，但在精神层面尚未完成革故鼎新，在物质层面尚嫌结构混乱，正处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变革途中，反而最为尴尬；更为严重的是，当足球业界特别是总局所辖足协发生腐败且病入膏肓时，我们并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样板拿来对照纠错。足球的堕落令人愤慨，但足球的改革也恰可成为国家整体改革的契机和切入点，抓不住契机，就只能继续拖延时间。
本来，足球是我国最早实施改革的体育项目，20年操作的结果是不进反退，究其症结，在行业管理方面，完全行政化的足协很近似于朝鲜等专制国家的独断管制机构，却又没有精神激励措施；在具体运作方面，普遍缺失行业自律的各俱乐部的许多做法又很类同于崩盘阶段法国足球界的各自为政，却又始终讳疾忌医。两短齐备，两长俱缺，中国足球当然要跌入世界足坛的谷底。北京奥运前后，国人都在热议举国体制办体育的利弊，人人都看得分明，足球是举国体制干预下最为失败的案例。2011年1月29日，中国女网选手李娜成为首位跻身大满贯单打决赛的亚洲球员，虽获澳网亚军，但已令世人大为惊叹，被舆论普遍认为是脱离举国体制、走自由单飞之路的成功样板。个别事件有可能代表大势走向，但还不足以据此定论。举国体制办体育的优势是明显的，那就是集中力量大干快上；但也有致命弱点，这就是成本太高，也不符合世界体坛潮流，且一旦陷入腐败怪圈便无以自拔。鉴于体制惯性难于一朝消解，改革之路或可取折中策略，即先行淡化举国体制的说法，但在社会环境、物资条件等方面仍交由政府职能部门来监管；同时则强化社会办体育的理念，特别是专项训练和竞赛方面的核心成员，应完全由业界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遴选。鉴于足球业已成为众矢之的，体育改革恰可迎头正击，反向用力。具体思路是：将行政机构精简到只保留十分之一以下的专职人员，令各级足协老老实实地回归民间；由专业人士讨论并研制发展规划，让少儿足球俱乐部率先在全国遍地开花；鼓励更多的优秀球员到国外去发展，也选拔输送更多愿意深造的教练员；引进来的洋教练不是用来限期执教，而是重在传授现代足球的先进理念；贯穿这一切过程的是人文思想，而一旦涉及人文思想，足球改革便和整个国家改革进入同一气场。
12．8更多观感剪辑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对南非世界杯另一些现象的观感联想，便只能简说略谈。
其一、南非世界杯首日两场比赛都是平局，这使我有点担心：平局过多，等于全无结果，那将出现什么倾向呢？即便是较弱的球队，倘若采用密集防守战术，想求得平局也不算太难。可如果这种局面频发，强队弱队难以区分，这项运动还有前途吗？各国足球联赛都有很多平局现象，按规则，平局则各得一分；有的球队胜少负也少，靠着多场平局积分，竟可以稳居中游，全无降级或出局之忧，这显然不能算做合理规章。是比赛就应该有胜负之分，不讲胜负的比赛恰等于有形状而没灵魂。或许，平局规则的初衷是避免在加时赛中过度消耗双方的体能，但在足球运动中体能动用程度应该不是个真问题。好在随后的比赛有了胜负差异，一切进入常态，但首日两场比赛的局势变化，仍使我深感忧虑。
其二、东道主南非队对墨西哥队的那场首战，上半场是平局，双方都没有进球，场面有些沉闷。下半场开局10分钟左右，南非队的一次防守反击成功，攻入一球，率先打破僵局。在随后的不足10分钟内，墨西哥队也打进一球，然后双方又僵峙起来。我很好奇，为什么近60分钟的对局中双方均无建树，而一旦一方取得胜果，另一方竟能很快追平；追平了就是重回起点，剩下的30多分钟似乎已不足以第二次打破平衡。很可能，这也是人类的一种秉性使然——不到危机当头的时刻，就很难调动机体深层潜能；而渡过危机之后，机能水平便重归平庸状态。如果此说尚有一点道理，那么足球训练便有了一个新的战能增长点，即在日常训练中设计出若干种逼真的危机场景，帮助球员学会迅疾找到进入竞争状态的途径。我相信很多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会想到这一点，问题是曾否认真尝试以及如何将之落到实处；提高人文素养水平，肯定对之有所帮助。事实上，足球比赛的优胜者，往往都是能够很快进入竞技状态的一方，而习惯于在强烈刺激下才能振作起来的球队，则很难让人看到转败为胜的希望。
其三、南非世界杯小组赛，欧洲推行职业联赛规模最大也最为成功的五个国家队，英、法、德、意、西，均表现欠佳，令人失望，让人揪心。与之相反，传统的南美足球强国如巴西队、阿根廷队、乌拉圭队，则发挥稳定，都是高积分晋级16强。第一轮淘汰赛之后，有4支南美球队进入8强，多于欧洲的3支球队；但在第二轮淘汰赛中，3支欧洲球队分别击败3支南美球队。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欧洲的足球运动水平整体高于南美呢？而高度商业化的欧洲球队，在非商业性的比赛中似乎很难进入竞技状态。
其四、南非世界杯赛场上，人们寄予厚望的一些大牌球星如梅西、卡卡、鲁尼均无进球，C罗只是在对方已处崩溃状态下才踢入一球，连他自己都没有兴奋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显然，凡作此寄望的人，均有一窍未通。足球比赛分明是团体协同对决，每一个进球都是多人配合的结果，即便有人单枪匹马、绕五晃六、直捣龙门，也离不开同伴的前后策应及施以对手的钳制作用。为什么非得要某某球星进球得分才高兴呢？难道由球星助攻成功就不值得称道吗？这种偏执的念头倘若通过媒体回传给球星，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精神负担，影响他们的正常发挥，甚至其同伴也会产生某些离心离德的情绪，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事实上我们也真的看到了，几乎每一位被寄予厚望的球星都有焦躁表现，结果是其技术发挥反而比较粗泛。直至世界杯结束了，许多球迷也未必懂得，足球比赛是不断地从零点开始的运动，所谓大牌球星，都是赛后的溢美之词；一百次成功的比赛，可以有一百次赛后的称誉，但任何一次预设球星的想法，都不能言之成理。
其五、南非世界杯的绝大多数比赛即全部64场中50场的比赛时间，都是当地时间下午４点钟一场，晚上８点半钟一场，中间空置两个半小时。为什么这样安排？据说是照顾欧洲人晚饭后休息一段时间的习惯。可这样一来，我们中国人就苦透了，时差６个小时，中国人前半夜10点钟看一场，午夜12点左右结束，然后怎么办？或是挨到后半夜2点半钟再看一场，或是稍事休息却很容易睡过点，惊醒起来再中途观战，又难免昏头胀脑一段时间，总之是要拖至清晨４点半至５点多钟，徒耗多少精血啊！为什么国际足联和东道主南非足协不念及一下几亿中国观众连日熬夜的苦衷？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些主事人太势利，只知道抚慰欧洲人而完全无视中国人的巨量存在和观赛热情。但平心而论，就凭咱们的足球水平和足坛丑闻,也很难在国际足球界叫得响，我们对内不是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吗？
12．9中日足球差距
其实，国际足球界对日韩足球与中国足球并不一律看待，原因很明显，2011年亚洲杯的赛绩就是一个答案。同是黄种东亚人，日本队和韩国队都能力克西亚劲旅，会师四强圈，而中国队已没有资格与之并称东亚三强了。在半决赛中，日韩两队势均力敌，苦战两个多小时，最后只能以互发点球的方式决出胜负，其出色表现终于令中国足球界发出“自叹不如”的集体感慨。在决赛中，比中国球员更瘦削的日本球员用“半米内的停球和一米内的小配合”（青年报记者陈敏）来抗衡澳洲壮汉，终于在加时赛中攻入制胜的一球，夺得亚洲人的亚洲杯。与咱中国人集体懊恼没能挤进亚足联决策圈的心态相对比，人家日本人似乎不在乎亚足联里有没有自己人，因为他们没想借用那个官员的位子去走后门，因为亚澳区足球大赛的决赛圈里总会有日本人，当然也会有韩国人，只是越来越难见到咱中国人。
日本人专心打好球赛，整个国际足坛便不能不重视他们。2011年的美洲杯足球赛将邀请日本队参加，据说日本队将在小组赛中与阿根廷、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三支球队同场过招，这是多么宝贵的锻炼机会！在南非世界杯16强对决中，日本队已与南美劲旅巴拉圭队交过手。面对强敌，日本球员毫不畏惧，硬是将0:0的比分拖到终场，又拖到加时赛结束，最后是在点球大战中以3:5惜败，但所有的观战者都认为日本队虽败犹荣。
说到日韩足球的进步，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谈论人家在比赛中的种种优点，却很少认真关注一下他们健康发展的基础。日韩球员在赛场上始终保持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状态，特别是当处于劣势时仍能从容应对，不到最后一刻就绝不松劲，使人感受到，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挥洒。这种精神力量由何而来？显然不单单是源于球员的个人修养。那些球员在赛场上的每一个表现，应该都是其家庭、球队、业界、亲人、教练、同伴直至整个社会人文教养的集中展示。这样的国度，这样的足坛，想必不会仅仅急于寻求训练良方，不会天真地以为良方到手便一切自会有，而必定是更愿意在广阔的领域进行自由探索，且特别欢迎并容纳各种自由联想。与之相比，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首先就差在这里？可有谁肯于这样来想这样来讲？
